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 真相
为了给试验工作采取样品,我又踏上了重返草原之路。经过北京时,正巧遇上北京知青赴内蒙古插队二十周年纪念。时隔十多年,又与十二小队的知青们相聚,我感慨万千,忍不住冲进了卫生间,让泪水与自来水一起奔流。我用凉水洗了脸,镇静着自己,从卫生间走出来,与大家叙谈。大家都变了样子,曾经年轻的脸颊深深地刻下了岁月的痕迹。人家互相打量,说:老了老了。外队的女生也参与了我们的聚会。广播电台的于小娜原是宝力格队的知青,还记得我会唱歌,举着话筒跑来,让我亮一嗓子。可惜,我嗓子哑了,唱不出来了。她遗憾地摇着头。我四处张望,想找到小和尚穆元真和郝爱华,可是,他们都没有来。我一直记挂着他们,尤其是郝爱华,她仗义直言,为了替我打抱不平,被取消比赛乒乓球的资格,因此得了神经衰弱,离开草原时,情绪不好。都是我连累了她啊。我真希望见到他们——好心的小和尚和郝爱华。
有一个外队的女知青来到我面前,神情冷漠,目光里透着轻蔑,语气很生硬地说.听说你又结婚了?我点点头。她又说,你跟余汝明结婚,花光了他的钱,又跟他离婚,再去找什么军人又结婚,你现在的孩子是第二个丈夫的吧?我又点点头。我明白,余汝明散布的舆论起了作用,这个故事太长,此时此刻无论我怎样解释,别人都不会相信,十多年一次的聚会啊,我听见的却是这种声音。有的人更绝,向我迎来,伸手要与我握手,同时问我的名姓。我回答后,她立刻脸色大变,马上收回自己的手。我伸出的手尴尬地悬在那里。她当众如此羞侮我,是什么意思呢?
我看见了方梓兰,她正站在麦克风前讲知青的故事。
有人说,她与余汝明离婚了,四十多岁的人,还没有一个固定工作,到处晃什么,还不快找一个人结婚。她们的口气里同样流露着蔑视。方梓兰……你怎么?曾经漂亮非凡——鲜花一样灿烂的方梓兰——为什么会变得这股憔悴?
方梓兰讲完话,便与我交谈起来。
原来,余汝明后来又用同样的手段将她抛弃,另寻新欢了。我理解她此刻的痛苦,也钦佩她的坦率与大方。因为我们的环境不同,我只能采取作茧自缚的方式保护自己,她则是勇敢地站出来,利用这次聚会的时机,迅速做好许多人的工作,邀请与她的离婚案有关的人物,去她家中座谈,弄清情况。被邀请者有文旭、王大可……还有余汝明常常提到的哥哥一一余汝斌。
在方梓兰精心布置的小屋里,相聚了十几个人,大家动手,做出了一桌可口的佳肴。大家齐声称赞方梓兰有能力、有胆量从余汝明设下的思想圈套中跳出来,而我仍然深陷在他布下的烂泥阵里,不能自拔。大家不了解我,是因为我未及与大家叙谈。余汝明称文旭是一个品质恶劣者,出卖了巴音淖尔的运动,出卖了朝鲁,出卖了他本人和我。文旭并不介意别人对他的态度,依然是那样坦坦荡荡,谈笑风生。他称赞方梓兰的勇气与开放性思维。我知道,文旭的赞美是说给我听的,意思是我比方梓兰古板。
这次小小的聚会,议题是当众核实一些情况,并同通过余汝明与方梓兰的离婚案,共同认识余汝明其人其事,因为余汝明不仅仅是知青,更是“文革”中涌现出的一类政治性人物,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弄清基本事实,讨论和剖析这个代表性人物,得到尽可能清醒的认识,从而对他在个人、集体与国家活动中可能产生的危害,保持警惕。
通过当面核对情况,大量事情真相大白,令人吃惊。的确,谎言可以一时欺骗许多的人,但是,不可能永远欺骗所有的人。
大家一致认为:
一、他有赌博于政治的巨大野心,更有“无毒不丈夫”的深谋远虑。
二、他的政治野心和目的并不是像他声称的那样——为了人民谋幸福,而是在动人的口号下掩盖着一个赌徒式的贪欲。他所竭力反对的“封、资、修”的东西,如:权欲、金钱、专断、权谋、享乐……恰是他毕生的追求,并且为此而不择手段,不惜冒险。
三、他性情复杂,刚愎自用,乖戾多疑,妄自尊大,反复无常而又寡情薄义,过河必拆桥,卸磨必杀驴,只有功利的需要,而无真正的信仰可言。他从来就没有相信过他一再声称的信仰。他声称的信仰只是自己的一种赌术与在赌场里自造的光环。
四、他有政治领袖之志,却不具应有的人格魅力、博大胸襟与献身精神,驾驭不了自己的欲望和极端功利的意识,骨子里是一种真正的永远的自卑。于是,只有借助心术、谎言、告密和各种手段;一旦有了条件,必然还要借助暴力。这种有着重大人格缺陷而又目光远大、思路宽阔、工于心计并且颇有洞见的人,一旦得志,将会做出翻天覆地的事情来,给国家与人民带来恐惧、动荡和灾难。他的个人行为和个人的文化结构,已经说明了他的这种可能性。他清醒地知道应该怎样寻找与等待机会。他时常流露出对希特勒的欣赏,并已说过,秀才造反,十年不行,一万年也不行,在中国搞政治,需要点流氓、无赖精神。他是一个危险人物。他的领袖之志,说穿了,不过是一种深刻的帝王情结。
五、他实际上不把任何女人当人对待,很难发自内心地真正爱一个女人,只有利用、喜新厌旧与泄欲。自然,除了功利或者赌局的需要,他也很难有真正意义上的亲情与友情。
六、他确有非常之处,立意高远,思想敏锐,吃苦耐劳,研读能力极强。故此人若将精力用于学术研究,必然大有作为,但绝不可用于政治……
许多人感到,他的个人优势与复杂人格,迷惑了不少人。他对林彪的批判,其实是借用了他的哥哥——余汝斌的观点。他说过,他哥哥的房子被烧,幸亏两个儿子上学去了。我向余汝斌表示慰问时,余汝斌惊讶极了。原来,根本没有这回事,余汝斌没有被烧房子,也没有两个上中学的儿子。他撒谎是为了掩盖出卖哥哥的真相:余汝明被揭发出反林彪言论以后,将全部责任推给了哥哥余汝斌.还编造哥哥成立了一个反林彪小组,进行反革命活动。于是,哥哥、嫂嫂同时被捕,关进了著名的战犯监狱,成为政治要犯,并被判处死刑。嫂嫂林思韵因为怀有身孕,缓刑一年执行。嫂嫂是在监狱里生下第一个孩子的。当再有两个月就要执行枪决时,“九·一三事件”发生了,这对夫妻才算死里逃生。从被捕到释放,他们一直蒙在鼓里,不知为什么被处死,最后还是公安人员告诉他去问自己的弟弟。就是这个口口声声最爱哥哥和嫂嫂的人,几乎将他俩送上了断头台!原来,余汝明根本不是什么反林彪的英雄,而是连亲哥哥、嫂嫂也要出卖的人。
一个连自己最亲近者都不爱的人,会爱天下百姓吗?
一个连自己最亲近者都欺骗的人,一旦实现了自己的“政治领袖之志”会,怎样对待天下百姓和共过患难的战友呢?又会设下多少讳莫如深的大大小小骗局呢?为了将骗局维持与支撑到底,他会怎样利用权力、权谋、权术并且无情地干出些什么来呢?不言而喻,更让人不寒而栗。
他个人经历的苦难是惨痛的,令人发指,更令人同情。然而,他一旦得志。会不会去“负天下人”,以革命的名义、人民的名义、真理的名义制造同样惨痛和令人发指的苦难。因为,作为不幸者——他与制造不幸者几乎有着同样的精神结构、思维方式。有人表示担心,即使历史不给余汝明提供机会,会不会给张汝明、李汝明、王汝明提供机会呢?
北京天安门事件平反以后,据说余汝明打着天安门事件英雄的旗号,参与了一些社会活动,唬住了不少人。其实,余汝明当时根本不在北京而在江城。
大家又谈到当年在校时的三人小组……余汝明、申实、瞿仁倍。瞿仁倍应该是他最铁的哥们儿了。其实不然,害他最惨的是瞿仁倍——瞿仁倍的那封揭发信,对将余汝明关进师部黑牢起了决定性作用。他俩因此反目成仇。翟仁倍由于揭发有功,被分配到某城市的一所大学任教,从此过上了安定的生活。我因此受到该案牵连,受尽磨难。
申实则是一个一心向上的老实人,不知为什么被余汝明说得青面狼獠牙,成了一个可怕的政治野心家。我好奇,余汝明为什么格外看重这个人。后来,申实还来信诚心诚意地问余汝明好。原来,他与我一样,也被余汝明下了套子。
还有黄佩玉——一个美丽的妇道人家,老老实实的贤妻良母,余汝明却下大力气对付她,难道她也了解余汝明的什么秘密吗?黄佩玉忠实地跟着韦强,在草原上度过了二十余年的风风雨雨,何过之有?
单纯的雷幼月最是无辜,为了替余汝明几个哥们儿打抱不平,出了重拳,被关了五年大牢。他本来就老实,出来后更老实,默默地劳作,娶妻生子,在草原上生活了近三十年。余汝明刚放出来时,给了他五十元小恩小惠,雷幼月从此对他铭心刻骨。这五十元钱与五年大牢,是怎样的比重呢?
自然,吃亏最大的是方梓兰。
余汝明为她设下的离婚圈套,几乎将她害死。
方梓兰怀了孕,但她不想生下这个孩子,她不愿太对不起我。这是后来她告诉我的。她做了人工流产。流产以后,本应格外小心保健,然而曾经自称在“牢里打坏了”,“得了性神经衰弱”的余汝明——为了达到再婚目的,蓄意摧残她的肉体,拼命地过性生活,将她蹂躏得痛不欲生,服药自杀。余汝明卡住她的喉咙,说:不许死,让你活着受,只要人不死,谁也拿我没办法,因为这是法定关系,婚内性生活理所当然。他口口声声说可怜她,所以娶她,其实不然——他是看见方梓兰家里有一张照片——周恩来总理抱着小时候的方梓兰的合影,又听说其亲属与周恩来总理私人关系密切,以为可以利用这种关系。为了将方梓兰弄到手,他整整动了半年心思。用他自己的话,说深思熟虑后,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当他住进方梓兰家后,发现又不如意,便将目光投向了新的目标,决定抛弃方梓兰。他不仅让方梓兰牺牲自己的工作机会为他服务,而且设计陷她于不义,败坏她作为女人的名声,致使方梓兰长期受到人们的冷眼,生活无着,雪上加霜。如今,方梓兰憔悴得令人心酸。
方梓兰痛心地说,余汝明与长征离婚,是他精心策划的,如果她不说出来,会让长征一辈子背着黑锅。她说,她知道余汝明让长征给光杨亦森写了那封求爱信,当时,她觉得这样做太出格了,这无疑是在陷害呀。于是,她心里非常恐惧:他对长征干得出来,将来会不会对自己也这样……那时,方梓兰并不打算破坏我们的婚姻,只想与他保持两心相悦的关系。后来,听说我同意离婚,心想,大概是长征又认识了什么人,所以她才同意与余汝明结婚。
我愣住了,说:哪儿有这种事?我什么时候又找了人,什么时候同意过与他离婚?
方梓兰也愣住了,说:就是那次去北海,余汝明说专门跟你谈过离婚的事。
什么北海?谈过离婚?怎么和能呢?
方梓兰说,就是那次十几个人一同去游北海,走到九龙壁旁的画展厅,你们俩进了屋,谈了很久,还关了门,大家在门外等了很长时间,你们出来还在玉兰树下照了像。后来顺着湖边走的时候,他赶上我,塞给我一张纸条,上面写着:“长征已同意离婚。”当时我很高兴,心里真感谢你。他说,长征很开放,同意我们俩的关系,所以后来我才放心大胆地跟他在一起……
原来,余汝明就是这样骗了我,又骗了方梓兰。
那天,根本就不存在什么离婚谈话!当时,他关了展览厅的门,说是陪我好好看看画展,我很感动,因此还感到了与他单独在一起的幸福……
难道,余汝明真的没有想过吗——自己设下那么多骗局,终有一天会被揭穿的,那时怎么办?也许,一切骗局的设计者都过于自负了,以为谎言一旦上升为一种艺术,就可以成为永远。谎言毕竟只是谎言呀。
余汝明对方梓兰的精神折磨,一如继往:一边在床上做事,一边贬低她,称她“身子不如长征丰满,思想不如白露萍深邃”,深深地伤害着她的自尊。他故伎重演,常常用白露萍来刺激她,伤害她,折磨她,说什么每当看到白露萍都会异常冲动。他既然自称如此爱恋白露萍,为什么不去找她结婚呢?他是一个心计很深的人,一次次地以这种方式折磨人,是什么目的呢?
受余汝明诬陷最深的,应该说是与他真正共过患难的文旭。当年,因为“内人党案件”,文旭去了东乌旗调查。在余汝明的煽动下,牧民们交出了朝鲁书记。朝鲁书记因此遭到毒刑拷打,几乎丧命。当时,文旭并不在场,余汝明不让大家去解救,说要坐山观虎斗。当大家自发地解救了朝鲁书记时,他又突然出现在朝鲁书记面前,使朝鲁以为是他带人来解救的。朝鲁书记被余汝明欺骗了几十年,以为是文旭让人将他送给造反派的,因此长期心怀芥蒂。文旭竟然背了“出卖朝鲁书记”的骂名几十年。他襟怀坦荡,不在意别人如何看他,埋头苦干,一边工作一边拿下了两个文凭.脚踏实地走着务实的路,卓有建树。他是内蒙古知青中的一个真正成功者。他与石梅经过恩恩怨怨、曲曲折折后,终成眷属,我曾写信祝福他们,并且寄去一个月工资作贺礼。
这次聚会,使我更加认清了余汝明,也使我陷入沉思:知青中为什么会产生余汝明这样的人物?我们广大知青与余汝明都有着什么共同的精神食粮、生存环境、教育模式与文化土壤?我为什么曾经对他那样轻信和迷信,一再受骗?应该说,我当年的无知、偏激、盲从、固执,个人崇拜、英雄主义、理想主义也是造成悲剧的深刻原因。余汝明这样的大小骗子还有不少,只有真正地反思自己,才能走出骗局,走向新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