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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楚寒:当我路过广场 [打印本页]

作者: 欣荷春咏     时间: 2011-4-15 15:46     标题: 楚寒:当我路过广场

当我路过广场

● 楚寒

1
     我以为埃及离我很远,遥远得如同另一个世界。以前只在书本里读过有关埃及的故事,在现实生活中,我从没见到过任何一个埃及人。
     直到上周六下午乘坐灰狗巴士赶到旧金山,参加在市立总图书馆举办的“程宝林文学创作三十周年研讨会”。当我路过市政中心广场的时候,看到了一群阿拉伯姑娘,头扎淡黄色头巾,围成一个圈翩跹起舞、拍手、唱歌,一派欢庆气氛。另有一些阿拉伯小伙子三三两两地四处走动,有的挥舞着国旗,有的高举着同时写有英文和阿拉伯文的标语牌“埃及自由了!”,有的高举起一幅画像,上面是一张近期在媒体上频频露面、绷得紧紧的脸庞,脸下方是一个大大的“NO”——这不就是近来在埃及民众大规模的示威之下,上周五仓皇下台的那个穆巴拉克吗?
     不用说,眼前是一大群埃及人。他们,在异国他乡庆祝自己国家历史性的一刻。他们的喜悦感染了我,让我的内心被一种既奇异又美妙的感觉浸透,一种目睹历史、参与历史的感受。我第一次觉得自己的心,跟万里之外那个遥远的北非大国靠得很近,很近。
     我停住了脚步,广场上人头攒动,音乐喷泉的旋律在广场上空回荡着。一个眉清目朗的埃及小伙子在向路人派发传单,我顺手接过了一张,醒目的标题映入眼帘:“2011埃及,数千万人历史性地站立了!”。习惯性地道了声谢,觉得还不够,我又笑着对他加了一句“祝贺你们!”。灿烂的阳光像鲤鱼般洒在这群埃及青年男女喜乐的面容上,欢快地跳跃着。这个早春午后已将我掳获。
     过去的几个礼拜,电视、报纸和网络上的新闻,继突尼斯之后铺天盖地地报道埃及的局势。埃及各大城市的中心广场上,黑压压的人群集会抗议的场面,连续占据着各种媒体的头版要闻。荷枪实弹的军警严阵以待,与示威的人群陷入僵持状态,首都开罗甚至一度坦克开上了街。危局一触即发。
     情势的突变出人意外。当示威进行到第18天,这个数十年来依靠军警统治表面上看起来固若金汤的政权,让人难以置信地在人民力量面前,轰然倒下。穆巴拉克下台的消息公布后几分钟,尼罗河大桥上的汽车纷纷响号,开罗的解放广场上欢声雷动,喜出望外的人们奔走相告,“他走了!他走了!终于结束了!”——民众的欢呼声响彻云霄,一个时代结束了。古老的埃及,开启了历史的新页。
     不少密切留意埃及局势进展的西方媒体惊讶得目瞪口呆。上周五,英国一家媒体其中一篇报道的标题赫然是,“我们错了!”。文中说,西方许多资深的国际政治分析家这回都跌了眼镜,原以为埃及的军政当局会强力镇压,把示威民众赶跑,谁知最终被赶跑的,竟是铁腕掌权长达三十年的独裁者。仅仅十八天!看得出来,它难掩内心的喜悦——这恐怕是西方世界长期以来推行“自由民主”价值观最迅捷的成果了。世界各国睁大了眼睛,注视着这个非洲的文明古国。
      “在我们的生活中,能够有幸目睹历史性事件发生的机会是很少的。现在就是这样一个重要的时刻。埃及人民已经发出了声音,他们的声音被听见了,埃及将从此改变。… 埃及曾经在超过六千年的人类历史中发挥过关键作用。但在过去几个星期,当埃及人民要求普遍的权利时,他们推进历史的车轮向前的步伐快得令人目眩。我们看到母亲和父亲肩上背着自己的孩子,向他们展示真正的自由是什么模样。”。
      在电视上看到奥巴马的声明,这位出身非洲裔的美国总统的讲话动人而又诚恳,“美国将继续是埃及的朋友和合作伙伴。我们随时准备提供必要的帮助,并要求和期待可信的向民主的过渡。”也许,埃及人民“他们的声音被听见了”、埃及“向民主的过渡”,怕是很久很久以前早就已经注定的吧?圣经上记载:“耶和华说,我的百姓在埃及所受的困苦、我实在看见了.他们因受督工的辖制所发的哀声、我也听见了.我原知道他们的痛苦。…只因耶和华爱你们、又因要守他向你们列祖所起的誓、就用大能的手领你们出来、从为奴之家救赎你们、脱离埃及王法老的手。(《旧约全书‧出埃及记、申命记》)”奥巴马先生,你觉得呢?
   
    2
     纽约中央公园内有一座高大的巨型石碑,来自埃及,叫做“方尖碑”。它是以整块的花岗岩雕刻而成的,外形呈尖顶方柱状,由下而上逐渐地缩小,顶端形似金字塔的尖部。当旭日东升照到方尖碑的尖端时,它就像耀眼的太阳一样闪闪发光,让游客仰望着的双眼眩目、惊叹。
     这块方尖碑已经矗立在那儿将近一个半世纪了。早在1869年,为纪念苏伊士运河开通,当时的埃及总督将它作为礼物赠送给了美国。它的年岁嘛,更久远也更令人咂舌——距今已经四千多年了!远古时代的法老们,在大赦之年或炫耀军事胜利时,总要建造一座方尖碑,在它的四面刻上象形文字,成对地竖立在神庙塔门前的两旁。随着岁月的流逝,纽约的这块方尖碑逐渐变得古旧、龟裂和剥损,尤其是那上面的象形文字,几乎已经被磨掉了。这,让埃及古文物最高管理委员会秘书长为之心痛不已,他曾致函纽约市市长,“我对它的严重损害感到无比难过,我们希望能挽救它遭受毁灭的命运。”
     纽约中央公园里的方尖碑使我联想到巍峨的金字塔,神秘的狮身人面像,可怖的木乃伊,和孕育了人类最古老文明之一的浩荡的尼罗河。它的老旧、磨损则让我想到一个令人痛心的命题——越古老的民族或文明,越落后。原因呢?不外乎这么几个:有人认为越是古老的民族、文明越容易为传统所累,历史包袱重,越容易固步自封,而不愿革故鼎新;有人认为因为它对自身古老文明的优越感,反而阻碍了它进一步的发展;有人认为是后代统治者的低劣残暴,破坏了古老文明美好典雅的遗迹;有人认为是因为现代文明理念在它们身上,遭遇了比较顽固的抵触、抗拒……
     种种解释均言之有理、有据,没有人能简单回答。但几乎可以肯定的是,每一个拥有古老文明的国家、民族或地域,在人类历史进程迈入到现代社会之后,都不约而同地都走向了衰落,甚至消亡,尤其是在政治文明领域的步伐,裹足不前。它们呼唤自由,却换来严密的社会控制;它们向往民主,却堕入暴政的万丈深渊。方尖碑,既是文明保存的象征,也是文明颓败的缩影。
      那么,眼下的这场埃及百年巨变,会不会成为这个文明古国由此转入现代文明的契机呢?会不会,让古埃及文明的远年光华,在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重新闪烁?再进一步,人类政治文明的光芒,能否就此渐次临照那些古老的土地,让那些积累了深沉历史力量的古文明,在新的世纪,重新散发出迷人的光泽?
      只能谦卑地期待着。并且有理由这么期待。时光已来到当今这个信息畅通到无远弗届的时代,地球上那些古老的民族或文明,再也不应被现代文明所遗忘了。它们在与蒙昧与野蛮的抗争中,需要关注,需要扶持。
      我真的很在意,身为同样来自文明古国的后人,我很在意方尖碑是否会遭受毁灭。我更担心的是,人们对它的漠不关心——它需要关注的目光,需要扶持的手臂。毕竟,古迹的魅力如同古文明,是永远不可能被新的东西所替代的。缺少了方尖碑的纽约中央公园,定然是浅薄而空虚的。

    3
     当穆巴拉克的总统专机——不,一架普通的直升飞机,在距离开罗400公里的红海度假胜地夏姆锡克降落的那一刻,许多年长的埃及人会联想起1973年、时任空军司令的穆巴拉克亲驾战斗机轰炸以军的一幕。那是在第四次中东战争之中。当年的穆巴拉克意气风发,他被委为“十月战争”的最高指挥官,参与了整个战争作战计划的制定和指挥,重创在前三次中东战争中屡胜不败的以色列军,达到他个人军旅生涯的高峰。八年后,继任总统,开始执掌中东地区最显赫最令人生畏的权力。
     30年后的今天,貌似强大的穆巴拉克帝国却走到了穷途末路。元首走下飞机的这一刻,没有鲜花、掌声、勋章和欢迎的人群。有的只是,瑞士外交部的声明:瑞士政府下令冻结一切属于穆巴拉克及其随从的资产;总检察长的公告:冻结穆巴拉克及其家人在国内的所有动产和不动产;过渡政府的文告:禁止穆巴拉克及其家人离开埃及。当年的“中东雄师”在埃及国内军、政两界众叛亲离,惶惶不可终日。
     穆巴拉克更没有想到,多年的盟友及靠山美国这次在他权位势危之际,竟然没有伸出援手。辞职下台的前一天,他在与一名以色列议员通电话时大发牢骚,指斥美国“不懂民主”,自己下台后国内骚乱不会停止。除了他以外,很多人对美国的态度也感到不解,不过是从另外一个角度去看问题——你们美国不是要在全世界输出民主吗,在独裁者下台之前、埃及民众的抗议怒潮持续进行的时候,你们对埃及局势的表态为何总是立场含糊、措辞暧昧?更想要问的是,矢志推广民主的你们美国,为什么要与一个独裁政权保持了长达三十年之久的“铁杆盟友”关系?这,就是你们推销的“中东民主改造计划”吗?
     美国人回答不出来。不但回答不了,而且还会面露窘相。美国不会不知道穆巴拉克政权暴虐的一面:在他统治的三十年当中,埃及经济长期低迷,民生日渐凋敝,在贫穷线徘徊的人口,高达四成;而穆巴拉克家族聚敛的财富,却是天文数字,直追世界首富;更可怕的是,他倚重军队和警察系统有恃无恐地采取高压统治,人权不彰,腐败丛生,压制媒体,言论自由被打压;他将因前总统遇刺于1981年颁布的临时性的紧急状态法案,硬是不顾各界的批评反对持续实施至今;他将对其执政集团进行监察或批评的记者、牧师、活动家和普通民众,扔进监牢,酷刑相加。
     明明知道穆巴拉克是一个现代版的暴君,却不遗余力地予以支持,豁免债务,培训军官,提供军援,待之以国家元首礼仪,这不是一句外交辞令“稳定中东局势”就能搪塞得过去的。奥巴马的前任小布什任内一面提出“建立民主制度的大中东计划”,一面却又支持埃及、约旦、巴林、阿联酋、沙特阿拉伯和其他地方的中东独裁者。以前的支持和如今的谴责将美国的自相矛盾凸显无遗。面对质问,当然回答不出,而且面露窘相。
     美国人的无言以对还有其他的原因:他们当中的许多人心安理得地认为,穆斯林主导的社会由于错综复杂的宗教情结、以及军警和情报部门强大的影响力,无法实行民主,也不愿推行多元化的社会政治体制。他们还天真地以为,穆巴拉克式的独裁强人统治,或许真的有助于稳定动荡不安的中东局势呢。倘若这种政权更迭的话,换上极端的伊斯兰教派上台掌权,那麻烦可就大啦。更重要的是,只要这些主政者能够保证美国的石油供应,只要他们别对以色列强硬,别对美国偏袒以色列的做法有所不满,美国人同意他们维持现状。至于民主不民主,暂时先放到一边吧。
     这样做的结果如何?令人遗憾。在这样的思维主导下,长期以来在中东的阿拉伯世界,形成了一种颇有“成效”的暴政专制模式——让人觉得,一种稳固的专制统治形式似乎已经落地生根,并将长期维持下去。这种模式,让统治集团自鸣得意,让御用文人大肆吹捧,让中东地区在二战后世界不同地区掀起的一波波民主化浪潮面前,岿然不动。这种所谓的“阿拉伯模式”,在曾被派驻黎巴嫩多年的《纽约时报》记者托马斯·弗里德曼看来,却很不以为然,他对之有个形象的比喻,叫“水沟油”体制——这些中东产油国的庞大石油收益成了专制政权、皇权的资本,他们一方面用金钱收买人民,不要意图改变现状;另一方面则建立起强大的专制国家机器,将任何异议及反对者镇压下去。
     可是你知道水沟油再怎么美味可口也是有害健康的。在乌云密布的死寂之中,总有未曾绝望的人心在隐隐地萌动,在长年的暗夜里,渴望着拨云见日的那一刻。时光来到2010年岁末,突尼斯一个无照小贩的自焚点燃了人们心中的怒火,成千上万的人走上街头,走向广场,从一个国家波及到另一个国家——突尼斯、埃及、也门、阿尔及利亚、巴林、利比亚、约旦、沙特阿拉伯、叙利亚…,发出同样的声音:“受够了!”,千千万万只鸡蛋撞上坚硬的高墙,人们用胸腔的力气在呼喊:“自由!自由!”,埃及年轻一代的喊声更是直截了当——“穆巴拉克下台!”
     穆巴拉克,这个曾经受到万民仰慕的英雄人物,被前总统萨达特称赞为“我们祖国人民的灵魂的代表”,在这个时候成了一个邪恶的符号。千千万万个埃及人向他、他的家族和他的裙带集团发出了毁灭性怒吼,数千年前古埃及坚韧、乐观的民族精神重新焕发,并且,带给21世纪人类最激动人心的革命篇章。他的下台,让埃及民众在从30年暴政的噩梦中惊醒过来之后,不禁扪心自问:灿烂的尼罗河文明,绚丽的古埃及文化,究竟中了什么邪,会一头跌进这种残暴、腐败、僵化、政治管制空前严密的罪恶渊薮之中?在一个以人民喜欢热闹、聊天、聚会和表情丰富、诙谐幽默而闻名的国家,究竟造了什么孽,让人民像那个沉默寡言、面容绷紧的现代法老一样变得寂默而又抑郁?
      亲美的穆巴拉克被人民赶下台,为中东地区腐败的强人政治敲响了丧钟,也为美国迄今为止的中东政策敲响了警钟——美国对阿拉伯威权统治者的妥协、纵容和支持,在道义上是站不住脚的!不仅如此,还会引起这些国家在信息时代迅速成长的公民社会的敌意,甚至于,滋生美国所不愿意见到的极端主义。美国人势必要回顾检讨自己的来时路,在内心和自己进行一番辩驳:如何在实现美国的外交目标——实现中东和平、驻军波斯湾、保证石油市场及反恐合作上,与推广自己提倡的民主人权价值观方面,取得一个平衡点?换句话说,如何能做到同时兼顾自己的现实利益与价值理念?更进一步,如何展开富有成效的宗教对话乃至文化对话?是否应将目光放长远,而不是只盯着眼前,从而致力于推出中东地区长久的和平政策?
     我在一台专用售报机面前投币,买了份当天的《华盛顿邮报》,刚翻到评论版就被一篇评论吸引住了。文章的作者,是美国前一任国务卿,赖斯。她回忆起自己于2005年访问埃及时在开罗一所大学的演讲,曾经这么反省过,“我们应该展望每个政府都能尊重公民意愿的未来——因为民主的理想是普世的。六十年来,我的国家——美利坚合众国——在中东以牺牲民主为代价寻求这个地区的稳定。但结果是鸡飞蛋打,我们既没有推进民主,也没有赢得区域稳定。”
     今天,重归学者身份的赖斯已经彻悟,“暂时的动荡不安要远远胜于建立在专制基础上的虚假的稳定,美国应当支持民主政府…相信在历史的长河中,世界各国人民共同怀有的民主理念,将比一时的动荡更加持久、更加有着积极的意义。”
     赖斯曾经痛苦的反省,和今天的彻悟,让我的心头微微一震。谁说自大的美国人,从来不晓得自我反省?我相信,今天这场变革所展现出来的信息时代的力量,和普通人心的力量,应更能触动美国人深自反省。而这样的反省,在我看来,不仅仅属于美国人,也不仅仅属于埃及人。

    4
     埃及变革上承突尼斯,下启也门、约旦、巴林、阿尔及利亚、沙特阿拉伯、利比亚等国,这股形同多米诺骨牌效应的阿拉伯世界民主浪潮让人看得眼花缭乱,媒体将之冠名为“中东波”。这一名词,让人自然而然地联想到,上个世纪末那场蔚为壮观的民主化浪潮——1989至1991年的“苏东波”,即,前苏联和东欧各国的剧变。当时的西方社会欢呼雀跃,社会上弥漫着喜庆的氛围,因着目睹了划时代的场景一幕接着一幕:两德统一,苏联解体,东欧变革,华沙条约组织解散。长达近半个世纪的“冷战”时代,以西方的自由民主体制获胜而划上句号。目睹此情此景,日裔美国学者弗朗西斯‧福山在一本书里,以自信且肯定的语调,直截了当地向世界宣告: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世界上发生的重要政治事件不仅仅是冷战的结束,更是历史自身的终结:历史的演进过程已走向完成,自由、民主和市场经济的制度,是‘人类政治的最佳选择’,并即将成为‘全人类的制度’。”
     这,就是“历史终结论”。福山出版这本著作的时间,是1992年。可是,一九九零年代动荡不安的世界局势,让福山下的结论颇有些尴尬,它所呈现出来的,似乎是一幅并非“历史走向终结”的画面:在欧洲,持续十年的巴尔干危机,最终以科索沃战争收场,数十万人在内战和种族迫害中丧命;在非洲,卢旺达大屠杀惨绝人寰,逾百万人遭到有组织的大屠杀、流离失所、霍乱、痢疾;在亚洲,印尼排华暴动震惊世界,数千名居于印尼的华人惨遭杀害、强奸、打砸抢烧……在沉重的现实面前,福山的观点遭到了来自各方面的质疑、反驳、批评和嘲弄,甚至被人宣告破产,这其中包括他攻读博士时的导师之一、哈佛大学的政治学系教授亨廷顿。在1996年问世的《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中,这位学者对他昔日的学生毫不留情面,他针锋相对地反驳道:
     “历史非但没有终结,我们即将步入文明的冲突。”他的理由是,“未来世界的国际冲突主要是不同文明的冲突,而不是意识形态或经济的冲突。世界变小了,不同文化的接触会产生磨擦,而文化差异是不易改变的,对相同文化的喜爱和对异类的憎恶是人的天性,因此,文明冲突是未来世界和平的最大威胁。未来趋势是,西方大国主导的时代在终结,新兴大国反西方并偏爱自己的文化规范,以内部文化价值作为个人和政治认同日渐重要。在不同文明间,尊重和承认相互的界限因此也更重要了。”
     亨廷顿的观点带有预言的味道,至于“未来世界的国际冲突主要是不同文明的冲突,而不是意识形态或经济的冲突。”的著名论断呢,其实你知道的,他的潜台词显然是,“自由、民主、市场经济并非历史的终结”。
     不用说,西方的学术界乃至政界因为多半持有“西方中心论”的缘故,原本天然地倾向于福山的“自由、民主体制和市场经济已经获得胜利”的论述。但是, 2001年“九一一事件”的爆发、19个阿拉伯青年驾机冲撞世贸大厦的世纪劫难,加上其后美国发动的两场战争、及美国与伊朗之间的紧张情势,却印证了亨廷顿的“未来世界的国际冲突主要是不同文明的冲突,而不是意识形态或经济的冲突。”——恐怖主义威胁着美国和西方国家以至全球,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文明与基督教文明爆发了激烈冲突。于是,一个政治学中民主化领域的新名词应运而生,叫做“阿拉伯例外论”,就是说,自由、民主、市场经济并不是阿拉伯国家的终极政治选择,阿拉伯世界的文化结构和国情民性独特于普世价值之外,是世界潮流的一个例外。这一“阿拉伯例外论”,也被一些经济新兴的威权政体国家引为己用了——它们宣称,自己,也是“例外”的。
     看来还是当老师的棋高一着。21世纪的头十年,亨廷顿的学术锋头一时无两,甚至他的理论信用度被抬高到“亨廷顿一说话,全人类都倾听”的地步,他和他的著述在许多地方受到热情的赞赏,他的论文不时被人引用,他的书被摆放在书店的显眼位置。有人认为他为人们把握冷战后的世界政治格局,提供了一个准确的理论框架;有人认为他的理论可以帮助人类投入更多资源,到冲突上升的地方中去;而21世纪以来世界上新的冲突所带有的文化和宗教的色彩,也印证了他的理论;一些国家的政府则翻出他早年强调“权威主义”的论述,赞誉有加。
     “赞赏亨廷顿”的人和政府没有预料得到,在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刚刚拉开帷幕之际,突尼斯的茉莉花革命开花结果,埃及的莲花革命绽蕊结绣,中东地区上演了一台让人目不暇接的世纪大戏。阿拉伯世界的各国民众群起云涌,人们走上街头和广场,举起手臂和拳头,高呼口号和诉求,瞬间传遍全球的电视画面,传递出一个清晰的讯息:追求自由、民主、人权、法治,才是人的天性,对同质文明的喜爱和依赖并不是人的天性。广场上万头攒动的场面告诉全世界:在全球民主化的浪潮中,阿拉伯世界并不例外。人们用脚步和喉咙给独裁者上了生动的一课:暴政,不能长存于世。
     和许许多多的同时代人一样,我在一个填鸭式的教育体制和人文环境之中成长,教科书里反反复复地要我记住“国情特殊论”,站在讲台上的老师对我谆谆教导“警惕西方价值观”,媒体上引用亨廷顿的观点告诉我,“转型国家应当强调权威主义,政治上的独裁才能确保这些国家成功度过转型期”。但是,在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刚刚开始的时候,我目睹了中东地区民众争取自由的群情汹涌,我看到了不屈不挠的人类抗争精神。不管是已经变革的突尼斯和埃及,还是此起彼伏起而抗争的其他国家,千千万万的普通人就像破土而出的幼芽般生机勃勃,站出来力图掌握自己的命运,也在书写时代剧本的动人篇章。我的心被震撼,并且感动。
      在旧金山市政大厅的广场上,看着眼前这群兴高采烈的埃及青年人,我的内心有种直观的震撼,并且,深深地感动。

    5
     对于埃及人来说,这是近30年来发生的规模最大的一次民主化运动了。上一次,是1977年的“面包暴动”。当时的埃及政府当局计划取消对面粉、米和食油的津贴,触发数以十万计民众上街抗议,历时两天的抗议最终迫使政府让步,将取消津贴的计划搁置,不予实施。这一次,埃及民众将抗争提升到言论自由、民主政治层面,并且喊出前所未有的口号:“独裁者下台”、“埃及的未来由我们决定”——一场目标更大的民众运动,一项更加复杂、艰巨的历史任务。
      作为一个上个世纪70年代生人,在看过一九八零年代以来、许多亚洲国家民主转型后的艰难历程之后,我不会天真地以为埃及的威权政权倒台之后,前途将会一片光明。我看过韩国民主化之后的政商勾结、政坛贪腐丑闻不断,我看过台湾解除戒严、开放报禁党禁之后的黑金政治、族群对立,我看过泰国实行君主立宪之后军人干政的乱局频生,我看过菲律宾式的“低民主密度”……如今我知道,知道那只不过是个艰难的起点。我也知道,变革后的埃及还有长路要走:自由公正的选举、政党政治、新闻自由、教育体系、司法独立、成熟的公民社会……这些都需要时间,需要开拓、摸索和不断的提升。但路再怎么崎岖漫长,前方总是令人期待和憧憬的。毕竟当人民起来告别暗夜迎来黎明之后,国家已获得新生。今天已创造了历史新纪元的文明古国啊,她的未来,必然同样值得世人引首以望。
      我在2011年的早春来到旧金山,一个以多元文化和人文思潮闻名于世的海滨城市。街上车水马龙,人们行色匆匆,空气中弥漫着花香和海潮的气息。我行走在这块60多年前曾经签署了《联合国宪章》的地方,想起宪章序言里的一句话,“重申基本人权、人格尊严与价值”,心头涌动着一股热流。

    6
     市政中心广场上的音乐喷泉涌动起来了,水花不时变换着各种形状上下翻腾,和着音乐的旋律起舞荡漾。街对面有教堂传出吟咏赞美诗的合唱声,那歌声忽高忽低,细听可辨,“求你灵来,赐我自由。主恩典何等美好,给我未来的盼望。”。在悠扬的歌声中,一群海鸥不知从哪飞来,聚集在广场的草坪上,轻闲自在地站立着,当它们发出嘎嘎的声音触我耳鼓的那一刻,我才猛然意识到,我该“出埃及”了。
     春日午后的阳光热烈而又慷慨,使广场的地面上浮泛着一片明丽的红晕,好似云层在涌动。阳光笼罩下的市政中心广场,欢快得像是踮起足尖的舞者旋转。我将埃及小伙子递给我的传单放进背包,准备带回去,好好收藏起来。
写于二零一一年二月十六日至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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