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有一句话叫“人言可畏”，上个世纪三十年代，一代影后阮玲玉的死，为它做了最好的诠释。鲁迅在《且介亭杂文二集》中说：“阮玲玉算是比较有成绩的明星，但‘人言可畏’，到底非一口气吃下三瓶安眠药片不可。”
杀人，原本我们以为只有用刀子，用枪杆，却断然不料，语言也是可以杀人的，而且杀得不见血光，杀得更彻底，是从精神到肉体的双重毁灭。所以咱们老祖宗早就说了 “三人成虎”，“众口铄金”之妙语，就有了“曾参杀人”那哭笑不得的故事，可想人之言拥有多么巨大的威力。
从来我不否认舆论的积极作用，而且曾经大肆渲染和利用这种作用的心理，在争取劳工权益的时候，以此为砝码，逼迫资方就范。深感无奈，却也找不到更为有力的办法，在一些制度尚且不健全的时候，舆论无疑是最佳的工具，是可以较为快捷达到目的的有效手段。但是，在内心，我一次一次称自己是变相的强盗，甚至比强盗更为可耻，尽管我所做的是所谓的善举。
在国内，人们一次次逼问，为什么我们的慈善事业举步不前，是什么冰山在阻隔着其发展的步伐，是什么让那些想有善举的人迟疑着脚步，最终徘徊在门外，甚至撒手而去。
这其中，固然不排除政府所下的力度不够，在推进慈善事业方面唯唯诺诺，颇有损一己之利而后患无穷的无谓担忧。在税收上给予慈善企业以优待，是各国比较通行的惯例，为何到了中国就不能实行。所谓税收是要取之于民用之于民，那么慈善本身的出发点是与之并不相驳的，那么减免税收本就是把这些慈善的所得直接变成用于社会的有效资源，有时候比政府财政的调度更为便捷。在操作的过程中，不可避免会出现钻空子的不法企业，但是这是需要靠不断完善法律等相关制度来保证的，而不是因为存在这样或者那样的后果，就把本该对社会创造更大价值的东西放弃了。
不能在税收上获得优待，也并不能阻挡一些富人走向慈善之路，但是在慈善的过程中，这些富人所要面对的是更为尴尬的境地，这样的尴尬，我更愿意称为中国文化怪圈，因为在其他国家，这几乎是很少有的现象。
你可以“为富不仁”，但是你却不可不“倾囊而出”，在这样巨大的社会压力下，有几个企业，几个人能承受住呢？ 真善也好，伪善也罢，我们需要看见的是后果，即是否有善。在积极倡导善的时候，我们首先要用赞美的眼光去看待行善。而不是首先用有色的眼镜去窥探其背后是否还藏着更深层次的动机。而我们太爱用这样的心思去揣度别人了，我们总是从恶的出发点去看待一切，而不是从善的观点去看待。
我们总愿意把自己装扮成无所不知的人，总是用自己无限的想象去自由发挥，因为我们都愿意成为聪明人，而不愿意被成为愚蠢的人，我们都愿意对别人指手画脚，而忘记了自己是否有这个权利有这个能力。于是，我们就能不停地动用公众舆论的力量，对于我们所不了解的或者无知的东西进行大肆的批判。所以，我们总能看见语言的巨人，却难以看见行动的巨人，即便有愿意做行动的巨人，也在这样轰轰烈烈的舆论围剿中退缩了。谁愿意做那枝头的鸟，谁愿意做那领头的羊？更何况等待他们的是层层的盘剥，是无休无止的利益纠缠，是来自各个方面的敲竹杠，因为那些躲藏在黑暗处的手终于又可以摸到一块肥肉了。
国人喜欢一种英雄气概，如：慷慨就义，从容赴死，舍身忘死。大凡如此，都能让人心中顿生豪情与豪迈。我喜欢吗？不否认，我也喜欢，但是，这是不得已而为之的下下策，并非要值得推而广之的上上策，过度宣扬这样的精神，容易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即对生命本身的漠视，在所有此类壮举面前，一切生命的价值显得是苍白的，是无力的。所以，我们会用这样的一种推崇，把人悲壮地送上十字架，送上被祭奠的神坛，却忘记了自己对生命所持有的强烈渴望，以己之心度人，我们还能喊出“好”吗？
在这样的一种文化成长氛围内，慈善事业也毫不例外的打上了这样的烙印。有钱，你为什么就不把这些钱全部都捐赠出来，你知道全国有多少待援助的对象吗？在这样的“掷地有声”的质问面前，谁敢理直气壮地说：不！
我们习惯了“杀富济贫”，所以每每有对富人挑衅者，对富人发难者，往往会应者众众，会受到英雄般的礼遇。富人与穷人一样，都有劳有获，也有不劳不获，我们绝对不能因为别人财富之巨，就衍生一种不健康的心态。当富人不能达到我们期望值的时候，一种仇富心理就不可避免的滋生，演变成穷富的势不两立。我们从来不把责任归结到社会，归结到政府，却往往把这些推卸到个人或者某个群体，也并不寻求症结所在，更不会动用法律的力量，或者努力去完善法律，制定相应的更为科学合理的措施，而是把舆论的力量发挥到极至，大肆鞭挞，群起而攻之，大有剥其皮，吃其肉，啃其骨之势。于是我们看见富人感觉到严重的危机，穷人也感觉到严重的危机，我们生活在了时时的不安全感中。
于是我们忘记了一个企业首先要的就是继续生存与发展，首先要负责的就是它所要每日面对的员工，当然我们更不会想起这些企业的领导本身就是企业的员工中的一名，至于是我们普通人中的一名，那是谁都会自然忘记的。一个企业最大的善举就是遵纪守法，就是要自己的员工获得最大的经济利益，这些是保障社会稳定的最基本的条件。一个濒临破产，毫无生力的企业，自身难保，还如何去对社会尽绵薄之力。我们把一个个企业盘剥得一贫如洗的时候，不过是在制造另一些的被援助对象。这个道理本身也适用于个人，也就是那些富人们，当他们穷到连自己都不能救助的时候，还有力气去救助别人吗？我们的“均贫富”的思想最后就是人人皆穷人，就心安理得了。
在我们所有的指责刁难背后，都忘记了摸摸自己的心口问问：我这样了吗？我能这样吗？我可以这样吗？问自己十遍，看你还有任何责难别人的理由吗？做自己能做之事，修自己能修之行，尺有所短，寸有所长，量力而为，不难为自己，更不要难为他人。
说这个的时候，想起了一个并不算题外话的事情，却是舆论力量的终极体现，就是被广泛关注和传播的虐猫事件，当事态演变到今天结局的时候，是那些指责者对被指责者行为的另一场道德的颠覆，因为所有指责该事件的所谓有良心道德的人，不过最终都沦丧为和该事件当事人一样的人而已。他们是虐猫，而你们却是虐人，一场更为赤裸裸的对人性毫不留情的践踏，不过是一场更可耻的暴力对抗暴力。
拯救永远比毁灭更令人值得尊敬，面对该事件的时候，几乎所有人都发现了自己善良的存在，可是，当把这种善良演变成一场暴行的时候，善良已经成为了刽子手的刀斧，随时用所谓的善良砍向他们认为犯罪的人。最后谁比谁更恐怖，谁比谁更血腥，谁比谁更冷漠，谁比谁更残忍？
举起“正义之剑”的时候，看看自己的手是否在颤抖。
给良心一个安全的出口，给爱一个可以呼吸的空间，由此我想到的是咱们中医一向所倡导的“悬壶济世”，想到了“医者父母心”。当我们动用舆论的力量寻求公平公正，呼唤社会道德良知的时候，用“仁”之心，施“仁”之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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