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节，一九二八年生于广东台山县的一个农村，原名梅挺秀，别号梦梅馆主，痴迷粤曲，好《摘缨会》﹑《狮吼记》，夫人汤燕南，属梅节助手，曾帮他校《金瓶梅》。"梅节"是来港后为纪念高中一位要好同学而使用的笔名；"梦梅馆主"之"梦"指《红楼梦》，"梅"指《金瓶梅》，意思是他喜爱《红楼梦》和《金瓶梅》。梅节在家乡读完小学后，随父往越南，在堤岸知用中学读书。一九五0年毕业回国，考入燕京大学新闻系，院校合并后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编辑专业。一九七七年冬，父亲去世，为照顾母亲，举家移居香港。梅节主要学术贡献在于，曾经校订《金瓶梅词话》、与人合著《红学耦耕集》。在香港，梅节有"业余专家 布衣学者"的雅号。

梅节书法了得，行书具王羲之和鲁迅神韵，有《梅节手抄四朝绝句》（宋金、元、明、清）。梅节父亲功柳体。梅节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报社工作。文革期间患严重失眠症，医生建议练习写字减轻病情。他便从过去的读诗中选抄宋金、元、明、清四朝绝句。抄了半年多，失眠竟然好了。一共抄了三百四十位诗人的五百首诗。梅节所抄四朝绝句，历尽劫波，居然幸存。女儿们建议已移居香港21年的父亲影印出来。1999年梅节先生去杭州，洽得富阳古籍印刷厂同意，手抄的绝句遂得于2000年问世。

梅节精子平学却不愿以此鸣世，曾化名"柳迟"作《国运》一册流传海内外。他说，以出生年月日时胎（受孕的月份）来推算人的穷通祸福，从唐朝李虚中算起已有一千多年历史，究竟有多少可信性，很难说。《星学大全》四库提要引章世纯云：" 其法有验有不验。验者人之智计所及，不验者天之微妙斯存"。说了等于没说。大体而言，"子平术"是一种命理统计学，因此其方法和理论在实践中也不断在修正。梅先生说，在传统的意义上，命理学研究的对象是个人，他撰《国运》，是尝试将子平术应用于宏观社会、国家和国际，建立新的"政治命理学"，撇开玄术的外衣。

梅节治学勤奋而艰苦。莎莎说，"在一切向钱看的香港，养家糊口已属不易，要从事纯学术研究，无疑是一种侈望，许多人恐怕连想都不敢想的。但梅节先生凭着惊人的意志和毅力，却做到了。他每天只睡五、六个小时，下班回来晚上工作至一两点，没有周日，没有假期，他原喜欢打桥牌，下围棋，因这太花时间，来香港后戒绝了。他没有去过马场，没有上过夜总会，电视也很少看"。梅节先生自己回忆说，初到香港时，自己"住在九龙上海街旺角道口，公共汽车就在窗下驶过，昼夜不绝。房子虽是祖屋，只有四百多，一家六口人挤着住。奶奶要在厅里看电视，三个女儿要做功课，梅节只好把桌子让给她们，自己在床上放一块小木板垫着写作"。

梅节是著名教授吴组缃的弟子，在红学和金学领域开始崭露头角之际，吴组缃捎话给他说："红学金学都是当今热门的学问，你能够在不长时间内两方面都有所表现，总算难得。但是要谦虚。在报刊上发表几篇文章，形成一定的知名度，还是比较容易的。重要的是能抓住一些重大问题，深入研究下去，造成突破，建立新说，传之后世，这就不容易了。希望你不满足于虚名、浮名，努力攀登学术的高峰。" 梅节说，吴先生的告诫，他一直奉为学海导航的指针。

一九五四年大学毕业后，梅节被分配到光明日报社，从事国际问题研究和报导。梅节对国际问题是有兴趣的，但是一个接着一个的社会政治运动使他感到厌倦，中苏国际论战也使他迷惘，他觉得中国文化才是他安身立命之所。文化大革命后期，他开始业余研究《红楼梦》。他说：

" 我喜欢《红楼梦》，也写过几篇文章。槛外谈红，只是凑热闹，并非什么专家，顶多算个红学的票友。因为从头到尾，我研究《红楼梦》只属业余性质，而走上这条路，实拜文化大革命所赐。那时已是文革的中后期，我在北京一家报纸当编辑。老三篇背得也还熟滑，灵魂尚未爆发革命。知识分子一些恶习未除，喜欢独立思考。经过连续多年的精神原子弹的轰击，政治上反而渐趋麻木。红书不怎么爱看，黑书想看还不大敢看。那时天天上夜班，白天倒有一些空闲时间，于是决定研读《红楼梦》。

毛主席说过《红楼梦》'最少读五遍'，我头尾只读过两遍，不怕被指为迷恋封、资、修。那时，革命的形势不是小好，而是大好。思想战线的革命继续深入发展，已经从'批林批孔'到'评红' ，即批判'封建末世的孔老二——贾政'。我还算有点自知之明，既不敢'立新功'，也不愿去趟浑水，只专心读《红楼梦》原著以及脂砚斋评。一九七五年春夏，我到京郊小汤山干校劳动。上午干活，下午、晚上读书。我在半年时间里，把报社图书资料室收集的新旧红学资料剪报翻了一遍。我惊讶地发现，原来不读《红楼梦》也可以成为红学家。可笑的是，后来我搞的也是同一路数、即被谑称为'红外线'的红学，真是没出息。

因照顾衰老的孀母，一九七七年冬我移居香港。因为有点空闲时间，着手将研究红楼梦的心得整理发表，如《曹雪芹卒年新考》、《史湘云结局探索》、《论红楼梦的版本系统》等，开始引起红学界的注意。香港是高度商业化社会，装饰性文化当然要有一些，纯学术研究可免则免。大陆红学界长久以来希望能在香港举办一次国际性红学讨论会，可就是没有老板愿意出钱。不过，香港的红学园地却也并非寸草不生，由于几位前辈的垦殖、灌溉，在20世纪70年代还颇欣欣向荣。潘重规先生20世纪60～70年代在新亚书院主持中文系，开设《红楼梦》课程，成立红楼梦研究小组，编辑出版《红楼梦研究专刊》，培养了陈庆浩、杨钟基等红学家和学者。宋淇先生学贯中西，研究《红楼梦》数十年如一日，是香港最有成就的红学家。他的文章文笔优美，分析细腻，在港台和海外拥有众多的读者，提高了知识界读《红楼梦》的兴趣。胡菊人先生主持《明报月刊》，精心选登有分量的红学论文，推动讨论，使该刊成为港台和海外红学家交流和论战的重要平台。我来香港不久，就交上马力、陈庆浩、许桂林等红学朋友。我们常在一起切磋问题，交流看法。三联书店还出版我和马力的论文集《红学耦耕集》。后来又结识潘铭、陈永明等先生，共同组织'香港和海外红楼梦研究学会'。可惜因大家太忙，没有能维持多久。

我在香港的出版社、工程设计公司工作过，也当过研究员，业余研究《红楼梦》的实际时间并不长。从上世纪80年代中起，兴趣已转移到研究《金瓶梅》。虽然后来几次卷入红学论战，属于"友谊客串"，身不由己。对如何评价自己的红学实践，我想最好留给旁人和后人。但有两点可以说说。一是由于自己研究《红楼梦》是业余性质，因此从不以学者、专家自居，置身于各种'关系网'之外，不阿权贵，不囿成见，能够清心直说，抒发己见。也由于自己在"专业"圈子之外，故不矜秘籍，不求高深，不务穿凿，能把问题放平，根据常理常识来判断。我的一些红学观点不敢自诩正确，但对那些饱受'红楼梦魇'折磨的人，也许提供了一个新的切入点，提供一种'另类思考'。红学已成显学，名利渊薮，趋者若鹜。也许正变成一种产业，可能不用多久，就会出现这样的告白：'红学世家'、'龙门正派'、'XXX授男（女）XXX'，专解红楼奇案杂症，'姻缘重组'、'变形手术'。但我更乐见多出现一些业余《红楼梦》研究者。北京杜春耕先生是光学工程师，后研究《红楼梦》，在版本学方面取得突出成就。台北刘广定先生，是化学教授，兼治红学，发表不少很有影响的文章。他们的跨学科研究，给红学带来新的思路，新的气象。我希望红学界有更多新鲜，尤其是外行人的加入。"

《红学耦耕集》是梅节、马力撰写的有关《红楼梦》文章的合集。共收论文二十二篇。其中梅文十五篇，马文七篇。分别是《〈红楼梦〉著作权的新争论——兼评戴不凡〈揭开红楼梦作者之谜〉》、《说"龙门红学"——关于现代红学的断想》、《曹雪芹卒年新考、曹雪芹与皇八子》、《〈漫说红楼〉中关于艺术结构（布局）总纲的提法的商榷及其他》、《从叙述手法看"石头"在〈红楼梦〉中的作用》、《史湘云结局探索》、《论刘姥姥二进荣国府》等等。

曹雪芹的卒年，是红学研究中的一个重大问题，一派主张"壬午除夕"，一派主张"癸未除夕"。根据都是脂砚斋的批语："能解者方有辛酸之泪，哭成此书，壬午除夕，书未成，芹为泪尽而逝"。胡适发表《考证红楼梦的新材料》，据此定"曹雪芹死于壬午除夕"。周汝昌根据《懋斋诗钞》、《四松堂集》等材料，认为癸未春雪芹还活着，当是批者误记一年，定为"癸未除夕"。两派争论了半个世纪，各不相下。一九八0年，梅节独辟蹊径、旁逸斜出，发表《曹雪芹卒年新考》，指出两派的争论，是源于胡适的误读，"壬午除夕"并非雪芹卒年的"明文"，而是畸笏叟批语的署年。根据雪芹友人的记载，他卒于乾隆甲申（1764）春。梅节的文章曾轰动一时，有人说，《新考》"给有关曹雪芹生卒年研究工作打开了一条新路"。梅文"确乎发前人之所未发，此说倘能成立，则证'壬午说'者都是被胡适的错误句读牵着鼻子走，真读书得间之笔"。刘梦溪说，梅节对"壬午除夕"的明文重新作了解释，"是对红学考证的一个贡献"。

自胡适以来，红学界认定红楼梦的版本分为两个系统：一是脂砚斋评本，书名《石头记》，止八十回；一是程伟元刊行的一百二十回本，书名《红楼梦》，后四十回为高鹗所续。红学界一向认为程刻本前八十回所据的也是脂评本，因此在版本序列上，红楼梦诸本（包括抄本和刻本）位阶不高，即使有较优的异文，红学家也认为是后人改笔而不予采用。梅节作《论红楼梦的版本系统》，根据梦本的一些异文，以及红楼梦早期流传情况，指出把《红楼梦》版本区分为脂本和程本两系统，并不符合真实情况，正确的区分应为《石头记》和《红楼梦》两个系统。曹雪芹的小说尚在贵族子弟的小圈子传阅阶段，便存在《红楼梦》和《石头记》两个本子。它们同源异名，各自流传。程甲本前八十回并非出自脂本，而是来自原先一个名《红楼梦》的本子，"这个本子不能排除其中有些改笔出于雪芹之手"。有评论家认为，梅节的"两个版本系统论"，有助"解决考证红学中一个最基本的问题"。

红楼梦研究所八十年代末编篡《红楼梦大辞典》，于"红学人物"一栏，收红学史上各个时期的中外研究家共二百六十六人，其中冠以"红学家"称号的有十五人，包括蔡元培、胡适、俞平伯、周汝昌、冯其庸等，梅节是其中最年轻的一位，时年六十岁。这时，距他涉足红坛仅仅十年，发表有关论文还不到十篇。

在香港文化界，梅节的影响有限。可由于他热衷批评大陆学者，甚至还有些故意搞笑的意思，所以，在大陆倒是大名鼎鼎。如：有批评吴世昌的《曹雪芹佚诗的真伪问题》、《论曹雪芹佚诗，辟辨"伪"谬论》，有批评邓遂夫的《草根，不应是草包》，有批评石昕生对靖本打假的《也谈靖本》，有批评宋谋玚的《不要给曹雪芹随便拉关系——答宋谋玚先生的质疑》等，但其中以土默热最著名。他说，"受了内地朋友的怂恿，花了四十八大圆买了本新出的《土默热红学》"。"严格说，土默热自称索隐，其实是做案"。"土默热也真够大胆，可能还是个法盲。他篡改人家（曹雪芹）祖父的原诗，又据改诗进行'合理推论'，要定人家孙子'盗用'（红楼梦）著作权之罪，青天白日，这不成了和尚打伞！幸亏曹寅已死，否则反控他盗改文书、栽赃诬陷，土默热先生不仅做不成什么红学家，恐怕要洗干净屁股准备坐牢。" "洪升创作《红楼梦》纯属捕风捉影"，"土默热的'外证'可入红坛笑笑录"，"还君《红学》双泪垂，土默热先生，还是'老老实实做人'罢！"

山西宋谋玚认为，梅节也是一粗疏浮浪之人。他说，1979年，他与梅节就曹雪芹画像（王冈绘）真伪在香港《文汇报》论争时，梅节在批评他时，把他宋谋玚"的名字一而再、再而三地错成'宋谋场'。粗心到如此程度，也实在令人啼笑皆非。" "至今我也不知道他究竟弄清楚争论对手的名字了没有"。

by 张义春（本文主要参考李剑敏、张婷之《海内外红学家纵谈"红学"》，见《凤凰周刊》2006年第三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