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出李约瑟传记评议

南方报业新闻 时间: 2008年07月10日 来源: 南方周末  

　　□孙涤

　　杨振宁先生在回顾他一生的成就时说:“我最足以自豪的贡献是改变了中国人以为自己不如人的想法。”杨先生为了激励自己,曾经专门调阅了美国国会19世纪末的卷宗,里面正式记录着当年限制华工入籍的理由:中国人的脑容量比较小,他们在进化上可能低白人一等。试问,现在有哪个中国学生到美国留学还会有这种自卑感?

　　至于如何评价中华民族在人类文明史上的贡献,在为中国人整体重新正名的努力中居功最伟的则非李约瑟莫属。他的仗义和丰功,值得每一个华人感戴和铭记。李约瑟是个英国人,他怀着一颗中国心和对中华的挚爱,倾注五十余年的卓拔努力,成就了巨著《中国的科学和文明》,在尘封的浩瀚史料里探微钩沉,使古代中国人(16世纪前)的技术发明和科学发现等许多创造性活动重见天日。这个石破天惊的贡献,迫使西方世界对中国人的成见逐渐消隐。

　　在学界李约瑟的名声已是如雷贯耳,在民间他却鲜有所闻。这也许是《一个热爱中国的人》5月份问世后立马登上美国畅销书榜的原因所在。作者西蒙·温切斯特(SimonWinchester)是美国著名的传记作家,他在谈到写书的动机时说,有一次他在逛哈佛大学附近的书店时偶然看到《中国科学技术史》,就问起谁是李约瑟。书店的职员大为惊讶,脱口说先生您连李约瑟都不知道,还能算是文明社会有教养的人吗?温切斯特颇受震动,悉心研究李约瑟之后,有了这本面向大众的通俗传记。

　　一、“铁三角”

　　1995年3月24日是个星期五,95岁的李约瑟多年来第一次向办公室请假。近三年来,他已减少了工作量,每天只工作5小时。星期四,同事发觉他显得很疲惫,建议他休息一天。周五,他卧床休息。晚上有邻居过来看他,聊了一会,只见李公“轻轻地叹了一口气,没有痛苦,没有挣扎,略无迟疑地———逝去了”。温切斯特的描述沉稳而诚挚,结束了这本精彩的传奇。

　　李约瑟的妻子、87岁的鲁桂珍在1991年11月28日先他而去。之后他倍感孤寂,帕金森氏症日趋严重。然而他仍坚持工作。这时《中国科学技术史》已出版了7卷16分册。书的结构框架早由李约瑟定下,不少分册还在齐头并进地撰写着。(到2008年一共出版了24个分册,一万五千多页。全书出齐共有7卷34册。)

　　李公没有子嗣,他与鲁桂珍常说,这些书就是他们的孩子。两人于1989年结为伉俪,虽说婚姻只有800天,但相爱并相互扶持了超过60年!鲁桂珍是营养学博士,1937年到英伦求学,拜师在李约瑟和他的妻子Dorthi的门下。Dorthi的中文名取为李大霏,长李约瑟5岁,也是一个成就斐然的学者,专攻肌肉的生化机制理论。1948年入选皇家学会,1979年获选剑桥大学凯思(Caius)学院荣誉会员。李大霏、鲁桂珍和李约瑟在剑桥长年相邻而居,组成了一个“其乐融融”的铁三角。1987年12月22日,李大霏平静离世,享年92岁。

　　在李约瑟成功响应人生事业的第二次挑战中,鲁桂珍至为关键。两人初遇时,李已是生物化学领域里的世界顶尖学者。李约瑟“转型”的动因和催化剂来自鲁桂珍。她可以说是李约瑟的缪斯,不但替他取了中文名字“李约瑟”,赐他以中国人的第一大姓,教他入门中文,启迪他对中国的兴趣,还给了他一颗中国心。两三年间,李约瑟就从一个对中国充其量略知皮毛的人,突进为立志揭开古代中国科技发明和发现的秘密的人,并把后半生完全投入到这个伟大的事业中。李约瑟后来回忆道,这个“皈依”犹如使徒保罗在前往大马士革的路上得到耶稣基督的天启神谕一般。二、皇皇巨著

　　在多卷本《中国科学技术史》里,李约瑟和合作者们发掘、证实、重新确认中华民族的创造力。16世纪前,中国人平均每100年就有15项重大发明和创造,这是同时代其他任何文明所无可比拟的。在全书的结论篇卷七第二分册有一张汇总表,列出了这些重大创造。其中例如象棋,历来以为发源自古印度。李约瑟证明,象棋源于中国,流传到印度,变形后流布世界；又如马镫,改变了骑兵的作战能力,从而改变了古代的战阵态势；再如天花接种免疫,中国早了英国覃纳的发明至少500年。

　　温切斯特对李约瑟响应他的第二次挑战取得的成就给予了至高的评价。他说中国尽管有许多鸿儒硕彦,世界也有不少汉学专家,但中国在世界眼里始终处在朦胧甚至懵懂的状态。李约瑟的研究工作几乎是“凭一己之力,在一夜之间(single-handedlyandovernight),彻底扭转了……那种认为中国置身于世界文明进展的主流之外、对它毫无贡献、在历史上也没什么建树的成见”。李约瑟投身于编史的宏伟计划已有70年了,项目还在延续当中。所以“一夜之间”的说法,是颇为夸张的；这个研究工程汇聚了一个相当可观的团队长年的心血和智慧。但无可否认,没有李约瑟这块酵母和发动机,中华文明在世界文明中的地位和贡献的正确定位,形成颠覆性同时令人信服的历史诠释,恐怕起码得晚上半个世纪。

　　人类可以追溯的约10000年的文明发展历程里,直到18世纪,各个文明的差别其实并不显著。以一个人的劳作能够养活几个人这个关键指标来衡量,差距只在伯仲之间。突飞猛进的变化发轫于18世纪末期。这个巨变的决定要素,是科学以及技术应用,而在其背后,作为它们根植的土壤,是文明的科学精神。正是这种科学精神导致了近代文明之间的分野。三、特立独行

　　编写《中国科学技术史》这样的宏伟课题,以前无人问津,识见眼界不够而不能碰固然是个因素,但巨大的工作量和难度教人不敢碰恐怕也是其主要的原因。李约瑟率领他的团队交出了傲人的成绩单,作为灵魂人物,他本人的素质又是如何?传记的副标题为:替中国解密的eccentric科学家的精彩人生。Eccentric这个形容词是怪诞的、有悖常情的,但笔者以为,依据本书的内容,它只能翻译成“特立独行”,李约瑟的特立独行在书中有充分的描述。

　　他有出众的语言学习能力,对法语、德语、意大利语、希腊语、汉语都能娴熟运用。他学习中文是在工作满负荷的情况下进行的。他非凡的记忆力有如摄像机,能够把阅读材料整个扫描下来,这对他记住和理解中文象形文字特别有帮助。他回忆自己学方块字时有一种快感,就像炎热天跳进清凉的游泳池里,能够畅快地摆脱拼音文字的枯索无趣。

　　他办事极有条理,摘记总是做得恰到好处。他的思维非常慎密,谋定而后出手,极少返工。他的观察相当精细,常能将表象似无关的深层联系揭示出来。传记作者特别指出,李约瑟只用两个食指飞速地打字,他不用秘书和助手,写稿必亲力亲为。难能可贵的是,他打出的初稿就是送审的终稿,“永远是一气呵成”。

　　李约瑟的兴趣极其广泛,凡经涉猎,往往就成了此中的专家。他的思想非常恢宏,这得益于中学时的教育。那所英国最古老而独特的公立学校的校长常以自己的座右铭“思想高远”(thinkbig)要求学生。李约瑟求知非常执着,得益于他父亲给予的严格的幼年教育。他父亲常说,凡是知识都不会浪费,凡是学习都不会白费。在父亲和父执辈的督导下,他特别注重动手实验的训练,养成了他擅长实施的行动能力。

　　最后是他的激情,这是他的招牌品质,可能得自他的母亲。父亲娶他母亲———一个爱尔兰少女时是个老鳏夫,两人结婚8年后才有了这个独生子。母亲具有艺术家的气质,精力充沛而易于冲动。四、驻华经历

　　书中用了大量篇幅来描述他作为英国科技参赞被派往中国,在陪都重庆驻扎的三年多(1943－1946)的经历。在战乱中跋涉了4个月才由伦敦抵达昆明,他立即由衷地、全方位和无保留地爱上了中国。书中摘引了不少他当时的日记,总说吃得好、睡得好,无论在新疆、福州,还是满洲和云南边陲,他从未有任何抱怨。要知道当时无论在交通、商品、卫生、通讯、服务,各方面的条件和英国的有着天壤之别。他一到昆明就喜欢上了中国的长衫,并即刻穿上裁缝赶制的蓝绸面长衫。30年后他在凯思学院院长任上的油画像,穿的是同样的蓝长衫。1992年李约瑟得到女王颁授英国最高荣誉时,穿的仍是中国长衫。

　　李约瑟的果决、执着、勇于行动在中国之行展露无遗。以重庆为基地,三年之中他一共访问了296个大学、学院、研究所和研究站,送去了数以千吨的仪器设备、实验材料和学术期刊资料。他出行11次,有4次是非常长而艰险的长途,行程共达50000公里。通过访问交流,李约瑟对中国的民众的行为及其独特的观念有了切身的体会,他收集了大量的图书资料,更重要的是他联络和物色到了不少日后合作的伙伴。后来成为《中国科学技术史》编写工程上贡献第三大的人王铃,重要合作者黄兴宗(李公的秘书助理,当时22岁的流亡学生)都是当时机缘凑巧遇到的籍籍无名者。

　　他的写史计划深深打动了当时迁至贵州的浙大校长竺可桢的心,几年后竺校长寄赠给他一整套《古今图书集成》。李约瑟后来多次提及,这部不期而至的巨著给了他的研究工作“不可估量的贡献”。五、李约瑟问题颇引起讨论的著名的“李约瑟问题”,缘起于抗战访华之前李约瑟在接受BBC广播访谈时的一个札记边注:中国的科技,为何没再发展?(“Sci.ingeneralinChina—whynotdevelop?”)笔者在翻译时加了“再”一字,依据的是《中国科学技术史》的内容和李公的编写的意图。如果我们把Sci.ingeneral诠释成近代的科学精神(或体系),争议也许可以平息不少。比如何为科学,是否包括技术在内；何为发展,落后怎样界定；《中国科学技术史》到底有没有给出全面的令人信服的结论,等等,都不在点子上。

　　李约瑟及其团队的贡献主要在于:1.从史实和史料证实古代中华文明在技术和科学上有过一系列重大创造；2.端正了近代先进国家和人民对我们的鄙夷态度；3.增强了中国人的自信心；4.指引我们怎样在赶超中更好地弥合这个差距。把李约瑟问题看作一个严格的科学的命题,通过现代实验科学的分析方法加以“证明”或“证伪”,是不切实际的,甚至是舍本逐末。事实上,在总论篇卷七里,李公本人并没有强调他的诠释,更没有认为他的诠释是“惟一正确”的,他的科学训练和科学精神是不会允许他这样做的。

　　除了前三方面的贡献受到广泛称道之外,李约瑟在第四方面的贡献,仅仅从把中国学的研究从观念的雕琢引向技术和生产的实证研究,端正方向和学风这一个副产品而言,他的作用就不能小觑。对卷七有特殊贡献的历史学家黄仁宇就是在1970年代到剑桥帮助李约瑟撰写明代财税系统和漕运等问题时受到启发,而后才逐渐形成了他的“大历史”观。从《万历十五年》到《资本主义与21世纪》,黄仁宇对现代精神,也可以说是资本主义精神,有过不少精警的论述。他也认为,在产生这种精神需要的“一应俱全”的几个要素中,科学精神是其中不可或缺的一个。笔者相信,黄仁宇既然能得益于李约瑟的“思想高远”,我们自然同样能够。

　　李约瑟个人成就的历史地位如何?不妨用经济学的“机会成本”来衡量。先举一例,奥运会的金牌每一块的含金量是否都相同?欧文斯10.3秒的百米记录1936年创立,直至1956年才被打破；比蒙1968年跳出8.95米,要到1988年才被超过,直至今天也再无人接近这个成绩；这是我们说的“划时代的”突破。反观,林白飞越大西洋、莱特兄弟的飞行器、贝尔的电话发明,只比他人领先了几个月甚至几个小时。他们的成就虽说也是创造性地,但对于人类来说,机会成本却很小。如果不是他们,别人很快或很容易就会替补上来。

　　但要是没有爱因斯坦,广义相对论的提出肯定会晚不少年。不难推断,要是没有李约瑟,我们的先祖的辉煌成就还得有许多年埋没在古籍文物里,西方人仍然会以为我们近代的孱弱是古已有之,甚至华人的脑子也没有进化到位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