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語言大學教授沈治鈞，繼揭露周先生在《紅樓夢新證》用己作冒充古人吊芹之作以欺世後[1]，近日又發表《顧隨〈木蘭花慢〉一闋辨惑》、《〈木蘭花慢〉疑案補說》等文章[2]，提出周氏竄改其師顧隨讚頌曹雪芹《紅樓夢》的《木蘭花慢》原詞，矯稱為褒獎他的《紅樓夢新證》之作，往自己臉上貼金。周汝昌人海之英，一身既兼司馬遷、鄭玄、劉勰諸長，誠文曲星之臨凡，獲麟後之所僅見；而《紅樓夢新證》面世,實開華夏文運之新局。漪歟盛哉，天津咸水沽的“周汝昌紅樓夢學術館”，周家人和昌門子弟不知是否有意將之升格為新文廟,或向聯合國科教文組織申報世界文化遺存。


　　周汝昌又一造假疑案被撈出
　　
　　顧隨先生畢業于北京大學英語系，學兼中西，是古典文學專家。解放前任教於燕京、輔仁等大學，長於詞曲文論，亦創作小說戲劇，明禪理，擅書法，在當時雖不甚著名，但授課很受學生歡迎，周一良、葉嘉瑩、吳小如、郭預衡、歐陽中石等著名學者即出其門下。解放後顧隨任輔仁國文系主任，52年院系調整，倂入北京師範大學,1953年調天津師院，60年去世。周汝昌41年秋曾在燕大聽過顧授《宋詞選讀》幾堂課，師生關係卻十分投契，書信往還，唱酬不絕。據周說，顧稱他是“平生得意弟子”，“中外文皆通，文言白話都好”[3]；周則尊顧先生為“大師”：“一位全能特異、大師級的學者”、“特異天才藝術家”、“勤學、覃研、深思、妙悟的大學者”。[4] 在1997年撰寫的《燕園名師顧隨先生》的紀念文章中，周氏特選用“怹”字來稱呼他（顧隨），其崇敬度與《聖經》之稱耶和華為“祂”,只差一間。
　　 顧隨1954年寫過一首《木蘭花慢》，給從四川調回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的周汝昌：
　　石頭非（真）寶玉，便（題）大觀，亦（豈）虛名。甚撲朔迷離，燕(鶯)嬌鶯(燕)姹，鬢亂釵橫。西城試尋舊址，尚朱樓(甍)碧瓦映觚稜。煊赫奴才（金帝包衣）家世，虺隤敗（沒）落階層（魏王詩賦才情）。燕京人海有人英，辛苦著書成。是（等）慧地文心（論文），龍門史法（作史），高密箋經。分明去天尺五，聽巨（哲）人褒語夏雷鳴。下士從教大笑，笑聲一似蠅聲。[5]
　　這首詞一直捏在周汝昌手裏。括弧內異文，是周的改字。1976年《新證》增訂本，未提及顧詞（周汝昌如果稍有尊師之心，他應收錄《木蘭花慢》吊芹，而非 “爽秋樓歌句”《八聲甘州》。自己不為老師抬轎子，卻要老師為自己抬轎子，於此亦可見其人品）。1992年出版的《恭王府與紅樓夢》（紅樓訪真），周將顧詞作為書前“題詞”。 1997年撰《燕園名師顧隨先生》，談到顧對《新證》的讚賞,亦未及《木蘭花慢》一字。可見直到這個時候，周還認為《木蘭花慢》是讚頌《紅樓夢》及其作者的。但到2001年，周氏卻突然發現顧詞原來是贊《紅樓夢新證》和自己！周先生在《天地人我》（後改名《紅樓無限情——周汝昌自傳》）詮釋說：顧隨《木蘭花慢》下闋“‘燕京’二句以下，‘等’字領起的三排句（等慧地論文，龍門作史，高密箋經）是全篇的重心，亦即褒獎的要點，先生是說，這部拙著是綜合了三大 ‘體性’：好比劉彥和的作《文心雕龍》、司馬子長的著《史記》、鄭康成的箋注經書——把三者融為一體，即文評、史證和箋詩那樣的內涵與功夫。”[6]
　　顧詞下闋領起“三排句”者為“是”，周改“等”。“是”是絕對級，“等”是比較級。顧詞用“是”，意謂《紅樓夢》在小說（稗官）之地位，同史學之《史記》，經學之鄭注，文論之《雕龍》。周氏既改贊《紅樓夢》為贊《紅樓夢新證》，自己也就綜合了中國傳統文化文、史、哲三頂峰的“體性”。上下兩千年，恐怕沒有哪人敢如此高比。周先生想屁股冒煙，騎火箭上位，十之八九走火入魔。
　　沈治鈞的文章就是要拆這個局，指出顧詞原本是讚頌《紅樓夢》的，周汝昌將之竄改為褒獎自己的《新證》，實際是對老師的褻瀆，對讀者的欺騙。他要求周公佈顧隨的原件，解釋那些改文是怎麼回事。我支持沈先生。周氏學術不端，案底累累。這裏談點自己所知道的周先生的功底，供關心此案的讀者參考。



周汝昌讀燕大中文系研究院未能畢業
　　
　　在近代文人中，恐怕很少人像周先生那樣敢於宣傳自己。毛主席去世才蓋紀念堂（不見得是他的意願），周汝昌活著就入廟；天地人我，自撰行述；弟子修傳，奉上“紅學泰斗”的尊號，未蓋棺就要定論，做“當代紅學第一人”。
　　周汝昌說他九歲上學，讀的已是洋課本，“人刀尺，馬牛羊”，“五經四書，概乎未聞”[7]。他高中畢業於法國天主教會辦的工商學院附中，考讀燕京西語系，是希望能找份好職業，吃洋飯。及1948年遇上胡適這位貴人,他才對知識轉型“興趣漸濃”,要吃“紅”飯。1949年西語系本科畢業，考取燕大中文系研究生。加上周氏論文《真本石頭記之脂硯齋評》在《燕京學報》第三十七期（1949年）發表，此事頗引人注目。若干年後，1949屆中文系一位校友，回憶此事時還充滿激情：“1949年北京的金秋季節，考入燕京大學中文系研究院治古典文學的研究生有兩人，一位是周汝昌，另一位就是許政揚。兩人同學又同住一間宿舍，是名實相副的同窗。”[8]
　　 周汝昌入讀研究院毫無問題，問題是有沒有畢業。周汝昌女兒周倫玲編寫的《周汝昌學術年表》說：
　　 1950年32歲，“燕京大學西語系本科畢業”，“考取燕京大學中文系研究院”。（此有誤，應為49年事）
　　 1951年33歲，“被成都華西大學聘為外文系講師”。
　　 1952年34歲，“燕京大學中文系研究院畢業”。畢業論文：《宋詞語言的研究》。[9]
　　 周汝昌自撰的簡歷更一再斬釘截鐵：
　　 “周汝昌，1918年生。”“1939年考入燕京大學西語系，後畢業於燕京大學研究院中文系。”[10]
　　但奇怪得很，燕京研究院2002年編的《燕京大學人物誌——燕京大學學生名錄（1919——1952）》，研究生卻沒有周汝昌的名字。1949——50屆入學男生，本專科318人，其中有蔣彥永、余英時；研究生13人，其中有許政揚，沒有周汝昌。[11]許政揚名字始見於1946——47屆新生名單。很清楚，許從1946年秋到49年夏，讀完中文系本科，秋天升讀研究院，五二年夏讀完三年研究院，畢業分配到天津南開大學當講師。[12]周汝昌的名字只見於 1940——41屆新生。[13]就是說，1949年夏他西語系畢業，秋天雖考上中文系研究院，但只讀了兩年，沒有完成學業，他的研究生資格不被承認。
　　周先生是非常精細的人，早有志於“自己的歷史自己寫”，故特別注意保存有用資料。從《紅樓無限情——周汝昌自傳》中，可以見到周先生的中學畢業證書（P88），戴學士四方帽的燕京大學西語系畢業證書（P137），可就沒有燕大中文系研究院的畢業證書！這是怎麽回事呢？
　　不是提前畢業是被勸退
　　周氏解釋說：“我是1951年之秋，忽接成都華西大學之電聘，邀我去當外文系的講師。”[14] 梁歸智的《紅學泰斗周汝昌傳》說的更生動有趣：“周汝昌一想,研究生很快要畢業了,也得考慮謀生的問題.但還有一個學期的研究生課要上,還得作論文,這該怎麼辦呢?他就去向中文系主任高名凱先生請示。高先生十分通情達理，對周汝昌說，你就先去應聘吧，研究生課程差一個學期可以不計。你到華大後半年內把畢業論文寄來就行，照樣承認你的研究生學歷。”[15]
　　周汝昌說的是事實，但掩蓋了原因。梁歸智則編造故事——當然是周先生教他，企圖把責任推到高名凱身上。中文系高名凱等老先生早登鬼録，雖不會出來掰謊，但這樣的謊也不易編圓。
　　第一，“快要畢業了，得考慮謀生問題。”這恐怕是目前中國高等教育的現實，並不是五六十年前的情況。一直到改革開放前，政府對高校畢業生都採取包下來政策，不存在“謀生問題”。
　　第二，解放前，教會大學招生和畢業出路都有自己的渠道。1951年2月，燕京被政府接辦，改為公立大學。國家培養的大學研究生，怎麼可以私下去應聘？高名凱縱有天大的膽子，也不敢應允此事。
　　第三，周先生為知識轉型，使自己的學問再上一個臺階，才轉攻中文系研究院。怎麼讀了兩年，眼看就要畢業了，卻降級以西語系本科畢業生學歷應聘去教英語，而不是像他的同窗許政揚先生一樣，按中文系研究生的資格分配呢？雖知燕京大學研究院畢業生就是真金白銀的碩士，可以直接攻讀美國名大學的博士學位。燕大許多老師，也來自研究院。周汝昌不讀完三年研究院，等候對口分配，不顧父母反對，妻子埋怨，千辛萬苦，帶著老婆和四個孩子間關入蜀，到華西去教英文，當然不是去支援西部建設，實有不得已的苦衷。據中文系傳出，是他的國學根底太差，五經、四史似未發蒙，語言學理論接受也不好。讀了兩年，系裏評估，周同學恐難如期完成研究生課程，而政府接管燕京等教會學校後，已傳出將進行院校調整，不僅中文系研究院，連燕京本身如何收圓結果，都難預料。1950-51學年結束，剛好華西私下要求調撥一位英文講師。陸志韋，高名凱勸周汝昌以舊燕大1949年西語系本科畢業生資格就聘。也許周氏也覺得中文系研究院讀得太辛苦，接受了校方的安排：不是中文系研究生提前畢業，是西語系本科畢業生滯後兩年分配。這就是燕大將周汝昌中文系研究生除名的內情。
　　周先生雖然一貫托大，吹捧自己，有時無意中也講些真話：“自顧平生經歷，下功夫最多的不出四大方面：一、詩詞；二、書法；三、英文；四、紅學。”[16] 周先生實際上也知道自己為什麼中文系研究生畢不了業，而我們也明白為什麼後來周氏竭力要把《紅樓夢》尊為“新國學”，還想給自己另糊一頂“大文化學家”的別致的帽子。
　　 周汝昌1952年春就離開燕大，程毅中同學搬入與許政揚同室。[17] 程先生後來成為著名古典文學專家、中華書局副總編輯。周氏5月1日到華西，行前應把到四川任英語講師的事由告訴顧隨，顧先生慿他在燕京教學多年的經驗,知道周同學中文系研究生讀不成，才回西語系吃舊鍋粥。去婦何顏見六親，手中刀尺不如人。試問在有如落第的尷尬情況下，顧隨會高調寫一首《木蘭花慢》贊他嗎？除非周汝昌真的騙他的老師：《紅樓夢新證》已獲今上傳諭嘉獎，本人六百里加急奉調回京……。但即便這樣，顧隨難道不知他的弟子肚裏有幾碗乾飯？不致把周的 “體性”比作司馬遷＋鄭玄＋ 劉勰，無原則吹捧到這樣的程度吧！



毛澤東為何一語不及周汝昌
　　
　　《木蘭花慢》贊曹紅，不是贊周紅。“分明去天尺五，聽巨人褒語夏雷鳴”。“天”、“巨人”、“夏雷鳴”，合起來只能是指最高統治者發話。賈島《頌德上賈常侍》：“邊臣說使朝天子，發語轟然激夏雷”。[18] 毛澤東對周紅有過褒語嗎？五四年批俞批胡，周氏被劃分出來作“團結对象”，鄧拓等銜命做轉化工作。一顰一笑千金重，那些屬策略招數的話語，原是不上紙筆的。《黨的文獻》2002年第四期曾公佈《毛澤東關於紅樓夢的一組談話（1938年——1973年）》，1964年毛澤東在北戴河同哲學工作者的談話提到 “俞平伯、王昆侖，都是專家，何其芳也寫了個序，又出了個吳世昌。這是新紅學，老的不算。”[19] 老的指蔡元培、胡適，並沒有周汝昌。昌門大弟子安慰老師：你還看不出“奧妙”？毛不提你，“是一種無言的讚賞和肯定”啊！“毛澤東其實只肯定周汝昌一個人”。[20]
　　可是周先生想不開，“無言的讚賞”不見得大家都相信。他覺得還是有“語錄”踏實，哪怕是山寨版的。他自己記載、自己措詞，1954年他回北京，聶紺弩對他說：“《新證》出後，毛主席看了……”。後面一串省略號，暗示毛主席還有後話。[21] 後來，等老聶死了，他才把他的話改為“毛主席對你的書有好評”。[22] 避免“孤證”，周還通過已故人民文學出版社另一位同事楊霽雲的嘴巴說：毛主席稱許過《紅樓夢新證》，是《新證》的“知音”。[23] 但這些“巨人褒語”，有如黑錢，雖不缺鼻子眼睛，卻缺乏透明度和信用。他希望將之漂白，因此呼籲四方君子有誰寫“紅學史”，務請將“此情”（毛贊《新證》）寫入。
　　毛澤東走下神壇，對他的評價目前可能仍有較大分歧。但有一點怕是大多數人同意的，毛是一個紅迷，《紅樓夢》的大護法。他把《紅樓夢》地位空前提高，推廣全民讀紅評紅。他本人是紅學大家，階級紅學的創立者，利用《紅樓夢》開展政治文化思想鬥爭，更出神入化。毛對周汝昌何以不及一言，不好猜測。1973年前可不論，文革中後期，周先生搭通四人幫天地線，是受到眷顧的。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了經他增補的八十萬字的《紅樓夢新證》。其中《史事稽年》、《議高續書》、《本子與讀者》排成大字以宣紙精印供毛進覽，共六函五十三冊[24]。不能說毛不瞭解，但依然沒有話。當然，“沒有話”只不見於傳媒，不等於沒開過口。依據常理，毛紅與周紅是兩股道，捏不到一起：（1）毛認為《紅樓夢》是小說，把它當社會史來讀；周認為《紅樓夢》是曹家興衰的“實録”，“康、雍、乾三朝交替的政治變局為其關鈕”。[25] （2）毛用階級觀點評紅，著眼於書中四大家族與下層被統治者的鬥爭；周紅專注於紅樓外統治上層的傾軋，雍正皇帝抄了曹頫家。（3）毛接受高鶚續後四十回，與前八十回看做一個整體；周力圖把後四十回砍掉。文革末期，趁批孔評紅瘋熱，誣告高鶚受乾隆、和珅指使，篡改《紅樓夢》，是“最最令人驚心和痛心的事件”，慫恿禁之，以後誰再看後四十回就是“一個關鍵性的問題”。[26] （4）毛靠“兩論”打天下，唯心唯物，老眼不花；周紅的本質是新索隱、再創作。他的認識論是唯心的，“悟”比考證重要。[27]
　　毛對周紅說過什麼話，也許隨著有關的人過世永不為人知。但當時的反應是迅速而直截了當：1975年由當時國務院文化組副組長袁水拍召集會議，宣佈成立《紅樓夢》版本校訂小組，由馮其庸任組長，吳世昌、周汝昌、吳恩裕任顧問。小組成員，由馮其庸物色，負責校訂出版120回《紅樓夢》——不是周汝昌所謂的八十回“真本”。周先生不管多麼憤憤不平，他成局外人。可以想像，袁水拍不會自作主張，成立版本校订小組的主意應來自更高層，而江青事前肯定聽毛說過一些意見。
　　 經過三十年之後，紅研所的120回校本與周汝昌的八十回“真”本都出來了。每個人都可以據此判斷兩本的優劣。


以小見大，看“泰斗”終極的內涵功夫
　　
　　 周氏為獵高名，一貫搜集各種讚美自己的言辭，加以放大，有時還不惜造假。[28] 其實不管師尊顧隨也罷，巨人毛澤東也罷，他們說了什麼並不重要，重要的是自己有多少真本事，亦即周先生說的“內涵與功夫”。
　　 1953年《新證》出版，周汝昌讀研究生都畢不了業，私下利用胡適的原甲戌本與張伯駒、陶洙等交換資料，爬羅剔抉，可算是研究曹雪芹家世的一本資料書。紅學界人士認為有用，學院派的學者則指為“繁瑣考據變本加厲的典型”。1976年《新證》經周氏增訂再版，王利器先生發表《〈紅樓夢新證〉證誤》，指摘《新證》“不知妄說”、“以訛傳訛”等十項錯誤，並說此書“每一頁都有錯誤” [29]。周汝昌說，他是唸洋書出身的，“此時撰《新證》，‘每一頁都有錯誤’也不足為奇”[30]。周氏以此為初版《新證》辯解尚可，為增訂版《新證》辯似太皮厚。周先生“八十年代，走向輝煌”，一連四屆政協，學術上的謬誤，怎麼好意思還賴讀洋書？
　　 現在拋開《新證》，從周氏近年著作中舉幾個例子，看看周先生終極的“內涵與功夫”。
　　一、從校注“燒埋銀”看周氏的“史證”識力。
　　 周汝昌彙校本《石頭記》第四回：“薛家有的是錢，老爺斷一千也可，五百也可，與馮家作燒埋之費。”
　　 周氏校注云：“燒埋之費，乃雍正時新制。”[31]
　　 “燒埋之費”又作“燒埋銀子”，第78回：“王夫人聞知（晴雯已死），便命賞了十兩燒埋銀子”，即刻送往“外頭燒化”。
　　 周氏的校注使人詫異。
　　 第一，周先生不知燒埋銀制度，是元人舊法，不是清雍正新制。元世祖忽必烈至元二年（1265）頒佈法令：“凡殺人者，雖償命訖，仍出燒埋銀五十兩。若經赦原罪者，倍之。”[32] 此制度在《元典章》、《元史·刑法志》均有詳細記載，以後不同程度又為明、清兩代所繼承。
　　 第二，周先生不知燒埋銀制度，是先進的民事賠償法，誤以為雍正所制惡法。這項法律首次要求在追究行兇者的刑事責任的同時，還要承擔民事損害的賠償，這在中國前所未有，在西方到19世紀才出現。《紅樓夢》賈、薛兩家企圖以民事賠償代替刑責，是贓官枉法，與燒埋銀法度的公義無關。
　　 第三，燒埋銀法律，從元朝施行以來，在社會產生很大影響。反映元明社會生活的通俗文學、戲劇小說，如《西遊記》、《金瓶梅》、《三言》、《二拍》等都常寫到，還流行“不服燒埋”（不忿、不服）的成語。[33] 周氏以燒埋銀為雍正新制，說明對元明戲劇、小說沒有下過真工夫，大半夾生。缺乏這方面的知識去校注《石頭記》，難怪笑話多多。
　　元人尚火葬，喪葬叫燒埋。大陸解放後大力推行火葬。元人創立的燒埋銀法律制度，在1986年頒佈的《民法通則》中也有類似規定。故“燒埋”、“燒埋銀”漸漸成為社會的通用語。王利器先生評周氏《新證》，說其中的一些錯誤，是由於“知識貧乏之故”。不識“燒埋銀”，不知是否屬於“知識貧乏”。而他把“燒埋銀”指為“雍正時新制”，則反映他對雍正某種病態的仇視。順便一說，雍正對政敵心狠手辣，對漢族是頗為溫和的，最少他不以“夷狄”、“胡虜”字樣為忤，傾向於“東夷之人”的種族認同，以緩和滿漢矛盾。而這也正是曹雪芹的底線。
　　　　二、從解“肉邊菜”看周氏的“箋詩”功底。
　　 鄭玄是東漢末經學大師，綜合今古，遍注群經，其注毛詩曰“鄭氏箋”，最有名。周汝昌曾多次舉其師顧隨的一首絕句：
　　 煨得薯芋成軟玉，嚼來蘿蔔似甜冰。
　　 半年不吃肉邊菜 ，慚愧西山入定僧。[34]
　　顧隨《解悶六絕句》寫於1942年冬，抄贈弟子滕莘園，此其五。根據手跡，周氏改了原詩七個字，原詩“山中”改“西山”，證明周氏不知其師用典。[35] 1941年12月太平洋戰爭爆發，日軍佔領燕京大學，顧隨失去教席，生活更加困苦，常以馬鈴薯、山芋、蘿菔充饑。全詩明白如話，只“肉邊菜”有點費解。周氏箋釋云：“他不說菜邊肉，而掉過來說肉邊菜，這滋味淺人是難知的。蓋清貧之家不能常有肉吃，饞了也只買一小塊燉燉，專為燴白菜吃，取那點肉味而已。故仍以菜為主眼，‘肉’只是個配角。”
　　周先生自稱“解味道人”，原來只知肉味，不解詩味。如果像他所釋，豈不是西山和尚常偷肉吃？顧家快斷頓了，還談小塊肉燴白菜之味！周氏箋釋實是無知妄解。“肉邊菜”是禪宗六祖惠能的故事，見於《六祖大師法寶壇經》。說慧能自黃梅得法，回到嶺南，又被惡人追殺，藏於四會山中，與獵人一起生活十五年。“時與獵人隨宜說法。獵人常令守網，每見生命盡放之。每至飯時，以菜寄煮肉鍋。或問，則對曰：但吃肉邊菜。”[36] 顧之京教授解此，謂“飯菜中不見一點葷腥”，完全正確。[37]
　　《壇經》並非僻書，現在已成國學經典。“肉邊菜”亦非僻典。這個故事所以有名，因為牽涉到禪宗的戒行。和尚可以同殺生、吃肉的獵戶生活在一起，同睡一個舖，同吃一鍋飯，甚至替獵人守網。——只要不殺生，“見生命盡放之”；不茹葷，“吃肉邊菜”。
　　周汝昌曾說，他在燕大上學時，曾輔導一個美國學生林阿釋讀佛教史。他的師尊顧隨更是“禪學大家”，治學授業，多借徑於禪家詞話、精神，常教他“莫將活龍打做死蛇弄”。看來周先生似未讀過禪宗的原典，他也談禪，不過是口水禪。
　　三、從柳嫂“四十碟果子”看周氏索隱的心法。
　　曹雪芹的年壽有兩說。敦誠詩：“四十蕭然太瘦生”、“四十年華付杳冥”。張宜泉詩自注：“年未五旬而卒。”前者解“四十年華”，認為“四十”是實數，後者解“年未五旬”，又偏向年近“五旬”甚至年逾“五旬”，各不相下。證之《四松堂集》，敦誠《先祖妣瓜爾佳氏太夫人行述》，稱祖妣“二十年來養育教誨”，實二十三年，少三年。《南溪感舊》“十年事往渾如昨”，實十三年，也少三年。據此，實不應將敦誠挽詩“四十年華”數字看得太死。不過周汝昌終於找到了曹雪芹“年壽四十”的鐵證，恐怕大家都很想知道這項學術大發現：
　　《和賈寶玉對話》：“群芳夜宴祝壽怡紅，為何柳嫂預備了四十個果碟？”
　　周（汝昌） 雪芹壽比南山，（警幻）仙姑定的？
　　　　賈（寶玉） 是她註定的——書裏也寫了。
　　　　周 書裏寫了？哪里的話？
　　 賈 群芳夜宴，祝壽怡紅，丫頭共湊銀數兩數分，叫柳嫂預備了四十個果碟——為什麼單是四十？壽筵之數已定可知。
　　 周（歎息） 原來如此！[38]
　　　　事見第六十三回“壽怡紅群芳開夜宴”。為什麼“壽怡紅”與曹雪芹有關？因為周汝昌認為《紅樓夢》中的怡紅公子就是曹雪芹自己。為什麼“四十碟果子”屬“壽筵之數”，因為周汝昌認定曹雪芹只活了四十歲。但周先生的索隱又一次“炸鍋”，他不知用“四十碟果子”上壽，是民間流傳已久的習俗。百多年前，《紅樓夢》的祖宗《金瓶梅》，寫孟玉樓、李瓶兒上壽就用“四十碟果子”：
　　　　第二十一回：從新擺上玉樓上壽的酒，並四十樣細巧各樣的果碟兒上來。
　　　　第四十三回：（為李瓶兒上壽）前邊捲棚內安放四張桌席，…每桌四十碟，都是各樣茶果甜食，美口菜蔬，蒸酥點心，細巧油酥餅饊之類。[39]
　　　　是不是明季以前，民間就有此習俗，俟考。
　　　　史實、禪話、民俗，綜合以上三條，大略可窺知周先生的知識庫存，“文評、史證和箋詩”的功夫。注“燒埋銀”出人意外，不說大師，就一般文史研究者也不應鬧這樣的笑話。“雍正時新制”更不知如何悟得。“肉邊菜”可以不明出處，就詩解詩，亦不能解小塊肉“燴白菜”，因為後面還坐著個和尚。“四十碟果子”以為撿到便宜，豈知蹈空，暴露周氏索隱的輕率任意。周先生有學，但實在有限，依上面的例析，有些方面還相當空疏。欲與司馬遷、鄭玄、劉勰比肩，甚至一個頂仨，騙幾個初上道兒的“周粉”還可以，有識者恐怕要笑掉大牙。劉姥姥教導說：“守多大的碗兒吃多大的飯。”做學問，第一要“老誠”，大師更不能灌水。欠缺知識並不可怕，可怕的是以不知為知，裝得好像無所不知，不肥充胖，信口胡說，唬弄讀者，流毒後代。這也許就是學術界“周汝昌現象”值得我們警惕的地方。
　　　　
　　注釋:
　　1、沈治鈞《日望西山餐暮霞——有關曹雪芹在西山詩詞八首箋議》，載《紅樓夢學刊》2006年第三輯；《從〈爽秋樓歌句〉的署名問題說起》，載《紅樓夢學刊》2006年第六輯。
　　2、沈治鈞《顧隨〈木蘭花慢〉一闋辨惑》，載《紅樓夢學刊》2008年第六輯；《〈木蘭花慢〉疑案補說》，載《河南教育學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9年第二期。
　　3、 周汝昌《紅樓無限情——周汝昌自傳》（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2005），頁253。
　　4、 周汝昌《燕園名師顧隨先生》，燕京研究院編《燕京學報》新五期（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頁231-240。
　　5、顧隨《木蘭花慢》影印原件，見周汝昌《我與胡適先生》（桂林，灕江出版社，2005）頁173；《紅樓無限情》頁242。原件上已有周氏改字。印本見周汝昌《芳園築向帝城西——恭王府與紅樓夢》（桂林，灕江出版社，2007）頁275，改文達二十多字。顧隨女兒顧之京教授注云：“此詞當作於1953年。周汝昌先生現提供的函件未見此詞。周先生以此詞作為《紅樓夢訪真》一書之書前‘題詞’。（此詞與周汝昌《我與胡適先生》一書第173頁影印顧隨致周汝昌函中原詞在文字上有較大不同，這可能是顧、周師弟子之間經常互相改動所贈詩詞之所致。）”見閔軍《顧隨年譜》（中華書局，2006年）頁336。及至近日周氏女兒周倫玲在《人民政協報》發表文章《燕京人海有人英——顧隨先生眼中的〈紅樓夢新證〉》，則抵賴改文是周汝昌做手腳，反咬是顧隨的二、三稿。
　　6、 周汝昌《天、地、人、我》（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2001），頁234。
　　7、 同（3），頁332。
　　8、 周紹昌《許政揚與〈許政揚文存〉》，《燕京學報》新九期（2000年8月），頁307。
　　9、 周倫玲編寫的《周汝昌學術年表》，見梁歸智《紅學泰斗周汝昌傳》附錄[二]，頁478。
　　10、周汝昌《從三曹到雪芹》，文末綴有作者自撰傳略：“周汝昌，男，1918年生。1939年考入燕京大學西語系，後畢業於燕京大學研究院中文系。現任中國藝術研究院研究員、燕京研究院董事、河北省曹雪芹研究會名譽會長。”燕京研究院編《燕京學報》新二期（北京大學出版社，1996），頁243。又周氏尚在《燕京學報》新一期（1995），新五期（1998年11月）發表文章，文末均附內容相同小傳。
　　11、 燕京研究院編《燕京大學人物誌》第二輯（北京大學出版社，2002），頁466—467。
　　12、 同上，頁460—461。
　　13、 同上，頁451。
　　14、 同（3），頁189。
　　15、 梁歸智《紅學泰斗周汝昌傳》（桂林，灕江出版社，2006），頁92。
　　16、 同（3），頁129。
　　17、 《程毅中》，《燕京大學人物誌》第二輯，頁389。
　　18、 賈島《頌德上賈常侍》，《全唐詩》（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頁1471。
　　19、 毛澤東64年北戴河談話，又見龔育之等編撰《毛澤東的讀書生活》（北京，三聯書店，2009），頁194、195。
　　20、 同（15），頁184。
　　21、 同（6），頁232。
　　22、 周汝昌《我與胡適先生》，頁170。
　　23、 周汝昌《懷念楊霽雲先生》，《脂雪軒筆語》（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頁117、118。
　　24、 此項資料為著名的《紅樓夢》書籍收藏者劉曉安老先生提供。
　　25、 周汝昌《曹雪芹家與雍正朝》，《曹雪芹傳》（天津，百花文藝出版社，2007），頁261。
　　26、周汝昌《〈紅樓夢〉“全璧”的背後》，載《紅樓夢學刊》1980年第四期、1981年第一期，後收入《獻芹集》。這是第一次將程高續書問題提到階級鬥爭的高度，定性為“中國文化史上最最令人驚心和痛心的事件”，最大的政治陰謀，並企圖以此劃線，誰不認識這個問題，誰再看後四十回，就是“一個關鍵性問題”。莫謂Z生空議論，有人狠毒想禁書。所以筆者在《說“龍門紅學”》中指出，《“全壁”背後》帶有“文革胎記”。但是毛澤東沒有上當。周先生後來將他的“萬言書”擴充為三萬字的論文，拿到威斯康辛國際紅學討論會上去發表。
　　27、 同（3），頁178、184。
　　28、周先生自詡文革中寫的大字報“頗有質量”。《〈紅樓夢〉“全璧”的背後》便是一張超級的大字報。在十一屆三中全會撥亂反正、結束“以階級鬥爭為綱”路線兩年之後，拿到美國舉行的紅學研討會上去宣讀，丟人顯眼，可以想見。周氏《美紅散記》卻稱潘重規“有過獎之言”，昌門大弟子直謂論文首先得到老學者潘重規的 “讚賞”。紅學界盡人皆知，潘主張“《紅樓夢》是反清復明的隱書”，120回均“勝國頑民”所撰。他和學生花十年時間校訂《紅樓夢稿》以成“全璧”，怎麼可能“讚賞”乾隆和珅篡改、掉包的無根之言？潘在台報撰文曾談及閱周文事，並無一贊語，只有四個字：“洗腳上床”。
　　29、 王利器《〈紅樓夢新證〉證誤》，《紅樓夢研究集刊》第二輯（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頁403—422。
　　30、 同（3），頁332。
　　31、 周汝昌彙校《曹雪芹著八十回石頭記》（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頁39、40。
　　32、 《元典章》四十三（北京，中國書店，1990），頁637。
　　33、元康進之《梁山泊李逵負荊》雜劇四：“休道你兄弟不服燒埋，由你便直打到梨花月上來。”《金瓶梅詞話》第七十五回：“倒說著你，嘴頭子不服個燒埋。”今粵港民間尚存“不服燒埋”俗語。
　　34、 同（3），頁252。周氏五六種書，引此詩字詞均有不同，此據《自傳》。
　　35、 《顧隨全集》（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頁373。
　　36、 《六祖大師法寶壇經》“行由第一”，大正藏No.2008，頁349。
　　37、 《女兒眼中的父親——大師顧隨》（北京，中國工人出版社，2007），頁136。
　　38、 周汝昌《和賈寶玉對話》（北京，作家出版社，2005），頁188、189。
　　39、 梅節重校本《金瓶梅詞話》（香港，夢梅館，1993），頁251、527。

转自韦科博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