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强势来龙去脉 ── “美元霸权”不可持续
庞忠甲
不光是2008年诺贝尔经济奖获得者保罗.克鲁格曼，现在有很多人说早就料到美元经济要出大问题。
本轮金融危机引发了对美国霸权的强烈批判。不少人相信：物极必反，盛极必衰。美国已经盛极了，一定时期后，它的衰落是不可避免的。
上古时期世界各地渐次出现早期文明国家，一个个达到了各自兴旺发达的顶峰，一个个在内乱或战争中没落、消失，被後起之雄并吞或取代了。试看朗朗寰宇，从两河流域文明、埃及梅尼斯王朝、印度河文明，希腊城邦文化，到亚历山大大帝焰光般灿烂短暂的勋业，迤逦行来，俄倾间跨越了三千馀个年头。
两千多年前，地中海亚平宁半岛上建国的罗马帝国，文治武功，登峰造极，打败了迦太基，占领了埃及、希腊、西班牙……进入全盛时期。“固一世之雄也，而今安在哉？”
步入近代史以来，曾经雄霸世界的西班牙，几乎是整个西半球的主人；英国夺霸后，維多利亞女王時代国力達到顛峰，世界24個時區都有英國的殖民地，有日不没國之稱，如今无不日落西山。其衰败历史，很容易使人联想到目前的美国。
当下华尔街引发金融海啸，人们不禁把美国比作罗马、大英帝国，衰亡论甚嚣尘上。未来的美国，是逐步衰落，还是走出困境，仍能占据世界舞台的中心呢？
如果我们有心以史为鉴，就不能只是表面化简单类比而已，应该多问几个为什么。
自古以来，一切强权的没落，往往不外三种类型：
1. 强权建立在原始丛林法则倚强凌弱、暴力占先的脆弱基础之上，在暴力对比不断消长变化中，很容易被以暴易暴，取而代之。
2. 强权虽有牢固的政治基础，但因统治阶层拥有不容制衡的绝对权力，不可避免地产生绝对腐化（英国阿克顿爵士的“绝对的权力使人绝对的腐败”这句话已经成为政治常识），逐渐丧失与时俱进的革新能力，走上腐朽衰败的不归路。
3. 强权过多依靠外生性条件，例如征服和掠夺海外殖民地；缺乏内生性要素，如丰富的资源和广阔的国内市场为支持，自我调整能力和抗风险能力薄弱，无力因应外部条件变化后的实力竞争。
美国的强盛，不属于上述任一种类型，其主要特点有三：
1. 非暴力的自由贸易型全球化扩张
美国是“后暴力时代”的主导者，在一百多年前即提出了“门户开放”政策，它的强盛并非建立在对外武力扩张之上，更多是借助全球化的进程，主要通过自由贸易和互惠互利的原则，经由跨国公司进行现代性网状的资源整合，获得更为可靠和长久的利益。美国拥有人类史上最强大的军力，海外有驻军基地，却基本上没有殖民地。
这种无形的、分散的资源利用和经济扩张方式，与传统的殖民帝国有天壤之别。航空母舰开不到的地方，麦当劳和可口可乐早就到了。在基础资源领域，美国的埃克森、美孚等，控制了全球石油的流动。在大众产业领域，微软，IBM、可口可乐、麦当劳、通用汽车、福特汽车等，风靡全球。在下游产业链，沃尔玛（Wal-Mart Stores）成为全球数十万家供应商的销售商，以及全球上亿消费者的提供商。而美国，则似乎是一个超级沃尔玛：它本身并不拥有所有资源，却是各种资源的聚汇之地。这是以前的世界性霸主无法比拟的。
美国的国际经济地位的确立和提升不仅通过货物贸易，而且还通过服务贸易来实现。美国在服务贸易中除了旅游、文化娱乐、政府服务和一般民间服务贸易有很强的竞争力外，在专业性服务贸易领域，包括金融、咨询、网络、建筑、信息服务、专利使用（技术贸易）等主要方面，多处于国际绝对领先地位。
在全球500强中，美国企业约占一半。在全球化浪潮中，市场自由度的提高，使这些世界性巨头全球性资源整合能力日益增强。
2. 强盛的基础在于精神文明和相应的制度保障
在国家与企业的背后，有上帝的身影，亦即价值观与文化的力量。正如哈佛肯尼迪政府学院教授诺伊（Joseph Nye，1937-）所言，美国的强盛，不仅在于硬实力，也在于软实力（Soft Power）。最近提出的说法叫“巧实力”（Smart Power）。
德国著名社会学家马克斯. 韦伯提出了关于基督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致性的解释，藉以说明16世纪宗教改革带来西方巨变的深层原因。韦伯特别指出，路德（宗教改革发起人）的职业观还不脱安於既定职业范围的传统观念，新教加尔文派更加成功地把适合资本主义精神的价值观同职业观结合到了一起。
宗教改革、新教崛起，使得基督教本来的人本主义世俗化精神，在经历了黑暗时期罗马教会的反人性扭曲变形之馀，正本清源，跟上了时代进步的需要，早期的正统的入世观念──“道成肉身”主义获得了新的生命。
西方的基督教文化，特别是最富革新和进步性质的新教文化，穿越漫漫荆棘，冲破重重业障，曲折反覆之中，推动“利他之心”（爱心，道德滥觞）与“利己之心”（私心，进取动力）“两心调谐”，造就一种非常有利于人类天赋灵性创造能力循正道顺畅发挥，总体而言趋於积极向上、发展进步的社会环境。人类由农业社会进入工业社会，由专制政治萌生民主法治体制，基督教文化统率意识形态，潜移默化，拨乱反正，循循善诱，功莫大焉。
英国的北美殖民地，初期移民固以新教徒中笃信加尔文教义的清教徒为主体，18世纪初又兴起了一场以宣扬加尔文宗(Calvinism)为特色，称为大觉醒（The Great Awakening）的基督教复兴运动，40年代达到高潮；美国独立革命成功後的90年代又再次出现了类似的复兴运动，称为第二次大觉醒。所谓WASP（White Anglo-Saxon Protestant），即白种盎格鲁－撒克逊新教徒，成为初期支配美国社会主流的上层群体。由此不难看出日後美国发展青出於蓝尤胜於蓝的深层社会文化基础渊源。
美国在“心态文化”方面的优势，决定了它的利己追求方式，可以扬弃惯常的兽性丛林法则，不必沿袭弱肉强食的掠夺手段，转而通过利己与利他的优化调谐，恰恰能够为自己提供最为可靠的安全保障和最为充分的发展机会。
在商业领域，一个企业要赢得全球性的尊敬，在企业责任、道德伦理、社会公益、造福公众等方面，都需要作出表率。美国商业巨头能够突破国家限制，被广泛地接受和推崇，就在于它们有所体现一种普世的的道德与价值观。正如杰出企业家，福特企业的创始人老福特所言，伟大的企业不仅提供好的产品和服务，还应该让身边的社会更加美好。商业必须“流着道德的血液”。
当一家美国公司派遣商务开发人员出国时，要他签署一份法律文件，保证不对有关项目决策人士有任何利益输送行为，否则自负法律责任云云。“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所以美国跨国企业遍布世界，但行贿求利之类经济丑闻极少。
美国公司股东利益至上的价值取向，成为美国社会追求平等与民主的文化特征缩影。
在美国，绝大多数上市公司最大单一股东持股比例一般低于5%。充分的股权流动性、全民投资与严格监管等特点，让美国投资者得以在市场原则下自由选择投资机会，造成充裕的资本优势，支持美国公司不断扩大投资规模，并积极拓展全球经营，提高全球竞争力。
知名商业杂志《财富》有两大排行榜，一个是以“利”为主的全球500强排名，另一个是以“义”为主的全球最受尊敬的企业。耐人寻味的是，两者竟有非常大的重叠性。在2008年全球最受尊敬的50大企业中，美国企占了42家，包括：苹果、柏克夏哈萨维（Berkshire Hathaway Inc）, 谷歌、强生（Johnson & Johnson）、宝洁（Procter & Gamble）、联邦快递、通用电气、微软、沃尔玛、可口可乐、迪士尼、富国（Wells Fargo）、高盛、麦当劳、IBM、3M、摩根大通、百事可乐、好市多（Costco Wholesale）、耐克、埃克森美孚、美利坚银行（Bank of America）、UPS、运通、惠普、思科、星巴克、卡特彼勒（Caterpillar）、英特尔、万豪（Marriott International）、雀巢（Nestle）、波音、百思买（Best Buy）、通用磨坊（General Mills）、羅威（Lowe's）、AT&T等，多在全球500强之列。
精神文明酝生制度文明；反之，制度文明维护精神文明于不坠。
美式民主共和政治制度本质上作为“两心调谐”型心态文化的结晶，其“权力制衡”功能赋予了国家决策体系大体上“当然”符合“中庸之道”运行的特性。美国立国所本的“自由、平等”精神，不是建立在绝对平等或是极端自由主义的基础上；它用法治（宪政）限制极端民主之害，也用民主制度限制极端自由主义之害，造成一种万变不离其“中”（中庸）的优化决策体制。即便决策人物压根儿没有领教过“中庸之道”经典理论，甚至当事人思想失之偏激，这种体制仍然可能提供整体决策收敛得“中”的必然性。
美国已经建立了成熟完备的法律制度体系，包括相当完善的社会保险、福利、救助和社会保障体系，基本上大事小事有章可循，以维持社会在稳定运行中持续发展进步。但是与生俱来的“原罪”，不仅导致社会问题丛生，尤其严重的是政府决策可能严重失误，危及国家和世界大局。
可以庆幸的是，“权力制衡”提供了人类世界最可信赖的纠错机制。
邓小平曾经指出：“斯大林严重破坏社会主义法制，毛泽东同志就说过，这样的事件在英、法、美这样的西方国家不可能发生。他虽然认识到这一点，但是由于没有在实际上解决领导制度问题和其他一些原因，仍然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这个教训是极其深刻的。”（《党和国领导制度的改革》，1980年8月18日）
英、法、美这样的西方国家的政治家特别高明吗？非也。关键在於这些国家的“权力制衡”设计，形成了一种不断求“中”的决策机制，尽管难免走弯路，犯错误，但这种机制具有的良性反馈调整能力，比较容易及时发现和制止错误倾向，进行优化选择和自我完善。
这种制度与“绝对权力”反其道而行之，不至于堕入“绝对腐化”或“体制性腐败”的窠臼，却有强大的拨乱反正能力。历史实践显示，美国在发展长程中不免犯错，但每次走出错误后总是变得更加强大。
批评是优化决策的智慧源泉。美国具有自由开放的传统，是世界上最富决策透明度和资讯自由的国家，批评美国的根据绝大部分来自美国自己的报道。美国经常坦然面对各种交相指责，包括诚意忠言和不负责任甚至别有用心的攻击。
现任第44届总统奥巴马（Barack Hussein Obama，1961-）上台后，决意与上届布什政府的“单边主义”（Unilateralism）划清界限，展开“巧实力”外交和合作外交。
美国小布什政府的单边主义在历经八年之后已经走到了尽头。布什所倡导的新保守主义，不是使全世界秩序更稳定了，而是更加混乱，美国在全球的领导地位不是提升了，而是极大下降了。而且，以美国实力为保证的美元霸权，在缺乏自律的情况下，为全球的外交、经济、金融发展造成了巨大的不确定性，导致本轮祸延全球的金融危机的发生。外力可以影响美国的政策方向，但主要依赖于美国自身的认识和自身实现的改变。还是那句话，“解铃还需系铃人”。
人民网-《环球时报》2008年12月24日发表世界银行集团国际金融公司驻华高级官员李耀的文章《美国自我救赎能力不可低估》，有很好的诠释，摘引如下：
源自华尔街的金融风暴给世界带来了一场巨大的灾难，而华盛顿的政治权力也被许多人所诟病。当前，许多人都在展望全球经济走出危机的前景，也有不少人在断言美国的衰弱，然而，美国这个国家却在悄然地向人们展示其令人刮目相看的地方：它的自我救赎能力、自我反思能力和自我纠错能力。
华盛顿政治更替的风云则像是另一部自我救赎的大片，展现了美国式的巨大自我纠错能力。奥巴马在美国危机的关键时刻提出“美国需要和解、变革”。奥巴马的出现，被全世界看成是一个里程碑：美国文化的包容性令全世界为之动容，美国人民为纠正自己的错误而表现出来的理性和勇气也令全世界为之鼓掌。
获胜后，奥巴马很自豪地说，“我永远不会忘记，这世上除了美国，再没有什么其他地方能让我的故事成为可能。”“这里不存在一个自由主义的美国和保守主义的美国，而只有一个美利坚合众国；这里不存在黑人的美国、白人的美国、拉美裔的美国或亚裔的美国，而只有一个美利坚合众国。”这种改变或许是一个起点，说明了美国并不可能指望存在一个巨大的外力来改变当前的状况，他们要依赖美国自身实现改变。
美国精神注重实际、强调务实，一个由共和党政府提出的、民主党推动的救市法案，已经超越了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的争吵，而统一到维护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基本目标上来了。法案能够通过辩论、修改后迅速通过，可以说是体现了美国社会自我修正的能力。救市法案通过后的两个多月来，对于危机的反思、讨论、争辩、揭丑，并由之采取更加坚决的政策措施都从未停歇过。
那么，到底什么是“纠错能力”？“纠错能力”是指一种自己能够认识自己所犯错误并能够积极改正的能力。对于一个国家、一个社会来说，与其说这是一种能力，倒不如说这是一种软实力和硬基石。越是有危机，这种纠错能力就越能够显示它的重要性。许多人还能清楚地记得，最近一次检验美国纠错能力的时间是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当时日本的迅速崛起对美国造成了很大威胁。美国的反应是，除了在金融体系、政策上寻找对策之外，全美的企业界认真反思如何“重新塑造美国制造的竞争力”。结果是，90年代美国迎来了繁荣的10年。同样，这种纠错能力很有可能在这次危机中使美国重新迎来繁荣。
笔者写这篇短文，并不想美化美国、赞扬美国，实际上，美国所犯错误已经受到全世界广泛的批评，其原因也大体理清。但是，这个国家（尤其在2008年我们所亲眼目睹的）在错误面前所展现的纠错能力，则需要我们以正面的眼光去审视。
总结起来，一个民族超强的自我纠错能力、自我救赎的能力从哪里来？首先来自于一个理性社会的存在。这个社会需要存在正义和公正，也需要存在宽容和自由，容许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更需要具有反思的精神、渠道和敢于反思、善于反思的人才。
其次，这样的自我纠错能力如何植入社会治理体系之中呢？这需要社会建立一个完善的法治、民主制度，完善和独立的法治能够保证平等和个体的尊严不受侵犯，社会的正义能够得到确立和尊重。民主的制度，则可以保证大多数人的意志能够得到体现和采纳。
最后，自我纠错能力如何能够得到公正、有效和及时的体现？这就需要一个国家要有高效、廉洁、富有责任感的行政体系和执法体系。这个体系能够保证自我纠错能力得到充分的展现，自我救赎的计划也能够得到贯彻和执行。
3. 强盛的核心秘密是科技创新能力优势
评估影响一个社会先进或落后的因素，包括政治体制、经济结构和文化背景，无论如何推崇其合理性，总要有利于科技创新，才有进步意义和存在价值。如果不足以引领科技创新，“民主、自由、人权、法治”的优越性，也就成为空话和笑柄了。
“两心调谐”型心态文化以及“权力制衡”型社会政治制度，造成一种十分有利于人类天赋灵性创造能力循正道顺畅发挥的大环境。由此孕育、焕发的强大创新和研发能力是保持经济和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基础，是提升国家和企业竞争力的关键要素。
美国成为当今世界唯一超强的根本原因在于旺盛的创造力，维持先进地位的核心秘密是拥有史无前例，首屈一指的科技创新能力。人们可以从各个方面探讨美国的成功和强大原因， 但一切都要落实到科技创新这个标的之上，方才言之成理。
纵观20世纪3次重大科技革新，都由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主导 —— 30年代以物理学为核心的科学革命；50年代半导体技术的突破和脱氧核糖核酸（DNA）双螺旋结构的发现等，带动核工业、电子工业、航天工业、电子计算工业、生物工程等新兴高技术产业的迅猛发展；以及始于70、80年代，至世纪末大见成效的信息技术革命，如今已经成为世界科技和经济发展的主流。
从某种意义上讲，一个国家获得诺贝尔科学奖的情况可以反映这个国家科技创新的能力和水平。
荣膺诺贝尔科学奖的应是卓有成就的杰出科学家。美国在20世纪前10年（1901-1910）只有一名诺贝尔科学奖获得者，其余35人都在欧洲。二战前（1901- 1939）美国共有13人获奖，占总得奖人数（129人)的10%，远低于德国（34人， 26%）和英国（22人，17％)。但二战后的四十五年间（1943-1997），美国有170人获奖，占全部320人的53％，大大超过了英国（42人，13％）和德国（28人，9％）。到那时为止，美国占到了全部诺贝尔科学奖的41％。
最近几年，美国得奖人数都超过了当年总数的一半，例如1997年；美国在得奖者（7人）中占了57％（4人）。在2003年的诺贝尔科学奖得主（9位）中，美国占了67％（6位）。
1983年的诺贝尔科学奖曾被美国科学家全部包揽。2004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物理学奖、化学奖和经济学奖得主的10人中就有7人来自美国，2005年的10位诺贝尔奖获得者中则有一半是美国人。2006年的诺贝尔三大科学奖（生理学或医学奖、物理学奖、化学奖）再次全部被美国人收入囊中。
应当说，世界上任何不带政治偏见的人都不会否认上述显赫事实及其非凡意义。有人怀疑诺贝尔奖评审的公正性，例如文学奖、和平奖和经济奖不免语言偏向和政治倾向性，但科学成果惠及全人类，不隶属于某个阶级或集团。也有人认为评审委员会莫非对美国情有独钟，但它只是授奖予个人或非政府组织，而不是国家；评审委员会没有任何需要求助于这些人和组织。
先进科技成就必定要落实到生产力进步之上，并与各种影响因素综合反映为生产人员整体工作效能改善，亦即劳动生产率指标的进步，才有实际的价值。
美国在高科技、新材料、新能源、航空航天等几乎所有高端领域稳居世界领先地位，高等教育和科研开发具有非常强大的国际竞争力，劳动生产率（Productivity）增长率全球首屈一指，构成了维持生产力长期持续增长的可靠基础。
劳动生产率常被简称为生产率或生产力。按美国劳动部劳动统计局（Bureau of Labor Statistics）的定义，生产率用来描述生产占用劳动时间和实际出力（产值）之间的关系，显示单位工作时间提供产品和服务的总量。一个国家的生产率的变化反映了科技、投资、开工率、资金、能源和材料的利用率，组织、管理水平以及劳力素质和积极性等因素的综合影响。其中科技进步为第一位的主导性的也是最为活跃的因素。
美国劳动生产率统计分为产业、非农业产业、制造业、耐用品制造业、非耐用品制造业和非金融业等多项指数，其中非农业产业劳动生产率指标通常被认为最富代表性；它不包括政府、非赢利机构、私人家庭雇佣人员和自由房屋出租等收入。
2007年6月5日，日本内阁府发表关于全球经济形势的报告《世界经济的潮流•2007年春》称，劳动生产率是决定一国经济是否具有未来成长性的关键，如果把美国2005年的劳动生产率水平量化为100的话，日本同期的劳动生产率水平只有71.1，而德国、法国等欧洲11国的水平也只停留在88.1。
该报告说，其他发达国家与美国在劳动生产率方面的差距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时本来出现过缩小趋势，而到现在差距却又越拉越大，其主要原因就是美国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呈现出加速上升态势。
据报告发表的数据，1990年至1995年，美国全行业的劳动生产率年均上升1.2%，而1995年至2000年年均上升2.1%，到2000年至2004年时，美国劳动生产率提高的年均幅度更是达到2.8%。
当今金融危机席卷全球之际，美国劳工部2009年5月7日公布，作为衡量生产效率的指标，第一季度美国非农生产力意外加速，比上季度的增长年率达2.2%，去年第四季度该指标增长年率为1.8%。
瑞士洛桑的IMD商学院今年5月20日公布的《2009世界竞争力年鉴》（2009 World Competitiveness Yearbook），基于对经济产出、政府、企业效率、技术及基础设施等329项指标的详细分析，将世界57个经济体进行排名以推论谁会在21世纪的经济竞争中取得最大成功。其结论是：全球金融危机似乎将经济实力从严重受创的西方国家如美国和英国转向了现金充足的新兴经济体如印度和中国；但是，尽管目前西方国家举步维艰，当经济增长复苏时，经济实力很可能会转回这里。为什么呢？纵观全世界的国家，发达国家仍然拥有相对先进的基础经济竞争力---无论是基于基础设施和教育系统的质量，还是基于商业法律和管理制度的结合。其中，美国拥有世界一流的高等教育系统、巨大而多样化的经济、完善的基础设施，仍然是世界最大的经济引擎和国外直接投资的首选目的地。
该报告连续16年高居榜首的是美国，2008年它的领先地位仍然没有改变。
美国能保住第一的地位吗？IMD的全球竞争力中心（IMD's World Competitiveness Center）主任贾雷利（Stphane Garelli）认为，在可预见的未来是这样的，尽管经济形势严峻，失业率上升，政府干预金融市场，但“你永远不能低估美国自我改造的能力”。
除了上述三方面根本性的原因，美国还拥有幅员、气候、历史、地理和资源等多方面得天独厚的有利条件，支持其持续发展并维持全球领先的霸主地位。
美国资源储备丰富；自然资源如土地、石油、煤、森林等的使用和开采还不到20%。即便是全球各国都对抗美国，其国内资源完全可以满足其经济运行的需要，只是利益方面会受到一些影响。
在全球发达国家和主要新兴经济体普遍人口老龄化之际，美国作为大量接受移民的国家，人口出生率高，居民人数稳定增长，既不会年轻化也不会老龄化。其移民政策和工作、学习环境，吸引全世界各行各业的优秀人才。因此美国将长期占有明显的人力资源优势。
可以见得，美国不同于历史上过去的世界霸主，老黄历的兴衰规律套用不上。换言之，如果美国的上述强盛原因没有消失，可信本轮金融危机带来的前景不是衰败，恰恰相反，却可能是新一轮大规模良性转化的开始。
然而，这种良性转化的出现，意味着必须以危机为鞭策动力，对种种积弊作出重大改变，甚至是极其痛苦的改变；其中美元重新定位势在必行。
正如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所说：“当前以主权信用货币作为主要国际储备货币是历史上少有的特例。”（《关于改革国际货币体系的思考》，2009年3月23日）
这是一种特例，并非历史的必然。这种特例形成的原因，不是出于任何国际条约的规定。而是因为今日世界货币体系中，还没有产生一种“币值稳定、供应有序、总量可调”的国际通货。世人接受美元作为主要国际结算货币和储备货币，是一种自然而然趋利避害的不得已选择。
历史证明，只要一国取得了相对其他国家的“绝对优势”地位，在信息不对称和国家利益的驱使下，随时都会发生道德风险，很容易陷于自私短视、便宜行事、急功近利，实际上后患无穷，不可持续的政策性歧途。
今日世界货币体系，实际上是以强势美元为中心的浮动汇率体系。美国作为国际通货的发行国，基本上无需外汇储备，免于国际汇率变动的风险，却可以不断增发货币，制造全球过剩流动性，攫取丰厚的“铸币税”，大量销售债券以弥补其经常项目逆差，并借助不可避免的通货膨胀自动冲销债务和转嫁财务负担；乃能几乎不受节制地纵容财政与贸易的“双赤字”政策，支撑其入不敷出的国家预算和漫无节制的过度消费。
同时，由于美国在国际金融体系中处于主导地位，得以规避国际社会的监督和约束，有意无意制造金融泡沫，让全球为美国的放纵挥霍买单，造成其他国家金融投资的巨大损失，破坏了这些国家的货币信用、金融稳定乃至经济安全。
尽管本轮金融危机还不是货币危机，美元中心体系仍然行之有效，世界经济还离不开美元霸权的核心作用；但长此以往，如不能改革世界货币体系力挽狂澜，未来国际性金融危机势必频发不止，愈演愈烈，终要走上启示录式灾难性的世界货币总危机不归路。
美国霸权和美元霸权不是必然同在的一回事。
世界上任何一个强势国家的诞生，都不是靠着货币特权而来；或者说，一个强势国家如果意图依靠货币特权占便宜来维持自己的强势，就是一种堕落行为和衰败先兆。
如果美国在可以预见的将来，仍然维持先进和强盛，不失其引领世界潮流的主导作用；那么，无论为了美国自身或整个世界的福祉，都应当以适当的的方式摆脱撒旦的馅饼诱惑，通过世界货币体系合理化改革，及早终结美元兼充世界中心货币的霸权地位。否则，非但严重危害全球经济，善霸可能转为恶霸。美元霸权特有的自我腐蚀作用，旦旦而伐之，必由肌肤而膏肓；好像沉湎海洛因毒瘾而不能自拔的豪富世家一样，必将自毁其来之不易的强势根基，因此丧失国际信誉和竞争活力，蒙受慢性自杀性的致命恶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