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典时代晚期的基督教作者,像奥利金(Origen)、哲罗姆、约翰·克里索斯托(John Chrysostom)和奥古斯丁,都是在一个高度禁欲主义的宗教环境中解释圣经文本的涵义的。通过这些评注,他们创造了一种崭新的“禁欲化的经文”,同时也是一种禁欲化版本的基督教。在经文中我们可以找到禁欲主义生活方式的例子,比如说施洗约翰、耶稣、十二使徒和圣保罗,还有路加所描述的原始基督教社区中的生活(徒4:32)。《死海文书》则向我们展示了古代犹太人的艾赛尼教派(Essenes)的苦修,他们这样做是为了准备一场圣战。所以,哲罗姆这样的修行者其实完全不是禁欲主义的创始人了(虽然很多评论认为他就是)。而且,像圣安东尼(公元251-356年)的沙漠苦修,也是延续前几个世纪的基督教社区或原始教派的苦修传统而已。在早期基督教的文本和实践之中,对于禁欲主义的宗教生活的强调,看来是非常明显的。其他禁欲主义的基督教徒,还比如说是圣方济各亚西西(Francis of Assisi,详见The Catholic Encyclopedia)。
对于现代的读者来说,早期修道院中的禁欲主义,也许大部分像是只有性欲的禁绝。但是,抛弃性欲只是禁欲主义的戒律的一个方面而已。古代的修士和修女们有着其他与抛弃性欲相等份量的需要考虑的品质,它们是:自负、怜悯、辨别力、耐心、评判他人、祷告、殷勤、施舍。对于早期的基督徒而言,贪食是一种比性更为原罪性的问题,所以减少食物摄取痛痒是禁欲主义的一个侧面。举个例子来说,十分系统的《言论集》(Apophthegmata)有二十个以上不同主题的章节,但是只有一个章节是讲性欲的。(详见:Elizabeth A. Clark, Reading Renunciation: Asceticism and Scripture in Early Christianity, Princeton: 1999)
4. 天主教禁欲主义与新教禁欲主义的区别
天主教和新教的禁欲主义的主要区别在于,前者的禁欲主义是出世的,而后者的则是入世的。这种对比在它们各自的隐喻中可以看出来。中世纪禁欲主义暗示了一种对神圣进行冥想的“财产”;宗教改革时期的禁欲主义则代表了一种虔敬的“行动”。天主教禁欲者将自身看作是一个神圣的“花瓶”,而新教禁欲者则将自身看作是一个神圣的“工具”。天主教徒将世俗世界中的行动视为对某人的拯救的威胁,因此转而投入冥想。新教徒则在掌握、控制世俗世界中找到了一种安定感,从而将冥想视为一种自我阻碍。外向的虔信的和积极的生活,蚀去了上述内向的经验。新教徒被迫去付出艰苦卓绝的努力来完成上帝赋予的目标。这种以行动为导向的做法,迫使每个个体持续不断地去找出该完成的任务,然后去谨慎地、系统地完成。这就是一种“义务的禁欲主义”(asceticism of duty)。在这种方法之中,世俗的禁欲主义给一位新教的普通信徒强加一种规范,恰似天主教僧侣所实行的那样。卢梭就认为加尔文教徒是生活在“世俗世界中的僧侣”。
这种严厉的规范和对欲望的压制是有其回报的,如果我们考虑清教徒与上帝之间的契约的话。迈克尔·沃尔泽(Michael Walzer)为此构建了“精神重商主义”这样的术语,换句话说就是,如此多的顺从将会换来同样优厚的回报。于是,加尔文主义者就进入了一个“道德记帐”的系统,上面的记录是无法抹去的。而在最后结账之前,贷方和借方必须要互相收支平衡。(详见:J. T. McNeill, The History and Character of Calvinism, Oxford: 1954)
苏菲主义不仅仅是神秘主义的,而且也是一个禁欲主义的运动,就像其名字表示的那样:“Sufi”指的是苦修者的粗羊毛长袍。穆斯林苦修者经常越过在禁欲主义和神秘主义之间的自然桥梁。穆斯林苦修者通过对《古兰经》的冥想和向真主的祷告,这就铺设了一条被真主所吸纳的苦修生活的路途,从而实现苏菲主义所说的拯救。(参见:Alfred Braunthal, Salvation and the Perfect Society, 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 Press, 197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