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
[转载]虚构与现实（谢尔比·希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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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冬雪儿
时间:
2008-8-21 03:39
标题:
[转载]虚构与现实（谢尔比·希龙）
虚构与现实（谢尔比·希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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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者的话】
读者总有永远无法满足的好奇心，在阅读了小说之后，充满想象力的那部分人就会猜测故事中到底有多少来自作者自己的生活。“您的书中有哪些是来自你真实的生活呢？”这是一个提到次数最多的问题。甚至也有无比执着的读者通过各种渠道去求证小说的真实性：“莫言，《红高梁家族》里的真是‘你奶奶’？”“白鹿原——真有这么个地方吗？”小说——fiction，本义虚构，这与真实性本是相对立的，但小说本身又不可能脱离现实生活而产生，尤其对于小说人物的生活原型，从鲁迅到钱钟书都有过类似的评说。
现在让我们来听听美国作家谢尔比·希龙面对读者提出的这个问题时又是如何回答的——
小说往往反映作者的情感或希冀。
最近，我在圣安东尼奥和一群夫妇座谈了我的新小说，我的妹妹苏珊和她丈夫也参加了讨论。那些人都知道她是我的妹妹，她是位历史教师，有三个儿子和一个美丽的西班牙式的家，我们还一道去拜访了呢。人们也知道我这个作姐姐的是和现在的丈夫住在青山环抱的佛蒙特州。
他们都已经读过我的长篇小说《埃拉怒放》，它讲的是两姐妹的故事。邋遢大王妹妹是家里的祸根，她是个单身母亲，住在路易斯安娜州的老梅泰里一间破旧的简易房子里，刚刚经历飓风和洪水。而她的姐姐则完美无瑕、讨人喜欢，但死于一次空难。然而这些读者，不管他们是闲来阅读还是参加了读书会，书评人亦或职业写手，都好像对我们家还一无所知的样子，问些我以前总被问到的问题：书中有多少成分来自你的真正生活？
我觉得很难对此作出明确的解释，于是答道：“你读时有什么感受。这世界看上去又如何。”
但接着，为了说明得更清楚些，我大胆地说出了自己的想法，比如，我在文中借用了位于德克萨斯州奥斯汀的我父母的真实住所，是他们在世时的样子。但是我妹妹怀疑地摇了摇头：那不是我们父母亲的房子。嗯，是，也不是，我提醒道。埃拉的故事中许多痛苦的场景都发生在那间虚构的起居室里，有两把绿色椅子、印满花的沙发、毛玻璃背后暗淡无光的鸟形版画、蛋黄色的墙壁、苹果绿的地毯，这一切看上去和我们小时候住过的光秃秃、堆满书的房间当然不一样了。还有，当埃拉在参加了姐姐的葬礼之后重又回到家中时，她在那个地方站着动不了了，也无法呼吸，环顾四周带给她的感觉仿佛是在别人家里，她想：我真的在这儿住过？尽管房子里橘色的装饰不是我们家的，但埃拉的感受我也曾有过。我相信我们都有这种体验，感到我们和父母住在一起时会觉得自己是另一个人；如今的我们也不同于过去的我们。我这么说，是想说明那个家的确来自我的生活。
在一定程度上，小说里的姐姐也是如此，虽然她表面看来与我毫不相同——她姣美、金发，生活富足，为她的帆船俱乐部掌勺，坐飞机去与爱人见面。不过，也不尽然，在一个回忆镜头中，当她——特莱尔——给她妹妹埃拉讲她读到的一篇文章，说有一个植物学家花了整整30年去研究一列濒危植物，她大喊她真应该“在每一件她所拥有的事物上花上30年时间啊！”而这一生的追求不正是我的吗。我瞥了一眼自己的人生，如果我一直也是那样一位顺从的好女儿，如果我没有用写作来解救我自己，也许她的苦闷最终也会成为我的。书中有一个叫雷德的男子，他在中学的时候就是一个自由主义和理想主义者。
在小说里，他最后放弃了有利可图的法律工作，转而回归青年时代的激情。那可能是我过去认识的某个年轻人的反面，他并没有丢弃成功，也没有回去追寻早年的梦想。而当埃拉经过多年又找到雷德时表现出的那种喜悦，也不能说没有我的影子。对作家而言，在小说中实现一个愿望也能使故事变得真实。埃拉抚育了一个非凡的女儿，14岁的波迪，她是个极有天赋的大提琴手，心地善良，很有主见。可她也是个小胖墩儿，腿毛很多，头发蓬乱，也没有兴趣找男朋友。在佛罗里达珊瑚屋举行的一次文学午餐会上，我面对一群极有修养、穿戴得体、饰以珠宝和丝巾的女宾发表讲话。有人提了有关波迪的问题，“为什么埃拉自身从未得到过良好的母爱，却能教养出像波迪这么好的女儿来？”我回答：“因为她撒手不管那孩子。”她们都笑咪咪的，我从每个人的微笑中读出：要是她养这么个孩子，她可绝对不会不为女儿的毛腿、邋遢头、肥胖、厉嘴而操心烦恼，甚至更甚。然而我确信，她们和我一样渴望在成长过程中不受任何人一丝一毫的品头论足，外表也好、态度也好；她们也一定希望我们会把这份叫作“接纳”的礼物送给自己的孩子，就像埃拉给她那个穿着一身宽大土气衣服的14岁大提琴手一样。有时，当谈到小说中的真实成分时，作家团体会问：要是书中的人物和情节不是源于你自己的生活，那它们又从何而来呢？而我的答案总是：去读读非虚构文学作品。我相信通过阅读讲述真实事件的真实声音，你会发现我们自己的情感也能存在于由零星的描绘和叙述编织而成的虚构世界中。
以《攀高者》为例，这是普利策奖得主新闻记者玛德琳·布莱斯撰写的一部感人的回忆录，讲述了她在一户有六个孩子、失去父亲的天主教家庭中的童年生活。作者在尾声反思：“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一直有个隐秘的猜疑，我觉得以自己的天性会成为一名冒险家，但环境将我由最初的个性塑造成完全不同的样子。”如此看来，对于任何一个曾经是叛逆者、现在是有责任感的成年读者，又怎会没有共鸣呢？而对有些人来说，这段陈述或许会成为他小说式的一生的催化剂。甚至最具学术性的书也能以其真实的片断令你吃惊。三位加州律师合著了一本当代法律最著名的总结辩论文集《陪审团的人们》，在看这本书时，我读到了有关克拉拉·S·弗尔兹的简述，此人历经各种困难，终于在1878年成为加州的第一位女律师。
所有富有戏剧性的情节在都包含在简单的一行字里：“她不囿于社会风俗，向法院控告了一家餐厅，因为这家餐厅因为她们母女二人没有男人陪同而拒绝向其提供服务。”假如恰好某位作家自己的生活也充满了类似的忿怒和抱负，这会激发多么吸引人的一部小说啊。那晚在圣安东尼奥，在读书会上人们已经讨论了埃拉和特莱尔——她们并不是我们姐妹俩，她们的父母，还有那个两姐妹都深爱着的雷德，以及不同寻常的女孩波迪；他们也已喝了葡萄酒，吃了甜点，这时候他们又绕回到最初那个问题上来：那么，书中到底哪些是来自你真实的生活呢？这次，他们应该明白了，我说了实话：“每一件事，没一件事。”
来源： 《作家》（美国文学期刊）译：陈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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