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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挤尽奶汁的母牛 [打印本页]

作者: 逍遥     时间: 2006-5-8 08:32     标题: 挤尽奶汁的母牛

挤尽奶汁的母牛

五一期间的一个傍晚,我在厨房摘油菜,突然便想起了母亲,想起我这是跟她学的,用手掐油菜,不用刀切……那一瞬间,我的心口非常非常疼,像被拧紧了,怎么也打不开。由母亲又想到去世未久的父亲,心情愈加沉重:再也没有爸爸和妈妈,再也没有了……
而在父母生前,我却从未当面叫过他们一声爸爸或妈妈。
小时候生活在大家庭,父母均排行老五,一个在家被小辈唤五叔,另一个叫五娘。我们也随堂表哥姐乱叫,大人从未纠正,就这样一路称呼下来。外人感觉莫名其妙,甚至认为我们颇有些忤逆。年轻时,我却觉得自己标新立异,到后来则已形成习惯,改不过来了。
    如今,就是对着天空喊上千遍万遍,父母也不会回来,我不再是人见人羡父母双全的人了。曾听人说起,不论多大,还是父母健在好啊!此刻,我才锥心刺骨地意识到这句话的分量,随之而来的便是一种无边的失落。
这感觉一直持续到很晚,甚至搅扰得我坐立不安。我惟有将灯熄灭,于黑暗中跪在床上祈祷,希望有一天能在另一个世界与父母的灵魂相遇。我坚信会遇到母亲的,而父亲就不好说了,因为他离神太遥远……走回客厅时,便听到电视中的新闻,说五月十四日是母亲节。看来,这便是心灵感应,无怪乎我会这样思念父母,原来母亲节快到了。而母亲节过后,离父亲节也不会太远了。
耳朵里不由自主地痒起来。我忆起儿时,母亲为我掏耳朵的情景,那是她对我唯一亲昵的表达方式:我躺在她的大腿上,窗外和熙的阳光或屋里明亮的灯光照着我的耳朵,发卡轻轻在耳蜗里游动,有种柔柔的、软软的舒服……

母亲去世后的第一个春节,父亲叫后辈一起到饭馆吃饭,那是他最后一次请我们聚餐。他说,不是为了吃这顿饭,而是让大家聚在一处给他,特别是给去世不到半年的母亲拜年。
饭桌上,大家不由自主怀念起母亲做的回锅肉、臊子面,黑芝麻汤圆,尤其是她配制的饺子作料……如今,任谁也做不出来了,那叫香啊!可随着母亲的离去,它们成为了真正的绝活儿……
有病的小妹那天比较正常,她说怎么母亲的优点这么多,而父亲的就那么少呢?父亲的耳朵听不见,大家一时有些肆无忌惮,当他的面说起了他的坏话。
弟妹突然笑着说,谁说他听不见?我问问他!她转脸问,老爷子,听见我们说什么了吗?
父亲微微一笑,你们是在说老太太吧?老太太这个人表面看是个唠叨的家庭妇女,没什么意思,实际上……她有突出的优点:无论在单位还是家里,她一辈子忍辱负重,都在拼命地干。她在外面人际关系也好,这个家主要扛在她肩上。像一条破船,靠着她,才艰难地没有沉没,维持了下来……
这是第一次,父亲没将自己摆在指挥兼导演的位置,说了句特别公允的话。说完后他似乎有些后悔,加上一句,当然了,我对她是很容忍的……
这话要是在母亲活着时说该多好!但父亲从来不会当面表达对人的感情,我也是。不知父亲内心对此可有悔意?我则一直被内疚折磨着,总后悔没在母亲活着时对她更好些,特别是在对她的态度上。
母亲生前曾几次对我说,你父亲从年轻起身体就不好,活到九十多岁还能活动,全亏我照顾。我比他小十多岁,已经不行了,又瞎又瘸。看来,人活着就该自私,多为自己考虑!她回忆起困难时期,发点心票,她一口点心都没吃过,全给了父亲;她说父亲从来都是饭来伸手,衣来张口……
话是这样说,她一生都在为别人考虑,活到八十多岁了,江山易改,本性却已难移。
只有在基本丧失活动能力的状况下,她才不得不闲下来。几十年一贯制,她一直在为这个家忙碌,鞠躬尽瘁,呕心漓血。说她吃的是草,挤出的是奶还不够,她甚至在草都吃不饱的时候,还拼命为这个家和儿女们供奶,直到油尽灯枯。每次到了危机时刻,都靠她把舵兼拼命划浆,我家这条破船才没有翻掉。若不是她,我们早已被连锅端离开了北京……


一、

母亲是四川乐山人,出生在一个孩子众多的大家庭,排行老五。虽生得面目清秀,肌肤细腻,可天生有些残疾,属于内八字脚。这不是她独有的毛病,就连面孔美若天仙的二姨也只算得半截美人。看来,这该属于家族基因的问题。
外婆一直为生孩子所累,不喜欢孩子,更不喜欢母亲。究其原因,一来她排在中间,又是个赔钱货;二来她小时候疯疯癫癫、大大咧咧,嘴还特别馋。她不像四姨,虽然也排在中间,但从小斯文懂事,会看父母的脸色,对下面的弟妹也一向谦让照顾。所以,父母尽管重男轻女,除对儿子之外,最喜欢的就是四姨。对比之下,大人们越发不待见母亲,从小到大,她不知受过多少皮肉之苦。特别是外婆,动不动拿她当出气筒。
记得十岁左右,太外婆送给她和四姨一人一对玉石耳环,作为过年礼物。大年初一,讲究穿新戴新,她和四姨两人欢欢喜喜都把耳环戴上。姐姐安静地坐在那里,她却坐不住,跑到外面一通疯跑。回到家中,外婆立即发现她把一只耳环丢了。当然二话不说,揪过来就一顿痛打,也不管是否在过大年。
姥姥不疼,舅舅不爱,又总是挨打遭骂,小小年纪,她就有过轻生念头。那一年,她只九岁,赶上霍乱在当地流行。和她经常一起耍的一个小玩伴染上了这种病,不久即不治而亡。知道了小伙伴死于霍乱,她竟盼着自己也有被传染的幸运,也好尽快离开这个没有爱的世界。
然而,死神却不肯要她,在打骂声中她一天天长大。你说,她能对这个家留恋吗?年龄逐渐增大后,她最大的渴望就是尽快离开,离开这个不喜欢她而她也不喜欢的家,自己去独立生活。
由于一心想过独立生活,快点走向社会,她的心思并不在读书上,成绩很一般,比四姨差很多;更由于家境一直比较困难,对这个不待见的孩子当然不愿下力气培养,她只读完初中,就孤身一人到成都找她的大哥。当时,我大舅的家境相当富裕,开着三个店铺,一个五金铺,一个书店,还有一个裱褙铺。大舅安排她到书店做学徒,因是店主的亲妹妹,自然不会让她做店员,而是学计账。
开始她住在大哥家,仍旧如小时一样,没有姐姐们的娴静,而是反其道而行之,特别好动,爱说笑,喜欢男女朋友凑到一处耍。嫂子是个旧式厉害女人,不但给她脸色看,还经常在大哥面前说她坏话,哪有这样的女娃,野的要死!
虽说性格大大咧咧,但听多了闲话还是生气。她终于搬出了大哥家,去和奶妈住到一起。后来索性辞去大哥家的学徒一职,去上财会补习学校。因为手里钱少,家里能给的钱也有限,她只报了一年的速成班。父母虽不喜欢她,也知道年代不同了,学历高比低好,将来就是嫁人,也能找个好老公。所以,还是勉强给了她一点钱。补习班毕业后,她又动了继续上学的念头。大哥毕竟是亲大哥,和外婆家一起凑了些钱,同意叫她继续读高中。
她上的是逃难中迁到四川的清华附中。附中是男女合校,上课基本用英文课本,甚至不少同学对话也多用这种鸟语,她这个土包子根本听不懂。加上学校伙食很差,几乎天天吃芹菜,她也吃不惯。本质上,她不是一个爱读书与学习的人,而属于爱行动的一类。这所学校门槛对她来说太高,只读了几个月,她便以退学告终。
亲戚又在乐西公路帮她找到份会计工作。她干得相当不错,比读书得心应手多了。工作期间,她住在已经出嫁的二姐家。终于脱离了父母的视线,自己有了工资,她像一只飞出牢笼的小鸟,变得更加唧唧喳喳,整个一个乐天派。这种无忧无虑的性格在同事中颇得人缘,大家都挺喜欢她。不久,有一个浙江男同事开始追求她。可她看不上,嫌人家长得难看。甚至科长和科长的弟弟也喜欢过她,她都没有同意。原因是这些人都不是大学生。自己虽然读书不行,可受自己舅舅们的影响,她认为对方起码该是大学生才行。
乐西公路竣工后,她到过乐山五通桥银行学习,又去过新樊县政府做会计。住处也像打游击,在表姐家住过,去舅母家住过。四海为家,就是不愿回父母家去。这些亲戚都属于有头有脸的官宦之家,通过五舅母,她认识了她的干女儿,也就是父亲的八嫂。舅母与八嫂为她牵了条红线,将她与千里之外的父亲栓到了一起。父亲虽在军队服务,但不是她一贯讨厌的职业军人,而属于她一直想往的大学生,所以,两人尽管没见过面,只是通信,她最终还是同意了这桩婚事。
由于两人差着十一岁多,大西北又男多女少,父亲显然为弱势一方。怕母亲见面之后悔婚,他不得不耍了个心眼儿,要求先在报刊登结婚启事,再来接她到兰州。见面后,看到父亲一副老气横秋、病篓子的模样,她心头还真有过悔意,但生米已经煮成熟饭,悔婚的念头她想都不曾想过。
从天府之国来到蛮荒的大西北,面对一个脏乱差叫人瞠目结舌的窝,初来的她实在无法适应,父亲的脏乱简直难以想象。例如,盖的白被里及内衣裤早已成为黑灰色,特别是被头和衣裤的边角全都浮着一层油腻,发出令人作呕的味道;一个破旧的脸盆一物多用,除了洗脸洗脚,还用来煮面条,甚至在夜间作为尿盆……迈进家门伊始,她先是惊得发了一阵呆,然后就摞胳膊挽袖子,将父亲的烂家当全部甩出房间,换成自己的嫁妆。幸好她带的东西比较全,就连新痰盂也运来了。一直忙到天黑,她才坐下来吐出一口气。尽管环境艰苦,但她总算有了自己的家。
第二天早上一起床,她却开始犯难了,因为她基本不会做家务。不是娘家娇生惯养,而是她从小与家庭疏远,东走西窜,走哪儿吃哪儿,也就忽略了学做家事。
而父亲是少爷、老爷当惯的,即使凳子在他面前倒下,他也决不会伸手去扶。打光棍时,他一直在部队吃小灶包伙,吃久了虽是寡淡无味,他却仍旧懒得动手,最多在半夜饿时煮些烂面条充饥。
爱叨唠的母亲即使把舌头叨唠碎,他的本性也决不会改变。况且,像那时的女人一样,母亲认为,做妻子的包揽一切家务乃天经地义。她的命运既已和这个男人拴在一起,她便要尽力营造好这个家。从此,她主动赶自己上了鸭子架,把从不曾担过的担子挑上肩。
她开始学做饭菜与缝纫。初期,手艺相当糟糕。抄菜只会煎荷包蛋,甚至将蛋煎胡或把酱油倒多了;缝扣子也是粗针大脚,扣眼儿与扣子对不齐整。但她热情颇高,不耻下问。同时,她也占了是四川人的便宜,吃过、见过许多地道家乡菜。没见过驴跑,到底听过驴叫,照葫芦画瓢,经过几次失败之后,倒也自攥出几道受人夸奖的菜来。做针线也是如此,不知扎破了几次手指,经过多少失败,她终于学会了修改衣服,甚至可以自裁自剪做些简单衣物。将父亲的脏裤衩统统丢掉后,兰州城竟然没有内裤可卖,她只有买来几尺布,自己学着裁剪。说来可笑,第一次做的裤衩两条腿被缝在了一起。但最终她总算让父亲穿上了她缝制的干净裤衩。由于脾气急,她的手工一直较糙,只可归入粗针大线一族。以后,她还学会了编织毛衣,甚至织出过不少花样,这应该属于她最出色的一门手艺了。
呆了没多久,她就坐不住了。跑跑颠颠已成惯,她不愿在家当太太,仍坚持要做职业妇女。开初,对于她四处打听工作,父亲是不大赞成的。可禁不住她总在耳旁絮叨,也就懒得管了,父亲抱定叫她自生自灭的态度,由她在人生地不熟的兰州碰钉子去。
孰料她有相当的能量。时间不长已和周围的邻居搞得烂熟,与老死不相往来的父亲形成强烈对比,大家都对新娘子印象颇佳。不久,有个邻居的亲戚即在兰州市银行为她找到一份工作。她也算老银行了,业务上自然拿得起来,没给介绍人丢脸。
从此,一直到她还能干得动的老年,她都在为这个家操劳辛苦,承担起绝大部分家务。我记事起,就见她终日拐着脚,忙这忙那,手脚不曾停过,当然,嘴也不曾停歇。后来,以老迈残废之身,只剩嘴巴不停了。
只吃不做对父亲来说是享乐,可自从她残疾之后,这对她却是一种无休无止的折磨。即使别人反复对她讲,坐着当老太太享福多好,她还是难以适应无所事事的生活。暮年的残疾无情地剥夺了她的劳动权利,甚至是生存价值,境由心生,命运对她来讲便是残酷。

(待续)
作者: 简杨     时间: 2006-5-8 08:34
逍遥大姐,红地毯铺地。
作者: 简杨     时间: 2006-5-8 08:39
总算把“羊油灯”里的一些人对了号。

两个小问题:

她上的是逃难中迁到四川的清华附中。附中是男女合校,上课基本用英文课本,甚至不少同学对话也多用这种鸟语(鸟语大不合适)。

将她与千里之外的父亲栓到了一起(拴?)
作者: wxll     时间: 2006-5-8 08:40
慢了一步,没抢上沙发。
作者: weili     时间: 2006-5-8 08:50
先欢迎逍遥姐姐!!!

然后马上读文。
作者: 逍遥     时间: 2006-5-8 09:00
谢谢各位!写得粗糙,过去都是校对高手德方帮忙校对,如今缺了她的帮助,我只有以错别字和不通顺来面对大家了,望各位将就着看,抱歉!
作者: 杜欣欣     时间: 2006-5-8 09:29
逍遥姐,你好!
读这篇文章真感亲切。因为我母亲也是四川人,而且我外婆生了5个女孩儿(都是赔钱货),母亲以前常常做的回锅肉、臊子面,黑芝麻汤圆。50年代初父母到北京,觉得北京处处都不如四川,连小面都吃不上,母亲曾闹着要回四川。
作者: weili     时间: 2006-5-8 10:02
“外婆一直为生孩子所累,不喜欢孩子,更不喜欢母亲。究其原因,一来她排在中间,又是个赔钱货;二来她小时候疯疯癫癫、大大咧咧,嘴还特别馋。”

是否改成“一来母亲排在中间,又是个赔钱货;二来她小时候疯疯癫癫、大大咧咧,嘴还特别馋。”

从小“疯疯癫癫、大大咧咧”,后来为全家“鞠躬尽瘁”,是否写一段因为女人为人母的人生转折(也许就是你下面要继续的:)。
作者: 廖康     时间: 2006-5-8 10:39
欢迎的主线在这儿呢,再举一次小旗子。我老家也是在四川,看着亲切。
作者: 冷热     时间: 2006-5-8 11:12
<<羊油灯>>太太正在看,欢迎逍遥!

好像仍是素材多一些,欠筛选。
作者: 逍遥     时间: 2006-5-9 07:20
再次感谢大家的欢迎,认识了两个半老乡:欣欣和廖康,非常高兴!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
作者: 逍遥     时间: 2006-5-10 08:53
二、

母亲捧的是公认的金饭碗,一直在银行做职员,这也使她解放后沾了光,没有失业,成为金融行业的留用人员。她属于只管低头拉车不看路的一族,无论解放前后,她都尽其所能地卖力工作。至于为何不做太太,而一直坚持工作,她曾多次对我叨唠,还不是因为你父亲打了我一耳光的缘故!看来,这一巴掌令她终身难忘,使她不得不奋发图强。
此事大约发生于1947年初,母亲带着我和咪咪迈进婆家的门未久。其时,大家庭中一直由大娘充当管家兼带做饭,家里只一位佣人照顾婆婆与打杂。因为又添了两个不大不小的娃娃,一个佣人当然照应不来。父亲便请示婆婆,打算再请一位。
婆婆说,这些事你们自己看着办吧。
父亲也知道自己的母亲对这些事向来不插手,他做请示不过是形式,只为表示对老人的尊重。
母亲则不懂这些规矩,立即卤莽地插嘴,不用,不用,我能照看两个孩子!
父亲立刻沉下脸说,你懂得什么?少插嘴!
母亲没看明白他的脸色,立刻回嘴,我怎么不懂?就是不需要雇人嘛!
说着说着两人竟为雇人的事发生争执。新进门的媳妇就敢和老公顶嘴,居然还当着婆婆与嫂子,父亲觉得母亲太没教养,这让他的薄面皮太难堪。他不由勃然大怒,上前给了母亲一个嘴巴。
被打的母亲面孔火辣辣的,并不很疼,只是感到震惊与屈辱。结婚已好几年,父亲尽管常发脾气,动手的事却从未发生。有了第一次就会有第二第三次的。看来,靠人养活没好下场,她必须得找个工作,只有经济上获得独立,她的腰杆子才能硬气。
第二天,她就闹着要出去找工作。父亲的态度无可无不可。家中人口多,经济状况大不如前,她能出去工作,多少也能贴补家用。而婆婆、大娘与姑姑对她的做法却颇不理解,女人一旦结婚,特别是做母亲之后,就该在家相夫教子才对啊!
一贯没什么主意的她这次却特别固执。不久,她即托自己的表哥在南昌市银行找了一份工作,仍旧做她的小职员,早出晚归。一年后,她又有了第三个孩子黑头,因为是儿子,婆婆非常喜欢,这一喜欢自然就重视,强调要由她自己喂奶。从此,班上得越发辛苦。
大家庭的媳妇不能逾轨逾份,她赚钱养家的目的达到了,但经济独立却始终没有争得。她似乎也从没这种想头,就像只知低头拉车一样,她一直是只知挣钱却不管家。只要发了工资与年终分红,她就老老实实全部交到父亲手里,需要钱时再要。父亲也有借口,说她过去一直大手大脚,将家中的积蓄几乎造光,现在家中人口多、日子紧,必须要他这个总指挥亲自把关才行。
解放战争时期物价飞涨,国统区拼命发不值钱的纸票,银行体恤职工的苦处,年终不再发钱,而改发黄金作为奖金。主要是母亲发的年终奖,再加父亲手中不多的余钱,家里存有黄金五两左右。
父亲当年打牌曾赢过近百万元。不知是否忆起了当年打牌的威风,这几两闲置的黄金不觉令他手痒起来。坐不住的时刻,偏巧有位中学同学来找,说自己失业在家,想做鸡毛出口生意,因手头没有闲钱,想求老同学帮忙,将来给他两分红利。同学吹得天花乱坠,高利使父亲利令智昏,他连个招呼也不与母亲打,毫不犹豫地将四两黄金借了出去。
金子拿走之后,泥牛入海无消息。父亲曾经去找过,那人回说生意亏本,无钱可还,他只能空手而返。对于他的赌博折羽,母亲唠叨了几天,却不敢过于指责。她已逐渐地习惯了父亲的说辞,一台戏要有个导演,一个家要有位总指挥,这位总指挥即使指挥大家往阴沟里跳,她也得闭眼紧跟。
解放初期,母亲要比总指挥幸运得多,她一天也不曾失业,反而更加忙碌。记得在迎接解放军进城时,她曾跟留用的年轻女同事一起,连续扭了整三天的秧歌舞。
那时,银行做为国家经济命脉,当然首先被解放军军管。母亲属于旧工作人员,俗称“俘虏”。给这些“俘虏”办过一个月学习班,主要是讲清政策,一定要对党忠诚老实,交代清楚自己的历史问题。母亲没参加过任何党派,可人家都交代了,自己不做一个交代肯定属于表现不好。想来想去,她忽然想起,上中学时,学校曾集体发给他们每人一个徽章。至于那物件儿是何方神圣,她也说不清楚。军代表于是推定,那可能是三青团的标志,从而怀疑她集体加入过这一反动党派。可母亲既未填过表格,更没任何人告知她已加入过这个组织。据此,只能在审查结束后,在她的档案中写上一笔,“怀疑其曾参加过反动三青团”。
只因她污点小,历史相对简单,一个月后,照旧上班。并不是每个旧人员都享有此项殊荣,这令很多人羡慕不已,就连父亲心里也肯定在羡慕,只不愿说出口罢了。由于缺少工作人员,不得不从部队又抽调来一批新人,俗称搀沙子,官话叫加强银行建设。母亲是老银行,业务自然比他们熟悉,她不但要完成本职工作,还要负责教会他们。那段时间,加班加点成为她的家常便饭。
可她的地位却与这些革命干部大相径庭。多年后,干部实行退休制度,以建国时间划一条线。她明明是49年五月参加工作的,却只能以退休告终。当然,这与她的证明人已经故去有关。更重要的是,她觉着“俘虏”这个词太难听,因而在档案中一直填写自己是旧留用人员。谁承想,退休政策却有规定,“俘虏”算离休,留用者只做退休处理。
那时,我们三个孩子很少见到母亲。她一个月没在我们面前出现,我们大约也不会在意。孩子们跟用人樊妈更亲近些,若找不到她,我们也许会哭闹。
见不到母亲,却常见找不到工作的父亲在眼前转,紧蹙双眉,脸上一丝笑容都没有。咪咪或黑头只要一哭,就会听他大吼一声,蠢猪,哭什么哭!
咪咪吓得睁着一对惊恐的大眼睛,单薄的身体微微颤抖;黑头会停止哭泣,把手指头放在嘴里吸吮。只有我不哭,笑着跑到父亲跟前,抱住他的腿。他仿佛已没心肠用手指钳我的脸了,但脸上的表情会舒展开,不说话,只用手掌轻抚我的头顶。
当年留存下来一张黑白照片,早已退色。不知那上面为何没有父亲,只有母亲和我们三个孩子。母亲说,那是她从学习班出来后不久领我们去拍的。她穿一身深色制服,上面别一枚徽章,头戴一顶佩五星的八角帽,徽章与五星该是红色的吧。想来,这些一定是学习班的行头了。只是,照片上的母亲有张清瘦的瓜子脸,又过于秀气,简直有几分香港影星夏梦的风采,因而与那身穿戴极不相宜。下面是我们三个孩子。左边是咪咪,穿大翻领蓬蓬袖的娃娃服,上边布满花朵,就连工装裤也是格呢的,小辫梳成抓髻,五官全是圆的,平时总哭的她这回却张着嘴在笑,笑得却不怎么生动,像极了橱柜里的洋娃娃。中间是黑头,穿着上白下花的浅色衣服,竟也是蓬蓬袖的,估计他被闪光灯吓着了,脸上的表情不但发愣,还把手指塞进嘴里面吃,就像他害怕的时候一样。右边是我,头戴一顶有条纹的草帽,衣服是素白色的,很普通,长相也不如咪咪漂亮,笑得却相当灿烂。
大约一年之后,父亲在北京有了正式工作。1951年二月前后,统战部出面发来调令,将母亲调至银行工作。调令一下,母亲即带领我们三个孩子北上。能让我们全家团聚,不再过牛郎织女的生活,父母甚是感恩戴德,认为当时的统战政策相当有人情味。
母亲孤身一人带着我们三个孩子北上,相当不易,路上我还险些走失。但千难万难,她终于将我们安全领到北京城内。
当时,父亲机关还未兴建宿舍,我们一家被暂时安置在银行的招待所内。招待所位于前门打磨厂,母亲闲住没几天,就急着托人找保姆,以便赶去上班。大多数银行干部都来自五糊四海,普通干部没有多高的觉悟,不少人都休整了一两个月后才去上班。
看她匆匆忙忙赶来上班,有好心的同事悄悄问她,你为什么这么着急?
她回答,不上班怎么有工资啊!看来她是穷怕了。
那同事笑了,你可真傻,只要一报到就有工资。急什么急,说孩子没人管不就得了!
母亲不但这点犯傻,还有二傻。那时调动工作,托运行李一律报销。别人调动工作,托运行李全都大包小包。例如,说她傻的同事,把厨房的锅碗瓢盆都托运到了北京。可她除了我们三个孩子,只带到北京三只旧皮箱。其中一只,还是咪咪随身坐在屁股下面的小箱子。大部分家具她在挽救大娘时换了钱,离开南昌时,又将最后剩下的跟打鼓的(收破烂的小贩,因打鼓叫买而得名)做了交易,仅得到几十块钱。我们几乎等于扫地出门,带着一点必须的旧衣物来到北京。
那时,母亲负担颇重,除了我们三个孩子,她还要给娘家寄钱,给在东北上大学的八姨寄些生活补贴。银行设有困难补助,不少职工都曾申请过。但她不愿占公家的便宜,更怕人家说三道四,就一直咬紧牙关挺着。
小时的我经常被她带去上班,得以在银行自由出入,我曾亲见有些人公家的便宜不占白不占。因童言无忌,我还捱过母亲一顿好掐。她有一位女同事,平素一贯着花缎子旗袍,丝质透明长筒袜,穿戴十分漂亮讲究,可她却多次伸手要困难补助。凡申请补助,都要全体职工开会讨论,因大家不愿驳面子,她的申请每次都能顺利通过。
有次开会讨论此事,母亲正好带我上班,开会时我也在场。我这编外会员竟也瞪大眼睛听大人发言,看大家都没意见,我有意见了,直杵杵冒出句大家想说却不好意思说的话,你穿得这么漂亮还要补助啊!
会议整个哑场了。申请补助者脸蓦地变白,母亲的脸却涨红了。趁人不注意,她走到我身边,狠狠掐了几下我的胳膊,嘴里小声说,大人开会,谁要你小孩子多嘴!
我想不通。母亲回家常唠叨不该给她补助,可会上为什么不说?想来所有的人都如此吧,怀着不得罪人的心理,却又实在不服气,惟有背后嘟囔?
母亲的胆小怕事也有她的不得已。晚年她一再对我絮叨,自从外公被镇压后,她的头就抬不起来了,只能谨小慎微做人,见人只说好话,不说坏话,惟有拼命改造与卖力工作。看来,恐惧竟能封住一张极爱说三道四的嘴,使她安然度过各种运动,甚至有幸做过几回积极分子。
印象最深是大跃进中,她曾大出风头。父亲却不行,不能说他主观上不想融入时代,只是苦于没有用武之地。母亲就不同了, 凭着她的动手能力与机灵,总算有了大显身手的机会,她的能动性似乎超乎寻常地得到发挥。
她当时在银行会发局联行科任职,工作为收发全国各地银行的报表、报单,编号后送入穿孔车间穿孔进行统计。所谓穿孔,就是使用前苏联的计算机来统计数字,因为要在报表上打孔名称便化简为繁简称为打孔了。现在,计算机有越来越微型化的趋势,而原始计算机则非常老苯,何况是苏联老大哥的东西,更具有北极熊式的庞然架势,得用一个车间才盛得下这些机器。在计划经济的前提下,信件、报表之多往往堆积如山,报表的编号还一律采用手写。因此,一天工作下来,手腕常常疼得抬不起来,手指上也磨起了糨子。
在大讲技术革新的跃进形势下,大家都开动脑筋想办法,提倡敢想敢干,力图在工作效率上有所突破。一方面受大好形势的感召,一方面由于出身太差的压力,母亲当然要积极表现。她主动勇挑重担,承担了最繁重的上海、浙江等地业务,然后又改进编号程序,将手写改用打号机打号,一下子省去了不少时间与体力。不久,打号编号即在全科推广开,成为她发起的第一项技术革新。这项革新由于受到领导表扬,使她备受鼓舞与鞭策,从而又有了第二项发明。年代久远,她已然记不起是什么,似乎与电器有关。家里的活儿每一样都指不上父亲,她只有像男同志那样修理插销与接保险丝,这使她比一般女同志能干,在技术革新高潮中敢碰这类东西,并结合实际工作有所发明。又因为算盘打得又快又好,领导让她负责全科的子女统筹,职工孩子看病的药费都来找她报销,尽管是过路财神,也仿佛有了些权力,让她的头不用埋得那么低了。当时,正在修建人民大会堂及清理永定河,都属于政治运动。领导发话说,不可靠的人决不让参与其中。通过争先恐后地积极报名,她竟有幸参加了这些活动,自然倍感欣慰与光荣……
当时似乎样样顺遂,只有一样使她做瘪——不会写东西。她从小作文不好,文通字顺尚能勉强达到,可只能干巴巴写几句,大段文章,特别是激情彭湃歌颂党、毛主席和大好形势的文字,她就是弩出血来也不能够。看见大字报、决心书、顺口溜等漫天飞舞,要表明自己有颗红心哪样不得写出来亮相啊!万般无奈,她只有去求父亲帮忙。作为曾经的大秘书,父亲是专吃笔杆子这碗饭的,写这类应景文章本属小菜儿一碟,但父亲根本不搭理她。我想,当时如果她能求我,我肯定会受宠若惊地为她操刀代笔的。可惜,她小瞧了我这个在学校出风头的小秀才。
正赶上银行开设高中文化补习夜校。赌气之下,她决定报名参加高中语文学习。想是受了父亲不肯帮忙的刺激,她学得非常努力。那年,她晚上只要有空,几乎都抱着语文课本,用带乡音的普通话苦读。就因她的苦读不缀,使我对课本的第一课印象颇深,《诗经》中的“关关唧啾,在何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求。”从她口里念出来,感觉异常好笑,但还是引起我对窈窕淑女的遐想,忍不住拿起搁置多日的画笔,画了一张仕女图。这使她拉下脸来,批评我只愿画这些过时的东西,为什么不画大跃进的大好形势?
结业时,她竟然获得一张全行受表彰的奖状,是行长亲自上台发的。
又要工作,又要学习,还要技术革新……孩子与家务又不能丢下不管,你想母亲有多忙吧,她几乎天天在加班加点。幸亏我们住在机关大院,每天可吃食堂。再加上我当时已能做饭热菜,才保证了家中的三口没饿肚皮。父亲是从来不理家务的,所以,我干不了的种种活计还得等母亲深夜归家后才做。她当时睡得很少,每天能有四五个小时已相当不错了。那时的她很瘦,一米五九的个子,体重只有七十多斤,但精神十足,天天拐着个脚,匆忙地走在社会主义大道上。
超负荷的透支似乎收到了意想不到的效果。1959年初,她有幸被评为全行的三八红旗手,好像联行科只她一人得此殊荣。领回一张大奖状的同时,还有一袋大米的物质奖励。
她很有些意气风发。对党员她一直由衷地羡慕,只渴望不可及罢了。此时,她甚至萌发了写入党申请书的念头,很可能已递了上去。可是,泥牛入海无消息是理所当然的。一个被镇压地主的子女,给你颗糖豆儿吃就该满足,还痴心妄想做孙大圣,打入铁扇公主的肚肠不成?
入不成党虽然遗憾,她也只能认命,谁叫自己有个反动父亲呢!但她一直认为自己的表现已竭尽所能了,理应属于优秀之列。然而,文革中她的档案被革命群众批露之时,上面竟赫然写着“表现一般”。这真叫她从头凉到了脚板心。原来,她始终被放在放射线下,骨头都被革命群众看得清清楚楚,上面有她父亲黑血染就永难退去的黑色啊!(待续)
作者: 逍遥     时间: 2006-5-12 05:45
三、

说母亲工作上表现一般就一般吧,但她确实是家中的功臣。每个关键时刻,都是她独挑大梁,而作为总导演的父亲偏巧都不在场,或者干脆做他的缩头乌龟去了。鸡毛蒜皮的小事就不说了,每当家中有难,都是她在力挽狂澜,变不可能为可能。
当年,为养家糊口,父亲不得不远走北京,到“革大”学习。学习期间,正赶上南昌进行土改。
祖父去世曾留有近二十亩田,因大娘孤儿寡母无人赡养,这自然算在了她名下。父亲参加工作后,曾给家里寄过一些钱,祖父又以二伯的名义买了三十亩地。二伯收入颇丰,根本不需要这几亩薄田的收入,也就一并将租金给予祖父母及大娘花用。其实,三十亩地的租金也就收过一两年便赶上了抗战。兵荒马乱,命都难保,哪里还谈得上收租?抗战胜利后,最多也就收过两年租,就又开始打仗了,当然又没了租金收入。
土改那年祖父母均已过世,二伯在外地工作,父亲又到革大学习,母亲是有工作的,这地主帽子自然戴到了没有工作的大娘头上。大娘的长子当时已经参加了解放军,可解放军在外头革命,不通消息又鞭长莫及,谁都不知道大娘已是军属,只知道她该划为地主。
农民兄弟登门了。我记不得他们是气势汹汹抑或和颜悦色,但听咪咪后来告诉我,他们有人背着枪,进了屋子,便把大娘押走了,并留下话来,一手交钱,一手交人。所说的钱指他们以前租种土地的押金,现在必须悉数退还。这应该是理所当然的,可退押的数目太大,折合成现在的钱要一千块。大娘没有钱,吓得只有流泪,说出的话却死硬,要钱没有,要命有一条。
若是不交钱,就凭这句话就能要她的命。外公只有十几亩地,由于雇了一个人耕作,自然被划为地主。土改时,就因说了同样的话又拿不出钱来就送了性命。结果,当然是先把大娘关押起来。
那时,一大家子人的生活全靠母亲一人。刚开始,银行还发铜板,后来不发了,实行的制度相当于半供给制,工资以小米为计算单位,母亲只是低级职工,小米折合成钞票每月只有三四十元。过去的积蓄早已被父亲造光,家中基本没有闲钱,要不也不会整天喝稀饭了。要想凑足这一千块钱,简直比登天还难。
从前和今后,母亲的一生都会遇见和将要遇见诸多问题,她一边着急地叨唠,一边努力奔走,逐一解决这些棘手问题。人活着就是每一天都面对问题并解决问题,母亲虽不懂这个大道理,但却从未见她气馁过。
她首先想到给北京的二伯写信,让他十万火急将钱寄来。汇款不久到了,只有八百块,还差着二百。她又倾其所有,再加上大娘的五十块钱也还是差着一百块左右。万般无奈,她决定变卖家中的财产。家中稍微值钱的家具如旧沙发之类全都搬了出来,又将父亲的几匹毛料、几套西装及还能卖点钱的东西放于八仙桌上,抬到家门口叫卖。总算凑够一千块钱,将大娘赎了回来。焦头烂额的她总算松了口气,只要保住了人,就是天天喝稀饭也好。
文革中,我家六口人分散于六地。父亲在湖北干校,咪咪随姐夫到四川三线工厂,我在内蒙古插队,黑头在河南母亲银行的干校,小妹在东北兵团,只母亲因病留在北京,得以躲过劳动改造,或曰免于劳动锻炼。文革后期,除了咪咪,我们三个孩子,都是母亲求爷爷告奶奶想办法调回北京的,若是指望父亲,我们恐怕要在当地落地生根了。
1970年,我在兵团劳动得心甘情愿,就准备一辈子在那里扎根了。谁料横祸天飞,我的男友以反革命罪被拘捕,我们全小队的插友在隔离审查、背对背揭发后,被整得灰头土脸,我更是备受歧视与迫害,精神上受到严重刺激。在一次突来的雪灾中,我在野外冻了一天一夜,身体也迅速垮掉了。内蒙古再也呆不下去,我却还咬牙挺着,不愿让家里人知道实情。
幸亏有个好心的同学回京探亲,将我的情况如实告之母亲,让她无论如何要想办法把我调回来。听说了我的处境,她整整一个礼拜失眠,几乎也没怎么吃饭。当时,有门路的可以上学、参军,而我们一无权二无势不说,还属于挨整对象范畴,叫她能想出什么办法?连愁带急,她竟然犯起了心脏病。无奈中,她去找好友商量,总算于黑暗中找出一条崎岖难走的路,利用她身体有多种疾病,身边又没有一个子女照顾为由头,要求安办以困退的名义将我调回北京。
那时,以困退或病退把子女调回北京的人还很稀少。物以稀为贵,难度当然异常之大。不说别的,就是往安办跑,也能将好人的腿跑细几圈。既是困退,本人就得重病缠身,要不然看着也不像。一般都是家长的单位代为奔走,才有可能办妥贴。然而,母亲的单位早已迁到三线,除了给她寄工资外,事事不管,北京根本没有合适的人为她跑。
这样也好,她可以此为借口,先叫我回来再说。于是,一封一封“母病重,速归”的电报发往兵团,甚至将诊断书也寄了去。连队先是不同意走,在母亲坚持不懈的努力下,我才终于逃离兵团。
困退一直办了整整两年,如今想起来都头大。印象中是不断碰壁,碰得鼻青脸肿,期间失望接着希望,希望连着失望,反反复复……最让人忘不了的是母亲心甘情愿地迎接屈辱,很有些韩信忍受跨下之辱的勇气。
她常常一边埋怨我,因焦急而睡不着的夜晚甚至痛骂我到天明,一边到处奔走,右脸没皮左脸没脸地四方求人。其实,基本都是使不上劲的人,但因为他们政治条件好,可以理直气壮到安办打探消息,母亲就会上门作揖磕头,求他们代为奔走。
其中一件她曾多次对我叨唠过,那是在我回来之前的事情。她不敢去安办打听政策,只有去求我朋友的丈夫。为讨好人家,她买了许多吃的上门,还主动跑到厨房里,给抄了好几个菜。其实,那是个心眼好的厚道男人,从来不曾因出身好就歧视别人的,就是她不讨好,人家也会答应去的。
另一次是她领我一起上门,就在我家附近,到一位高级干部家里给她的同事送东西。坐着的两位都是长征女干部,捏着烟卷,打量我们时头总是昂着。母亲一直站着,背一直弓着,从包里拿出给她同事吊的皮袄和修改好袖口的毛衣,脸上挤出一副难看的笑容,说话低声下气……两种表情的反差如此强烈,叫我的心口一阵阵疼,因为屈辱恨不得夺路而逃,却又明知母亲这样做都是为了我,我有什么权利逃遁?
后来,父亲由干校回来了,对我的事一筹莫展,基本取不作为态度,任由我和母亲去跑。再后来,机关逼他回南昌,并以安排几个孩子的工作为诱饵,尽管内心并不情愿,他还是准备服从组织上的安排了;母亲却一反常态,第一次扯起造反的大旗,不惜提出离婚,就是决不回南昌。
我们这一家能够在北京坚持下来,多亏了母亲做中流砥柱。否则,怕是早已乖乖返回南昌城去。多年后,母亲还后怕地说,如果回南昌,你爸肯定活不了这么长!那里冬天不生火,冷得人不停打颤;夏天热死个人,往席子上泼凉水,才能天光时睡一觉啊……
我回城后,下一个自然是该把黑头弄回来。那时,他已分到河南某机械厂当工人,回京的路只一条,与有京城户口的工人对调。大海涝针,一时却无法找到合适的对象。
节骨眼上儿,却来了贵人相助。我有个初中同学叫郝欣,刚从东北兵团调回北京。她是个平和近人、心地善良的女孩子。由于经常来找我玩儿,好客的母亲便总邀请她吃饭。她对四川菜颇感兴趣,曾跟着母亲下厨房,学会了做好几道菜。而父亲了解到她父亲曾做过市劳动局长,属于高干子弟,也就对她刮目相看,不像对一般人似的冷淡,当然就没有阻止母亲去热情了。不久,她与家人混得熟了,母亲有时就向她诉苦,说还有两个在外面的孩子没有着落,特别是黑头,如今属于上不着北京户口,下不贴知青的外地工人,想要办回北京,真是难上加难。
并没有人开口求郝欣,她却是个有心人,主动找到劳动局的熟人,不但将当时已与我结婚的啸傲对调回了京城,还给黑头找了个市政工程公司的对调对象。没多久,黑头顺利地回到北京,却连一声谢谢也没对郝欣说过。多年过去了,他早已将这事忘得精光。只有母亲一直不能忘怀,她反复对我提到郝欣,问我们有没有联系,让我问她好,然后叨唠说,郝欣可是好人,好人哪,她是我们家的恩人……
最后只剩下小妹还在兵团,已在那里呆了八年多。看到一起的同学纷纷都想办法回到北京,她当然再也呆不下去了。困退的名额早已被我占了,如今只有办病退的指望。然而,当时的小妹身体还算健康,一时难找符合困退指标的疾病,而兵团卡得比插队的地方又相对严了许多。父亲继续做他的甩手掌柜,又是母亲多次与八姨联系,先将小妹办到内蒙古去插队,又差不多用了两年,她通过熟人与亲戚找到医院的医生,嘴里不断说些拜年话,同时不间断地送些小礼品去,总算开出几张管用的诊断证明,将小妹办到北京。
经过十几年期待中的挣扎,盼望里的失望,如攀登一座座不可逾越的高峰,母亲终于将我们三个孩子都聚集在她的羽翼之下了。但她还有遗憾,因为将咪咪远嫁到了四川,又违心地让她跟姐夫调走。老鹰捉小鸡的残酷现实中,她这只疲惫不堪的母鸡,最终没能保护得了那只最瘦弱的小鸡。



四、

母亲与父亲反差极大。父亲对人异常冷淡,还将人分为三六九等。对有钱或有些势力的亲戚,他会克制住自己的一身冷气,竭力做出笑脸;而对穷亲戚与下人则看不起,甚至摆一副不屑的态度。母亲却对人异常热情,即使多年受父亲耳熏目染,也难改对人一视同仁的初衷。
她结婚刚到兰州时,家里有一名勤务兵,属于父亲的待遇,专管收拾屋子、跑腿,甚至倒痰盂之类。
母亲到了的第一件事就是抢着倒痰盂。勤务兵开初很是失落,认为这天经地义属于自己的职责,怎么太太要抢他的生意?他急赤白脸对母亲说,易太太,这一直是我的活路,不该你干的!
母亲听到太太两个字,觉得格外刺耳。她回答说,哎呀,我不习惯人家叫我太太,还是叫邱先生吧!痰盂嘛,是应当我们自己倒的,怎么能麻烦别人!
对勤务兵的态度,母亲与父亲截然不同。父亲像老爷对待下人,不是很坏,但总是板着面孔,除了吩咐他干活,从不多说一句话,仿佛这人不存在似的。而母亲却把他当家人看待,经常嘘寒问暖,送他东西,问他老家的情形,塞给他零花钱,在学编织的过程中,甚至买来毛线,给他打了一套厚厚的毛衣毛裤。
勤务兵穿上了毛衣毛裤之后,乐得好几天合不上嘴,逢人便夸,我们邱先生心眼儿好,对我可善呢!不像易主任那么严肃……他不敢说父亲拿他不当人,只敢说他严肃而已。
母亲确实心地善良,她自己在物质上没什么要求,对人却比父亲大方多了。在驻地,她曾看见一回族男人,常独自带两个孩子走来走去。往往大的闹小的哭,极其狼狈。有一天,她终于忍不住了,便主动上前询问。方了解到,这人的老婆因受不得苦,跟别人跑回内地去了。说到伤心处,大人泪泪汪汪,小孩哭哭啼啼。她立刻动了恻隐之心,毫不犹豫地把手上的金戒指抹下来,让那男人卖了做盘缠,赶紧回老家去,还给了些零用钱,让给孩子买吃的。那枚戒指是娘家的陪嫁,带着精致的花纹与图章,非常大。父亲知道她不但给了人家零花钱,还把自己的戒指送给个不相干的人,很不高兴,骂她,她也只是笑笑。
搬入父亲机关的大院后,我已有了记忆。那时,家中的生活并不富裕,甚至过得紧巴巴的。但比起那些做工友和单职工的家庭,特别是孩子比我家多的,我们还算好过。比如机关炊事员刘大爷家,就比我们困难许多。他是机关食堂的头牌厨师,据说解放前曾给一位大军阀做饭,见过大世面与排场的,厨艺绝对超群拔萃。若按现在的行市来评定级别,他一定该是一级或特级。可当时的厨师一律待遇低微,刘大爷尽管是机关挣钱最多的师傅,每月也不过五六十元。刘大妈过去是家庭妇女,走出家门后在街道工厂做工,月收入仅二三十块。总收入比我家低,却有六个孩子。因为生活拮据,孩子们个个都穿得破衣拉撒。
刘大妈与母亲同为四川人,老乡见老乡虽没两眼泪汪汪,也有很多共同语言,她可说是邻居中和母亲关系最好的工人阶级。由于邻居们都怕看父亲那张冷脸,平日很少来我家串门,刘大妈几乎是仅有的一位。与母亲东家长李家短的同时,母亲常给她几件小妹穿剩的旧衣物。每每拿着东西出门,她都照例说几句感激话,夸母亲心肠好。
若父亲在场,往往她前脚出门,父亲就板起面孔训母亲,我看你在惹事!把旧衣服送人,就应了我们瞧不起工人那句话……
又不是破衣服,小妹穿不下了,扔了也可惜啊!母亲总是重复这句话。
你懂什么?妇人之见!父亲会冲她吼。父亲一吼,她就闭起了嘴巴。但时间一长,她就忘记了父亲的教训,照旧把旧衣物塞给刘大妈或其他工人的家属。
我一直有些讨嫌母亲的嘴碎,更因为她打我比较多而不愿与她亲近。直到过了中年之后,我才重新认识到她可贵的品质。每每忆及往事,特别是追忆起困难时期,她的克己待人便历历在目。人的品质只有在特殊时期才愈加昭彰。
岁数稍大的人都了解,困难时期始于1959年,终于1962年,具体开始于何时却说不大清。那是一场循序渐进的国难,定量与副食的减少是逐渐的。其时,只有正部级以上的高官有额外的肉、蛋、糖等特殊供应,十三级以上的高干多供应一点白糖、黄豆与香烟,十七级以上的干部每月多发一斤黄豆。记忆中,普通老百姓一月每人最多二两肉,二两油,一家发一张点心票,大约供应半斤或一斤点心,另有二两麻酱和一点粉丝,其它副食就没有了。最困难的时候,甚至每人二两肉也无法保证,只好被迫勒紧裤腰带,连素食主义者也做不成。
父亲当时是十七级干部,每月有额外的一斤黄豆,母亲没有。好在她是中央机关的干部,银行在南口设有专门农场。养猪、种菜到这时方显出大优越性,可给机关食堂添肉加菜,多给每位干部每月二两肉的供应。为保证干部不从嘴里抠给家人,一律不许带回家去,只可在食堂装进肚内。也不是那么绝,有些额外待遇还是可以拿回家的,比如曾多次发过代食品。那是种甜腻腻类似锯末的东西,有没有营养不知道,吃着有点儿恶心,却也聊胜于无,起码可填饱空空的肚囊。别看不是什么好东西,也不是人头有份,母亲还是沾了在银行工作的光。
在只用票证才能买到食物与日用品的日子,人们尽管嘴里跟人拌嘴似的高叫着“社会主义好,就是好”,脑筋里却整天转着一个“吃”字,特别像我们这些成长中的孩子。
而我却不像许多同龄人,对饥饿有着刻骨铭心的记忆。59年饿没饿着已记不清楚,60年升入中学后,由于劳逸结合而获得了相对自由,自由带来的光明仿佛将饥饿冲淡了似的。
并不只是孩子张大眼睛看着吃的,印象中父亲也变成了弱肉强食的动物。困难时期副食少得可怜,他又一直爱吃甜食,因此,他曾多次到附近的上海小吃店买点心。价钱是一毛一块,在当时不算便宜。就算高价也不是随便能够买到,往往需要排队。可排队买来的点心,大家都没有份,几乎都被他一人独食。不久,小吃店关门了,连这种高价点心也难买到,他便将点心票紧紧攥于手心。每月一发点心票,他会赶紧去副食点买回自来红或桃酥之类,然后心安理得一个人吃。
母亲对他吃独食不仅从无怨言,还一直取支持态度。父亲那年五十有三,又一直身体不好,母亲于是格外强调,对他这个户主要特殊照顾,什么都该先尽着他。
和父亲刚好相反,她从没吃过一口点心,仿佛也没这种愿望,起码我看不出她嘴馋过。她却对我讲,小时侯她和我一样,常常为了嘴馋挨打的。这让我简直像在听格林童话。当年的馋嘴猫一旦长大,有了老公和孩子,就能将自己忽略不计了?
对母亲尽量照顾父亲的观点我无异议,就是嘴忍不住。每每看到父亲自顾自地吃点心,我觉得眼珠子都要掉出来了,唾液在嘴里打旋。偶尔有实在控制不住的情况下,我会对他恳求,给我吃一口吧!
不容讳言,我一直是他的心肝宝贝,因此才有勇气开这种口。他不会训斥我,更没有断然拒绝,往往掰下一小块,慢吞吞递给我。只是,那一小块确实太小,一口吞下去,竟连塞牙缝儿都不够。看到他这么小气,有一两次趁他不在家,我曾产生过偷一块点心吃的念头。点心已拿在手里,忽然想起他是有数的,如果发现少了,母亲一定认为是我这馋鬼偷的,那一顿好打就免不了。我已经长大,是中学生了,再不能为吃东西挨打……点心那么诱惑地望着我,我的舌头都要伸过去舔了,但最终还是控制住自己,将那诱人的小妖怪放了回去。
不知道黑头是如何抵御诱惑的。也许,看见父亲,他这只老鼠便像遇见了猫,躲之惟恐不及,因而早就有了免疫力。
粮食限量后,我已进入中学读书,母亲曾主动提出,叫我和黑头每天中午去银行吃饭。她说那里的供应好些,有额外的二两肉。我们是从夏天开始去的,我所在的学校离银行不远,而黑头从东城赶到那里已是满头大汗,有一次还差点中暑。银行是金融重地,有站岗的解放军把守,进门盘查相当森严。黑头脸皮薄,受不得如此查问,去了没几次,他就主动提出不去。我可不在乎,什么进门严不严,盘查紧不紧,为了填满这张馋嘴,那时的我大约刀山火海都敢闯的。
母亲食堂的饭菜比父亲机关机关强得多。饭虽标明二两,每碗竟有一海碗大,当然,里面含的水分也多。当时实行双蒸饭,只比稠稀饭干一点。可这比二两只给一抠抠强了百倍,起码在精神上给人安慰不小,大家也就忘了,营养全随米汤跑掉。另外,那儿的炒菜油水也较多,不像别的食堂完全是大锅熬。经常有荤有素,青菜上浮着几片油汪汪的大肉。
每次我赶到食堂,饭菜都已打好,被扣在碗内。母亲有时站在门外,有时脸向着门,伸着脖子等我。我一坐下,她就将饭一分为二,我那一半多,她那一半少。我吃得快,她吃得慢。等我把自己那份吃完,她的饭菜还剩一多半。那时,她会望着我贪婪的表情说,我吃够了,剩下的你吃吧!我呢,会一把抓过碗来,将剩下的饭菜几口就扒进嘴里。
过去,我一直认为母亲不怎么喜欢我。如今,我才明白,除非是变态,母亲对所有她的孩子都是爱的。很多时候,母爱是一种无言的温暖与不计回报的奉献。
回想起来,我确实太不懂事了。为什么不坚持让母亲将饭平分为二?为什么不坚持让她把碗里的饭菜吃光?难道我没有发现她越来越瘦,一米五九的个子只剩七十斤了?后来,她又仿佛变胖,脸甚至发亮,腿也浮肿起来……这一切我竟视而不见。我的血脉里一定继承了父亲的冷酷,因此会像他一样,吃得心安理得。无怪乎我能将饥饿忘却得如此容易,原来,这容易是建筑在母亲天天挨饿的基础上。
由于浮肿,又因为银行有农场且不愿让干部饿倒,领导终于决定,给浮肿的干部每月发一斤黄豆和白糖。可母亲的黄豆与白糖拿回家便充公了,成为我们全家的食品,吃进她嘴里的微乎其微。
早晨,为保证在家的我和黑头不空着肚子上学,她只要天一亮就爬起来,给我们做早点。为节省些粮食,她将机关发的代食品与面和在一起,常给我们烙饼。代食品单独吃让人恶心,与面和在一起烙饼还算香甜,这也是她从同事那里学来的好方法。
左近的邻居都是工人出身,家里孩子比我们多,女主人又都是家庭妇女,自然就更加吃不饱。当时厨房三家合用,当烙饼的香味蹿出来时,邻家的大人孩子常会忍不住走出家门,站在离饼铛不远的地方看,那眼光颇像饥饿的狼。她受不得这种眼光,会赶紧将烙好的饼递过去,嘴里说,我们南方人不会烙饼,你们也尝尝!
大人还犹豫时,孩子们抓过来就往嘴里塞,真正的狼吞虎咽。她望着他们笑,自己却一口都舍不得吃。
1961年,她刚过四十三岁,终于支持不住了。导火索是去南口农场劳动,由于想表现自己的奋力改造,不顾已经浮肿的身体,竟然抢着干男人的活儿,颇为英勇地去挑洋灰。
那些年,义务劳动也特别多,我也有幸赶上几回。至于你身体是否舒服,没人会问,连自己也认为劳动光荣,顾不得了。惟有牺牲多壮志嘛!像母亲这种人,更得努力甚至拼命表现,一时一刻都不敢忘记改造自己的资产阶级世界观。所以,凡有义务劳动,不用别人提醒,她都会踊跃报名。
那天,她突然口角歪斜,不断流哈喇子,没多久,右半边身体竟毫无知觉了。洋灰筐当然无法继续挑了,单位同事慌忙将她送往协和医院,她立刻被收治住院。经诊断为偏瘫症。年纪不大,为什么会偏瘫呢?那时没有CT,核磁共震更是闻所未闻。左查右检,普通的验血、照片子查不出任何结果,既不是脑溢血,也不是脑栓塞,一时原因难以查清。主治大夫最后决定,给她做气脑检查。打气脑也有一定危险性,如同做手术,是需要家属签字画押的。经检查,她的脑部有一陈旧性血肿,偏瘫是由外伤引起的。
从外婆和八姨陆续走后,母亲的班就上的特别辛苦。因为在大人下班之前,再没人照料小妹,只好将她从育儿站接出,改上银行托儿所。由于小妹年龄过小,早晚必须接回家来。这就苦了母亲。风雨无阻,她都要抱着小妹上下班。有时赶不上车,她甚至得抱着小妹,气喘吁吁走五里地,从东华门赶到前门上班地点。有一次刮大风,她抱着小妹上班,走到天安门附近,跌跌撞撞站立不稳,竟撞到石柱子上,脑袋上磕出个大包来。她没理会,也无暇理会,当时也并不觉得怎样,便继续匆忙赶路。第二天,她又去参加改造天安门的义务劳动。大约就是这次磕碰造成的后果,到了困难时期,身体极度亏损,又不自量力地去挑洋灰,旧伤就来找后帐了。
好在年纪不大,她恢复得较快,只在协和住了一个月就能说话走路了。出院后却一直没能彻底痊愈,舌头始终是歪的,右手与右腿全都乏力,更由于做气脑对脑部有一定损伤,她落下了经常失眠与头疼的后遗症……总之,她再也不是原来的那个她了,成为名副其实的病号,再想拼命改造与表现都已力不从心。
她住院期间,我差不多天天探望,如例行公事。若说一点孝心没有,也是昧心话语,可我确实不记得自己有多焦急,只记住了医院的伙食不错。往医院跑得勤,吃的因素不可忽略。我和黑头都是下学后去探视,往往就赶上病房的开饭时间。每次,她都说自己吃不下,将大半饭菜分给我们。我是猪八戒吃人参果,直到吞下去后,才觉得饭菜特别香甜,接着便后悔,为什么不细嚼烂咽,细细品味一番饭菜的滋味?不知黑头想没想过,母亲佯称吃不下,其实在心疼我们两个孩子。我确实从没往这上面想。看来,少年时代的我特别不懂事,甚至没心肝,这难道又是父亲的血在作怪?(待续)
作者: 逍遥     时间: 2006-5-12 05:55
五、

人无完人。母亲尽管心地善良,嘴却不好,爱发离骚,喜欢数落人,背后说人坏话几乎是她的业余爱好。以往,由于出身不好,当面跟人过不去颇有顾虑,在嘴的痛快上自然备受压抑,最多只能背后磨磨嘴皮子。
譬如七四年左右,我刚困退回京,在公交车上当售票员时,啸傲还在邢台工作,尚未调回北京。因父亲对这门婚事极不愿意,没主见的母亲也就帮腔泼凉水,但表面上和啸傲还过得去,不似父亲,一见啸傲就将脸拉得老长,说话也难听得可以。一次,啸傲在邢台的朋友到北京探望我。近中午了,母亲非常热情地邀请他吃饭,还多做了一个荤菜。本来,人家只是顺道路过,没有想蹭饭的意思。禁不住母亲的盛情,便坐下来吃了。饭后,他还不住夸赞母亲的烹饪手艺。母亲一副很高兴的模样,临走,还在身后叫着下次再来,再来。孰料,那人刚走,她就皱着脸说,啸傲这个朋友太不懂事了,赖着不走!
就因为母亲嘴的毛病,使她往往费力不讨好。几个孙辈逐渐长大,都曾得她不少照料。例如,我女儿珠子曾在姥姥家上过三年幼儿园,她每日早晚接送,照料衣食。由于珠子异常顽皮,她常常骂珠子,也动手打过几次,甚至发脾气时剪断过珠子的跳绳,这使珠子难以忘怀,一直和她有些疏远。而作为姥爷的父亲,从不曾对孩子操心,只知一味当动物似地宠爱,不加苛责,反而博得所有孙辈的好感,都愿和他亲近。
母亲退休以后,环境变得宽松起来,便没了诸多顾虑。后来,又因病残而心情烦躁,爱骂人的缺点更是发扬光大,不但经常指人不是,有时甚至诅咒得罪她的人。例如和她住在一起的弟妹,由于不时与她发生些小摩擦,她便多次咒人家死了才好。
随年纪增大,我变得颇有些迷信,很怕听咒人的话语,觉得那也许会给她带来灾祸。有一回,我甚至威吓她,说她的眼睛之所以会看不见,就由于骂人太多的缘故。她还信以为真了,点点头,沉吟着半天没说话。那大概是她沉默时间最久的一次。看她一时无言,我又可怜起她来。因为外公曾说过,如果老五还能说话,就证明没啥子事情,如果不说话,那她就活不成了。不让她骂人,特别是不叫她说话,那对她简直如同酷刑。
过去,她脾气算是相当好的,虽然爱说别人坏话,不过是背后骂几句而已。除组织上让回南昌的那次,她几乎从未正面顶撞过父亲,也不从跟外人吵架,总是一味克己忍让。然而,谁也不曾料到,晚年的她脾气会变得如此糟糕。只为一点点小事,譬如弟妹关门时手重些,她就认为这是冲她来的。她会一连数天紧蹙双眉,见人就控诉,嘴里大呼小叫地喊,我是个瞎子,我眼睛看不见,可我听得见!我生气,我生气啊……
本来,母亲是个脸上没有老年斑,皮肤甚至透出些水灵的老太太,以八十多岁的高龄属于相当罕见了。可当她将脸皱成一团,怒气冲天的时候,立马就变为个呼天抢地的难看老太太了。
有一天,当她又跟我唠叨这些无聊话题时,我忍不住说,你瞧,你瞧,脸上的表情有多难看!为什么就不能有一点好心情,非要天天生气?刚说完这话,我就后悔了。因为,无论这张脸好看还是难看,她都永远不可能在镜子中瞧见自己,她已经失明三到四年了。
她不但因青光眼视力尽失,还因股骨颈骨折走路困难,只能靠拐杖摸索着在屋内行走。生活质量如此之差,本该安享的晚年过得很苦,相当重要的原因是她拒绝做一切手术。
这方面她似乎受过刺激。第一个刺激发生于1955年,咪咪做扁桃体切除术不成功。小时候,咪咪动不动就扁桃体发炎,特别爱发高烧,最后不得不为她做了切除手术,不料却未去除干净。以后,发烧的频率只比过去稍好,胃又变得糟糕起来,仍旧是个病鸭子。母亲很后悔,不住叨唠,不该做这个手术,以后什么手术也不能做!
以后,她自己突然瘫痪,在协和住院期间,医院为查病因,曾为她做气脑检查。出院后,她的右手一直不好使。她不认为这是瘫痪的后遗症,而觉得是打气脑所致。从此,她便极力反对一切手术,不管该做不该做的。
她股骨颈骨折时,我还上班。我家离娘家只五六分钟路程,找了个小时工搞卫生,家中无人便让母亲替我看家,她也很乐意。一次,她感冒了,带病来到我家,在床上睡了一觉。醒来时有些犯迷糊,而阿姨墩的地还没有干,她站立未稳在地上摔了一跤。这一摔,竟摔成股骨颈骨折。尽管我找过骨科老专家,曾爽快地答应给她做手术,她却没商量地一口回绝了。
在她行动方便时,就已患了青光眼,却一直只愿用药物治疗。当治疗效果不理想,医生让她做手术时,她却偷偷从医院跑掉了。记得她还有一点视力时,我曾带她到协和医院看过专家。专家急令她住院做手术,并批评我讳疾忌医。我竭力劝她住院,她却跳着脚说宁可瞎了,也决不手术。
父亲说,她年纪已经这样大了,行动又不方便,随她去吧!
我妥协了,对她说,医生也说了,很快你就会什么也看不见。既然你做这种选择,到了那天,可别后悔!
她说绝不后悔。最终,当眼前果真变为漆黑一片时,她开始整天埋怨自己什么也看不见了。她没有任何爱好,唯一的爱好就是干活。如今,一旦被迫轻闲起来,突然感觉到自己成为废人,便像一头挤尽奶汁的母牛,失去了生存意义,心中的凄苦可想而知,惟剩抱怨生活对她的不公平了。
她又特别喜欢说话,而父亲与她没有共同语言,也不爱说话;孩子们都有了自己的家,没时间也不愿听她重复那些似乎永远不变的话题;阿姨更不耐烦听她没完没了地罗嗦……有时,看不见的她只有自顾自地说,甚至对着墙和空气去说。
偶尔,回家看到她怨天尤人的样子,我会无名火起,忍不住就会训她,既然你当初做了这样的选择,就不要说这种话,后悔药吃不起!她仿佛知道自己错了,怯怯地不再开口。看她那无可奈何的样子,我立刻感到自己说这话的残酷,心中不由涨满悔意。我其实在生自己的气啊!当初,如果我肯再坚持一下,也许就能保住她那一点视力了。可是,因为有不肯负责的父亲在,我也就不愿彻底尽做女儿的责任。
虽说人到中年变得懂事了些,知道了为子女的责任,在经济上曾长期照顾他们,有事招之即去,立即为他们办妥。但这样做更多出于理智,不是出于感情。母亲曾多次评价说,乐乐对这个家贡献最大。但她对我的态度实际是敬而远之。
其实,我最没资格训她。我也曾股骨颈骨折过,因为没有错位,医生说可以保守治疗。躺在床上整三个月,是母亲烧汤做饭、端屎端尿,从未有过一声抱怨。她的青光眼就是那时发病的,却顾不得及时去医院治疗。以后,又是在我家摔成了骨折。尽管我出过钱,找了护工,也请过专家看病,但像母亲那样恪尽职守地亲自照料,我却怎么也做不到。我无法与她亲近,无法与她做任何身体上的接触,甚至摸一下她的手,我都觉得不自在。很多时候,我都感觉自己对她太过无情了,可我就是无法纠正。我不知道该怎么解释自己的行为,或许这是一种病态?

六、

一天早上,母亲终于再也起不来了,挤尽奶汁的母牛竟连叫声也失去了。那么爱叨唠的她,因为大面积脑梗,成为了植物人,整整昏睡了近九个月。
我找遍京城这方面的名医,看过她的CT片子,全都摇头说无法可想。无奈地望着她,默默躺在病床上,一动不动,再也不能张嘴,甚至对一切都毫无反应,只能靠鼻饲与导尿管维持着脆弱却顽强的生命。回天无力,仅在熬日子而已。
那一段,美国正就植物人夏尔是否拔管讨论得如火如荼。面对没有知觉的生命,我也觉得拔管有理。可是,想到要让有着心跳与呼吸的母亲就这样走了,我的心由不得下沉。当然,这讨论在中国毫无意义,不过只是一种想法而已,但我还是在半夜为自己有这样的念头而惊醒,不断在心中谴责自己,矛盾着,斗争着。我实在想不明白,何以上帝对母亲如此残酷?
小妹曾反复问我,母亲又没做过坏事,为什么会这样?我无法回答。
有一天,我忽然想明白了,这其实是上帝给我的一次赎罪机会,让我学会跟她的皮肤接触,尽量多照料她几天。
刚开始,我还是不能与她的身体碰触。可这是我的母亲啊,我怎么能如此无情!有一天,我终于下定了决心,强迫自己与她的肌肤接触。从此,尽管有护工帮忙按摩,我还是天天到医院坚持为她按摩。同时,我几乎每天带着《圣经》到她的床头,大声为她朗读。
做这一切可能已没有任何意义,她听不到也感觉不到了。但愿像友人告诉我的,植物人还是有知觉的,愿她的灵魂在守望我这不孝的女儿,我在这里赎自己的罪呢!
2005年8月22日,母亲还是走了。在护工的帮助下,我为她穿上玫瑰红的绣花缎袄。记忆中,她从未穿红戴绿过,一直不事修饰,就给她最后打扮一回上路吧!
从此,我再也不用去医院了。可每回走过那条到医院的必经之路,我的心都会疼上一疼。闭上眼睛,年轻漂亮的母亲便在眼前晃动。人们看到她的相片,都说她比我们几个孩子漂亮。就连她无言地躺在医院里时,许多人都夸赞过,这老太太当年一定长得很漂亮!可我竟从来没有意识到这点,印象中只有她匆匆的脚步和一双忙碌的手……
记忆中,不记得她曾抱过我、亲过我,唯一亲昵的表示,就是偶尔让我趴在她的大腿上,给我掏耳朵。至今回忆起来,耳朵里仿佛还留有一丝软软的、柔柔的舒服,已遥远得像在梦境中。她有那么多的事要忙,革命工作不能落后,回家还要做诸多家务,累得终日满脸疲惫,满嘴牢骚,难得一见脸上有过笑容……
多年来,我们确实受到革命的过多熏染,而革命的逻辑是天若有情天亦老,为了天不老,还是无情好。我们这一代几乎就是在这种缺乏亲情的环境中长大的,由是,我们丧失了与亲人亲昵的功能,这甚至殃及下一代。后人称我们是吃狼奶长大的,这话也许不无道理。或许,我们连野狼都不如?野狼还会眷顾自己的孩子与同类,我们却只懂得革命、阶级与斗争,在生死场中曾拼命撕杀。亡者亡矣,活着或侥幸活下来的,每一个人的身心都多少带些无法痊愈的伤口。无情是不是我们那个时代的特点?我身上是否表现得格外突出?
可我不能把一切归咎于时代来为自己开脱。我的无情某种程度继承自父亲,那是血液里流动的一股冷血。人越大越感觉遗传的力量可怕,那是一种你无法摆脱的宿命。然而,如果躺在这宿命上睡大觉,写这些话将毫无意义。人批判自己或许相对容易些,若想彻底改正,特别是改正血液里带来的劣根性,不会是件轻易便做得到的事情。
这是一篇面对上帝与天堂的赎罪文字,仅以此文作为母亲节对母亲的深切怀念。
我亲爱的母亲,挤尽奶汁的母牛,愿你在天堂的路走好!地上不孝的女儿在悔恨中怀念你,她在不断忏悔自己!
作者: weili     时间: 2006-5-12 10:13
正在看。希望逍遥姐姐能开个文集,把这些文字留在伊甸园里。过去的事情很多都忘记了(选择性的)。谢谢你不仅写下了母亲,也记录了那个时代。
作者: 逍遥     时间: 2006-5-13 05:34
谢谢为力的提醒与鼓励,我会开个文集的.只是对电脑不怎么玩得转,发文章有时都很费劲.还是黎京老弟给过我不少指点,我才笨拙地学着上网的.
作者: weili     时间: 2006-5-15 11:44
看完了。

“我的无情某种程度继承自父亲,那是血液里流动的一股冷血。人越大越感觉遗传的力量可怕,那是一种你无法摆脱的宿命。然而,如果躺在这宿命上睡大觉,写这些话将毫无意义。人批判自己或许相对容易些,若想彻底改正,特别是改正血液里带来的劣根性,不会是件轻易便做得到的事情。
这是一篇面对上帝与天堂的赎罪文字,仅以此文作为母亲节对母亲的深切怀念。
我亲爱的母亲,挤尽奶汁的母牛,愿你在天堂的路走好!地上不孝的女儿在悔恨中怀念你,她在不断忏悔自己!”

你写到这里,已经是非常非常的‘有情’了。我喜欢你这样写回忆,因为你的确和一种大的力量对话,没有写给我,朋友,或什么编辑。因为你的真实,不掩饰,和挑选,(有几个写文说自己坏的?可写坏的人真的坏吗?)我看到的,是实实在在的真诚。

希望你能想开,人无完人,需要永久的学习。我自己喜欢佛教的一点,就是这辈子不行,还有下一辈子呢。

谢谢好文。
作者: 逍遥     时间: 2006-5-16 09:33
再次感谢为力的鼓励与劝慰.几年前,读完卢梭的<忏悔录>颇受教益,感觉回忆不该粉饰,特别是对自己.我们这代人活过来不容易,身上都多少带着那个沉重时代的烙印.
作者: weili     时间: 2006-5-16 10:24
在美国波士顿犹太人屠杀纪念碑上
First they came for the Communists, and I didn’t speak up, because I wasn’t a Communist.
Then they came for the Jews, and I didn’t speak up, because I wasn’t a Jew.
Then they came for the Catholics, and I didn’t speak up, because I was a Protestant.
Then they came for me, and by that time there was no one left to speak up for me.
by Rev. Martin Niemoller, 1945

逍遥姐姐,那个年代,因为整个的中国社会都没有觉醒,所以每个人都不可避免地受到伤害;然后,大家再不知不觉去伤害别人。

但你这样的文字,真是难得。你保重。

请在右上角,点击一下‘我的文集’,起个名字,就有了。然后,在这篇文章首帖,点击‘编’,看最左下角,改成‘加入文集,再点‘编辑帖子’,这篇可以照样进文集。
作者: 逍遥     时间: 2006-5-16 21:00
谢谢为力妹妹!我还以为一点加入文集就算有文集了呢!照着你说的做了做,但也是胡乱瞎点.这方面我太笨了.
作者: weili     时间: 2006-5-16 21:44
很好啊,看到这篇进了文集。请姐姐以后多上文章。

我现在很喜欢读国内的东西,我们这些人从故土中拔出,有些无根了。大家的交流非常难得、可贵。
作者: malan     时间: 2006-8-23 08:19
逍遥姐,一口气读完这篇,写的真好,感觉比羊油灯还好,没有雕琢,真实感人,这是那个时代众多母亲的真实写照。也很喜欢老鬼质朴无华的写作风格。希望多看到您的作品。
作者: 三川     时间: 2007-5-7 14:33
去年今日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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