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兄：我在美国。国内的文艺/文学评论家我爱读的有上海的朱大可，北大的陈源明？
还有广东的谢有顺。

　看来曹文轩是不错, 从Google找来的。

特色及评论 　
  

  本书是一部难得的学术理论专着，内容新颖同时深刻，研究透彻又有所启迪。作者以专业的知识，独特的视角引导读者进入了一个不再枯燥的文学理论世界，能提高当代大学生及文学爱好者的文学素养。本书作者是北大教授，文学博导，是长期从事文学研究工作的一线专家。同时，该书有很高的学术研究价值。  


　内容简介 　
  

  在整理文集的过程中，欣喜与羞愧参半。欣喜者，一些作品一些文章，虽然过去了许多年——离现在时间最长的差不多都有二十年了，但即使现在读起来，也还能读得下去。我惊讶自己许多年前的文字与思想怎么至今还依然活着，心中甚至不免有点洋洋得意。这套文集由两部分构成，一部分是文学作品，一部分是学术性文字。收在文集中的许多文章，已经十分鲜明也十分充分地表述了我的一系列的文学主张。在文学观方面，我可能是属于那种比较古典又不免有点偏激并很难被说服的人。  


　本书目录 　
  

  目录
绪言
第一章 缘起
第二章 经验
第三章 虚构
第四章 时间
第五章 空间
第六章 悬置
第七章 摇摆
第八章 风景
第九章 结构
参考文献
后记



　作者介绍 　
  

  曹文轩，1954年1月生于江苏盐城农村。中国作家协会全国委员会委员、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中国现当代文学博士生导师。在文学作品集、长篇小说《忧郁的田园》、《红葫芦》、《蔷薇谷》、《大水》、《追随永恒》、《山羊不吃天堂草》、《草房子》、《红瓦》、《根鸟》等15种。主要学术性著作有《中国八十年代文学现象研究》、《思维论——对文学的哲学解释》、《面对微妙》、《20世纪末中国文学现象研究》、《曹文轩文学论集》等。主编《20世纪末中国文学作品选》、《50年中国小说选》、《50年中国儿童文学选》、《现代名篇导读》、《外国文学名作导读本》、《外国儿童文学名作导读本》等。有作品翻译为英、法、日、韩等文字。曾获国家图书奖、宋庆龄文学奖金奖、冰心文学奖、金鸡奖最佳编剧奖、华表奖、德黑兰国际电影节评审团特别大奖“金蝴蝶”奖、中国金鸡、百花电影节优秀学术论文奖、北京市文学艺术奖、《中国时报》1994年度十大优秀读物奖等学术奖和文学奖30余项。

好一个 “整体向下”论！！

我一直有类似的看法，但孤陋寡闻，从来没有想到过有这样妥帖的一个“专业术语”。谢谢江兄介绍曹先生的高论。

再就苏童的这篇说句外行话。拿过来扫一眼此文，一个个段落那样冗长拖沓，先让人望而生厌， 再粗略一看内容更是委琐。此外，题材，场面，主题，人物，对话等等， 都显得十分----- 说白了就是“土得掉渣”。其实，真正好的乡土文学不应如此， 也并非如此，可惜类似此文的国内“名作家”的作品比比皆是。从当年的李有才板话龙须沟到今天的红高粱黄土地大红的灯笼到英雄，几十年来中国文学艺术界里非假即土， 或既假又土早成歪风劣气，而至今愈烈，也许这正是促使曹先生得出上述精辟结论的文坛颓势。

此文能获全国性大奖，说句看到匪夷所思的抽象派艺术品时常想起的大实话， “不知道作者评奖者还是-----谁的脑子有毛病？”

但愿不是我， 哈哈----- 更但愿伊甸文坛的大趋势是“整体向上”！

对文学理论应该持审慎的态度，不能强调过了头。文学创作与文学理论有一个先后次
序的问题，创作在前，理论在后。但是不能反过来，反过来就成了主题先行，
理论先行，会使人写出滑稽愚蠢的作品。文学作品中最为宝贵的内核是其鲜明的个
性，用所谓的理论去套去模仿，一定是劣品。文学创作说到底，是一种非常个人化
的活动。

优秀作家最为依仗的是他自己对生活的感悟，也就是悟性，而不是受某些庸俗文学
理论的干扰，去追求那些时髦的东西，到头来丢掉了自己最宝贵的特色。

全篇砍掉三分之一(如介绍家族背景等)，应该对整体没有什么影响。

结尾的“发疯”高潮，人为的设计痕迹很重，并不如一些人评论的“冷静”。

矮子里面拔将军，于是中彩。

另：hotel 的评论精辟。

我觉得对於<堂兄弟>的见仁见智反映了业余写手和普通读者跟专业评论人员之间的差距。

业余写手和普通读者的很多观点受其阅读兴趣左右。比如我就不太喜欢农村题材的小说，一般情况下只要有选择余地我都尽量躲开。

但在专业评论员那里，题材是次要的，主题，内涵，思想性，写作技巧等才更重要。就象尚大哥说的，在他那里，没有题材，只有好赖。他们心里有一把尺子，拿着去量各种题材和风格的作品。所以这样的争论永远不会有结果。专业评论员觉得是鸡同鸭讲，业余写手觉得他们在玩弄理论术语，用理论套作品。

我觉得吧，我们写手还是应该虚心一点，从他们专业化的评论里学到一些对自己有用的东西，毕竟能遇见对文学理论有如此造诣的专业人员是可遇不可求的。

立蒙兄：

  你说得非常对。切磋论文时，我一向觉得应当“尊重别人的意见，也尊重自己的真实想法。”不能因为种种外在原因而违心地大唱赞歌。 当然，这不等于顽固不化地固步自封。“虚心接受, 坚决不改”也有例外的时候。当改则改，不当改则不改，一切以自己的诚实判断为原则。

论文如此，做人亦当如此。不记得谁说的了，“人活着就要活得痛快------”如果成天连说话论文都要瞻前顾后吞吞吐吐地， 还有什麽“痛快”可言？你说是吧？

今天总算看了一遍苏童这篇小说。感觉就是两个字：隔膜。就如同我前几天看DVD断背山。我也在农村待过，但怎么也想像不出我认识的那些农民会像这篇小说里的两家人那样心胸狭小。这两家人的思维与行为，就像断背山里的那两个同性恋一样令人难以理解。 或许，如今中国农民的生存状态就是这样。所以，苏童得了奖，他写出了一种存在主义状态，一种可能性。但这并不是中国人的幸事。

我得备课了，晚上有四个小时的固体力学，明天接着聊。

江兄：你用葡萄牙语授课吗？

"利用小说反党是一大发明”，老人家这话早讲了40多年，有远见啊。。。

先磨君：

刚讲完课，讲得我头痛。是用葡萄牙语，但我还说不好。学生懂事，不难为我，也就凑合了。

想到一个问题：你在美国，是怎么保持法语的？

我7月份回比利时，发现有这个问题，法语退化，尤其是反应退化，一张口，先冒出来的竟然是葡语。

尚兄敏感。想想的确是的，苏童这篇很有些王蒙《坚硬的稀粥》那种影射味道。看看这篇里的农民，都过的是些什么日子啊？ 没肉吃，没干饭吃。除了打肿脸称胖子，借钱盖了两栋砖房以外，日子跟20几年前一样苦。改革，改革，改个鸟革！

苏童恶毒！

可怎么竟能获奖的呢？风向变啦？

我在电脑上常看法语电视新闻。学语言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累了就到这里来消遣
一下。

贴错地方了，贴到这里来更合适。

苏童的《堂兄弟》里那四个人物都写得十分好，十分的中国人，但我读后觉得还少挖了一层。使人同情使人恨，却不能使人爱。身处樊笼的无奈写到了，心灵感到禁闭的痛苦也写到了，虽然没有写够。没有挖到的那一层是一颗要挣出樊笼的心。有了这颗心，这个人就可爱了，能否挣出樊笼都不重要了。

我为什么喜欢斋主老兄的小说，就是因为他努力地挖出人物的心来给读者看。无论是背面，河东四子，还是小一点的水烟，都有这个特点。小说人物没有这个心，充其量是个典型人物，就像堂兄弟里的人。有了这颗心，就超越典型人物，成为独一无二的人物，就像鲁迅的阿Q和王小波的王二。

大家注意到了这一句吗？这难道不是爱心、向上、怜恤、体贴等闪烁着人性美德的亮
光吗？
----“德臣媳妇过来送那碗肉的时候，敲门敲了很长时间。”

或者是在斗气？‘你不开门？老娘偏要让你闻到这肉味儿！’  ;)

傻先磨，

这就象我每次把你“气”的半死。然后说一句：先磨，祝您好心情！

德臣媳妇确实是来送肉的。

Yes, 要不就不会"让德臣媳妇后来又记了她半年仇"了......

所以，不能说这篇小说有一种整体向下的审美倾向。兰若搞文科更合适。

我在煮牛肉汤，在等待的间隙中，抄了以下文字，算我没食言：

大场面与小场面（摘自《小说门》，曹文轩，174页起）

场面有大小之分。有些小说家擅长于描写大场面，而有些则擅长于经营小场面。若简单地轮两者价值之高低，恐怕是不合适的。托尔斯泰一辈子都在写大场面，而鲁迅一辈子都在写小场面，但他们都获得了成功。俄罗斯出了许多描写大场面的小说家，与俄罗斯辽阔广漠的文学风格有密切的关系，与欧洲时尚是连在一起的。那种时尚是一种贵族时尚。而贵族气息的生成，往往需要借助于一些大场面。中国的优秀古典小说中，也有几部是写大场面的，例如《红楼梦》、《水浒》和《三国演义》。但是，就整个中国时尚来说，却充满了平民趣味。从中国社会发展来说，似乎也未形成一个贵族阶层。土财主们与骨子里仍然是土财主的二、三流资本家，无论是他们的生活情趣，还是他们的美学情趣，基本上还是一种平民情趣。这种情趣被后来的一些农民思想家用另外的名目进一步强调，时至今日，简直已深入民族骨髓了。回顾这十几年的文学，我们将会看到：绝大部分中国小说家，甚至连三十年代的小说家的那种还颇为高雅的趣味都没有了。他们总是将目光盯在简陋的、粗朴的生活情景上。他们津津乐道地去写贫穷与困苦，去写那些猥琐的动作、不高雅的情感表达方式，去写愚昧无知，去写一种庸俗的情趣。为了与这种生活对应，他们在写作时，放弃了文化人的情趣，尽力在心中去体味平民式的感觉。长期如此写作，使中国作家本人也在不知不觉中丧失了雅趣。

平民情趣，导致了中国小说家对小场面的选择。平民情趣本就生长于小场面。这种选择，在鲁迅时代，由于他们本人的高贵思想以及高雅的趣味，从而一直使之免于了恶俗，而当下的小说家们，却将大部分小说带进了小场面，并且是那些只能产生恶俗的小场面：土窑洞里的乱伦、臭水沟旁低矮的茅屋里的蒜臭、阴暗潮湿的仓库里的偷情……。我们讲过，场面大小与价值大小无关。但，我们这里又看出了一点：小场面很容易成为低下的生活情趣与美学情趣得以泄漏的场所；而大场面恰恰是由于它的宏大，则难以使它蒙受此种情趣。就美学而言，大容易产生美，而小则容易产生丑，是不言而喻的。一个小说家，可以不具备“大场面意识”——他还是应当清楚地认识自己的能力、顺从自己的个人经验，但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文学，却不能没有这一意识。因为，它毕竟是与“大家”、“大师”这些概念有一定关系的。全体作家长久地迷恋于小场面，只限于对小场面进行描写的操练，将会与一些很重要的概念——诸如“壮丽”、“大气”、“恢宏叙事”、“鸿篇巨制”无缘。而这些概念，对于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文学的整体来说却是重要的。

中国文学里，写大写小的都有。大的，不说了，且说小一点的，和写猥琐的。

《金瓶梅》和《儒林外史》，不乏这些刻画。

西方文学里，写大写小也有。《圣经》，《包法利夫人》，《十日谈》，劳伦斯作品里写妇人与仆人的偷情，等等，恐怕也在这些不堪之列。昆德拉的《生命不可承受之轻》，也写了不少偷情之类。就因为不在臭水沟旁，土窑洞里，这偷情就不丑陋些？我们农民，就是想，也没有机会在爱琴海旁，把偷情做的更风雅些。

仍然是歌德和缺德描写之争，虽然缺少了政治因素。《市长来了》一篇，也是写小写丑。

余华的《活着》，有丑，但也大气。

下面这些句子，我无法忍受。批评家可以这样武断说话的？

〉〉在鲁迅时代，由于他们本人的高贵思想以及高雅的趣味，从而一直使之免于了恶俗，

为什么当代的就不能有高贵思想以及什么什么，就不能写小？即使写了，也不容易成功？

〉〉就美学而言，大容易产生美，而小则容易产生丑，是不言而喻的。

如何不言而喻？话能这样说吗？反过来难道不成立？

〉〉但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文学，却不能没有这一意识。

如何来衡量“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文学”？谁有资格来衡量？能说哪个国家的文学，比另外一个国家的好？怎么互相比较？数奖杯数？

〉〉因为，它毕竟是与“大家”、“大师”这些概念有一定关系的。

是否只有“大家”、“大师”才能写？大作和大家大师，谁先谁后？


没有机会，不然我倒是真想见识这位评论家是怎样写大的。毕竟，人家也不是就像我这样坐而论道的。

这一段话，就这一句话（就美学而言，大容易产生美，而小则容易产生丑，是不言而喻的。），就要引我说，什么玩意儿，把我们当教徒了。

比这更可惜的，连江岩生都信上了。

yuyue兄：

很高兴在这条线上遇见你。我和你经常所见略同（当然，在你之后）。举个例子。在评论82-28时，你说，这种事儿不能说，一说就俗。

天地良心，“一说就俗”，就是我当时脑子里想过的原话。那是有一天，我失业在家，在菜园里侍弄韭菜时想到的。看到你的评论时，我大吃一惊，怎会有这样的巧合？

前不久，读过你的关于蒋国兵自杀的看法，也深有同感（不过是什么同感，已经想不起来了）。

回到曹文轩的这段话上来，我觉得，不能把他说的绝对化。对此，他自己在书里也反复强调。只是我嫌累，没把他说的都敲出来。但他在以上两段话里，已经说出了一个普遍现象：中国文学里的场面越写越小，人物越来越委琐，中国文学是向下看齐的。

譬如说，我们这个论坛上的人，有好几百吧？都喜欢思考问题，格调都比较高雅，每天吃饱了撑的，要考虑许多虚无缥缈的事情。可是，像我们这样的人，在中国小说里，你找得到吗？

中国小说里，比比皆是的，都是些什么人？是《活着》里苟活的富贵，是《等待》里18年搞不定离婚的孔林，是苏童《堂兄弟》里整天为屁大点儿小事争风吃醋的德臣和道林。你要是读过何典的《土楼》（新雨丝获奖小说），你一定会有更不堪的感觉（何典兄要是也来本坛，请不要生气）。

一个外国人，如果只是从文学里了解中国的话，他一定会觉得奇怪：那个一千年前逼上梁山，一百年前“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的民族，哪儿去啦？

失了造反的豪气也就算了，人都怕死，越来越怕死，这可以理解，因为生活越来越小康。咱退一步想，在当代中国小说里，你能找得出一个每天读些书，想些问题，格调高雅一点的人吗？在我的阅读范围里，没有，一个都没有（不包括本坛上的小说）。就连王小波也不能免俗。王小波本人可算是中国第一高雅之士，但他笔下的王二，是个什么样子？（《黄金时代》里的）王二从来不读书！

为什么会这样？曹文轩在某种程度上给出了答案。我想，他说的有道理。

曹文轩的<<红瓦>>读过,印象不坏但也不深,他有些零散的随笔评论,比如谈到毛姆,写得不错,但是看他的大块文章,论述八十年代中国文学等等,感觉架子摆在了那里却没有太多深度和新意.当然和北大或者其他文科里的教师相比曹文轩有才华和思想.

哈哈，岩声老乡加老弟：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你在为我的yuyue老乡加老弟背黑锅涅--菊子还有其他人都认为yuyue是你的新马甲，连我也觉得是呢！

是呀！是呀！尚兄。我有时也怀疑，yuyue是不是就是我？怎么我想到的话都被他说了？可那段时间，我不写帖子。我在奔小康。那么，是我梦游啦？夜半三更，起床上网，写了帖子，复又睡下？但我好像没有梦游的毛病。因为如果有的话，我这会儿不可能在这里写帖子。我早摔死啦。1967年武斗的时候，我天天上四层楼顶睡觉，半夜三更，站在楼顶边，朝下撒尿。

很想看到yuyue兄的文集。

江兄过奖，不敢当。当初被人误认，为江兄，为吴倪语，均使我感到光荣。所见略同的时候是多的，不然也不会引人误解。脾气上恐怕也类似，认真，率直，no-nonsense，眼里不带沙子。比不上的，是我更促狭些，好里说，是更佻达些。

这几天，园子里有些乌烟瘴气。我担心之余，也积郁了些恶气。因此，说话没轻没重的时候不少。冲撞之处，各位多担待。

江兄赞同所谓的写下论，我是不以为然的。中国人在世界的印象，论不到他的文学作品来背这个黑锅。美国人在世界的印象，与他的文学作品更搭不上界---甚至比不上好莱坞里塑造的，假的，永远会赢的英雄形象。像John Wayn演的连篇累牍的西部片。

先不说从一个国家的文学作品，去对这个民族作判断的法子的是非对错，即使可以因此判断，是不是全写伟大光荣正确，就能为国为民争光？如此，这事情就算办得太容易了---甚至不值得申奥，花那么多的冤枉钱。

以《金瓶梅》里的司门庆为例。猥琐是不言而喻的，但不妨碍全书写风情，世俗，对当时社会的白描，很真。是更高意义上的“清明上河图”。潘金莲也是这样，让我们恨，可怜，让我们为她受到的社会不公正而愤怒。

有人写了《理想国》，想像的和我们伊甸园里差不多，我们甚至从中感到真实---因为符合逻辑，想像。但其时满不是这回事，这几天的风雨，噪音，我们都有些感受。《金瓶梅》的写实，在我眼里，就等同于《理想国》里的写虚。甚至更让人感到描写的迫切，因为有生活，社会在那里，文学的目的之一，就是反映社会，人生，帮助我们认识自身。

其实，我感觉，对人，民族的认识，最好从通性上看，用进化的眼光。哪个民族，个人，总跑不了人的劣根性。千秋万代，这些人的劣根性，难以改变，就像林肯说过的那样。如此理解文学人生，我们对文学人生的态度，会释然的多。

写大写小，各庄有各庄的高招。《红楼梦》写四大家族，虽然重点是写贾府。《金瓶梅》写一门妻妾，都是反射社会，因小见大。荷马史诗，波澜壮阔，写的不小，成功。但不能只有荷马史诗一味的作品，不然我就受不了。

一句话，不从文学作品里去读民族性，不如从中去读共有的人性。如果光从文学作品入手，明天有个人跳出来，说你中国的衣裳，怎么能那样设计，那样穿，从中看我们的小，我们怎么办？

下面谈中国文学的现状。简单说我的印象。

当下以及这几十年，中国文学乏善可陈。高行健写得如何，见仁见智，但以我看，多少给了些我们一些面子。专制制度对文学艺术的扼杀，是高效的。从今天的俄罗斯的文学现状，也可以说明。沙俄时代，以及专制时代的早期中期（创作家有老本可吃），那是怎样的繁华景象！此后，是万劫不复，到今天也没有缓过劲来。人家呼吸自由空气，也已经是有年头了。

不能写黑暗，直面人生，像我们园子里这些天，都是好好好，互相吹拍，用外交辞令，不能期望水平有提高。我们的文学，存在状态也类似。专制还在，很多有见地的人，不能写，损失连营。风气不好，是原因，不是根本原因。

需要浸入骨髓的人文思想，这些思想对于在专制下生长于斯几十年的作家来说，人参果，唐僧肉一样的稀罕。没有这类思想，写得再大，也是枉然。《李自成》写得不谓不大了，《艳阳天》写得也不小，但不能说成功。因为作家的眼界，多多少少已经决定了他作品的价值。

怪今天的中国文学，海外文学不繁荣，不出大作品，我理解，就像我女儿老是怪我不是百万富翁。

待以时日，总有人会成为百万富翁。认真挣钱的人，生意当生意做的人，总在那里。

江兄比我稍长。武斗的时候，我是小屁孩。看别人用一头红，一头白的水火棍，逼老师下跪，心里羡慕的很。此前有人谈需要不需要忏悔，我觉得十分需要---起码因为这羡慕本身。

我就不敢轻易写“小人物”。没有“悯世悲天”的心胸，反而会“糟蹋、侮辱、误解”了这些“苦难、不幸”的人们。

所以我写“中人物”，可上可下。过程中，好像能感觉在“提升”自己，对人对已都有益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