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我们自己的方式写作吧

洛陀

每年10月，总要打听一下今年的诺贝尔文学奖桂冠被何人摘取了，但是年年带来的都是失望。我对于我国作家获取诺贝尔奖抱着两种态度，一是不在乎，获得不获得无所谓，我们该做什么就做什么；另一种态度是十分在乎，在乎的是文化古国中国竟然在一百多年时间里没有一个人达到国际大师的水平，或者有了国际大师的水平却不被人所承认。

近来看到了一些材料，想法有了些转变。中国的一些记者曾经多次与瑞典学院的人接触，甚至直截了当地问人家评奖的情况，如夏榆就曾经采访过斯图尔.阿兰，终身评委。阿兰院士觉得很委屈，得不到大家的谅解，他说：瑞典学院是能独立行事的，谁能获得诺贝尔奖，主要是看他在文学上的成就，这是唯一的依据。20多年前中国作家沈从文可惜在5月份去世了，否则10月份肯定能获奖。马悦然教授也表示过同样的意思，这是我国作界与诺贝尔奖插肩而过的一次。当然，鲁迅也有资格获奖，不过他在国内的名气比国外大得多。

说起诺贝尔奖获得者的提名问题，阿兰院士说，有四种人有提名的权利，第一种是瑞典学院的成员（即评委），第二种是世界各大学里的文学和语言学教授，第三种是以前的获奖者，第四种是各国的作家协会主席。每年全世界都能推荐出200名左右候选人，但是推荐中国人的却很少，推荐得越少，获奖的机会当然就越少了。为什么推荐的中国人这么少呢？中国的教授们和作家协会主席干吗去了呢？他们是否只想到自己被推荐，无视了推荐他人呢？可见，我们自己不善于识别人，不善于积极争取，这才是根本原因所在。请问诸位教授和作协主席大人，你们是如何看待这个问题的呢？

瑞典学院是十分关怀中国作家的，他们作了大量的工作，特别是马悦然教授，他曾经详细分析了中国的作家状况，从历史到现在，除上述鲁迅、沈从文两位以外，他还分析过巴金，认为他写的《家》、《春》、《秋》三部曲很好，但远比不上沈从文的《边城》、《长河》、《沈从文自传》，他认为不能比，即二人的差距是很大的。他的这种评价是十分直率的。我也曾经知道，有一次巴金住在沈从文家，两人同时写作，沈从文写的就是《边城》，他坐在外面院子里写，写得很慢很慢，每天只得500字左右。巴金在屋里写（作品名忘记了），写得很快很快，每天可得5000字左右。一个是精雕细刻，一个是批量生产，一个是个中篇，一个是皇皇数十万巨著。但是，人家认为沈从文比巴金强得多。至于老舍，他写过《骆驼祥子》、《茶馆》，但是给人翻译坏了，马悦然认为他的作品不对劲（为什么？不清楚）。他们看上的另一位中国人是闻一多，他的《死水》是非常伟大的作品，对闻的评价很高，认为他是“伟大诗人”、“杰出学者”，可惜闻一多先生被蒋介石杀害了。

近年来，他们喜欢一些年青的中国作家，如李锐、莫言、余华、苏童等人，还有曹乃谦。马悦然对他心仪的作家是很关怀的，他曾多次去李锐过去下放劳动的地方吕梁山，去了解他的生活、感情。李锐作品的80％都由他翻译成外文，当纪念诺贝尔文学奖一百周年时，他们还邀请李锐作为嘉宾参加盛会。莫言的作品也被马看好，但他认为莫言写得太多了，一大厚本一大厚本地。余华的《许三观卖血记》比他的《兄弟》好得多。对于苏童，马教授认为他能按自己的方式写，很厉害，他的《米》写得很深刻.。对于曹乃谦则认为其文有“言外之意，弦外之音”，有时虽不写明，但其理尽在不言之中，说明其文字甚为深刻，故多佳作。而莫言适与之相反。

由上看来，他们对中国作家还是十分关心的，作了大量的观察、阅读、翻译、分析工作，再看看我们自己，我们的教授和作家协会主席们是否像他们那样操心呢？当然，我在前面已经说过，对诺贝尔文学奖可以在乎，可以不在乎。但为什么我们对在中国召开奥运会那么重视呢？还不是涉及到一个大国的形象。同样，在文学上亦然。这也涉及到一个大国，一个文明大国的形象。

下面谈一个敏感的问题，那就是高行建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问题。当他获奖时，他已经成为华裔法国人了。他获奖的主要作品却是长篇小说《灵山》，还有两本小说和一些戏剧作品。瑞典学院的评委说，他们主要看的是文学上的成就，作家的国籍则不是主要的，有的获奖者还根本无国籍呢。

最后，翻阅近代中国文学史，有两位作家是值得一提的。一位是张爱玲，她最早被付雷发现，后又得到留美夏志清教授的极高评价，认为她的《金锁记》等作品是《红楼梦》以后最优秀的作品。再有一位汪曾祺，他的复杂艰苦的人生似乎对他在文学上的发挥有很大影响。但是，随着他的逝去，他的声名却越来越高了。

这样细细想来，不论获了奖还是没有获奖，中国作家中过去有过大师，今后还会出现大师，中国的文学是一定会日新月异，不断发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