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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雪儿

#51  

三十二

聂赫留朵夫回到家里,发现桌上有姐姐的字条,就立刻坐车去找她。这时已是黄昏。拉戈任斯基在另一个房间里休息,娜塔丽雅独自迎接弟弟。她穿一件小腰身黑绸连衣裙,胸前扎着一个红花结,蓬蓬松松的乌黑头发梳成时髦的款式。她竭力打扮得年轻漂亮,显然是要讨年龄相同的丈夫的欢心。她一看见弟弟,霍地从沙发上站起来,快步向他走去,绸连衣裙的下摆发出窸窣的响声。他们接吻,笑眯眯地对视了一下,意味深长地交换了一下眼色,那姿态神秘而难以用语言表达,但感情真挚。接着他们开始交谈,他们的话就不那么真挚了。

自从母亲去世以后,他们没有再见过面。

“你胖了,显得更年轻了,”弟弟说。

姐姐高兴得嘴唇都皱起来。

“你可瘦了。”

“那么,姐夫怎么样?”聂赫留朵夫问。

“他在休息。他一夜没睡。”

他们有许多话要说,但一句也没有说,倒是他们的眼神说出丁他们嘴里没有说出来的话。

“我到你那里去过了。”

“是的,我知道。我已经从家里搬出来了。房子太大,我住在那里觉得孤独、寂寞。如今我什么也不需要了,你把东西统统拿去吧,就是那些家具什么的。”

“是的,阿格拉斐娜对我说了,我到那里去过,那太感谢你了。不过……”

这当儿,旅馆茶房送来一套银茶具。

茶房摆茶具的时候,姐弟俩没有说话。娜塔丽雅坐到茶几后面的圈椅上,默默地斟茶。聂赫留朵夫也不作声。

“哦,我说,德米特里,我全知道了,”娜塔丽雅瞟了他一眼,断然说。

“是吗?你知道了,我很高兴。”

“不过,她经历了那种生活,你还能指望她改过自新吗?”

娜塔丽雅说。

他挺直身子坐在一把小椅子上,双臂没有搁在什么地方,留神听她说话,竭力好好领会她的意思,好好回答她的话。他最近一次同玛丝洛娃见面,情绪很好,心里仍充满宁静的快乐,看见什么人都很高兴。

“我不要她改过自新,我只要我自己改过自新,”他回答说。

娜塔丽雅叹了一口气。

“不结婚也有别的办法。”

“可我认为这是最好的办法。再说,这个办法可以把我带到另一个世界,我到了那里就能成为一个有益的人。”

“我认为,你不可能幸福,”娜塔丽雅说。

“我并不要个人的幸福。”

“那当然,但她要是有心肠的话,也不可能幸福,甚至不可能指望幸福。”

“她本来就不想。”

“我明白,可是生活……”

“生活怎么样?”

“生活要求的是别的东西。”

“生活没有别的要求,只要求我们做我们该做的事,”聂赫留朵夫说,瞅着她那张还很好看、只是眼角和嘴边已出现细纹的脸。

“我不明白,”她叹了一口气说。

“我可怜的亲爱的姐姐!她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聂赫留朵夫记起娜塔丽雅出嫁前的样子,想。无数童年的回忆交织在心头,唤起了他对她的亲切感情。

这时候,拉戈任斯基象平时那样高高地昂起头,挺起宽阔的胸膛,轻手轻脚地走进房间。他脸上浮着微笑,他的眼镜、秃头和黑胡子都闪闪发亮。

“您好,您好!”他装腔作势地说。

(虽然拉戈任斯基婚后最初一段时期,他们竭力不拘礼节,相互用“你”称呼,但后来还是恢复用“您”。)

他们握了握手。拉戈任斯基轻快地在一把圈椅上坐下。

“我不妨碍你们谈话吗?”

“不,我说话,做事,从来不瞒着什么人。”

聂赫留朵夫一看见这张脸,一看见那双毛茸茸的手,一听见那种居高临下、自以为是的口气,他对姐夫的情意顿时消失了。

“是啊,我们在谈他的打算,”娜塔丽雅说。“给你倒一杯吗?”她拿起茶壶,添上说。

“好的。那么究竟有什么打算哪?”

“我打算跟一批犯人到西伯利亚去,因为其中有一个女人我认为我对她犯了罪,”聂赫留朵夫说。

“我听说您不仅仅陪送她,还有别的打算。”

“是的,只要她愿意,我还打算同她结婚。”

“原来如此!要是您不嫌烦的话,您给我解释解释您的动机。我不了解您的动机。”

“我的动机就是这个女人……她堕落的第一步……”聂赫留朵夫想不出恰当的措词,不由得生自己的气。“我的动机就是,我犯了罪,她却受到惩罚。”

“既然她受到惩罚,那就不会没有罪。”

“她完全没有罪。”

聂赫留朵夫情绪激动地把这事原原本本讲了一遍。

“是的,这是审判长疏忽了,弄得陪审员在答复时考虑不周。不过,这种情况还可以向枢密院提出上诉。”

“枢密院已经把上诉驳回了。”

“枢密院驳回了,这就说明上诉理由不足,”拉戈任斯基说,显然人云亦云地认为法庭口头陈述的结果就是真理。“枢密院不可能审查案情的是非曲直。要是法庭审判确实有错误,那就得上告皇上。”

“已经上告了,但毫无成功的希望。他们会向司法部查问,司法部会向枢密院查问,枢密院会重述它的裁定。这样,无罪的人还不是照样将受到惩罚。”

“第一,司法部不会向枢密院查问,”拉戈任斯基倨傲地笑着说,“司法部会向法庭直接吊卷,如果发现错误,就会加以纠正;第二,无罪的人从来不会受到惩罚,即使有,也是极少见的例外。凡是受惩罚的,总是有罪的,”拉戈任斯基不慌不忙,得意扬扬地笑着说。

“可我相信事实正好相反,”聂赫留朵夫对姐夫抱着反感说,“我相信,被法庭判刑的人,大部分是无罪的。”

“这话怎么讲?”

“我说的无罪就是没有任何罪。例如这个被控犯毒害人命罪的女人根本没有罪;还有我最近认识一个农民,被控犯杀人罪,其实他没有杀过人,什么罪也没有;还有母子两人被控犯纵火罪,其实那场火是主人自己放的,他们却差一点被定罪。”

“是的,审判错误一向有的,将来也还会有,这一点不消说。人类的机关不可能十全十美。”

“再说,有大量犯人并没有罪,只因为他们是在某种环境里成长的,他们并不认为他们的行为是犯罪。”

“对不起,您这话可没有道理。做贼的个个都知道,偷窃是不好的,不应该偷窃,偷窃是不道德的,”拉戈任斯基说,又露出那种若无其事、自命不凡和略带轻蔑的微笑,这使聂赫留朵夫更加恼火。

“不,他们不知道。人家对他们说:别偷东西,可是他们明白,工厂老板用压低工资的办法来盗窃他们的劳动,政府和政府官员用收税的方式不断地盗窃他们的财物。”

“这是无政府主义理论,”拉戈任斯基平静地说,对内弟的话下了断语。

“我不知道这是什么主义,但我说的都是事实,”聂赫留朵夫继续说,“他们知道,政府在盗窃他们的东西。他们知道,我们这些地主掠夺了应该成为公共财产的土地,一直在盗窃他们的东西。后来,他们在被盗窃的土地上捡了一些树枝当柴烧,我们就把他们关进牢里,硬说他们是贼。但他们知道,做贼的不是他们而是从他们手里盗窃土地的人,因此,让被盗窃的东西物归原主,是他们对家庭应尽的责任。”

“您的话我不明白,即使明白,也不能同意。土地非成为私有财产不可。要是您把土地分给大家,”拉戈任斯基说,断定聂赫留朵夫是个社会主义者,认为社会主义的理论就是平分全部土地,而平分土地是很愚蠢的,他可以轻易驳倒这种理论,“要是您今天把土地平分给大家,明天它又会转到勤劳能干的人手里。”

“谁也不打算把土地平分,但土地不应该成为谁的私有财产,不应该成为买卖或者租佃的对象。”

“私有财产权是人类天赋的。没有私有财产权,耕种土地就会毫无兴致。一旦消灭私有财产权,我们就会回到蛮荒时代,”拉戈任斯基振振有词地说,重复着维护私有财产权的陈词滥调。这种论调被认为是驳不倒的,中心意思就是,土地的占有欲就是土地必须私有的标志。

“正好相反,只有消灭土地私有制,土地才不会象现在这样荒废。现在地主霸占土地,就象狗占马槽一样,自己不会种,又不让会种的人种。”

“您听我说,德米特里·伊凡内奇,这简直是发疯!难道我们今天能消灭土地私有制吗?我知道这是您长期以来心心念念的一个问题。但恕我直说一句……”拉戈任斯基说到这里脸色发白,声音发抖,显然这问题打中了他的要害。“我要奉劝您在着手处理这问题以前,先好好考虑一番。”

“您说的是我的个人问题吗?”

“是的。我认为我们这些有一定地位的人,应该承担由这种地位产生的责任,应该维护我们的生活水平,那是我们从祖先手里继承下来,并且必须传给子孙后代的。”

“我认为我的责任是……”

“请您让我把话说完,”拉戈任斯基不让对方打断他的话,继续说,“我说这话不是为我自己,也不是为我的孩子们。我孩子们的生活和教育是有保障的,我挣的钱足够我们过了。而且我认为我的孩子们将来也不会过穷日子。因此,老实说,我反对您考虑不周的行为,不是出于我个人的利害得失,我是从原则出发不能同意您的见解。我劝您多考虑考虑,读点书……”

“哦,我的事您让我自己来处理吧,我自己知道什么书该读,什么书不该读,”聂赫留朵夫说,他脸色发白,同时觉得双手发凉,他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停下话头,喝起茶来。

三十三

“哦,孩子们好吗?”聂赫留朵夫稍稍平静下来,问姐姐说。

姐姐讲起她的两个孩子,说他们跟奶奶住在一起。她看到弟弟跟丈夫争论结束,很高兴,就讲起她的孩子们怎样玩旅行游戏,就象她弟弟小时候玩两个布娃娃——一个黑人,一个法国女人——那样。

“你还记得吗?”聂赫留朵夫笑眯眯地说。

“你看,他们的玩法跟你从前一模一样。”

弟弟跟丈夫的不愉快谈话结束了。娜塔丽雅感到放心,但她不愿当着丈夫的面讲只有她弟弟才听得懂的话。为了让大家都能参加谈话,她就讲起那件刚传到此地的彼得堡新闻:卡敏斯基决斗身亡,他母亲失去这个独子悲痛极了。

拉戈任斯基表示不赞成把决斗致死排除在普通刑事罪之外。

他这种说法受到聂赫留朵夫的批驳。于是原来意见分歧的题目重又引起激烈的争论。两人都没有把自己的意见讲清楚,但各人坚持各人的观点,谴责对方的想法。

拉戈任斯基觉得,聂赫留朵夫谴责他,蔑视他的全部工作。他想对聂赫留朵夫指出,他的观点是完全错误的。聂赫留朵夫呢,姑且不谈姐夫干预他土地方面的事而使他恼火(他在内心深处却感到,姐夫、姐姐和他们的孩子,作为他财产的继承人,是有权干预他的事的),他感到愤恨的是,那些显然荒谬和罪恶的事,这个目光短浅的人却自认为是正确和合法的。姐夫这种自以为是的态度激怒了聂赫留朵夫。

“那么,这类事法院会怎么处理呢?”聂赫留朵夫问。

“法院会判处决斗中的一方服苦役,就象普通的杀人犯那样。”

聂赫留朵夫又双手发凉,他情绪激动地讲起来。

“嘿,那又怎么样?”他问。

“那就伸张了正义。”

“这么说,法院活动的目的就是伸张正义罗,”聂赫留朵夫说。

“还有什么别的目的呢?”

“维护阶级利益。照我看来,法院只是一种行政工具,用来维护现存的有利于我们阶级的制度罢了。”

“这倒是一种全新的观点,”拉戈任斯基若无其事地笑着说。“一般认为法院是另有使命的。”

“我看理论上可以这样说,但实际并非如此。法院的唯一宗旨就是维持社会现状,因此它要迫害和处决那些品德高于一般水平并想提高这个水平的人,也就是所谓政治犯,同时又要迫害和处决那些品德低于一般水平的人,也就是所谓犯罪型。”

“第一,说政治犯被判刑是因为他们的品德高于一般人,这我不能同意。他们中间的多数都是社会渣滓,跟您认为品德低于一般人的犯罪型同样堕落,虽然表现方式有所不同。”

“可是我认得一些人,他们的品德比审判他们的法官不知要高多少倍。那些教派信徒个个都品德高尚,意志坚强……”

不过,拉戈任斯基有个习惯,说话的时候不许别人打岔,因此他不听聂赫留朵夫说,只管自己讲下去。这使聂赫留朵夫更加恼火。

“说法院的宗旨在于维持现存制度,这我也不能同意。法院有法院的宗旨,那就是要么改造……”

“关在监狱里改造,真是太好了,”聂赫留朵夫插嘴说。

“……要么去掉威胁社会生存的道德败坏分子和兽性难驯的家伙,”拉戈任斯基固执地继续说。

“问题就在于现在的社会既不能做到这一点,也不能做到那一点。现在的社会是无能为力的。”

“这话什么意思?我不明白,”拉戈任斯基勉强装出笑容说。

“我想说的是,合理的惩罚其实只有两种:那就是古代常用的体罚和死刑,但随着社会风气的好转,这些刑罚用得越来越少了,”聂赫留朵夫说。

“哦,这种话从您嘴里听到真是新鲜得很。”

“是啊,把一个人痛打一顿,使他以后不再做挨打的事,这是有道理的;砍掉一个对社会有害的危险分子的脑袋,这也是完全有道理的。这两种惩罚都是有道理的。可是把一个游手好闲、学坏样而堕落的人关进牢里,使他不愁衣食而又被迫无所事事,并且同极端堕落的人相处在一起,这有什么意思呢?还有,为了一点点事情把一个人从图拉省押解到伊尔库次克省,或者从库尔斯克省押解到别的地方,而国家要在每人头上花费五百多卢布①,这又有什么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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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指流放。

“不过,说实在的,这种公费旅行人家是害怕的。要是没有这种旅行和监狱,我和您就不可能这样安安稳稳地坐在这里了。”

“这种监狱并不能保障我们的安全,因为那些人不是一辈子关在那里,他们会被放出来。结果就正好相反,他们在那种地方变得更加罪恶和堕落,也就是说变得更加危险了。”

“您是说,这种惩治制度必须加以改进。”

“改进是不可能的。改良监狱花费的钱会超过国民教育的经费。这样就会给人民增加负担。”

“不过,即使惩治制度有缺点,也不能因此就废除法院,”

拉戈任斯基又不听内弟的话,继续讲他自己的观点。

“那些缺点是无法克服的,”聂赫留朵夫提高嗓门说。

“那怎么办?得把人杀掉?还是象一位政府要人所提议的那样,把他们的眼睛挖出来?”拉戈任斯基得意扬扬地笑着说。

“是的,这样做残酷是残酷,但还有点效果。可是现在的办法呢,既残酷,又没有效果,而且极其愚蠢,简直使人无法理解,头脑健全的人怎么能参与象刑事法庭那样荒谬而残酷的工作。”

“可我就参与了这工作,”拉戈任斯基脸色发白说。

“那是您的事。但我不能理解。”

“我看您不理解的事多着呢,”拉戈任斯基声音发抖地说。

“我在法庭上看到,副检察官怎样千方百计硬把一个男孩治罪,而那个男孩只会引起一切头脑健全的人的同情。我还知道一个检察官审讯教派信徒,竟然认为读福音书是触犯刑法。总而言之,法院的全部活动就在于干这种毫无意义的残酷勾当。”

“我要是这样想,就不会干这一行了,”拉戈任斯基说着站起来。

聂赫留朵夫看见姐夫的眼镜底下有一种古怪的亮光。“难道那是眼泪吗?”聂赫留朵夫想。真的,这是屈辱的眼泪。拉戈任斯基走到窗口,掏出手帕,清了清喉咙,动手擦眼镜,然后又擦擦眼睛。他回到沙发旁,点着一支雪茄,不再说什么。聂赫留朵夫看到他把姐夫和姐姐得罪到这个地步,心里感到又难过又羞愧,特别是因为他明天就要动身,从此再也见不到他们了。他窘态毕露地同他们告了别,便回家去了。

“我说的话多半是正确的,至少他没有话好反驳我。但我不该用那种态度对他说话。我能这样被邪恶的感情所支配,能这样得罪姐夫,弄得可怜的娜塔丽雅这样伤心,可见我这人改变得很少,”他想。

——待续


2010-9-9 08: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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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雪儿

#52  

三十四
包括玛丝洛娃在内的那批犯人定于三点钟从火车站出发。聂赫留朵夫要等他们从监狱里出来,跟他们一起到车站,就准备在十二点以前赶到监狱。

聂赫留朵夫收拾行李和文件时,看到日记,就停下来重新阅读最近写的几段话,“卡秋莎不肯接受我的牺牲,情愿自己牺牲。她胜利了,我也胜利了。我觉得她的心灵在发生变化,我不敢相信,但很高兴。我不敢相信,但我觉得她在复活。”接下去还有这样一段话:“遇到一件很痛苦又很快乐的事。听说她在医院里不规矩。我顿时感到十分痛苦。没想到我会这么痛苦。我跟她说话又嫌恶又憎恨,但我立刻想到自己,我痛恨她的那种事我自己做过多少次,直到现在还有做这种事的念头。我顿时讨厌我自己,同时又可怜她。这样一来,我心里就舒畅了。只要我们能经常及时看到自己眼中的梁木①,我们就会变得善良些。”他在今天的日记里写道:“去娜塔丽雅家。由于自满而变得不善,凶恶,至今心里沉重。可是有什么办法?明天起开始过新生活。别了,旧生活,永别了。百感交集,但理不出一个头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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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见《新约全书·马太福音》第七章第三节:“为什么看见你弟兄眼中有刺,却不想自己眼中有梁木呢?”

聂赫留朵夫第二天早晨醒来,头一个感觉就是悔不该跟姐夫吵架。

“就这样走掉可不行,”他想,“应该去向他们赔个不是才对。”

但他看了看表,发觉已经来不及了。他得赶紧动身,才不会错过那批犯人离开监狱的时间。聂赫留朵夫匆匆收拾好行李,打发看门人和费多霞的丈夫塔拉斯——他随聂赫留朵夫一起出门,——把行李直接送到车站,自己雇了一辆首先遇到的出租马车,直奔监狱。流放犯的那列火车比聂赫留朵夫搭乘的邮车早开两小时,因此他把公寓房钱付清,打算不再回来。

正是炎热的七月天气。街上的石头、房屋和铁皮屋顶经过闷热的夜晚还没有凉下来,又把余热发散到闷热的空气里。空中没有风,即使偶尔起一阵风,也只会带来充满灰尘和油漆味的又臭又热的空气。街上行人稀少,那少数行人也都竭力在房屋的阴影里行走。只有皮肤晒得黧黑的修路农民坐在街道中央,脚上穿着树皮鞋,用铁锤把石子砸到热砂里。还有一些脸色阴沉的警察,身穿本色布制服,挂着橘黄色武装带,没精打采地换动两脚站在街心。还有一些公共马车丁丁噹噹地在街上川流不息,车厢向阳的一面挂着窗帘,拉车的马头上戴着白布头罩,两只耳朵从布罩孔里露出来。

聂赫留朵夫坐车来到监狱,那批犯人还没有出来。在监狱里,从四点钟起就开始移交和验收犯人。这工作很紧张,到现在还没有结束。这批流放的有六百二十三名男犯和六十四名女犯,都得按名册一个个核对,把有病的和体弱的挑出来,统统移交给押解队。新来的典狱长、两名副典狱长、一个医师、一个医士、一个押解官和一个文书,都坐在院子里靠墙阴凉处的一张桌子周围,桌上放着公文簿册和办公用具。他们逐一报出犯人名字,一个个进行审查,问话,登记。

现在桌子已有一半晒到阳光了。这里很热,没有风,站在周围的犯人又不断吐出热气,弄得更加闷热难受。

“怎么搞的,简直没有个完了!”押解官又高又胖,脸色红润,肩膀耸起,胳膊很短,一面不住地吸烟,从小胡子里吐出一团团烟雾,一面说。“可把人累死了。你们这是从哪儿弄来这么多人?还有好多吗?”

文书查了查名册。

“还有二十四个男的和几个女的。”

“喂,怎么不动了,过来!”押解官对那些挤在一起还没有验过身分的犯人吆喝道。

犯人们已站了三个多小时队,头上太阳直射,又没有地方遮蔽。

这项工作是在监狱里进行的,大门口照例站着一个持枪的哨兵,还有二十辆光景的大车停在那儿,准备装载流放犯的行李和体弱的犯人。街道转角处站着一批犯人的亲友,等待犯人出来再见一面,要是可能的话,再说几句话,递给他们一点东西。聂赫留朵夫就挤在这批人中间。

他在这儿站了将近一小时。门里终于响起了铁镣的哐啷声、脚步声、长官的吆喝声、咳嗽声和人群低低的谈话声。这样持续了五分钟光景。在这段时间里,几个看守在小门里进进出出。最后传出了口令声。

大门隆隆地打开来,铁镣的哐啷声更响了。一大批穿白军服掮枪的押解兵走到街上,在大门外整齐地排成一个圆圈,显然这是他们干惯的事情。等他们站好队,又传出了一声口令。男犯人头发剃光,头上戴着象薄饼一般的囚帽,背上背着袋子,两人一排,困难地一步步拖着脚镣走出来。他们一只手扶住背上的袋子,另一只手前后摆动。先出来的是苦役犯,都穿着灰色的长裤和囚袍,囚袍背上缝着一块标志苦役犯的方布。他们当中有年轻的,有年老的,有瘦的,有胖的,有白脸的,有红脸的,有黑脸的,有留小胡子的,有留大胡子的,有不留胡子的,有俄罗斯人,有鞑靼人,有犹太人,个个都哐啷啷地拖着铁镣,拚命挥动一条胳膊,仿佛要走到远处去,但走了十步光景就停住了,听话地四人一排,依次站好。随后,大门里又涌出一批剃光头的男犯。他们也穿着囚服,但没有戴脚镣,只是每两人用一副手铐锁在一起。这是流放犯……他们同样迅速地走出来,站住,四人一排站好队。然后是各村社判处的流放犯,再后面是女犯,也按同样的次序,先是穿灰色囚袍、系灰色头巾的女苦役犯,然后是女流放犯,以及穿城里服装或者乡下服装自愿跟随丈夫一起流放的女人。有几个女犯手里抱着娃娃,用囚袍的前襟包着。

跟女犯一起走的还有一些孩子,包括男孩和女孩。这些孩子象马群里的小马一样,夹在女犯中间。男犯们默默地站在那里,只偶尔咳嗽几声,简短地说一两句话。但女犯的队伍里却话声不断。聂赫留朵夫自己觉得看见玛丝洛娃出来,但后来在人群中又找不到她了。他只看见一群灰色的生物,丧失人类的特征,而那些排在男人后面、带着孩子和袋子的女犯,更是丧失了女性的特征。

尽管在监狱的围墙里已清点过全体人犯,押解兵又重新点了一遍人数,核对了一下。这次清点花的时间特别多,因为有些犯人走来走去,影响了清点工作。押解兵破口大骂,把犯人推来推去。犯人听凭摆布,但怒形于色。押解兵重新点了一遍。等到重新清点完毕,押解官又发出一声口令,人群里顿时骚乱起来。那些身体虚弱的男人、女人和孩子争先恐后地往大车那边跑去,先把袋子放到车里,然后爬上车去。接着爬上车去就座的有抱着啼哭的奶娃娃的女人,兴高采烈地抢着座位的孩子和脸色阴郁、神情沮丧的男犯。

有几个男犯脱下帽子,走到押解官跟前,请求他什么事。聂赫留朵夫后来才知道,他们是要求坐车。聂赫留朵夫只看见押解官一言不发,也不看要求的人,只顾自己吸烟,后来忽然对那犯人挥动他的短胳膊,那犯人怕挨打,慌忙缩起光头,拔脚跑开。

“我要叫你尝尝当贵族老爷的滋味,好让你一辈子记住!

走着去!”押解官嚷道。

只有一个戴脚镣的颤巍巍高个子老头得到押解官的准许。聂赫留朵夫看见他脱下薄饼般囚帽,画了个十字,向大车走去,可是他那衰老的腿拖着锁链,爬了好久都爬不上车。

幸亏车上有个女人抓住他的一只手,总算把他拉上去了。

等那几辆大车都装满袋子,被允许乘车的人在袋子上坐好,押解官才摘下军帽,用手绢擦擦前额、秃头和又红又粗的脖子,然后画了个十字。

“全体,开步走!”他喊着口令。

士兵们肩上的枪铿锵作响。犯人们脱下帽子,有几个用左手画着十字。送行的人大声叫嚷,犯人们也大声叫嚷着回答。女人中间有的号啕大哭。整个队伍就在穿白军服的士兵包围下走动起来,脚上的锁链扬起了尘土。带头的是士兵,后面是戴脚镣的犯人,四人一排,然后是流放犯,然后是村社农民,每两个人铐在一起,然后是女人。后面是装着行李和身体衰弱的人的大车,其中一辆车上有一个女人,裹紧衣服,不住地尖叫和号哭。

三十五
队伍非常长,前头的人已经走得看不见了,后面装载行李和老弱病残的大车才刚刚起动。等大车一起动,聂赫留朵夫就坐上马车,吩咐车夫赶上队伍,看看在男犯中间有没有熟人,并在女犯中找到玛丝洛娃,问问她有没有收到送去的东西。天气更热了,空中没有风,上千只脚扬起的灰尘,一直飘浮在街心走着的犯人们头上。犯人们走得很快,聂赫留朵夫的马车驾的不是快马,费了好大工夫才赶到队伍前头。一排又一排模样古怪的可怕生物,迈动上千只穿着同样鞋袜的脚,合着步伐摆动空手,似乎在给自己鼓气。他们人数那么多,模样那么单调,又处在那么古怪的特殊条件下,以致聂赫留朵夫觉得,他们仿佛不是人,而是一种可怕的特种生物。直到他在苦役犯中认出凶手费多罗夫,在流放犯中认出滑稽家伙奥霍京和一个求他帮过忙的流浪汉,才改变了这种印象。犯人几乎个个回过头来,斜视着那辆赶上他们的轻便马车和车上那个不断打量他们的老爷。费多罗夫扬了扬头,表示他认识聂赫留朵夫。奥霍京挤了挤眼。不过他们两人都没有点头,认为这是犯禁的。聂赫留朵夫走到女犯旁边,立刻认出了玛丝洛娃。她在女犯的第二排。这一排边上走着一个女犯,红脸庞,黑眼睛,短腿,模样难看,把囚袍前摆掖在腰里,她就是俏娘们。她旁边是个孕妇,勉强拖着两腿走着。第三个就是玛丝洛娃。玛丝洛娃肩上掮着袋子,眼睛瞧着前方,脸色镇定而坚毅。这一排的第四人是个年轻漂亮的女人,穿一件短袍,象农妇那样扎着头巾,步伐矫健,她就是费多霞。聂赫留朵夫跳下马车,向女犯队伍走去,想问问玛丝洛娃有没有收到东西,她身体怎样,可是在队伍这边走着的一个押解军士一发现有人接近队伍,立刻赶过来。

“不行,老爷,接近队伍是不允许的,”他走过来,大声说。

军士走过来,认出聂赫留朵夫(在监狱里人人都认识聂赫留朵夫),就把手举到帽沿上敬了个礼,在聂赫留朵夫身边站住说:

“现在不行。到火车站就可以了,这儿是不允许的。别掉队,快走!”他对犯人们吆喝道。接着不顾天气炎热,抖擞精神,迈着穿漂亮新皮靴的脚,快步跑到原来的位子。

聂赫留朵夫回到人行道上,吩咐车夫赶着马车跟在他后面,自己就同队伍并排走去。队伍不论走到哪里,都引起人们的注意,大家看到它又是同情又是恐惧。乘车路过的人都从车窗里探出头来,目送着犯人们,直到看不见为止。过路的行人都站住,又惊又惧地瞧着这可怕的景象。有些人走上前去,施舍一点钱。押解兵就把钱收下。有些人象中了催眠术,跟着队伍走去,但走了一阵又站住,摇摇头,只用眼睛送着队伍。人们纷纷从房子里跑出来,互相招呼着,也有人从窗子里探出身来。他们都呆呆地望着这支可怕的队伍,默不作声。在一处十字路口,队伍挡住了一辆豪华的马车。马车驭座上坐着一个满脸油光、屁股肥大的车夫,身穿一件背上有两排钮扣的号衣。马车后座上坐着一对夫妻:妻子消瘦,苍白,戴一顶浅色帽子,打一把色彩鲜艳的阳伞;丈夫戴一顶高礼帽,穿一件讲究的浅色大衣。前座上,面对他们坐着两个孩子:女孩打扮得漂漂亮亮,娇嫩得象朵小花,披着一头浅色头发,也打着一把色彩鲜艳的阳伞;八岁的男孩脖子细长,锁骨突出,戴一顶水手帽,抱着两条长飘带。做父亲的怒气冲冲地责备车夫,怪他没有及时抢在队伍前面穿过马路;做母亲的嫌恶地眯细眼睛,皱起眉头,把绸阳伞放得低低的遮住脸,以挡住阳光和灰尘。大屁股的车夫听着主人不公正的责备,皱起眉头,面带愠色,因为走这条路,正好是主人吩咐的。他费力地勒住那几匹笼头底下和脖子上汗光闪闪、一个劲儿往前冲的黑马。

警察一心一意想为豪华的马车的主人效劳,想把犯人拦住,放马车过去,但他发觉这支队伍里有一种阴森肃穆的气氛,不能破坏,即使为了这样一位阔老爷也不能破例。他只把手举到帽沿上敬了个礼,表示他对财富的尊重,然后严厉地瞅着犯人,仿佛决心保护车上的贵客,不让犯人们侵袭。因此这辆豪华的马车也不得不等整个队伍走完,直到最后一辆装载行李和坐在行李上的女犯的大车过去,才继续赶路。在那辆大车上,有一个歇斯底里的女人刚安静下来,一看到这辆豪华的马车,就又尖叫和号哭起来。直到这时,车夫才轻轻抖动一下缰绳,那几匹黑鬃骏马就在马路上迈开步子,拉动那辆微微晃动的橡皮轮马车,蹄声得得地往别墅跑去,把丈夫、妻子、女儿和脖子细长、锁骨突出的男孩一起送到那里去消夏享乐。

做父亲的也好,做母亲的也好,都没有向女孩子或者男孩子解释,他们看见的景象是怎么一回事。因此两个孩子只好自己来解答这问题。

女孩子察看父母的脸色,这样来解答问题:这批人同她的父母和亲友截然不同,他们都是坏人,因此就该这样对待他们。就因为这个缘故,女孩子只觉得害怕,直到那些人看不见了,她才放下心来。

不过,脖子细长的男孩一直盯住犯人的队伍,眼睛一眨也不眨。他对这问题的看法不同。他直接从上帝那里得到启示,坚决相信他们也是人,跟他自己,跟所有的人一样,因此一定有人欺侮他们,对他们做了什么不该做的事。他怜悯他们。他害怕这些戴着镣铐、剃光头发的人,同时也害怕那些硬要他们戴上镣铐、剃光头发的人。就因为这个缘故,男孩的嘴唇才撅得越来越高,他好容易忍住眼泪,因为他认为在这种场合哭是丢脸的。

——待续


2010-9-9 08: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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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雪儿

#53  

三十六
聂赫留朵夫象犯人们一样快步向前走去。他只穿一件薄大衣,但还是热得受不了,主要是因为街上灰尘飞扬,空气炎热,停滞不动,使人闷得喘不过气来。他走了半里路光景,就坐上马车往前走,可是坐马车走在街心,他觉得更热。他竭力回想昨天同姐夫的谈话,但这事此刻已不象早晨那样使他不安了。这事已被囚犯们走出监狱和列队出发的景象所冲淡。主要是天气实在热得厉害。在矮墙旁边的树荫下,有个卖冰淇淋小贩蹲在地上,他的面前站着两个实科中学学生。其中一个孩子正舔着牛角小匙,吃得津津有味;另一个孩子则等待小贩把黄糊糊的东西盛满玻璃杯。

“这儿什么地方可以喝点东西解解渴?”聂赫留朵夫感到口渴得厉害,很想喝点什么,就问车夫。

“这儿有一家好饭店,”车夫说,赶着马车拐过街角,把聂赫留朵夫送到一家挂有大招牌的饭店门口。

肥头胖耳的掌柜只穿一件衬衫,坐在柜台里。几个堂倌穿着脏得发黑的白工作服,因为没有顾客,都散坐在桌子旁。这当儿看到这位不寻常的客人,都露出好奇的神色,赶紧迎上前来伺候。聂赫留朵夫要了一瓶矿泉水,在离窗较远的地方挨着一张铺有肮脏桌布的小桌坐下。

另一张桌旁坐着两个人,桌上放着茶具和一个白色玻璃瓶。他们擦着额上的汗,和颜悦色地算着帐。其中一个皮肤很黑,头顶光秃,后脑壳上留着一圈黑发,跟拉戈任斯基一样。这个景象使聂赫留朵夫又想起昨天跟姐夫的谈话,他很想在动身之前跟姐夫和姐姐再见一面。“恐怕来不及了,”他想。“还是写一封信吧。”他问堂倌要来了信纸、信封和邮票,一面喝着泡沫翻滚的清凉矿泉水,一面考虑该写些什么。可是他脑子里千头万绪,信怎么也写不好。

“亲爱的娜塔丽雅!昨天跟姐夫的谈话给我留下痛苦的印象,我不能一走了事……”他开了个头。“接下去写些什么?要求他原谅我昨天的话吗?可我说的都是心里话呀。他全以为我放弃原来的看法了。再说他这是在干涉我的私事……不,我不能这样写,”聂赫留朵夫又感到对这个同他格格不入、自以为是的人的满腔憎恨,把那封没有写成的信放进口袋里,付清帐,来到街上,坐车去追赶那批犯人。

天气更热了。墙壁和石头仿佛都在冒热气。光脚走在滚烫的石子路上一定象火烧火燎。聂赫留朵夫的光手接触到马车上过漆的挡泥板,就象被火烫着似的。

马没精打采地在街上跑着,蹄子在尘土飞扬的坎坷的路上发出均匀的得得声。车夫不住地打着盹儿。聂赫留朵夫坐在车上,眼睛冷冷地瞧着前方,脑子里什么也不想。在一条倾斜的街上,一座大厦的门口聚集着一群人,还站着一个持枪的押解兵。聂赫留朵夫吩咐马车停下来。

“什么事啊?”他问扫院子人。

“有个犯人出了事。”

聂赫留朵夫跳下马车,走到人群跟前。在靠近人行道的坎坷倾斜的路面上,头朝坡下躺着一个上了年纪的男犯。这犯人肩膀宽阔,蓄看棕红色大胡子,红脸膛,扁鼻子,穿着灰色囚袍和灰色囚裤。他仰天躺着,伸开两只雀斑累累的手,手心朝下。他睁着两只呆滞的充血眼睛,望着天空,嘴里发出哼哼唧唧的声音,隔很长一会儿他那高大的胸脯均匀地起伏一下。他的旁边站着一个皱眉头的警察、一个叫卖的小贩,一个邮差、一个店员、一个打阳伞的老太婆、一个手提空篮的男孩。

“他们的身体在牢里关得虚了,虚透了,如今又把他们带到这么毒的日头底下来,”店员对走近来的聂赫留朵夫说,显然在责备什么人。

“他恐怕就要死了,”打阳伞的女人哭丧着脸说。

“得把他的衬衫解开,”邮差说。

警察用哆嗦的粗手指笨拙地解开犯人青筋毕露的红脖子上的带子。他显然又激动又紧张,但仍然认为必须把群众呵斥一番。

“你们围着干什么?天气这么热,还要把风挡住。”

“应该先请个医生来检查检查。把身体虚弱的都留下。要不然把半死不活的都拉了来,”店员说,有意显示他通情达理,懂得规矩。

警察解开犯人衬衣上的带子,挺直腰板,向四下里扫视了一下。

“对你们说,走开!不关你们的事,有什么好看的?”他说,转过脸来对着聂赫留朵夫,希望得到他的支持,可是他在聂赫留朵夫眼神里看不到同情,就瞅了一眼押解兵。

可是押解兵站在一旁,只顾瞧着自己踩歪了的靴后跟,对警察的困难处境不闻不问。

“该管的人都不管。活活把人折磨死,天下有这样的规矩吗?”

“囚犯是囚犯,可到底也是人哪!”人群中有人说。

“把他的头枕得高些,给他点水喝,”聂赫留朵夫说。

“已经有人去拿水了,”警察回答,把手伸到犯人的胳肢窝下,好不容易才把他的身体拖到高一点的地方。

“这么多人围着干什么?”忽然传出一个威风凛凛的声音。

警官穿一身白得耀眼的制服和一双亮得更加耀眼的高统皮靴,快步向人群走来。“都走开!站在这儿干什么?”他还没有看清楚人群围着干什么,就大声吆喝道。

他走到紧跟前,看到奄奄一息的囚犯,肯定地点点头,仿佛早就料到是这么一回事。接着对警察说:

“这是怎么搞的?”

警察报告说,有一批犯人押过,其中一个倒在地上,押解兵吩咐把他留下来。

“有什么大不了的?把他送到局里去。叫一辆马车来。”

“扫院子的去叫了,”警察把手举到帽沿上敬了个礼,说。

店员刚说了一句天气太热,警官就狠狠地瞪了他一眼,说:“这事轮得到你管吗?呃?走你的路!”店员就不作声了。

“得给他喝点水,”聂赫留朵夫说。

警官对聂赫留朵夫也狠狠地瞧了一眼,但没有说什么。扫院子的端来一杯水,警官吩咐警察端给犯人喝。警察托起犯人的脑袋,想把水灌到他嘴里,可是犯人没有咽下去,水顺着胡子流下来,把上衣前襟和满是尘土的麻布衬衫都弄湿了。

“在他脑袋上泼点水!”警官命令道。警察脱下犯人头上薄饼般的帽子,对准他红棕色的鬈发和秃顶泼了水。

犯人仿佛害怕似的把眼睛睁得更大,不过没有改变姿势。他脸上流着沾有尘土的污水,嘴里仍旧均匀地呻吟着,整个身子不住地哆嗦。

“这不是马车吗?就用这辆车好了,”警官指着聂赫留朵夫的马车对警察说。“过来!喂,叫你过来!”

“有客人了,”马车夫没有抬起眼睛,阴沉沉地说。

“这是我雇的车,”聂赫留朵夫说,“不过你们用好了。钱我来付,”他对马车夫补了一句。

“喂,你们都站着干什么?”警官嚷道。“快动手!”

警察、扫院子的和押解兵把奄奄一息的犯人抬起来,送上马车,放在座位上。可是那犯人自己坐不住,头老是往后倒,整个身子从座位上滑下来。

“让他躺平!”警官命令道。

“不要紧,长官,我就这样把他送去,”警察说,稳稳当当地坐在垂死的人旁边,用有力的右胳膊插到他的胳肢窝下,搂住他的身体。

押解兵托起犯人没有裹包脚布而只穿囚鞋的脚,放到驭座底下,让两条腿伸直。

警官环顾了一下,瞧见犯人那顶薄饼般的帽子掉在马路上,就把它捡起来,戴在犯人向后倒的湿淋淋的脑袋上。

“走!”他命令道。

马车夫怒气冲冲地回头看了看,摇摇头,在押解兵的监督下向警察分局慢吞吞地走去。警察跟犯人坐在一起,不断把犯人滑下去的身体拖起来。犯人的脑袋一直前后左右晃动着。押解兵走在马车旁边,不时把犯人的腿放放好。聂赫留朵夫跟在他们后面。

三十七

马车载着犯人,经过站岗的消防队员身旁,驶进警察分局院子,在一个门口停下。

院子里有几个消防队员,卷起袖子,大声说笑,正在冲洗几辆大车。

马车一停下来,就有几个警察把它围住。他们从胳肢窝下抱住犯人没有生气的身体,抬起他的脚,把他从车上抬下来。马车被他们踩得吱嘎发响。

送犯人来的警察跳下马车,甩动发麻的胳膊,脱下帽子,画了个十字。死人被抬进门,送到楼上。聂赫留朵夫跟着他们上去。他们把死人抬到一个不大的肮脏房间里,里面放着四张床。两张床上坐着两个穿睡衣的病人:一个歪着嘴,脖子上扎着绷带;另一个害着痨病。另外两张床空着。他们就把那犯人放在其中一张床上。这时有一个矮小的人,身上只穿衬衣裤和袜子,双目闪亮,不停地动着眉毛,蹑手蹑脚地走到犯人跟前,对他瞧瞧,然后又瞧瞧聂赫留朵夫,纵声大笑。这是一个留在候诊室里的疯子。

“他们想吓唬我,”他说。“那不行,办不到!”

警官和一个医士跟着抬死人的警察走进来。

医士走到死人跟前,摸了摸犯人雀斑累累的蜡黄的手,那只手虽然还软,但已现出死灰色。他把那只手拿起来,然后又放开,那只手就软绵绵地落在死人肚子上。

“完了,”医士摇摇头说,但显然是为了照章办事,解开死人身上湿漉漉的粗布衬衫,把自己的鬈发撩到耳朵后面,弯下腰,把耳朵贴在犯人蜡黄的一动不动的高胸脯上。大家都不作声。医士直起腰来,又摇了摇头,用一根手指拨开一只眼皮,又拨开另一只眼皮,那两只淡蓝色眼睛已经木然不动了。

“你们吓不倒我,吓不倒我,”那疯子说,不住地往医士那边吐唾沫。

“怎么样?”警官问。

“怎么样?”医士照样说了一遍。“送太平间。”

“您得留点儿神。是不是真的完了?”警官问。

“到这地步,错不了,”医士说,不知为什么拉拉死人的衬衫把他的胸脯盖住。“我打发人去找马特维·伊凡内奇,让他来瞧瞧。彼得罗夫,你去一下!”医士说着,从死人旁边走开。

“把它抬到太平间去,”警官说。“你回头到办公室来一下,签个字,”他对那个一直跟住犯人的押解兵说。

“是,”押解兵回答。

那几个警察抬起死人,又把他抬下楼。聂赫留朵夫想跟他们去,可是疯子把他拦住了。

“您该没有参加他们的阴谋吧,那么给我一支烟抽!”他说。

聂赫留朵夫掏出一盒烟,递给他。疯子扬起眉毛,急急地讲起来,他们怎样用种种提示法折磨他。

“他们全都跟我作对,用妖术折磨我,把我搞得好苦……”

“对不起,我还有事,”聂赫留朵夫说,没有听完他的话就走到院子里,想看看他们把死人抬到哪里去。

那几个警察抬着死人穿过院子,刚走进地下室的门。聂赫留朵夫想走到他们那边去,可是被警官拦住了。

“您要干什么?”

“不干什么,”聂赫留朵夫回答。

“不干什么,那就走开。”

聂赫留朵夫服从了,向他雇的那辆马车走去。车夫在打瞌睡。聂赫留朵夫把他叫醒,又坐上马车到火车站去。

马车走了不到一百步,聂赫留朵夫看见迎面又来了一辆大车,由持枪的押解兵押送着。车上也躺着一个犯人,显然已经断气了。那犯人仰天躺在大车上,留着黑色大胡子,剃得光光的脑袋上覆着一顶薄饼般帽子,那顶帽子已经滑到鼻子上。大车每颠动一下,他的脑袋就摇晃一下,撞在车板上。大车的车夫穿着大皮靴,在大车旁边走着赶车。后面跟着一个警察。聂赫留朵夫拍拍他的车夫的肩膀。

“瞧他们搞的!”车夫勒住马说。

聂赫留朵夫跳下马车,跟着那辆大车走去,又经过站岗的消防队员,走进警察分局的院子。这时候,院子里的消防队员已洗好车子,走开了。只剩下又高又瘦的消防队长。他戴着镶蓝帽圈的帽子,双手插在口袋里,严厉地瞧着一匹由消防队员牵来的颈部膘很厚的浅黄色公马。公马的一条前腿有点瘸,消防队长生气地对站在旁边的兽医说着话。

警官也站在这里。他看见又拉来一个死人,就走到大车旁边。

“从哪儿拉来的?”他不以为然地摇摇头,问。

“从老戈尔巴朵夫街运来的,”警察回答。

“是犯人吗?”消防队长问。

“是,长官。”

“今天第二个了,”警官说。

“哼,真不象话!天气也实在太热了,”消防队长说,接着转身对那个牵着浅黄马的消防队员嚷道:“把它牵到拐角那个单马房里去!我要教训教训你这狗崽子,你把这些好马都弄残废了,它们可是比你这混蛋值钱多了。”

这个死人也象刚才那个一样,由几个警察从大车上搬下来,抬到候诊室。聂赫留朵夫象中了催眠术似的跟着他们走去。

“您有什么事?”一个警察问他。

他没有回答,仍旧往他们送死人的地方走去。

疯子坐在床铺上,拚命吸着聂赫留朵夫送给他的纸烟。

“啊,您回来了!”他说着哈哈大笑。他一看见死人,就皱起眉头。“又来了,”他说。“我都看腻了。我又不是小孩子,是吗?”他带着疑问的微笑,对聂赫留朵夫说。

聂赫留朵夫瞧着现在没有被人遮住的死尸。死尸的脸原先盖着帽子,此刻也暴露无遗。刚才那个犯人长得很丑,可是这个犯人面貌和体型都长得非常好。这个人体格强壮,正当盛年。尽管他被剃了怪模怪样的阴阳头,他那饱满的天庭和那双如今毫无生气的黑眼睛却显得很美,还有那个不大的高鼻子和短短的黑色小胡子,也都生得很好看。他的嘴唇发青,唇边挂着笑意。他的大胡子只盖住下半截脸,在那剃光头发的半边脑袋上露出一只结实好看的不大的耳朵。脸上的神情平静、严肃而善良。且不说从这张脸上可以看出,这个人在精神上原可以得到长足的发展,如今被断送了,——单从他双手和套着脚镣的双脚的细小骨骼和匀称四肢的强壮肌肉就可以看出,他是一个优秀、强壮和灵巧的人类动物。作为一种动物来说,他在同类中也远比那匹由于受伤而惹得消防队长生气的浅黄马完美得多。然而他却被活活折磨死了,非但没有人把他当作人来哀悼,而且也没有人把他当作被活活折磨死的会做工的动物来怜悯。他的死在所有的人心里引起的唯一情绪,就是厌烦,因为他的尸体眼看就要腐烂,必须赶快收拾掉,这样就给大家添了麻烦。

医师带着医士在警察分局长陪同下来到候诊室。医师是个矮壮结实的人,穿一件茧绸上装和一条裹紧粗壮大腿的茧绸裤子。警察分局长是个矮胖子,红润的脸庞圆滚滚的,象个球。他有个习惯,喜欢鼓起双颊,然后再把气慢慢吐出来。这样鼓着双颊,他的脸就显得更圆了。医师挨着死人坐到床上,也象刚才医士那样摸摸死人的双手,听听心脏,然后站起来拉拉自己的裤子。

“完全死了,”他说。

警察分局长的双颊鼓得满满的,又慢慢地把气吐出来。

“他是哪个监狱的?”他问押解兵。

押解兵回答了他,又提到要收回死人的脚镣。

“我会叫他们取下来的。感谢上帝,我们这里还有铁匠,”警察分局长说,接着又鼓起脸颊向门口走去,再慢慢地吐出气来。

“怎么会这样?”聂赫留朵夫问医师说。

医师透过眼镜对他瞧瞧。

“怎么会这样吗?您是说,他们怎么会中暑死掉吗?您看,整整一个冬天蹲在牢里,没有活动,不见天日,突然给带到今天这样的大太阳底下,那么多人挤在一块儿走路,空气又不流通,怎么能不中暑呢!”

“那么,为什么要把他们流放出来?”

“那您去问他们好了。不过,请问您是谁?”

“我是局外人。”

“噢!……对不起,我可没闲工夫,”医师说,又恼火地把裤腿往下拉拉,向病人床铺走去。

“喂,你怎么样?”他问那个脸色苍白、脖子上扎着绷带的歪嘴病人说。

这当儿疯子坐在自己的床铺上,不再吸烟,只是朝医师那边吐唾沫。

聂赫留朵夫下楼走到院子里,从消防队的马匹、几只母鸡和戴铜盔的哨兵旁边走过,出了大门,坐上他的马车(车夫又在打瞌睡),向火车站跑去。

——待续


2010-9-9 08: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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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雪儿

#54  

三十八
聂赫留朵夫来到火车站,犯人们都已坐到装有铁窗的车厢里。站台上有几个送行的人,但押解兵不准他们接近车厢。押解兵今天特别操心。从监狱到车站的一路上,除了聂赫留朵夫看到的两名犯人,还有三个中暑死亡:其中一名也象前两名那样被送到就近的警察分局,还有两名都是在车站上倒下的。①押解人员操心的,倒不是在他们的押解下死了五个本来可以不死的人。这事根本不在他们心上。他们操心的只是依法办理必要的手续:把死人和他们的文件、杂物送到该送的地方,把他们的名字从押送到下城的犯人名册中勾销。办这些事很麻烦,特别是在这样的大热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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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八十年代初,有一批犯人从布狄斯基监狱押送到下城火车站,一天里就有五名犯人中暑死亡。——托尔斯泰注。

押解兵此刻正忙于处理这些事,因此在这些事没有办完以前,不准聂赫留朵夫和其他人接近车厢。不过聂赫留朵夫还是获得许可走近车厢,因为他给了押解的军士一点钱。这个军士就放聂赫留朵夫过去,但要他谈得快一点,谈完就走开,免得被长官看见。车厢总共十八节,除了长官坐的那一节以外,节节车厢都被犯人挤得满满的。聂赫留朵夫走过那些车厢窗口,留神听听里面在干什么。每节车厢里都是一片镣铐声、忙乱声、说话声,其中还夹着毫无意思的下流话,但出乎聂赫留朵夫的意料,没有一个地方在谈论路上死去的同伴。他们谈的多半是他们的袋子、饮用水和挑座位问题。聂赫留朵夫从一节车厢的窗口往里张望,看见押解兵在过道上给犯人卸手铐。犯人们伸出双手,一个押解兵打开手铐上的锁,把手铐脱掉。另一个押解兵把手铐收集在一起。聂赫留朵夫走过所有男犯的车厢,来到女犯车厢旁边。第二节车厢里传出一个女人均匀的呻吟声:“喔唷,喔唷,喔唷,老天爷!

喔唷,喔唷,喔唷,老天爷!”

聂赫留朵夫走过这节车厢,听从一个押解兵的指点,走到第○三节车厢窗口。聂赫留朵夫的头刚凑近窗口,就有一股充满汗酸臭的热气扑面袭来,同时清楚地听见女人叽叽喳喳的说话声。所有长凳上都坐着满头大汗、脸色通红、身穿囚袍和短袄的女人,她们在大声谈话。聂赫留朵夫的脸凑近铁窗,引起了她们的注意。靠窗几个女人住了口,向他凑过去。玛丝洛娃只穿一件短袄,没有包头巾,坐在对面窗口。皮肤白净、脸带笑容的费多霞坐在她旁边,离这边窗口近一点。她一认出聂赫留朵夫,就推推玛丝洛娃,给她指指这边窗口。玛丝洛娃慌忙站起来,拿头巾包住乌黑的头发,红润冒汗的脸上现出活泼的微笑,走到窗口,双手抓住铁栅。

“天气真热呀!”她快乐地笑着说。

“东西收到了吗?”

“收到了,谢谢。”

“还需要什么吗?”聂赫留朵夫问,觉得车厢里的热气简直象从蒸汽浴室里冒出来的一样。

“什么也不需要了,谢谢。”

“最好能弄点水喝喝,”费多霞说。

“是啊,最好弄点水喝喝,”玛丝洛娃也跟着说。

“难道你们没有水喝吗?”

“送来过,都喝光了。”

“我这就去,”聂赫留朵夫说,“我去问押解兵要点水来。

我们要到下城再能见面了。”

“难道您也去吗?”玛丝洛娃仿佛不知道这件事,快乐地瞅了聂赫留朵夫一眼,说。

“我坐下一班车走。”

玛丝洛娃一言不发,过了几秒钟才深深地叹了口气,“这是怎么搞的,老爷,说是有十二个犯人被折磨死了,是真的吗?”一个神情严厉的上了年纪的女犯人用男人般的粗嗓子说。

她就是柯拉勃列娃。

“十二个,我没听说。我只看见两个,”聂赫留朵夫说。

“听说有十二个。造这样的孽,他们都没事吗?简直都是魔鬼!”

“妇女中间没有人害病吧?”聂赫留朵夫问。

“娘儿们身子骨硬朗些,”另一个矮小的女犯笑着说,“只是有一个要生孩子了。听,她在那儿嚷嚷呢,”她指着隔壁的车厢说,那儿不断传来同一种呻吟声。

“您问我们还需要什么,”玛丝洛娃竭力忍住嘴唇上快乐的笑意,说,“那么,能不能把这女人留下来,要不她太受罪了。哎,您最好去跟长官说说。”

“好的,我去说。”

“哎,还有,能不能让她同她丈夫塔拉斯见一次面?”她瞥了一眼笑盈盈的费多霞,示意聂赫留朵夫说。“她丈夫就要跟您一起动身了。”

“老爷,不可以同她们说话,”一个押解的军士说。这不是放聂赫留朵夫过来的那个军士。

聂赫留朵夫就去找长官,想为临产的女人和塔拉斯求情,可是找了好半天都没有找到,也不能从押解兵那里打听到长官在哪里。他们都很忙:有些正把犯人带到什么地方去,有些跑去给自己买食物,或者把自己的行李放到车厢里,有些在伺候跟押解官一起动身的太太。他们都不高兴回答聂赫留朵夫的话。

聂赫留朵夫找到押解官的时候,已经响过第二遍铃了。押解官用他那只短手擦擦盖没嘴巴的小胡子,耸起肩膀,为什么事在斥责司务长。

“您究竟有什么事?”他问聂赫留朵夫说。”

“你们车上有个女人要生孩子了,我想应该……”

“那就让她生好了。等生出来再说,”押解官说,向他自己那节车厢走去,拚命摆动两条短胳膊。

这时候,列车长手里拿着哨子走过。紧接着响起了最后一遍铃声和哨子声,从站台上送行的人群中和女犯的车厢里传出一片号叫声。聂赫留朵夫跟塔拉斯并排站在站台上,眼看一节节带铁窗的车厢和车窗里一个个剃光头发的男人脑袋从面前掠过。接着是第一节女犯车厢,从窗子里可以看见里面的女犯,有的露着头发,有的扎着头巾。然后是第二节车厢,从里面传出那个临产女人的呻吟。再后面就是玛丝洛娃的那节车厢。玛丝洛娃同另外几个女犯站在窗口,瞧着聂赫留朵夫,对他发出凄苦的微笑。

三十九
聂赫留朵夫所搭的那班客车离开车还有两小时。聂赫留朵夫原想利用这段时间到姐姐家去一次,可是今天上午看到的那些景象使他感慨万千,精疲力竭,而一坐到头等车候车室的沙发上,更觉得极其困倦。他侧过身子,一只手垫在脸颊下,就立刻睡着了。

一个身穿礼服,胸戴徽章、肩上搭着餐巾的茶房把他叫醒了。

“老爷,老爷,您是聂赫留朵夫公爵吗?有位太太在找您呢。”

聂赫留朵夫霍地跳起来,揉揉眼睛,这才记起他在什么地方,想到今天上午发生的种种事情。

他头脑里留下的印象是:犯人的队伍,几个死人,有铁窗的车厢和关在里面的女犯,其中一个在临产的阵痛中,无人照料,另一个从铁栅后面向他凄苦地微笑。可是此刻出现在他面前的却是一种截然不同的景象:一张大桌子,上面放着酒瓶、花瓶、大烛台和餐具,几个机灵的茶房在桌子周围侍候客人。候车室深处有个柜台,柜台里面的酒橱前站着一个侍者,柜台上放着各种果盘和酒瓶,旅客都背对外站在柜台旁。

聂赫留朵夫刚从沙发上坐起来,头脑清醒了些,便发现房间里人人都在好奇地向门口张望。他也往那边望望,看见一伙人抬着一把圈椅,椅上坐着一位头上包着轻纱的太太。前面抬圈椅的那个跟班,聂赫留朵夫觉得很面熟。后面一个戴着镶金绦的制帽,是聂赫留朵夫认识的一个看门人。圈椅后面跟着一个装束雅致的侍女。她头发鬈曲,身上系着围裙,手里提着一个包裹、一个装着圆滚滚东西的皮盒子和两把阳伞。再后面走着的就是柯察金公爵。公爵生着两片厚嘴唇,一个容易中风的肥大脖子,挺起胸脯,头上戴着一顶旅行帽。他后面是米西和她的表哥米沙,还有那个聂赫留朵夫认识的外交官奥斯登。奥斯登脖子细长,喉结突出,神气和情绪总是很快活。他一面走,一面郑重其事地同笑盈盈的米西说话,但带点戏谑的味道。最后是那个怒气冲冲地吸着烟的医生。

柯察金一家人正从他们城郊的庄园搬到公爵夫人姐姐的庄园里去。那个庄园座落在下城的铁路线上。

抬圈椅的仆人、侍女和医生鱼贯进入女客候车室,引起所有在场的人的好奇和尊敬。老公爵在桌旁一坐下来,立刻把茶房唤到跟前,向他要了酒菜。米西跟奥斯登也在餐厅里停下来,刚要坐下,忽然看见门口有个熟识的女人,就迎着她走去。原来她就是娜塔丽雅。娜塔丽雅在阿格拉斐娜伴同下走进餐厅,不住地向两边张望。她几乎同时看见了米西和弟弟。她对聂赫留朵夫只点点头,先走到米西跟前。不过她同米西互吻以后,就转身对弟弟说话。

“我总算找到你了,”娜塔丽雅说。

聂赫留朵夫站起来同米西、米沙和奥斯登打了招呼,站住同他们谈话。米西把他们乡下的房子着火、逼得他们搬到姨妈家去的事告诉聂赫留朵夫。奥斯登乘机讲了一个同火灾有关的笑话。

聂赫留朵夫没有听奥斯登说,却转身同姐姐谈话。

“你来,我真是太高兴了,”他说。

“我早就来了,”她说。“我是跟阿格拉斐娜一起来的。”她指指阿格拉斐娜说,那个女管家头戴帽子,身穿防雨布大衣,现出亲切而稳重的神态,羞怯地从远处对聂赫留朵夫鞠了一躬,不愿打扰他。“我们在到处找你。”

“可我在这儿睡着了。你来,我真是太高兴了,”聂赫留朵夫又说了一遍。“我刚才给你写信,刚开了个头,”他说。

“真的吗?”她忧虑地问。“有什么事?”

米西和她的男伴发现姐弟两人在密谈,就走开了。聂赫留朵夫同姐姐在靠窗的丝绒长沙发上坐下来,沙发上还放着别人的行李、毛毯和帽盒。

“昨天我从你家出来以后,本想再回去赔罪。但不知道姐夫会怎样对待我,”聂赫留朵夫说,“我同他谈得不投机,心里很难过。”

“我知道,”姐姐说,“我相信你不是有意的。你也知道……”

娜塔丽雅的眼睛里充满了泪水。她碰碰他的手。她这句话的意思不明确,可是他完全了解她,被她的情意所感动。她原来想表示,除了她对丈夫的满腔热爱以外,她对他,对弟弟的手足之情,在她也是很重要很宝贵的,他们之间的任何龃龉在她都是痛苦的。

“谢谢,谢谢你……唉,今天我看见什么了!”聂赫留朵夫突然想起第二个死去的犯人,说。“有两个犯人被害死了。”

“怎么被害死了?”

“就这样被害死了。这样的大热天把他们押出来。有两个就中暑死了。”

“那不可能!怎么会呢?今天吗?刚才吗?”

“是的,就是刚才。我看见他们的尸体。”

“可是为什么要害死他们呢?是谁害死他们的?”娜塔丽雅问。

“就是那些硬把他们押出来的人,”聂赫留朵夫怒气冲冲地说,觉得她看待这事用的也是丈夫那种眼光。

“啊,我的天!”阿格拉斐娜走到他们跟前,说。

“是的,这些不幸的人遭到什么待遇,我们一点也不清楚,但我们应该知道,”聂赫留朵夫瞧着老公爵说。老公爵这时已围好餐巾,坐在放有一瓶混合酒的桌旁,回过头来对聂赫留朵夫瞧了一眼。

“聂赫留朵夫!”他叫道,“要不要喝一点解解暑气?出门喝一点再好没有了!”

聂赫留朵夫谢绝了,转过身来。

“那么你究竟打算怎么办呢?”娜塔丽雅又问。

“尽我的力量去做。我不知道该做什么,但觉得总应该做些什么。我一定尽我的力量去做。”

“是的,是的,这我明白。那么,你跟这一家人,”她微笑着瞧瞧柯察金,说,“难道真的就一刀两断了?”

“一刀两断了。我想,这样双方都不会感到遗憾的。”

“可惜。我觉得很可惜。我喜欢她。嗯,就算是这样吧,可是你为什么要作茧自缚?”娜塔丽雅怯生生地说。“你何必跟着去呢?”

“那是因为我应该去,”聂赫留朵夫一本正经地冷冷说,似乎希望不要再谈这事。

不过,他对待姐姐这样冷淡,立刻感到羞愧。“我为什么不把心里所想的都告诉她呢?”他想。“让阿格拉斐娜也听听好了,”他瞅了一下老女仆,对自己说。有阿格拉斐娜在场,这就鼓励他把自己的决心再对姐姐说一遍。

“你是说我想跟卡秋莎结婚这件事吗?说实在的,我决心这样做,可是她一口拒绝了,”他声音哆嗦着说。每次谈到这事,他总是这样的。“她不愿接受我的牺牲,情愿自己牺牲,而就她的处境来说,她牺牲得太多了。我不能接受这种牺牲,如果这只是出于一时冲动的话。所以我现在决心跟她去,她走到哪儿,我跟到哪儿。我还要尽我的力量帮助她,来减轻她的痛苦。”

娜塔丽雅一言不发。阿格拉斐娜用疑问的目光瞧瞧娜塔丽雅,摇摇头。这时候,原来那一伙人又从女客候车室里出来,仍旧由漂亮的跟班菲利浦和看门人抬着公爵夫人。公爵夫人吩咐停下来,向聂赫留朵夫招招手,露出一副疲劳不堪的可怜相,伸给他一只戴满戒指的白手,恐惧地等待他有力的握手。“真要人的命!”她指炎热的天气说。“我可受不了。这样的天气真要我的命。”接着她谈了一阵俄罗斯气候的恶劣,又请聂赫留朵夫到他们家去玩,然后示意抬圈椅的人继续上路。“那么,您务必要来,”她坐在圈椅上,转过她的长脸,又向聂赫留朵夫说了一句。

聂赫留朵夫走到站台上。公爵夫人的一伙人往右拐了个弯,向头等车厢走去。聂赫留朵夫同搬行李的脚夫和背着袋子的塔拉斯一起向左边走去。

“喏,这是我的同伴,”聂赫留朵夫指着塔拉斯对姐姐说,关于塔拉斯的遭遇他上次已对姐姐讲过了。

“难道你真的坐三等车吗?”娜塔丽雅看见聂赫留朵夫在三等车厢旁边站住,脚夫拿着行李和塔拉斯一起走上那节车厢,就问。

“是的,这样方便些,我有塔拉斯一起走,”他说。“哦,还有一件事要同你说一下,”他添加说,“我至今还没有把库兹明斯科耶的土地分给农民,万一我死了,就由你那几个孩子继承好了。”

“德米特里,别说这种话,”娜塔丽雅说。

“就算我把那些地都给了农民,我也有一件事要说明,那就是我其余的东西都将传给他们,因为我恐怕不会结婚,即使结婚也不会有孩子……所以……”

“德米特里,我求求你,别说这种话,”娜塔丽雅说,不过聂赫留朵夫看出她听了这话觉得高兴。

前面,在头等车厢旁边,站着一小群人,仍旧瞧着柯察金公爵夫人被抬进去的那节车厢。其余的人都已按座位坐好。几个迟到的乘客匆匆走过,把站台的木板踩得咚咚直响。列车员砰地关上车门,请旅客就座,请送客的下车。

聂赫留朵夫走进被太阳晒得又热又臭的车厢,立刻又走到车尾的小平台上。

娜塔丽雅头戴一顶时髦的帽子,披着披肩,跟阿格拉斐娜并排站在车厢旁边,显然在找话题,但没有找到。她连说一句:“写信来,”都觉得不行,因为她同弟弟早就嘲笑过送人出门那套老规矩了。一谈到财产和继承问题,就破坏了他们的手足之情;他们觉得彼此疏远了。等到火车开动,她只点点头,现出惆怅而亲切的脸色说:“嗯,再见,德米特里,再见!”这时,她心里反而感到高兴。但等这节车厢一离开,她就想到她该怎样把同弟弟谈的事告诉丈夫,她的脸色顿时变得严肃而紧张了。

尽管聂赫留朵夫对姐姐一向很有感情,也没有对她隐瞒过任何事情,如今同她待在一起却觉得别扭,难堪,巴不得早点分开。他觉得当年同他那么亲近的娜塔丽雅已不再存在,只剩下一个胡子蓬松、肤色发黑的讨厌丈夫的奴隶。他清楚地看出这一点,因为当他谈到她丈夫感兴趣的事,也就是分地给农民和遗产继承等问题时,她的脸色才显得特别兴奋。而这一点却使他感到伤心。

——待续


2010-9-9 08: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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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雪儿

#55  

三十八
聂赫留朵夫来到火车站,犯人们都已坐到装有铁窗的车厢里。站台上有几个送行的人,但押解兵不准他们接近车厢。押解兵今天特别操心。从监狱到车站的一路上,除了聂赫留朵夫看到的两名犯人,还有三个中暑死亡:其中一名也象前两名那样被送到就近的警察分局,还有两名都是在车站上倒下的。①押解人员操心的,倒不是在他们的押解下死了五个本来可以不死的人。这事根本不在他们心上。他们操心的只是依法办理必要的手续:把死人和他们的文件、杂物送到该送的地方,把他们的名字从押送到下城的犯人名册中勾销。办这些事很麻烦,特别是在这样的大热天。

--------

①八十年代初,有一批犯人从布狄斯基监狱押送到下城火车站,一天里就有五名犯人中暑死亡。——托尔斯泰注。

押解兵此刻正忙于处理这些事,因此在这些事没有办完以前,不准聂赫留朵夫和其他人接近车厢。不过聂赫留朵夫还是获得许可走近车厢,因为他给了押解的军士一点钱。这个军士就放聂赫留朵夫过去,但要他谈得快一点,谈完就走开,免得被长官看见。车厢总共十八节,除了长官坐的那一节以外,节节车厢都被犯人挤得满满的。聂赫留朵夫走过那些车厢窗口,留神听听里面在干什么。每节车厢里都是一片镣铐声、忙乱声、说话声,其中还夹着毫无意思的下流话,但出乎聂赫留朵夫的意料,没有一个地方在谈论路上死去的同伴。他们谈的多半是他们的袋子、饮用水和挑座位问题。聂赫留朵夫从一节车厢的窗口往里张望,看见押解兵在过道上给犯人卸手铐。犯人们伸出双手,一个押解兵打开手铐上的锁,把手铐脱掉。另一个押解兵把手铐收集在一起。聂赫留朵夫走过所有男犯的车厢,来到女犯车厢旁边。第二节车厢里传出一个女人均匀的呻吟声:“喔唷,喔唷,喔唷,老天爷!

喔唷,喔唷,喔唷,老天爷!”

聂赫留朵夫走过这节车厢,听从一个押解兵的指点,走到第○三节车厢窗口。聂赫留朵夫的头刚凑近窗口,就有一股充满汗酸臭的热气扑面袭来,同时清楚地听见女人叽叽喳喳的说话声。所有长凳上都坐着满头大汗、脸色通红、身穿囚袍和短袄的女人,她们在大声谈话。聂赫留朵夫的脸凑近铁窗,引起了她们的注意。靠窗几个女人住了口,向他凑过去。玛丝洛娃只穿一件短袄,没有包头巾,坐在对面窗口。皮肤白净、脸带笑容的费多霞坐在她旁边,离这边窗口近一点。她一认出聂赫留朵夫,就推推玛丝洛娃,给她指指这边窗口。玛丝洛娃慌忙站起来,拿头巾包住乌黑的头发,红润冒汗的脸上现出活泼的微笑,走到窗口,双手抓住铁栅。

“天气真热呀!”她快乐地笑着说。

“东西收到了吗?”

“收到了,谢谢。”

“还需要什么吗?”聂赫留朵夫问,觉得车厢里的热气简直象从蒸汽浴室里冒出来的一样。

“什么也不需要了,谢谢。”

“最好能弄点水喝喝,”费多霞说。

“是啊,最好弄点水喝喝,”玛丝洛娃也跟着说。

“难道你们没有水喝吗?”

“送来过,都喝光了。”

“我这就去,”聂赫留朵夫说,“我去问押解兵要点水来。

我们要到下城再能见面了。”

“难道您也去吗?”玛丝洛娃仿佛不知道这件事,快乐地瞅了聂赫留朵夫一眼,说。

“我坐下一班车走。”

玛丝洛娃一言不发,过了几秒钟才深深地叹了口气,“这是怎么搞的,老爷,说是有十二个犯人被折磨死了,是真的吗?”一个神情严厉的上了年纪的女犯人用男人般的粗嗓子说。

她就是柯拉勃列娃。

“十二个,我没听说。我只看见两个,”聂赫留朵夫说。

“听说有十二个。造这样的孽,他们都没事吗?简直都是魔鬼!”

“妇女中间没有人害病吧?”聂赫留朵夫问。

“娘儿们身子骨硬朗些,”另一个矮小的女犯笑着说,“只是有一个要生孩子了。听,她在那儿嚷嚷呢,”她指着隔壁的车厢说,那儿不断传来同一种呻吟声。

“您问我们还需要什么,”玛丝洛娃竭力忍住嘴唇上快乐的笑意,说,“那么,能不能把这女人留下来,要不她太受罪了。哎,您最好去跟长官说说。”

“好的,我去说。”

“哎,还有,能不能让她同她丈夫塔拉斯见一次面?”她瞥了一眼笑盈盈的费多霞,示意聂赫留朵夫说。“她丈夫就要跟您一起动身了。”

“老爷,不可以同她们说话,”一个押解的军士说。这不是放聂赫留朵夫过来的那个军士。

聂赫留朵夫就去找长官,想为临产的女人和塔拉斯求情,可是找了好半天都没有找到,也不能从押解兵那里打听到长官在哪里。他们都很忙:有些正把犯人带到什么地方去,有些跑去给自己买食物,或者把自己的行李放到车厢里,有些在伺候跟押解官一起动身的太太。他们都不高兴回答聂赫留朵夫的话。

聂赫留朵夫找到押解官的时候,已经响过第二遍铃了。押解官用他那只短手擦擦盖没嘴巴的小胡子,耸起肩膀,为什么事在斥责司务长。

“您究竟有什么事?”他问聂赫留朵夫说。”

“你们车上有个女人要生孩子了,我想应该……”

“那就让她生好了。等生出来再说,”押解官说,向他自己那节车厢走去,拚命摆动两条短胳膊。

这时候,列车长手里拿着哨子走过。紧接着响起了最后一遍铃声和哨子声,从站台上送行的人群中和女犯的车厢里传出一片号叫声。聂赫留朵夫跟塔拉斯并排站在站台上,眼看一节节带铁窗的车厢和车窗里一个个剃光头发的男人脑袋从面前掠过。接着是第一节女犯车厢,从窗子里可以看见里面的女犯,有的露着头发,有的扎着头巾。然后是第二节车厢,从里面传出那个临产女人的呻吟。再后面就是玛丝洛娃的那节车厢。玛丝洛娃同另外几个女犯站在窗口,瞧着聂赫留朵夫,对他发出凄苦的微笑。

三十九
聂赫留朵夫所搭的那班客车离开车还有两小时。聂赫留朵夫原想利用这段时间到姐姐家去一次,可是今天上午看到的那些景象使他感慨万千,精疲力竭,而一坐到头等车候车室的沙发上,更觉得极其困倦。他侧过身子,一只手垫在脸颊下,就立刻睡着了。

一个身穿礼服,胸戴徽章、肩上搭着餐巾的茶房把他叫醒了。

“老爷,老爷,您是聂赫留朵夫公爵吗?有位太太在找您呢。”

聂赫留朵夫霍地跳起来,揉揉眼睛,这才记起他在什么地方,想到今天上午发生的种种事情。

他头脑里留下的印象是:犯人的队伍,几个死人,有铁窗的车厢和关在里面的女犯,其中一个在临产的阵痛中,无人照料,另一个从铁栅后面向他凄苦地微笑。可是此刻出现在他面前的却是一种截然不同的景象:一张大桌子,上面放着酒瓶、花瓶、大烛台和餐具,几个机灵的茶房在桌子周围侍候客人。候车室深处有个柜台,柜台里面的酒橱前站着一个侍者,柜台上放着各种果盘和酒瓶,旅客都背对外站在柜台旁。

聂赫留朵夫刚从沙发上坐起来,头脑清醒了些,便发现房间里人人都在好奇地向门口张望。他也往那边望望,看见一伙人抬着一把圈椅,椅上坐着一位头上包着轻纱的太太。前面抬圈椅的那个跟班,聂赫留朵夫觉得很面熟。后面一个戴着镶金绦的制帽,是聂赫留朵夫认识的一个看门人。圈椅后面跟着一个装束雅致的侍女。她头发鬈曲,身上系着围裙,手里提着一个包裹、一个装着圆滚滚东西的皮盒子和两把阳伞。再后面走着的就是柯察金公爵。公爵生着两片厚嘴唇,一个容易中风的肥大脖子,挺起胸脯,头上戴着一顶旅行帽。他后面是米西和她的表哥米沙,还有那个聂赫留朵夫认识的外交官奥斯登。奥斯登脖子细长,喉结突出,神气和情绪总是很快活。他一面走,一面郑重其事地同笑盈盈的米西说话,但带点戏谑的味道。最后是那个怒气冲冲地吸着烟的医生。

柯察金一家人正从他们城郊的庄园搬到公爵夫人姐姐的庄园里去。那个庄园座落在下城的铁路线上。

抬圈椅的仆人、侍女和医生鱼贯进入女客候车室,引起所有在场的人的好奇和尊敬。老公爵在桌旁一坐下来,立刻把茶房唤到跟前,向他要了酒菜。米西跟奥斯登也在餐厅里停下来,刚要坐下,忽然看见门口有个熟识的女人,就迎着她走去。原来她就是娜塔丽雅。娜塔丽雅在阿格拉斐娜伴同下走进餐厅,不住地向两边张望。她几乎同时看见了米西和弟弟。她对聂赫留朵夫只点点头,先走到米西跟前。不过她同米西互吻以后,就转身对弟弟说话。

“我总算找到你了,”娜塔丽雅说。

聂赫留朵夫站起来同米西、米沙和奥斯登打了招呼,站住同他们谈话。米西把他们乡下的房子着火、逼得他们搬到姨妈家去的事告诉聂赫留朵夫。奥斯登乘机讲了一个同火灾有关的笑话。

聂赫留朵夫没有听奥斯登说,却转身同姐姐谈话。

“你来,我真是太高兴了,”他说。

“我早就来了,”她说。“我是跟阿格拉斐娜一起来的。”她指指阿格拉斐娜说,那个女管家头戴帽子,身穿防雨布大衣,现出亲切而稳重的神态,羞怯地从远处对聂赫留朵夫鞠了一躬,不愿打扰他。“我们在到处找你。”

“可我在这儿睡着了。你来,我真是太高兴了,”聂赫留朵夫又说了一遍。“我刚才给你写信,刚开了个头,”他说。

“真的吗?”她忧虑地问。“有什么事?”

米西和她的男伴发现姐弟两人在密谈,就走开了。聂赫留朵夫同姐姐在靠窗的丝绒长沙发上坐下来,沙发上还放着别人的行李、毛毯和帽盒。

“昨天我从你家出来以后,本想再回去赔罪。但不知道姐夫会怎样对待我,”聂赫留朵夫说,“我同他谈得不投机,心里很难过。”

“我知道,”姐姐说,“我相信你不是有意的。你也知道……”

娜塔丽雅的眼睛里充满了泪水。她碰碰他的手。她这句话的意思不明确,可是他完全了解她,被她的情意所感动。她原来想表示,除了她对丈夫的满腔热爱以外,她对他,对弟弟的手足之情,在她也是很重要很宝贵的,他们之间的任何龃龉在她都是痛苦的。

“谢谢,谢谢你……唉,今天我看见什么了!”聂赫留朵夫突然想起第二个死去的犯人,说。“有两个犯人被害死了。”

“怎么被害死了?”

“就这样被害死了。这样的大热天把他们押出来。有两个就中暑死了。”

“那不可能!怎么会呢?今天吗?刚才吗?”

“是的,就是刚才。我看见他们的尸体。”

“可是为什么要害死他们呢?是谁害死他们的?”娜塔丽雅问。

“就是那些硬把他们押出来的人,”聂赫留朵夫怒气冲冲地说,觉得她看待这事用的也是丈夫那种眼光。

“啊,我的天!”阿格拉斐娜走到他们跟前,说。

“是的,这些不幸的人遭到什么待遇,我们一点也不清楚,但我们应该知道,”聂赫留朵夫瞧着老公爵说。老公爵这时已围好餐巾,坐在放有一瓶混合酒的桌旁,回过头来对聂赫留朵夫瞧了一眼。

“聂赫留朵夫!”他叫道,“要不要喝一点解解暑气?出门喝一点再好没有了!”

聂赫留朵夫谢绝了,转过身来。

“那么你究竟打算怎么办呢?”娜塔丽雅又问。

“尽我的力量去做。我不知道该做什么,但觉得总应该做些什么。我一定尽我的力量去做。”

“是的,是的,这我明白。那么,你跟这一家人,”她微笑着瞧瞧柯察金,说,“难道真的就一刀两断了?”

“一刀两断了。我想,这样双方都不会感到遗憾的。”

“可惜。我觉得很可惜。我喜欢她。嗯,就算是这样吧,可是你为什么要作茧自缚?”娜塔丽雅怯生生地说。“你何必跟着去呢?”

“那是因为我应该去,”聂赫留朵夫一本正经地冷冷说,似乎希望不要再谈这事。

不过,他对待姐姐这样冷淡,立刻感到羞愧。“我为什么不把心里所想的都告诉她呢?”他想。“让阿格拉斐娜也听听好了,”他瞅了一下老女仆,对自己说。有阿格拉斐娜在场,这就鼓励他把自己的决心再对姐姐说一遍。

“你是说我想跟卡秋莎结婚这件事吗?说实在的,我决心这样做,可是她一口拒绝了,”他声音哆嗦着说。每次谈到这事,他总是这样的。“她不愿接受我的牺牲,情愿自己牺牲,而就她的处境来说,她牺牲得太多了。我不能接受这种牺牲,如果这只是出于一时冲动的话。所以我现在决心跟她去,她走到哪儿,我跟到哪儿。我还要尽我的力量帮助她,来减轻她的痛苦。”

娜塔丽雅一言不发。阿格拉斐娜用疑问的目光瞧瞧娜塔丽雅,摇摇头。这时候,原来那一伙人又从女客候车室里出来,仍旧由漂亮的跟班菲利浦和看门人抬着公爵夫人。公爵夫人吩咐停下来,向聂赫留朵夫招招手,露出一副疲劳不堪的可怜相,伸给他一只戴满戒指的白手,恐惧地等待他有力的握手。“真要人的命!”她指炎热的天气说。“我可受不了。这样的天气真要我的命。”接着她谈了一阵俄罗斯气候的恶劣,又请聂赫留朵夫到他们家去玩,然后示意抬圈椅的人继续上路。“那么,您务必要来,”她坐在圈椅上,转过她的长脸,又向聂赫留朵夫说了一句。

聂赫留朵夫走到站台上。公爵夫人的一伙人往右拐了个弯,向头等车厢走去。聂赫留朵夫同搬行李的脚夫和背着袋子的塔拉斯一起向左边走去。

“喏,这是我的同伴,”聂赫留朵夫指着塔拉斯对姐姐说,关于塔拉斯的遭遇他上次已对姐姐讲过了。

“难道你真的坐三等车吗?”娜塔丽雅看见聂赫留朵夫在三等车厢旁边站住,脚夫拿着行李和塔拉斯一起走上那节车厢,就问。

“是的,这样方便些,我有塔拉斯一起走,”他说。“哦,还有一件事要同你说一下,”他添加说,“我至今还没有把库兹明斯科耶的土地分给农民,万一我死了,就由你那几个孩子继承好了。”

“德米特里,别说这种话,”娜塔丽雅说。

“就算我把那些地都给了农民,我也有一件事要说明,那就是我其余的东西都将传给他们,因为我恐怕不会结婚,即使结婚也不会有孩子……所以……”

“德米特里,我求求你,别说这种话,”娜塔丽雅说,不过聂赫留朵夫看出她听了这话觉得高兴。

前面,在头等车厢旁边,站着一小群人,仍旧瞧着柯察金公爵夫人被抬进去的那节车厢。其余的人都已按座位坐好。几个迟到的乘客匆匆走过,把站台的木板踩得咚咚直响。列车员砰地关上车门,请旅客就座,请送客的下车。

聂赫留朵夫走进被太阳晒得又热又臭的车厢,立刻又走到车尾的小平台上。

娜塔丽雅头戴一顶时髦的帽子,披着披肩,跟阿格拉斐娜并排站在车厢旁边,显然在找话题,但没有找到。她连说一句:“写信来,”都觉得不行,因为她同弟弟早就嘲笑过送人出门那套老规矩了。一谈到财产和继承问题,就破坏了他们的手足之情;他们觉得彼此疏远了。等到火车开动,她只点点头,现出惆怅而亲切的脸色说:“嗯,再见,德米特里,再见!”这时,她心里反而感到高兴。但等这节车厢一离开,她就想到她该怎样把同弟弟谈的事告诉丈夫,她的脸色顿时变得严肃而紧张了。

尽管聂赫留朵夫对姐姐一向很有感情,也没有对她隐瞒过任何事情,如今同她待在一起却觉得别扭,难堪,巴不得早点分开。他觉得当年同他那么亲近的娜塔丽雅已不再存在,只剩下一个胡子蓬松、肤色发黑的讨厌丈夫的奴隶。他清楚地看出这一点,因为当他谈到她丈夫感兴趣的事,也就是分地给农民和遗产继承等问题时,她的脸色才显得特别兴奋。而这一点却使他感到伤心。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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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雪儿

#56  

四十
三等车的大车厢被太阳晒了一整天,又挤满了人,闷热得叫人喘不过气来。聂赫留朵夫一直站在车尾的小平台上,没有回车厢。但连这里也呼吸不到新鲜空气。直到列车从周围房屋中开出,车厢里有了穿堂风,聂赫留朵夫才挺起胸膛,深深地吸了一口气。“是的,他们是被害死的,”他暗自重复了一遍对姐姐说过的话。他的头脑里今天充满了各种印象,此刻却特别生动地浮现出第二个死去的犯人那张漂亮的脸,以及他那含笑的嘴唇、严峻的前额、头皮剃得发青的头盖骨和头盖骨下不大的结实的耳朵。“最最可怕的是他被害死了,却没有人知道到底是谁把他害死的。但他确实被害死了。他也同别的犯人一样,是遵照马斯连尼科夫的命令被押解出来的。至于马斯连尼科夫呢,公事公办,在印好的公文纸上用他难看的花体字签上名,他当然不会认为自己应该负责任。那个专门检查犯人身体的监狱医生更不会认为自己该负责任。他认真执行自己的职责,把体弱的犯人剔出,绝没有料到天气会这么热,犯人被押解出来又那么迟,而且被迫那么紧紧地挤在一起。那么典狱长呢?……典狱长只不过执行命令,在某一天把多少男女苦役犯和流放犯送上路罢了。押解官同样没有责任,因为他的职责只是根据名册点收若干犯人,然后到某地再把他们点交出去。他照例根据规定把那批犯人押解上路,可怎么也没有料到,象聂赫留朵夫看到的那两个身强力壮的人,竟会支持不住而死去。谁也没有责任,可是人却给活活害死,而且归根到底是被那些对这些人的死毫无责任的人害死的。

“所以会有这样的事,”聂赫留朵夫想,“就因为所有这些人——省长、典狱长、警官、警察——都认为世界上有这样一种制度,根据这种制度,人与人之间无须维持正常的关系。说实话,所有这些人,马斯连尼科夫也好,典狱长也好,押解官也好,要是他们不做省长、典狱长和军官,就会反复思考二十次:这样炎热的天气叫人挤在一起上路,行吗?即使上路,中途也会休息二十次。要是看见有人体力不支,呼吸急促,也会把他从队伍里带出来,让他到阴凉的地方喝点水,休息一下。如果出了不幸的事,也会对人表示同情。他们所以没有这样做,并且不让别人这样做,无非因为他们没有把这些人当作人看待,也没有看到他们对这些人应负的责任。他们总是把官职和规章制度看得高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和人对人的义务。问题的症结就在这里,”聂赫留朵夫想。“只要承认天下还有比爱人之心更重要的东西,哪怕只承认一小时,或者只在某一特殊场合承认,那就没有一种损人的罪行干不出来,而在干的时候还不认为自己是在犯罪。”

聂赫留朵夫沉思着,连天气变了都没有注意到。太阳已被前方低垂的云朵遮住,从西方地平线那儿涌来一大片浓密的浅灰色雨云。远处田野和树林上空已经下着倾斜的大雨。雨云送来湿润的空气。闪电偶尔划破灰云,滚滚的雷鸣同列车越来越急促的隆隆声交响成一片。雨云越来越近,斜雨开始打着车尾的小平台,也打着聂赫留朵夫的薄大衣。他走到小平台的另一边,吸着湿润清凉的空气和久旱待雨的土地发出的庄稼味,望着眼前掠过的果园、树林、开始发黄的黑麦地、依旧碧绿的燕麦地和种着正在开花的深绿色土豆的黑色田畦。大地万物似乎都涂了一层清漆,绿的更绿,黄的更黄,黑的更黑了。

“再下,再下!”聂赫留朵夫望着好雨下生意盎然的田野、果园和菜园,不禁快乐地说。

大雨下了没有多久。雨云一部分变成雨水落下来,一部分飘走了。此刻只剩下暴雨后残留下来的蒙蒙细雨,垂直地落到湿漉漉的地面上。太阳又露了出来,大地万物又闪闪发亮。在东方地平线那儿,出现了一道长虹,位置不高,色彩鲜艳,紫色特浓,但一端却模糊不清。

“哦,我刚才在想什么呀?”聂赫留朵夫想,这时自然界的种种变化结束了,火车已驶入一道高坡夹峙的山沟。“是啊,我在想,所有那些人,典狱长也好,押解官也好,其他官员也好,原来都是温和善良的,他们之所以变得凶恶,就因为他们做了官。”

他想起他讲到监狱里种种情景时马斯连尼科夫那种冷漠的表情,想起典狱长的严厉和押解官的残酷,想起押解官不准病弱的犯人搭大车,也不管临产的女犯在火车上痛苦哀号。

“这些人个个都是铁石心肠,对别人的苦难漠不关心,无非因为他们做了官。他们一旦做了官,心里就渗不进爱人的感情,就象石砌的地面渗不进雨水一样,”聂赫留朵夫瞧着山沟两旁杂色石头砌成的斜坡想。他看见雨水没有渗进地里去,却汇成一道道水流淌下来。“也许山沟两旁的斜坡非用石头砌不可,但这些土地本来可以象坡顶上土地那样,生长庄稼、青草、灌木、树林,现在却寸草不生。这景象看着真叫人痛心。人也是这样,”聂赫留朵夫想,“那些省长啦,典狱长啦,警察啦,也许都非有不可,但看到有人丧失了人的主要本性,也就是人与人之间的友爱和怜悯,那真是可怕!”

“问题的症结在于,”聂赫留朵夫想,“那些人把不成其为法律的东西当作法律,却不承认上帝亲自铭刻在人们心里的永恒不变的律法才是法律。正因为这样,我跟那些人很难相处,”聂赫留朵夫想。“我简直怕他们。他们确实可怕。比强盗更可怕。强盗还有恻隐之心,那些人却没有恻隐之心。他们同恻隐之心绝了缘,就象这些石头同花草树木绝了缘一样。他们可怕就可怕在这里。据说,普加乔夫、拉辛①之类的人很可怕。其实,他们比普加乔夫、拉辛可怕一千倍,”他继续想。“如果有人提出一个心理学问题:怎样才能使我们这个时代的人,基督徒、讲人道的人、一般善良的人,干出罪孽深重的事而又不觉得自己在犯罪?那么,答案只有一个:就是必须维持现有秩序,必须让那些人当省长、典狱长、军官和警察。也就是说,第一,要让他们相信,世界上有一种工作,叫做国家公职,从事这种工作可以把人当作物品看待,不需要人与人之间的手足情谊;第二,要那些国家公职人员结成一帮,这样不论他们对待人的后果怎样,都无须由某一个人单独承担责任。没有这些条件,就不会干出象我今天所看到的那种可怕的事来。问题的症结在于,人们认为世界上有一种规矩,根据这种规矩人对待人不需要有爱心,但这样的规矩其实是没有的。人对待东西可以没有爱心,砍树也罢,造砖也罢,打铁也罢,都不需要爱心,但人对待人却不能没有爱心,就象对待蜜蜂不能不多加小心一样。这是由蜜蜂的本性决定的。如果你对待蜜蜂不多加小心,那你就会既伤害蜜蜂,也伤害自己。对待人也是这样。而且不能不这样,因为人与人之间的友爱是人类生活的基本准则。的确,人不能象强迫自己工作那样强迫自己去爱,但也不能因此得出结论说,对待人可以没有爱心,特别是对人有所求的时候。如果你对人没有爱心,那你还是安分守己地待着,”聂赫留朵夫对自己说,“你就自己顾自己,干干活,就是不要去跟人打交道。只有肚子饿的时候,吃东西才有益无害,同样,只有当你有爱心的时候,去同人打交道才会有益无害。只要你容忍自己不带爱心去对待人,就象昨天对待姐夫那样,那么,今天亲眼目睹的种种待人的残酷行为就会泛滥成灾,我这辈子亲身经历过的那种痛苦,也将无穷无尽。是啊,是啊,就是这么一回事,”聂赫留朵夫想。“这真是太好了,太好了!”他对自己反复说,感到双重的快乐:一方面是由于酷热之后天气凉快下来,另一方面是由于长期盘踞在心头的疑问忽然得到了澄清。

--------

①俄国十七世纪和十八世纪农民起义领袖。

四十一

聂赫留朵夫所乘的那节车厢只有半车旅客。其中有仆役、工匠、工厂工人、肉店老板、犹太人、店员、妇女、工人的妻子,还有一个士兵,两个贵夫人,其中一个年轻,另一个上了年纪,裸露的手臂上戴着几只手镯。另外还有一个脸色严峻的老爷,头戴黑制帽,帽子上有个帽徽。这些人都已找到了座位,怡然自得地坐着,有的在嗑葵花子,有的在吸烟,有的兴致勃勃地同邻座闲聊。

塔拉斯得意扬扬地坐在过道右边的长椅上,给聂赫留朵夫留着一个座位。他兴致勃勃地跟对面一个乘客谈着话。那人敞着乡下的粗呢上装,肌肉发达。聂赫留朵夫后来知道他是个花匠,正乘车到外地去工作。聂赫留朵夫还没有走到塔拉斯跟前,就在一个神态庄重的老头儿旁边站住。那老人留着雪白的大胡子,身穿腰部打褶的土布长袍,正在同一个乡下装束的年轻女人交谈。这女人旁边坐着一个七岁光景的小姑娘。小姑娘身穿一件崭新的无袖长衫,淡得近乎白色的头发扎成一根辫子,她的脚离地很远,嘴里不停地嗑着葵花子。老人回过头来瞧了聂赫留朵夫一眼,掖起长袍前摆,在磨得发亮的长椅上腾出一个位子,亲切地说:

“您请坐吧。”

聂赫留朵夫道了谢,在指定的位子上坐下。聂赫留朵夫刚坐下,那女人就继续讲她的事。她讲到她丈夫在城里怎样招待她,现在她回乡下去。

“上次谢肉节①,托上帝的福,去过一次。这会儿又去了一次,”她说,“到圣诞节,求上帝保佑,还能再去一次。”

“这是好事,”老人瞅着聂赫留朵夫,说,“你得常去看看他,要不然年轻人单独住在城里,容易变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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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基督教节日,一般在大斋前三天举行。

“不,老大爷,我们当家的可不是那种人。他从来不做蠢事,简直象个大姑娘。挣到的钱全部寄回家,自己一个子儿也不留。他挺喜欢这丫头,别提有多喜欢了,”女人笑眯眯地说。

小姑娘一面吐着葵花子壳,一面听母亲说话,仿佛在证实母亲的话。她那双聪明文静的眼睛瞧瞧老人的脸,又瞧瞧聂赫留朵夫的脸。

“看来是个聪明人,再好也没有了,”老人说。“那么,他不来这玩意儿吗?”他补了一句,用眼睛示意坐在过道另一边的一对夫妇。他们大概都是厂里的工人。

做丈夫的把一瓶伏特加的瓶口对住嘴,仰起头,喝着酒;

做妻子的拿着装酒瓶的袋子,眼睛盯住丈夫。

“不,我们当家的不喝酒,也不抽烟,”同老人谈话的那个女人说,抓住机会再次夸奖丈夫。“象他那样的人,老大爷,可以说天下少有。喏,他就是这样的人,”她又转过身来对聂赫留朵夫说。

“那再好也没有了,”老头儿瞧了瞧喝酒的工人,又说。

那工人凑着酒瓶喝了好几口,就把酒瓶递给妻子。妻子接过酒瓶,笑着摇摇头,也把瓶口对准自己的嘴。工人发觉聂赫留朵夫和老头儿瞧着他,就回过头来对他们说:

“怎么了,老爷?瞧我们喝酒吗?我们干活,谁也没有看见;如今一喝酒,大家都看见了。我干活挣了钱,自己喝一点儿,也让老婆喝一点儿。没有别的了。”

“是啊,是啊,”聂赫留朵夫说,不知该怎样回答才好。

“我说的对不对,老爷?我老婆是个稳重的女人!我对她很满意,因为她会疼我。我说得对吗,玛芙拉?”

“喏,拿去吧。我不想再喝了,”妻子把酒瓶递给他说。

“你在罗唆什么呀?”她添了一句。

“瞧,她就是这样的,”工人接着说,“她一会儿挺好,一会儿又象没上过油的大车,吱吱嘎嘎地闹个不停。玛芙拉,我说得对吗?”

玛芙拉一面笑,一面带着酒意挥了挥手。

“嗐,他又瞎扯起来……”

“嗯,她就是这样的。好是好,可只是一时的。一旦发起牛脾气来,什么事都干得出……我说的可是实话。老爷,您可得包涵着点。我喝了点酒,嗯,可是有什么办法……”工人说着躺下来睡觉,把头枕在笑盈盈的妻子的膝盖上。

聂赫留朵夫又跟老头儿一起坐了一阵。老头儿讲到他的身世,说他是个砌炉匠,干了五十三年活,这辈子砌的炉子数也数不清,想休息一下,可总是没有工夫。这回他在城里,给孩子们找了工作,现在回乡去看看家里人。聂赫留朵夫听完老头儿的话,站起来,往塔拉斯给他留的座位那边走去。

“哦,老爷,您坐。我们把袋子挪到这儿来,”坐在塔拉斯对面的花匠抬起头来瞅了瞅聂赫留朵夫的脸,亲切地说。

“不怕受挤,就怕受气,”塔拉斯笑嘻嘻地用唱歌般声音说,然后伸出两条强壮的胳膊把两普特重的袋子象鸿毛似地轻轻举起来,搬到窗口。“地方有的是,站站也可以,钻到椅子底下去也行。这儿可是太平无事,没有人吵架!”他满面笑容,和蔼可亲地说。

塔拉斯讲到他自己时说,他不喝酒就没有话说;一喝酒,话就可以滔滔不绝地说个没完。的确,塔拉斯清醒的时候总是沉默寡言,可是喝了点酒——这在他是很难得的,只有逢到特殊情况时才喝,——就特别喜欢说话。他一开口,总是讲得很多,很有意思,而且非常朴素,非常真诚,尤其是非常亲切,他那双善良的浅蓝色眼睛和殷勤含笑的嘴唇总是洋溢着亲切的情意。

今天他就处在这样的状态。聂赫留朵夫走过来,他暂时住了口。但他把袋子放好后,就照原来那样坐下,把两只经常劳动的有力的手放在膝盖上,直瞧着花匠的眼睛,继续讲他的事。他向这位新朋友详详细细地讲他妻子被判刑的始末,讲她为什么被流放,他现在为什么跟她一起到西伯利亚去。

聂赫留朵夫从来没有听过这事的前后经过,因此全神贯注地听着。他听的时候,塔拉斯刚讲到下毒的事已发生,家里人都知道那是费多霞干的。

“我这是在讲我的伤心事,”塔拉斯和蔼可亲地对聂赫留朵夫说。“碰到这样一位热心朋友,我们就攀谈起来,我也就讲讲我的事。”

“好哇,好哇,”聂赫留朵夫说。

“嗯,大哥,这件事就这样暴露了。我妈当时拿着那块饼说:

‘我去找警察。’我爹是个通情达理的老头儿。他说:‘慢着,老太婆,这小娘们还是个娃娃,她自己也不知道干的是什么,咱们得原谅她。说不定她会明白过来的。’可是有什么用,我妈一句话也听不进去。她说:‘要是咱们把她留下,她就会把咱们象蟑螂那样统统毒死的。’大哥,她说完就跑去找警察,警察一下子冲到我们家里……一下子就把证人都传了去。”

“那么,你当时怎么样呢?”花匠问。

“我吗,大哥,肚子痛得直打滚,嘴里吐个不停,吐得五脏六腑都翻过来,一句话也说不出。我爹马上套好车,叫费多霞坐上去,就赶到警察局,又从警察局到法官那儿。她呢,大哥,一开头就全部认了罪,后来又向法官一五一十招供了。她从什么地方弄到砒霜,怎样把它揉进饼里。法官问她:‘你为什么要干这样的事?’她回答说:‘因为我讨厌他呗。我情愿到西伯利亚去,也不愿跟他一块儿过。’她这是说不愿跟我一块儿过,”塔拉斯笑着说。“她就这样完全认了罪。不消说,她被关进牢里。我爹一个人回来了。这时正好是农忙时节,我们家的婆娘只我妈一个,她又没有力气。我们合计了一下,该怎么办,能不能取个保把她保出来。我爹去找一个长官,不成,又去找一个,还是不成。他一口气找了总有五个长官。我们打算不再奔走,不料碰到了一个人,是官府里的一名小官。那家伙可机灵了,真是天下少见。他说:‘给我五个卢布,我就把她保出来。’我爹同他讲价钱,结果讲定三个卢布。好吧,大哥,我就把她织的土布押出去,把钱给了他。他拿起笔来这么嚓嚓一写,”塔拉斯拖长音说,仿佛讲到开枪似的,“一下子就写好了。我当时已经起床,就亲自驾车去接她。大哥,我这就来到城里。我把我那匹母马拴在客店里,拿起公事,一口气走到监狱。他们问我:‘你有什么事?’我就一五一十地说了一遍,说我老婆关在你们这里。他们问我:‘你有没有公事?’我就马上把公事递给他。他看了一下,说:‘你等一等。’我就在一条长凳上坐下来。太阳已经过头顶了。有个长官走出来问:‘你就是瓦尔古肖夫吗?’我说:‘我就是。’他说:‘好,你把她领回去吧。’他们立刻把牢门打开。她穿着自己的衣服,整整齐齐的,被押了出来,我就说:‘行了,咱们走吧。’她却问我说:‘你难道是走来的吗?’我说:‘不,我是赶车来的。’我们一起走到客店,算清了帐,把马套上车,把马吃剩下来的干草铺在车上,上面再盖一块麻布。我老婆坐到车上,扎上头巾。我们就坐车回家。她一路上不开口,我也不作声。直到快到家了,她才问:‘那么,妈没事吧?’我说:‘没事。’她又问:‘那么,爹没事吧?’我说:‘没事。’她对我说:‘塔拉斯,我干了傻事,你原谅我吧!我自己也说不出,怎么会干出这样的事来。’我就说:‘还说这些干什么,我早就原谅你了。’我也就不再说什么。我们一回到家里,她就在我妈面前下了跪。我妈说:‘去求上帝宽恕吧!’我爹跟她打过招呼说:‘干吗再提那些旧事。好好过日子吧。眼下也没有工夫说那些,该下地收庄稼了。在斯科罗德诺耶那里,那块上过肥的黑麦地,上帝保佑,长势可好了,镰刀都插不进去,麦穗同麦穗纠结在一起,都倒在地里。得收割了。明天你就跟塔拉斯一起去割吧。’大哥,她就立刻动手干活。她干得可卖力了,简直叫人吃惊。当时我们家租了三亩地,上帝保佑,黑麦也罢,燕麦也罢,都是少见的好收成。我割麦,她打捆,要不我们俩就一起割。我干活利索,干什么都错不了。她呢,不论干什么活,比我还利索。我老婆年纪轻,手脚灵活,浑身是劲。大哥,她干活简直不要命,我只好劝她停一停。我们干完活回家,手指头都肿了,胳膊酸痛,该歇一会儿才是,可是她晚饭也不吃,就跑到仓库里,去打第二天用的草绳。她可真是变了样!”

“那么,她跟你亲热了吗?”花匠问。

“那还用说,她跟我可真是太贴心了。我心里想点什么,她都清楚。我妈对她原是一肚子气,可连她也说:‘我们的费多霞好象让人掉了包,都变了个人了。’有一次我们俩赶两辆车去装麦捆,我跟她一起坐前面那辆车。我就问她:‘费多霞,当初你怎么会干出那种事来?’她回答说:‘我怎么会干出那种事来?就是不愿跟你一块儿过。我想,我情愿死,也不愿跟你一起过。’我就说:‘那么现在呢?’她说:‘现在吗,现在你可变成我的心上人了。’”塔拉斯停了停,现出快乐的笑容,困惑地摇摇头。“我们从地里收割回来,把大麻泡在水里,刚回到家,”他沉默了一下,接下去说,“没想到,传票来了,要开庭审判。可我们已经忘记为什么要开庭审判。”

“这准是鬼附上身了,不会是别的,”花匠说,“难道一个人自己会无缘无故去害死人吗?对了,我们那儿有过这样一个人……”花匠刚要讲故事,可是火车停了下来。

“准是到站了,”他说,”最好下去喝点什么。”

谈话到此中断。聂赫留朵夫跟着花匠走出车厢,来到湿漉漉的木板站台上。

——待续


2010-9-9 08: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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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雪儿

#57  

四十二
聂赫留朵夫还没有走出车厢,就看见车站广场上停着几辆豪华的马车,都套有三、四匹膘肥体壮的骏马,马脖子上挂着丁当作响的小铃铛。他走到被雨淋得潮湿发黑的站台上,一眼就看见头等车厢旁站着一伙人。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一个又高又胖的太太,头戴插有珍贵羽毛的帽子,身穿雨衣;再有一个高个子青年,两腿细长,穿一身自行车装,手里牵着一头脖子上套有贵重颈圈的肥壮大狗。他们后面站着几个仆人,手拿雨衣雨伞,还有一个马车夫,都是来接客的。这一伙人,从胖太太起到手提长袍前摆的马车夫止,个个都显得优裕富足,怡然自得。在这伙人四周顿时围了一批好奇成性、拜金成癖的人,其中包括戴红制帽的站长、一个宪兵、一个穿俄罗斯民族服装、颈戴项链、夏天里每逢有火车到必定赶来迎接的瘦姑娘、电报员和几个男女乘客。

聂赫留朵夫认出那个牵狗的青年就是在念中学的柯察金家少爷。那位胖太太就是公爵夫人的姐姐——柯察金一家就是搬到她的庄园来住的。列车长身穿金绦闪亮的制服,脚登擦得锃亮的皮靴,拉开车厢门,并且为了表示敬意,一直拉住那门,好让菲利浦和系白围裙的脚夫把马脸的公爵夫人坐着的圈椅小心抬下车来。两姐妹相互问好,还听到他们用法语商量,公爵夫人坐轿车还是篷车。于是队伍就以手拿阳伞和帽盒的鬈发侍女殿后,向车站出口处走去。

聂赫留朵夫不愿同他们再次见面,再次告别,就站住,等队伍浩浩荡荡地走出车站。公爵夫人带着儿子、米西、医生和侍女走在前头,老公爵和他的妻姐跟在后面。聂赫留朵夫没有走到他们跟前去,只能听见他们用法语交谈的片言只语。在公爵所讲的话中,有一句不知怎的——当然这种情况也是常有的,——连同他的腔调和声音都深深印进聂赫留朵夫的脑海里。

“啊!他可真正是个上等人,真正是个上等人,”公爵用洪亮而自信的声音讲到什么人,在毕恭毕敬的列车员和脚夫的簇拥下,同妻姐一起走出车站。

就在这时候,车站拐角处出现了一群不知从哪儿来的工人。他们穿着树皮鞋,背着羊皮袄和袋子,向站台走来。工人们迈着矫健的步子走到最近一节车厢旁边,想上去,可是立刻被列车员赶走了。工人们没有停下,又匆匆向前走去,彼此踩着脚,来到旁边那节车厢门口登上火车。他们背上的袋子不断地撞在车角和车门上。这当儿另一个列车员在车站出口处看见他们要上车,就恶狠狠地对他们吆喝起来。已经上车的工人连忙下车,又迈着同样矫健的步子,向下一节车厢走去。聂赫留朵夫就坐在那节车厢里。列车员又把他们拦住。他们刚站住,准备继续向前走,但聂赫留朵夫对他们说,车厢里有空位子,可以上去。他们听从他的话,聂赫留朵夫跟在他们后面上了车。工人们正要各自找位子坐下,可是那个帽子上有帽徽的老爷和两位太太看见他们胆敢坐到他们这节车厢里来,认为这是对他们的侮辱,坚决反对,把他们赶了出去。这批工人有年纪老的,有年纪很轻的,总共二十人光景,个个又黑又瘦,满面风霜。他们受到老爷太太的驱逐,显然觉得自己错了,立刻穿过车厢往前走,他们背上的袋子不住地撞在车座、板壁和车门上。他们的神情似乎准备走到天涯海角,坐到人家吩咐他们坐的任何地方,哪怕是坐到钉子上也行。

“你们闯到哪儿去,鬼东西!就在这儿找个位子坐下!”另一个列车员迎着他们走来,嚷道。

“这倒是件新鲜事儿!”两位太太中年轻的那一位说,自以为她那口漂亮的法国话会吸引聂赫留朵夫的注意。那位戴手镯的太太只是皱起眉头,嗅个不停,嘴里嘲弄说,跟这批臭庄稼佬坐在一起真是受惠不浅。

工人们却象度过重大危险似的,感到如释重负,心情轻松,站停下来,分头找位子坐下,动动肩膀,卸下背上的袋子,把它们塞到座位底下。

同塔拉斯攀谈的花匠坐的不是他自己的位子,这时就回到自己的座位上去。这样,塔拉斯旁边和对面就空出三个位子来。有三个工人就坐在这些空位子上,可是聂赫留朵夫一走到他们跟前,他那副老爷的装束使他们手足无措。他们站起来想走,聂赫留朵夫却叫他们坐着不要动,自己在靠近过道座位的扶手上坐下来。

那几个工人中,有一个五十岁光景的老头同一个年纪轻的交换了一下眼色,露出疑惑甚至恐惧的神色。聂赫留朵夫不象一般做老爷的那样对他们呼幺喝六,把他们赶走,反而给他们让座,这使他们感到惊讶,弄不懂是怎么一回事。他们甚至担心到头来会不会出什么对他们不利的事。不过,他们看到这里并没有什么阴谋诡计,聂赫留朵夫同塔拉斯谈话也很随便,他们才放下心来,吩咐一个小伙子坐在袋子上,请聂赫留朵夫坐到自己的位子上去。那个上了年纪的工人坐在聂赫留朵夫对面,起初畏畏缩缩,拚命把穿着树皮鞋的脚缩起来,免得碰到老爷的脚,但后来同聂赫留朵夫和塔拉斯谈得很投机,在他想让聂赫留朵夫注意自己的话时,还用手背碰碰聂赫留朵夫的膝盖。他讲到自己的种种情况,讲到泥炭田的工作。原来他们在泥炭田里干了两个半月活,每人大约挣了十个卢布——有一部分工资他们在受雇时已经预支了,——现在就是带着工钱回家去。他讲到,他们干活总是在没膝深的水中,从日出干到日落,中午吃饭休息两小时。

“谁没有干惯,干这活当然很苦,”他说,“但干惯了,也就不觉得苦了。就是伙食要象样。起初伙食很糟,大伙儿都挺不满意,后来伙食有了改进,干活也就轻松了。”

接下去他讲到,他在外面做了二十八年工,总是把全部工钱都寄回家,开头交给父亲,后来交给哥哥,现在则交给当家的侄儿。他每年挣五六十卢布,自己只花两三个卢布,买点烟草和火柴,找点乐子。

“罪过,有时候累了,也喝一点儿伏特加,”他露出负疚的微笑,补了一句。

他还讲到,男人出门后女人怎样当家,今天回家以前包工头怎样请他们喝了半桶白酒,还讲到他们中间死了一个人,另外有一个生了病,现在由他们送回家去。那个病人就坐在这节车厢的角落里。他还是个孩子,脸色灰白,嘴唇发青。他显然在发疟子,还没有退烧。聂赫留朵夫走到他跟前,但那孩子那么严厉而痛苦地对他瞅了一眼,弄得聂赫留朵夫不敢问什么,只是劝老头儿给他买些奎宁来吃,并在一张小纸片上写了药名交给他。聂赫留朵夫想给些钱,可是老头儿说不需要,他自己会买的。

“哦,我出过多少次门,这样的老爷还没有见过。他不仅不揍你,还让位子给你坐。可见老爷也是各各不同的,”他最后对塔拉斯说。

“是啊,这可是一个截然不同的世界,一个崭新的世界,”聂赫留朵夫瞧着这些筋骨强壮而又干瘦如柴的四肢、粗糙的土布衣服,以及黧黑、疲劳而亲切的脸庞,心里想,同时觉得他周围这些人,过着真正的劳动生活,他们有严肃的兴趣、欢乐和痛苦,他们才是彻头彻尾的新人。

“瞧,他们才是真正的上等人,”聂赫留朵夫想起了柯察金公爵说过的这句话,同时想起了柯察金之流的那个游手好闲,穷奢极侈的世界以及他们猥琐无聊的兴趣。

他好象一个旅行家,发现了一个陌生而美丽的新世界,为此感到兴高采烈。

——待续


2010-9-9 08: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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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雪儿

#58  

第三部



包括玛丝洛娃在内的那批犯人,走了将近五千俄里路。在到彼尔姆①以前,玛丝洛娃一直同刑事犯一起坐火车,乘轮船。到了彼尔姆,聂赫留朵夫才算向有关方面疏通好,把玛丝洛娃调到政治犯队伍中。这个主意是同行的薇拉给他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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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西伯利亚西部城市。

在到达彼尔姆以前,玛丝洛娃在肉体上和精神上都感到十分痛苦。肉体上痛苦,是由于拥挤、肮脏以及虱子等小虫的骚扰。精神上痛苦,是由于跟虫子一样讨厌的男人——虽然每到一站都换一批,但都同样死乞白赖,纠缠不清,使人不得安宁。在女犯人同男犯人、男看守、男押解人员之间淫乱成风,因此一个女犯人,尤其是年轻的,要是不愿牺牲自己做女人的贞洁,就得时刻小心戒备。经常处于这种恐惧和挣扎中,那是很痛苦的。玛丝洛娃由于相貌迷人和尽人皆知的身世,特别容易受到这一类袭击。现在她对纠缠她的男人一律严加抗拒,这样使他们觉得受了侮辱,他们就会恼羞成怒。这种状况在她同费多霞和塔拉斯接近后有所改善。塔拉斯知道妻子受到男人的进攻后,就自愿加入犯人队伍来保护她,因此从下城起他就以犯人身分同他们一起赶路。

玛丝洛娃调到政治犯队伍后,她的处境各方面都有所改善。且不说政治犯的膳宿比较好,受到的待遇不那么粗暴,玛丝洛娃自从加入政治犯队伍后,不再受男人迫害,日子过得比较太平,没有人再提起她现在极想忘却的往事。不过,这次调动的最大好处是她认识了几个人,这几个人对她起了极好的影响,决定了她的前途。

玛丝洛娃获准在旅途中跟政治犯同住,但她身体健康,赶路还得跟刑事犯一起。她从托木斯克①起就一直这样步行。跟她一起步行的还有两名政治犯:一名是谢基尼娜,也就是聂赫留朵夫到狱里探望薇拉时,惊奇地看到的那个生有羔羊般眼睛的美丽姑娘;另一名是流放到雅库茨克省②的名叫西蒙松的男犯,他肤色浅黑,头发蓬松,眼睛在前额下凹得很深,聂赫留朵夫那次探监也见到过他。谢基尼娜所以步行,因为把座位让给一个怀孕的女刑事犯坐了。至于西蒙松步行,那是因为他觉得享受阶级特权③是不合理的。这三人同其他政治犯不同,大清早就跟刑事犯一起上路。其他政治犯坐大车,要晚一点出发。在到达大城市前,这种方式一直维持到最后一个旅站。到了大城市,就会有新的押解官来接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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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西伯利亚东北部城市。

②在西伯利亚中部。

③指俄国民粹派因出身贵族,享有坐车赶路的特权。

这是一个阴雨连绵的九月早晨。天忽而落雪,忽而下雨,寒风阵阵。这批犯人总共有四百名男的和近五十名女的,都集合在旅站院子里,其中一部分围着把两天伙食费发给犯人头的押解官,一部分在向放进院子里的女贩购买食物。犯人纷纷数钱买食物,女贩们尖声说话,一片喧闹。

玛丝洛娃和谢基尼娜都穿着高统皮靴和羊皮袄,扎着头巾,从旅站房间出来,向女贩们走去。女贩都坐在北面墙脚背风的地方,嘈杂地叫卖各种东西:新鲜面包、馅饼、鱼、面条、麦粥、牛肝、牛肉、鸡蛋、牛奶等等。有个女贩甚至带了一头烤乳猪来卖。

西蒙松穿一件橡胶短上衣,脚穿羊毛袜,外套胶鞋,用带子扎紧(他是个素食者,不穿戴皮革制品)。他也来到院子里,等待出发。他站在台阶旁,在笔记本里记着刚想到的话:

“要是细菌能观察和研究人的指甲,它准会认为指甲是无机物。同样,我们观察地球外壳,也会认为地球是无机物。这是不正确的。”

玛丝洛娃同女贩讲好价钱,买了几个鸡蛋、一串面包圈、几条鱼和几个新鲜小麦面包,放进袋子里;谢基尼娜在同女贩算帐、付钱。这时犯人们不再说话,纷纷站好队。押解官走出来,在出发前对犯人作最后一次训话。

一切都照规定办理:清点人数,检查镣铐,把犯人排成双行,一对对用手铐锁在一起。但突然响起军官的怒斥声、打人的响声和孩子的哭声。人群里顿时静了下来,接着发出低低的埋怨声。玛丝洛娃和谢基尼娜向喧闹的地方走去。



谢基尼娜和玛丝洛娃走到喧闹的地方,看到这样的景象:一个留很长淡黄小胡子的强壮军官,皱着眉,左手揉着打犯人耳光打痛的右手掌心,嘴里不停地骂着不堪入耳的粗话。他面前站着一个剃阴阳头的瘦长男犯人。这犯人身穿一件短囚袍,下身穿一条更短的裤子,一只手擦着被打得出血的脸,另一只手抱着一个尖声啼哭的包围巾的小女孩。

“我要教训教训你这个……”那军官骂了一句粗话,“叫你懂得顶嘴的滋味……”他又骂了一句。“把孩子交给婆娘们。

快戴上手铐,”他吆喝道。

原来那犯人是个被村社判处流放的农民,他的妻子在托木斯克得伤寒病死了,给他留下了小女儿,他一路上就得抱着她走。押解官下令给他戴上手铐,他说要抱孩子,不能戴手铐。押解官本来就不高兴,一听这话更加火冒十丈,便动手毒打这个违抗命令的犯人。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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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这事在德·阿·李涅夫所著的《押解》一书中有描写。——托尔斯泰注。

对面站着一个押解兵和一个留黑色大胡子的男犯。这个男犯一只手戴着手铐,阴郁地皱着眉头,一会儿看看押解官,一会儿看看那个挨打的抱孩子犯人。押解官再次命令押解兵把小女孩抱走。犯人们的埋怨声越来越响。

“从托木斯克起从没叫他戴过手铐,”后排里传出一个沙哑的声音。

“又不是狗崽子,是个娃娃呀。”

“叫他拿这小妞儿怎么办?”

“这样是违反法律的,”另一个人说。

“这话是谁说的?”那押解官仿佛被蛇咬了一口,向人群扑去,嘴里嚷道。“我要让你懂得什么叫法律。是谁说的?是你?是你?”

“大家都在说。因为……”一个矮个儿、阔脸膛的男犯说。

他还没有把话说完,押解官就左右开弓朝他的脸打去。

“你们要造反啦!我要让你们尝尝造反的滋味。我要把你们象狗那样统统毙掉。上级知道还会感谢我呢。把小妞儿带走!”

人群不再作声。一个押解兵夺下拚命啼哭的小女孩,另一个给顺从地伸出手的犯人戴上手铐。

“把她抱给娘们去,”押解官对押解兵嚷道,整了整挂军刀的皮带。

小女孩挣扎着从围巾里伸出小手,不停地尖声啼哭,脸涨得通红。谢基尼娜从人群里出来,走到押解兵跟前。

“军官先生,这娃娃让我来抱吧。”

押解兵抱着小女孩站住了。

“你是什么人?”押解官问。

“我是个政治犯。”

谢基尼娜美丽的脸蛋和她那双好看的金鱼眼睛,显然对押解官起了作用(他在接收犯人时已见过她)。他默默地对她瞧了瞧,仿佛在权衡什么似的。

“我都无所谓,你要,就抱去好了。你可怜他们不要紧,可是万一跑掉一个人,叫谁负责呢?”

“他抱着娃娃怎么跑得掉?”谢基尼娜说。

“我可没工夫跟你们磨嘴皮子。你要,就抱去吧。”

“您说给她吗?”押解兵问。

“给她。”

“你来,到我这儿来!”谢基尼娜召唤着,竭力把小女孩叫到自己身边。

小女孩却从押解兵怀抱里向父亲探过身去,仍旧尖声啼哭,不肯到谢基尼娜那边去。

“您等一下,谢基尼娜,瞧她会到我这儿来的,”玛丝洛娃从口袋里取出一个面包圈,说。

小女孩认得玛丝洛娃,看见她和面包圈,就向她走去。

一场风波就这样过去了。这时大门已打开,犯人们走到门外排好队。押解兵重新清点人数。大家把口袋放到大车上,捆在一起,又让体弱的人上车。玛丝洛娃抱着小女孩,走到女犯队伍里,站在费多霞旁边。西蒙松一直注视着刚刚发生的事,这时大踏步向军官走去。军官刚把事情安排好,准备跳上他的四轮马车。

“您这样做不对,军官先生,”西蒙松说。

“回队伍里去,不关您的事!”

“怎么不关我的事?你们这种做法不对,我就是要说,而且我也说了。”西蒙松紧锁住两道浓眉,盯住押解官的脸说。

“都好了吗?全体注意,起步走,”押解官不理西蒙松,大声喊道,接着按住赶车士兵的肩膀,钻进马车。

队伍动了起来,拉成长长的一串,穿过茂密的树林,沿着两边是沟的坎坷不平的泥泞道路前进。

——待续


2010-9-9 08: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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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雪儿

#59  



玛丝洛娃在城里过了六年奢侈放荡的生活,又在监狱里同刑事犯一起度过两个月,如今同政治犯待在一起,尽管处境艰苦,她却觉得心情舒畅。每天步行二三十俄里,伙食很好,走两天休息一天。这样,她的身体便逐渐强壮起来。再有,结交一批新朋友,使她发现了以前一无所知的生活乐趣。她认为目前同她一起赶路的人都好得出奇,不仅以前从没见过,简直无法想象。

“是啊,判刑的时候,我哭了,”玛丝洛娃说。“但我要永远感谢上帝。如今我懂了好多事,那在以前是一辈子都不会懂得的。”

玛丝洛娃毫不费力就懂得了这些人从事革命活动的动机。她出身平民,对他们自然很同情。她明白,这些人站在老百姓一边,反对老爷太太们;这些人原来也是老爷太太,但他们为了老百姓的利益,不惜牺牲特权、自由和生命。这就使她格外敬重他们,钦佩他们。

她钦佩所有的新朋友,但最钦佩谢基尼娜。她不仅钦佩她,而且怀着特殊的敬意热爱她。她感到惊讶的是,这个富裕将军家庭出身的美丽姑娘,能讲三种外语,却过着最普通的工人生活,把有钱的哥哥寄给她的东西全都分赠给人家,自己穿戴得不仅很朴素,甚至可以说很粗陋,而且对自己的外表毫不在意。谢基尼娜从不卖弄风情,这使玛丝洛娃感到特别惊奇,因此对她格外钦佩。玛丝洛娃看到谢基尼娜知道自己长得美,并因此感到高兴,但她不仅不因男人欣赏她的美貌而快乐,并且有点恐惧,她对谈情说爱甚至觉得嫌恶和害怕。凡是知道她脾气的男人,即使爱慕她,也不敢有所表示,而总是象对待男朋友那样对待她。那些不熟悉她的男人,往往对她纠缠不清,但据她自己说,全靠她力气大才把他们摆脱掉,而她也就以力气大自豪。她笑着讲道:“有一次,有个老爷在街上缠住我不放,我就抓住他使劲摇晃了几下,把他吓得拔脚就跑。”

她之所以成为革命家,据她自己说,是因为从小就厌恶贵族生活,而喜欢平民生活。那时她常常挨骂,因为喜欢待在女仆室、厨房和马房里,却不愿待在客厅里。

“我跟厨娘和车夫在一起,总是很快活,可是跟我们那些老爷太太在一起却觉得无聊,”谢基尼娜讲道。“后来我懂事了,看出我们的生活真是糟透了。我没有母亲,我不喜欢父亲。十九岁那年我就离开家,跟一个女朋友一起到厂里做工。”

谢基尼娜离开工厂就住到乡下去。后来又回到城里,住在一处设有秘密印刷所的房子里,终于被捕,判处苦役。这些事她自己从没讲过,但玛丝洛娃从别人嘴里知道,她被判苦役,是因为那所房子被搜查时,有个革命者在黑暗中开了一枪,她却把开枪的罪名揽到自己头上。

玛丝洛娃自从认识她以来就看出,不论在什么地方,不论在什么情况下,谢基尼娜从来不顾自己,遇到大小事情,总是只考虑怎样帮助别人,为别人出力。她现在的同志中有个叫诺伏德伏罗夫的,讲到她时总是戏称她为慈善迷。这话确实不错。她生活的全部乐趣就在于找寻机会为别人出力,象猎人找寻猎物一样。这种爱好已成为习惯,成为她的终身事业。她做起来十分自然,以致凡是知道她的人都不客气地要她帮助,并且认为不值得一提。

玛丝洛娃刚加入政治犯的队伍时,谢基尼娜有点嫌恶她。玛丝洛娃注意到这一点,但后来又发现谢基尼娜竭力克制自己的感情,待她特别和蔼可亲。这样一位不平凡的人物竟如此和蔼可亲,这使玛丝洛娃深为感动,她就把整颗心都交给她,并且不知不觉接受她的观点,情不自禁地处处模仿她。玛丝洛娃的一片赤忱感动了谢基尼娜,她也就真心喜欢玛丝洛娃了。

这两个女人特别投机,还因为她们对性爱都十分嫌恶。一个憎恨这种感情,因为在这方面尝够了痛苦;另一个虽没有这方面的体验,但认为这是一种辱没人格而难以理解的可憎的事。



谢基尼娜的影响是玛丝洛娃甘心情愿接受的。玛丝洛娃所以愿意接受,是因为她喜欢谢基尼娜。另一种影响来自西蒙松。这种影响的产生是由于西蒙松爱上了玛丝洛娃。

任何人过日子,做事情,总是部分按照自己的思想,部分顺从别人的想法。人过生活在多大程度上按照自己的思想,在多大程度上顺从别人的想法,这是人与人之间重大区别之一。有些人运用自己的思想往往象做智力游戏那样,把理智当作卸去传动皮带的飞轮,让它任意转动;可是在行动上往往顺从别人的想法,也就是顺从风俗、传统和法律。另一些人却把自己的思想看作一切行动的指针,几乎总是倾听自己理智的要求,顺应这种要求,只偶尔服从别人的决定,而且服从以前先要经过分析批判,看它是否正确。西蒙松就是属于这一类人。不论遇到什么事,他总是理智地反复思考,然后作出决定,一旦作出决定,就坚决实行。

还在中学念书的时候,他就断定父亲做军需官挣来的钱是不义之财。他要父亲把财产还给老百姓,可是父亲不仅不听他,反而把他痛骂一顿,他就离家出走,从此不用父亲的钱。他断定今天的一切罪恶都是由于老百姓没有受过教育,因此他就离开大学,参加民粹派,到乡下去当教师,大胆向学生和农民宣传他认为正确的东西,反对他认为谬误的东西。

他被捕了,受到审讯。

在法庭上,他公然声明法官无权审问他。法官不理他的话,继续对他进行审讯,他就打定主意不再回答,对他们的问题一概置之不理。他被流放到阿尔汉格尔斯克省。他在那里自己制定了一套教义,来指导自己的一切行动。这种教义认为世间万物都是活的,根本没有死的东西,我们认为死的和无机的一切东西,只不过是我们所无法理解的巨大有机体的组成部分。因此人既是这个巨大有机体的组成部分,就有责任维护这个有机体和所有组成部分的生命。因此他认为杀生是一种犯罪行为:他反对战争,反对死刑,反对屠杀。不仅反对杀害人类,而且反对杀害一切动物。在婚姻问题上,他也有自己的一套理论,认为生儿育女只是人类的低级职能,人类的高级职能在于为活着的人服务。他用血液里存在吞噬细胞这个事实来证实他的理论。他认为,单身汉相当于吞噬细胞,它们的责任就在于帮助有机体中衰弱有病的部分。自从他确立了这样的理论以后,就一直按照它生活,尽管年轻的时候也曾沉湎于酒色。他现在认为自己同谢基尼娜一样,是人间的吞噬细胞。

他对玛丝洛娃的爱,并不违背这个理论,因为他的爱情是柏拉图式的,他认为这种爱情不仅不会妨碍他象吞噬细胞那样帮助弱者,而且会更加激励他去这样做。

不仅解决精神问题他有一套自己的办法,就是处理实际问题,他也大多有自己的方式。他处理各种实际问题都有自己的理论,并定出一套规则:每天应当工作几小时,休息几小时,吃什么东西,穿什么衣服,怎样生炉子,怎样点灯,等等。

虽然如此,西蒙松见到人却非常胆怯和谦逊。但他一旦做出决定,那就什么也不能拦阻他。

就是这样一个人的爱情对玛丝洛娃影响特别大。玛丝洛娃凭着女人的敏感很快察觉他在爱她。她想到她居然能在这样一个不平凡的人心里唤起爱情,她的自信心也就提高了。聂赫留朵夫向她求婚是出于宽宏大量和过去那件事;西蒙松爱的却是今天的她,而且纯粹是因为喜欢她。此外,她觉得西蒙松把她看作一个不平凡的女性,品德特别高尚,跟一般女人不一样。她不太清楚究竟他认为她具有哪些品德,但不管怎样,为了不使他失望,她就竭力把她认为自己具有的最好品德表现出来。这样也就促使她努力做一个她所能做到的最好的好人。

这种情况早在监狱里就开始了。有一天,政治犯会见探监人,她发觉他那双纯朴善良的深蓝色眼睛,从突出的前额和眉毛下特别执拗地盯住她。早在那时,她就发觉他有点特别,瞅她的神气也有点特别,她还发现他那直立的头发和皱起的眉头显得很严肃,而眼神却象孩子一般纯洁善良,这两种表情竟能同时表现在一张脸上,不能不使人感到惊奇。到了托木斯克后,她调到政治犯中间来,她又看到了他。尽管他们没有谈过一句话,但是两人对视的目光却表明他们都还认得,而且相互都很尊重。此后他们也没有作过意义深长的谈话,但玛丝洛娃觉得,有她在场,他说话总是说给她听的,是为她而说的,并且竭力把话说得明白易懂。他们之间的关系特别接近,是从西蒙松跟刑事犯一起步行开始的。

——待续


2010-9-9 08: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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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雪儿

#60  



从下城到彼尔姆这段路上,聂赫留朵夫同玛丝洛娃只见过两次面:一次在下城,在犯人们坐上装有铁丝网的驳船以前;另一次是在彼尔姆的监狱办公室。这两次见面,他发现玛丝洛娃沉默寡言,态度冷淡。聂赫留朵夫问她身体怎样,需要不需要什么东西,她回答时支支吾吾,神色慌张,而且他觉得还带有一种责备的意思,那是以前也有过的。这种阴郁的情绪是由于她遭到了男人的纠缠才出现的,它使聂赫留朵夫感到很烦恼。他担心一路上处在艰苦的条件和淫猥的气氛下,她又会自暴自弃,对生活感到绝望,借烟酒麻醉自己,并对他产生恼恨。但他又无法帮助她,因为在旅途的最初阶段,他一直没有机会同她见面。直到玛丝洛娃调到政治犯队伍后,他才相信自己的忧虑毫无根据。不仅如此,聂赫留朵夫每次看见她,都越来越清楚地看到她内心的变化,而那正好是他所渴望的。在托木斯克第一次见面时,她又变得同出发前一样。她看见他,不皱眉头,也不窘迫,相反,还高高兴兴、神态自若地迎接他,感谢他为她出的力,特别是把她调到她目前所处的人们中间来。

经过两个月的长途跋涉,她内心的变化在外表上也反映出来。她变得又瘦又黑,似乎见老了;两鬓和嘴角出现了皱纹,她包上一块头巾,不再让一绺头发飘落到额上。装束也罢,发型也罢,待人接物的态度也罢,再也没有原先那种卖弄风情的味道了。她这种已经发生和还在继续发生的变化使聂赫留朵夫感到特别高兴。

现在他对她产生了另一种感情。这种感情不同于最初诗意洋溢的迷恋,更不同于后来肉体的魅惑,甚至也不同于法庭判决后他决心同她结婚,来履行责任和满足虚荣心的那种心情。他现在纯粹是怜悯和同情她,就象第一次在监狱里同她见面时那样。他去过医院以后,竭力克制对她的嫌恶,原谅她同医士的所谓暧昧关系(后来知道她是受冤枉的),这种感情曾变得更加强烈。其实这是同一种感情,唯一的区别只在于那时是暂时的,现在却是经常的。现在,他不论想什么事,做什么事,总是满怀怜悯和同情,不仅对她一人,而且对一切人。

这种感情打开了聂赫留朵夫心灵的闸门,使原先找不到出路的爱的洪流滚滚向前,奔向他所遇见的一切人。

聂赫留朵夫觉得自己在这次旅行中一直情绪昂扬,他不由自主地关心和体贴一切人,从马车夫和押解兵起,直到他与之打过交道的典狱长和省长。

在这段时间里,由于玛丝洛娃调到政治犯队伍,聂赫留朵夫就有机会接触许多政治犯,先是在政治犯自由地同住一个大牢房的叶卡捷琳堡①,后来是在路上又认识了同玛丝洛娃一起走的五个男犯和四个女犯。聂赫留朵夫同流放的政治犯接近后,对他们的看法完全变了。

自从俄国革命运动②开始以来,特别是在三月一日事件③以后,聂赫留朵夫对革命者一直没有好感,总是抱着蔑视的态度。他对他们没有好感,首先因为他们采用残酷和秘密的手段反对政府,尤其是采用惨无人道的暗杀,其次因为他们都有一种自命不凡的优越感。通过同他们的接触,他才知道他们常常遭到政府莫须有的迫害,他们这样做是迫不得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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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西伯利亚城市,原是帝俄罪犯流放的地区,现名斯维尔德洛夫斯克。

②指十九世纪六、七十年代俄国民粹派的革命运动。

③见本书第297页注。

不管一般所谓刑事犯遭到多么残酷的折磨,在判刑之前和判刑之后,对待他们多少还讲一点法律。可是对待政治犯,往往连法律的影子都见不到,就象聂赫留朵夫所看到的舒斯托娃一案和后来认识的许多新朋友的案件那样。当局对付他们就象用大网捕鱼:凡是落网的统统拖到岸上,然后拣出他们所需要的大鱼。至于那些小鱼,就无人过问,被弃在岸上活活干死。当局就是这样逮捕了几百名显然没有犯罪而且不可能危害政府的人,把他们送进监狱,一关几年,使他们在狱中得了痨病,发了疯,或者自杀而死。他们所以一直被关在牢里,仅仅是因为缺乏释放的理由,再说,把他们关在就近监狱里也便于提审,可以随时要他们就某个问题作证。这些人即使从政府观点来看也是无罪的,但他们的命运却取决于宪兵队长、警官、密探、检察官、法官、省长和大臣等人的脾气、他们的忙闲和情绪。这些官僚往往由于闲得无聊或者存心表功,大肆逮捕,然后根据他们的心情或者上司的情绪,把逮捕的人投入监狱或者释放。至于更高的上级长官,那也要看他有没有立功的要求,或者同大臣的关系如何,才能决定把被捕人员流放到天涯海角,还是关进单身牢房,或者判处流放、苦役、死刑。但只要有个贵夫人来求情,他们就可以获得释放。

人家用暴力对付他们,他们自然也只能用同样手段还击。军人通常总是受社会舆论的影响,把他们的血腥罪行掩盖起来,还说是立了不朽的功勋。同样,政治犯总是受到他们团体舆论的影响,他们冒着丧失自由、生命和人世一切宝贵东西的危险,开展残酷的活动。在他们看来,这不仅不是罪恶,而且还是英勇行为。这就向聂赫留朵夫说明一种奇怪的现象,为什么一些天性温良的人,原来非但不忍心伤害随便什么生物,而且不忍心看到它们受苦,现在却能若无其事地动手杀人。他们几乎个个都认为,在一定情况下,以杀人作为手段,来自卫和达到全民幸福这一崇高目标是合法的,正当的。他们认为他们的事业十分崇高,因此自视也很高,其实那是政府很重视他们,对他们实行残酷惩罚的结果。是的,为了能承受他们所承受的苦难,他们非自视很高不可。

聂赫留朵夫同他们接近,对他们有了进一步的了解,深信他们并不象有些人所想的那样是十足的坏蛋,也不象另一些人所想的那样是十足的英雄,而是些普普通通的人,其中有好人,有坏人,也有不好不坏的人,同任何地方一样。有些人成为革命者,因为真心认为自己有责任同现存的恶势力进行斗争。但有些人选择革命活动只是出于自私的虚荣心。不过多数人倾向革命,却是出于聂赫留朵夫在战争中熟悉的那种冒险和玩命的愿望,那是一般精力充沛的青年都具有的。他们比一般人优越的地方,在于他们的道德标准高于公认的道德标准。他们不仅要求清心寡欲、艰苦朴素、真诚老实、大公无私,而且能为共同事业随时牺牲一切,直至献出生命。就因为这个缘故,在这些人中间,凡是水平高的,往往大大超过一般水平,成为德行高超的典范;凡是水平低的,往往弄虚作假,装腔作势,同时又刚愎自用,高傲自大。因此聂赫留朵夫对有些新朋友不仅满怀敬意,而且衷心热爱,可是对有些新朋友则敬而远之。


聂赫留朵夫特别喜爱一个叫克雷里卓夫的害痨病的青年。克雷里卓夫跟玛丝洛娃在同一个队里,被流放去服苦役。聂赫留朵夫早在叶卡捷琳堡就认识他,在途中又同他见过几面,还同他谈过话。夏天里,有一次在旅站上休息,聂赫留朵夫跟他几乎消磨了一整天。克雷里卓夫兴致勃勃地把自己的身世讲给他听,还讲了他怎样成为革命者。他入狱前的经历很简单:父亲是个富有的南方地主,他小时候父亲就去世了。他是个独子,由母亲抚养长大。他念中学和念大学都很轻松,大学数学系毕业时名列第一,得硕士学位。学校要他留校,以后还要送他出国深造。他犹豫不决。他爱上了一个姑娘,想同她结婚,并且进地方自治会工作。他什么事都想做,可就是拿不定主意。这时候,有几个同学要他给公共事业捐点钱。他知道,这种公共事业就是革命事业,但那时他对它还毫无兴趣,只是出于同学的情谊和自尊心,唯恐人家说他胆小怕事,就捐了钱。收钱的人被捕了,搜出一张字条,知道钱是克雷里卓夫捐的。他因此也被捕,先是关在警察分局,后来进了监狱。

“我坐的那个监狱,”克雷里卓夫对聂赫留朵夫讲道(他胸部凹陷,两肘撑住膝盖,坐在高高的板铺上,偶尔用他那双害热病的聪明、善良、好看的亮晶晶眼睛对聂赫留朵夫瞧瞧),“那个监狱不算太严,我们不仅可以敲敲墙壁互通音讯,而且可以在过道里来回走动,随便交谈,相互分送食物和烟草,到了晚上甚至可以齐声唱歌。我原来有一副好嗓子。真的,要不是我妈过分伤心,我待在牢里也还不错,甚至很愉快。我在这里认识了赫赫有名的彼得罗夫(他后来在要塞里用碎玻璃割破喉咙自杀了),还有别的人。但那时我还不是个革命者。我还认识了隔壁牢房里的两个人。他们都是因携带波兰宣言①案被捕,后来又在押往车站途中企图逃跑而受审。一个是波兰人,姓洛靖斯基;另一个是犹太人,姓罗卓夫斯基。是啊,那个罗卓夫斯基简直还是个孩子。他说他十七岁,可是看上去只有十五岁。他又瘦又小,两只黑眼睛亮晶晶的,人挺机灵,也象一切犹太人那样赋有音乐才能。他还在变嗓,但唱起歌来很好听。是啊!他们被提审我是看到的。他们一早被带出去,傍晚回来,说是被判了死刑。这事谁也没料到。他们的案情实在轻得很,只不过企图从押解兵手里逃走,也没有伤什么人。再说,把罗卓夫斯基这样一个孩子判处死刑,实在太不近人情。我们关在牢里的人,个个都认为这只是吓唬吓唬他们,上级是不会批准的。开头大家激动了一阵,后来平静了,又象原来那样过日子。是啊!不料有一天晚上,看守来到我的门边,鬼鬼祟祟地告诉我说,来了几个木匠,正在搭绞架。我开头没弄懂是怎么一回事,什么绞架不绞架的。但看守老头十分激动,我瞅了他一眼,这才明白是为我们那两个人预备的。我想敲敲墙壁,把这事告诉大伙,可是又怕被那两个人听见。大伙也都不作声,显然全知道了。那天晚上,过道里和牢房里一直象死一般地安静。我们没有敲墙壁,也没有唱歌。十点钟光景,看守又走来告诉我说,从莫斯科调来了一名刽子手。他说完就走开了。我唤他,要他回来。忽然听见罗卓夫斯基从他那过道对面的牢房里对我叫道:‘您怎么了?您叫他有什么事?’我支支吾吾地说,他给我送烟草来了,但罗卓夫斯基似乎猜到是什么事,就问我为什么我们不唱歌,不敲墙壁。我不记得当时对他说了些什么,但我赶快走开,免得他再问我什么。是啊!那真是个可怕的夜晚。我通宵留神听着各种声音。第二天一早,忽然听见过道的门开了,进来了好几个人。我站在窗洞旁。过道里点着一盏灯。第一个进来的是典狱长。他是个胖子,平时神气活现,行动果断,但这会儿脸色惨白,垂头丧气,仿佛吓破了胆。他后面是副典狱长,皱着眉头,神情严峻;再后面是一个卫兵。他们经过我的门口,在旁边那个牢房门前站住。我听见副典狱长声音古怪地叫道:‘洛靖斯基,起来,穿上干净衣服!’是啊!然后听见牢门吱嘎响了一声,他们走到他跟前,接着就听见洛靖斯基的脚步声。他向过道另一头走去。我只能看见典狱长一个人。他站在那儿,脸色苍白,忽而解开胸前的钮扣,忽而又扣上,还耸耸肩膀。是啊!忽然他仿佛害怕什么似的闪开身子。原来是洛靖斯基从他身边走过,来到我门外。他是个漂亮的小伙子,生有一副好看的波兰人脸型:前额开阔平直,一头细密的淡黄鬈发,一双美丽的天蓝色眼睛。是个身强力壮、血气方刚的小伙子。他站在我的窗洞前面,因此我看见了他的整个脸庞。他的脸瘦削、灰白,怪可怕的。他问我:‘克雷里卓夫,有烟吗?’我刚要拿出烟来给他,可是副典狱长仿佛怕耽误时间,掏出烟盒递给他。他拿了一支烟,副典狱长给他划亮火柴,点上烟。他抽起烟来,仿佛在想心事。后来忽然想到什么事似的,开口说:‘太残酷,太不讲理了!我什么罪也没有。我……’我的眼睛一直盯住他那白嫩的脖子,看见他喉咙里有样东西在抖动,他说不下去。是啊!这当儿,我听见罗卓夫斯基在过道里用尖细的犹太人嗓子嚷着什么。洛靖斯基丢掉烟头,从我的牢门口走开去。于是,罗卓夫斯基就出现在我的窗洞口。他那张孩子气的脸涨得通红,还在冒汗,眼睛泪汪汪的。他也穿着一身干净的衬衣,但裤子太大,他老是用两手把它往上提,整个身子直打哆嗦。他把他那张可怜的脸凑近我的窗洞,说:‘克雷里卓夫,医生给我开了润肺汤,是不是?我觉得不舒服,还要再喝一点润肺汤。’谁也没有理他,他就用询问的目光对我瞧瞧,又对典狱长瞧瞧。他说这话是什么用意,我始终没有弄懂。是啊!副典狱长顿时板起脸,又尖声尖气地嚷道:‘开什么玩笑?快走。’罗卓夫斯基显然弄不懂有什么事在等着他,急急地沿着过道走去,简直抢在所有人的前头。但接着他站住不肯走,我听见他尖声大叫和嚎哭。传来一片喧闹,还有顿脚的声音。他刺耳地嚎叫,痛哭。后来,声音越去越远,过道的门哗啦响了一声,接下来就一片肃静……是啊!他们就这样被绞死了。两个都被绳子勒死了。有个看守看见这景象,告诉我,说洛靖斯基没有反抗,罗卓夫斯基却挣扎了好半天,因此他们只好把他拖上绞架,硬把他的脑袋塞进绳套里。是啊!那看守傻乎乎的。他对我说:‘老爷,人家都说这事很可怕。其实一点不可怕。他们被绞死的时候,只这么耸了两下肩膀,’他装出肩膀猛一下往上耸,然后又耷拉下来的样子,‘后来刽子手把绳子一拉,喏,就是把绳套拉得紧些,这就完了,他们再也不动了。’哼,‘一点也不可怕,’”克雷里卓夫把看守的话又说了一遍,他想笑,没有笑成,却放声痛哭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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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指十九世纪六十年代起波兰反对沙皇专制的运动宣言。

随后他沉默了好一阵,吃力地喘着气,把涌到喉咙里的哽咽硬压下去。

“从那时起我就成了革命者。是啊,”他平静下来说,简短地讲完了他的身世。

他参加了民意党,还当上破坏小组的组长,专门对政府官员采用恐怖手段,强迫他们放弃政权,让人民掌权。他为这个目的到处奔走,一会儿去彼得堡,一会儿出国,一会儿到基辅,一会儿到敖德萨,一次又一次取得成功。后来却被一个他十分信任的人出卖了。他被捕了,受审讯,在监狱里关了两年,被判死刑,后来改为终身苦役。

他在狱中得了痨病。在现在这种条件下,看来他只能再活几个月。他知道这一点,但对自己的行为并不后悔。他说,要是让他再活一辈子,他还是会那么干,也就是破坏他目睹的那种罪恶累累的社会制度。

克雷里卓夫的身世和同他的接触,使聂赫留朵夫懂得了许多以前不懂的事。

——待续


2010-9-9 08: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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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雪儿

#61  



押解官同犯人从旅站出发时为一个孩子发生冲突的那一天,聂赫留朵夫在客店里正好醒得很迟,起身后又写了几封信,准备带到省城去寄,因此坐车离开客店晚了一点,没象往常那样在途中赶上大队人马。他到达犯人们过夜的村子时,已经黄昏了。聂赫留朵夫借宿的客店是由一个身体肥胖、脖子又白又粗的老寡妇开设的。他在那里烘干衣服,在饰有大量圣像和画片的干净客房里喝够了茶,连忙赶到旅站去找押解官,要求准许他同玛丝洛娃见面。

在过去的六个旅站上,尽管押解官不断更换,但没有一个准许聂赫留朵夫进入旅站房间,因此他已有一个多星期没见到玛丝洛娃了。他们所以这样严格,是因为有一个管监狱的大官将路过此地。如今,那个长官已经过去,根本没有对旅站看上一眼。聂赫留朵夫希望今天接管这批犯人的押解官能准许他同犯人见面。

客店女掌柜劝聂赫留朵夫坐车到村尾的旅站,但聂赫留朵夫情愿走着去。一个肩膀宽阔、体格魁伟的年轻茶房,脚穿一双刚擦过油、柏油味很重的大皮靴,给他带路。空中一片迷雾,天色黑得厉害。领路的茶房在灯光照不到的地方只要走出三步,聂赫留朵夫就看不见他,只听见他的大皮靴在厚厚的泥浆里咕唧咕唧地响。

聂赫留朵夫跟着带路的茶房穿过教堂前的广场和两边房子灯火通明的街道,来到漆黑的村尾。但不多一会儿,黑暗中又出现了亮光,那是旅站附近的路灯透过迷雾发出来的。那些淡红色的灯火越来越大,越来越亮。栅栏的木桩、走动的哨兵的黑影、漆成条纹的木柱和岗亭渐渐隐约可见。哨兵看见有人走近,照例吆喝一声:“谁?”他发觉来的不是自己人,顿时变得十分严厉,坚决不准他们在栅栏旁逗留。不过,给聂赫留朵夫领路的茶房看见哨兵态度严厉,并不慌张。

“嗨,你这小子,脾气倒不小哇!”他对哨兵说。“你去叫你们的头儿出来,我们在这儿等着。”

哨兵没有答话,只对着边门喊了一声,停住脚步,眼睛盯着那肩膀宽阔的小伙子,看他怎样就着灯光用木片刮掉聂赫留朵夫靴上的泥泞。栅栏里传出来男男女女嘈杂的说话声。过了三分钟光景,边门哗啦一声开了,队长身披军大衣,从黑暗中来到路灯下,问他们有什么事。聂赫留朵夫把准备好的名片和一张写明有私事求见的字条交给队长,请他转送押解官。那队长不象哨兵那样严厉,但好奇心特别重。他一定要知道聂赫留朵夫有什么事要见押解官,他是什么人。显然,他已嗅到有油水可捞,不肯放过机会。聂赫留朵夫说他有一桩特殊的事,要他把字条送上去,办成后他会感谢他的。队长接过字条,点点头走了。他走后不多一会儿,边门又哗啦响了一声,走出几个女人,手里拿着筐子、树皮篮、牛奶壶和袋子。她们声音响亮地用西伯利亚方言交谈着,跨过边门的门槛。她们都不是乡下人打扮,而象城里人那样穿着大衣和皮袄,裙子高高地掖在腰里,头上包着头巾。她们借路灯的光好奇地打量着聂赫留朵夫和给他领路的人。其中一个女人看见这个宽肩膀的小伙子,显然很高兴,立刻用西伯利亚骂人话亲热地骂起他来。

“你这该死的林鬼,到这儿来干什么?”她对他说。

“你看,我送个客人到这儿来了,”小伙子回答。“你送什么东西来了?”

“奶制品,他们要我明早再送些来。”

“那么他们没有叫你留下来过夜吗?”小伙子问。

“去你的,死鬼,烂掉你的舌头!”她笑着嚷道。“咱们一块儿回村子去,你送送我们。”

带路的还对她说了些什么笑话,不仅引得女人们咯咯地笑,就连哨兵也笑了起来。接着他对聂赫留朵夫说:

“怎么样,您一个人回去找得着吗?不会迷路吧?”

“找得着,找得着。”

“过了教堂,从那座两层楼房子算起,右边第二家就是。喏,给您根拐棍,”他说,把随身带着的那根一人多高的棍子交给聂赫留朵夫。然后他踩着咕唧咕唧响的大皮靴,跟那些女人一起在黑暗中消失了。

半边门再次哗啦作响,队长请聂赫留朵夫跟他一起去见押解官时,从迷雾里还传来那小伙子的说话声,中间夹杂着女人的声音。
押解官同犯人从旅站出发时为一个孩子发生冲突的那一天,聂赫留朵夫在客店里正好醒得很迟,起身后又写了几封信,准备带到省城去寄,因此坐车离开客店晚了一点,没象往常那样在途中赶上大队人马。他到达犯人们过夜的村子时,已经黄昏了。聂赫留朵夫借宿的客店是由一个身体肥胖、脖子又白又粗的老寡妇开设的。他在那里烘干衣服,在饰有大量圣像和画片的干净客房里喝够了茶,连忙赶到旅站去找押解官,要求准许他同玛丝洛娃见面。

在过去的六个旅站上,尽管押解官不断更换,但没有一个准许聂赫留朵夫进入旅站房间,因此他已有一个多星期没见到玛丝洛娃了。他们所以这样严格,是因为有一个管监狱的大官将路过此地。如今,那个长官已经过去,根本没有对旅站看上一眼。聂赫留朵夫希望今天接管这批犯人的押解官能准许他同犯人见面。

客店女掌柜劝聂赫留朵夫坐车到村尾的旅站,但聂赫留朵夫情愿走着去。一个肩膀宽阔、体格魁伟的年轻茶房,脚穿一双刚擦过油、柏油味很重的大皮靴,给他带路。空中一片迷雾,天色黑得厉害。领路的茶房在灯光照不到的地方只要走出三步,聂赫留朵夫就看不见他,只听见他的大皮靴在厚厚的泥浆里咕唧咕唧地响。

聂赫留朵夫跟着带路的茶房穿过教堂前的广场和两边房子灯火通明的街道,来到漆黑的村尾。但不多一会儿,黑暗中又出现了亮光,那是旅站附近的路灯透过迷雾发出来的。那些淡红色的灯火越来越大,越来越亮。栅栏的木桩、走动的哨兵的黑影、漆成条纹的木柱和岗亭渐渐隐约可见。哨兵看见有人走近,照例吆喝一声:“谁?”他发觉来的不是自己人,顿时变得十分严厉,坚决不准他们在栅栏旁逗留。不过,给聂赫留朵夫领路的茶房看见哨兵态度严厉,并不慌张。

“嗨,你这小子,脾气倒不小哇!”他对哨兵说。“你去叫你们的头儿出来,我们在这儿等着。”

哨兵没有答话,只对着边门喊了一声,停住脚步,眼睛盯着那肩膀宽阔的小伙子,看他怎样就着灯光用木片刮掉聂赫留朵夫靴上的泥泞。栅栏里传出来男男女女嘈杂的说话声。过了三分钟光景,边门哗啦一声开了,队长身披军大衣,从黑暗中来到路灯下,问他们有什么事。聂赫留朵夫把准备好的名片和一张写明有私事求见的字条交给队长,请他转送押解官。那队长不象哨兵那样严厉,但好奇心特别重。他一定要知道聂赫留朵夫有什么事要见押解官,他是什么人。显然,他已嗅到有油水可捞,不肯放过机会。聂赫留朵夫说他有一桩特殊的事,要他把字条送上去,办成后他会感谢他的。队长接过字条,点点头走了。他走后不多一会儿,边门又哗啦响了一声,走出几个女人,手里拿着筐子、树皮篮、牛奶壶和袋子。她们声音响亮地用西伯利亚方言交谈着,跨过边门的门槛。她们都不是乡下人打扮,而象城里人那样穿着大衣和皮袄,裙子高高地掖在腰里,头上包着头巾。她们借路灯的光好奇地打量着聂赫留朵夫和给他领路的人。其中一个女人看见这个宽肩膀的小伙子,显然很高兴,立刻用西伯利亚骂人话亲热地骂起他来。

“你这该死的林鬼,到这儿来干什么?”她对他说。

“你看,我送个客人到这儿来了,”小伙子回答。“你送什么东西来了?”

“奶制品,他们要我明早再送些来。”

“那么他们没有叫你留下来过夜吗?”小伙子问。

“去你的,死鬼,烂掉你的舌头!”她笑着嚷道。“咱们一块儿回村子去,你送送我们。”

带路的还对她说了些什么笑话,不仅引得女人们咯咯地笑,就连哨兵也笑了起来。接着他对聂赫留朵夫说:

“怎么样,您一个人回去找得着吗?不会迷路吧?”

“找得着,找得着。”

“过了教堂,从那座两层楼房子算起,右边第二家就是。喏,给您根拐棍,”他说,把随身带着的那根一人多高的棍子交给聂赫留朵夫。然后他踩着咕唧咕唧响的大皮靴,跟那些女人一起在黑暗中消失了。

半边门再次哗啦作响,队长请聂赫留朵夫跟他一起去见押解官时,从迷雾里还传来那小伙子的说话声,中间夹杂着女人的声音。
押解官同犯人从旅站出发时为一个孩子发生冲突的那一天,聂赫留朵夫在客店里正好醒得很迟,起身后又写了几封信,准备带到省城去寄,因此坐车离开客店晚了一点,没象往常那样在途中赶上大队人马。他到达犯人们过夜的村子时,已经黄昏了。聂赫留朵夫借宿的客店是由一个身体肥胖、脖子又白又粗的老寡妇开设的。他在那里烘干衣服,在饰有大量圣像和画片的干净客房里喝够了茶,连忙赶到旅站去找押解官,要求准许他同玛丝洛娃见面。

在过去的六个旅站上,尽管押解官不断更换,但没有一个准许聂赫留朵夫进入旅站房间,因此他已有一个多星期没见到玛丝洛娃了。他们所以这样严格,是因为有一个管监狱的大官将路过此地。如今,那个长官已经过去,根本没有对旅站看上一眼。聂赫留朵夫希望今天接管这批犯人的押解官能准许他同犯人见面。

客店女掌柜劝聂赫留朵夫坐车到村尾的旅站,但聂赫留朵夫情愿走着去。一个肩膀宽阔、体格魁伟的年轻茶房,脚穿一双刚擦过油、柏油味很重的大皮靴,给他带路。空中一片迷雾,天色黑得厉害。领路的茶房在灯光照不到的地方只要走出三步,聂赫留朵夫就看不见他,只听见他的大皮靴在厚厚的泥浆里咕唧咕唧地响。

聂赫留朵夫跟着带路的茶房穿过教堂前的广场和两边房子灯火通明的街道,来到漆黑的村尾。但不多一会儿,黑暗中又出现了亮光,那是旅站附近的路灯透过迷雾发出来的。那些淡红色的灯火越来越大,越来越亮。栅栏的木桩、走动的哨兵的黑影、漆成条纹的木柱和岗亭渐渐隐约可见。哨兵看见有人走近,照例吆喝一声:“谁?”他发觉来的不是自己人,顿时变得十分严厉,坚决不准他们在栅栏旁逗留。不过,给聂赫留朵夫领路的茶房看见哨兵态度严厉,并不慌张。

“嗨,你这小子,脾气倒不小哇!”他对哨兵说。“你去叫你们的头儿出来,我们在这儿等着。”

哨兵没有答话,只对着边门喊了一声,停住脚步,眼睛盯着那肩膀宽阔的小伙子,看他怎样就着灯光用木片刮掉聂赫留朵夫靴上的泥泞。栅栏里传出来男男女女嘈杂的说话声。过了三分钟光景,边门哗啦一声开了,队长身披军大衣,从黑暗中来到路灯下,问他们有什么事。聂赫留朵夫把准备好的名片和一张写明有私事求见的字条交给队长,请他转送押解官。那队长不象哨兵那样严厉,但好奇心特别重。他一定要知道聂赫留朵夫有什么事要见押解官,他是什么人。显然,他已嗅到有油水可捞,不肯放过机会。聂赫留朵夫说他有一桩特殊的事,要他把字条送上去,办成后他会感谢他的。队长接过字条,点点头走了。他走后不多一会儿,边门又哗啦响了一声,走出几个女人,手里拿着筐子、树皮篮、牛奶壶和袋子。她们声音响亮地用西伯利亚方言交谈着,跨过边门的门槛。她们都不是乡下人打扮,而象城里人那样穿着大衣和皮袄,裙子高高地掖在腰里,头上包着头巾。她们借路灯的光好奇地打量着聂赫留朵夫和给他领路的人。其中一个女人看见这个宽肩膀的小伙子,显然很高兴,立刻用西伯利亚骂人话亲热地骂起他来。

“你这该死的林鬼,到这儿来干什么?”她对他说。

“你看,我送个客人到这儿来了,”小伙子回答。“你送什么东西来了?”

“奶制品,他们要我明早再送些来。”

“那么他们没有叫你留下来过夜吗?”小伙子问。

“去你的,死鬼,烂掉你的舌头!”她笑着嚷道。“咱们一块儿回村子去,你送送我们。”

带路的还对她说了些什么笑话,不仅引得女人们咯咯地笑,就连哨兵也笑了起来。接着他对聂赫留朵夫说:

“怎么样,您一个人回去找得着吗?不会迷路吧?”

“找得着,找得着。”

“过了教堂,从那座两层楼房子算起,右边第二家就是。喏,给您根拐棍,”他说,把随身带着的那根一人多高的棍子交给聂赫留朵夫。然后他踩着咕唧咕唧响的大皮靴,跟那些女人一起在黑暗中消失了。

半边门再次哗啦作响,队长请聂赫留朵夫跟他一起去见押解官时,从迷雾里还传来那小伙子的说话声,中间夹杂着女人的声音。


这个旅站也跟西伯利亚沿途所有的旅站一样,有一个用尖头圆木桩围起来的院子,院子里有三座住人的平房。最大的一座装有铁窗,住着犯人。另一座住着押解兵。再有一座住着军官,还设有办公室。这三座房子此刻灯火通明,照例使人产生一种错觉,以为里面一定很漂亮舒适,特别是在这个旅站。每座房子入口处都点着灯,围墙四周另外有五六盏灯,把院子照亮。一个军士领着聂赫留朵夫走过一块木板,来到那座最小的房子门口。他登上三级台阶,让聂赫留朵夫走在前面,进入点着一盏小灯、弥漫着煤烟味的前室。火炉旁有个穿粗布衬衫和黑色长裤、系领带的士兵,一只脚穿着长统黄皮靴,弯着腰,拿另一只靴统子给茶炊扇风。他一看见聂赫留朵夫,就丢下茶炊,帮聂赫留朵夫脱下皮衣,然后走进里屋。

“他来了,长官。”

“哦,叫他进来!”传出来一个怒气冲冲的声音。

“您从这门进去吧,”那士兵说着继续烧茶炊。

在点着一盏吊灯的第二个房间里,有一个脸色通红、留着很长淡黄色小胡子的军官,身穿紧裹宽阔胸膛和肩膀的奥地利式上装,坐在桌旁。桌上铺着桌布,放着吃剩的饭菜和两个酒瓶。在这个温暖的房间里,除了烟草味,还弥漫着一股刺鼻的劣等香水的气味。押解官看见聂赫留朵夫,欠了欠身,又象嘲讽又象疑惑地盯住他。

“您有什么事?”他问,不等对方答话,就对着门口嚷道:

“别尔诺夫!茶炊什么时候烧好哇?”

“马上就好。”

“我马上给你点颜色瞧瞧,好叫你记住!”押解官对他白了一眼,骂道。

“来了!”士兵嘴里叫着,端着茶炊走进来。

聂赫留朵夫等士兵把茶放好(军官睁着一双小眼睛,恶狠狠地盯住这个士兵,仿佛要看准一个地方,动手打他)。等茶炊放好,押解官就开始煮茶。接着从旅行食品箱里拿出一个盛白兰地的方玻璃瓶和一些夹心饼干。他把这些东西放在桌上,转身对聂赫留朵夫说:

“那么我能为您效点什么劳哇?”

“我要求探望一个女犯人,”聂赫留朵夫说,没有坐下来。

“是政治犯吗?法律规定,禁止探望,”押解官说。

“这个女人不是政治犯,”聂赫留朵夫说。

“您请坐,”押解官说。

聂赫留朵夫坐下来。

“她不是政治犯,”他又说了一遍,“但经我提出要求,最高长官批准让她同政治犯一起走……”

“啊,我知道了,”押解官打断他的话说。“就是那个黑头发的小娘们吧?好哇,可以。您抽烟吗?”

他把一盒香烟推到聂赫留朵夫面前,小心地倒了两杯茶,把一杯送到聂赫留朵夫面前。

“请,”他说。

“谢谢您。我想见一见……”

“夜很长,您有的是工夫。我派人去把她给您叫来就是了。”

“能不能不叫她出来,让我到他们那里去呢?”

“到政治犯那儿去吗?这是违法的。”

“我去过好几次了。要是您怕我把什么东西带给政治犯,那我通过她也可以转交。”

“哦,不,她要被抄身的,”押解官说,现出不愉快的笑容。

“哦,那你们可以先把我搜一搜。”

“哦,不搜也行,”押解官说,拿起一个开了塞子的酒瓶,送到聂赫留朵夫的茶杯上。“加一点好不好?哦,那么听便。一个人住在西伯利亚这种地方,能见到一个有教养的人,真是太高兴了。老实说,干我们这一行,真是再伤心也没有了。一个人过惯别种生活,来到这地方,苦透了。您要知道,人家一提到干我们这一行,当押解官,总认为都是没有教养的大老粗,可就是不想想,我们生下来干别的事也完全可以。”

押解官通红的脸、他的香水味、他的戒指,特别是他那难听的笑声,都很使聂赫留朵夫反感。不过,聂赫留朵夫今天也象整个旅行期间那样,抱着严肃谨慎的态度。他对任何人都不怠慢,也不蔑视,同谁说话都“一本正经”,这是他给自己规定的态度。他听了押解官这番话,以为他很同情受他管辖的那些人的苦难,因此心情沉重。聂赫留朵夫就严肃地对他说:

“我想,您做这种工作,可以设法减轻人家的痛苦,这样您就会比较心安了,”他说。

“他们有什么痛苦?他们本来就是这号人嘛。”

“他们有什么特别的地方?”聂赫留朵夫说。“还不跟大家一样都是人。其中还有无辜的呢。”

“当然,什么样的人都有。当然,很可怜。别的押解官丝毫不肯马虎,可我呢,总是尽可能减轻他们的痛苦。宁可我自己受理,再不然干脆枪毙,可我总是可怜他们。再来点茶吗?您吃吧,”他说着又给他倒茶。“您要见的女人,究竟是个什么人?”他问。

“她是个不幸的女人,落到一家妓院里,在那儿遭到诬告,说她毒死了人,其实她是个很好的女人,”聂赫留朵夫说。

押解官摇摇头。

“是啊,这种事情是有的。我可以告诉您,喀山就有过一个这样的女人,名字叫爱玛。她原是个匈牙利人,生有一双地地道道的波斯眼睛,”他继续说,一想到这事就情不自禁地笑起来。“风度好极了,简直象个伯爵夫人……”

聂赫留朵夫打断押解官的话,回到原来的话题上。

“我想,既然他们现在归您管,您就可以减轻他们的痛苦。您要是能这样做,我相信您会感到快乐的,”聂赫留朵夫说,尽量把话说得清楚些,就象同外国人或者孩子说话那样。

押解官眼睛闪闪发亮,瞧着聂赫留朵夫,显然急不及待地巴望他把话说完,好继续讲那生有一双波斯眼睛的匈牙利女人。她的形象显然生动地浮现在他的脑海里,把他的全部注意力都吸引了。

“是的,这话很对,确实是这样的,”他说。“我也很可怜他们。不过我还想跟您谈谈那个爱玛。您想她干出什么事来了……”

“我对这事不感兴趣,”聂赫留朵夫说,“不瞒您说,我以前也是另外一种人,可如今我痛恨这种对待女人的态度。”

押解官吃惊地对聂赫留朵夫瞧瞧。

“那么,再给您来点茶吗?”他说。

“不,谢谢。”

“别尔诺夫!”押解官叫道,“把这位先生带到瓦库洛夫那儿去,对他说,让这位先生到政治犯房间里,可以让他待到点名。”

——待续


2010-9-9 08: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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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雪儿

#62  


聂赫留朵夫由传令兵护送着,又来到路灯昏黄的黑暗院子里。

“上哪儿去?”一个押解兵迎面走来,问护送聂赫留朵夫的传令兵说。

“到隔离室去,第五号。”

“这里过不去,锁上了,得穿过那门廊。”

“怎么锁上了?”

“队长锁上的,他自己到村子里去了。”

“哦,那么往这儿走。”

传令兵领聂赫留朵夫往另一个门廊走去,沿着铺木板的路,来到另一个门口。还在院子里就听见嘈杂的说话声和人们活动的声音,好象一群将要离窝的蜜蜂。聂赫留朵夫走近去,推开门,喧闹声就更响了。听得出有叫嚷、谩骂和哄笑。还听见哐啷啷的镣铐声。空中弥漫着熟悉的粪便和煤焦油的恶臭。

镣铐的哐啷声和刺鼻的恶臭,这两样东西合在一起,总是使聂赫留朵夫感到难受,精神上感到恶心,又渐渐变成生理上的恶心。这两样东西混合在一起,相互助长,确实使人觉得特别难受。

旅站门廊里放着一个臭烘烘的大木桶,就是“便桶”。聂赫留朵夫踏进门,第一眼就看见一个女人坐在便桶边上。她的面前站着一个剃阴阳头的男人,头上歪戴着一顶薄饼般帽子。他们正谈得起劲。男犯一看见聂赫留朵夫,挤了挤眼,说:

“就是皇帝也憋不住尿哇!”

那女人放下囚袍下摆,低下头。

从门廊往里走是一条过道。过道两边的牢房门都开着。第一间是带家眷的牢房,第二间是单身犯人的大牢房。过道另一头有两个小间,是关政治犯的。这个旅站的房子原定可关一百五十人,现在却关了四百五十人,十分拥挤,犯人在牢房里住不下,把过道都挤满了。有人在地板上坐着或者躺着,有人拿着空茶壶出去,或者提着装满开水的茶壶回来。塔拉斯也在这些人中间。他赶上聂赫留朵夫,亲切地同他打招呼。塔拉斯那张和蔼可亲的脸显得难看了,因为鼻子上和眼睛底下有好几处乌青块。

“你这是怎么了?”聂赫留朵夫问。

“出了一点毛病,”塔拉斯笑眯眯地说。

“他们老是打架,”押解兵鄙夷不屑地说。

“为了婆娘,”他们后面有个犯人说,“他跟瞎子费特卡干了一家伙。”

“费多霞怎么样?”聂赫留朵夫问。

“没什么,身体很好,我这就是打开水来给她沏茶的,”塔拉斯说着走进带家属的牢房。

聂赫留朵夫往门里望了一眼。整个牢房挤满了男男女女,有的坐在板床上,有的躺在板床下。牢房里晾着湿衣服,弥漫着水蒸汽。还听见女人们一刻不停的叫嚷声。隔壁是单身犯人的牢房。这间牢房更加拥挤,连门口和过道里都站满一群群喧闹的犯人。他们穿着湿衣服,正在分配什么东西,或者解决什么问题。押解兵向聂赫留朵夫解释说,监狱里有个开赌场的犯人,专门借钱给别的犯人,谁一时还不出就用纸牌剪成纸片作借据,此刻犯人头正根据纸片从伙食费中扣下钱来还给赌场老板。那些站得近的犯人看见军士和一个老爷,就住了口,恶狠狠地打量着他们。在分钱的人中间,聂赫留朵夫发现他认识的苦役犯费多罗夫。费多罗夫身边总带着一个皮肤白净、面孔浮肿、眉头紧皱、模样可怜的小伙子。另外,他还看见一个麻脸、烂鼻、面目可憎的流浪汉。据说这人在原始森林里杀死了同伴,吃了他的肉。流浪汉一个肩膀上披着湿囚袍,站在过道里,嘲弄而大胆地瞧着聂赫留朵夫,没有给他让路。聂赫留朵夫就从他身旁绕过去。

尽管聂赫留朵夫对这种景象十分熟悉,尽管在过去三个月中,他常常看到这四百名刑事犯处在各种不同的场合:大热天,他们在灰砂飞扬的大道上拖着脚镣行进,或者在大路旁休息,逢到天气暖和的日子,还看到男女犯人在旅站院子里公开通奸的可怕景象,虽然如此,他每次来到他们中间,象现在这样发现他们的目光集中在他身上,还是觉得羞愧和负疚。尤其难堪的是,除了这种羞愧和负疚感之分,还会产生克制不住的嫌恶和恐惧。他知道,就他们的处境来说也是无可奈何的,但他还是无法清除对他们的嫌恶。

“他们过得可舒服了,这些寄生虫!”聂赫留朵夫向政治犯牢门走去,听见背后有人说,“这些鬼东西有什么好苦恼的,反正不会肚子疼,”一个沙哑的声音说,还夹着不堪入耳的骂人话。

人群中响起一阵不友善的嘲弄的哄笑。



护送聂赫留朵夫的军士经过单身犯牢房时对聂赫留朵夫说,他将在点名前来接他,然后转身走了。军士刚走开,就有一个男犯提起镣铐上的铁链,光着脚,快步走到聂赫留朵夫跟前,浑身发出一股浓重的汗酸臭,偷偷地对他说:

“老爷,您出头管一下吧。那小子上了当。人家把他灌醉了。今天交接犯人的时候,他竟冒名顶替,说自己是卡尔玛诺夫。您出头管一下吧,我们可不能管,不然会被打死的,”那个男犯说,神色慌张地向四周看了一下,立刻从聂赫留朵夫身边溜走。

事情是这样的:一个叫卡尔玛诺夫的苦役犯,怂恿一个相貌同他相似的终身流放犯同他互换姓名,这样苦役犯就可以改为流放,而流放犯却要代替他去服苦役。

这件事聂赫留朵夫已经知道,因为那个犯人上礼拜就把这个骗局告诉了他。聂赫留朵夫点点头表示明白,并将尽力去办,然后头也不回地往前走去。

聂赫留朵夫在叶卡捷琳堡就认识这个犯人了,他当时请聂赫留朵夫替他说情,准许他去服苦役,把妻子一起带去。聂赫留朵夫对他的要求感到惊奇。这人中等身材,生有一个最普通的农民脸型,三十岁光景,因蓄意谋财害命而被判服苦役。他名叫玛卡尔。他犯罪的经过很奇怪。他对聂赫留朵夫说,这罪不是他玛卡尔犯的,而是他魔鬼犯的。他说,有个过路人找到他父亲,愿意出两个卢布要他父亲用雪橇把他送到四十俄里外的村子去。父亲就吩咐玛卡尔把他送去。玛卡尔套好雪橇,穿上衣服,就同那过路人一起喝茶。过路人一面喝茶,一面告诉他要回家成亲,随身带着在莫斯科挣到的五百卢布。玛卡尔听了这话,就走到院子里,找了一把斧子藏在雪橇草垫下。

“连我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要带斧子,”他讲道,“只听得有个声音对我说:‘带上斧子。’我就把斧子带上。我们坐上雪橇出发。一路走去,什么事也没有。我也把那斧子给忘了。直到离村子不远,只剩下六俄里路,我们的雪橇离开村道,走上大路,往山坡上爬去。我就从雪橇上下来,跟在后面,这时他又低声对我说:‘你还在犹豫什么呀?你一到山上,大路上就有人,前头就是村子。他就会带着钱走掉。要干,现在就得动手,还等什么呀?’我弯下腰,装作整理一下雪橇上铺着的草,那斧子仿佛自动跳到我手里。他回过头来对我一看,说:‘你要干什么?’我抡起斧子,想把他一家伙劈死,可他这人挺机灵,霍地跳下雪橇,一把抓住我的手,说:‘混蛋,你想干什么?……’他把我推倒在雪地上,我也不还手,听他摆布。他用腰带捆住我的双手,把我扔在雪橇上。他就把我送到区警察局。我就坐了牢,后来开庭审判。我们的村社替我说好话,说我是个好人,从来没有做过坏事。我的东家也替我说好话。可是我们没有钱请律师,我就被判了四年苦役。”

现在,就是这样一个人要搭救同乡。他明明知道,这事有生命危险,但他还是把犯人中的秘密告诉了聂赫留朵夫,万一人家知道这事是他干的,准会把他活活勒死。

十一
政治犯住两个小房间,门外是一截同外界隔离的过道。聂赫留朵夫走进这部分过道,看见的第一个人就是西蒙松。西蒙松身穿短上衣,手里拿着一块松木,蹲在炉子跟前。炉门被热气吸进去,不断颤动。

西蒙松一看见聂赫留朵夫,没有站起来,只从两道浓眉下抬起眼睛,并同他握手。

“您来了,我很高兴,我正要跟您见面呢,”他凝视着聂赫留朵夫的眼睛,现出意味深长的样子说。

“什么事啊?”聂赫留朵夫问。

“回头告诉您。现在我走不开。”

西蒙松继续生炉子,应用他那套尽量减少热能损耗的原理。

聂赫留朵夫刚要从一扇门里进去,玛丝洛娃却从另一扇门里出来。她手拿扫帚,弯着腰,正在把一大堆垃圾往炉子那边扫。玛丝洛娃身穿白色短上衣,裙子下摆掖在腰里,脚穿长统袜,头上为了挡灰,齐眉包着一块白头巾。她一看见聂赫留朵夫,就挺直腰,脸涨得通红,神态活泼,放下扫帚,在裙子上擦擦手,笔直站在他面前。

“您在收拾房间吗?”聂赫留朵夫一面说,一面同她握手。

“是啊,这是我的老行当,”她说着微微一笑。“这儿脏得简直不象话。我们打扫了又打扫,还是弄不干净。怎么样,我那条毛毯干了吗?”她问西蒙松。

“差不多干了,”西蒙松说,用一种使聂赫留朵夫惊讶的异样目光瞧着她。

“哦,那我回头来拿,我那件皮袄也要拿来烤烤干。我们的人都在这里面,”她对聂赫留朵夫说,指指靠近的门,自己却往另一个门走去。

聂赫留朵夫推开门,走进一个不大的牢房。牢房里,板铺上点着一盏小小的铁皮灯,光线微弱。牢房里很阴冷,空中弥漫着灰尘、潮气和烟草味。铁皮灯只照亮一小圈地方,板铺处在阴影中,墙上跳动着影子。

在这个不大的牢房里,除了两个掌管伙食的男犯出去取开水和食物外,所有的人都在。聂赫留朵夫的老相识薇拉也在这里。她更加又瘦又黄,睁着一双惊惶不安的大眼睛,额上暴起一根很粗的青筋,头发剪得很短,身穿一件灰短袄。她坐在一张摊开的报纸前面,报纸上撒满烟草。她正紧张地把烟草往纸筒里装。

这里还有一个聂赫留朵夫觉得极其可爱的女政治犯——艾米丽雅。她负责掌管内务,给他的印象是,即使处境极其艰苦,也具有女性持家的本领,并且富有魅力。这会儿她坐在灯旁,卷起衣袖,用她那双晒得黑黑的灵巧而好看的手擦干大小杯子,把它们放在板铺的手巾上。艾米丽雅年轻,并不漂亮,但聪明而温和,笑起来显得快乐、活泼和迷人。现在她就用这样的笑容迎接聂赫留朵夫。

“我们还以为您已经回俄罗斯,不再来了呢,”她说。

这里还有谢基尼娜。她坐在较远的阴暗角落里,正在为一个淡黄头发的小女孩做着什么事。那女孩用悦耳的童音咿咿呀呀地说个不停。

“您来了,真是太好了。见到玛丝洛娃啦?”谢基尼娜问聂赫留朵夫。“您瞧,我们这儿来了个多好的小客人哪。”她指指小女孩说。

克雷里卓夫也在这里。他盘腿坐在远处角落里的板铺上,脚穿毡靴,脸容消瘦苍白,弯着腰,双手揣在皮袄袖管里,浑身发抖,用他那双害热病的眼睛瞅着聂赫留朵夫。聂赫留朵夫正想到他跟前去,忽然看见房门右边坐着一个淡棕色鬈发的男犯。这男犯戴着眼镜,身穿橡胶上衣,一面整理口袋里的东西,一面跟相貌俊美、脸带笑容的格拉别茨谈话。这个人就是赫赫有名的革命者诺伏德伏罗夫。聂赫留朵夫连忙同他招呼。聂赫留朵夫所以特别忙着跟他招呼,因为在这批政治犯中,他就不喜欢这个人。诺伏德伏罗夫闪动浅蓝色眼睛,透过眼镜瞅着聂赫留朵夫,接着皱起眉头,伸出一只瘦长的手来同他握。

“怎么样,旅行愉快吗?”他说,显然带着嘲弄的口气。

“是啊,有趣的事可不少,”聂赫留朵夫回答,装作没有听出他的嘲弄,把它当作亲切的表示。他说完,就往克雷里卓夫那边走去。

聂赫留朵夫表面上装得若无其事,但心里对诺伏德伏罗夫却远不是没有芥蒂的。诺伏德伏罗夫说的话,以及他招人不快的意图,破坏了聂赫留朵夫的情绪。他感到沮丧和气恼。

“您身体怎么样?”他握着克雷里卓夫冰凉的哆嗦的手说。

“没什么,就是身子暖不过来,衣服都湿透了,”克雷里卓夫说着,慌忙把手揣到皮袄袖管里。“这里也冷得要死。您瞧,窗子都破了。”他指指铁栅外面玻璃窗上的两个窟窿。

“您怎么一直不来?”

“他们不让我进来,长官严得很。今天一个还算和气。”

“哼,好一个还算和气的长官!”克雷里卓夫说。“您问问谢基尼娜,他今天早晨干了什么事。”

谢基尼娜没有站起来,讲了今天早晨从旅站出发前那个小女孩的事。

“照我看来,必须提出集体抗议,”薇拉断然说,同时胆怯而迟疑地瞧瞧这个人,又瞧瞧那个人。“西蒙松提过抗议了,但这还不够。”

“还提什么抗议?”克雷里卓夫恼怒地皱着眉头说。显然,薇拉的装腔作势和神经质早就使他反感了。“您是来找玛丝洛娃的吧?”他对聂赫留朵夫说。“她一直在干活,打扫。我们男的这一间她打扫好了,现在打扫女的那一间去了。就是跳蚤扫不掉,咬得人不得安生。谢基尼娜在那边干什么呀?”他扬扬头示意谢基尼娜那个角落,问。

“她在给养女梳头呢,”艾米丽雅说。

“她不会把虱子弄到我们身上来吧?”克雷里卓夫问。

“不会,不会,我很留神。现在她可干净了,”谢基尼娜说。“您把她带去吧,”她对艾米丽雅说,“我去帮帮玛丝洛娃。

给她送块毛毯去。”

艾米丽雅接过女孩,带着母性的慈爱把她两条胖嘟嘟的光胳膊贴在自己胸口,让她坐在膝盖上,又给她一小块糖。

谢基尼娜出去了,那两个取开水和食物的男人紧接着回到牢房里。

——待续


2010-9-10 09: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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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雪儿

#63  

十二

进来的两个人当中有一个是青年,个儿不高,身体干瘦,穿一件有挂面的皮袄,脚登一双高统皮靴。他步伐轻快地走进来,手里提着两壶热气腾腾的开水,胳肢窝里夹着一块用头巾包着的面包。

“哦,原来是我们的公爵来了,”他说着将茶壶放在茶杯中间,把面包交给玛丝洛娃①。“我们买到些好东西,”他说着脱掉皮袄,把它从大家头顶上扔到板铺角上。“玛尔凯买了牛奶和鸡蛋,今天简直可以开舞会了。艾米丽雅总是把屋子收拾得干干净净,整整齐齐的,”他笑眯眯地瞧着艾米丽雅说。

“来,现在你来沏茶吧,”他对她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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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从上下文看,这里应是艾米丽雅。毛德英译本作艾米丽雅看来是对的。

这人的外表、动作、腔调和眼神都洋溢着生气和欢乐。进来的另一个人,个儿也不高,瘦骨棱棱,灰白的脸上颧骨很高,生有一双距离很宽的好看的淡绿色眼睛和两片薄薄的嘴唇。他同前面那个人正好相反,神态忧郁,精神萎靡。他身上穿着一件旧的棉大衣,靴子外面套着套鞋,手里提着两个瓦罐和两只树皮篮。他把东西放在艾米丽雅面前,对聂赫留朵夫只点了点头,但眼睛一直瞅着他。然后勉强向他伸出一只汗湿的手,慢吞吞地把食物从篮子里取出来放好。

这两个政治犯都是平民出身:第一个是农民纳巴托夫,第二个是工人玛尔凯。玛尔凯参加革命活动时已是个三十五岁的中年人;纳巴托夫却是十八岁时参加的。纳巴托夫先是在乡村小学读书,因成绩优良进了中学,并靠当家庭教师维持生活,中学毕业时得金质奖章,但他没有进大学,还在念七年级的时候就决心到他出身的平民中间去,去教育被遗忘的弟兄。他真的这样做了:先到一个乡里当文书,不久就因向农民朗读小册子和在农民中间创办生产消费合作社而被捕。第一次他坐了八个月牢,出狱后暗中仍受到监视。他一出狱,就到另一个省的一个乡里,在那里当了教员,仍旧搞那些活动。他再次被捕。这次他被关了一年零两个月,在狱中更加强了革命信念。

他第二次出狱后,被流放到彼尔姆省。他从那里逃跑了。他又一次被捕,又坐了七个月牢,然后被流放到阿尔汉格尔斯克省。他在那里又因拒绝向新沙皇宣誓效忠,被判流放雅库茨克区。因此他成年后有一半日子倒是在监狱和流放中度过的。这种颠沛流离的生活丝毫没有使他变得暴躁,也没有损耗他的精力,反而使他更加精神焕发。他喜爱活动,胃口奇好,永远精力旺盛,生气勃勃,干这干那,忙个不停。不论做什么事,他从不后悔,也不海阔天空地胡思乱想,而总是把全部智慧、机灵和经验用在现实生活中。他出了监狱,总是为自己确定的目标奋斗,也就是教育和团结以农村平民为主的劳动者。一旦坐了牢,他仍旧精力旺盛、脚踏实地地同外界保持联系,并且就现有条件尽量把生活安排好,不仅为他自己,而且为集体。他首先是个村社社员,总是以村社利益为重。他自己一无所求,安贫乐穷,但处处为集体谋利益,并且可以废寝忘食不停地工作,不论是体力劳动还是脑力工作。他出身农民,勤劳机灵,干活利落,善于控制情绪,待人彬彬有礼,不但能体贴人家的感情,而且能尊重人家的意见。他的老母亲是个寡妇,不识字,满脑子迷信。纳巴托夫一直照顾她,没有坐牢时常去看她。他每次回家,总是仔细了解她的生活,帮她干活,并且同他以前的伙伴,那些农村青年,来往频繁。他跟他们一起吸劣等烟草卷成的狗腿烟①,同他们比武斗拳,向他们宣传,说他们都受了骗,应该从这种骗局中醒悟过来。每逢他思索或说明革命会给人民带来什么好处时,他这个平民出身的人,总认为人民的生活条件将与原来相似,只不过将拥有土地,而且不会再有地主和官僚。他认为,革命不应该改变人民的基本生活方式。在这一点上,他同诺伏德伏罗夫和诺伏德伏罗夫的信徒玛尔凯的看法不同。照他看来,不应该摧毁这座他所热爱的美丽、坚固、宏伟的古老大厦,只要把里面的房间重新分配一下就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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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俄国农民自卷的纸烟,形似狗腿。

对待宗教,他也采取十足的农民态度。他从来不思索虚无缥缈的问题,不考虑万物的本源,也不猜度阴间的生活。他和阿拉哥①一样看待上帝是否存在的问题,只是他至今还认为没有必要提出这种假设。世界是怎样创造的,究竟是摩西说的对,还是达尔文说的对,他根本不关心。他的同志们认为达尔文学说极其重要,他却觉得这种学说同六天创造世界一样,无非是思想游戏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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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阿拉哥(1786—1853)——法国物理学家,天文学家。

他对世界是怎样产生的这个问题不感兴趣,因为他面前总是摆着人怎样才能在世界上生活得更好的问题。关于来世的生活他从不考虑。他内心深处有一种从祖先传下来并为种田人所共有的坚定信念,那就是世间一切动物和植物永远不会消灭,它们只是经常从一种形式转变成另一种形式,例如粪肥变成谷子,谷子变成母鸡,蝌蚪变成青蛙,青虫变成蝴蝶,橡实变成橡树,人也不会消灭,只不过发生变化罢了。他有这样的信念,因此总是无所畏惧,甚至高高兴兴地面对死亡,并且坚强地忍受各种导致死亡的痛苦,但他不喜欢也不善于谈论这一类问题。他热爱工作,总是忙于事务,并且推动同志们也致力于实际工作。

在这批犯人中,另一个来自民间的政治犯玛尔凯的气质就完全不同。他十五岁当上工人,开始吸烟喝酒,以排遣心头蒙蒙眬眬感觉到的屈辱。他第一次感到这种屈辱,是过圣诞节的时候。当时他们做童工的被带到工厂老板娘装饰好的圣诞树跟前,他和同伴们得到的礼物是只值一戈比的小笛、一个苹果、一个用金纸包的核桃和一个干无花果,可是老板的儿女得到的,都是些奇妙的玩具,他后来才知道价值在五十卢布以上。他二十岁那年,有位著名的女革命家到他们厂里做工,她发现玛尔凯超人的才能,就送书和小册子给他看,并且同他谈话,向他解释他处于这种悲惨境地的原因和改善生活的办法。一旦他明白自己和别人能从这种受压迫的处境中获得解放,他就越发觉得这种不合理的处境是极其残酷极其可怕的,他不仅强烈要求解放,而且要求惩罚造成和维护这种不合理局面的人。人家说,实现这个目标需要知识,玛尔凯就废寝忘食地追求知识。他不清楚,怎样依靠知识来实现社会主义理想,但他相信,知识既然能使他懂得他的处境是不合理的,那么知识也就能消除这种不合理现象。再说,有了知识,也可以使他显得比别人高明。他因此戒绝烟酒,一有空就读书,而他自从当上仓库管理员以后,空闲的时间就更多了。

女革命家教他读书,对他如饥似渴地吸收知识的特异能力感到惊讶。两年中间,他学会了代数、几何和他特别喜爱的历史,涉猎了各种文学作品和评论著作,特别是社会主义著作。

后来女革命家被捕,玛尔凯一起被捕,因为在他家里搜出了禁书。他坐了牢,后来又被流放到伏洛戈德省。他在那里认识了诺伏德伏罗夫,又读了许多革命书籍,并且记在心里,更加坚定了他的社会主义思想。流放期满,他领导一次大罢工,最后砸烂了工厂,打死了厂长。他再次被捕,判处褫夺公权,流放西伯利亚。

他对宗教也象对现行经济制度那样,抱否定态度。一旦看出他从小信奉的宗教的荒唐无稽,他就毅然把它抛弃,开头不免有点顾虑,后来却觉得轻松愉快。从此以后,他仿佛要为自己和祖祖辈辈所受的欺骗进行报复,一有机会总要尖刻地嘲笑教士和教条。

长期来他养成禁欲习惯,对物质的要求极低。他象一切从小劳动惯的人那样,肌肉发达,不论干什么体力活都能胜任愉快,得心应手。他十分珍惜时间,在监狱里和旅站上始终努力学习。他现在正在钻研马克思著作第一卷①,小心地把这书藏在袋子里,当作无价之宝。他对同志们都比较疏远,冷淡,唯独对诺伏德伏罗夫特别崇拜。诺伏德伏罗夫不论发表什么意见,他都认为是无可争辩的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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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指俄译本《资本论》第一卷,出版于一八七二年。

他对女人抱着无法克制的轻蔑态度,认为女人是一切正经工作的障碍。不过他同情玛丝洛娃,待她亲切,认为她是下层阶级受上层阶级剥削的一个实例。就因为这个缘故,他不喜欢聂赫留朵夫,不同他交谈,不同他握手,除非聂赫留朵夫先同他打招呼,他才伸出手去同他握一下。

十三
炉子生好,房间里暖和起来。茶烧开了,倒在玻璃杯和带把的杯子里,加上牛奶,变成白色。面包圈、精白粉面包、普通面包、煮老的鸡蛋、牛奶、牛头、牛蹄都摆了出来。大家凑着那个当桌子用的板铺吃喝,谈天。艾米丽雅坐在木箱上,给大家倒茶。其余的人都围着她,只有克雷里卓夫不在。他脱掉湿漉漉的皮袄,用烤干的毛毯裹着身子,躺在铺上,跟聂赫留朵夫谈话。

经历了一天又冷又湿的长途跋涉,他们发现这地方又脏又乱,就不辞辛劳把它收拾整齐。如今吃了些好东西,喝了热茶,大家都觉得精神焕发,心情愉快。

隔墙传来刑事犯跺脚、叫嚷和咒骂的声音,提醒他们外面是个什么世界。这样,待在屋里就感到格外舒适。他们仿佛处在大海的孤岛上,不会受到周围屈辱和痛苦浪潮的侵袭,因此情绪昂扬,兴高采烈。他们海阔天空无所不谈,但对他们的处境和前途则避而不谈。除此以外,他们也象一般青年男女那样,朝夕相处,自然产生错综复杂的爱情,有情投意合的,也有勉强结合的。几乎每个人都在谈恋爱。诺伏德伏罗夫迷恋长得漂亮而又总是笑脸相迎的格拉别茨。格拉别茨原是个高等女校的学生,年纪很轻,思想单纯,对革命漠不关心。但她也受到时代潮流的冲击,卷入某个案件,被判处流放。入狱以前,她生活上的主要兴趣就是博得男人的欢心。后来在受审期间,在监狱里,在流放途中,这种兴趣始终保持不变。如今在流放途中,由于诺伏德伏罗夫迷恋她,她感到安慰,同时也爱上了他。薇拉是个多情的女人,但引不起人家对她的爱情。不过,她一会儿爱上纳巴托夫,一会儿爱上诺伏德伏罗夫,总是指望对方也能对她发生感情。克雷里卓夫对谢基尼娜的态度近似恋爱。他象一般男人爱女人那样爱她,但他知道她的恋爱观,就用友谊和感激来掩盖自己的真情,而他之所以感激她,是因为她对他照顾得特别周到。纳巴托夫和艾米丽雅之间的爱情关系十分微妙。就象谢基尼娜是个十分贞洁的处女那样,艾米丽雅是个对丈夫十分忠贞的妻子。

艾米丽雅十六岁念中学的时候,就爱上彼得堡大学学生兰采夫;十九岁那年就同他结婚,当时他还在大学念书。她丈夫四年级的时候,卷进学潮,被驱逐出彼得堡,从此成了革命者。她就放弃医学院课程,跟丈夫一起出走,也成了革命者。如果她的丈夫在她心目中不是天下最优秀最聪明的人,她也不会爱上他;如果她没有爱上他,自然也不会嫁给他了。既然她爱上她认为天下最优秀最聪明的人,同他结了婚,她自然就按天下最优秀最聪明的那个人的看法来理解生活和生活的目的。他起初认为生活就是读书,她也就这样看待生活。后来他成了革命者,她也就成了革命者。她能有力证明,现行制度不合理,人人有责任反对它,并建立一种新的政治和经济制度,在那种制度下,个性可以获得自由发展,等等。她自以为确实这样想,这样感觉,其实只是把丈夫的想法看作绝对真理。她所追求的,无非就是在精神上同丈夫和谐一致,水乳交融。只有这样,她在精神上才感到满足。

她同丈夫离别,同她的孩子离别——孩子由她母亲领去抚养——感到痛苦。但分手时她坚强而镇定,因为知道她忍受这种痛苦是为了丈夫,为了事业,——那个事业无疑是正义的,因为她丈夫在为它奋斗。她在精神上永远同丈夫在一起。她以前没有爱过任何人,如今除了丈夫,也不可能爱上任何人。然而纳巴托夫对她的一片诚意和纯洁的爱,却打动了她的心,使她不能平静。他为人正直而坚强,又是她丈夫的朋友,竭力象对待姐妹那样对待她,可是他对她的感情却超过兄妹情谊。这使他们两人都感到不安,但却使他们目前艰苦的生活变得好过些。

因此,在这个小集体里,同恋爱完全

十四

聂赫留朵夫通常总是在喝过茶、吃完饭以后同玛丝洛娃单独谈话。这会儿,他坐在克雷里卓夫旁边,同他聊天,心里也作着这样的打算。聂赫留朵夫顺便告诉他玛卡尔向他提出的要求,还讲了玛卡尔犯罪的经过。克雷里卓夫目光炯炯地盯着聂赫留朵夫的脸,用心听他讲。

“是啊,”克雷里卓夫忽然说。“我常常这样想:我们同他们一起赶路,肩并肩地一起赶路——‘他们’究竟是些什么人?我们不辞辛劳长途跋涉,就是为了他们。不过,我们并不认识他们,也不想认识他们。他们呢,更糟糕,他们还恨我们,把我们看作敌人。瞧,这有多可怕。”

“这有什么可怕,”诺伏德伏罗夫一直听着他们谈话,这时插嘴说。“群众总是只崇拜权力,”他用尖锐刺耳的声音说。

“政府掌权,他们崇拜政府,仇恨我们。一旦我们掌了权,他们就会崇拜我们了……”

这时隔墙突然传来一阵咒骂声、撞墙声、锁链的哐啷声、尖叫声和呐喊声。有人在挨打,有人在叫喊:“救命啊!”

“您瞧,他们这帮野兽!我们怎么能同他们交朋友呢?”诺伏德伏罗夫平静地说。

“你说他们是野兽。可是你听听,刚才聂赫留朵夫讲给我们听的那件事吧,”克雷里卓夫怒气冲冲地说,接着就讲了玛卡尔怎样冒着生命危险营救同乡。“这非但不是野兽干得出来的事,简直是侠义行为。”

“你也真是太多情了!”诺伏德伏罗夫挖苦说。“我们很难理解他们的情绪和他们的动机。你以为这是他心肠好,说不定他是在嫉妒那个苦役犯呢。”

“你怎么总是不愿看到人家身上一点好的地方呢!”谢基尼娜突然激动地说(她对谁都你我相称)。

“不存在的东西是无法看到的。”

“人家不惜冒横死的危险,怎么还说不存在呢?”

“我想,”诺伏德伏罗夫说,“我们要是想干我们的事业,”玛尔凯本来在灯下看书,这时放下书,也留神地听他的老师说话。“那么,最重要的就是不要胡思乱想,而应该面对现实。应该尽全力为群众工作,但不要指望从他们那里得到什么。群众是我们工作的对象,但只要他们一天象现在这样浑浑噩噩,他们就一天不能成为我们的同志,”他象发表演说似地讲道。“就因为这个缘故,在我们还没有帮助他们完成发展过程以前,要指望他们来帮助我们,那纯粹是幻想。”

“什么发展过程?”克雷里卓夫脸涨得通红,说。“我们常说,我们反对飞扬跋扈和骄横霸道,难道这不就是最可怕的霸道吗?”

“根本不是什么霸道,”诺伏德伏罗夫冷静地回答。“我只是说,我知道人民应该走哪条路,并且能向他们指出这条路。”

“可是你凭什么相信你指出的道路是正确的?难道这不就是产生过宗教裁判所①和大革命屠杀的那种霸道吗?他们当年也认为那是符合科学的唯一正确道路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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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中世纪天主教会的侦察和审判机构。主要设置在法国、意大利、西班牙等国,在镇压异教徒的名义下残酷迫害参加反封建斗争的人、进步思想家和自然科学家,对他们实行秘密审讯、严刑拷打、火刑、流放等酷刑。

“他们迷失方向,并不能证明我也迷失方向。再说,思想家的空想同经济学的数字是两回事。”

诺伏德伏罗夫的声音震动了整个牢房。只有他一个人在说话,其余的人都不作声。

“老是争论个没完没了的,”诺伏德伏罗夫停了停,谢基尼娜就说。

“那么您对这事有什么看法呢?”聂赫留朵夫问谢基尼娜。

“我认为克雷里卓夫说得对,不该把我们的观点强加到人民头上。”

“那么您呢,卡秋莎?”聂赫留朵夫笑眯眯地问,等玛丝洛娃回答,但又担心她说出什么不得体的话来。

“我认为老百姓总是受欺负,”她脸涨得通红,说,“老百姓太受欺负了。”

“说得对,玛丝洛娃,说得对,”纳巴托夫叫道,“老百姓尽受欺负。可不能再让他们受欺负了。我们的全部工作就是为了这个目标。”

“这可把革命任务想得太奇怪了,”诺伏德伏罗夫说,接着不再作声,只气冲冲地吸着烟。

“跟他真是谈不拢,”克雷里卓夫低声说,接着也不再作声。

“最好还是别谈,”聂赫留朵夫说。

——待续


2010-9-10 09: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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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雪儿

#64  

十五

尽管诺伏德伏罗夫很受所有革命者的尊敬,尽管他很有学问,并被认为很聪明,聂赫留朵夫却认为他这种革命者的品德远不如一般人。这个人的智力——好比分子——是大的,但他对自己的估价——好比分母——却大大超过他的智力。

这个人在精神上同西蒙松正好截然相反。西蒙松具有男子汉的气质,他们这类人的行动总是由自己的思想所指导,由自己的思想所决定。诺伏德伏罗夫却具有女性的气质,他这一类人所考虑的,是怎样达到由感情决定的目标,以及怎样证明由感情引起的行动是正确的。

尽管诺伏德伏罗夫能把他的全部革命活动讲得头头是道,令人信服,聂赫留朵夫却认为他只是出于虚荣心,无非想出人头地罢了。起初,凭着他善于领会别人的思想并加以准确表达的能力,他在高度重视这种能力的教师和学生中间(在中学、大学和硕士学位进修班)真的名列前茅,出人头地,他感到很得意。可是等他领到文凭,离开学校后,就无法再出人头地了。后来,正如不喜欢诺伏德伏罗夫的克雷里卓夫对聂赫留朵夫说的,为了在新的环境里再出人头地,他就突然改变观点,以一个渐进的自由派,摇身一变而成为红色的民意党人。由于他天生缺乏怀疑和踌躇这种道德和审美方面的特点,他很快就在革命者的圈子里获得党的领导人的地位,这样他的虚荣心也就得到了满足。他一旦选定方向,就不再怀疑,不再踌躇,因此相信自己决不会犯错误。他认为一切事情都十分简单明了,从来没有什么疑问。由于他的观点狭隘、片面,一切事情确实显得简单明了。照他的话说,人只要有逻辑头脑就行。他的自信心实在太强,因此人家对他要么敬而远之,要么唯命是从。他的活动是在年轻人中间开展的,他们往往把他的极度自信当作深谋远虑和真知灼见。这样,大多数人都听从他的指挥,他在革命者的圈子里也就取得了很高的威信。他的活动就是准备暴动,通过暴动取得政权,然后召开重要会议,并在全上通过由他拟定的纲领。他充分相信这个纲领可以解决一切问题,因此必须执行。

同志们因为他大胆果断而尊敬他,但并不喜欢他。他也不喜欢任何人,把一切杰出人物都看成是自己的对手,并且总是想用老猴对待小猴那样的态度来对待他们。他恨不得剥夺人家的一切智慧和一切才能,免得他们妨碍他表现才能。只有对那些崇拜他的人,他才好意相待。现在在流放途中,他对待接受他宣传的工人玛尔凯,对待倾心于他的薇拉和相貌美丽的格拉别茨,就是这样。他虽然口头上也主张解决妇女问题,但心底里却认为女人都是愚蠢的,猥琐的,除了他所热恋的女人之外,譬如他现在所爱的格拉别茨。只有那些女人才不同凡响,她们的优点也只有他一人能够发现。

他认为男女关系也象其他一切问题那样简单明了,只要承认恋爱自由,就算彻底解决问题。

他有过一个非正式的妻子,还有过一个正式的妻子,但后来同正式的妻子脱离了关系,认为他们之间没有真正的爱情。现在他又打算同格拉别茨缔结新的自由婚姻。

诺伏德伏罗夫瞧不起聂赫留朵夫,认为他在对待玛丝洛娃的问题上“装腔作势”;特别是因为在看待现行制度的缺点和纠正办法上,竟敢跟他诺伏德伏罗夫不一样,甚至敢于有他自己的想法,公爵老爷的想法,愚蠢的想法。聂赫留朵夫尽管一路上心情很好,但知道诺伏德伏罗夫对他抱这样的态度,也无可奈何,只得采取以眼还眼的态度,怎么也无决克制对他的极度反感。

十六

隔壁牢房里传来长官的说话声。大家都安静下来,接着队长带着两名押解兵走进房间。这是来点名的。队长指着每一个人,计算着人数。他指到聂赫留朵夫时,就和颜悦色地赔笑说:

“公爵,现在点过名可不能再待着了。您得走了。”

聂赫留朵夫懂得这话的意思,走到他跟前,把事先准备好的三卢布钞票塞在他手里。

“嘿,拿您有什么办法呢!您就再坐一会儿吧。”

队长刚要出去,另外有个军士走进来,后面跟着一个又高又瘦的男犯。那男犯留着一把稀疏的胡子,一只眼睛底下有青伤。

“我是来看我那个小丫头的,”那个男犯说。

“啊,爸爸来了,”忽然响起了孩子响亮的声音,接着就有一个浅黄头发的小脑袋从艾米丽雅身后探出来。艾米丽雅正在跟谢基尼娜和玛丝洛娃一起用艾米丽雅捐出来的一条裙子给小女孩做新衣。

“是我,孩子,是我,”布卓夫金亲切地说。

“她在这儿挺好,”谢基尼娜说,同情地瞧着布卓夫金那张被打伤的脸。“把她留在我们这儿吧。”

“太太她们在给我做新衣裳呢,”女孩指给父亲看艾米丽雅手里的针线活,说。“可好看啦,真漂亮,”她含糊不清地说。

“你愿意在我们这儿过夜吗?”艾米丽雅抚爱着女孩说。

“愿意。爸爸也留下来。”

艾米丽雅脸上泛起笑容。

“爸爸可不行,”她说。“那么就把她留在这儿吧,”她转身对做父亲的说。

“好,那就留下吧,”站在门口的队长说,说完就跟军士一起走了出去。

等押解人员一出去,纳巴托夫就走到布卓夫金跟前,拍拍他的肩膀说:

“喂,老兄,你们那里的卡尔玛诺夫真的要同别人调包吗?”

布卓夫金和蔼可亲的脸容突然变得很忧郁,他的眼睛似乎蒙上了一层白翳。

“我们没听说。大概不会吧,”他说。说话的时候眼睛上仿佛仍旧蒙着一层白翳,接着又对女儿说:“哦,阿克秀特卡,你就跟太太她们一起在这儿享福吧,”说完就连忙走出去。

“这事他全知道,他们果然调包了,”纳巴托夫说。“那您现在怎么办呢?”

“我到城里去告诉长官。他们两个人的模样我都认得,”聂赫留朵夫说。

大家都不作声,显然担心再发生争吵。

西蒙松双手枕在脑后,一直默默地躺在角落里的板铺上。这会儿突然坐起来,下了床,小心翼翼地绕过坐着的人们,走到聂赫留朵夫跟前。

“现在您可以听我说几句吗?”

“当然可以,”聂赫留朵夫说着站起来,想跟他出去。

卡秋莎瞟了一眼聂赫留朵夫,眼睛同他的目光相遇,他顿时涨红了脸,仿佛摸不着头脑似地摇摇头。

“我有这样一件事要跟您谈谈,”聂赫留朵夫跟着西蒙松来到过道里,西蒙松开口说。在过道里,刑事犯那边的喧嚣和说话声听得特别清楚。聂赫留朵夫皱起眉头,西蒙松却毫不在意。“我知道您跟玛丝洛娃的关系,”他用他那双善良的眼睛留神地直盯着聂赫留朵夫的脸,继续说,“所以我认为有责任……”他说到这里不得不停下来,因为牢房门口有两个声音同时叫起来:

“我对你说,笨蛋,这不是我的!”一个声音嚷道。

“巴不得呛死你这魔鬼,”另一个沙哑的声音说。

这时候,谢基尼娜来到过道里。

“这里怎么能谈话呢?”她说,“你们到那间屋里去吧,那儿只有薇拉一个人。”她说着就在前面带路,把他们带到隔壁一个很小的、显然是单身牢房里,那房间如今专门拨给女政治犯住宿。薇拉躺在板铺上,头蒙在被子里。

“她害偏头痛,睡着了,听不见的,我走了!”谢基尼娜说。

“不,你别走!”西蒙松说,“我没有什么秘密要瞒着别人,更不要说瞒你了。”

“嗯,好吧,”谢基尼娜说,象孩子一般扭动整个身子,坐到板铺深处,准备听他们谈话。她那双羔羊般的美丽眼睛瞧着远处。

“我有这样一件事,”西蒙松重又说,“我知道您跟玛丝洛娃的关系,所以我认为有责任向您说明我对她的态度。”

“究竟是什么事啊?”聂赫留朵夫问,不由得很欣赏西蒙松跟他说话的那种坦率诚恳的态度。

“就是我想跟玛丝洛娃结婚……”

“真没想到!”谢基尼娜眼睛盯住西蒙松,说。

“……我决定要求她做我的妻子,”西蒙松继续说。

“我能帮什么忙呢?这事得由她自己作主,”聂赫留朵夫说。

“是的,不过这事她不得到您的同意是不能决定的。”

“为什么?”

“因为在您跟她的关系没有完全明确以前,她是不能作出什么选择的。”

“从我这方面说,事情早就明确了。我愿意做我认为应该做的事,同时减轻她的苦难,但我绝不希望使她受到什么约束。”

“对,可是她不愿接受您的牺牲。”

“根本谈不上牺牲。”

“不过我知道她这个主意是绝不动摇的。”

“哦,那么有什么必要找我谈这件事呢?”聂赫留朵夫说。

“她要您也同意这一点。”

“可是,我怎么能同意不做我应该做的事呢?我只能说一句:我是不自由的,可她享有自由。”

西蒙松沉思起来,不作声。

“好的,我就这样对她说。您别以为我迷上她了,”西蒙松继续说。“我爱她,因为她是个少见的好人,却受尽了折磨。

我对她一无所求,但我真想帮助她,减轻她的苦难……”

聂赫留朵夫听见西蒙松声音发抖,不由得感到惊讶。

“……减轻她的苦难,”西蒙松继续说。“要是她不愿接受您的帮助,那就让她接受我的帮助吧。只要她同意,我就要求把我调到她监禁的地方去。四年又不是一辈子。我愿意待在她身边,这样也许可以减轻些她的苦难……”他又激动得说不下去。

“我还有什么话可说呢?”聂赫留朵夫说。“她能找到象您这样的保护人,我很高兴……”

“喏,这就是我所要知道的,”西蒙松继续说。“我想知道,既然您爱她,愿她幸福,您认为她跟我结婚会幸福吗?”

“一定会的,”聂赫留朵夫斩钉截铁地说。

“这事全得由她作主,我只希望这个受尽苦难的心灵能得到喘息,”西蒙松说,带着孩子般天真的神情瞧着聂赫留朵夫。这样的神情出现在这个平时脸色阴沉的人的脸上,那是很意外的。

西蒙松站起来,抓住聂赫留朵夫的一只手,把脸凑到他跟前,羞怯地微笑着,吻了吻他。

“那我就这样去告诉她,”西蒙松说着走了。

——待续


2010-9-10 09: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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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雪儿

#65  

十七

“哦,怎么搞的?”谢基尼娜说。“他在谈恋爱了,真的在谈恋爱了。嘿,西蒙松简直象个孩子,居然这样傻头傻脑地谈起恋爱来,这可是万万想不到的。真是太奇怪了,说实在的,也是太可悲了,”她叹了一口气,结束说。

“那么,卡秋莎呢?您想她会怎样对待这件事?”聂赫留朵夫问。

“她吗?”谢基尼娜停了停,显然在考虑怎样尽可能恰当地回答这个问题。“她吗?您要知道,尽管她以前有过那样的经历,人倒是挺本份的……也很能体贴人……她爱您,真心爱您,她要是能为您做件好事,哪怕是从消极方面考虑,只要您不再受她的拖累,她就感到很高兴了。对她来说,跟您结婚将是一种可怕的堕落,比以前干的什么事都更堕落,因此她决不会同意。再说,您在她身边,反而使她感到不安。”

“那怎么办呢?我得离开这儿吗?”聂赫留朵夫说。

谢基尼娜天真地微微一笑。

“是的,多多少少得这么办。”

“多多少少,我怎么能多多少少离开这儿呢?”

“我这是胡说了。不过,她的事,我想告诉您,她大概看出他那种狂热的爱有点荒唐(他其实还没有向她表白过),所以又喜又惊。不瞒您说,这种事我是不在行的,但我觉得,他的感情虽然比较含蓄,也不外乎男人的那种感情。他说这种爱情使他精神上变得高尚,又说它是柏拉图式的。但我看,这种爱情即使与众不同,它的基础还是肮脏的……就象诺伏德伏罗夫对格拉别茨那样。”

谢基尼娜一谈到她心爱的题目,就离开了本题。

“那么,我究竟该怎么办呢?”聂赫留朵夫问。

“我想您得对她说一说。把事情都讲讲清楚总是好的。您同她谈一谈,我去把她叫来。好吗?”谢基尼娜说。

“那就麻烦您了,”聂赫留朵夫说。谢基尼娜走了出去。

聂赫留朵夫独自留在小小的牢房里,听着薇拉轻微的呼吸声,偶尔还夹杂着呻吟,以及隔着两个房门,从刑事犯那里不断传来的喧闹声,他心头涌起一种古怪的感情。

西蒙松对他说了那番话,解除了他自愿承担的责任,这种责任在他意志脆弱的时刻是沉重而别扭的,但此刻他的心情不仅并不轻松,甚至感到痛苦。他的内心还有这样的感觉,就是西蒙松的求婚使他独特的高尚行为无法实现,使他的自我牺牲在他自己眼里和别人眼里降低了价值:既然这样一个跟她毫无关系的人都愿意跟她同甘共苦,那么他的牺牲就显得微不足道了。也许这里还有一种普通的妒意,因为他已经惯于领受她对他的爱,无法容忍她再爱别人。再说,这样一来也就破坏了他的计划:在她服刑期间同她生活在一起。她要是嫁给西蒙松,他待在这里就没有必要,他就得重新考虑生活计划。他还没来得及琢磨自己的心情,房门突然开了,传来刑事犯更嘈杂的喧哗(今天他们那里出了一件不平常的事),紧接着玛丝洛娃走了进来。

她快步走到聂赫留朵夫跟前。

“是谢基尼娜叫我来的,”玛丝洛娃在他身边站住,说。

“是的,我有话要跟您说。您请坐。西蒙松跟我谈过话了。”

玛丝洛娃双手放在膝盖上,坐下来,样子很镇定,但聂赫留朵夫一提到西蒙松的名字,她的脸就涨得通红。

“他跟您说了些什么?”她问。

“他告诉我,他想跟您结婚。”

玛丝洛娃的脸顿时皱起来,现出痛苦的神色。她什么也没有说,只是垂下了眼睛。

“他要征得我的同意,或者听听我的想法。我说这事全得由您作主,由您决定。”

“哦,这是怎么一回事?何必这样呢?”她说,用那种一向使聂赫留朵夫特别动心的斜睨瞧了瞧他的眼睛。他们默默地对视了几秒钟。这种目光对双方都含义深长。

“这事应当由您决定,”聂赫留朵夫又说了一遍。

“我有什么可决定的?”玛丝洛娃说。“一切都早已决定了。”

“不,您应当决定接受不接受西蒙松的求婚,”聂赫留朵夫说。

“象我这样一个苦役犯怎么能做人家的老婆?我何必把西蒙松也给毁了呢?”她皱起眉头说。

“嗯,要是能获得特赦呢?”聂赫留朵夫说。

“哎,您别管我。我没有什么话要说了,”她说着站起来,走了出去。

十八

聂赫留朵夫跟着玛丝洛娃回到男犯牢房,看见那里人人都很激动。纳巴托夫平时到处走动,同每个人交往,留心观察各种动静,这会儿给大家带来一个惊人消息:他在墙上发现被判苦役的革命家彼特林写的条子。大家都以为彼特林早已到了卡拉河流域,如今发现他不久前才同刑事犯一起路过此地。

“八月十七日我单独同刑事犯一起上路。涅维罗夫原先跟我一起,可他在喀山疯人院里上吊了。我身体健康,精神饱满,希望万事如意。”他在条子里这样写着。

大家都在讨论彼特林的处境和涅维罗夫自杀的原因。克雷里卓夫却聚精会神,一声不吭,他那双炯炯有神的眼睛直瞪着前方。

“我丈夫对我说过,涅维罗夫关押在彼得保罗要塞时就精神错乱,看见鬼魂,”艾米丽雅说。

“是啊,他是个诗人,是个幻想家,这样的人蹲单身牢房是受不了的,”诺伏德伏罗夫说。“我蹲单身牢房的时候,就不让自己胡思乱想,总是最有条有理地安排时间,因此总能熬过去。”

“有什么不好熬的?叫我蹲牢房,我总是挺高兴的,”纳巴托夫激昂地说,显然想驱散阴郁的气氛。“本来总有点提心吊胆,唯恐自己被捕,牵累别人,坏了事业,一旦坐牢,就什么责任都不用负,可以歇一口气。你就坐下来抽抽烟吧。”

“你跟他很熟吗?”谢基尼娜不安地打量着克雷里卓夫那张顿时变色的瘦脸,问道。

“涅维罗夫是个幻想家?”克雷里卓夫突然上气不接下气地说,仿佛他刚叫嚷或者歌唱了好一阵。“涅维罗夫这个人哪,就象我们的门房说的那样,天下少见……对了……这是个象水晶一样通体透明的人。是啊,他不仅不会撒谎,甚至不会做假。他不仅脸皮薄,浑身上下就象被剥掉皮似的,每根神经都暴露在外面。是啊……他的个性复杂得很,可不是那种……唉,说这些有什么用!……”他沉默了一阵。“我们争论究竟该怎么办,”他怒气冲冲地皱着眉头说,“是先教育人民,再改变生活方式呢,还是先改变生活方式,再教育人民。再有,我们争论该怎样斗争:开展和平宣传,还是采用恐怖手段?是啊,我们老是争论不休。可他们并不争论,他们懂得该怎么办。死掉几十个人,几百个人,而且都是多么好的好人,但他们不在乎!相反,他们巴不得好人都死掉。对了,赫尔岑说,十二月党人一被取缔,整个社会的水平就下降了。哼,怎么能不下降呢!后来,连赫尔岑和他那辈人都被取缔了。如今又轮到涅维罗夫这些人……”

“人是消灭不光的,”纳巴托夫激昂地说。“总有人会留下来的。”

“不,要是我们姑息他们的话,就不会有人留下来,”克雷里卓夫提高嗓门,不让人家打断他的话,说。“给我一支烟。”

“抽烟对你可不好哇,阿纳托里,”谢基尼娜说,“请你别抽了。”

“哼,你别管,”他怒气冲冲地说,吸起烟来,但立刻咳嗽,恶心得象要呕吐。他吐了一口唾沫,继续说:“我们干得不对头,是啊,不对头。不要光发发议论,应该把所有的人都团结起来……去把他们消灭掉。就是这样。”

“不过他们也都是人哪,”聂赫留朵夫说。

“不,他们不是人,只要干得出他们干的那种事,就不是人……嗯,听说有人发明了炸弹和飞艇。我说,我们要坐着飞艇飞上天,在他们头上扔炸弹,把他们象臭虫一样统统消灭掉……是啊,因为……”他正要说下去,可是忽然脸涨得通红,咳得更厉害,接着吐出鲜血来。

纳巴托夫跑到外面去取雪。谢基尼娜拿来缬草酊给他吃,可是他闭上眼睛,伸出一只苍白的瘦手把她推开,沉重而急促地喘着气。等到雪和凉水使他稍微镇静下来,大家扶他睡好,聂赫留朵夫就同大家告辞,跟那个早就来接他的军士一起回去。

刑事犯这时都已安静,大多睡着了。尽管牢房里板铺上和板铺下都睡了人,过道里也睡了人,还是容纳不下所有的囚犯,因此有一部分就头枕着包裹,身上盖着潮湿的囚袍,睡在走廊地板上。

从牢房门里,从走廊里,都有打鼾声、呻吟声和梦呓声传出来。到处可以看见身上盖着囚袍的身体,密密麻麻地挤在一起。只有在刑事犯的单身牢房里,有几个人没有睡,他们在墙角围着一个蜡烛头坐着,一看见士兵走过,就把它熄灭。有一个老头儿坐在走廊的灯下,光着身子捉衬衫上的虱子。政治犯牢房里病菌弥漫的空气,同这里臭气熏天的恶浊空气相比,似乎干净多了。那盏冒烟的油灯看上去仿佛在雾中发亮。人在这里呼吸都感到困难。穿过这条走廊,要不踩着或者绊着睡着的人,必须先看清前面什么地方可以落脚,然后再找下一步落脚的地方。有三个人显然在走廊里也没有找到空地方,只得躺在门廊里,靠近一个从裂缝里渗出粪汁来的臭烘烘的便桶。其中一个是聂赫留朵夫在旅途上常常见到的痴老头。另外有个十岁的男孩,他躺在两个男犯中间,一只手托着脸颊,头枕在一个男犯的腿上。

聂赫留朵夫走出大门,停住脚步,挺起胸脯,久久地使劲呼吸着冰凉的空气。

十九

户外星光灿烂。聂赫留朵夫沿着上了冻、只有少数几处还有泥泞的道路回到客店,敲敲没有灯光的窗子,肩膀宽阔的茶房光着脚出来给他开门,放他进门廊。从门廊右首的披屋里发出马车夫响亮的鼾声;前面院子里传来许多马匹咀嚼燕麦的声音。左边有一道门,通向一间干净的正房。在这个干净的正房里弥漫着苦艾和汗酸的味儿,隔板后面,不知谁的强壮肺部发出均匀的鼾声,神像前面点着一盏红玻璃罩的神灯。聂赫留朵夫脱去衣服,把方格毛毯铺在漆布面子的沙发上,放好皮枕头,躺下来,头脑里重温着这一天的见闻。在聂赫留朵夫今天看到的各种景象中,最可怕的是那个头枕着男犯大腿、躺在便桶里渗出的粪汁中的男孩。

今晚他同西蒙松和卡秋莎的谈话虽然很意外,而且关系重大,但他不再考虑这件事。他同这件事的关系太复杂了,前途很难逆料,因此索性不去想它。然而他越来越生动地想起那些不幸的人,他们在恶浊的空气里喘息,在便桶渗出的粪汁中睡觉,特别是那个睡在男犯腿上的天真孩子的影子一直萦回在他的脑海里。

知道远处有人在折磨另一些人,使他们受到各种腐蚀、非人的屈辱和苦难,这是一回事。在三个月中连续不断地目睹一些人腐蚀和折磨另一些人,那可完全是另一回事。聂赫留朵夫现在就有这样的体会。他在这三个月中不断地问自己:“到底是我疯了,所以才看到人家看不到的事,还是做出我所看到那些事的人疯了?”不过,既然做出那些惊人和可怕的事的人(他们的人数是那么多)都心安理得,满心相信他们的行为不仅必要,而且十分有益,那就不能说他们是疯子;但他也无法自认为疯子,因为觉得自己头脑清楚。就因为这个缘故,他一直感到困惑不解。

这三个月的见闻,使聂赫留朵夫得出这样的印象:一些人利用法院和行政机关,从自由人中间抓走一批最神经质、最激烈、最容易冲动、最有才气和最坚强的人。这批人不象人家那么狡猾和小心,对社会却不比享有自由的人更有罪,更危险。首先,这批人被关在牢里,被迫流放,服苦役,成年累月无所事事,衣食无虞,但脱离自然,脱离家庭,脱离劳动,也就是脱离人类的自然生活和精神生活。这是一。第二,他们在那里遭到种种莫须有的屈辱,例如戴上镣铐,剃阴阳头,穿上可耻的囚服,也就是被剥夺了过良好生活的主要动力:舆论影响、羞耻心和自尊心。第三,他们经常有丧命的危险,因为监禁地疫病流行,再加劳累过度,横遭毒打,至于中暑、水淹、火灾,那就更不用说了。处身在这样的环境里,就连品德最高尚、心地最善良的人,也会出于自卫的本能干出惨无人道的事来,并且会原谅别人干那样的事。第四,他们被迫同那些生活极端腐化(尤其是处身在这样的环境里)的淫棍、凶手和歹徒朝夕相处,于是极端腐化分子对还没有完全腐化的人,就象酵母对面团一样,起了发酵作用。最后,第五,凡是身受这种影响的人,无不通过各种最有力的方式——通过人家强加到他们头上的惨无人道的行为,例如虐待儿童、妇女、老人,殴打,用树条或皮鞭抽打,奖励凡是活捉或击毙逃犯的人,拆散夫妻,促使有夫之妇和有妇之夫与人私通,枪毙,绞刑等方式——使人懂得一个道理:各种暴行、酷行、兽行,只要对政府有利,不仅不会遭到禁止,反会得到政府的许可,而这类暴行加在丧失自由、贫困不幸的人身上,那就更是合法的了。

所有这些办法仿佛都是精心设计出来的,以便制造在其他条件下不可能产生的极端腐化和罪恶,并且把它最大规模地传布到全民中去。“简直象规定任务似的,要用最有成效的方式尽量多腐蚀一些人,”聂赫留朵夫分析监狱和流放途中的见闻,想年年都有成千上万的人被极度腐蚀,等他们腐化透了,又被释放出狱,以便把他们在监狱里沾染的恶习传布到全民中间去。

在秋明、叶卡捷琳堡和托木斯克等地的监狱里,在流放旅站上,聂赫留朵夫看到这个由社会本身提出的目标正在顺利地达到。本来具有俄国社会道德、农民道德、基督教道德的普通人,如今都放弃那些道德,而接受了监狱里所流行的道德,主要认为一切对人的凌辱、暴行和残杀,只要有利可图,都是可以容许的。凡是在监狱里待过的人,通过切身体会都深深懂得,教会和道德大师所宣扬的尊重人和怜悯人的道德,在实际生活中都已被废弃,因此无需遵循。聂赫留朵夫在他所认识的犯人身上都看到了这一点,不论是费多罗夫,玛卡尔,还是塔拉斯。塔拉斯在流放途中同犯人们一起待了两个月,他那道德沦丧的观点使聂赫留朵夫大为吃惊。聂赫留朵夫一路上听人说,有些流浪汉往原始森林逃跑,还怂恿同伴跟他们一起跑,然后把他们杀死,吃他们的肉。他亲眼看见一个人被控犯了这种罪,而且自己直认不讳。最骇人听闻的是,这类吃人事件并非绝无仅有,而是一再发生。

只有经监狱和流放地特殊培养而产生的恶习,才能使一个俄罗斯人堕落成为无法无天的流浪汉,他们的思想甚至超过尼采的最新学说,对什么事都没有顾虑,真是百无禁忌,并且把这种理论传布给犯人,然后再扩散到全体人民中去。

目前这一切行为,照书本里的解释,完全是为了制止罪行,实施警戒,改造罪犯,依法惩办。但在实际生活中,根本不存在上述这四种作用。这样做不仅不能制止罪行,反而传布罪行。这样做不仅不能实施警戒,反而鼓励犯罪,许多人就象流浪汉那样自愿投狱。这样做不仅不能改造罪犯,反而把各种恶习系统地传染给别人。政府的处分不仅不能减少报复,反而在人民中间培养这种情绪。

“那他们究竟为什么要这样做呢?”聂赫留朵夫问自己,但是找不到答案。

最使他感到惊奇的是,这一切并非意外,也不是由于误会,不是偶尔一遭,而是几百年来司空见惯的现象,差别只在于以前是对犯人削鼻子割耳朵,后来在犯人身上打烙印,拴在铁杆子上,现在则用脚镣手铐,运送犯人不用大车而用轮船火车。

政府官员对聂赫留朵夫说,那些使他气愤的事都是由于监禁和流放地设备不完善造成的,一旦新式监狱建成,情况就会得到纠正。这种解释不能使他满意,因为使他气愤的并非监禁地完善不完善的问题。他读过塔尔德著作,那里谈到改良监狱装有电铃,使用电刑,而那种经过改良的暴行却使他更加气愤。

使聂赫留朵夫气愤的,主要是法院和政府机关里坐着一批官僚,他们领取从人民头上搜刮来的高薪,查阅由同一类官僚出于同一类动机所写成的法典,把凡是违反他们所制定的法律的行为纳入各种法律条文,然后根据这些条文把人送到他们看不见的地方,而那些人在残酷粗暴的典狱长、看守和法警的肆意虐待下,成千上万地在精神上和肉体上死亡。

聂赫留朵夫进一步了解了监狱和旅站的情况后,看出犯人中间蔓延的恶习:酗酒、赌博、暴行和其他骇人听闻的罪行,包括人吃人在内,都不是偶然现象,也不象那些头脑僵化的学者为了袒护政府而硬说他们是退化、犯罪型或者畸形发展,而是人可以惩罚人这种谬论造成的必然后果。聂赫留朵夫看出,人吃人这种事不是起源于原始森林,而是起源于政府各部、各委和各局,只不过最后在原始森林里结束罢了。他看出,象他姐夫那样的人,以及所有的法官和其他文官,从民事执行吏到部长,他们根本不关心平时挂在嘴上的正义和人民福利,他们人人追求的无非是卢布,那种由于他们出力造成腐化和苦难因而赏给他们的卢布。这是显而易见的。

“难道这一切都是由于误会吗?怎样才能使那些官僚不再干他们现在所干的事?情愿照样发给他们薪金,甚至外加奖金……”聂赫留朵夫想。他在这样思考中听到鸡啼第二遍,尽管他的身体一动,跳蚤就象喷泉一样纷纷落到身上,他还是沉酣地睡着了。

——待续


2010-9-10 09: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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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雪儿

#66  

二十

聂赫留朵夫醒来时,马车夫都早已上路。老板娘喝够了茶,用手绢擦擦汗淋淋的粗脖子,走进房间来说,旅站上有个士兵送来一封信。信是谢基尼娜写的。她说克雷里卓夫这次发病比他们预料的更严重。“我们一度想把他留下,自己也留下来陪他,可是没有得到许可。我们就带着他上路,可是怕他路上出事。请您到城里去疏通一下,要是能让他留下,我们当中也留下一个人来陪他。如果因此需要我嫁给他,那我也情愿。”

聂赫留朵夫打发跑堂的到驿站去叫马车,自己赶紧收拾行李。他还没有喝完第二杯茶,就有一辆带铃铛的三驾驿车来到大门前。驿车车轮在冰冻的泥地上滚动,就象在石板路上那样隆隆作响。聂赫留朵夫给粗脖子的老板娘付清了帐,匆匆走出门,在马车软座上坐下,吩咐车夫尽可能快赶,一心想追上那批犯人。他在离牧场大门不远处,果然赶上了他们的大车。大车载着袋子和病人,在冰冻的泥地上辘辘行进。押解官不在这里,他赶到前头去了。士兵们显然喝过酒,兴致勃勃地谈天说地,跟着车队,走在路的两边。车辆很多。前头的大车每辆坐着六个刑事犯,很拥挤。后头的大车每辆坐着三个人,都是政治犯。最后一辆大车上坐着诺伏德伏罗夫、格拉别茨和玛尔凯。倒数第二辆上坐着艾米丽雅、纳巴托夫和一个害风湿症的虚弱女人。谢基尼娜把自己的座位让给她了。倒数第三辆铺着干草和枕头,上面躺着克雷里卓夫。谢基尼娜就坐在他旁边的驭座上。聂赫留朵夫吩咐车夫在克雷里卓夫旁边停下来,自己向他走去。一个酒意十足的押解兵向聂赫留朵夫摆摆手,但聂赫留朵夫不理他,径自走到大车跟前,拉住大车的木柱,在旁边走着。克雷里卓夫身穿土皮袄,头戴羔皮帽,嘴上包着一块手绢,看上去更加消瘦和苍白。他那双好看的眼睛显得更大更亮。他的身子在大车上微微摇晃,眼睛盯着聂赫留朵夫。聂赫留朵夫问他健康情况,他只是闭上眼睛,生气地摇摇头。他的全部精力显然因大车颠簸消耗光了。谢基尼娜坐在大车另一边。她向聂赫留朵夫意味深长地使了个眼色,表示对克雷里卓夫的情况很忧虑,接着就用快乐的声调说起话来。

“那军官大概感到不好意思了,”她大声说,好让聂赫留朵夫在辘辘的车轮声中听清她的话。“他们给布卓夫金去了手铐。现在他自己抱着女儿,卡秋莎和西蒙松跟他们一块儿赶路,薇拉接替了我的位子,也跟他们在一起。”

克雷里卓夫指着谢基尼娜说了一句话,可是谁也听不清。他皱起眉头,显然在忍住咳嗽,接着摇摇头。聂赫留朵夫把头凑过去,想听清他的话。于是克雷里卓夫从手绢里露出嘴来,喃喃地说:

“现在好多了。只要不着凉就行。”

聂赫留朵夫肯定地点点头,同谢基尼娜交换了一个眼色。

“哦,三个天体的问题怎样了?”克雷里卓夫又喃喃地说,吃力地苦笑了一下。“不容易解决吧?”

聂赫留朵夫不明白他的话,谢基尼娜就向他解释说,这原是一个确定日、月、地球三个天体关系的著名数学问题,克雷里卓夫开玩笑,把聂赫留朵夫、卡秋莎和西蒙松的关系比作那个问题。克雷里卓夫点点头,表示谢基尼娜正确地解释了他的玩笑。

“解决这问题的关键不在我,”聂赫留朵夫说。

“您接到我的信了?这事您肯办吗?”谢基尼娜问。

“我一定去办,”聂赫留朵夫说。他发现克雷里卓夫脸上有点不高兴,就回到自己的马车那里,在凹陷的车座上坐下,双手扶住马车两侧,因为道路坎坷不平,车子颠簸得很厉害。他开始追赶身穿囚服囚袍、戴脚镣和双人手铐的囚犯队伍。这个队伍伸展有一俄里长。聂赫留朵夫认出道路另一边有卡秋莎的蓝头巾、薇拉的黑大衣和西蒙松的短上衣、绒线帽和扎着带子的白羊毛袜。西蒙松跟妇女们并排走着,嘴里起劲地讲着什么事。

妇女们看见聂赫留朵夫,都向他点头招呼,西蒙松彬彬有礼地举了举帽子。聂赫留朵夫同他们没有话要说,就没有停车,一直赶到他们前头去。他的马车又来到坚固的大路上,走得快多了,但为了超车,得不时离开大路,绕过长长的车队,赶到前头去。

这条车辙纵横的大路通到一座阴暗的针叶树林。道路两旁,桦树和落叶松还没有落叶,现出耀眼的土黄色。这段路走了一半,树林就没有了,道路两边都是田野,出现了修道院的金十字架和圆顶。天气放晴了,云都消散了,太阳高高地升到树林上空,潮湿的树叶、水塘、圆顶和教堂的十字架都在阳光下熠熠发亮。右前方,在灰蒙蒙的天边,现出白忽忽的远山。聂赫留朵夫的三驾马车来到城郊一个大村子。村街上满是人:有俄罗斯人,也有戴着古怪帽子、穿着古怪服装的少数民族。喝醉酒的和没有喝过酒的男男女女群集在商铺、饭店、酒馆和货车旁边,吵吵嚷嚷。城市显然不远了。

车夫给了右边骖马一鞭子,紧了紧缰绳,侧身坐在驭座上,好让缰绳往右边收。他显然想显显身手,把马车赶得在大街上飞跑,也不放慢速度,一直跑到河边的渡口。这时渡船正在水流湍急的河心,从那边划过来。这边渡口大约有二十辆大车等着过河。聂赫留朵夫没有等很多工夫。渡船远远地划到上游,又被急流冲下来,不多一会儿就靠拢木板搭成的码头。

几个船夫都生得身材高大,肩膀宽阔,肌肉发达。他们穿着羊皮袄和长统靴,默默无言,熟练地甩出缆索,套在木桩上,放下船板,让停在船上的车辆上岸,再把候船的车辆装到船上,让渡船装满车辆和马匹。宽阔湍急的河水拍打着渡船的两舷,把缆索绷紧。等渡船装满旅客,聂赫留朵夫的车子和卸下的马匹,在周围大车的拥挤下,在渡船边上停住,船夫就关上船板,也不理睬没有上船的旅客的要求,解开缆索开船。渡船上一片寂静,但听得船夫沉重的脚步声和马匹倒换蹄子踩响船板的声音。

二十一

聂赫留朵夫站在渡船边上,眼睛望着宽阔湍急的河水。两个形象在他的头脑里交替出现着:一个是垂死的克雷里卓夫。他满脸怒容,脑袋被大车颠得直摇晃;一个是精神抖擞地同西蒙松一起在路边走着的卡秋莎。一个形象使他沉重而悲伤,那就是濒临死亡而不愿死去的克雷里卓夫。另一个形象是生气勃勃的卡秋莎,她获得西蒙松这样好人的爱,走上了稳当可靠的善的道路,这本是件喜事,但聂赫留朵夫却觉得难受,而且无法克服这样的感觉。

城里教堂的大铜钟敲响了,颤动的钟声荡漾在水面上。站在聂赫留朵夫身旁的马车夫和所有赶大车的一个个脱下帽子,在胸前画了十字。只有站在栏杆旁的一个个儿不高、头发蓬乱的老头儿没有画十字,只是抬起头来,眼睛直盯着聂赫留朵夫,而聂赫留朵夫起初并没有注意到他。这老头儿身穿一件打过补钉的短褂和一条粗呢裤,脚登一双补过的长统靴。他的肩上背着一个不大的口袋,头上戴着一顶破皮帽。

“老头子,你怎么不做祷告?”聂赫留朵夫的马车夫戴上帽子,拉拉正,问他说。“莫非你不是基督徒吗?”

“叫我向谁祷告?”头发蓬乱的老头儿生硬地还嘴说。他说得很快,但每个字都说得很清楚。

“当然是向上帝罗,”马车夫含嘲带讽地说。

“那你倒指给我看看,他在哪儿?上帝在哪儿?”

老头儿的神气那么严肃坚决,马车夫觉得他是在同一个刚强的人打交道,有点心慌,但表面上不动声色,竭力不让老人的话堵住自己的嘴,在那么多人面前丢脸,就连忙回答说:

“在哪儿?当然是在天上。”

“那你去过那儿吗?”

“去过也罢,没去过也罢,反正大家都知道该向上帝祷告。”

“谁也没在什么地方见过上帝。那是活在上帝心里的独生子宣告的,”老头儿恶狠狠地皱起眉头,急急地说。

“看样子你不是基督徒,你是个洞穴教徒。你就向洞穴祷告吧,”马车夫说,把马鞭柄插到腰里,扶正骖马的皮套。

有人笑起来。

“那么,老大爷,你信什么教呢?”站在船边大车旁一个上了年纪的人问。

“我什么教也不信。除了自己,我谁也不信,谁也不信,”

老头儿还是又快又果断地回答。

“一个人怎么可以相信自己呢?”聂赫留朵夫插嘴说。“这样会做错事的。”

“我这辈子从没做过错事,”老头儿把头一扬,断然地回答。

“世界上怎么会有各种宗教呢?”聂赫留朵夫问。

“世界上有各种宗教,就因为人都相信别人,不相信自己。我以前也相信过人,结果象走进原始森林一样迷了路。我完全迷失方向,再也找不到出路。有人信旧教,有人信新教,有人信安息会,有人信鞭身教,有人信教堂派,有人信非教堂派,有人信奥地利教派,有人信莫罗勘教,有人信阉割派。各种教派都夸自己好。其实他们都象瞎眼的狗崽子一样,在地上乱爬。信仰很多,可是灵魂只有一个。你也有,我也有,他也有。大家只要相信自己的灵魂,就能同舟共济。只要人人保持本色,就能齐心协力。”

老头儿说得很响,不住往四下里打量,显然希望有更多的人听他说话。

“哦,您这样说教有好久了吗?”聂赫留朵夫问他。

“我吗?好久了。我已受了二十三年的迫害。”

“怎么个迫害法?”

“他们迫害我,就象当年迫害基督那样。他们把我抓去吃官司,又送到教士那儿,送到读书人那儿,送到法利赛人那儿。他们还把我送到疯人院。可是他们拿我毫无办法,因为我是个自由人。他们问我:‘你叫什么名字?’他们以为我会给自己取个名字,可我什么名字也不要。我放弃一切,我没有名字,没有居留地,没有祖国,什么也没有。我就是我。我叫什么名字?我叫人。人家问我:‘你多大岁数?’我说我从来不数,也无法数,因为我过去、现在、将来永远存在。人家问我:‘那么你的父母是谁?’我说,我没有父母,只有上帝和大地。上帝是我父亲,大地是我母亲。人家问我:‘你承认不承认皇上?’我为什么不承认。他是他自己的皇上,我是我自己的皇上。他们说:‘简直没法跟你说话。’我说,我又没求你跟我说话。他们就是这样折磨人。”

“那么您现在到哪儿去?”聂赫留朵夫问。

“听天由命。有活我就干活,没有活我就要饭,”老头儿发现渡船就要靠岸,得意扬扬地扫了一眼所有听他讲话的人,结束说。

渡船在对岸停住了。聂赫留朵夫掏出钱包,给老头儿一点钱。老头儿拒绝了。

“这我不拿。面包我拿的,”他说。

“哦,对不起。”

“没什么对不起的。你又没有得罪我。其实,要得罪我也办不到,”老头儿说着,动手把放下的口袋背到肩上。这时聂赫留朵夫的驿车已套上马,上了岸。

“老爷,您还有胃口跟他费话,”马车夫等聂赫留朵夫给了身强力壮的船夫酒钱,坐上车,就对他说。“哼,这个流浪汉不正派。”

——待续


2010-9-10 09: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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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雪儿

#67  

二十二

马车上了斜坡,车夫转过身来问道:

“送您到哪一家旅馆哪?”

“哪一家好些?”

“最好的要数西伯利亚旅馆了。要不玖可夫旅馆也不错。”

“那就随便吧。”

马车夫又侧身坐上驭座,加速赶车。这个城市也同所有俄国城市一样,有带阁楼的房子和绿色的屋顶,有一座大教堂,有小铺子,大街上有大商店,甚至还有警察。只不过房屋几乎都是木头造的,街道没有铺石子。到了最热闹的街道,车夫就把车停在一家旅馆门口。可是这家旅馆没有空房间,只得到另一家。这另一家旅馆还有一个空房间。这样,聂赫留朵夫两个月来才第一次来到他生活惯的清洁舒服的环境里。尽管聂赫留朵夫租用的房间算不上奢侈,但在经历了驿车、客店和旅站的生活以后还是感到十分舒适。他得首先清除身上的虱子,因为自从他进出旅站以来,从来没有彻底清除过。他安置好行李,立刻到澡堂子洗澡,然后换上城里人装束,穿了浆硬的衬衫、压皱的长裤、礼服和大衣,出去拜会当地长官。旅馆看门人叫来一辆街头马车。那是一辆吱嘎作响的四轮马车,套着一匹膘肥力壮的吉尔吉斯高头大马。车夫把聂赫留朵夫送到一所富丽的大厦门前,门口站着几个卫兵和警察。宅前宅后都是花园,园里的白杨和桦树的叶子都已凋落,露出光秃的树枝,但其中夹杂着的枞树、松树和冷杉却枝叶茂密,苍绿可爱。

将军身体不舒服,不见客。聂赫留朵夫还是要求听差把他的名片送进去。听差回来,带来满意的答复:

“将军有请。”

前厅、听差、传令兵、楼梯和擦得亮光光的铺着镶木地板的客厅,都同彼得堡差不多,只是肮脏些,古板些。聂赫留朵夫被带到书房里。

将军脸孔浮肿,鼻子象土豆,额上有几个疙瘩,头顶光秃,眼睛底下挂着眼袋,是个多血质的人。他身穿一件鞑靼式绸袍,手拿一支香烟,坐在那里用一只带银托的玻璃杯喝茶。

“您好,阁下!我穿着睡袍见客,请不要见怪,不过总比不见好,”他说,拉起长袍盖住他那后颈上堆起几道胖肉的粗脖子。“我身体不太好,没有出门。什么风把您吹到我们这个偏僻的小城来了?”

“我是随一批犯人来的,其中有个人跟我关系密切,”聂赫留朵夫说,“我现在来求阁下帮忙,部分就是为了这个人,另外还有一件事。”

将军深深地吸了一口烟,呷了一口茶,把香烟在孔雀石烟灰碟上揿灭了,用他那双狭小浮肿、炯炯有神的眼睛盯住聂赫留朵夫,一本正经地听着。他只打断聂赫留朵夫一次,问他要不要吸烟。

有些有学问的军人,往往认为自由主义思想和人道主义思想可以同他们的职业调和。这位将军就是那种人。但他生性聪明善良,不久就发觉这是根本不可能调和的。为了解除经常出现的内心苦恼,他越来越沉湎于军人中盛行的酗酒恶习,如今在担任了三十五年军职以后,他就成了医生们所谓的嗜酒成癖者。他浑身细胞都渗透了酒精。他什么酒都喝,只要能觉得醺醺然就好。喝酒已成为他生活的绝对需要,不喝酒他就无法过日子。每天他到傍晚总是喝得烂醉,但这种状态他已习惯,因此走路不会摇晃,说话也不至于太不成体统。即使说出什么蠢话来,由于他地位显赫,人家反而会把它当作警世格言。只有在聂赫留朵夫找他的那种早晨时光,他才象个头脑清醒的人,能听懂人家的话,证实他那句心爱的谚语:“喝酒不糊涂,难能又可贵。”最高当局知道他是个酒鬼,但他受的教育毕竟比别人多一点(尽管他的学识仍停留在酗酒成癖前的水平),而且为人胆大、灵活、威严,即使喝醉酒也不会丧失身分,因此让他一直留在这个显要的位子上。

聂赫留朵夫告诉他,他所关心的人是个女的,她被错判了罪,为她的事已递了御状。

“哦!那又怎么样?”将军说。

“彼得堡方面答应我,有关这女人命运的消息至迟这个月通知我,通知书将寄到这里……”

将军依旧盯住聂赫留朵夫,伸出指头很短的手,按了按桌上的铃,然后嘴里喷着烟,特别响亮地清了清喉咙,又默默地听下去。

“因此我有个要求,如果可能的话,在没有收到那个状子的批复以前暂时把她留在此地。”

这时候,一个穿军服的听差,勤务兵,走了进来。

“你去问一下,安娜·瓦西里耶夫娜起来了没有,”将军对勤务兵说,“另外再送点茶来。那么,您还有什么事吗?”将军问聂赫留朵夫。

“我还有一个要求,”聂赫留朵夫说,“牵涉到这批犯人中的一个政治犯。”

“哦,是这么回事!”将军意味深长地点点头说。“他病得很厉害,人都快死了。得把他留在这儿的医院里。

有一名女政治犯愿意留下来照顾他。”

“她不是他的亲属吧?”

“不是,但只要能让她留下来照顾他,她准备嫁给他。”

将军那双炯炯有神的眼睛一直盯着聂赫留朵夫,默默地听着,显然想用这种目光逼得对方局促不安。他不住地吸着烟。

等聂赫留朵夫讲完,他从桌上拿起一本书,迅速地舔湿手指,翻动书页,找到有关结婚的条款,看了一遍。

“她判的是什么刑?”他抬起眼睛问。

“她判的是苦役。”

“哦,要是判了这种刑,即使结了婚,也不能改善待遇。”

“可是您要知道……”

“请您让我把话说完。即使一个自由人同她结了婚,她照样得服满她的刑。这儿有个问题:谁判的刑更重,是他呢,还是她?”

“他们两人都判了苦役。”

“嘿,那倒是门当户对了,”将军笑着说。“他什么待遇,她也什么待遇。他有病可以留下来,”他继续说,“而且当然会设法尽量减轻他的痛苦。不过她即使嫁给他,也不能留在此地……”

“将军夫人正在喝咖啡,”勤务兵报告说。

将军点点头,继续说:

“不过再让我考虑一下。他们叫什么名字?请您写在这儿。”

聂赫留朵夫写下他们的名字。

“这事我也无能为力,”将军听到聂赫留朵夫要求同病人见面,这样说。“对您我当然不会怀疑,”他说,“您关心他,关心别的人,您又有钱。在我们这里确实钱能通神。上面要我彻底消灭贿赂。可如今大家都在接受贿赂,怎么消灭得了?官位越小,贿赂收得越多。唉,他在五千俄里外受贿,怎么查得出来?他在那边是个土皇帝,就象我在这儿一样,”他说到这里笑了起来。“不过您大概常跟政治犯见面吧,您给了钱,他们就放您进去,是吗?”他笑嘻嘻地说。“是这么回事吧?”

“是的,确实是这样。”

“我明白您非这样做不可。您想见见那个政治犯。您可怜他。于是典狱长或者押解兵就接受贿赂,因为他的薪水只有那么几个钱,他得养家活口,非接受贿赂不可。我要是处在他的地位或者您的地位,我也会那么办的。可是就我的地位来说,我不能容许自己违反最严格的法律条文,要不我也是个人,也会动恻隐之心的。可我是个执法官,凭一定条件才得到信任,我不能辜负这种信任。好吧,这事就到此为止。那么,现在您给我讲讲,你们京城里有些什么新闻?”

于是将军就开始发问,同时自己也发表意见,分明既想听听新闻,又想显示自己的知识和人道主义精神。

二十三

“哦,请问您在哪里下榻?在玖可夫旅馆吗?哦,那地方真是糟透了。回头您到我这儿来吃饭吧,”将军一面送走聂赫留朵夫,一面说,“下午五点钟。您会说英语吗?”

“会,会说。”

“哦,那太好了。不瞒您说,我们这儿来了一个英国人,是个旅行家。他在研究西伯利亚流放和监狱的情况。今天他要到我们这儿来吃饭,您也来吧。我们五点钟开饭,我妻子要求严格遵守时间。至于怎样处理那个女人,还有那个病人,我下午给您答复。也许可以留下一个人来照顾他。”

聂赫留朵夫辞别将军,心情特别振奋,就乘车到邮政局去。

邮政局设在一个低矮的拱顶房间里。几名邮务员坐在斜面办公桌后,把邮件分发给聚集在那里的人群。一个邮务员歪着脑袋,熟练地把一个个信封拉到面前,不停地打上邮戳。聂赫留朵夫没有久等,他一说出名字,就有一大堆邮件交到他手里。其中有汇款,有几封信,有几本书,还有最近一期的《祖国纪事》①。聂赫留朵夫收下信,走到木板长凳那边。长凳上坐着一个士兵,手里拿着一本小册子,正在等着领什么东西。聂赫留朵夫在他旁边坐下,翻阅收到的信。其中有一封是挂号信,信封很讲究,上面还盖有字迹清楚的鲜红火漆印。他拆开信封,看到信是谢列宁写的,还附着一份公文,血顿时涌上脸孔,心脏也缩紧了。这就是关于卡秋莎案的批复。是个怎样的批复?难道是驳回吗?聂赫留朵夫匆匆看了一下字迹很小、难以辨认、但笔力刚健的信,不由得高兴地舒了一口气。批复是令人满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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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彼得堡出版的学术、文学、政治综合性月刊,大部分出版年月倾向进步。

“亲爱的朋友!”谢列宁写道。“你上次同我的谈话给我留下深刻印象。关于玛丝洛娃一案,你的意见是正确的。我仔细查阅了这个案件,看出她受到不白之冤,确实令人愤慨。这事只能由你递交状子的上诉委员会来改正。我协助了他们裁决这个案件,现随信寄上减刑公文的副本,地址是叶卡吉琳娜·伊凡诺夫娜伯爵夫人给我的。公文正本已送往她当初受审的监禁地,即将转到西伯利亚总署。我赶紧把这个喜讯告诉你。友好地握你的手。你的谢列宁。”

公文内容如下:“皇帝陛下受理上告御状办公厅。案由某某号,案卷某某号。某某科,某年,某月,某日。奉皇帝陛下受理上告御状办公厅主任令,兹特通知小市民叶卡吉琳娜·玛丝洛娃,皇帝陛下披阅玛丝洛娃御状,体恤下情,恩准所请,着将该犯所判苦役改为流放,在西伯利亚较近处执行。”

这是一个大喜讯。凡是聂赫留朵夫希望为卡秋莎和自己做到的事,如今都已实现了。不错,她的地位发生了变化,他同她的关系也变得复杂了。以前她是个苦役犯,他提出要同她结婚,也只能徒具形式,至多稍稍改善她的处境罢了。如今可没有什么东西妨碍他们生活在一起了。可是聂赫留朵夫还没有做好这样的准备。再说,她同西蒙松的关系又怎么办呢?她昨天那番话究竟是什么意思?要是她同意跟西蒙松结合,这究竟是好事还是坏事?这些问题他怎么也搞不清楚,就索性不去想它们。“这一切以后都会清楚的,”他想,“现在得赶快去同她见面,把这个喜讯告诉她,把她释放出来。”他以为凭到手的副本就足以办到这一点。他走出邮政局,吩咐车夫把他送到监狱。

尽管将军没有准许上午探监,聂赫留朵夫凭经验知道,在上级长官那里绝对办不到的事,在下级官员那里倒很容易办到,因此决定先到监狱去一下,把这个喜讯告诉卡秋莎,也许就可以把她释放出来,同时打听一下克雷里卓夫的健康情况,并把将军的话转告他和谢基尼娜。

典狱长身材魁伟,威风凛凛,留着唇髭和一直长到嘴角的络腮胡子。他接待聂赫留朵夫很严厉,直率地声称,未经长官批准,他不能让任何人进去探监。聂赫留朵夫说,他在京城里也常去探监。典狱长听了回答说:

“这很可能,但我不能容许这样做。”他说这话时的口气仿佛还表示:“你们这些京城里来的老爷,准以为可以吓唬我们,弄得我们束手无策,可我们虽然身居东西伯利亚,也知道严守法纪,还会给你们点颜色瞧瞧。”

皇帝陛下办公厅发的公文副本对典狱长也不起作用。他断然拒绝放聂赫留朵夫进监狱。聂赫留朵夫天真地以为他一出示公文副本,玛丝洛娃就可以当场获得释放,不料典狱长只轻蔑地微微一笑,声称要释放任何人犯,必须有他顶头上司的命令。他所能答应的只有一件事,那就是他可以通知玛丝洛娃,说她已获得减刑,一旦接到上级批文,就会立刻把她释放,不会耽搁一个钟头。

关于克雷里卓夫的健康,他也拒绝提供任何情况。他说他连有没有这样一个犯人都不清楚。聂赫留朵夫一无所获,只得坐上马车回旅馆。

典狱长所以这样严厉,主要是因为监狱里收容了比平常多一倍的犯人,拥挤不堪,而且伤寒流行。聂赫留朵夫的马车夫路上告诉他说:“监狱里人死得很多。那边流行瘟疫。每天都有二十人被埋葬。”

二十四

聂赫留朵夫虽然在监狱里碰了壁,但他还是兴奋地乘车去省长办公室,查问玛丝洛娃的减刑公文有没有到达。公文还没有到,因此聂赫留朵夫一回到旅馆,毫不耽搁,立刻写信把这事告诉谢列宁和律师。他写完信,看了看表,已经是去将军家赴宴的时候了。

在路上他又想到,不知道卡秋莎对她的减刑会有什么想法。她将被规定居留在什么地方?他将怎样跟她一起生活?西蒙松将怎么办?她对他究竟抱什么态度?聂赫留朵夫想起她精神上的变化,同时也想起了她的往事。

“必须把那些事忘记,一笔勾销,”他想,连忙把有关她的念头从头脑里驱除掉。“到时候都会见分晓的,”他自言自语,接着考虑他该对将军说些什么。

将军家的宴会十分豪华,显示出富豪和达官的生活排场。这种排场是聂赫留朵夫所习惯的,但他已长期丧失奢侈的享受,甚至连最起码的舒适条件都没有,因此这样的宴会就使他格外愉快。

女主人是位彼得堡的老派贵夫人,在尼古拉宫廷里做过女官,法语讲得很流利,讲俄语反而有点别扭。她总是身子挺得笔直,两手不论做什么事,臂肘总是贴住腰部。她尊敬丈夫,态度文静而有点忧郁;对待客人异常亲切,但程度因人而异。她把聂赫留朵夫当作自己人,待他特别殷勤,奉承他而使人不易察觉。这使聂赫留朵夫重新意识到自己的尊贵,从而感到扬扬得意。她使他觉得西伯利亚之行虽然古怪,却是高尚的,而且他是个与众不同的人。将军夫人这种微妙的奉承和将军家里豪华的生活,使聂赫留朵夫陶醉于漂亮的陈设、美味的食品以及同教养有素的人们愉快周旋之中,仿佛这段时期的生活是一场梦,如今梦醒了,他又回到现实中来。

在筵席上就座的,除了将军的女儿和她丈夫以及将军的副官等家里人,还有一个英国人、一个开采金矿的商人和一个从西伯利亚边城来的省长。聂赫留朵夫觉得这些人都和蔼可亲。

那个英国人身体强壮,脸色红润,法语讲得很差,但英语讲得象演说家一般优美动听。他见多识广,讲到美国、印度、日本和西伯利亚的见闻,使大家都觉得他是个有趣的人。

开采金矿的年轻商人,原是个农民的儿子,如今穿着一身在伦敦定制的燕尾服,衬衫袖子上配着钻石钮扣,家里藏书丰富,为慈善事业捐过很多钱,信奉欧洲自由主义思想,给聂赫留朵夫留下愉快的印象。他是欧洲文化通过教育接种到健康农民身上的一个好标本。

那个边城的省长,原来就是聂赫留朵夫在彼得堡时闹得满城风雨的某局局长①。这人长得胖乎乎的,生有稀疏的鬈发和一双温和的浅蓝色眼睛,下身特别肥胖,两只保养得很好的白嫩手上戴满戒指,脸上浮着使人愉快的微笑。男主人特别赏识这位省长,因为在大批惯于受贿的官员中间,唯独他不接受贿赂。女主人热爱音乐,弹得一手好钢琴。她之所以看重这位省长,因为他也是个出色的音乐家,常常同她四手联弹。聂赫留朵夫今天心情特别愉快,连这个人也没使他反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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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参看本书第二部第二十一章。

副官精力充沛,情绪极好,下巴刮得发青。他处处为人效劳,殷勤的态度很招人喜爱。

不过,聂赫留朵夫最喜爱的还是将军的女儿和她的丈夫这对年轻夫妇。将军的女儿长得并不美,但生性忠厚,全部身心都用在她的头两个孩子身上。她与她丈夫经过自由恋爱而结婚,为此同父母长期争吵过。她丈夫是个自由主义者,在莫斯科大学获得副博士学位,天资聪明,为人谦逊,在官府做统计工作。他特别关心非俄罗斯人问题,喜爱他们,竭力要把他们从绝种的危险中拯救出来。

人人对聂赫留朵夫都很亲切殷勤,而且因为能同他这样一位有趣的新伙伴结交,感到很高兴。将军身穿军服,脖子上挂着白十字章,出来主持宴会。他对聂赫留朵夫象对老朋友似的打了个招呼,立刻邀请客人们吃冷盘和伏特加。将军问聂赫留朵夫从他家出去后做了些什么,聂赫留朵夫说他到过邮政局,知道早晨谈起的那个人已得到减刑,同时再次要求将军准许他探监。

将军对吃饭时谈公事,显然很不满意,他皱起眉头,一言不发。

“您要来点伏特加吗?”他转身用法语招呼那个走过来的英国人。英国人喝干一杯伏特加,说他今天参观过大教堂和一座工厂,还希望参观一所大的解犯监狱。

“那正好,”将军对聂赫留朵夫说,“你们可以一起去。您给他们开张通行证,”他对副官说。

“您希望什么时候去?”聂赫留朵夫问英国人。

“我愿意晚上去参观监狱,”英国人说,“所有的人都在监狱里,事先不作准备,一切都保持本来面目。”

“哦,他想看看个中妙处吗?那就让他看吧。我写过呈文,可是他们不听我的话。那就让他们通过外国报纸去领教吧,”

将军说着走到餐桌旁,女主人招待客人们入席。

聂赫留朵夫坐在女主人和英国人中间。他对面坐着将军的女儿和某局前任局长。

筵席上谈话时断时续,一会儿谈到印度——那是英国人首先谈到的,一会儿谈到法国人远征东京①——将军对这事严加谴责,一会儿谈到西伯利亚普遍流行的欺诈和受贿行为。

对这些谈话,聂赫留朵夫都不太感兴趣。

不过,饭后大家到客厅里喝咖啡,聂赫留朵夫跟英国人和女主人谈到格拉斯顿②时,却谈得津津有味。他觉得自己发表了许多精辟的见解,使他们很感兴趣。聂赫留朵夫吃了一顿好饭,喝了一些美酒,这会儿坐在柔软的沙发上,一面喝咖啡,一面同和蔼可亲、教养有素的人谈话,心里越来越高兴。而当女主人应英国人的要求,跟前任局长一起弹奏他们弹得很熟练的贝多芬《第五交响曲》时,聂赫留朵夫产生一种好久没有过的自我陶醉的感觉,仿佛现在才意识到他是个多么好的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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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指一八八二——一八九八年法国侵略越南北部的殖民战争。越南北部旧称“东京”。

②格拉斯顿(1809—1898)——英国政治家,曾任首相,执行殖民政策,于一八八二年出兵占领埃及。

那架大钢琴音色优美,交响曲又弹得很出色。至少喜欢和熟悉这支交响曲的聂赫留朵夫有这样的感觉。他听着优美的行板,感到鼻子发酸,对自己的各种高尚行为十分感动。

聂赫留朵夫感谢女主人的盛情招待,说这样的快乐他好久没有享受过了。他正要告辞,不料女主人的女儿神情果断地走到他跟前,涨红了脸说:

“您刚才问起我那两个孩子,您愿意去看看吗?”

“她总以为人家都想看看她的孩子呢,”做母亲的看到女儿如此天真不懂事,微笑着说。“人家公爵才不感兴趣呢。”

“不,正好相反,我很感兴趣,很感兴趣,”聂赫留朵夫被这种洋溢的母爱所感动,说。“请吧,请您带我去看看。”

“居然把公爵都领去看她的小娃娃了,”将军正同他的女婿、金矿主和副官一起打牌,从牌桌那边笑着叫起来。“您去吧,去尽尽义务吧。”

少妇想到客人马上要对她的孩子进行评判,显然很激动,就快步把聂赫留朵夫领到里屋。他们来到第三个房间。那个房间很高,糊着白色墙纸,点着一盏小灯,灯上扣着一个深色灯罩。房间里并排放着两张小床,中间坐着一个颧骨很高、模样忠厚、身穿白披肩的奶妈,看上去象是个西伯利亚人。奶妈站起来,向他们鞠躬。做母亲的向第一张小床弯下身去,床上安静地睡着一个两岁的小女孩,张开小嘴,长长的鬈发披散在枕头上。

“喏,这就是卡嘉,”做母亲的说,拉拉天蓝条纹的线毯,把从毯子底下伸出来的一只雪白小脚盖好。“好看吗?她才两岁呢。”

“太美了!”

“这是华秀克,是他外公起的名。他可完全是另一种模样了。他是个西伯利亚人。不是吗?”

“是个很可爱的孩子,”聂赫留朵夫看着背朝天睡的胖娃娃,说。

“是吗?”做母亲的得意扬扬地笑着说。

聂赫留朵夫想起脚镣手铐、阴阳头、殴打、淫乱,想起垂死的克雷里卓夫,想起卡秋莎和她的全部身世。他心里十分羡慕,真巴不得多享受享受这里优雅的幸福。

他几次三番称赞这两个孩子,多少满足了贪婪地听着赞辞的母亲,然后跟着她回到客厅。英国人已在客厅里等他,准备一起乘车去监狱。聂赫留朵夫跟一家老少告了别,同英国人一起来到将军府的大门口。

天气变了。鹅毛大雪漫天飞舞,盖没了道路,盖没了屋顶,盖没了花园里的树木,盖没了门前的台阶,盖没了马车,盖没了马背。英国人自己有一辆轻便马车,聂赫留朵夫就吩咐英国人的车夫把车驾到监狱里去。他自己坐上四轮马车,因为要去履行一项不愉快的义务,感到心情沉重。就这样他坐在柔软的马车上,跟在英国人后面,在雪地上剧烈颠簸着,往监狱驶去。

——待续


2010-9-10 09: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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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雪儿

#68  

二十五

阴森森的监狱,门前站着岗哨,门口点着风灯,尽管蒙着一层洁白的雪幕,使大门、屋顶和墙壁都显出一片雪白,尽管监狱正面一排排窗子灯火通明,它给聂赫留朵夫的印象却比早晨更加阴森。

威风凛凛的典狱长走到大门口,凑近门灯,看了看聂赫留朵夫和英国人的通行证,困惑不解地耸耸强壮的肩膀,但还是执行命令,邀请这两位来访者跟他进去。他先领他们走进院子,然后走进右边的门,沿着楼梯走上办公室。他请他们坐下,问他们有什么事要他效劳。他听说聂赫留朵夫要跟玛丝洛娃见面,就派看守去把她找来,自己则准备回答英国人通过聂赫留朵夫的翻译向他提出的问题。

“这座监狱照规定可以容纳多少人?”英国人问。“现在关着多少人?有多少男人,多少女人,多少儿童?有多少苦役犯,多少流放犯,多少自愿跟着来的?有多少害病的?”

聂赫留朵夫嘴里给英国人和典狱长作着翻译,脑子里并没思考他们话里的意思。他想到即将同卡秋莎见面,不禁有点紧张。他给英国人翻译到一半,听见越来越近的脚步声,办公室的门开了,象以往历次探监那样,先是一个看守走进来,接着是身穿囚服、头包头巾的卡秋莎。他一见卡秋莎,立刻感到心情沉重。

“我要生活,我要家庭、孩子,我要过人的生活,”当卡秋莎没有抬起眼睛,快步走进房间里时,聂赫留朵夫头脑里掠过这样的念头。

他站起来,迎着她走了几步。他觉得她的脸色严肃而痛苦,就象上次她责备他时那样。她脸上一阵红,一阵白,她的手指痉挛地卷着衣服的边。她一会儿对他望望,一会儿垂下眼睛。

“减刑批准了,您知道吗?”聂赫留朵夫说。

“知道了,看守告诉我了。”

“这样,只要等公文一到,您高兴住哪里去就可以住哪里去了。让我们来考虑一下……”

她赶紧打断他的话:

“我有什么可考虑的?西蒙松到哪里,我就跟他到哪里。”

她尽管十分激动,却抬起眼睛来瞧着聂赫留朵夫,这两句话说得又快又清楚,仿佛事先准备好似的。

“哦,是这样!”聂赫留朵夫说。

“嗯,德米特里·伊凡内奇,倘若他要跟我一块儿生活,”她发觉说溜了嘴,连忙住口,然后纠正自己的话说,“倘若他要我待在他身边,我还能有什么更好的指望呢?我应该认为这是我的福气。我还图个什么呢?……”

“也许她真的爱上西蒙松,根本不要我为她作什么牺牲;也许她仍旧爱我,拒绝我是为了我好,不惜破釜沉舟,把自己的命运同西蒙松结合在一起。二者必居其一,”聂赫留朵夫想,不禁感到害臊。他觉得自己脸红了。

“要是您爱他……”他说。

“什么爱不爱的!那一套我早已丢掉了。不过,西蒙松这人确实和别人不同。”

“是啊,那当然,”聂赫留朵夫又说。“他是个非常出色的人,我想……”

她又打断他的话,仿佛生怕他说出什么不得体的话,或者生怕她来不及把要说的话都说出来。

“嗯,德米特里·伊凡内奇,要是我做的不合您的心意,那您就原谅我吧,”她用她那斜睨的目光神秘地瞧着他的眼睛,说。“嗯,看来只好这样办了。您自己也得生活呀。”

她说的正好是他刚才所想的,但此刻他已不这样想,他的思想和感情已完全变了。他不仅感到害臊,而且感到惋惜,惋惜他从此失去了她。

“我真没料到会这样,”他说。

“您何必再待在这儿受罪呢?您受罪也受得够了,”她说,怪样地微微一笑。

“我并没有受罪,我过得挺好。要是可能的话,我还愿意为您出力呢。”

“我们,”她说“我们”两个字时对聂赫留朵夫瞅了一眼,“我们什么也不需要。您为我出的力已经够多了。要不是您……”她想说些什么,可是声音发抖了。

“您不用谢我,不用,”聂赫留朵夫说。

“何必算帐呢?我们的帐上帝会算的,”她说,那双乌黑的眼睛泪光闪闪。

“您是个多好的女人哪!”他说。

“我好?”她含着眼泪说,凄苦的微笑使她容光焕发。

“您好了吗?”①这时英国人问。

“马上就好,”②聂赫留朵夫回答。接着他向卡秋莎打听克雷里卓夫的情况。

--------

①②原文是英语。

她强自镇定下来,平静地把她所知道的情况告诉他:克雷里卓夫路上身体很虚弱,一到这里就被送进医院。谢基尼娜很不放心,要求到医院去照顾他,可是没有获得准许。

“那么我该走了吧?”她发现英国人在等聂赫留朵夫,就说。

“我现在不同您告别,我还要跟您见面的,”聂赫留朵夫说。

“请您原谅,”她说,声音低得几乎听不见。他们的目光相遇了。从她古怪的斜睨的眼神里,从她说“请您原谅”而不说“那么我们分手了”时伤感的微笑中,聂赫留朵夫明白,她作出决定的原因是后一种。她爱他,认为自己同他结合,就会毁掉他的一生,而她跟西蒙松一起走开,就可以使他恢复自由。现在她由于实现了自己的愿望而感到高兴,同时又由于要跟他分手而觉得惆怅。

她握了握他的手,慌忙转身走出办公室。

聂赫留朵夫回头瞅了一眼英国人,准备跟他一起走,可是英国人正在笔记本里记着什么。聂赫留朵夫不去打断他,在靠墙的木榻上坐下来,忽然感到无比疲劳。他所以疲劳,不是由于夜里失眠,不是由于旅途辛苦,也不是由于心情激动,而是由于他对整个生活感到厌倦。他靠着木榻的背,闭上眼睛,顿时沉沉睡去,象死人一般。

“怎么样,现在去看看牢房好吗?”典狱长问道。

聂赫留朵夫醒过来,看到自己竟在这里睡着了,不禁感到惊讶。英国人已写完笔记,很想参观牢房。聂赫留朵夫就疲劳而茫然地跟着他走去。

二十六

典狱长、英国人和聂赫留朵夫在几个看守的陪同下,穿过门廊和臭得令人作呕的过道,走进第一间苦役犯牢房。在过道里,他们看见两个男犯直对着地板小便,不禁吃了一惊。牢房中央放着一排板床,犯人都已睡了。里面大约有七十个人。他们躺在那儿,头挨着头,身子挨着身子。参观的人一进来,个个都从床上跳下来,铁链哐啷发响,他们站在床边,新剃的阴阳头闪闪发亮。只有两个人躺着没有起来。一个是年轻人,脸色通红,显然在发烧;另一个是老头儿,嘴里不住地呻吟着。

英国人问,那个年轻人是不是病了很久。典狱长说他是今天早晨才发病的,至于那个老头儿,闹胃病已有好久,可是没有地方安顿,因为医院早就住满人了。英国人不以为然地摇摇头,说他想对这些人讲几句话,要求聂赫留朵夫替他当翻译。原来英国人这次旅行,除了要写一篇反映西伯利亚流放和监禁地的文章,还有一个目的,就是宣讲通过信仰和赎罪来拯救灵魂的道理。

“请您告诉他们,基督怜悯他们,爱他们,而且为他们死去,”他说。“如果他们相信这道理,他们就可以得救。”他讲话的时候,全体犯人都挺直身子,双手贴住裤缝,默默地站在板床前面。“请您告诉他们,”他结束说,“在这本书里所有的道理都有。这儿有识字的吗?”

原来这里有二十多人识字。英国人从手提包里取出几本精装的《新约全书》。于是就有几只肌肉发达、生有坚硬黑指甲的大手,从粗麻布衬衫袖口里伸出来,争先恐后地来要书。英国人在这个牢房里发了两本福音书,然后往下一个牢房走去。

下一个牢房情况也一样。里边也是那样气闷,那样恶臭;前面,两个窗子中间同样挂着圣像;左边放着一个便桶;犯人也都那样身子挨着身子,拥挤地躺在那里;他们同样都从床上跳下来,挺直身子站在那儿;同样也有三个人起不了床。其中两个勉强爬起来,坐在床上,还有一个躺着不动,对进来的人连看都不看一眼。这三个人都有病。英国人又同样讲了道,同样发给他们两本福音书。

从第三个牢房里传出来叫嚷声和吵闹声。典狱长敲敲门,叫道:“立正!”房门一打开,全体犯人也都挺直身子站在床边,除了几个病人和两个打架的人以外。那两个打架的人,满脸怒容,扭在一起,这个抓住那个的头发,那个揪住这个的胡子。直到看守跑到他们跟前,他们才松手。一个被打破鼻子,鼻子里直流鼻涕和血,他不住用外衣袖子擦着;另一个拉去被对方拔下的一根根胡子。

“班长!”典狱长恶狠狠地叫道。

一个身强力壮、相貌端正的人走了出来。

“怎么也管不住他们,长官,”班长眼睛里露出快乐的笑意,说。

“那就让我来对付他们,”典狱长皱着眉头说。

“他们为什么事打架?”①英国人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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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原文是英语。

聂赫留朵夫就问班长,他们为什么事打架。

“为了一块包脚布,他错拿了别人的包脚布,”班长仍旧笑着说。“这个推了一下,那个就还了一拳。”

聂赫留朵夫告诉了英国人。

“我想对他们说几句话,”英国人对典狱长说。

聂赫留朵夫把这句话翻译过来。典狱长说:“行。”于是英国人就拿出他那本皮面精装的福音书来。

“麻烦您给我翻译一下,”他对聂赫留朵夫说。“你们吵嘴,打架,可是为我们而死的基督,却给我们提出另一种办法来解决争端。您问问他们,知道不知道按基督教义该怎样对待欺负我们的人?”

聂赫留朵夫把英国人的话和问题翻译了一遍。

“告诉长官,听凭长官发落,对吗?”有一个人斜睨看威严的典狱长,试探着说。

“揍他一顿,他就不会再欺负人了,”另一个说。

有几个人笑着表示赞成。聂赫留朵夫把他们的回答翻译给英国人听。

“请您告诉他们,按基督教义行事正好相反:有人打你的右脸,连左脸也转过来由他打,”英国人一面说,一面做出把脸送给人家打的样子。

聂赫留朵夫作了翻译。

“最好让他自己尝一尝,”有人说。

“要是他两边都挨了揍,那还可以拿什么给人家打呢?”有个病人躺在床上说。

“那就让他把你打个稀巴烂。”

“嘿,那就来试一试吧,”后面有个人说,快乐地笑起来。整个牢房里爆发出一片难以控制的大笑。就连那个挨打的人也一面流血,吐痰,一面哈哈大笑。连几个病人也笑了。

英国人不动声色,要求聂赫留朵夫转告他们,有些事看来似乎办不到,但信徒能够办到,而且轻而易举。

“您问问他们喝不喝酒。”

“喝的,老爷,”一个人说,接着又是一片嗤鼻声和大笑声。

这个牢房里有四名病人。英国人问,为什么不把病人集中在一个牢房里。典狱长回答说,他们自己不愿意。这些病人害的都不是传染病,而且有一名医士照料他们,给他们治疗。

“他有一个多星期没露面了,”有人说。

典狱长没有理他,就把客人带到下一个牢房。又是打开房门,又是全体起床,肃静无声,又是英国人发福音书。在第五个牢房,第六个牢房,在过道右边,在过道左边,个个牢房里都是同样的景象。

他们从苦役犯的牢房走到流放犯的牢房,从流放犯的牢房走到村社判刑农民的牢房,再到自愿跟随犯人的家属房间。到处都是同样的情况,到处都是受冻的人,挨饿的人,无所事事的人,染上疾病的人,受尽凌辱的人,丧失自由的人,就象畜生一样。

英国人发完一定数量的福音书,不再发了,甚至不再讲道了。难堪的景象,尤其是使人窒息的空气,显然耗尽了他的精力。他从这个牢房到那个牢房,听着典狱长对每个牢房的情况介绍,只是随口说一句:“行了。”①聂赫留朵夫象梦游一般踉踉跄跄地走着,感到精疲力竭,心灰意懒,但又没有勇气中途退出,离开这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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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原文是英语。

二十七

在流放犯的一个牢房里,聂赫留朵夫看见早晨在渡船上见到过的怪老头,不由得感到惊奇。这个老头儿,头发蓬乱,满脸皱纹,上身只穿一件肩头磨破的灰色脏衬衫,下身穿着同样破旧的长裤,赤脚坐在板床旁边的地板上,目光严厉而疑惑地瞧着进来的人。他那皮包骨头的身子从脏衬衫的破洞里露出来,显得虚弱可怜,但神色比在渡船上更加专注,更富有生气。犯人们也象别的牢房里那样,看见长官进来,都跳下床,挺直身子站着;可是老头儿却坐着不动。他的眼睛炯炯有神,双眉愤怒地皱起来。

“站起来!”典狱长对他喝道。

老头儿却一动不动,只是轻蔑地微微一笑。

“只有你的奴仆见到你才站起来。我可不是你的奴仆。瞧你头上还有烙印……”老头儿指着典狱长的前额说。

“什—么?”典狱长向他逼近一步,威胁说。

“我认识这个人,”聂赫留朵夫慌忙对典狱长说。“为什么逮捕他?”

“警察局因为他没有身分证,把他送来了。我们要求他们别把这种人送来,可他们还是送来,”典狱长怒气冲冲地斜睨着老头儿说。

“看来你也是个反基督的家伙吧?”老头儿对聂赫留朵夫说。

“不,我是来参观的,”聂赫留朵夫说。

“哦,你们来见识见识反基督的家伙怎样折磨人吗?那就看吧。他们把人抓起来,在铁笼子里关了整整一大批。人应当靠辛勤劳动过活,可他们把人都锁起来,象养猪一般养着,不让干活,弄得人都变成畜生了。”

“他在说什么?”英国人问。

聂赫留朵夫说,老头儿责备典狱长把人都关起来。

“您问问他,照他看来应该怎样对付不遵守法律的人?”英国人说。

聂赫留朵夫把这个问题翻译了一遍。

老头儿露出一排整齐的牙齿,怪样地笑起来。

“法律!”他鄙夷不屑地跟着说了一遍,“那些反基督的家伙先抢劫大家,霸占所有的土地,夺取人家的财产,统统归他们所有,把凡是反对他们的人都打死。然后他们再定出法律来,说是不准抢劫,不准杀人。他们早就应该定出这样的法律来了。”

聂赫留朵夫把这些话翻译了一遍。英国人微微一笑。

“那么,究竟应该怎样对付小偷和杀人犯呢,您问问他。”

聂赫留朵夫又作了翻译。老头儿严厉地皱起眉头。

“告诉他,叫他先除掉身上反基督的烙印,这样他就不会再遇到小偷和杀人犯了。你就这样告诉他。”

“他疯了,”①英国人听了聂赫留朵夫给他翻译的老头儿的话,说,接着耸耸肩膀,走出牢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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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原文是英语。

“你干你的事,可别去管人家。各人管各人的事。谁该受惩罚,谁可以得到宽恕,上帝都知道,可不用我们操心,”老头儿说。“自己做自己的长官,这样就不需要什么长官了。走开,走开!”他补充说,生气地皱起眉头,眼睛炯炯有神地瞅着待在牢房里迟疑不决的聂赫留朵夫。“反基督的奴仆怎样拿人喂虱子,你看得也够了。走吧,走吧!”

聂赫留朵夫走到过道里,英国人和典狱长却在一个门开着的空牢房门口站住了。英国人问这个牢房是做什么用的。典狱长说,这是停尸室。

“哦!”英国人听了聂赫留朵夫的翻译说,并要求进去看一看。

停尸室是一间不大的普通牢房。墙上点着一盏小灯,暗淡地照着屋角的几个背包和一堆木柴,也照着右边板床上的四具尸体。第一具尸体穿着麻布衬衫和麻布衬裤,身材高大,留着山羊胡子,剃着阴阳头。这具尸体已经僵硬,两只发青的手原来一定交叉在胸前,现在已经分开;两只光脚也分开,脚掌竖起。旁边躺着一个老妇人。她穿着白裙白袄,没包头巾,留着一条短短的稀疏辫子,瘦小的脸又黄又皱,鼻子很尖。老妇人旁边还有一具男尸,穿着紫色衣服。这颜色使聂赫留朵夫一怔。

他走近前去,仔细看看那具尸体。

往上翘起的山羊胡子,挺拔好看的鼻子,白净的高高前额,稀疏的鬈发,这些特征是他所熟悉的。他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昨天他还看见这张脸是激愤和痛苦的,今天却变得宁静、安详而且美得出奇。

是的,他就是克雷里卓夫,至少是他物质生命留下的遗迹。

“他受苦受难是为了什么?他活着又为了什么?这些问题他现在明白了吗?”聂赫留朵夫想,觉得这些问题无法解答,除了死亡以外什么也没有。他感到痛苦。

聂赫留朵夫没有跟英国人告别,就要求看守把他领到院子里。他觉得今晚经历的一切必须独自好好思考一下,就坐上马车回旅馆。

二十八
回到旅馆,聂赫留朵夫没有上床睡觉,而在房间里久久地来回踱步。他跟卡秋莎的事已经结束。她不再需要他,这使他感到伤心和羞愧。不过此刻使他痛苦的倒不是这件事。另外有一件事不仅没有结束,而且空前剧烈地折磨着他,要他有所行动。

在这段时间里,特别是今天在这座可怕的监狱里目睹的种种骇人听闻的罪恶,那毁了亲爱的克雷里卓夫的种种罪恶,正泛滥成灾,不仅看不到战胜它的可能,甚至不知道怎样才能把它战胜。

他的头脑里浮起千百个人的影子,他们被冷酷的将军、检察官、典狱长关在病菌弥漫的恶浊空气里,受尽凌辱。他想起自由不羁、痛骂长官的怪老头被看作疯子。他还想起含恨而死的克雷里卓夫夹在其他几具尸体中间,相貌俊美,脸色蜡黄。究竟是他聂赫留朵夫疯了,还是那些自以为头脑清醒而干出那些勾当来的人疯了?这个老问题此刻又更加执拗地出现在他面前,要求他解答。

他来回走得有点累了,脑子也思索得有点累了,就在靠近灯光的沙发上坐下来,随手打开英国人送给他留作纪念的福音书,那是他刚才清理口袋时丢在桌上的。“据说什么问题都可以在那里找到答案,”他想着翻开福音书,开始读他翻到的一页。那是《马太福音》第十八章。

一 当时门徒进前来,问耶稣说,天国里谁是最大的。

二 耶稣便叫一个小孩子来,使他站在他们当中。

三 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若不回转,变成小孩子的样式,断不得进天国。

四 所以凡自己谦卑象这小孩子的,他在天国里就是最大的。

“对了,对了,确实是这样,”聂赫留朵夫想到自己只有在谦卑的时候才能领略生活的宁静和欢乐。

五 凡为我的名,接待一个象这小孩子的,就是接待我。

六 凡使这信我的一个小子跌倒的,倒不如把大磨石拴在这人的颈项上,沉在深海里。

“为什么说:‘凡为我的名,接待一个象这小孩子的’?在什么地方接待?‘凡为我的名’是什么意思?”聂赫留朵夫问自己,觉得这些话很不好懂。“还有,为什么要把大磨石拴在颈项上,还要沉在深海里?不,这话有点不对头,不确切,不清楚,”他想到他生平读过好几次福音书,总是遇到这种莫名其妙的地方,因而读不下去。他又读完第七节、第八节、第九节和第十节。这几节讲到将人绊倒,讲到他们必须进入永生,讲到把人丢在地狱的火里作为惩罚,讲到孩子的使者常见天父的面。“可惜这些话很不连贯,”他想,“但还能看出其中有些好东西。”

十一 人子来,为要拯救失丧的人。

十二 一个人若有一百只羊,一只走迷了路,你们的意思如何?他岂不撇下这九十九只,往山里去找那只迷路的羊么?

十三 若是找着了,我实在告诉你们,他为这一只羊欢喜,比为那没有迷路的九十九只欢喜还大呢。

十四 你们在天上的父,也是这样不愿意这小子里失丧一个。

“是的,他们的灭亡并非出自天父的意志,但他们在成百上千地死去。而且没有办法拯救他们,”聂赫留朵夫想。

二十一 那时彼得进前来,对耶稣说:主啊!我弟兄得罪我,我当饶恕他几次呢?到七次可以么?

二十二 耶稣说:我对你说,不是到七次,乃是到七十个七次。

二十三 天国好象一个王,要和他仆人算帐。

二十四 才算的时候,有人带了一个欠一千万银子的来。

二十五 因为他没有什么偿还之物,主人吩咐把他和他妻子儿女,并一切所有的都卖了偿还。

二十六 那仆人就俯伏拜他,说:主啊!宽容我,将来我都要还清。

二十七 那仆人的主人,就动了慈心,把他释放了,并且免了他的债。

二十八 那仆人出来,遇见他的一个同伴,欠他十两银子,便揪着他,掐住他的喉咙,说:你把所欠的还我。

二十九 他的同伴就俯伏央求他,说:宽容我吧,将来我必还清。

三十 他不肯,竟去把他下在监里,等他还了所欠的债。

三十一 众同伴看见他所作的事,就甚忧愁,去把这事都告诉了主人。

三十二 于是主人叫了他来,对他说:你这恶奴才!你央求我,我就把你所欠的都免了。

三十三 你不应当怜恤你的同伴,象我怜恤你么?

“难道只不过是这么一回事吗?”聂赫留朵夫读完这些字句,忽然大声说。接着有个声音在他心里回答说:“对,只不过是这么一回事。”

于是聂赫留朵夫也遇到了一切追求精神生活的人常常遇到的情况。那就是他起初觉得古怪、荒诞甚至可笑的思想,不断被生活所证实,有朝一日他忽然发现这原是个极其平凡的无可怀疑的真理。现在他懂得了一点:要克服使人们饱受苦难的骇人听闻的罪恶,唯一可靠的办法,就是在上帝面前承认自己总是有罪的,因此既不该惩罚别人,也无法纠正别人。现在他才明白,他在各地监狱里亲眼目睹的一切骇人听闻的罪恶,以及制造这种罪恶的人所表现的泰然自若的态度,都是由于他们想做一件做不到的事:他们自己有罪,却想去纠正罪恶。腐化堕落的人想去纠正腐化堕落的人,并想用生硬的方法达到目的,结果是缺钱而贪财的人就以这种无理惩罚人和纠正人作为职业,自己却极度腐化堕落,同时又不断腐蚀受尽折磨的人。现在他才明白,他亲眼目睹的一切惨事是怎么产生的,怎样才能加以消灭。他找不到的答案,原来就是基督对彼得说的那段话:要永远饶恕一切人,要无数次地饶恕人,因为世界上没有一个无罪的人,可以惩罚或者纠正别人。

“事情总不会那么简单吧,”聂赫留朵夫对自己说,但同时又明白,这种与他本来的习惯相反的说法,尽管初看起来古怪,却无疑是正确的解答,不仅在理论上而且在实践上都是这样。“怎样对待作恶的人?难道可以放任他们不加惩罚吗?”这一类常见的反驳,如今已不会使他感到为难了。倘若惩罚能减少罪行,改造罪犯,那么,这样的反驳还有点道理。但事实证明情况正好相反,一部分人无权改造另一部分人,那么唯一合理的办法,就是停止做这种非但无益而且有害,甚至是残忍荒谬的事。“几百年来你们一直惩办你们认为有罪的人。结果怎么样?这种人有没有绝迹呢?并没有绝迹,人数反而增加,因为不仅添了一批因受惩罚而变得腐化的罪犯,还添了一批因审判和惩罚别人而自己堕落的人,也就是审判官、检察官、侦讯官和狱吏。”聂赫留朵夫现在明白,社会和社会秩序所以能维持,并不是因为有那些受法律保护的罪犯在审判和惩罚别人,而是因为尽管存在这种腐败的现象,人们毕竟还是相怜相爱的。

聂赫留朵夫希望在这同一本福音书里找到能证实这种思想的文字,就把它从头读起。他读着一向使他感动的《登山训众》①,今天才第一次看出这段训诫并非抽象的美好思想,提出的大部分要求也并不过分而难以实现,而是简单明了切实可行的戒律。一旦实行这些戒律(而这是完全办得到的),人类社会就能确立崭新的秩序,到那时不仅使聂赫留朵夫极其愤慨的种种暴行都会自然消灭,而且人类至高无上的幸福——在地上建立天国——也能实现。

那些戒律总共有五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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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见《新约全书·马太福音》第五章。

第一条戒律(《马太福音》第五章第二十一节到第二十六节)就是人不仅不可杀人,而且不可对弟兄动怒,不可轻视别人,骂人家是“拉加”①。倘若同人家发生争吵,就应该在向上帝奉献礼物以前,也就是祷告以前同他和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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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意即“废物”。

第二条戒律(《马太福音》第五章第二十七节到第三十二节)就是人不仅不可奸淫,而且不可贪恋女色。一旦同一个妇女结成夫妇,就要对她永不变心。

第三条戒律(《马太福音》第五章第三十三节到第三十七节)就是人在允诺什么的时候不可起誓。

第四条戒律(《马太福音》第五章第三十八节到第四十二节)就是人不仅不可以眼还眼,而且当有人打你的右脸时,连左脸也转过来由他打。要宽恕别人对你的欺侮,温顺地加以忍受。不论人家求你什么,都不可拒绝。

第五条戒律(《马太福音》第五章第四十三节到第四十八节)就是人不仅不可恨仇敌,打仇敌,而且要爱仇敌,帮助仇敌,为仇敌效劳。

聂赫留朵夫凝视着那盏油灯的光,想得出神。他想到生活里的种种丑恶现象,又设想要是人们能接受这些箴规,我们的生活将变得怎样。于是他的心充满了一种好久没有感受到的喜悦,仿佛经历了长期的劳累和痛苦以后忽然获得了宁静和自由。

他通宵没有睡觉。他象许许多多读福音书的人那样,读着读着,第一次忽然领会了以前读过多次却没有注意到的字句的含义。他象海绵吸水那样,拚命吸取面前这本书里重要而令人喜悦的道理。他读到的一切似乎都是熟悉的,似乎把他早已知道却没有充分领会和相信的道理重新加以证实,使他彻底领悟。现在他领悟了,相信了。

不过,他不仅领悟和相信,人们履行这些戒律就能得到至高无上的幸福,他还领悟和相信人人只要履行这些戒律就行,不必再做别的,人生唯一合理的意义就在于此。凡是违背这些戒律的就是错误,立刻会招来惩罚。这是从全部教义归纳出来的道理,而关于葡萄园的比喻①尤其有说服力。园户被派到葡萄园替园主工作,他们却把那园看作他们的私产,仿佛园里的一切都是为他们置办的,他们忘记了园主,杀害了凡是向他们提到园主、提到他们对园主应尽义务的人,认为他们有权在那个园里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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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新约全书·马太福音》第二十一章第三十三节到第四十一节:“〔耶稣说:〕你们再听一个比喻。有个家主,栽了一个葡萄园,周围圈上篱笆,里面挖了一个压酒池,盖了一座楼,租给园户,就往外国去了。收果子的时候近了,就打发仆人,到园户那里去收果子。园户拿住仆人,打了一个,杀了一个,用石头打死一个。主人又打发别的仆人去,比先前更多;园户还是照样待他们。后来打发他的儿子到他们那里去,意思说,他们必尊敬我的儿子。不料,园户看见他儿子,就彼此说,这是承受产业的。来吧,我们杀他,占他的产业。他们就拿住他,推出葡萄园外,杀了。园主来的时候,要怎样处治这些园户呢?他们说,要下毒手除灭那些恶人,将葡萄园另租给那按着时候交果子的园户。”

“我们的所作所为也是这样,”聂赫留朵夫想,“我们活在世界上抱着一种荒谬的信念,以为我们自己就是生活的主人,人生在世就是为了享乐。这显然是荒谬的。要知道,既然我们被派到世界上来,那是出于某人的意志,为了达到某种目的。可是我们断定我们活着只是为了自己的快乐。显然,我们不会有好下场,就象那不执行园主意志的园户那样。主人的意志就表现在那些戒律里。只要人们执行那些戒律,人间就会建立起天堂,人们就能获得至高无上的幸福。

“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①。可是我们却先要求这些东西,而且显然没有求到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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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新约全书·马太福音》第六章第二十四节到第三十四节:“〔耶稣说:〕一个人不能事奉两个主。不是恶这个爱那个,就是重这个轻那个。你们不能又事奉上帝,又事奉玛门(指“财利”)。……所以不要忧虑,说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这都是外邦人所求的。你们需用的这一切东西,你们的天父是知道的。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所以不要为明天忧虑。”

“看来这就是我的终身事业。做完一件,再做一件。”

从这天晚上起,聂赫留朵夫开始了一种崭新的生活,不仅因为他进入了一个新的生活环境,还因为从这时起他所遭遇的一切,对他来说都具有一种跟以前截然不同的意义。至于他生活中的这个新阶段将怎样结束,将来自会明白。

(全文完)


2010-9-10 09: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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