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序《备忘录》-- 邵燕祥
(转发一篇刚收到的文章。<<备忘录>>作者的妹妹是我的同学，此书经由章怡和介绍本由香港明报出版社出版，最后一关搁浅，原因可能是销路的考虑。妹妹让我找出路，并且充满敬意地提到廖先生。我深以廖先生的朋友为荣。)
序《备忘录》 邵燕祥
读了贺星寒先生（1941-1995）的《备忘录》，才发觉我对他的了解如此之少，如此之浅。
我知贺星寒之名，已在四分之一个世纪之前，当时编《诗刊》，经手发过他的一首叙事诗，题目似是《三个男人和他们的影子》之类，在1979年，许多人的文风诗风还受到长期禁锢没有解放时，他的诗笔显示了相当的特色，那时只知道他在成都的一个曲艺团工作；九十年代初，我帮助林贤治为《散文与人》约稿，得读贺星寒的力作《人在单位中》，这是对中国特有的“单位现象”做出敏锐观察和中肯分析的第一篇文字，极有份量，于是我明白了为什么久久未见他的诗作，原来他关怀甚广，远远不仅限于职务写作的曲艺和偶尔涉笔的新诗。
后来从朋友处听说，贺星寒中学毕业或还没毕业，不足十八岁就被迫流浪新疆，以后又因投身铁路部门，而到东北从事体力劳动多年，最后才回到家乡四川，真如杜甫诗所云“支离东北风尘际，漂泊西南天地间”了。他的妹妹贺黎说他留下一部纪实书稿，我先以为就是写他这些过往的经历。其实不是。这部《备忘录》写的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之交他的亲历，他的心路。
贺星寒已经在1995年因癌症去世，他的病，恐怕跟他前半生的颠沛流离、身心交瘁不无关系，而我们没能从他的笔下看到他浪迹天涯的苦涩青春和辛酸中年，不免感到遗憾；然而他在去世前，从1989年到1993年，几乎是共时性地写下了这部书稿，该多少弥补了这一遗憾。因为近年来如此细致、如此翔实、如此近距离又如此真实地记下一地一群知识分子在特定时期悲欢、惶惑、思考与选择的作品，如果不说为我所仅见（因我的阅读视野有限），那也要说是为数不多的，十分可贵的。
克罗齐说过，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就是说，所有的历史阐述都通过了当代人眼光对历史的审视。那末，身在当代的作者，秉笔直书当代的史实，就该说是“史中之史”了。当代人写当代事，究竟是更容易，还是更难呢？说容易，在于不用穷搜简牍，也不必田野考古，事情的发生犹如隔夜，有关的人多还健在；但也正因此，众目睽暌，哪怕是写一件小事，一个细节，也不容失实，不能羼假，要能随时质之于人证物证，还不说必须面对权势者的干预。但人人知道，史贵求真，难固难在忠于事实，而尤其难在不循私情，不为物障，不因爱恶亲疏而有所遮蔽，对自己和亲友不拔高溢美，不文过饰非，这还只要求公正诚实；而在舆论一律的条件下，坚持对时势对权势者坦言臧否，则需要有捍卫个人话语权即言论自由权、捍卫个人独立人格尊严的勇气。
然而，舍此还叫什么历史性书写呢，遮遮掩掩，藏藏躲躲，吞吞吐吐，欲说还休，还有什么“备忘”的价值？
贺星寒题其书曰“备忘”，是提示这一段历史不该忘记，而自然并不只是对他个人重要，只是自家的柴米油盐账，而是希望别的过来人跟他一起“记忆保鲜”，希望后来者也不忘前人的探索与追求，不要真像一句旧谚语，“以前种种譬如昨日死”，那一来，多少人的苦心孤诣，多少人的殚精竭虑，多少人迷惘的死灰中复燃的憧憬，多少人绝望的废墟中重建的希望，不是又会付诸东流了吗？
作者写这部书稿，想必不是要“藏诸名山”，而首先是面向当代读者的。但也因他的“不合时宜”，不但在他生前不能面世，而且，十几年过去，至今犹如鲁迅说的，朋友的“遗作”留在手中，就像捏着一团火，贺星寒的“遗作”捏在他妹妹手中，也仍然像一团火。这把火何时不再烤灼贺黎的手，而能够成为火把，传递到广大读者手上去呢？
贺黎告诉我，她正在寻找出版的机会，让我为之写一篇序。我与贺星寒无一面之缘，但我不论作为当年的编者、当今的读者，都要说，这是贺星寒在去世前不久，以其病弱之躯，以他即将燃尽的生命，以他的理性和激情之笔，写给广大读者——相识与不相识的朋友的一份郑重的遗嘱。
让我们读其书，亦读其人，读他的真诚，读他的睿智。我总以为，这部书，由于他的早逝，可能并未最后写完和写定，而带着草稿的性质；也由于他的早逝，书中的一些“预言”未及亲验，但我们于看到他的深刻犀利的同时，也将看到他的天真，因而更觉亲切。
看惯了所谓“宏大叙事”亦即“大话题”的朋友，请不要挑剔他写的似乎只是大时代的一个小角落，但这“一滴水”，也差可映出了特定时期中国知识分子在社会角色和文化心理上的碰撞、震荡、徘徊与抉择。作者往往于小事及于深意，正像哈维尔的《无权者的权力》一文，是从一幅挂在菜市场的横幅标语入手，做出对后极权社会世态政情的鞭辟入里的剖析。贺星寒夹叙夹议，却并非就事论事，而由其评点，生发出值得深长思之的点睛之笔，不乏未经人道的新见——我今天读来仍然感到是“新见”，也可见他先知先觉的超前。我们自可“得鱼忘筌”，大可不必纠缠于他所说具体的一人一事了。
贺星寒若是活到今天，他又能贡献出多少思想的成果！天忌良才，令人恨恨。
二0 0四年九月十日，北京秋晴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