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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谢盛友: 中国人的个性被自我压抑 ?

中国人的个性被自我压抑 ?

谢盛友

古代的中国人和后来的中国人,似乎根本不是同一个物种。从春秋到唐宋再到明清,中国人的性格历程如同直跌下来的瀑布,其落差之大,令人惊讶。源头的中国人,品格清澈。唐宋时的中国人,雍容文雅。及至明清,中国人的品质却大幅劣化,麻木懦弱,毫无创造力。

就皇权时代而言,宋代以前的中国人,可以称得上伟大--创造着,体验着,发现着,说自己想说,想自己所想,生机勃勃,生趣盎然。宋代以后的中国人,不但失去了创造力,也失去了感受力。整个民族只剩下躯壳,没了灵魂。社会如同一潭死水,散发出腐烂的气味,从上到下,人们既狡猾又愚昧,既贪婪又懦弱。因此,宋以前的中国人和宋以后的中国人,其实是两个物种。中国人的性格历史如同黄河,先秦是上游,清澈见底;汉唐是中游,虽泥沙俱下,毕竟有波涛汹涌之雄大气象。明清是下游,已干涸萎缩、奄奄一息了。


今天的中国人也许仍有盛赞明清社会之稳定者,但西方人的语言里,对这种僵化状态只有赤裸裸的厌恶。赫尔德把中国比喻成一具僵尸:“这个帝国是一具木乃伊,它周身涂有防腐香料,描画有象形文字,并且以丝绸包裹起来;它体内血液循环已经停止,犹如冬眠的动物一般。”比万博士说:“为了避免中国的命运,欧洲付出了一千年野蛮生活的代价。”这个代价在他们看来是值得的。

为什么宋代以前的中国人和宋代以后的中国人差别这么大?变化是什么时候开始、如何造成的?其实,最早的改变要从秦朝说起。在当时的七国,秦国处于荒凉的西北高原,物产稀少,靠游牧和狩猎为生,秦国自立国之初,就没有经历过充分中原化过程,长期与戎狄杂处,因此染上浓烈的蛮夷气质。草原文化中没有民主观念,没有权利意识,以绝对服从为天职,具有高度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因此上下一心,都很团结。所以后来秦孝公变法,商鞅主政,迅速统一思想,提出了靠战争立国的发展思路。

夏商周以后,春秋战国时期,中国进入封建时期,各诸侯分封天下,爵位世袭,形成了一个贵族世代统治的体制,进入春秋末期,平民阶层崛起,一个开放自由的社会已经形成,但商鞅的变法让秦国崛起,打破了平衡,也改变了中国人。中原文化经过长期发展,此时已经变得比较柔软,比较有宽容度,崇尚优雅和尊严。但是秦国不同。在战国七雄中,秦国文化是最野蛮、最缺乏人道主义精神的。西北少族民族的生产关系比较简单、原始、纯朴,所以他们直接以追求生存、积累财富为目的,很少加以掩饰。因此秦人比楚人更醉心武力,崇拜强权。

商鞅从军爵制度开始,取消贵族世袭制度,收回特权,只有在战场上立下功劳,有军功战绩,才能够重配爵序,列籍贵族。商鞅还企图统一国民思想,采取“愚民政策”,把文人、商人、工匠视为“国害”。他在渭河边论法,一次性就屠杀了700多反对他执政路线的文人。秦国这样的发展模式,当时的其他国家称之为“虎狼之国”。但打来打去,最后野蛮战胜了文明,秦国击败六国,统一了天下。

春秋战国时期的知识分子,大都是理想主义者,他们不迷信权威,也没有思想禁区,以君王的师友自居,将自己的“道”凌驾于君王的“权”之上,合则留,不合则去。等到秦始皇统一六国,各国的知识分子只能生活在一个皇帝之下,没有了选择的机会,也没有逃亡的自由,只能为这一个政权服务。秦始皇确立了君宪制度,给专制制度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到后面的历朝历代,继续在专制的基础上添砖加瓦。

皇帝制度的发明,给中国社会的发展带来了灾难性后果。皇帝支配一切、主宰一切,所有的权力,都为皇帝一个人垄断,社会的方方面面,都为皇帝一个人所牢牢控制。它通过空前严密而有效的专制体制抑制了社会活力,束缚了人民的创造力。在此后的两千年间,中国社会万马齐喑,死气沉沉,再没有出现一个可与先秦诸子比肩的大思想家,社会制度也没有出现一次大的创新和变革。中国人一直在“做稳了奴隶”和“想做奴隶而不得”的了无新意的一治一乱中挣扎,“奴隶性格”和“专制性格”日益发展成民族性格中相辅相成的两个突出特征。从这个意义上说,国民性劣化的第一个推手是秦始皇。

从唐到宋,中国转了一个一百八十度的大弯。唐人粗豪,宋人细腻;唐人热烈,宋人内敛;唐诗热烈,宋诗沉思。到底发生了什么,使得唐宋两代的面貌如此迥然不同?这一切,源

到了明清,儒生出身的大臣们已被驯化得“百炼钢成绕指柔”。在皇帝明察之下,他们老老实实,卖命效力,以图飞黄腾达。皇帝一旦放松警惕,他们就会大肆贪污,尽一切可能盗窃皇帝的家产。他们选择了动物式的生存。所谓操守、尊严和人格,对他们来说已经是不着边际的空话。

在传统心理学研究看来,在西方个体主义的价值系统中,自我是一个恒定不变的实体,是以“真我”为核心,以追求一致性和统合性为最高原则,强调人与社会的分离,甚至对立,强调人个性的自我内涵,突显个人的独特及与众不同。而在中国传统哲学理念中,自我“是具有弹性的、可变的,是一种精神发展的动态历程,同时也强调个人的道德修为,视之为自我完善的重要手段”。因此,由于这种自我总是镶嵌在社会关系的网络中,所以中国人的外显行为总是显得富有弹性,并且在这种相互依赖的关系网络中,个体的独特性往往被自我所压抑,其重点在于强调个性的相似性,强调要不断追求自我的扩张,以包容并融合于其他个体,甚至天地万物,正所谓“修齐治平”而后“天人合一”。

从中国人的角度看,秦始皇以后,中国的皇朝历史也是不断演进发展变化的,其中最主要的是集权专制和统治技术,发展越来越精微,越来越牢不可破。它已经渗透、融化在国民性当中--也正因此,轰轰烈烈的国民性改造运动,鲜有成效者。从梁启超到鲁迅甚至毛泽东的“文革”,有一个共同的主题--改造中国人,改造每个中国人的思想。但改造了一百年,我们整个民族的素质好像变化不是很大,甚至有些方面还有退步。

但是,人们对信息往往只是作一种选择,没有综合能力,也无需综合,人们只是认同一种符合自己的一个符号、一个理念、一种思想、一个想象的社群、组织等等。经过符合“自我”的信息过滤,人们的视野越来越微观,越来越缺少大局面。这就是互联网空间思想自我激进化的逻辑。激进的思维导致激进的个体行为,不仅表现在互联网空间,更是发生在实际社会领域。在互联网时代,激进的个体行为已经成为社会新常态。



因为我和黑夜结下了不解之缘 所以我爱太阳
2017-7-9 1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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