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了杨莉藜“一个人的网络大追捕”后，深为本杰明·哈里斯律师的正义感感动。

其实中国在历史大治的时代对人命案也是非常重视的，所谓人命关天。尤其清朝，更是一丝不苟。老百姓如有冤屈，可以上告，甚至滚钉板告御状。家喻户晓的“杨乃武与小白菜”案在清朝并非独一无二。下面随便举一个嘉庆年代的粪坑案为例，可见清帝对人命的重视。由于手头没有原始资料，仅凭几十年前的阅读记忆写来，如细节有谬误，请谅解。

事情发生在清朝西北的一个小城镇，正是秋收农忙时节，几个地主的长工去粪坑解手，一起跌落粪坑死亡。长工家属告到县府，地主及其儿子被以谋杀罪判死刑。地主家属不服，上告到知府，省府，皆维持原判。地主家属仍不服，告御状。皇帝派出钦差专审此案，案至此时，已非长工与地主的对抗，而是所有经手这个案件的官员与皇帝的对抗，因为清朝法律极严，错判人命，轻者丢官，重者抵命。所派钦差受到各级官员的贿赂后，维持原判。地主家属再告御状，皇帝二派钦差，仍无法改变原判。最后皇帝请出御史，御史走前，皇帝亲自拜托。最后被证明是冤案，地主及其儿子被放，所有的审官都被摘去顶子，县官被杀了头。有趣的是这个案子的真凶从未被查出来，现代人猜测粪坑的毒气是杀死长工的凶手。

现在让我们回到北京师范大学女子附中校长卞仲耘的案件上来，本杰明·哈里斯律师站在法律的正义和对生命重视的职业道德高度上，追踪杀死卞仲耘的凶手(见附录)。在追索过程中，本杰明对中国人对于罪恶的容忍和冷漠完全不能理解。

其实中国人面对的是无奈：

1。解放后冤案积压成山，屈死鬼无数，卞仲耘案件只是其中一件。如果要追查卞仲耘案件，那么别人怎么办？如果要全部追查，那么中国政府全部停工审案，恐怕百年也完不了。

2。这些案件的元凶很可能大部分就是现在政府的官员。在那个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能爬上今天高位的官员，怎么可能手上没有几个冤魂屈鬼，所以他们本身就不愿查。

3。很多案件的凶手很难说清楚。例如卞仲耘案件，如果凶手是刘婷、或者宋彬彬、或者刘锦，那么她们当时都是不到十八岁的孩子，而且是在国家元首毛泽东煽动下做的，她们确实不能负全部责任。

再加上中国人很少有保卫别人的人权和公正就是树立社会人权和公正、就是保护自己人权和公正的远识，奉敬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人生哲学，怎么可能去管这些已经成为历史了的陈年公案呢？

难道由于这些理由中国人就应该让这无数的人命冤死永远沉入大海吗？让中国的那一段历史永远成为空白，让中国人的良心和正义在那一段时间永远消失吗？

让我们看看由于我们的无奈和宽容，刽子手和御用文人是怎么说的？以下是在网络上摘录的原文：

“所谓别有用心是指，大凡改天换地的英雄，都会消灭或战胜他的敌人，也会触动社会一些阶层和人的利益，甚至难于避免会伤及一些无辜，制造一些冤假错案，因此，都必然地会招致他的敌人（包括其亲属）的仇恨，招致受损害人及其亲属的怨恨，这些人仇恨毛、指责毛，是很自然的事情，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可以理解的。但中国社会的其他人，不会，也不应该因为这些人的仇恨和怨恨，就改变对毛的评价。一些人极端发泄对毛的仇恨，要鞭尸，要刨祖坟，不仅说明这些人不仅当年被时代淘汰，即使在今天，由于被仇恨或怨恨迷糊了双眼和心灵，仍然是与中国社会的主流格格不入的。”

“这些被毛整肃过的人不向前看，别有用心地在现在中国发泄和煽动仇恨，我们根本不需去理他们。”

从这些令人心惊的话中，我们可见那些伤害和杀死了许多无辜生命的共产党人，至今毫无心理的悔悟，歉疚，他们反而厌恶受害者谈论往事，认为这是发泄和煽动仇恨。这是为什么呢？这说明由于中国的正义没有被申张，几千万人的冤死没有换来刽子手的一点良心发现和歉疚。

我认为，像本杰明·哈里斯律师那样去一一追究中国的个案，要凶手伏法，虽然是不可能的，但是讨回法律的权威和尊严，是绝对必要的。我们这样做，不是为了发泄和煽动仇恨，而是让凶手知道法律是神圣的，正义不可被残踏。他们没有受到法律的惩罚，不是因为他们是对的，不是因为他们有权势，而是中国的特殊年代，而是因为毛泽东和共产党在那个年代造成的罪孽太多太深重了。

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我们应该像本杰明·哈里斯律师那样去追查一些影响巨大的个案：

直到当年的作案人不再在亡魂前推卸责任，抵赖，让他们知道法网恢恢，不可触犯；

直到现在的当事人和他们的文人不再认为过去被迫害的人是活该，不再认为对死者的纪念和对刽子手的控诉是发泄和煽动仇恨；

直到他们就像当年德国总理，诚挚地跪在死亡的犹太人纪念碑前为德国人忏悔一样，心悦诚服地为他们伤害了无数中国人的罪孽感到良心歉疚。

我们鼓吹的不是冤冤相报，我们鼓吹的是制冤者必须从心里知错。我们这样做不是为了仇恨，而是为了将来的中国不再出现这种残忍的杀戮和迫害。

　　　　　　　　　　　　　　　　　　　　　　　※　　　※　　　※　　　※　　　※

(附录)：一个人的网络大追捕

杨莉藜

自今年二月开始，一位名叫本杰明·哈里斯（BenjaminHarris）的美国律师，在自己的博客里贴出了一组文章，探寻四十年前北京师范大学女子附中校长卞仲耘被殴打致死的来龙去脉，追查谋杀这位四个孩子的母亲的元凶。哈里斯虽然不谙汉语，但是凭着二十年研究谋杀案的经验和西方人特有的认真和执著，从并不十分丰富的英文资料入手，循踪觅迹，抽丝剥□，一步步锁定可能的凶嫌。

哈里斯的调查是从卡玛（CarmaHinton）拍摄的纪录片《八九点钟的太阳》（MorningSun）开始的。这部电影虽然耗费了美国国家人文基金会（NationalEndowment forthe Humanities）和其它组织的大量资金，但是一经公映就引起了不少华人学者的批评，焦点集中在拍摄者美化那场民族浩劫，对于历史事实随意进行诗意化处理。尽管很多对中国缺乏了解的美国人轻信卡玛对于文革的描述，哈里斯却从细节入手，通过逻辑分析和语言分析，找到了很多疑点。通过这一番条分缕析，哈里斯得出的结论是：《八九点钟的太阳》是在为谋杀卞仲耘的重要嫌疑人宋彬彬遮掩，而宋彬彬本人也在利用这个机会为自己开脱。此后，哈里斯还阅读了王友琴的《文革受难者》的有关英文资料，张戎的《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的英文版有关章节，观看了胡杰的电影《我虽死去》的英文版，了解了宋彬彬和刘婷婷在美国的行踪。

他的追捕仍在继续，博客上不断有新的内容出现。他还留下了电子邮件地址：publocc＠gmail.com，期待知情者提供更多的证据。

对这位把中国人民的事业当成自己的事业的人权“白求恩”，我们所知不多。但相信他在探寻真相，追查凶手的过程中遭遇了不少的艰难，体验了不少来自中国人的冷眼。像许多看不懂中国人的老外一样，中国人逆来顺受的功力和对于罪恶的容忍和冷漠让他惊诧莫名，因此，他把自己的这组文章命名为“一片死寂的中国：卞仲耘之死”（China's Great Wall of Silence，直译是“中国沉寂的长城”），慨叹那个自称泱泱古国，欣逢盛世的地方居然可以容忍无辜者含冤而死，作恶者逍遥法外。

就卞仲耘之死这一个案而论，尽管前有王友琴，后有胡杰等人在一丝不苟地记录历史，探寻真相，为国人，也为哈里斯这样的外国人进一步还原历史，厘清是非留下航标，但是，哈里斯那无奈的慨叹并非没有道理。四十多年了，卞校长的沉冤至今得不到昭雪，冤魂至今得不到抚慰。虽然当年制造了血案的八九点钟的太阳们已经到了含饴弄孙的年龄，目睹了惨剧始末的教工也已是风烛残年，却没有一个人站出来为自己的作为做过丝毫的忏悔，更没有一个人站出来指认凶手。这种面对血泊的集体失语，岂止是一种冷漠！更是对罪恶的纵容，对受害者的加倍践踏，对人类良知的亵渎！

尽管宋彬彬是北师大女附中的红卫兵头目之一，曾经给毛泽东献上红袖章，并由毛赐名“要武”，尽管同在北师大女附中的刘婷婷曾经亲口夸耀自己打死过三个人，对她们我们同样不能有罪推定。但这里的问题是：既然她们二人有勇气为自己撇清责任，为什么不可以说出真正的凶手？如果说一般的当事人仍然生活在恐怖之中，不敢越过官方划定的界限，这两位权倾一时的高干子女，又长期生活在美国这样的自由国家，为什么没有胆量讲出真相？

在最近贴出的一篇文章中，哈里斯真诚而急切地呼唤道：“刘婷、宋彬彬、刘锦（音）以及所有的红卫兵们，别太沉缅于舒适的晚景。我们决不会忘记！”

我希望那些当年的红卫兵们等听到这位美国人的呐喊，更希望他们能听到自己良知的呼唤。或忏悔，或检举，不要让自己的晚年在良心的折磨中度过，不要让这场血案尘封进无法考据的历史。

记得当年听说有外国漂流队要对黄河长江进行处女漂，中国的壮士们义愤填膺，摩拳擦掌，忙不迭地组织起自己的漂流队，搭上身家性命也要夺回首漂记录。不知这样的爱国者们的“骠悍”是否已经失传，倘没有失传，听到哈里斯的网络大追捕的故事，会不会拍案而起，利用比哈里斯好上一百倍的调查条件，赶在他做出最终结论之前抓出元凶？如果这样的爱国者太多，不便拥挤在卞仲耘的案子上，不要忘记中国还有千百万类似的案例：谁枪杀了林昭？谁轮奸了张志新？谁挖去了钟海源的肾？谁割掉了李绿松的舌头？……关注每一个国民的生存和自由，而不是稀里糊涂地为某个虚幻的政治概念挥洒狂热，这才是爱国者应有的作为。

原载《观察》网站

“我希望那些当年的红卫兵们等听到这位美国人的呐喊，更希望他们能听到自己良知的呼唤。或忏悔，或检举，不要让自己的晚年在良心的折磨中度过，不要让这场血案尘封进无法考据的历史。”

北师大女附中，是我的母校。人们刚热热闹闹地纪念完建校90周年。当然没人提到这位40年前，被活活打死的女校长。

北师大女附中网站
http://www.sdsz.com.cn/schoolmate/index.html

这些人不能让他们逍遥法外,严重支持这个美国人

历史照片，不能忘记。(宋彬彬献袖章)

北师大女附中，是Weili的母校。

Wow!

Did you know Ms. Tang (Wensheng)?

我比她们小多了，错过了。：))

曾经和叶向阳关系不错。她是叶挺的孙女，周杨的外孙女(她整个一个直肠子，一个心眼都没有)。

就卞仲耘之死这一个案而论，尽管前有王友琴，后有胡杰等人在一丝不苟地记录历史，探寻真相，为国人，也为哈里斯这样的外国人进一步还原历史，厘清是非留下航标，但是，哈里斯那无奈的慨叹并非没有道理。四十多年了，卞校长的沉冤至今得不到昭雪，冤魂至今得不到抚慰。虽然当年制造了血案的八九点钟的太阳们已经到了含饴弄孙的年龄，目睹了惨剧始末的教工也已是风烛残年，却没有一个人站出来为自己的作为做过丝毫的忏悔，更没有一个人站出来指认凶手。这种面对血泊的集体失语，岂止是一种冷漠！更是对罪恶的纵容，对受害者的加倍践踏，对人类良知的亵渎！

可悲啊!

如梦讲的太好了。

我高中的两年，经常上学校操场的主席台。那时我就感慨(本人小时就有正义感啊：))
什么样的十几岁女学生，能把自己的女校长给活活地打死？

当时、现在，我都是觉得不可思议，但这件事就是可悲地发生了！

为力, 那不是我说的, 是引上面文章里的. 忘了加引号了.

象宋彬彬那样的, 希望总有一天, 他们的良心会刺痛他们, 如果他们还有良心的话.

转帖：

七月末，从邢台军训回来以后，由团中央的胡启立领导的工作组撤离了学校。不知新的“领导”是谁，学校似乎进入了无政府状态。

一天下午，一阵嘈杂的、怪声怪气的喊叫，从学校的操场冲进教室。放下手中的学习材料，我和几个别的同学一起冲进了操场。

四个校领导——一个是在新生欢迎会上春风满面致辞的女校长胡志涛，一个是经常参加学生活动的教导主任，还有两个似乎不太面熟——在几个有“两个名字”的同学的押解下，正在游街示众。

两个名字？没错。这是女附中的头号秘密：这里，大约有一半的同学有两个名字。第一个名字，是她们自己的名字；而第二个，更重要的，是她们家长的名字。比如说吧：那个瘦瘦的，鼻子富有特色的刘婷婷，父亲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那个圆脸庞，大眼睛，个子不高的邓榕，是邓小平的女儿；而刘婷婷的姐姐，长她三岁的刘萍萍，竟因为分数不够，申请我校而未获录取……追溯历史，上至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下至中央各部正副部长，各省省委书记，凡是有女儿而其成绩又能够格的，都把她们送到了这里。我暗想，如果我们学校要开个家长会，就可以取代中共中央扩大全会了。

四个校领导，一手执木棍，一手拿簸箕，一边用木棍敲打着簸箕，一边大呼小叫着：

“我是黑帮，我是黑帮！”

游街的队伍经过我的面前，我认出其中一个看起来不熟悉的“黑帮”，原来是那个个子不高的副校长。只是今天，他那一年四季不离头的帽子被摘掉了，光秃秃的脑袋和一道深深的、被帽子压出的凹痕，在夏日的照耀下闪着光。呵，怪不得他常年戴着帽子，今天又显得格外陌生呢。

游街的队伍从操场的一端渐渐地走向另一端，转了个弯，最后又被“护送”到操场一角的一个一人来高的平台上。平台下，整个操场早被学生挤得水泄不通。
“低头认罪！检查！”那几个有“两个名字”的同学高声呐喊。

“我是反党反人民的黑帮分子，我认罪！……”两个副校长和教导主任低着头，唯唯诺诺地忏悔后，退到了一边。

轮到胡志涛了。平时经常身着质地高级的套装的她，今天，穿着一身简朴的、洗得发白的便服，不过，那褪色的、却熨得平平展展的便服并没有丝毫降低她的镇定与从容。她看了看黑压压的人群：

“我热爱党，热爱毛主席，但我思想改造得不好，客观上执行了一条资本主义教育路线……”

呵，她的胆子真不小，她竟然敢为自己辩护！早就听说她是位“三八式”的干部，抗日战争爆发不久便参加了共产党，还坐过国民党的监狱。看来她的骨头还象以前一样硬。不过这样做，会不会给她带来更残酷的折磨呢？

不出所料，几位“革命小将”被她的顽固不化激怒了：

“你是说你并不反党反人民？”

“我客观上犯了反党反人民的错误，但我主观上是热爱党的……” 她还象刚才一样镇定。

我的心缩得更紧了。如果说反党反人民已经是十恶不赦的大罪，那么死不认罪就更是罪加一等。这时，不知从哪儿，“小将”们找来了写大字报的墨汁，从她头上淋了下去。接着，又淋了几勺贴大字报的浆糊。雪白的浆糊和漆黑的墨汁交错地从她的身上流了下来，就象给她戴了一个黑白相间的花冠。不知为什么，我忽然想起一本小人书——安徒生童话《天鹅》里的一个画面。在那个童话里，善良的小公主经常遭到邪恶的巫婆后母的陷害。一次，利用小公主洗澡的机会，她的巫婆后母指示一只癞蛤蟆跳上了公主的头。可是，由于公主的善良，那只癞蛤蟆变成了一朵鲜花。

眼前的这一切，比起工作组指挥下对校领导的“揭发” 和“批判”，无疑是升了一级。可是，不知为什么，一切仿佛仍象一场闹剧。

可是，闹剧迅速发展成为一场血腥的惨剧。

胡志涛还在继续交代着她的罪行，平台上的小将们还在继续怒吼，忽然间，一阵更大的骚动从后院方向由远而近传进操场。似乎忘记了台上的胡志涛和“小将”，操场上的人流涌向了后院的方向。原来，几个有“两个名字”的同学，从后院拣来了几个大木棍。后院原来是学校的建筑工地，文革前准备兴建一座教学楼。文革开始后，工程停工了，而建筑材料还散乱地堆积在后院。不知她们从哪儿找来了几根几米长、拳头粗细的木棍，十几个两寸多长、又黑又锈的粗铁钉，歪歪斜斜地从木棍里钻了出来，尖利刺人的钉子头在夏日的阳光下面目狰狞地闪着光。

“不好，马上要流血了！”不能忍受暴力与残酷、但也无力制止她们的我，急忙趁着人群的骚乱，溜进了离学校大门不远的厕所，又从那儿，悄悄地溜出了学校的大门。

那一天以后，四位校领导，全部成为残废。听说胡志涛骨盆粉碎，脊椎断裂。在另一场批斗会里，原校党支部书记卞仲耘心脏病骤发，被送进和我校只有一街之隔、设备齐全的中型医院——邮电医院急诊室。可是，由于卞是“黑帮”，医院拒绝抢救，四十多岁的卞仲耘当场一命呜呼。以后，听说我校又有十余名教职员工，不堪忍受各种折磨，先后自杀……

每当我想起那几个曾经和我一样，每天坐在教室里上课、做作业、排练节目的同学，我总是感到不可思议：是什么力量，在一夜之间，把她们这些十几岁的“正常”少女，变成了杀人不眨眼的豺狼虎豹？

北师大附中现任校长袁爱俊女士9月９日在建校90周年校友返校活动中致辞：“……九十年的实验中学能保有一份高尚，是因为在这里生活过的每一个人都把使命、境界、灵魂看的比什么都重要。‘实验人’可以平凡但不能平庸，可以没钱但不能没格，由代代届届‘实验人’营造的精神生态、文化生态仍然在滋养着一代又一代的实验学子。”

Sunday, August 05, 2007
China's Great Wall of Silence, The Murder of Bian Zhongyun: Current Photos of Song Binbin


This is the iconic photograph of Song Binbin (宋彬彬) pinning a Red Guard armband onto Mao Zedong in 1966, marking the official beginning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The photo and caption are reprinted from MacFarquhar's and Schoenhals Mao's Last Revolution.

Above right is the photograph of Song used in Carma Hinton's propaganda film Morning Sun, and above left is a 2005 photograph of Song taken at the memorial service in Beijing for her father.
To our knowledge this is the first time that a current photograph of Song has appeared in any English language publication in America, where Song lived until recently retiring to Beijing.

Song's father was a ####munist Party official. In 1966, she was 19 and a student at the elite Girls Middle School attached to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Mao started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in secrecy in the spring of 1966. Violence followed. That summer while Mao was away from Beijing plotting, his uninformed head of state, Liu Shaoqi, attempted to control the violence without stopping it in a way that he hoped Mao would approve. Liu sent in "work teams" to the various middle (high) schools and universities around Beijing. Bian Zhongyun, the vice principal of the Girls Middle School, was denounced and "struggled" (beaten) on June 23.

On August 1, Mao made a triumphal return to Beijing. Immediately he ordered the removal of the work teams, thus turning over control of the schools, and the violence, to the students. Mao's order also was the beginning of the swift purge of Liu Shaoqi. Violence increased.

In "Red August" and September of that year over 1700 innocent people were murdered in torturous ways. Song Binbin, one of the most prominent Red Guards in Beijing at the time, was the head of the in-charge Revolutionary Committee at the Girls Middle School where Bian was vice principal. On Song's watch Bian was beaten again on August 4.

In the afternoon of August 5 Bian was paraded out of the school by Song's Red Guards. This is how two leading historians describe what happened next:

"The headmistress [Bian], a fifty-

year-old mother of four, was

kicked and trampled by the girls,

and boiling water was poured

over her. She was ordered to

carry heavy bricks back and

forth; as she stumbled past, she

was thrashed with leather army

belts with brass buckles, and with

wooden sticks studded with nails.

She soon collapsed and died." (1)


Bian's body was placed in a garbage container and deposited in front of a hospital right across the street from the school.

Bian's murder is the most notorious of that time first, because it was the first instance in Beijing of a teacher being murdered by her students; second, because of the torture; third, because all of the murderers were girls and fourth, because the girls who attended the school were the best and brightest of Beijing with many coming from the elite families of the C.C.P. (2)

In her capacity as head of the committee in charge of the school Song Binbin went to Beijing deputy mayor Wu De to officially inform him of Bian's murder.

Thirteen days after Bian's murder Mao made a dramatic predawn appearance in Tienanmen Square. The occasion was the first rally of the Red Guards. Over one million were in attendance. Up on the reviewing stand Red Guard leaders were given the honor of appearing with Mao. Some Red Guards pinned armbands on government officials, including Mao himself:

"A leading perpetrator of the

atrocities in the girls' school

where the headmistress had

just been killed was given

the signal honor of putting

a Red Guard armband on

Mao. The dialogue that fol-

lowed was made public:

'Chairman Mao asked her:

"What's your name?" She

said "Song Binbin."

'Chairman Mao asked: "Is

it the 'Bin' as in "Educated

and Gentle?" She said:

"Yes." Chairman Mao said:

"Be violent!' " (3)


The photograph above records that moment. It represented Mao's symbolic approval of Red Guard violence and the official start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which was to last ten years and claim an estimated 3,000,000 lives.

Song Binbin changed her name to Song Yaowu, "Be Violent." Her school was renamed the "Red Be Violent" school too.

On August 20 an article in People's Daily appeared signed by Song Yaowu describing her ecstatic experience with Mao.

Song immigrated to the United States in 1980. She got her Ph.D from the 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in 1989 under the name of "Yan Song" and for some time thereafter worked for the Commonwealth of Massachusetts as an environmental researcher. She and her husband lived first in Lexington and then Concord, Massachusetts. Their son currently attends Stanford University.

To this day Yan Song, aka Song Yaowu, nee Song Binbin has refused to be questioned about the subject. Song and her friends, Carma Hinton,(4) and fellow Red Guard Weili Ye and others have gone to great lengths to defend her and to protect even her true identity.

Below is another picture of Song taken at her father's memorial as well as a third taken at a party. (5)
The publication of these photographs represents a small crack in China's Great Wall of Silence. This is Public Occurrences.

Anyone with information on the
identities of those involved in
the torture and murder of Bian
Zhongyun, contact us at
PUBLOCC@GMAIL.COM

摘自中文维基，主条目红卫兵，有十个次级条目，宋是其中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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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彬彬，文化大革命時期紅衛兵領導人，曾改名為宋要武，當時中共東北局書記宋任窮的女兒。

就讀北京師大女附中，1966年7月31日，北京師大女附中成立了紅衛兵組織，成為紅衛兵領導人。8月5日，教育工作者，当时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中共党总支书记兼副校長卞仲耘被批鬥致死，副校長胡志濤受重傷，當晚宋彬彬等人在北京飯店向北京市委第二書記吳德報告卞仲耘死因。卞仲耘为北京市第一个死于文革批斗的教育工作者，民间普遍认为宋要武和她的死有直接联系。1966年8月18日在天安門城樓上為毛澤東戴上「紅衛兵」袖章。毛澤東問她叫甚麼姓名時，女學生回答說：「我叫宋彬彬。」毛澤東隨口說：“文質彬彬不好，要武嘛。”於是宋彬彬改名宋要武，該中學改名為“紅色要武中學”。

8月20日《人民日報》刊登宋要武《我為毛主席戴上紅袖章》的文章：“這是我終生難忘的一天。我給毛主席戴上了紅衛兵袖章，主席還給我取了個有偉大意義的名字。……毛主席給我們指明了方向，我們起來造反了，我們要武了！”此舉引發了全國性的改名風潮，凡有「文」字者皆一律改為「武」字。千家驹《自撰年谱》载，“宋彬彬和人比赛，那一个红卫兵打死了六个人，她为了胜过那个人，就打死了八个人”。民间亦有宋在串联期间在武汉用红卫兵皮带打死一人的传言。[1]

1980年代移民美國，隨夫李長春到美國波士頓讀書。有胡杰导演的紀錄片《八九點鐘的太陽》（Morning Sun）傳世，她表示“破四舊呀，抄家呀，我一次都沒參加過。……因為我一直是反對打人，反對武斗的。”


网上这类讨论很多，下面是一反对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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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玛在回答记者问时作证∶“我多年来从许多见过宋彬彬本人或与她有直接接触的人那里了解到的情况，她的为人，以及相关的时间、地点。这些人，不管原来是哪派的，都与宋彬彬本人的说法一致。”

　　王友琴的《卞仲耘：北京第一个被打死的教育工作者》里有十句话，十二次提到宋彬彬的名字，但无一处指明宋彬彬曾参与组织、命令，或者动手殴打她们的校长。

　　卡玛在上述回答记者问时转述过王友琴自己说过的话∶“我问过王友琴，关于宋彬彬所在的师大女附中打死女校长的事。王友琴在这个问题上调查是最深入的。我问（王友琴）∶‘宋彬彬参予了没有？’她（王友琴）说∶‘没有’。”

　　卡玛还说，她向许多人调查核实后相信，宋彬彬不是一个有暴力倾向的人，她（宋彬彬）本人与卞仲耘校长被打死并无牵连，也没有参与过武斗。

　　影片《八九点钟的太阳》里宋彬彬的澄清是可信的，应当把她从文革施暴者名单中剔除。

转帖：

忏悔？ 谢罪？ 看看下面的介绍吧， 他们都成了文革的受害者。 大笔一挥，历史的黑白就翻了个个儿。 话语权阿。 更不用提文革以前历次运动的元凶和帮凶了。 这些人，谁手上没沾着无辜老百姓的血和泪？再看看，今天坐在党中央的那些太子党，有几个不是宋彬彬的同类？

再看看宋的自传，字里行间，还不是老子英雄儿好汉？
~~~~

宋彬彬在校学习时热爱学习，热爱集体，关心同学，尊敬师长，严格要求自己，积极参加社会工作，高三加入中国共产党。在1966年8月18日，主席接见红卫兵时，为主席佩戴上红袖章。在文革中曾受江青等人迫害，后响应国家号召去内蒙插队；十年动乱后，出国求学、工作，研究生学历。

　我母亲一生朴实无华，爱国家爱人民爱家人，她是我现在生活中最重要的人。母亲是长征时中央纵队30位女红军中现在硕果仅存的三位之一。童养媳出身的她一直保持着劳动人民的本色。她热爱劳动，善良，勤俭，大度，以92岁高龄，虽属一级呼吸衰竭的她仍坚持自己手洗内衣。她极为谦虚，总说自己的文化水平太低，对国家贡献太少，她从不要待遇，要地位，只是勤勤恳恳地做力所能及的工作。从抗日战争的烽火年代，她主动要求去前线起，至2005我父亲去世，她全心全意地陪伴我父亲走过了艰难坎坷无数的69年。现在看天气预报是她每天的头等要事：她每天都在焦虑北京乃至全国太缺水了。她一辈子节水节电，至今仍把洗脸洗澡洗衣服的水接起来冲马桶。她走过哪儿都随手关灯，黄昏时光线暗了她费力地看报还不让开灯。我说，你不知外面的大楼怎样通宵灯火辉煌，不差你这盏灯。她却仍坚持说国家的能源太缺了，能省点是一点。

　　父母的正直，廉洁，谦虚，朴实，任劳任怨，不讲代价，永远把祖国和人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是我一生学习的榜样。

刘婷婷打死了校长？然后老爸再被人打死？

一场民族集体犯罪，整人者也即被整者，从上至下没几个真正清白的，烂透了！

母校校长被人们在众目睽睽之下被批斗、被打死！

这么一个一清二楚的事情，都是今天了！当事人不出来忏悔，目睹人选择沉默，一个无罪的生命被人遗忘......

怎么能不说是酱缸文化？

都这个年龄了，还不知耻。(左二为宋彬彬)

转载者的目的到底是什么？我相信绝不是出于虚伪的自我表现，而是出自作为一个平凡人的基本良心。耳闻目睹人间社会上的不公，于是忍不住想喊一嗓子，发出一点微弱的正义的声音。其它的事情转载者又能做什么？不见得亲手去将美国公民宋彬彬捉拿归案甚至主持正义，为当年惨死的女校长报仇？

有人能指责转载者既然不能亲手为女校长报仇，转载这样的文章就是虚伪的空喊吗？我坚决认为不能！

一看那个宋彬彬就满脸的邪恶。一场政治斗争、一场史无前例的浩劫。

父亲讲文革的时候很可怕，先是文斗，再是武斗。像我这样在国内长大的人，受的是赤色的教育。如果没有网络，可能永远不知道历史的真相。
如果不把这种杀人魔绳之以法，那么整个中国真的是沉默的，逆来顺受的中国。可惜，中国孩子从小受的教育就是奴化教育。

这件事情和那个卖花的小孩，完全不同。女校长是一个有气节、有尊严的校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