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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转载] 战后美国是如何调教驯服日本的? [打印本页]

作者: thesunlover 时间: 2008-11-9 14:41 标题: [转载] 战后美国是如何调教驯服日本的?

战后美国是如何调教驯服日本的?

中国经济网

本文摘要:要彻底打倒日本，不仅要将日本人在战场上打倒，美国和日本长期在远东的争夺让美国的决策者明白，必须要以美国的意志彻底改造日本，才能够杜绝后患。

堂堂的美国太平洋舰队被日本人偷袭基地得手，舰队遭到了灭顶之灾，苦心经营的珍珠港被蹂躏得体无完肤，但是日本舰队却是几乎毫发无伤地扬长而去，1941年的珍珠港事变不仅最终促成了太平洋战争，而且让美国人在民族感情上对日本人产生了深深的敌意，要求彻底打倒日本，洗刷耻辱，而要彻底打倒日本，不仅要将日本人在战场上打倒，美国和日本长期在远东的争夺让美国的决策者明白，必须要以美国的意志彻底改造日本，才能够杜绝后患。

1944年，在与对德政策同时，美国的对日政策也在策划中。不过，当时的美国并没有想到，在以后的半个世纪中，它与日本长逾半个世纪的恩恩怨怨，也正是从它想改造日本的那一刻开始埋下了伏笔。

一、战后国际变局中的美日关系

1945年日本投降到1952年对日和约缔结，是美国和日本战后关系的第一个阶段。

这个阶段的美日关系主要内容为美国主导下对日本的占领和改造，美国对日本的政策是体现两国关系的主要方面。由于当时的国际大环境是从反法西斯战争向美苏冷战的过渡阶段，所以美国对日本的政策也产生了从惩罚到扶持的重大变化。

在二战后期，美国制定了一个以彻底改造日本的对日政策，这个政策的主要内容，是要从日本肃清军国主义力量，建立自由资本主义的制度，使日本成为自由资本主义国家的一分子，并承担对战胜国的补偿义务，使日本不再成为美国在远东战略格局中的障碍。

为了能够让自己改造日本的意志畅通无阻碍，也因为看见了分割占领德国的前车之鉴，美国决定对日本实行单独占领。在战争的末期，美国利用它在太平洋战争中的主力地位，造成了美军单独占领日本的既成事实，排斥了苏联等其它盟国对日本的占领，尽管苏联等国家经过了努力，但是所得到的结果是建立了两个没有什么实权的共同管制机构，实权始终建掌握在美国的占领当局手中。

当时，二战刚刚结束，盟国间的分歧开始暴露了出来，冷战的帷幕悄然降落，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和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在全球开始了争夺与较量。在二战结束以后，利用不同地区在两个时期间的动荡，两大阵营都试图扩大自己的影响，这种争夺在中欧、在巴尔干，也在东亚。

不过，战后最初的两年中，美国对日本的希望主要是在远东资本主义阵营中增加一个成员，美国在亚洲的战略重点主要在中国。因此，美国在战后初期对日本实行了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方面的民主化改革，打击了军国主义势力，让民主力量在日本发展起来，使日本从一个封建残余浓厚的军国主义国家过渡向一个自由资本主义国家，最核心的目标，就是要让日本不再可能成为美国的敌人，至于到底是让它再也站不起来，还是让它成为一个坚强可靠的盟友，并不是美国最关心的。在1945年美国制定的《投降后初期美国对日政策》和《投降后初期基本政策》这两份文件中，美国计划实行的是严厉而彻底地惩罚日本的政策。

然而，亚洲的变局远远出乎美国的意料，1947年以后，中国共产党不仅没有被国民党的进攻打垮，反而开始了战略反攻，国民党在中国的统治江河日下，美国对中国局势日益失去了控制，越来越多的美国决策者认识到，随着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的胜利日益到来，日本即将成为两大阵营在亚洲对垒的第一线，在他们看来，无论中国局势如何发展，如果要对抗苏联，一个经济水平落后、“有名无实”的中国终究不如一个工业基础强大、“真正友好”的日本。

而且从战略局势来看，如果能够保卫日本、菲律宾一线，将保证美国在太平洋的利益不至于受到重大的损失，于是，美国对日本的心态，开始有了变化。

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红色阵营“在亚洲的扩张”在美国人看来已经是十分迫切的危机，防止日本这个拱卫太平洋西海岸的桥头堡被苏联的力量所侵入，成为美国在冷战的大环境中首先要考虑的问题。如今看来，仅仅是防止日本重新成为自由资本主义世界的威胁和新战争的策源地是不够的，一个虽然民主、和平，但是弱小的日本，是不可能保卫美国在亚太的利益。

而从日本国内的形势来看，1947年以后，民主化改革已经初步取得了成果，日本已经走上了建立自由资本主义制度的轨道，和美国在亚太争霸的可能性在当时已经看不到了。但是日本的左翼力量也在日本战后的萧条中壮大起来，成为了日本资本主义统治的不安定要素，甚至有爆发革命的可能。

如果中国仍然成为美国在亚洲对抗苏联的盟友，一个弱小的日本不会造成美国的麻烦，但是，如果要让日本成为亚洲对抗共产主义的桥头堡，就不可能把一个弱小的日本在两大阵营交锋的前线上。于是，防止“过度削弱”日本、扶植日本的念头在美国人心中产生。

经过了美国国内各方面的争论，1948年10月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出台了《NSC—13/2文件》，与1945年美国的对日政策相比这个文件重点主要有四方面的新内容:1是主张减少日本的战争赔偿义务；2是主张尽快缔结对日本的和约；3是主张在美国的军事保护和经济援助下实现日本的复兴；4是对日本民主化改革的要求放低，允许日本按照自己的方法处理改革的其他事宜。《NSC—13/2文件》标志着美国战后对日本政策从惩罚到扶持的重大转变，从此以后，美国开始了扶持日本的努力。

美国在经济上，实行了减轻日本战争赔偿、稳定日本财政金融体系、减轻对财阀的惩戒、提供经济援助等措施。在政治上，实行了打击左翼力量、放宽对战犯的惩罚、稳定新政府统治的措施。在军事上，美国除了在日本保持军事占领以外，还为日本建立了警察预备队，以维护日本的社会稳定，防止社会动荡。在外交上，美国加快了对日缔结和约的步伐。1947年，麦克阿瑟就提出了尽快对日本缔结和约的主张，经过了美国决策层的长时间争论，在中国革命胜利、朝鲜战争爆发等亚洲形势变化的推动下，1950年，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制定了NSC60/1号文件，提出了加快对日缔约的政策，然后，又根据这一文件，提出了对日媾和7原则和和约草案。

于美国提出的和约草案既没有对日本的重新武装进行限制，又要放弃战争赔偿，因此，很多国家都对这个和约表示了抵制。为了能早日对日缔约，美国进行了多方面的活动，通过“威逼利诱”尽可能让有关国家同意缔结和约。

1951年9月4日，美国在旧金山召开了和会，有52个国家参加了会议，南斯拉夫、缅甸、印度拒绝参加，中国被排斥出会议，苏联参加会议以后，对和约进行了斗争。9月8日，与会的49个国家在和约上签字，苏联、波兰、捷克斯洛伐克拒绝签字。和约签字以后，中国、朝鲜、蒙古等国家表示拒绝承认这个片面的和约。1952年，日本和中国的台湾当局签定了和约。

尽管这个和约是片面的，但是对美国和日本来说，这已经足够了。这个和约让日本和27个国家结束了战争状态，得以在承担极少的战争赔偿义务的条件下，纳入一个经济相对发达而且包括了日本周边大多数国家的国际体系中，获得了一个相对正常的生存和发展环境，也确定了日本作为世界资本主义阵营的一份子的角色。

在美国加快对日和约的过程中，对日本的安全保障问题也在美日之间策划着。通过了谈判，对日和约签定5小时以后，美国和日本就签定了《日美安全条约》，其主要内容是美国在日本国内和周边驻军和帮助日本维持国内治安的相关内容。这是日本以牺牲国家的部分主权以换来美国保护的条约。然后又签定了与《日美安全条约》有关的《日美行政协定》，明确美国在日本驻军的一些事宜。

1952年4月28日，《日美安全条约》、《日美行政协定》和《对日和约》同时生效，这标志着二战后以美国为主导的日美同盟关系的建立。

二、黄金时代中的美日联盟

自从二战结束以后，从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初，在完成了对战争破坏的恢复以后，由于在美苏对峙中世界局势相对稳定，加上经济理论的革新和科学技术的革新，资本主义世界迎来了一个持续的发展时期，成为了资本主义世界的一个黄金时代。

这个时期，由于“旧金山体制”的已经建立，是美日同盟在美国主导下发展的时期。这个时期笔者又以1964年池田内阁与佐藤内阁的交替为界线，划分为两个阶段。在前一阶段，是美日同盟建立、巩固的阶段，美国的主导和日本的从属是美日这一阶段两国关系的主要特点。

这个阶段，从美国这里来看，一方面，旧金山体制建立以后，美国已经成功地将日本纳入到其亚太战略体系当中，保持对日本的控制，巩固和发展这个关系是美国下面对日政策的重点，这可以说是美国自从冷战以来对日政策的延续；另一方面，对日和约缔结以后，日本虽然失去了若干主权，只能算半独立，但是美国必须要以国家间的交往方式来影响日本，这和占领时期以命令方式改造日本是不一样的，既要让日本继续在美国的主导下发展，又不能让日本和日本国民有被控制的感觉，甚至要让日本人觉得美国是在帮助日本。这就需要美国对日政策要有新的改变。

美国对日本未来可能的前途进行了多种预测，通过比较，他们将对日政策的目标定为:让日本恢复一定的实力，使之能够保证自身的安全并为自由资本主义国家在远东的利益提供保障，同时又要保持与美国的盟友关系，不再成为美国的敌人。根据这个目标，美国制定了政治、经济、军事方面的对日政策。

在政治上，美国主要措施是继续通过与日本的政治联盟来保证日本作为自由资本主义国家的国体，保障美国在日本的利益，增进两个国家的交流与合作。

在军事上，美国不仅要在日本保持长期的驻军，更是强调“共同防御”，要让日本重新武装起来，让日本越来越多地依靠自己的武装力量来解决防务问题。因此，朝鲜战争期间，日本就建立了7、5万人的警察预备队以填补美军离开日本后的空白，维持治安。1952年，建立了保卫陆地的保安队和保卫海上的警备队。之后，美国又对日本提出了扩大保安队、建立航空队等扩充武装的要求。1954年，美国和日本签定了《日美共同防御援助协定》以及相关的三个协定，统称“共同防御协定”（MSA），其主要内容就是美国为日本提供经济援助，而日本则要扩大国防力量，承担防卫的义务。从这以后，美日军事联盟得到加强，美国加速了对日本军事工业的扶植，同年，日本的保安对和警备队改名为陆上自卫队和海上自卫队，创立了航空自卫队，实际上重新拥有了自己的军队，迈出了重新武装的重要一步。日本自卫队人数1954年为15万人，到1961年增加到24万多，1961年池田内阁通过的《第二次防卫力量整备计划》更是全面提出了自卫队现代化建设的计划，提出了增强机动性能四倍、火力二倍等目标。

在1960年，美国和日本签署了《日美共同合作和安全条约》，这个条约的主要特点是日本收回了部分主权，在日美同盟中获得了更高一些的地位，与美国扩大的军事合作的范围。但是这个条约要求日本在本土上负有与美国共同作战的任务，与宪法中放弃集体防卫权的条款实际上是冲突的，也使日本有被美国卷入新战争的可能。说明尽管这个条约在名义上增加了美日平等合作的意思，但是实际上还是日本从属于美国的反映。

在经济政策是美国对日政策的重头内容，因为日本的复兴本质上要的是经济复兴。而当时由于美国实行孤立中国的政策，因此日本不可能与这个传统的重要贸易对象展开交流，所以美国除了设法保持日本与西方、美洲的经济联系以外，还引导日本将贸易对象向东南亚国家发展。在美国的要求下，日本开始了与东南亚国家的谈判，解决战争赔偿问题，根据谈判的结果，日本在战后共向东南亚国家支付的战争赔偿约为12亿美圆，提供无偿经济援助近5亿美圆。这个赔偿与东南亚国家原先希望的数字相比是非常小的（仅仅印度尼西亚就在谈判前要求赔偿172亿美圆），给日本的负担并不沉重，相反，日本在赔偿的过程中，通过经济合作的方式加强了与东南亚的经济联系。美国发动越南战争的目的之一，就是要巩固资本主义阵营在东南亚的市场，保障日本在这里的利益。

帮助日本重新返回国际社会是美国在这个时期对日政策的又一个重要内容。

早在1051年1月，美国就帮助日本假如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1955年9月，日本又加入了关税及贸易总协定，1963年成为该组织的地十一条国（成员不能一国际收支恶化为理由限制进口）次年成为第八条国（成员不能以国际收支恶化为理由实行汇兑限制），1964年日本还加入了经济合作于发展组织。从此，日本得以与西方的大多数国家平起平坐。

考察这个时期美国和日本的关系，除了考察美国对日本的政策及其实施外，也需要考察一下这个时期日本的状况，因为日本已经成为了一个主权国家，美国对日本的政策要得以顺利推行，必须要有个合作的日本政府。

战后初期，日本政局持续动荡，3年多的时间换了五届内阁，直到1948年第二次吉田内阁上台以后才实现了稳定。吉田内阁一直执政到1954年，经过了日本从美国占领到美日联盟过渡时期，在占领时期频繁更换内阁的日本，吉田内阁能够长久执政，执行了一条追随美国的外交路线，无疑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吉田内阁执政以后不久，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究竟是与新中国建立外交关系，还是与台湾的国民党政府建立外交关系？成为当时吉田内阁面临的重要外交难题。在50年以前，吉田茂首相就在多种场合发表反共言论，表明了追随美国的立场，在旧金山和会前，日本也曾向美国做出了与台湾缔约的保证。但是和会以后，一度出现了观望的心理，引起了美国的紧张，为此，在美国的要求下，吉田茂将一封美国方面草拟的声明以信件的方式回寄给美国以表明与台湾缔约的立场，这就是著名的“吉田书简”。

作为美国政策的支持者，吉田内阁在美国对日本制定了扶植政策以后，在内政上就作了相应调整。美国在民主化改革上日益消极，代之以保持日本的稳定为重点工作，吉田内阁的国内政策也日趋保守化，对国内左翼力量、劳工运动、民主运动的打击不断加强，对部分战前具有军国主义色彩的东西加以恢复，对美国重新武装日本的意图，他也心领神会，在建立保安队的时候，他就说，这是“为建设新国军打基础”。

虽然说正是由于吉田内阁越来越过分的反民主政策，导致了他的下台，以后上台的几届内阁，虽然各自都有不同的施政纲领，但是总体上来说，从属美国的外交政策以及在美国影响下的对内政策都是主要特征。这是与当时美国实行全球的扩张政策相适应的，也是与日本“重经济、轻军备”的发展策略相一致的，从根本上来说，是美国利用自己的力量援助和控制日本的结果，也是没有强大武装力量的日本在冷战中维护自身安全的选择，是美日实力对比的体现。

但是在这个大环境下，却存在着对这个关系的变数。从日本方面来看，这个时期完成了战后的经济恢复，然后从55年开始进入了经济发展时期，到了60年代出现了高速度的发展，仅仅用4年左右的时间就完成了原计划用10年完成的“收入倍增”计划，日本已经逐渐从一个战后的废墟向资本主义经济大国过渡。

从美国方面来看，虽然二战以后美国作为世界上最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也在持续发展中，但是相比于其他国家，美国的优势正在逐渐减弱，在全球的扩张与对盟友的控制也在逐渐减弱。

这种此消彼长的力量对比，必然导致同盟关系的变化，在这个美国主导的同盟中，日本对美国不顺从的意识和行为也一直是存在的。

这种不顺从，首先来自于日本民间对美国的反抗意识和行为。1952年和约生效的时候，美国在日本共有军事基地2824 处，占地1300多平方公里，一年以后，到1953年3月末，虽然数量下降到658个，但是面积仍然达到1296、3平方公里。这些基地的存在，极大地影响了当地人民的生产和生活，而且这些美军受到治外法权的保护，经常胡作非为，凌辱日本女性、杀害日本人民，激起民愤极大，引起了日本人民长期的反抗运动，要求收回军事基地，撤走美军，其中以美国在日本最大的基地冲绳人民的斗争为最。

到了《日美共同合作和安全条约》签定前后，日本人民更是掀起了规模空前的反安保斗争，导致了岸信介内阁的下台，也迫使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在菲律宾决定取消访日。

在日本政府方面，虽然从属美国是政策的大方向，但是也并非对美国唯命是从。吉田内阁时期，就曾经对美国对日本扩充自卫队的要求进行了抵制，减少了扩充的数量。吉田内阁之后的鸠山内阁也是顺应了当时日本的民族情绪，提出了改善与中国、苏联的关系等方针，而苏联对日关系的改善，对日本加入联合国是有决定作用的，到50年代末以后，日本政府就归还冲绳与小笠原群岛的问题，也与美国开展了长期的交涉，60年代前期，池田勇人首相认为，对中国的态度“未必采取与美国相同的态度”，推动了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经济文化交流的发展。

但是总的来说，日本这些对美国的不顺从，都是在对美国的从属这个大前提下的次要方面，日本民间的反美运动虽然轰轰烈烈，但是由于日本政府采取的镇压政策，所以成效并不明显，吉田内阁以后的历届内阁虽然与吉田内阁有所不同，增加了自主外交的色彩，但是充其量只能说是对原有的对美一边倒路线的小修正而非根本改变，与美国利益有较大冲突的问题，比如反安保斗争、冲绳问题，日本仍然是心有余而力不足。

而美国方面，虽然这个时期与日本方面出现了若干问题，但是他们在要求日本服从美国的大前提下，也顺应了日本的部分要求，采取了比较主动的协调政策，比如在反安保斗争以后，美国和日本关系一度出现尴尬局面，美国的肯尼迪政府为了改善与日本的关系，派遣了以赖肖尔为代表的一大批日本问题专家从事对日关系的工作，对日本实施亲善外交，加强了与日本各界的交流，还承认了日本对琉球群岛的主权。

以上都说明这个时期，美国和日本关系中出现的一些问题，双方都能将其限定在非冲突的范围内，限定在美国主导、日本从属这个关系的框架内。

不过，这种关系是不可能持久的，在60年代中期，随着日本经济实力的增加、日本国民信心的增强，注定了这个民族不可能让自己的国家长期处于从属美国的地位。之前的种种自主的、反美的（至少是非美国的）努力虽然没有突破这个美日关系框架，但这只是因为日本的发展还没有到达某个临界点而已，而这个临界点，就要到来了。

三、摩擦和调整中的美日关系

1964年1月—1972年7月是战后美日关系的第三个阶段，日本方面，这个阶段刚好是佐藤内阁长期执政的时期，除了 1965年出现的并不长久的萧条以外，这个时期可以说基本上是延续了之前的经济高速增长，从1965年10月到1970年7月，出现了长达57个月的“伊奘诺景气”，在1968年，日本的国民生产总值超过了西德，成为了资本主义世界排名第二的经济大国，在明治维新一个世纪以后，日本赶超欧美的梦想终于有所实现。经济实力的增强使日本人的国际地位提高，世界对日本的经济奇迹表示了很大的关注，日本人的民族信心也大大加强。

在美国方面，这个阶段处于约翰逊、尼克松两个总统执政期间，随着约翰逊时期越南战争的发展，深陷其中的美国国力削弱，加上美圆危机的冲击，尼克松上台以后提出了被命名为“尼克松主义”的“新亚洲政策”，在全球的战略也从扩张向收缩转变。

美日之间一消一长的力量变化，也使两国关系发生了变化。

在政治上，随着日本经济的增长和民族情绪的发展，日本越来越多地希望改变一贯的美主日从这一同盟关系，更多地增强两个同盟的平等性，佐藤在其演讲中提出了“日本与美国合作”的“太平洋新时代”的说法，正是这一观念的集中表现。冲绳归还是这个阶段美日政治关系的重要事件。冲绳问题是二战结束以来美日关系中长期存在的焦点问题，为了保持美国在远东的利益，美国以托管的名义将那里作为美国直接统治下的军事基地，成为了日本的国中之国。自从50年代开始，由于那里的美军对冲绳人民造成了多方的侵害，也侵犯了日本的主权，伤害了日本的民族感情，所以从50年代开始日本人民就为了收回冲绳而展开斗争。

早在1951年，就成立了“促进冲绳归还期成会”，到了60年代，为推动冲绳的归还而成立的相关民间组织更多。在政府方面，早在吉田内阁时期，就向提出了归还冲绳的要求，随着日本经济的发展，历届政府也多在冲绳问题上对美国有一些交涉活动，但是一直没有实质性的成果，到1962年，美国肯尼迪政府终于明确承认日本对冲绳的主权。佐藤内阁执政以后，日本对归还冲绳的呼声更加高涨，在野党更是策划在1970年安保条约期满之际发动大规模运动推动冲绳问题的解决，给政府带来了巨大的压力。而这个时期日本经济的发展和美国优势的减弱，有让日本在交涉冲绳问题的时候有了更大的余地。1965年，佐藤首相在上任以后初次访美就提出了归还冲绳的要求，在访问冲绳以后更是发表了如果冲绳不归还，“战后就没有结束”的讲话，公开表明了收回冲绳的决心，成立了有关机构拟订对冲绳的政策。而在美国方面，也逐渐认识到继续按照既有的方式统治冲绳已难继续，为了能得到日本的支持与合作，也在1966年成立“冲绳特别研究小组” 研究冲绳问题的对策。在这个基础上，美国和日本就冲绳问题进行了磋商。

在1968年4月，日美达成了归还小笠原群岛等部分岛屿的协议，成为冲绳问题解决的预演。尼克松总统上台执政以后，为了能够推行他的新亚洲政策，要求日本更多地承担本国的防务，也是为了让安保条约能顺利延长，加快了解决冲绳问题的行动。1969年，美国和日本发表联合声明表示美国将在1972年归还冲绳。1971年6月，两国达成了归还协议，1972年5月，归还冲绳的协议正式生效，日本恢复了对冲绳的主权。不过美国在冲绳的基地仍然保留了87处，总面积只比归还前减少了2.5%，美国在冲绳的基地、驻日美军在冲绳的暴行、冲绳的无核化，使冲绳在今后仍然成为两国关系中的敏感话题。即使在当时两国对冲绳归还的看法也差别很大，美国方面希望以归还冲绳来换取日本在贸易摩擦上的让步，而日本方面则认为这不过是美国做了应该做的事情，在贸易摩擦的谈判中仍然保持了强硬的立场。

在军事上，在这个时期，日本的的防卫出现了地区化的倾向，在1967年通过的《第三次防卫力量整备计划》中，不仅提出了扩大自卫队的新目标，更重要的特点是将防卫策略从岸边防卫转向了海上防卫，强调了自卫队在周边海空的活动能力。“自主防卫”、“宣传自卫队”、“国防教育”这样的词语也被频繁提起。这与美国的亚洲政策转变正好相适应。由于美国先是长期陷入了越南战争，需要日本作为后方提供支持，然后又在“尼克松主义”指导下在亚洲收缩军事力量，对日本承担防务的要求更加提高，而日本经济实力增加和对平等合作关系的期望，又使日本在这一方面与美国的要求形成了默契。1970年，《日美安全条约》的自动延长，说明日本和美国在军事同盟关系在协调的基础上继续巩固。

在经济方面两国关系的变化是最大的。自战后以来，美国就对日本经济的恢复和发展提供了多方面的援助，提供了大量的外资、技术、订单，给予了日本优惠的贸易政策，支持日本加入了主要的国际经济组织。随着日本经济的长期景气和美国在越南战争以后对经济力量的消耗，美日实力对比也发生了标志性的变化:1965年，日本对美国的贸易从逆差变成顺差，并且不断扩大，从当年的1、13亿美圆扩大到1971年的25、17亿美圆，这让美国方面触动很大，1965年以后，美国人对日本开放市场、实行进口自由化的呼声越来越高涨，而日本方面对此则并不甚积极，以便设法保护本国时市场，并积极打入美国市场。于是，美国和日本之间的贸易关系对美国日益不利的发展趋势终于导致了1969到1971年的的纺织品贸易摩擦，虽然这场持续了两年多的贸易摩擦最终以日本的让步而告终，但是这成为两国以后不断的贸易摩擦的开端。除了贸易摩擦以外，美国也对日本的资本自由化程度不够要求表示不满。这说明，随着日本经济实力的增强，两国的经济关系已经从从属转向竞争。

归还协议签字以后不久就宣布将在1972年访华，让一直对中国采取强硬政策的日本政府大为尴尬，同时，这一行动也违反了日美同盟关系中“事先协商” 的原则，让日本有被欺骗的感觉；在同年8月美国又发表了“新经济政策”，宣布:1、美圆与黄金脱钩；2、暂时对进尼克松总统上台以后，先是在日本不知情的情况下，与中国改善了关系，搞“越顶外交”，就在冲绳口商品征收10%的附加税；3、削减10%的援助；4、国内工资和物价冻结90天；5、减税。这些政策的突然宣布使对外贸依赖程度高的日本受到了很大的影响。美国希望日圆升值以改变美国在对日贸易中的不利地位，但是日本仍然坚持与美圆的固定汇率，但是很快就不得不放弃这一政策，顺应了美国的希望让日圆升值，而美国也取消了10%的附加税。

由于尼克松的以上政策（被称为两次“尼克松冲击”），使美日关系进入了一个低谷时期。

总的来说，这个时期是美日关系的变化期，由于日本经济力量的强大和美国优势的减弱，使两国在政治关系上向平等伙伴关系更进一步，在军事关系上以日本防卫力量的壮大而进入了新的合作阶段，在经济关系上则进入了摩擦不断的竞争阶段。

同时，在70年代，国际大环境也发生了变化，由于中苏关系破裂，中美关系解冻，使美日联盟对抗苏联的意义比以前有所减弱，中美苏三角关系的形成，也使美日关系要进行调整以适应新的国际形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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