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今年很爱淘书。所谓淘，就是到网上旧书店中寻找一些自己喜欢的书。而这种兴趣的萌发，是因为有一天我读了一篇名为《桥上──断藕之一》的散文，深深为文章的情调所打动。

作者名叫川岛(1901年6月1日—1981年5月12日)，原名章廷谦，浙江上虞人，1922年从北大哲学系毕业。他曾与鲁迅建立《语丝》周刊，并历任浙江大学、北京大学、北平女子文理学院、长沙临时大学、昆明西南联大等处教职。抗战结束后一直在北大任教。

我对这位章先生很不了解。不了解是因为当年的文学史害人，把好好的一部文学史只用三个词就歪曲了：革命，进步，左联。不属于这些范畴内的人，便不能登堂入室。我现在只好一边读书一边补课。好在互联网发达了，川岛的资料虽然少，但我还是找到了一些。

川岛是鲁迅的学生和同乡，鲁迅和他相当交心。在《致章廷谦/1927年2月25日》的信中，鲁曾经说道： “诺贝尔赏金，梁启超自然不配，我也不配，要拿这钱，还欠努力。世界上比我好的作家何限，他们得不到。”

在参加“左联”的成立大会以后，鲁还向章廷谦说过如此实话：“于会场中，一览了荟萃于上海的革命作家，然而以我看来，皆茄花色(绍兴方言，意谓没起色)，于是不佞又不得不有作梯子之险，但还怕他们尚未必能爬梯子也。”凭这一句话，再加上他与周杨、徐懋庸等人的论战，大家就应知道，鲁迅虽然后来被歪曲成了红色的鲁迅，但他其实根本不属革命一党。

由于和鲁迅特殊的关系，章廷谦对二周失和也比任何一个人都了解。可惜他的“听窗说”不为正史所容。他是亲眼见过二周打架的，据李晚成的《鲁迅兄弟》（续）介绍：

——1924年5月，鲁迅正式移居北京西三条胡同，把不堪于信子虐待的母亲也接来同住，生活总算渐渐平稳下来。

他想起自己在八道湾的书籍和一些什器还未曾搬来，就抽空又去了趟老屋。那天闷热得厉害，鲁迅到了八道湾觉得口渴难忍，就悄悄地步入外院的厨房，拿起一个洋铁杓从水缸中舀起凉水来喝，正巧被房客章廷谦瞧见，他想喊鲁迅进屋喝茶，鲁迅对他作了个不要作响的手势，轻轻地说：“勿要惹祸，管自己！”喝完水，他就独自进了里院。不一会儿，从里院传出了周作人的骂声，章廷谦一听不妙，马上追着骂声进了里院的西厢房，只见周作人手里举着一只尺把高的狮形铜香炉，正欲往鲁迅砸去，章廷谦忙冲上去一把抢下，劝着周作人回到了后院住屋。鲁迅想不到周作人会对自己动武，恼怒之下回敬了他一个陶瓦枕。

川岛当年在北大学的是哲学，后来在北大教的却是中文。据宋运郊(回忆我们的老校长——马寅初先生)介绍：

——1956年秋天，我们在文史楼101阶梯教室听章廷谦先生讲中国文学史。章先生是浙江绍兴人，鲁迅的学生，笔名川岛，当年左翼作家联盟的成员。因为是绍兴人，嗜酒，且只饮黄酒，自己坦言早上起来必先喝够了酒才能上课，尤其是冬天，因此他的课必定是上午的第三第四节。
     
记得那天章先生讲柳永的词作《雨霖铃》，且吟且解说。《雨霖铃》的下阕说：“多情自古伤离别，更那堪，冷落清秋节！今朝酒醒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此去经年，应是良辰好景虚设。便纵有千种风情，更与何人说？”说到“今朝酒醒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先生反问：“有人说此处语意不连贯，不知所云，真是这样吗？”，“这是不懂柳三变（柳永别号），也是不懂酒的人说的话。这里写的是酒后情态”，说到这里，章先生滔滔不绝地讲起了历代有关酒后意境的诗词佳作，古人的酒仪酒具，诸如‘举案齐眉”等等，一个“酒”字引起了章先生洋洋洒洒一大篇，说得满脸涨红，舞之蹈之，神采飞扬。先生精神振奋，学生气氛活跃。正是高潮处，教室门轻轻地开了。那天我来得晚，只能在靠门口的座位就坐，文史楼的阶梯教室门开在教室东面正中。我抬头一看，是马老，正要招呼，马老半弯身子示意不要声张，要继续听课。台下马老在静心听课，台上章先生照讲不停。马老听了三五分钟，俯身弯腰问我：这位是谁？我告诉他是章廷谦先生。又问：绍兴人？马老是浙江宁波一带人，熟悉当地方言。我点头肯定。最后一句话是问我：你们认为讲得如何。我说阐述得很精彩。他笑一笑说：“章先生真是海量啊！”然后轻轻转身出了教室……

王友琴在《中国知识分子的四个S》中写了章文革时被批斗的情况：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章廷谦曾经担任过国民党区党部委员。按照当时划定“历史反革命”的“标准”，国民党区党部委员是在“历史反革命”的线上。章廷谦坚决不承认。因为他不承认，就被定为“从严处理”的“典型”，在北京大学东操场举行的 “宽严大会”上，在北大全校师生员工面前，章廷谦被戴上手铐拖进警车带走。

中文系林焘教授告诉笔者，在章廷谦被手铐铐走前的某一天，当时他们都集中在北大19楼“搞运动”。那时还准许回家。有一天回家的路上，章廷谦告诉林焘说：我很苦恼，他们非说我是联大（指抗战时期在昆明的西南联合大学）国民党支部委员。没有啊，就是吃了顿饭，就算参加了国民党了。是冯友兰记错了，以为我是支委。

林焘先生描述，后来在北大东操场召开的“宽严大会”，场面故意搞得非常戏剧化非常恐怖。主持大会者先领导一万与会者一起高声朗读毛泽东的语录：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倒，扫帚不到，灰尘就不会自己跑掉。然后，军宣队负责人在台上的扩音器前大声问：“我们的队伍里，有没有反革命？”停顿片刻，大喊一个“有”字，然后，高声宣布：“现在，把章廷谦揪上来。”话音一落，埋伏在人群中的打手一下子就把章廷谦揪上了台。军宣队的人宣读材料后，章廷谦被戴上手铐塞进一辆汽车带走……

也许是因为冯友兰“ 奉命”写过《关于章廷谦的问题》，钱钟书曾用英文轻蔑地说：Feng’s name is now stinking in
Peking University。别忘了，他和冯可是有师生之谊的。

中国知识分子的“四个S”并非王友琴所创，她引用了潘光丹对自己一生的总结：

——潘光旦，1899－1967，中央民族学院教授，在1957年被划成”右派份子”，文革中又成为”批判斗争”对像，从1966年夏天开始，一直在该校“专政队”中“劳改”，1967年6月10日病重去世。在去世前，他用四个S开头的英文词，即“投降”SURRENDER、“屈服”SUBMIT、“活命”SURVIVE和“灭亡”SUCCUMB，描述了自己的一生……

对政治我还是点到为止的好，请大家去读川岛的美丽文字吧。

桥上──断藕之一

川岛

　　这一年我是几岁呢：十一？十二？我的姑母许还记得吧。

　　他们说，伊比我大四岁，那末伊该是十五或者十六了，在那一年。

　　如今我是连我当时的年纪也已忘却，在那时只听说伊比我年长四岁，我那渺茫的幻想就如得了多少的保障，深深地镌在记忆中，到如今还没有褪去微笑的颜色。我属牛，伊属鸡，据说肖数是相合的。你看，够多巧呀，这个合；我听了，真是──比我刚知道伊那小名儿时还要高兴。

　　我是跟祖母到姑母家去做客的，姑母的住所和伊家隔着一条河；虽然中间有桥并不碍事，可是要没有这条河。伊便成了我姑母家的近邻。不至于如现在生分！一说起来便是西岸开洋货铺家的英姑，好似两家的门口不就有桥，离的如何辽远。倘若我站在姑母家的门口──就说是桥上吧，据我此刻的推测，当不仅是邻近的人家或者英姑家里，知道我是谁家的客；就是常在桥上走过的人，也该知道我是一个异乡人。

　　薄暮的时节，在桥上望不见落日，要是伊也在门口，那晚霞──晚霞般的美的便依稀能在西方觑见，见了使我感到幻灭。因此，不但薄暮时节，几日来我于午前后也和姑母说到桥上来看船了。那船也真好看；一只出坂船，夫妇分坐在船的两头上使桨，中舱堆着不多的白菜和萝卜，根际还带着泥。一只渔船，船艄上放着一顶大箬帽，箬帽底下露出来一点蓑衣的角，中舱里是几盆鱼，鱼都是活的，我知道有一种是鲈鱼，就如鳜鱼似的，渔夫坐在船头上使桨；有时在中舱里大约是渔人的子侄，用蚌壳把船中的积水往船外泼。要是卖番薯或者菱角的，还有一只竹篮里放着秤；叫卖的人便是在船头上划桨的人……我老实说，那时所要看的不是这些，是比这些更要好看的英姑娘。如何我会知道伊叫阿英呢，是伊自己告我的。伊的半个身子倚在桥梁上，低着头吞吞吐吐地和我说，“爹和娘都叫我阿英，三弟讨厌，他老说我是苍蝇。”后来也听得我姑母说，西岸的英姑和檀哥儿倒顶说得来的，他们的肖数也合。

　　我们时常在桥上相遇，见了面彼此都带笑，笑的时候伊的脸上有两个酒涡。却是好笑，见面不一会我便捧了那颤动的心讪讪地离远伊了，虽是落了桥还回头来偷看，但往往是四目相遇，那我就该很快的跑进姑母家去；在门斗里站一会等脸上不大热时再出来，如果伊还在桥上，那末我──我那时真难为情。伊又该眼睛钉住了我抿着嘴笑了。

　　也是一个薄暮的时节，我凭着桥梁在看──看的是什么已经忘记。忽然背后娇滴滴地一声，“檀哥儿，看什么咧？”我回转头来知道叫我的便是英姑，我却窘了，真窘，窘的脸都──该发紫了吧？我还说：“骇我一跳。”

　　“你又要逃了吧？”

　　我更羞了，伊似乎也有点脸红，红的才好看咧。不久彼此都恢复了常态，且也亲热起来。忘了怎么个来由，这其间伊把小名儿也告了我。后来伊弟弟来叫伊去吃饭，临走时还和我说：“唔。”

　　明朝，家里来人把祖母和我都接回家去。我一夜来预备要和伊说的话也不及说。回家后还不时的想起伊，有时说话绕了多少弯子向姑母家的来人面前探伊的消息，到而今十几年了我还能想起伊那迷人──至少迷我的两只大眼。

　　人们也许轻易看过了水上的浮萍，也许珍重沾在襟上的飞絮。至于我，这偶然的遭遇便在记忆上撒下了种子，四年前我重到桥上，曾逗起我当时缭乱的情意，今年深夜中又经过旧时伊家的门口，虽然一切已经模糊的犹如夜色，但是伊的倩影毕竟在我的记忆上撒下了种子，使我忽然感到当时的孤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