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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原创] 堂姑 [打印本页]

作者: 程宝林     时间: 2011-3-15 05:39     标题: [原创] 堂姑

堂 姑

程宝林

决计要为我的三姑写下一点文字,已是上一个春节前的事情。如今,又到隆冬,“雪落在中国的大地上/寒冷在封锁著中国”,我青年时代熟读的艾青的句子,此刻不合时宜地涌上我的心头。三姑,比我仅仅大两、三岁的三姑,长眠地底已经一年了,死的时候,还不到50岁,儿子的婚期,就在几个月后。

三姑其实并不是我的亲姑姑,而是堂姑,而且,是隔了一代的堂姑。程家祖辈,有兄弟三人,长子训道,在家务农奉亲,育有二子三女;二子明道,出外当兵,仅有一子单传,就是我的父亲;三子义道,出外求学当兵,无嗣。1949年新政以后,各归故里的两个兄弟,各自从最后服役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中“退伍”(实为对被俘国军士兵的清退),分享了我曾祖父“解放”前夕购进的八、九十亩土地,一茬庄稼未熟,而土改已暴风骤雨。

按旧时的乡村习俗,家族中的兄弟姐妹,讲究的是“大排行”,所以,在1950年分家之前,在一口锅里舀饭吃的程家,子女辈中,我的父亲算是老二。三姑是训道的幼女,也就是我父亲的幺妹。

我的童年和少年时代,对三姑的印象不深。我只记得她是一个健康、开朗的女孩子,对我,辈份上虽说是姑姑,但更像是姐姐。只是,我不记得任何具体的细节和情节了。跟我很亲的是她的二哥,我称为“水叔叔”的。我那篇《堂叔》,写的就是他的悲惨一生。谁能料到,堂叔1991年惨遭横祸,在2009年的深秋,他的妹妹又死于非命,而在几年前,他们的姐姐,我的“桃姑”,因为宫颈癌无钱医治,早已撒手西归。

2009年11月20日,我和弟妹们,在村里为父亲的70岁生日,举行了一场仓促的乡宴。虽然临时起意,场面也还热闹,城里来的10多辆小汽车,将破败的村子街道挤得满满。院子里摆著宴客的大桌,亲戚和乡邻们散坐著聊天、 打麻将。我见到了我的大伯父,也就是这几个叔叔和姑姑的长兄,却没有见到三姑。因为,三姑虽然也是我们程家嫁出去的人,其血缘的亲疏,与这位大伯并无二致,却是已经不“走”的亲戚。

在汉语中,再也没有一个词,比“走”字更能传神地表达出亲戚之间的来往和联系了。亲戚是越走越亲的,血缘的纽带终究不是决定性的因素。但在赤贫的毛时代,以及80年代初期,不堪乡村人情重负的家庭,多多少少是要“丢”一些亲戚的。“丢”掉的亲戚,就是两家约定,逢年过节、娶妻嫁女、添丁进口、逢五逢十的寿庆,互相都不邀请对方家庭,以免增加经济负担。

只有一样不能免,那就是丧礼。

三姑就是我们家“丢”掉了的一门亲戚。至今我还是不太明白,三个堂姑中,只有桃姑直到去世,还和我们家作为亲戚走动著,三姑和另一个姑姑却再也没有登临过我家的大门。贫困当然是最主要的原因,但当初是谁做出的决定?我想问一问父母,又怕徒然惹他们黯然泪下。

这二十多年来,我只见到过三姑两次。

第一次是1988年10月,我失去我最敬爱的祖母。村东的乡村墓地,培坟的那一天(在吾乡,一般是下葬后的第3天), 三姑来了,戴著孝巾,趴在坟头,哭成了泪人。我的祖母,是我父亲的继母,与三姑更无任何血缘关系。但在三姑小时候,祖母给了她母爱一般的爱。我永远也不会忘记,大约1974年的夏天,我用卖蜈蚣和夏枯草挣的几毛钱,在吴集街上,给奶奶买了三个皮蛋。拿回家去,欢天喜地地孝敬奶奶,奶奶却舍不得吃,悄悄藏起来,下午就用手帕包著,迈著裹过的小脚,向村西三里外的屋场走去。她惦记著自己瞎眼的、瘫痪在床的老妯娌——三姑的母亲,说是她好多年都没有吃过皮蛋了。

第二次见到三姑,是2003年6月,在叔祖的葬礼上。当时我塞了一点钱给已病入膏肓的桃姑,却没有顾得上和三姑讲话。谁能想到,我竟再也见不到我的三姑?

夺去三姑性命的,说起来不过是一件小事:三姑家的房子,请了她丈夫的弟弟来做点装修,花了2000元钱,三姑却不甚满意,埋怨丈夫,说:“花的钱并没有少,质量却比不上请外人做”。当丈夫的一听,火冒三丈,由吵而打,乡村无日无之的一点鸡毛蒜皮的琐事,就这样,让三姑仰药而尽。那药,不是城里人的补药,是农药。

在农村,死是很容易的,三五元钱的成本,临死前,到供销社跑一趟,一瓶黑乎乎、臭烘烘的液体就买了回来。在农村,活却并不容易。活得像个人,有尊严,有幸福,尤其不容易。

乡友兼文友曾令麟兄,曾给我讲过发生在他村子里的一件悲剧:被称为“应祥叔”的村民,担心自己老了,丧失劳动能力,成为儿女的拖累和负担,于是,和老伴商量,一起喝农药自尽。两位老人家偷偷买回农药,穿戴整齐后,当丈夫的先喝。几口下去,躯体剧烈抽搐,痛苦不堪,老婆婆一时慌了神,不再有勇气饮下农药,就这样眼睁睁看著劳苦了一辈子的老伴归了天。幸存下来的老婆婆,第二年也跌进水塘里淹死了。

农药啊,农药!农民啊,农民!

我不想在这里,引述那些枯燥的统计数字,告诉读者,中国每年有多少多少万人死于自杀,其中,农村的自杀者占多大的比例;农村的自杀者中,饮药自尽的又占多少比例。我只想拜托我在城里体面谋生的同类——出生在农村并最终抛弃了农村的幸运儿,回自己的乡村打听一下,在你的及周围的村子,有多少村民喝农药而死?并问一问自己的农村父母:您是否曾有过喝农药的冲动?

2009年的春节, 在飘著雪花的严冬里,餐桌上,我这个海外归来的长子,被弟妹们和众多的侄甥们围著,正在享受多年难得的家乡菜肴,突然,听到了三姑的死讯,在她入土几个月之后。

父亲的脸顿时黯淡下来,一粒老泪无声地滚落。

母亲说:“我都险些喝了农药,要不是令梓伯的劝解,我早就不在人世了! ”

这不仅仅是农药的管理问题,也不仅仅是农民的心理健康问题。

本质上,这是农民的生命价值观问题。

在咱们中国,最不怕死的,就是农民;死得最不值的,也是农民。

2009年,是新政权“辉煌灿烂”的60周年纪念。电视上充斥著的,是宣扬60年前,“三大战役”歼灭国民党军几百万人的赫赫战功。

他们原本都是梦想“老婆孩子热炕头”的中国农民啊!

三姑啊三姑,愚昧的三姑,可怜的三姑,你就等不到我这个比你小两、三岁的侄子,给你买一身新衣服,我们两家人重新“走亲戚”的那一天麽?

                      2010年12月20日,旧金山
作者: 杨林     时间: 2011-3-15 17:22
宝林搬到旧金山来了?
“而且,是隔了一代的堂姑”,这句话好像有点问题。你这个堂姑很正宗,没有“隔代”啊。你父亲的亲姐妹是你的亲姑,你父亲的堂姐妹(和你父亲同祖父),就是你的堂姑。
作者: 程宝林     时间: 2011-3-15 17:46
谢杨林兄指教。所言极是。我独自在夏威夷教书两年,数月前已调回北加州,现在距离旧金山两小时车程之蒙特利,家在旧金山东湾。敢情杨林兄也在湾区?
作者: 杨林     时间: 2011-3-15 17:49
我在南加州,洛杉矶西北。如来洛杉矶,吱一声。
作者: 程宝林     时间: 2011-3-16 04:16
谢杨林兄。如有机会去到贵方,诚望一聚。兄来北加,亦望相告。
作者: 程宝林     时间: 2011-3-16 04:18
留守孩子


早晨6点起床,到书房上网。平日总睡懒觉的儿子,今日却起了一个大早,拿着数码相机,将我家的“四合院”拍摄下来。昨天下午他就拿着尺子,丈量了房屋,打算将它制成立体图片,放在网上。

打开电脑的同时,也打开电视。我订购的中国长城节目平台,有中央电视台的电影频道,我常常看。今晨的节目,是《留守孩子》。画面上是熟悉的江汉平原,剧中人讲的是典型的襄樊口音。这两样因素,触动了我内心深处,对故乡那片土地上孩子们的一份牵念。

影片的故事情节其实很简单:几个父母都在外地打工的孩子,因无人管教,而常常在学校、社会上肇事。故事的高潮是,这几个孩子,租了一辆货车,南下广东,去寻找自己的父母,而被警方拦截下来。

有一场戏特别感人:一位姓王的父亲,在广东打工,因孩子在老家不听话,被学校请回来。他的妻子跟老板跑了。在荒野里,他跪在儿子的面前,哭着说:“我在外面给人家当孙子,回到家里来,给自己的儿子当孙子。我哪里像个人啊!”说到这里,泪水滚滚而下。

影片基本上是用“原生态”的方式拍摄的,演员在我看来,大多都是业余的,台词也是基本上未加修饰的襄樊土话,真实、自然。比如,“去”,在影片中,并不念QU,而是连汉语拼音也拼写不出的,类似于“客”(KE)的发音。而在上面所引的那段台词中,“儿子”、“孙子”,也是我们湖北荆、襄一带特有的弹舌音。

乡音,是灵魂深处的一种终身的情感元素。记得20多年前上大学时,从北京坐火车到襄樊,换乘襄樊到荆门的火车,一上车,家乡口音就顿时多起来。而在荆门汽车站,在电机厂烧锅炉的朋友范士云,已经帮我买好了到沙洋的汽车票。一块多钱的情谊,累积到今天,已无法用金钱计算。坐上汽车,身边就全是荆门土话了。这时,如果要和周围的人聊几句,我就必须将操了半年的普通话改过来。开头的几句土话,略显生硬,舌头似乎有点不听使唤。慢慢地,随着老家渐近,自己的土话也越发流利了。

现在呢?我不会讲,或者说,不再讲荆门土话,已经20年。我在城里的岁月,远远超过了我在乡村度过的18年。转眼之间,到美国这英语之邦、美元之国,也已经10多年了。在这样一个阳光灿烂的早晨,我的院子里,自种的果树都已挂果,而菜地里的西红柿,也沾满了露珠。儿子在院子里跑来跑去,用相机东拍西拍。前几天,他刚刚从旧金山一所不错的高中毕业。这个国家,用纳税人的钱,为他提供了9年的义务教育(小学4年级到12年级,因为他是在成都读完小学3年级后来美国的),没有交过一分钱的学费,而且,还享受一顿免费的午餐。
他知道生活的艰难吗?知道在肥沃的江汉平原-他的祖先世代生死的土地上,还有许多孩子,靠年老的爷爷奶奶照料,而父母,则在遥远的南方,出力、流汗、累死累活,全部的目的只有一个:为孩子过好的生活。

我没有对孩子讲,最近在国际上影响巨大的山西“黑窑工”事件。在光天化日之下、朗朗乾坤之中,竟然会有身为父母的人,将别人的孩子,甚至是智障的孩子强迫掳走,在狼狗和皮鞭下,干超出体力负荷的活,却没有一分钱报酬。

我希望儿子能问问我:SLAVE是什么?

被当作牲口的人。

我希望儿子进一步问:SLAVERY是什么?

把人当牲口对待的制度。

在《留守孩子》的片尾,光明呈现:当地政府拨款,提供房屋,为留守孩子提供集体住宿、管理。社会,终于承担起了自己的责任。我希望,这是真的,而且,是普遍的措施。

在中国,越是贫困的地方,政府的办公楼修得越豪华、气派。这样的图片,我们在网上已经司空见惯。河南的某个乡政府,将自己的办公楼修得像天安门;安徽的某个贫困县,政府机关漂亮得像美国的国会山庄。而在我居住的这个美国小城,只有两万多人口,大学程度以上的居民,就达70%以上。今年是该市建市90周年,全部的纪念活动,不过是在全城的部分电线杆上,悬挂了“El Cerrito, 1917-2007”字样的广告。谁能想到,市政府,就在几栋活动木板房中,如果不是挂着一面星条旗的话,找都难以找到。

在中国,一个人成才的成本,实在是太大了,大到了大多数农村家庭难以承担的程度,而不可思议的是,这种成本,完全是家庭承担的。而孩子,是国家和社会最应该承担的责任,因为,在一个现代国家里,他们是最可宝贵的财富。这是比任何GDP都要珍贵得多的东西。为什么要把中国建设好?正确答案只有一个:让中国的孩子,以及孩子的孩子,孩子的子子孙孙,过得至少不比世界上最好的国家的孩子,孩子的孩子,孩子的子子孙孙,差,如果不是更好的话。

再说了,再高的GDP,如果都变成了奢华的办公楼,而丝毫也没有惠及新一代的中国人-中国的孩子,如何让他们,在今后的人生中,爱这个国家,爱这个制度、爱中南海里的那一群人。

种瓜得瓜,种豆得豆。

2007年6月22日
作者: 山豆凡     时间: 2011-3-16 14:13
我都不敢看汉语频道,国内的国外的,说汉语的频道节目我都不太敢看。偶尔在youtube上溜一眼,然后一看就一发不可收拾,就更不敢去看。
作者: 忍忍     时间: 2011-3-18 13:26


引用:
Originally posted by 程宝林 at 2011-3-15 05:39:
堂 姑

程宝林

决计要为我的三姑写下一点文字,已是上一个春节前的事情。如今,又到隆冬,“雪落在中国的大地上/寒冷在封锁著中国”,我青年时代熟读的艾青的句子,此刻不合时宜地涌上我的心头。三姑,比我仅..

宝林,

悲三姑,too。

其实党文化里面有一条最具有杀伤力:一切由党来管理。

善良的人们把生活,生命都给了党,吃了亏以后才顿觉上当,可是人生有几回?记得当时有朋友和男朋友闹意见,为这事还和党支书谈话,现在想起来,觉得不可思议。

我的意思是,制度和社会状况不是芸芸众生的茶,可是芸芸众生应该积极去寻找 negotiate 制度的方法。这点美国人民就好一些。
作者: 忍忍     时间: 2011-3-18 15:31


引用:
Originally posted by 程宝林 at 2011-3-15 17:46:
谢杨林兄指教。所言极是。我独自在夏威夷教书两年,数月前已调回北加州,现在距离旧金山两小时车程之蒙特利,家在旧金山东湾。敢情杨林兄也在湾区?

wow, 宝林当了廖老师的同事?
作者: 程宝林     时间: 2011-3-19 22:33
回忍忍:我与廖康兄早已相识,在同一学校之不同部门工作。
作者: 冬雪儿     时间: 2011-3-21 21:55
的确是这样,故国的农民活得廉价,死得也廉价。一瓶农药就可了结一生。
宝林的两篇文,蕴含着故国农民很深的伤痛。
作者: 程宝林     时间: 2011-3-23 07:01
歸  葬

程寶林

1
         盛夏時節,我帶著兒子,從美國萬里迢迢趕回去,仿佛就是為了料理他的喪事。其實,我原本是趁暑假回去探望父母的。到了北京,打電話到老家,才知道父親已經從城裡回到了鄉下,沒日沒夜地守候在他的床前,權且算是代替孝子,盡一盡人子之責。即將下世的這位老人,是我的叔祖─我爺爺的親弟弟。再過幾天,他就要到村子東邊的墳崗裡,在一堆新土之下,與他的兄長比鄰而居了。叔祖無嗣,我的父親是他的親侄,下葬的時候,身披白孝,向前來致祭的鄉親行跪謝大禮的,只能是我父親。
          我本打算在北京多住幾天的,這時再也沒有玩興了,急忙坐飛機趕回了武漢。武漢的朋友,古道熱腸,找了朋友的私家小車,一路疾行300裡,趕回江漢平原邊緣的那個小村莊。進村的一段土路,鋪著凸凹不平的碎青石,小汽車在上面艱難地挪動著,一步步地向生我養我,卻終為我所棄的村莊駛去。我生怕尖利的青石,會咬破車胎。
          中國的農民,一生只為三件大事勞碌:蓋房、娶親、送葬。以這三件大事來衡量,我大概要算是不孝之人:從1988年到1999年,我家的四個長輩─我的祖母(我父親的繼母)、祖父,由我家贍養的叔曾祖父母,先後離開了人世。我起初在四川工作,後來遠走美國,關山阻隔,我一個人都未能親扶棺木,在他們的靈前,沉沉地叩幾個響頭。
  最令我哀痛的是我的祖母,這個堪稱世界上最愛我的,卻與我並無血緣關係的人,在田埂上割草時突發腦溢血去世,其時,距離我的兒子出生,只差20多天,而未能聽到自己的長重孫在成都出世的好消息。不久前的一天深夜,我做了一個惡夢,夢見她老人家失蹤了,心急火燎的我在夢中到處尋找,終於,在一條背風向陽的田埂下(很可能就是她割草時突然倒地、昏迷不醒的那條田埂),見到奶奶頭髮蓬亂、面色臘黃地坐著。我抱住奶奶,奶奶說:“我好餓,幾天都沒有吃東西了。”我急忙拉起奶奶,這時,在夢中蒙太奇般出現的卻是舊金山的華埠,平時熙熙攘攘的街上,此刻宛如一座鬼城,所有的餐館都關門閉戶。我在夢中拍打餐館的大門,我的錢包裡有足夠祖母美美地吃一頓的、綠花花的美金,我卻無法敲開任何一家餐館的大門。我敲門的巨大聲響,將我自己驚醒了。
  用嘴咬緊被子的一角,凌晨兩點鐘的此刻,我放聲大哭起來。那一聲長嘯,凄厲得如同半夜的狼嚎。一個40歲的男人,一路上奮鬥、奮鬥、再奮鬥,從不屈服,絕不自足,最原始,最深層的動力不過是為了自己的長輩,尤其是這個在殘酷的“土改”時期,改嫁給我的“地主”爺爺的奶奶,在晚年能享幾天清福。雖知,這種“子欲養而親不在”的悲哀,偏偏發生在作為長孫的我的身上。一生中從來沒有去過任何城市,更不用說進過任何餐館的奶奶,在我家的灶膛前忙活、勞累了一生,而我被貧困、疾病與歧視所壓迫著的童年,因為有了奶奶,才有了光,有了慈,有了愛。我不敢自詡是一個人文主義者,一個人道主義者,一個具有自由心靈的人,但是,我至少可以自信,我是一個善良的人。在我的血管裡,並沒有奶奶的血漩流,但我的靈魂裡,卻有著奶奶靈魂的照耀。我哀慟難抑的嚎哭,如此放肆、如此悲凄,驚醒了身旁的妻子,也驚嚇了隔壁熟睡的兒子。妻子搖動著我的肩膀,急促地喊:
  “你醒醒!你醒醒!又做惡夢了吧?”兒子“咚”地一聲從床上跳下來,跑進臥室裡,抱住我說:“爸爸,你怎麼啦?你怎麼啦?”我無法說話,只是用被子將頭蓋住,任眼淚奔涌而下。妻子打開燈,和兒子一起抱住我,說:“醒了就好了!”
  我含含糊糊地對自己的親人說:“我是醒的。我是醒了才哭的!”這時,淤積在心裡10多年的悔恨和內疚,終於減輕了許多。我知道,長輩們沒有過上我提供給他們的好日子,一個接一個辭世,多少使得我在塵世間的苦鬥和闖蕩,變得黯然失色。 作為一個農家子弟,我在贍養與安葬老人這一大事上,完全失敗了,而且失敗得無以彌補。妻子對我體貼備至,趕緊給我拿來熱毛巾,幫我擦乾眼淚。我拿起電話,打給遠在老家─湖北荊門市的妹妹,告訴她,我夢見奶奶幾天沒有吃飯,請她和父母一起,買點香燭紙錢,燒給奶奶。在一個不信神的國家長大,從小受到的是唯物主義的教育,除了“鬥爭”二字外,從未受到過任何其他的思想灌輸,我很難說自己是一個有封建迷信觀念的人。但是,中國民間代代相傳的習俗和鄉風和民間信仰,有時候竟然比報紙和廣播有著更強的滲透力和生命力。它就這樣深地扎根在我這顆漸漸西化的腦袋裡,成為靈魂深處解不開的一個情結、一個謎。
  在得知我即將趕回老家,安葬我們家族的最後一位祖輩時,遠在新疆旅游的大妹在電話那端說:“老爺子好福氣,你從美國回來,正好趕上為他送葬;我們家的爺爺奶奶,這沒有這份福氣了。”大妹顯然將我當成了什麼大人物。其實,我非但不是大人物,而且,無論在中國還是美國,都是十足的小人物,但在這個落後、閉塞、貧窮的鄉村,我也算是給祖宗爭光的程家後代了。如今,又一個與我們有著血緣關係的祖輩,即將入土為安,我們與家族歷史的最後一線牽連,馬上就要被無常之手掐斷了。

2
  汽車終於開進了村子中心。十字街頭是早已荒廢的我家老屋,如今又被村民略為收拾了一番:堂屋裡擺起了門板,當作料理喪事時宴客的廚房案板;門前支起了一個用碩大的柴油桶製成的灶,木柴也已堆好。停好車,我就急忙向村子西邊叔祖家走去,將14歲的兒子留在十字街頭的老屋裡,請鄉親們替我照看,避免讓他到垂危老人的病榻前去。看見一個奄奄一息的老人,我擔心對孩子的心智健康產生負面影響。這個在美國成長、受教育的“洋”孩子,對於中國,尤其是中國鄉村的事情,是完全不懂的。
  見到了叔祖。只見他躺在臥室裡,眼睛緊閉著,胸部隨著艱難的呼吸,一起一伏。按照鄉間的習俗,他床上的蚊帳已經拆掉。這就表明,活著的人已經開始為垂死者準備後事。如果沒有什麼特別的牽掛,“往生者”可以早點往黃泉之路而去了。叔祖母見到我,眼眶馬上紅了,帶著哭聲說:“孩子,你總算趕回來了。你爺爺就是在等你呢,悠著一口氣,拖了這麼多天,你到底趕回來了!”說完,她對著我叔祖的耳朵說:“寶林回來看你了,你睜開眼睛看看!”。叔祖似乎想睜開眼睛,但沒有成功。他於是點了點頭,表示他心裡明白。我對他說:“您有什麼話要交代給我,我都會照辦。”老人嘴巴動了幾下,發出一串含糊的聲音,根本聽不清楚。我說:“您過去後,奶奶的生活,我們仍然會加以照料,絕不會撒手不管的。您聽清了,就點點頭。”老人順從地點了點頭。
  想不到的是,我的兒子竟然找到村子西頭的這棟老舊的土屋裡,踏進了老人臨終的臥室。他一點也沒有害怕的樣子,伸出手來,摸著老人的額頭,說:“老爺爺,你怎麼啦?你怎麼啦?”叔祖母喊著我叔祖的名字說:“義道,貝諾也回來看你了!”
  更想不到的是,眼睛緊緊閉著的叔祖,這時,竟然拼命睜開了眼睛,飛快地掃了我兒子一眼,又緊緊地閉上了。我知道,這是來自血緣、來自骨肉之親、來自人性深處的最後一搏。原本沒有哭意的我,鼻子一酸,險些掉下淚來。兒子在一旁,搖著我說:“爸爸,老爺爺還有救,你為什麼不把他送到醫院搶救!你不能什麼都不做,坐在那裡等最壞的事情。”小小孩子,他也懂得避諱“死”這個詞,他是用英語“the worst ”來表達“死亡”的。
  我坐在那裡,無言以對。我知道,我的叔祖,尚不到70歲,只不過是大腿摔跤後骨折,無論如何都不該是致命的。叔祖母在一旁埋怨我的已經晝夜守護了幾天、疲憊不堪的父親:“你們也不早點把消息告訴寶林,他可以幫忙想辦法呀!”父親垂下頭,說:“我們又不知道怎樣打電話到美國,再說,他在那裡,目前失業,連工作都沒有,能想什麼辦法?”
  城裡的一群文學朋友,已經在郊區的一處“農家樂”餐館,訂好了為我萬里歸國接風洗塵的鄉宴。他們一遍遍地打電話到送我回來的朋友的手機上,催促我們馬上動身,務必在傍晚趕到100多裡外的城郊。長途跋涉、身心俱疲的我,依依不捨地告別了叔祖,對他說,第二天再趕回村里看望他。
  誰想到,剛走到十字街頭停車的地方,一眼就在村民中間,見到了去年被卡車壓死的童年伙伴金興成的母親。她向我招手,感謝我寫了一篇文章,紀念他的兒子(見散文《端午一哭》,載2002年7月17日、18日世界日報副刊)。我急忙走過去,拉著她的手。金興成的母親說:“孩子,謝謝你有這份心意。”這時,我的眼淚再也無法止住,當著幾十位鄉親的面,在臉頰上奔涌而下。一位在鄉村行醫的老醫生在一旁勸我說:“寶林,不哭了,你爺爺快死了,你都沒有哭,卻哭自己的同學,也算對得起去世的興成了。”我含著眼淚,囁嚅著說:“我爺爺是往那條路上走的老年人,而興成卻是年輕人,死得太慘了。”我摸出200元人民幣,塞給金興成的母親,請她給興成留下的孩子,買一兩件衣服,也算是我的一點心意。她推脫了半天,總算收下了。
3

  從無奈的哀傷中,我帶著兒子抽身,坐上朋友的汽車,向荊門城郊進發,去接受家鄉文友的盛情款待。聽說我懷念鄉間的飲食,朋友便早早地在一處臨著水塘的院落裡,訂好了一桌地道的農家菜,如黃燜鯽魚、粉條燒土雞等。朋友的情意和菜的味道,自然是好上加好,我的興致卻提不起來,因為,老家的村子裡,畢竟有一個長輩,還有一口氣吊著,我答應第二天回去看他,肯定無法兌現。再說,我的旅途也確實太過勞頓,早晨我還是北京,這會兒,已經坐在家鄉的一座被稱為“農家樂”的餐館裡了。我知道,這是供城裡人到鄉下換口味、體驗鄉村生活的地方,應該叫著“樂農家”才好,身為農家子,目睹幾十年來農民當牛作馬的命運、被千方百計壓榨和歧視的事實,我實在看不出有什麼樂不樂的。
  晚上,回到賓館,晚飯時不吃不喝的兒子,突然放聲痛哭起來,淚水在他小小的臉頰上滾滾流下。我一時錯愕不已,不知道他為什麼這樣大哭。
  孩子說:“只不過是骨折,怎麼會這樣!你為什麼不送老爺爺去醫院?你為什麼不叫救護車?兩年前我們見到他,他都好好的,現在卻快死了。”無論我怎樣勸他,他都不依不饒,一定要我答應,第二天早晨,叫一輛救護車到村里,將老爺爺送到醫院搶救。
  拗不過孩子,也拗不過良心,我第二天一早,打電話到村里,村里人說:“城裡的醫生早就下了結論,無法治了,你花再多的錢,也是浪費。”
  聽我在村里務農兼行醫的堂妹夫金醫生說,幾個月前,叔祖摔了一跤,臥床不起,於是,一封又一封信,寫到縣裡、鎮裡的民政幹部,指責他們不來送他去醫院看病。作為無兒無女的“五保”老人,他原本是不敢有這樣大的脾氣的。他所憑仗的,原來是自己的一丁點“革命”經歷。沾“三中全會”的光,這個當了一輩子“地主”的人,在生命臨近尾聲的這十數年,倒多多少少受到了國家的一點照顧。在村里,老老少少百來口人,都是“臉朝黃土背朝天”,秋收後賣了糧食,才會有點現款,有誰像他這樣,每個月有20多元錢的“民政補貼”呢?錢雖然不多,叔祖卻極看重,覺得這是臉面,是榮耀,更是尊嚴,自己也大小算是這個國家的“功臣”。有了這種可笑的心理,他對鄉里、鎮上的幹部,便多少有點不肯買帳,這不,自己摔傷了,不想辦法早日延醫治理,卻等著幹部來送自己上醫院。三五天過去了,十多天過去了,一兩個月也過去了,鎮上的幾個幹部實在拗不過他的罵人信,替他治病的錢又沒有申請到,只好湊了一兩百元錢,來村里看望了他一次,至於送醫治療,還得他自己想辦法。
  拖了這麼久,實在抗不過痛,他去看病了,卻沒有去縣上的人民醫院,而是找了一個非法行醫生的江湖醫生,圖的自然是省錢。那個人胡亂給他推拿一番,非但大腿粉碎性骨折的部份,徹底錯位,而且,將他的手也弄骨折了。後來,村民用板車將他拖到縣城的正經醫院,醫生一看,就說沒救了。
  貧窮和愚昧之間的關係,何為先,何為後,何為因,何為果,這正如“先有雞還是先有蛋”的問題一樣,一言難盡。我只知道,它們之間的那種糾纏、那種難解難分,真正是“剪不斷、理還亂”,貫穿了我40年來對中國鄉村的全部關注,對中國農民真實命運的深刻同情。
  應該說,較之中原某地賣血而成為艾滋村的鄉村,位於江漢平原邊緣、有“魚米之鄉”之稱的我的家鄉,應該算是天堂了。我的叔祖不惜一死,也不肯花掉老伴壓在箱子底層,用手帕包了一層又一層的1千元人民幣。面對垂死的親人,我無話可說。我甚至連悲哀也無法感受到了。我掏出錢包來,給了垂淚的叔祖母500元人民幣,算是略表自己的孝心。這個曾經走遍了半個中國、親自投身於抗擊日寇的戰場,而且在兩支互相敵對的軍隊裡服過役的職業軍人,這個在共產黨國家裡,堅持要求恢復自己國民黨員的身份,並因此成為統戰對象、每月領取20元民政補貼的農民,這個在1978年以前,連屁都不敢響響地放一個的前“地主”,就這樣,走到了人生的盡頭。
  遲至1985年,我大學畢業的那一年夏天,我才得知,他曾經是中國人民解放軍福建軍區某部的一個文化與軍事教員。他拿出一張泛黃的立功證書,上面赫然蓋著這支軍隊的朱紅大印,簽著師長、政委的大名,寫著“榮立三等功一次”字樣。他輕描談寫地說,有一天,他正在給新戰士講解炸藥包的爆破要領,一位魯莽的新兵,好奇地拉燃了作為教材的一個真正的炸藥包。在戰場上摸爬滾打的這位被俘的原“國軍”上尉軍官,急中生智,抱起炸藥包,衝到操場邊的懸崖,將炸藥包扔了下去。這成了他日後寧肯躺在床上等死,也要等到鄉鎮幹部來送他上醫院的資本。在他看來,幹部送他上醫院,這無疑是一項巨大的榮耀。在當了幾十年“地主”之後,這份榮耀足以抵消他忍受的種種羞辱。
  我的手裡,保存著一份長達17頁、他親筆用歪歪扭拗的筆跡,寫在信箋紙上的我們程家的家族簡況。這份日期為1997年5月30日的材料,應該算是一份珍貴的中國民間資料。它的價值在於,它沒有任何的功利目的,只不過是一個無兒無女的長輩,試圖延續後代對於家族本已渺茫的記憶而已,而這些後代,是否對這些沉穀子爛芝麻的事情有興趣,卻又不在他的考量之中。他選擇將這份材料交給我,最根本的原因是,我是這個家族孫子輩中的長孫,而且,又是一個舞文弄墨之人。
  我將這份材料中涉及到他的部份,原原本本地抄錄在下面,連錯別字也一仍其舊(括號內為本文作者所註):
  “我生於1927年3月24日,五歲那年,幾乎被红軍殺掉。六歲入學,面壁九年,1938年,日寇抵達河東(指漢江)羅漢寺,40年渡過鄉(應為襄河,漢江的別名)河,直抵荊門,我地成為淪陷區,亡國奴的遭遇,被姦擄燒殺,不選地點。不幹(甘)心當亡國奴的我,42年逃出淪陷區,負履(應為“笈”)四川,住進國立戰區進修學校,本來造就條件很好,奈日寇加劇侵華,出動大量飛機,轟炸剩餘土地。眼見整個中華,就要滅亡,我不能再做亡國奴,1943年投筆從戎,44年正式入青年軍202師,臨陣殺寇。原在學校加入“三青團”,在青年軍轉為國民黨員,歷任國軍少中上尉。49年廈門島解放,又在解放軍31軍92師234團一營三連幹過文娛工作。51年朝鮮戰爭打響了,又因我是名符其實的國民黨員,被部隊作了提前復轉,回到家鄉,土改時,施政者不管青紅皂白,將我劃為階級敵人,一直拖(唾)棄幾十年,叫我如何想得。到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後,雖然為我解決了問題,但我赤手空拳,囊如懸鏡,其凄涼的晚景,不知如何結局。”
  我自認為是個讀書頗多的人,但從來不知道,漢語中還有“囊如懸鏡”這個成員。我的叔祖,留給了我這份材料,這個成語,大約算是一份遺產吧。至於結局,現在他和我已經了然於心。死神的無形之手,已經扼住了他的咽喉,他即使有千言萬語,也無法講給我─這個並非他嫡親的長孫聽了。
4

  我們家的土屋,與叔祖家的土屋,中間只隔著一戶同樣姓程的人家。男主人叫程家彥,輩分在我的曾祖輩上,與我家卻並無任何親緣關係。在上面提到的這份材料中,我讀到了他的一個故事:有一年,在偽軍中當軍官的他,帶著一支手槍回到村里,有點耀武揚威、光宗耀祖的味道。不知怎地,得罪了當地的土匪,綁了他的票,繳了他的槍。我的曾祖父程家安老先生,受人之托,去找土匪頭子說情,總算人槍雙歸了。我小時候,記得最清楚的是,這位程姓長輩有一臺鄉村里罕見的收音機,他走到哪裡,帶到哪裡,命根子一樣。在夏夜的禾場上,我特別願意坐在他的附近乘涼,為的就是旁聽他的收音機。任何節目,對於我飢渴的心靈來說,都是盛宴。我至今還記得收音機播報長江水位的那種類似於密語的播音:九江,漲,漲,三點一五米;蕪湖,漲,漲,三點二三米……那些沿著一條大河散布著的水漲水跌的碼頭,激發了我對於遠方的多少向往!我還記得,有一天,我從同學手裡,借到了一本《說唐》,躲在田埂後面偷偷看,被扛著鍬巡查稻田的他發現了。這個原“汪偽”政權的軍官,坐在田埂上,和我這個小學生談論起這本書來。我驚訝地發現,他對這本書是如此熟悉,書中所寫的那些隋朝好漢:李元霸、單世雄、秦叔寶、還有我們程家的祖宗程咬金,他都了如指掌。90年代初,有一年我從四川回老家探親,見到他的屋子上了鎖,這才得知,他已經喝農藥自殺了,原因很簡單:在公路養護段上班的兒子,打撲克輸了100多元錢,他勸不住兒子,一氣之下,一死了之。這次回去,他的老屋,已經成為一片廢墟了。
  行文至此,似乎扯得遠了點,但總歸離不了一個主題:鄉村里的死亡。最近,在美國僑報上,讀到一則關於中國自殺情況的報導,上面說,中國80%的自殺發生在農村,而農民的自殺方式,80%是喝農藥。這完全映證了我的親身感受。在我的記憶裡,本村與鄰村,喝農藥自殺的不下10多人,而我的一位同學,在鎮上的衛生院當醫生,最擅長的就是搶救農藥中毒。他說,每到夏天,是農民喝農藥自殺的旺季,一兩天就會遇到一位。村民們甚至已經積累了經驗:他們在用板車、拖拉機將口吐白沫的喝藥者(大多是婦女)拉到衛生院時,常常會記得將自殺者用過的農藥瓶也帶在身邊,讓醫生一看就知道,喝的是“滴滴畏”,還是“樂果”,或是其他什麼農藥。於是,三下五除二,利利索索地推進簡陋的手術室,灌腸、洗胃,是否能夠起死回生,就看尋短者的命大命小了。
  我小時候,我們家和叔祖家,關係並不好,兩家人互不來往,連話都不說。我的母親,與叔祖的妻子,更是宛如仇人。結怨的原因,有歷史的因素,也有現實的衝突。我記得,導火索大致是這樣的:當時的湖北農村,農民必須賣一頭豬給供銷社,才有過年時殺一頭豬的權利。叔祖家老兩口,無力養兩頭豬來殺一賣一;而我們家,祖孫四輩,10幾口人,開銷大,需要賣豬來給孩子們湊書本費、學雜費等。兩家人商量,我們賣兩頭豬,其中一頭算是他們家的“任務豬”指標,他們家養的一口豬,過年時則宰殺掉,兩家人分肉,我們家分的肉,以市價算錢給他們。誰知春節前夕殺豬時,兩家卻起了糾紛。我們家認為,我們有10幾口人,老人有4口,孩子有5、6個,都特別需要營養,應該略為多分一點肉,他們家只有兩個人,四雙筷子,少分一點肉,應該是公平的。雖知,叔祖的妻子堅決不依,非但堅持要平分,而且,還要膘肥肉多的半邊豬肉。我的爺爺與叔祖,本是兄弟手足,為了半邊豬肉,變得互不理睬了。
  母親不能原諒叔祖母的,是這樣一件事情:有一次,母親從她門前過,沒有稱呼她“嬸母”,她就罵我母親,甚至扯過一根長竹竿,追打我母親。母親後來說:“她太不配當長輩了!我也是有兒有女的人,她拿竹桿追打我,我還像個當娘的人嗎?”
  1980年我上大學後,眼界開闊了。我覺得,過去因為雞毛蒜皮的小事所造成的恩怨,應該終結。叔祖畢竟是我們程家的長輩,他無人贍養,本已可憐;我們這些晚輩,在力所能及的範圍內,給予一點照料,應該算是無愧祖先、有益子孫的事情。母親很不情願,說:“你還記得嗎?你考上大學,村子裡一片轟動,她卻坐在門口,冷言冷語地說:‘考上大學有什麼了不起?人家當飛行員才了不起!’叔祖母指的是她娘家村子裡,有人被招成了飛行員。我從北京第一次放寒假回村,買了幾包北京的土產,如蜜棗之類,到村子西邊看望兩位與我們家10多年互不來往的長輩,第一次喊了一聲“爺爺、奶奶”。他們忙不迭地答應,拿出臘雞要蒸給我吃。兩家人又開始走動了。
  母親的心結仍然沒有解開。她說:“生產隊那會兒,時興評工分,我親耳聽到他跟隊長說,應風(我父親的名字)慢手慢腳,出勤一天,值不了10分工。記8分工就差不多了。”母親恨恨不平:“哪有胳膊朝外拐的?他考慮過他有6個孫輩,要上學,要吃飯嗎?他給你們買過一支鉛筆、一個本子沒有?現在我們家好起來了,他倒和我們攀起親來。”母親的話確實不假,但我勸慰母親說:“如果這樣計較,這個疙瘩就永遠解不開了。”
  幾年前,我聽說叔祖生病了,可能是胃癌。我便托回國的朋友,寄了1000元人民幣給他治病。過了幾天,我打電話給母親,母親劈頭蓋臉就數落了我一番:“孩子,你也太大手大腳了,給兩、三百塊錢就差不多了,你一給就是1000塊!你知不知道,農民辛苦一年下來,能不能賺1000塊,都成問題!”我對母親解釋說,在農村,1000元人民幣固然不少,但在美國,確實算不了什麼。母親對此一直不能釋懷。我深愛我的母親,我也深知,她被極端的貧困所長年壓迫的心靈,在面對錢的時候,或多或少表現出了一種失常的節儉和吝嗇。無論我怎樣對她講,要她搬進城裡居住後,改善自己的生活,不要怕費錢。她有六個子女,個個成家立業,幾乎都有體面的工作,長子又在美國,大小也是一個“老闆”,無論如何她要大方一點。我們的話,卻很難在她身上奏效。記得我小時候,家裡有時候連五分錢的“合作醫療”掛號費都沒有,這樣的赤貧,是幾代中國人的羞恥和悲哀、無奈與無望。
  現在,又一個農民,將要從耕種了一輩子的土地上消失了。作為土地的僕人、國家的佃戶,他們比城裡人,至少擁有一項特權:死後不必花數千元錢,在公墓裡買一個棲身的小穴或小龕。他們在田邊地角的墳地裡,天經地義地占有一小塊土地。幾年前,叔祖和我談起他的後事,囑咐我,一是要為我們程家的曾祖父立一塊墓碑,二是為他也立一塊,上面的碑文是“抗日軍人程義道之墓”。我問他買什麼骨灰盒為好,他笑了笑說:“那只是個瞌睡匣子,越便宜越好。”
“瞌睡匣子”這樣視死如歸的比喻,就這樣深深地烙印在我的心裡。
5

  我離開老家4天之後,叔祖一命歸西。
  這幾天,在城裡,在文朋詩友的款待之中,我一直在等著這一天。我在家鄉只能停留10多天,如果老人家這口氣,在此期間仍沒有咽下,我就要帶著兒子,從湖北飛到四川去了。我既無力將他從死亡線上拉回,又不能親自安葬他─這個將家史交給我的長輩,我的內心一定是十分遺憾的,儘管我承認母親的話:在我們家最困難的那些年頭,他一分錢也沒有資助過我們,我們這些孫輩,也從來沒有吃過他家的一口飯、喝過一口水。而叔祖母連續若干年,義務擔任村支書家的保姆,將書記的兩個孫女帶大,這是全村人都知道的事情。
  死訊傳到城裡,坦率地說,我們都鬆了一口氣,特別是我的父親,在那樣炎熱的盛夏,在蚊子叮咬的土屋裡,通宵守候,一會兒幫忙翻身,一會兒擦屎擦尿,親生兒子都難以承受,何況我父親只是他的侄子,熬了10多天,連從萬里之外回來探親的長子和長孫都丟在一邊,無暇顧及,應該算是問心無愧了。
  我的父母,加上我們兄弟三人,租了一輛小汽車,趕回村里,料理叔祖的喪事。我將兒子交付給大弟媳照料,騙他說,我們走親戚去了。我的兒子只對打游戲有興趣,沒有多問。
  汽車走到離村5裡遠的鄉場上,我們買了幾個花圈。我提出要買鞭炮,母親說:“鞭炮到村里去買。我們家對面的程姑,就開著雜貨店,有生意應該照顧她。”母親的話很有道理,我們於是繼續前行。
  到了村子中心,只見我家門前,已經散坐了一些村民,都是來幫忙料理喪事的。按照當地的鄉俗,凡是幫忙料理喪事的,或是曾經前來致祭的,都會吃一頓飯。鄉村里,祭品其實很簡單,不過是一掛鞭炮、一兩扎紙錢而已,不像城裡,一般是送輓幛,或是奠儀。城裡人與鄉下人經濟地位的巨大懸殊,在祭奠死者這一方面,也顯示得如此清晰。
我走進叔祖的土屋。幾天前試圖對我說什麼話的他,此刻被一塊白布,從頭到腳蓋著。變成靈堂的堂屋裡,燃著香燭。主持喪事的原生產隊長、我稱為“范叔叔”的村民(我曾經在他治下掙過好幾年的工分),將我父親喚過去,將一塊長白布,扎在了他的衣領上。這就是所謂孝子的裝束了。待會兒,祭奠和出殯時,父親要對所有的來賓,一一下跪致謝。對於中國人來說,“跪”是禮節中的極端,而“跪”又是有講究的,不然,就不會有“男兒膝下有黃金”這樣的話了。不過,我一直不明白,為什麼在死者遺體前磕頭,要雙膝跪地,而父親叩謝吊客,卻只需要單膝著地就可以了。
  我們這些孫輩,每個人發了一條窄窄的白布,扎在左臂上。這稱為“孝巾”。凡是前來致祭的村民,都會得到一條,據說,帶上它,會得到死者在陰間的保佑。
  自從我的父母兩、三年前搬進城裡以後就一直空著的祖屋,此刻又熱鬧起來。門前用柴油桶做成的灶裡,木材熊熊燃燒,蒸籠裡漫出粉蒸肉與粉蒸魚的香氣。這都是我在美國日思夜想的家鄉美食,我原本指望這次暑假回家,可以好好享受一番,以慰異國他鄉的故土之思。幾天來,在城裡朋友們安排的接風洗塵的宴席上一直沒有吃上,想不到在自己叔祖的葬禮上,第一次有機會品嘗。
  這時,宴客的時間到了。鄉民們紛紛入席,喝酒、吃肉,我的母親突然放下筷子,站起來,對大家說:“我看,凡是得到他老人家好處的人,都有義務出安葬費,不能讓我家寶林一個人出錢。他又沒有得到過什麼好處。他從小學讀到大學,這個爺爺給他買過一根鉛筆沒有?”
  我的心裡實在難受極了。我也站起來,對母親說:“媽,你不要再說了。人都死了,還提那些過去的事情幹什麼!我願意出錢,求自己心安而已。”母親說:“我並不是真地要那些人出錢,我只是要告訴那些得了好處的人:我們不傻。”
  原來,我們剛進村時,主持喪事的原生產隊長,將我和另一個本家兄弟─在附近一所中學任教的一位老師叫到一邊,和我們商量喪事。他開門見山用鄉下土話說:“按照我們這裡安葬五保戶的規矩,村里只出1000元喪葬費。我算了一下,這1000元錢,無論如何是無法將老頭子拖下坑的。大約短缺500元左右,你們兄弟倆商量一下,把這筆錢攤下來。你們這裡答應了,我才好請人去墳地裡動土。”母親在旁邊悄悄地聽到了這番對話,心裡不免有幾分不滿。
  這個本家兄弟,便屬於我母親所暗指的得到過我叔祖好處的人。確實,他小時候,幾乎是寄養在叔祖家的。我說:“老弟,你在鄉鎮上教書,也不富裕。我在美國,錢畢竟掙得多一點,全部由我出算了。”他堅持和我分攤。我們達成了協議:我出300元,不足的部份由他出。我當即掏出錢包,拿出錢來遞給這位前隊長。范叔叔忙不迭地說:“讓你吃虧了,讓你吃虧了!”他那裡知道,這點錢,在美國,只抵得上一天的房租。
  范叔叔說:“請不請嗩吶呢?請了,叔祖母臉上好看些;不請,可以替你們省下200塊錢來。”我說:“那就請吧,我來出錢。遭了一輩子罪,臨走熱鬧一下也好。”范叔叔卻面露難色地說:“我看還是算了。你看,快到中午了。天氣熱,老人已經停放一夜了,還是早點入土為安。”這時,雇來的殯葬車也從村外開進,停在了叔祖的門前,村子的入口,燃起一串長長的鞭炮,中間夾雜著幾聲親戚的哭泣。這哭泣,多半來自我的幾個堂姑。
  果然,在人群中,我一眼就看見了桃姑。她是我父母的堂妹,與我血緣關係雖然已經較遠,但在情感上,卻很親我們這些子侄。記得我讀大學那幾年,每逢放假,她都要走好幾裡路,到我家來,請我這個遠近聞名的大學生侄兒到她家做客,吩咐她的丈夫,或是孩子,騎自行車到20裡外的後港鎮上買魚。有一次,我實在不願意去,嫌天氣太熱,她的眼圈馬上變紅了。她帶著哭音說:“你到我家吃頓飯,村里的人都會高看我幾眼。”我哪裡知道,她嫁到那個村後,先是喪夫,後是招贅,而上門女婿人太老實,在村里受氣,在家裡與前夫留下的孩子也相處不好,她指望我這個有“出息”的侄子,能光臨她家,給她帶來點光彩和臉面,可我卻不請願在大熱天走幾裡土路,僅僅為了吃她一頓飯。
  桃姑看到我,眼淚一下子涌了出來。原來胖胖的、壯壯的桃姑,如今已經枯瘦得如同一段木頭了。臨回國前,我才從妹妹那裡得知,桃姑兩年前就患上了婦科病,下身常常出血,沒有錢,更捨不得錢,一直沒有去檢查,以為熬一熬、挺一挺,就可以挺過去。她對家裡人說:“超過1000塊錢,就不必治療了,免得給剛結婚的孩子背一身債。”不久前,實在痛得熬不住,她到了荊門城裡,請我妹妹帶她到醫院檢查,結果顯示,已是宮頸癌晚期。在城裡,如果確診得早,花一兩萬元、至多兩三萬元人民幣就可以施行切除手術,成功率很高,但在鄉下,至少是在我們那個“魚米之鄉”的鄉下,這個金額的手術費,對農民們來說,是天文數字,想都不敢想。
  在震耳欲聾的鞭炮聲中,帶著白孝的桃姑,按照農村的習俗,前來參加自己親叔叔的葬禮,而她自己的葬禮,已經不遠了。以中國之大,農民之眾,沒有誰會真正介意喪失一個年方50多歲的農婦。她留下的土地,她的子女自會耕耘,繼續完糧納稅,支持火箭,甚至載人飛船的藍天翱翔。至於她這一生,從這個國家,這個社會,這片廣袤無邊的大地上,得到過任何福利與照料,從國家和制度中得到了任何形式的回報,這個問題,只有天知地知,你知我知了。如果我告訴她,在美國的任何一家醫院裡,都貼著這樣一條用英語、西班牙語、漢語等書寫的“標語”:“任何人都不會因為無力支付,而被拒絕服務。”她是否會覺得,這個從美國歸來的侄子,是在說胡話?如果我進一步告訴她,在美國,窮人都會得到政府的救濟,有的人,一生從來沒有工作過一天,卻靠政府的福利救濟,養大了自己的子女,並將他們送入大學,她會作何感想。
  我身上帶的人民幣已經不多,我拿了300元錢,悄悄塞到桃姑的手裡。妹妹曾在國際電話中告訴我,她帶桃姑去醫院診斷後,心情沉重,留她在家住了三天,送她回鄉下時,給了200元錢,誰知桃姑在路上卻弄丟了一張100元的票子,害得桃姑哭了一場。我無話可說,只好吩咐她說:“姑姑,你把這點錢裝好,想吃什麼,就給自己買一點。都到這個份上了,不要捨不得。”
  桃姑放聲大哭起來,拉著我的手說:“寶兒,你下次回來,就看不見姑姑了!”
  姑姑!
6

  叔祖乾癟、瘦小的遺體,被從靈堂裡抬出來,塞進了殯葬車內的鐵匣中。又一陣鞭炮之後,黑乎乎的、醜陋不堪的殯葬車,朝鎮上的火葬場駛去。和我一起分攤喪葬費的那位本家兄弟,坐著一輛租來的、骯髒不堪的“桑塔納”,和我父親一起,親自送老人入焚化爐,我則留在村里,和前來幫忙的村民話話家常,並且,到不幸死於非命的童年伙伴金興成的墳上,放一掛鞭炮致祭。
  陪我前去的,是我前面提到過的堂妹夫“金醫生”。在路上,我問起村里30多戶人家的經濟狀況,他將哪家窮,哪家富,一一報給我聽。據他說,我家斜對面的程順道家,應是村里的首富,肯定不少於5萬元存款;其他幾戶,存款也有萬元左右。我聽了,嘆了一口氣。記得1994年3月,我採訪路過老家時,回了一趟村里,這位堂妹夫拿出一個帳本來,上面詳細地記載了他1993年的收支情況:7畝水稻田,畝產均達到1200斤左右,除掉提留、攤派、稅款,減去化肥、水費、農藥等投資,總共賺了200元人民幣!一年裡,風裡來雨裡去,這就是收穫,而兩個孩子讀小學、初中,一學期光學費就得幾百元。幸虧他還有一門“手藝”,可以給鄉親們看個頭痛腦熱,有點額外收入,否則,實在不知怎麼辦才好。那次,我提出將他的那份帳本帶回四川,寫文章時作第一手資料。堂妹夫猶豫了片刻,同意我的請求,但提出了一項附帶條件:不能使用他的真實姓名。
  我問他:“你怕什麼?你怕剝奪你種地的權利嗎?”
  在給夥伴上墳的路上,我也問起了他在荊門城裡“行醫”的事情。我早就知道,他到荊門,在一條偏僻的街上,租了一個門面,開門應診,當起了沒有行醫執照的“地下醫生”。他將藥櫃藏在臥室裡,不敢掛牌,只靠熟人介紹病人,開藥不給處方,以免被抓住把柄;凡是需要打針的病,那怕是最尋常的青霉素、連霉素,他一概不看,以免出醫療事故。這樣行醫,病人自然少而又少,所得連房租都難以為繼。我曾打電話給父母,請他們捎話給他,勸他不要這樣鋌而走險─在美國,非法行醫,人命關天,可不是一項輕罪,那可是要坐大獄的!金醫生終於回到村里,老老實實地過自己半是農民,半是醫生的日子。
  金興成的墳,因為村里的墳場已“人滿為患”,被安置在了村西的一處坡地上。在那裡,還埋著金醫生弟弟的兒子。那個10歲左右的孩子,幾年前我就聽說患了白血病,現在,已經變成一堆土了。我給金興成放了一掛鞭,燒了一迭紙錢,並且,按照金醫生的吩咐,半躬著腰,給這為童年夥伴作了三個揖。金醫生說,按照農村的風俗,祭奠同輩的人,是不可以行跪禮的,死者消受不起,對生者也不吉利。我離家已20多年,民俗的東西已經淡忘了許多,我記得的只是那句古詩:“死者已己矣,生者常戚戚。”
  我倆回到村里時,那輛殯葬車已經從火葬場返回。此刻,是送逝者歸土的時刻了。
  叔祖不多的幾個親戚都來了,加上村里姓程,或是跟程姓沾親帶故的村民,都不約而同地到了村子東邊松樹林邊緣的公共墳地。從外村請來的道士先生,帶著羅盤,測量了風水,用石灰畫好了墓穴的四周。前面提到的我村首富程順道的二兒子,人稱為“大金平”的一位30多歲的村民,用鍬熟練地鏟開草皮,挖了一個長方形的、深若尺許的坑。叔祖的骨灰盒將安葬在這個坑裡。我的鄰居,我喊“應平叔”的一位長輩,則拿起瓦刀,用碎磚蓋起了一個拱形的小屋,剛好可以容納下一個瓷壇。
  道士先生口裡念念有詞,朝墓穴的前後左右,各撒了一把大米,然後,吩咐村民們,到墓穴的下方取土。這樣,這塊墓地就是吉墓,有益子孫,也對得起他的100元勘踏費。
  可是,“下方”是一塊旱地,種著一點稀稀拉拉的芝麻。更麻煩的是,這塊旱地屬於另一個村的一戶村民。在未得到許可之前,擅自在別人的莊稼地裡取土培墳,不僅犯了鄉村的大忌,而且,還可能導致一場械鬥。
  村民們都推舉我,說就數我面子大,要我和在當地報社當記者的弟弟,到鄰村找那戶人家求情、協商。義不容辭,責無旁貸,我和弟弟踏著田埂,向鄰村走去。一路上,我都在想,我走了那麼遠,自以為和故鄉,和留在故鄉的親人、鄉親,已經隔了兩萬里,卻原來離得這樣近。幾天前,我還踏在舊金山綠草如茵的草地上,而此刻,我的腳又重新踏在了我發誓要永遠背叛的田埂上,腳下同樣是綠色的草,只不過,這裡的草竟然有如此深的澀味。
  那戶人家倒很通情達理,爽快同意我們在他家的旱地裡取土培墳。弟弟拿出10元錢,硬塞給那位村民,說是“青苗損失費”。幾番推辭,那人終於收下了。
  等我們兄弟倆回到墳地時,安葬進入最後的程序。那個我稱為“應平叔”的人,將骨灰壇放入砌好的“小屋”裡,然後,將叔祖生前喜愛的一臺收音機,音量開得大大的,放入“屋”內,這時,道士先生喊一聲:“來生多子多孫,洪福齊天!”在他的聽不清唱詞的古怪的吟唱聲中,村民們一聲吆喝,將第一擔土倒在了墳頭。裝土的農具不夠,我和弟弟就用一個裝化肥的尼龍袋子,將黑黑的、肥肥的故鄉土,蓋在叔祖的身上。這個原“國軍”上尉軍官,這個原解放軍“解放戰士”(當時對被俘的國民黨軍人的稱呼),這個荊門市沙洋縣高陽鎮歇張村三組的資深農民,就這樣,因為腿部的一次骨折,走完了自己69年的人生。
  最後一項儀式是將他的一件破棉襖燒掉,讓他在陰間有禦寒之物,並且,將他的一雙鞋子,朝田野裡相反的方向扔去。我至今不知道,這到底有什麼寓意。
  隨著新土越堆越高,收音機的播音越來越微弱,終於徹底喑啞了。有位親戚在抱怨,說應該換一對新電池,這樣可以聽得久一點,另一位村民表示反對,說只要沒有空氣,收音機就會啞掉。兩人的爭執在此刻涉及到了彼此都毫無所知的無線電學。
  我默默地培著土,抬頭就看見了范元國。按輩份,我喊他“元國爹”。
7

  元國爹,這是我一生中都不會忘記的人物。
  我大約7、8歲的時候,他是村里的鐵匠,鋪子就設在我家隔壁。如果說我的童年和工業有什麼關係得話,這個鐵匠鋪大概是首選。我的童年,就是在他的鐵錘丁丁噹噹的鍛打聲中度過的。而我童年時代的第一件恐怖的禍事,也正是由他而起。
  那是1970年左右的事情,我已有了清晰的記憶,而我的弟妹們卻未必知情。50年代末,我父親農業中學畢業後,當了一個月的某農業機械廠的學徒工,因我爺爺是地主成份,而被趕回農村。生產隊見他好歹進過工廠,便安排他進了鐵匠鋪,跟著元國爹學打鐵。當時,元國爹“承包”了這個鐵匠鋪,由於他購進了一批根本無法使用的廢鐵,導致虧損了300多元。這筆債拖到70年代初期,生產隊向他追討,他無力支付,於是,想了一個狠招,逼我父親替他支付70元債務。
  我父親當時連報酬都沒有,更沒有參與經營,只不過是一個跟他學揮大錘的學徒,況且,事隔10多年,怎麼突然逼迫我家幫他還債呢?當時,我只是小學一二年級的學生,我已經知道,這太不公平了!但又有什麼辦法?元國爹是隊裡的“貧下中農協會主席”(簡稱“貧協”),我爺爺是村里的地主(我後來才知道,我的爺爺和我的叔祖一樣,既在國民黨軍隊裡當過兵,被俘後也在解放軍裡打過仗,均在1950年前後被精減回家當地主)。政治地位上的天地懸殊,在那樣嚴酷的年代裡是足以致命的。我奶奶哭著吩咐我,要我任何時候都跟著爺爺,特別是當爺爺到廚房裡,或是到村外水塘邊時。我不懂,我奶奶就解釋說:“你爺爺被逼得沒法子,想死了算了。他要把自己的兩隻手綁在背後,倒栽到水缸裡淹死!”
  奶奶的哭、奶奶的吩咐,刀子一樣刺在我的心頭。從小學二年級起,我幼小的心靈,就被死亡所籠罩。這是我為什麼對於任何形式的死亡展示與死亡恐嚇,懷著深入骨髓的恐懼與厭惡的根本原因。只有我才知道,它對於柔弱的心靈有多大的傷害。前不久,看到在家鄉教初中的一位朋友,寫了一篇文章,談自己奉命帶著學生去參加宣判大會的複雜感受:在那次大會上,一位年僅19歲的、只不過盜竊作案19起、金額不過數萬元人民幣,沒有欠下任何人命的罪犯,竟然被我們的國家機器,當著那麼多充當看客的初中生、甚至小學生的面綁赴刑場,執行槍決!我記得,我讀那篇文章時流下了悲憫的眼淚。我為那個被惡法所虐殺的孩子哭泣,也為那些不得不參加極不人道、極不文明的所謂“公審公判”大會的孩子們哭泣。我知道,他們遠未成熟的心靈裡,有幾顆子彈從此掠過,引起靈魂深處久久難平的驚悸與恐懼。我固然愛我的國家,但絕不愛它為世所病的那堪稱殘酷的一部份,這其中就包括了將無數非暴力犯罪的人,如貪污分子、盜竊犯、以及其他並未侵犯生命權的財產犯罪者處以極刑的傳統和慣性。
  後來,多虧了隊裡領導還算處事公平,沒有強逼我們家代人還債。但是,區區70元人民幣,現在,在舊金山,如果換算成美金,連一小時的法定最低時薪都達不到,當年卻險些逼出一條人命。這是我童年時上過的深刻一課,讓我知道了什麼叫“貧困”,儘管每篇作文上,我們仍然習慣於用這樣的句子開頭:我們從小過著幸福的生活。
  元國爹早就失去了往昔農協主席的地位。常年打鐵,他的背駝得厲害,一邊幫著培墳,一邊咳嗽。我小時候,記得有一次,村里有一戶人家打棺材(鄉民們為避諱,常稱之為“壽材”),他曾經為了和別人賭一包雜糖,躺進剛剛打好的棺材裡,和他打賭的另幾個木匠,趕緊將棺材蓋住,將他憋了老半天。他爬出來時,臉憋得通紅,還哈哈地笑,當時,我差點忘了他就是幾年前險些逼死我爺爺的那個鐵匠。

8
  我帶著兒子回到美國,生活又回到了平常與寧靜之中。兒子偶爾會想起他在老家村子裡見過的那位奄奄一息的老爺爺。他會催我打電話回去,問候老爺爺,寄點錢給他,希望他好起來。面對孩子的善良,想起他在家鄉賓館長達40分鐘的痛哭,我實在不忍心告訴他:老爺爺已經埋在地下好幾個月了。
  叔祖在留給我的那份家史中,在談到自己的後事時,是這樣寫的:
  “至於我自己,只有一句話:人死燈滅。”
  我承認,在我20多年的寫作生涯中,我還從來沒有寫出過如此形像、生動、如此具有情感張力、如此令人悲哀難言的句子。
  人死,燈滅。無邊無際的黑暗籠罩著他去的那個世界。

  前幾天,打電話給母親,問起村里的情況。母親猶豫了片刻,告訴了我兩條壞消息:
  前些天,元國爹死了。是喝農藥死的。他得了肺癌,在深圳打工的小兒子趕回來,照顧了兩天,又要趕回深圳去了。一位愛開玩笑的村民對元國爹說:“我看你趁你兩個兒子都在家,喝藥死了算啦,何必拖半年一年,那時,兒子回來給你送葬,不又得掏路費?”
  當天晚上,元國爹果然喝了農藥。小兒子那天一早上路,往深圳方向趕,在5裡外的鄉場上,被村里報凶信的村民騎摩托車追上了。省下了兒子的路費,元國爹該瞑目了。
  第二條壞消息,母親猶豫得更久,終於在越洋電話那端,講給了我聽:我們村首富程順道的二兒子,也就是前文中所述替我叔祖挖墓穴的那位“大金平”,診斷出患了胃癌,醫院打開他的肚子後,又給縫上,現在已經拖回家來,說是過不了今年的年關。母親帶著哭聲說:“村里就數這孩子掙錢掙得苦,又是種地,又是開拖拉機跑運輸,還幫人理髮,好不容易攢點錢,現在,再多的錢也救不了他的命了。40歲都不到,他的爹媽怎麼想得過喲!”
  我在電話這頭,有什麼話可說呢?我們那個村子,近年來日漸衰落,像是受了惡咒一樣,死於非命的、死於絕癥的,越來越多了,而在短短的10多年前,這村子裡曾經出過10多個大學生,如今,再也沒有人指望考上大學了。
  這個程順道,靠開家庭雜貨店、販賣化肥、農藥,日子比其他村民好過些,錢卻摳得格外緊。他家在村里人緣不佳,與我們家的關係也不好,他甚至還毆打過我的母親。母親在電話那頭說:“我前頭聽到這個消息,難過得一夜沒睡好。我明天讓你二弟回一趟村里,看望一下元國爹的愛人,還有大金平,每人給50塊錢,表示一下心意。我們搬進了城,可老屋還在村里,還是村里人呢!”對母親的決定,我感到欣慰。
  母親在電話裡說,幾十年前原隊長修的地道,通到我家的老屋下面,現在,已經下陷,我一直住到18歲出門遠行的那間臥室,傾斜得嚇人,怕是馬上要倒塌了,問我是不是將它拆除。我吩咐母親,趕緊請鄉親們幫忙拆掉,免得垮塌時傷著了人。
  放下電話,我悵然地在電話機旁發呆。在鄉親們日漸凋零、老屋也日漸傾頹的那個小村里,我是永不回頭的背叛者、土地的逆子;而在我尚不擁有任何物業與土地的美國,回望我的父輩與祖輩,乃至祖祖輩輩生生死死的土地,我默然地流出的,只能是一行鹹鹹的眼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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