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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转载] 漫谈中国古代情色诗歌(情部之一):诗缘情 [打印本页]

作者: xzhao2     时间: 2008-9-27 15:49     标题: [转载] 漫谈中国古代情色诗歌(情部之一):诗缘情

中国古代诗歌,自诗经以降,经历代累积,浩如烟海,蔚为大观。整个诗歌史上,有关情、色、性的描写,绵延不绝,贯穿始终,形成一道亮丽的风景线。笔者沿这条线路寻幽探胜,时有所得,集成一文,分期贴出来,向方家请教,与读者分享。

分列目录如下:


  一.诗缘情
  二.情是何物
  三.打情骂俏
  四.相思调


  一.美女如云
  二.螓首蛾眉
  三.软玉温香
  四.病态美


  一.巫山云雨
  二.浅斟低唱
  三.良宵苦短
  四.淫词艳赋

一.诗缘情

《诗经·周南·关雎》: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参差荇菜,左右流之。窈窕淑女,寤寐求之。
  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悠哉悠哉,辗转反侧。
  参差荇菜,左右采之。窈窕淑女,琴瑟友之。
  参差荇菜,左右芼之。窈窕淑女,钟鼓乐之。

爱情是文学作品中永恒的主题。文学作品有多种形式,但在最初就是诗歌,其它文学形式是后来才陆续出现的。在中国古代,诗歌占有至高无上的地位,按林语堂的说法,中国人缺少宗教情怀,就和诗歌有关,因为诗歌取代了宗教,为人提供灵性,活跃感情,医治心灵创伤。中国古代所有的学者都是诗人,至少是装出一副诗人的模样。即使在近、现代,小说、戏曲及其它一些种类的文学作品大行其道,诗仍然常常被当作最高的文学形式。

诗的原始形式应该是歌,有文字以后,歌词被记录下来,并逐渐与音乐脱离,就成为诗。中国的早期著作,如儒家六经,其中就有许多韵文,显示其与音乐的关系。中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在先秦典籍中只称为《诗》,汉朝独尊儒术,学者们将其奉为经典,成为儒家六经之一。《诗经》中的作品,本来就是歌词,《墨子·公孟》说:“颂诗三百,弦诗三百,歌诗三百,舞诗三百”,就说明诗三百余篇都可以歌唱、伴舞、或用乐器演奏。《史记·孔子世家》云:“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颂之音。礼乐自此可得而述,以备王道,成六艺。”孔子自己也说过:“吾自卫返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论语·子罕》)诗本来可唱,当为定论。

诗歌是如何产生的,要表现什么,这些问题历来受到人们的重视,也有许多说法。一般认为,诗歌最初是简单的歌谣,与音乐和舞蹈结合在一起,有韵律,有节奏。《吕氏春秋·古乐篇》有葛天氏“投足以歌”的记载,就是载歌载舞。歌舞又是如何产生的?许多人认为产生于劳动,《淮南子·道应训》云:“今夫举大木者,前呼‘邪许’,后亦应之,此举重劝力之歌也。”鲁迅接受了这个说法,在《且介亭杂文?门外文谈》中举例说,在大家抬木头觉得吃力时,有人发出“杭育杭育”的叫声,就是文学创作,此人就是作家,是所谓的“杭育杭育派”(其实,“杭育杭育派”是林语堂对左翼作家的讽刺)。当然这只是后人的推测,远古的人对此没有记载,也无法记载,因为歌舞的产生必然早于文字。我们观察一般动物,它们“劳动”(比如捕食)时,并不一定发出声音,倒是它们发情时,会作出非同寻常的举动,发出特异的声音,与原始人类的歌舞颇有相似之处。因此笔者认为,人类的歌舞更可能是产生于情欲的表达,歌舞者用动人的歌声和迷人的舞姿吸引异性,传达爱慕之情。无论如何,有一点是没有疑问的,就是诗歌是有感而发,表现人的感情冲动。《毛诗序》说得好:“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咏歌之;咏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

然而千百年来,人们用诗歌表现情感的欲望,常常受到排斥和压抑。《尚书·尧典》云:“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毛诗序》云:“诗者,志之所之,在心为志,发言为诗”,这就是所谓的“诗言志”。闻一多先生考证,“志”从士从心,“士”训“止”,“志”的本义是停止在心上,指记忆、怀抱、意愿等。“诗言志”的意思就是,诗歌是用来表达襟怀抱负的。魏晋南北朝是中国所谓“文学的自觉时代”,曹丕在《典论·论文》中提出四科八体的文体论,曾指出“诗赋欲丽”,陆机在《文赋》中更明确提出“诗缘情而绮靡”,意思是诗歌由情感而发,要绮丽华美,这就是所谓的“诗缘情”。“缘情”说后出,比“言志”说更准确地表达了诗歌的特征。其实二者本来相差无几,情和志的意思相近,刘勰《文心雕龙·明诗第六》说:“人禀七情,应物斯感,感物吟志,莫非自然”,有点和稀泥,唐·孔颖达《疏》则干脆说:“在己为情,情动为志,情、志一也。”但长期以来,“诗言志”中的“志”被解释成经过礼教规范的思想,是“文以载道”之“道”,“诗缘情”中的“情”则被视为未经礼教规范的男女私情,造成古代文学批评史上“言志”与“缘情”的严重对立。

诗三百篇的诞生早于儒家,其中多有语言朴素感情纯真之作。朱熹《诗集传·序》云:“凡诗之所谓风者,多出于里巷歌谣之作,所谓男女相与咏歌,各言其情者也”,说明“国风”中的诗歌多来自民间爱情歌谣。这些作品是中国古代抒情诗的源头,表现了人的真情实感,反映了人性的本质意愿,具有超越时代的艺术魅力。《诗经》之后,楚辞、汉赋、乐府诗,及唐诗、宋词、元曲,还有南北朝至明清的大量民歌,继承了“国风”的传统,使抒情诗在各方面茁壮成长。从总体上来说,抒情诗在中国古代占主导地位,叙事诗基本上不成气候。如果诗不能 “缘情”,只能“言志”,恐怕大多数诗歌都要被否定了。

孔子与《诗经》有不解之缘,司马迁记载孔子曾对《诗经》动过大手脚:“古者诗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厉之缺,始于衽席。”就是说,孔子删除了十分之九的诗篇。学者们对删诗说疑而不信,但孔子对《诗》确有许多论述,特别强调《诗》的重要作用。他教导儿子孔鲤说:“不学诗,无以言。”(《论语·季氏》)又提出“温柔敦厚”的 “诗教”:“孔子曰:‘入其国,其教可知也。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诗教也。’”(《礼记·经解》)孔子还说:“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 (《论语·为政》) 这些都对后世评价《诗经》和整个文学评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思无邪”本是一句诗,出自《诗经·鲁颂·駉》,按闻一多的解释,“邪”为“穷”意,“思”本是语助词,这句诗的大意是“啊,无边无际”,但孔子却把它解作“思想无邪”了(《诗经讲义》)。其实,这一点早有人指出过,朱熹在《诗集传·卷二十》中评注该诗时,虽重弹儒家老调,将“思无邪”解为“必使无所思而不出于正”,却引前人话说:“昔之为诗者,未必知此也。孔子读诗至此,而有合于其心焉,是以取之,盖断章云尔。”等于默认孔子“合于其心”地断章取义。“思无邪”作为孔子对《诗经》的概括,过于简单和片面,却成为儒家的文学批评标准。孔子的本意似乎是说,《诗经》中的作品总体上没有很出格的地方,因此可用以教化百姓。但这三个字被后世奉为作诗的标准,要求诗歌内容符合社会道德,不能表现异端思想,对文学创作产生了广泛而有害的影响,曾被鲁迅斥为“囚人的牢笼”。

历代许多名家都曾撰文,强调文学、特别是诗歌的抒情特征。《文心雕龙·物色第四十六》云:“岁有其物,物有其容;情以物迁,辞以情发”。钟嵘《诗品》序言开篇就说:“气之动物,物之感人,故摇荡性情,形诸舞咏”,并说:“嘉会寄诗以亲,离群托诗以怨。至于楚臣去境,汉妾辞宫;或骨横朔野,魂逐飞蓬;或负戈外戍,杀气雄边;塞客衣单,孀闺泪尽;或士有解佩出朝,一去忘返;女有扬蛾入宠,再盼倾国;凡斯种种,感荡心灵,非陈诗何以展其义?非长歌何以骋其情?”明确地指出能充分表达人七情六欲的只有诗歌。梁简文帝萧纲指出:“立身之道与文章异。立身先须谨重,文章且须放荡。”(《戒当阳公大心书》)梁元帝萧绎则说:“至如文者,惟须绮縠纷披,宫徵靡曼,脣吻遒会,精灵荡摇。”(《金楼子·立言》)二萧都提到一个“荡”字,就是强调在文学创作中放任感情,不受拘束。白居易也指出诗以真情实感打动人的心灵,所谓“感人心者,莫先乎情”(《与元九书》)。从屈原的“发愤以抒情”,司马迁的“发愤著书”,到韩愈的“不平则鸣”,都表明文学创作常常是感情涌动,一吐为快。欧阳修提出“诗穷而后工”,进一步指出诗人受到困苦环境的磨砺,“内有忧思感愤之郁积”,才能写出优秀作品,引起人们的共鸣。

其实,孔子提出“兴观群怨”说,曾指出过诗“可以怨”。对于“怨”,孔安国注为“怨刺上政”,《毛诗序》也说“下以风刺上”,但又说“故变风发乎情,止乎礼仪”,给怨刺加上了框框。朱熹将孔子的“怨”注为“怨而不怒”,淮南王刘安《离骚传序》也早就说过:“国风好色而不淫,小雅怨悱而不乱”,唐·孔颖达《礼记正义》则说:“诗依违讽谏,不指切事情,故曰温柔敦厚诗教也。”所以怨刺是有界限的,“刺”只是所谓的“美刺”,不能违反 “温柔敦厚”的诗教,更不能破坏封建伦理秩序。

明朝文学家冯梦龙曾刊行民间歌曲集《山歌》,他在《山歌序》中提出,要“借男女之真情,发名教之伪药”。晚明公安派提出在文学创作中“独抒性灵”,清代中期的袁枚将“性灵”说借来论诗,指出“性情以外本无诗”,并说:“自《三百篇》至今日,凡诗之传者,都是性灵,不关堆垛。”他模仿元好问《论诗三十首》,也作了一首“论诗”诗:“天涯有客号玲痴,误把抄书当作诗。抄到钟嵘《诗品》日,该他知道性灵时。”(《随园诗话·卷五》)还有大批民间作者,不知“温柔敦厚”的诗教为何物,管它什么“言志”、“缘情”,只是有感而发,直叙心声,正如金圣叹指出的:“诗者,人之心头忽然一声耳,不问妇人孺子,晨朝夜半,莫不有之。”(转引自林语堂《吾国吾民》)笔者在这篇系列文章里,除了谈论很多文人学士精美的诗歌作品外,也将提到不少民歌,它们虽多为粗俗之作,但是真情流露,也颇有趣味。

《诗经》的开篇《关雎》,是千古传颂的名篇。对这首诗的解释众说纷纭,有说是讽刺帝王的,有说是颂扬后妃之德的,有说是婚礼上的赞歌,还有说是民间情歌。这些说法似乎都有些问题,而儒家“后妃之德”的说法可能是最牵强的。孔子说:“《关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论语·八佾》),这给儒家对《关雎》的评价定下了一个基调。《毛诗序》首句就说:“《关雎》,后妃之德也,风之始也,所以风天下而正夫妇也。”这种解释被后人继承,如《文心雕龙·比兴第三十六》云:“关雎有别,故后妃方德;尸鸠贞一,故夫人像义。”孔颖达《疏》亦云:“二《南》之风,实文王之化,而美后妃之德者,以夫妇之性,人伦之重,故夫妇正则父子亲,父子亲则君臣敬,……此诗之作,直是感其德泽,歌其性行,欲以发扬圣化,示语未知,非是褒赏后妃能为此行也。”以上的说法都比较笼统,属于概念化的评价,朱熹《诗集传·关雎》则说得比较具体:“周之文王,生有圣德,又得圣女姒氏以为之配。宫中之人,于其始至,见其有幽闲贞静之德,故作是诗。言彼关关然之雎鸠,则相与和鸣于河洲之上矣。此窈窕之淑女,则岂非君子之善匹乎?言其相与和乐而恭敬,亦若雎鸠之情挚而有别也。”按他们的说法,《关雎》中的“君子”是指文王,“淑女”就是文王之妃太姒,而这篇诗作是借后妃之德来教化百姓。此种解释,不是将《诗》作为文学作品,而是当成了伦理的附庸、政治的工具、宣扬儒家思想的教科书。

《牡丹亭》中的杜丽娘因读《关雎》而春心萌动,废书而叹曰:“圣人之情,尽见于此矣。今古同怀,岂不然乎?”看来深闺之中的娇小姐比那些腐儒还更能体会到《关雎》一诗表现男女情爱的实质。清人华广生收集改编的《白雪遗音》是一部民间艳歌集,卷二中有一首马头调《诗经注》,笔者觉得倒是挺符合《关雎》的本意:

  关关雎鸠今何在,在河之洲,各自分开。
  好一个,窈窕淑女人人爱,只落的,君子好逑把相思害。
  辗转反侧,悠哉悠哉,好叫我左右流之无其奈,怎能彀钟鼓乐之把花堂拜。

from 变形金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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