首先,简单介绍一下几个并不是广为人知的事实。伊斯兰教是公元600年左右由莫哈默德创立的。“穆斯林”是指信奉伊斯兰教的人。伊斯兰教与基督教和犹太教一样信奉“唯一的上帝”。这后两个宗教也被伊斯兰称为“得到圣经的人”(People of the Book)。虽然伊斯兰教起源于中东地区的阿拉伯人,但“伊斯兰世界”和中东地区并不能划等号。除了中东阿拉伯国家外,在非洲,南亚和前苏联地区还有很多伊斯兰国家和穆斯林占多数的国家。事实上,穆斯林人口超过一亿的国家都在亚洲:印度尼西亚,巴基斯坦,印度和孟加拉国。其中除印度外的三个国家都是伊斯兰国家。另外在世界其他各国,特别是欧洲和北美,也有大量穆斯林人口。
最出名的,当推亨廷顿的“文明的冲突”(“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by Samuel Huntington)了。这本书的主要观点是:文明(以宗教划分)间的冲突是不可调和的。冷战时期的意识形态冲突消失后,文明间的冲突将成为主导国际政治的力量。全球化的经济融合使得各个文明之间的交往增多,而使得这些冲突更加激烈。该书发表于九十年代末,当时就引起热烈关注。“九一一”事件更被认为是这一理论的证明。当然,对这个理论的批评也不少,主要是该书发表十多年来,没有得到有力的事实支持。例如,冷战结束后世界各地的冲突中,涉及“文明”间冲突的比例和绝对数都没有增加。而涉及伊斯兰世界的冲突中,与“西方世界”为敌的也是少数,更多的是内部极端与温和势力的争斗和与其他国家和种族的冲突。而且不同“文明”的民主国家之间都没有发生过战争。相反,倒有不同“文明”的国家并肩作战的例子,如美国和北约在欧洲和非洲的一些救援行动。但不管怎样,“文明的冲突”理论对于人们的思路还是有很大的影响。
另一本类似立场的书是“美国单打独斗”(“America Alone: The End of the World As We Know It” by Mark Steyn)。作者是加拿大的一个右派作家。这本书的主要论点是:伊斯兰的坐大主要来源于西方的无能和软弱。由于实行优厚的社会保障政策,西方国家(包括加拿大和日本)生育率下降,人口减少。而为了维持税收来支持退休福利,这些国家不得不接纳大批移民,其中很大部分来自生育率居高的伊斯兰世界。所以不到几十年,穆斯林人群就会在西方国家占主流,而只有生育率尚保持在可持续水平的美国可以与之抗衡。虽然没有提供学术论证,这本书的基本假设就是穆斯林等于暴力和恐怖主义。例如,书中提到在西方被抓到的恐怖分子和嫌疑人都有伊斯兰背景或阿拉伯姓名。
但是持相反立场的人也不在少数。我看到的最全面和有说服力的当推布托的“和解”(“Reconciliation: Islam, Democracy, and the West” by Benazir Bhutto)。作者是巴基斯坦前总理。这本书是她2007年重返巴基斯坦以后和被暗杀前夕完成的。该书首先从教义方面论证伊斯兰教与现代民主观念不冲突:伊斯兰教义不否定基督教和犹太教,承认他们的先知和他们的救赎途径;伊斯兰提倡和实践基于共识的社区管理模式;伊斯兰教义的解释权在于每一个信徒,而不是什么世俗的权威,所以不应该是僵化的而是与时俱进的。然后,作者回顾了许多伊斯兰国家的历史和现状。她指出,许多伊斯兰国家没有走上民主道路或没有建立完善的民主体制,是因为西方国家的错误:在殖民地独立时没有成功扶持民主机制,为了短期利益而支持当地独裁势力,挑起或坐视当地种群冲突从而破坏了民主机制等。同时她也提到很多伊斯兰国家实现了民主,或正在朝民主迈进,如印度尼西亚,孟加拉国,土耳其,巴基斯坦等。这也佐证了伊斯兰教义与民主原则不冲突。她还指出,伊斯兰世界的独裁政府,宗教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是相互依赖,相互扶持的“邪恶联盟”。要帮助伊斯兰国家融入民主潮流,应该主要从经济社会援助着手,帮助教育事业,提高妇女地位,支持非政府组织等。我认为作者的地位决定了她的立场带有利益背景。她中心论点就是:西方国家为了自己的安全,就应该支持她这样的“温和民主派”。而她对伊斯兰教义的解释和介绍,也只能算是一家之言吧,至少与我看到的实践有相当距离。但她这本书的优点是提出很多具体的论点和论据,都是可以论证和批驳的“靶子”。所以这本书应该是为我们的讨论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出发点。
奇怪的是,布托这本在我看来很有分量的书似乎并没有引起很多重视。居然我们社区图书馆和大学图书馆都没有收藏。但是持类似观点有另一个热门作家:弗里德曼(Thomas Friedman)。他在“九一一”以后的两本书:“Longitudes and Attitudes”和“Hot, Flat, and Crowded”都谈到恐怖主义的根源问题。他认为,西方与恐怖主义之间的冲突是不可调和的。“他们不是仇恨我们的政策,而是仇恨我们的存在。”但是他并不把恐怖主义与伊斯兰教混为一谈。他的分析是:恐怖组织里的人有两种。一种是在西方国家生活或受教育的穆斯林。他们不能融入西方社会的主流,就反而转向极端的宗教去寻找自我定位和认同。他们看到西方社会与伊斯兰国家(这里指阿拉伯国家)在进步程度上的巨大差别,而将之归因于西方的种种政策和作为,由此产生强烈的仇恨。这些人由于他们的教育背景和阅历,往往成为恐怖组织的领导人。而那些随从者则往往是阿拉伯国家的青年。在那些国家中,政府靠石油收入来提供国民福利,但没有给人民提供很多发展机会,特别是年轻人的失业率奇高,造成迷茫和不满。而政府又乐得纵容鼓励反西方的宣传,把民众的不满引向国外。弗里德曼还进一步指出,西方对中东石油的依赖扭曲了当地的政治经济互动,助长了独裁政府,压制了当地自由和民主的成长。统计表明伊斯兰国家中,产油国家的“自由指数”是最低的。而除了产油国家外,其他伊斯兰国家的“自由指数”并不比世界平均水平差。所以他也认为,铲除恐怖主义的途径不是压制或消灭伊斯兰教,而是改变中东国家的政治经济环境,特别是减少对中东石油的依赖。
另一本很值得一读的书是“实力与上帝”(“The Mighty and the Almighty: Reflections on America, God, and World Affairs” by Madeleine Albright),前国务卿以亲身经历谈外交政策与宗教和理念的关系,以及美国应该怎样“输出价值”。可惜我手头没有这本书,只好以后再评了。
我觉得,除了这些“大图景”外,决定历史发展的另一个重大因素是人性。历史,政治,经济,宗教都是舞台,而人性才是主角。而伊斯兰和西方的人性到底有多少区别?这是另一个有趣的问题。这方面也有一些有趣的书。一本是我以前评论过的“三杯茶”(“Three Cups of Tea: One Man's Mission to Promote Peace . . . One School at a Time” by Greg Mortenson and David Oliver Relin),讲一个美国人在阿富汗建学校办教育的故事。另一本是“唯一幸存者”(“Lone Survivor: The Eyewitness Account of Operation Redwing and the Lost Heroes of SEAL Team 10” by Patrick Robinson and Marcus Luttrell ),讲一个美国士兵在阿富汗居民的掩护下幸存的经历。还有就是以前我评论过的“没完没了的战争”(“The Forever War” by Dexter Filkins)。看了这些书,我们会认识到那里的人虽然处世方式与西方不尽相同,但也是有规律可循,有自己的原则的。他们中的大多数也和我们一样关心着柴米油盐,妻儿老小。如果西方能了解民心,赢得民心,那才是最好的取胜之道。当然,那又是另一个大题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