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时代的中国民族主义

冯崇义、杨恒均

【前言：5月9日晚在悉尼科技大学中国问题研究中心的会议厅，举行了集演讲、讨论与座谈于一体的聚会。会议主讲人、悉尼科技大学的历史学家冯崇义博士做了主题发言。正如冯博士在开场白笑言，看到学生杨恒均最近在网络遭到众多愤怒的爱国者和愤青的口诛笔伐和围剿，他这位做老师不能置之不理了。冯崇义博士从理论和实践两方面阐述了全球化时代的中国民族主义，与在座的青年学生和华人华侨推心置腹。当天参加会议的包括来自悉尼各界的华人华侨，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还有来自悉尼新兰威尔士等大学的中国留学生，包括有组织到堪培拉保卫火炬的留学生组织者和代表。会议原定两小时，由于热烈的提问和讨论，直到四个小时后的深夜才散场。会议气氛和谐，虽然与会的华人华侨和留学生在重大问题上存在严重分歧，但大家却都认真听取对方意见，理智讨论，各抒己见。这篇文章是基于冯崇义博士的演讲，由冯崇义和杨恒均两人共同完成】

提要：

由西藏事件和奥运圣火传递引发的中国留学生和海外华人华侨全球性“爱国大游行”，举世瞩目。中国民族主义的飙升对中国是祸是福？中国与西方媒体的对垒是否意味着文明冲突？西藏问题的核心是价值分歧还是利益之争？人权与主权孰轻孰重？在全球化时代如何安置爱国情怀？当今的青年留学生和华人华侨如何挨过？这些是本文试图回答的问题，现归结如下：

一、中国民族主义旋风之风源何在

二、目前的中西对垒是否体现着“文明的冲突”

三、人权与主权孰轻孰重

四、中国民族主义的飙升对中国是祸是福

五、全球化时代如何安置民族主义与爱国情怀

界定题目中的三个核心概念

◎　民族：现实中或想象中的文化和政治社群

◎　民族主义：以本民族为中心的思想信条和以本民族为忠诚对象的情感

◎　全球化：人类一体化的历史进程

“民族”和“民族主义”互为因果，必须放在一起来界定。这两个词汇有很多用法。按我们的理解，“民族”指的是现实中或想象中的文化和政治社群。当所指是人群时，强调的是文化身份；当与国家联系在一起时指称的是地域和政治身份。“民族主义”则同时指以本民族为中心的思想信条和以本民族为忠诚对象的情感。这种思想信条和情感可以表现为旨在构建一个民族、追求民族独立、维护民族统一、捍卫民族主权和扩张本民族的利益甚至于领土的各种活动和运动。

“全球化”是人类一体化的历史进程。广义的“全球化”指的是十五世纪“地理大发现”以来的人类密切交往；狭义的“全球化”指的则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冷战结束以来的人类一体化现象。早期的“全球化”所达到的高度，在某些方面为当代所望尘莫及，比如十九世纪“金本位时代”人、财、物的全球流动，没有遇到现在这么麻烦的边界壁垒。我们之所以将冷战结束以来称为“全球化时代”，是因为人类在这个时代才自觉地追求“全球化”，制订一系列全球规则，并致力于构建全球伦理。而且，经济的一体化和新科技的进步使地球变小了，使人类各部分成了共同居住在一个小小“地球村”里息息相关的村民。

一、中国民族主义旋风之风源何在？

◎　对“百年屈辱”的集体记忆和“雪耻”（报仇雪恨）心结

◎　中国经济崛起带来的刺激与梦想（“中国人的世纪”）

◎　受害者情结与“西方阴谋”论

◎　西方列强的两重性（自由民主vs.霸权主义）

◎　长期的宣传教育与“爱国”的道德含金量

◎　民怨的宣泄（海外华人华侨打工留学的辛酸、挫折与愤慲）

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中国民族主义旋风频繁席卷神州大地甚至于全球。群情激昂、同仇敌忾、如火如荼的景象，使一些人心潮澎湃，令另一些人触目惊心。例如1996-1998年间的“说不”风潮与反西方情绪宣泄；1999年科索沃战争期间北约误炸中国注南斯拉夫使馆而引发的“抗美援南”风波；2001年海南中美撞机事件引发的反美风潮；2005年日本申请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引发的反日风潮（小泉参拜靖国神社、审定通过歪曲历史的教科书、把台海纳入美日安保范围等引发反日抗议不断）；以及最近的西藏骚乱和奥运圣火传递引发的反西方风潮。这种一触即发中国民族主义旋风，原因错综复杂。但这些原因可以归结为两大类。一类是没有妥善疗治历史创伤而造成的情结；另一类是不健康因素的诱导。

对“百年屈辱”的集体记忆和“雪耻”（报仇雪恨）心结。现代中华民族是一个受伤的民族，外伤内伤都很深重。外伤指的是从鸦片战争到抗日战争一百年间中国受到列强的持续侵略，兵连祸结。内伤指的是由传统的蒙昧封闭思想、未能有效抵制外来侵略的挫折感、专制腐败政府转移视线的宣传教育等因素促成的排外心理。世界上受战争创伤和外侵创伤的民族与国家并不少见，但是在那些以自由主义立国的发达国家，都能妥善疗治历史创伤，捐弃前嫌、化敌为友。欧洲那些国家历史上打的大战小战多如牛毛，但他们现在将命运联结在欧盟之中，热乎得很。我们中国人自古以来就有感悟“仇仇相报何时了”的智慧，也不缺“化干戈为玉帛”、“相见一笑化恩仇”之类的佳话，但当代很多国人的心灵深处充满了仇外的集体记忆，做梦都想报仇雪恨。

在相当长一段历史时间里，“仇恨”成为支配我们国家和民族的“精神支柱”，不但让国家错过大好的发展机会，也让我们民族至今仍然对逐渐被世界各个民族都接受了的普世价值抱有深深的敌意。

胡锦涛日前在日本的讲话中提出了如何对待仇恨的新思维，他说，要牢记历史但并不是要延续仇恨。这话很有分量，值得深思。

中国经济崛起带来的刺激与梦想。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取得了骄人的经济成就，有目共睹。我们从处于崩溃边缘的“短缺经济”，焕然一新，迅速变成经济增长最快的全球经济增长极。本来，经济高速发展起来了，给国人带来自信心，实在是大喜过望。随着经济地位的提升，中华民族要求相应的国际地位，既合情，也合理。中国现在是诸多国际组织中举足轻重的成员，是五个常任理事国之一，这种地位与中国经济贡献及经济实力相比，还是比较匹配的。值得我们警惕的是，野心的恶性膨胀，便绝非吾国吾民之福。德国、日本在上个世纪三十年代经济发展所引发的民族主义狂热，使这两个民族陷入万劫不复的深渊，前车之鉴，不可不防。弥漫部分国人，特别是各级中国官员之中的“虚骄之气”，确实令人担忧。连中国学界一些学养不足、修养欠缺的一些学人，也大谈特谈“中国的世纪”来刺激暴发户心态，勾引国人奔向民族主义狂热的火坑。

二战结束以来，那么多发达国崛起，哪个国家曾经喊过是他们的世纪？法律政治框架还停留于前现代、支撑中国经济发展的核心技术几乎全靠引进，生态底盘那么脆弱，哪来“中国的世纪”？在全球化的时代，大喊“中国的世纪”，更加体现民族心理的不健康。回想八十年代，我们对日本的电器、日本的汽车、日本的电影电视、港台的“靡靡之音”，简直是爱的迷迷糊糊。现在，不但根本不把港台放在眼里，连“小日本”也不屑一顾。但是，我们不能“人一阔、就变脸”，失去往日的谦和，如果我们曾经谦和过的话。更何况，放在全球视野内，中国这些年所取得的成就也还骄傲不起来。人均GDP是最硬的经济指标。在全球两百来个国家和地区中，中国的人均GDP排名至今仍然在一百名之后。中国大陆的人均GDP现在所达到的水平是日本、台湾等周边国家和地区在五、六十年代就已达到的水平。中华人民共和国立国六十年，才取得别人十几二十年所取得的成就，狂得起来吗？且不说我们的经济成就，代价要比别人大的多，血汗工场，黑窑童工、能源涸竭、生态底盘破坏，人文代价和环境代价都严重威胁着可持续发展。居安思危，我们还是留一半醉、留一半清醒为好。如果一定要找出一点值得我们在世人面前炫……（此处有若干乱码）

受害者情结与“西方阴谋”论。那么，中国民族主义狂飙，是否被别人招惹起来？中国民族主义狂飙针对发达国家、特别是日本和美国，良有以哉。针对日本，着眼点是过去；针对美国，着眼点是现在和未来。近代以来，中国是被侵略国家，作为旧时代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受害者，痛深创巨。加害于中国人最大的是军国主义时代的日本，所以至今令国人咬牙切齿。（另一个与日本同等的加害者是俄国，但国人却没有反俄风潮。这是由于战略原因政府让它处于休眠状态的一颗定时炸弹，说不定何时会引爆）。美国在近代以来帮中国的时候多，害中国的时候少，为什么也成为中国民族主义狂飙攻击的首要目标之一？理由就在于美国是头号世界强国，既令人羡慕、也令人嫉妒。在部分国人那里，美国是中国的头号竞争对手，“天下英雄、使君与操也”，岂能不反美？而且，美国好做带头羊，老是对中国“说三道四”，很多国人恨不得“灭此朝食”。不管怎么说，在现实中，在和平发展时期，中国早就不是受害者，而且还是受益者。无论是通过各种援助，还是通过互利双赢的经济交易；无论是通过争取回报资金投资，还是通过友好的技术转让，发达国家都在有意或者无意地帮助和鼓励中国兴旺发达。

发达国家的利益，早就与中国的利益紧紧捆绑在一起。主导发达国家的思维和政策是：中国的兴旺发达、市场繁荣，他们就能够“日进斗金”；一旦中国天下大乱，没有哪一个国家受得起“黄祸”。吾国政府及部分国人老是做出耿耿于怀的姿态，占领道德高地、占领逼债讨债的对弈优势，是否体现着中国人特有的“谋略”？而非常有趣的是，理由则是“西方阴谋”。按照这种“西方阴谋”论，西方发达国家及发达国家的人民，不愿看到、甚至于害怕中国强大起来，于是乎千方百计阻挠、破坏中国崛起。这种“莫须有”的猜忌，是否有“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的嫌疑？希特勒当年向全球强手挑战，除了藐视那个“小小环球”之外，就是认为别国都有阻挠“第三帝国”崛起的阴谋。

“西方列强”的两重性（自由民主vs.霸权主义）。历史上的“西方列强”，具有典型的两重性、同时扮演两种角色，一身两任。他们一方面是自由民主的典范，另一方面又是殖民主义的罪犯；他们一面对内民主，一面对外侵略。殖民主义时代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而结束。新时代欧美各国获取海外利益，靠的是交易，而不是侵略和掠夺。

长期的宣传教育与“爱国”的道德含金量。中国大陆长期的爱国主义宣传教育，我们都领教过，不须赘言。相当长时期内，国家靠的就是马列主义和民族主义两种思想力量。现在马列主义这些词语只在会议文件中偶尔羞羞答答犹抱琵琶半遮面的出现，相对来说，民族主义开始粉墨登场，独领风骚。

中国大陆有一个奇特现象，那就是现在很多青年对毛泽东还崇拜得一塌糊涂，理由是“毛泽东够横”，天不怕地不怕，要是他在，美国日本就如何怕我们了。这实在是二十一世纪最大的童话，这些年轻人不知道的是，在老毛的时代，没有几个国家真怕我们。是我们自己关起门，拼命折腾自己人，把自己人折腾怕了而已，最后还弄死了好多万同胞。而与此同时，美帝和日本都在突飞猛进地发展。有些留学生竟然也有毛泽东情结，却不知道，如果真的老毛还在，你们根本连国门都走不出来，就算以各种方法走了出来，你们或者你们还在大陆的亲戚，保不准就是卖国贼和汉奸了。

话说回来，在民族危亡的生死关头，国人的爱国曾经是非常的神圣和高尚。所以，提起爱国，足以令一些善良的人们热血沸腾。五四运动、五卅运动、一二九运动、抗日救亡运动，真的是大仁大义。可是，爱国是如此神圣和高尚，使得现在的一些人可以充当“爱国贼”，以“爱国”为旗号敲诈勒索、谋取私利，掩藏自己卑鄙龌龊。爱国热情一起，政府的恶行就不重要了，火车出轨也没有时间公布了，股市肮脏内幕也微不足道，九岁到十六岁的女童工一边卖血汗钱，一边被强奸，也最好不要提，免得影响国人一致爱国。历史的教训显然没有被吸取——在中国历史上，真正卖国的恰恰是那些不停号召民众爱国的政府们：他们贪污腐败，割地求和，镇压人民，取悦外国。中国历史上所有的国家“被卖”几乎都是统治者自己的贪污腐败把政权弄丢了。

民怨的宣泄。国内社会，积怨甚深。被官府欺负所积累的冤屈、由社会不公激起的愤愤不平、坑蒙拐骗造成的不爽、丛林法则下的激烈竞争所带来的郁闷、通货膨胀物价上涨带来的烦恼，不一而足。至于海外华人，背井离乡来到异国他乡，打工留学中的辛酸、挫折与愤慲，也不足与外人道。爱国风潮是这些怨愤宣泄的好机会。利益集团适度地玩民族主义这把火，以转移视线、转移怨愤的对象。但是，民族主义是把双刃剑，当这些被煽动起来的愤青突然发现更加让他们愤怒的对象的时候，官方和利益集团就有可能引火烧身。所以，近期的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还基本可以控制，我们不妨称它为“收放自如的自发的爱国主义”。二、目前的中西对垒是否体现着“文明的冲突”？

“中国文明”与“西方文明”的冲突只是幻觉与幻象

帮助“落后民族”发展经济、要求“落后民族”知恩图报，也非“中国特色”，而是西方曾经有过的殖民主义心态，对垒的是同一世界文明内部的专制主义政治理念与自由主义政治理念

最新一轮的中西对垒，表面看来很像“文明的冲突”。在中国是官民一体、海内外华人一体；在西方是西方各国惊人的一致，而且也是官民一体，比政府声音更强盛的是公民社会的声音，也就是民间的媒体和非政府组织的声音。

但是，这种表面上“中国文明”与“西方文明”的冲突，只不过是幻觉与幻象。什么是“西方文明”？是西方的自由民主，还是西方的法西斯主义？是西方的社会主义，还是西方的资本主义？是西方的科学理性，还是西方的宗教迷狂？是西方的和平主义，还是西方的霸权主义？“西方”从来都是多元复合体，中国人也早就不是铁板一块，早就进入了价值多元化。在西方心仪专制的人大有人在，在中国则有越来越多的人追求自由民主。

在西藏问题上，世界关注人权，国人大谈主权，牛头不对马嘴，两个议题风马牛不相及。西藏问题根本不存在主权问题，迄今为止没有西方国家挑战西藏的主权，甚至没有一个媒体否认西藏是中国的领土，在这种情况下，何来激动全国沸腾的主权问题？至于说到西藏的分裂势力，就更是一小撮藏独所作所为，他们是被我们赶出中国土地的一些流亡分子，大多数集中在印度而不是西方，西方收留他们也是出于人道，难道要把他们赶尽杀绝？他们和西方主流有什么关系？西方人如果真要支持西藏独立，也没有必要躲躲闪闪。我们大家注意到，就在西方问题沸沸扬扬的时候，美国夏威夷州的土著占领了一个老房子，宣布夏威夷从美国独立出来。美国人是如何对待这个问题的，确实值得中国人思考。

西藏问题出来后，阴谋论满天飞，这些阴谋论激起了国人的爱国热情。可是，大家在看到西藏打砸抢分子的行为的时候，听到过他们喊西藏独立了没有？他们到底为什么在打砸抢？是反对欺压、歧视和不公正？还是要求独立？一个受到全世界大多数国政府和民众尊重的宗教领袖一夜之间变成了“外表是人类，内心是动物”的恶魔，实在是匪夷所思。好在中国政府及时调整策略，展开与达赖的对话。希望此举不只是在外来压力之下的权宜之计，而是我们政府高瞻远瞩的政策方针调整。既然我们能够对屠杀了千千万万中国人的日本人说“不延续仇恨”，又为何不能和一个热爱和平的兄弟民族坐下来谈谈？

帮助“蒙昧落后民族”发展经济、要求“蒙昧落后民族”知恩图报，也非“中国特色”，而是西方曾经有过的殖民主义心态。

对于中国来说，我们现在不存在什么“文明的冲突”，中华文明是什么？是马克思的社会主义理论？还是孔老二的“民为贵，社稷次之”的思想？相对于文明的冲突，我们的问题是被越来越多的民主政体所包围。中国不管如何淡化意识形态，反复强调“多样化”和求同存异，事实是，与我们拥有近似意识形态和政治体制的国家已经越来越少——除了北朝鲜、古巴和越南外，就是缅甸等为数不多而且摇摇欲坠的那几个。如何面对普世价值的水银泻地般的侵蚀，如何“以人为本”，让国家和政治体制服务于人的发展，而不是让13亿人服从于“国家”，才是我们政府和人民应该共同思考的。（见杨恒均《致命追杀》）

三、人权与主权孰轻孰重？

◎　人权与主权都是西方的现代概念

◎　“人权高于主权”是不辩自明的命题

◎　全球化时代也是人权时代

人权与主权这两个概念都是西方的现代概念，部分国人以“主权”来对抗“人权”并不是拿“中国文化”去对抗“西方文化”，而是按自己的理解和需要，拿一部分西方文化去对抗另一部分西方文化而已。现在中国执政者往往强调“中国特色”，但并不是真的拿中国特色去对抗洋玩意儿，因为目前中国实行的制度是从西方引进的，是洋人发明的玩意儿。

主权是一个国家在其领土范围内所拥有的最高权力，特别是内政外交上的决策权。国际法要求国与国之间主权平等，但并不允许各国政府在主权国家范围内任意处置公民。人权指每个人与生俱来的生存权和基本自由权利。两类人权具有一体性，没有自由权利的人只是一种动物性生存，没有自由权利的奴隶性生存，本身就意味着生存权受到严重伤害、生存质量大打折扣。

“人权高于主权”，是一个不辩自明的命题，这有两个层面。

第一层，“人权”是第一性的，“主权”是派生的。人权源于何处？人权（human rights）的概念最初起源于十七世纪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于十八世纪欧洲启蒙运动时期广泛普及。那时候的西方，刚刚脱离神学所支配的“神权时代”，对人权的确证必须面对神学的障碍与挑战，所以启蒙思想家们论证的很累。他们创造了“自然法”理论，论证先天地存在高于人间法的“自然法”。而人权正是来源于“自然法”，因而是“天赋人权”。中国古来奉行的是俗世主义，没有神学的障碍。中国古代也不乏人权思想的因子，中国民间的“人命关天”；儒家的“仁者爱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道家的“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率性自然”。可惜中国的古圣先贤敌不过欲壑难填的专制君主们，没有从这些因子中论证出人权理论来，有些甚至为此丢掉了小命。

其实，人权的来源简单得很，通过几个世纪以来世人对人性的研究，发现人权只不过是人性的本质要求。问世间“人”为何物？一半是天使、一半是野兽。人是特殊的动物。因而，人性由动物性和社会性两个方面构成。人的动物性就是和动物相通的方面，所以我们要饮食男女、传宗接代。人的社会性，就是人区别于其它动物的那些特性。人要展现这些特性，就需要基本人权。人是“会说话的动物”，因而需要言论自由、出版自由；人是“会思想的动物”，因而要求信仰自由；人是“群居动物”，因而需要集会、结社自由。（一些高级动物，也具备人性的低级形式）人性可以改进，但不可以改造，将人的特性改造掉，就不再是人了。古人不明白人性，老是要以宗教或“纲常名教”去改造人性，结果是带来种种惨象，使人不成其为人。马克思主义不仅要消灭私有制，而且要改造人性，结果造成无穷的权力异化，好端端地把人折腾得死去活来。所以，对人性只能因势利导，诱发、保护、激励其天使的一面，防范野兽的一面。防范某些人“兽性大发”，最关键的就是从制度上充分落实普世人权。

第二层，主权包含在人权之中，将人权平等贯彻到底，也就有主权平等。主权理念是随着人权理念发展起来的。它在问世之初，关键是要确立“主权在民”，而不在君（推倒“朕即国家”）、也不在神（不存在“君权神授”）。民族国家的主权和公民的人权绝非对立之物。当国家主权在十七世纪的欧洲最初形成之时，它所针对的是罗马教会的外来干涉和封建割据势力的内部挑战。伴随着“人民主权”、“专制之下无祖国”等观念在十八世纪欧洲启蒙运动中的成熟，国家对公民权利的保护成为公民忠诚于国家主权的内在要求。“主权在民”意味着国家权力的唯一来源是公民的授权，公民为了自身的福祉而将一些权力让渡给政府，以便于政府为全体公民服务。国家主权既然来源于公民的授权，当然这种主权只能从属于公民的人权、服务于公民的人权，绝不能反过来强制公民为主权而牺牲人权。

“人权高于主权”成为国际规则，起点是联合国1948年通过的《世界人权宣言》。它庄严地宣布：“人类一家，对于人人固有尊严及其平等不移权利之承认确系世界自由、正义与和平之基础”。后来又于1967年通过《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和《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将人权规则具体化。当然，由于冷战的干扰，这一国际规则迟迟没有在全球范围内落实。直到冷战结束，也就是世界进入“全球化时代”，欧美开始推行“人权外交”，以“主权”抵制“人权”的恶行恶习才真正受到有力的挑战。1999年为了人道主义的原则北约联手干涉科索沃战争，是人类为捍卫人权而惩罚“主权”暴虐的里程碑。

对于中国民间的“主权高于人权”论，实在让人困惑。如果位尊权重，担心“人权”发达使自己权力受到削弱和限制、使自己的利益受到损害，还可以理解。那些没有权力和权利的草民，备受官府权力的欺压，却拼命的去强调“主权”来压制人权，真是滑天下之大稽。他们不知是天生糊涂还是智力低下，中国目前（除了钓鱼岛、俄国侵吞我们的土地之外）根本没有多少主权麻烦，就算有，也是在中国中央政府有能力和责任去处理的范围内，相比而言，中国人的人权问题却相当严重。可是，正是这些普通民众竟然自己跳出来用“主权”来压制自己的“人权”，在有公民意识的人看来，世界上没有比这更傻、更天真的，也就是：too young, too simple, sometimes　naïve。当然还有一批文人，好像识几个字，还会舞文弄墨，也在那里睁眼说瞎话，大谈主权高于人权，对于这种奴性之劣，人格之贱已深入骨髓的文人，我们就不浪费笔墨了。

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凡是在主权和人权被拿出来说事的时候，往往隐藏着借主权来掩盖或者侵害人权的现象。就拿刚刚发生的缅甸风灾来说，由于缅甸的救灾能力不足，联合国和西方国家紧急驰援，可是，却遭到缅甸政府的种种阻扰和刁难，借口就是主权。我们说，主权不是一个不好的东西，可是，环顾当今世界，我们看到的都触目惊心：神圣的主权被那些暴君和专制独裁当遮羞布一次又一次地使劲挥舞，在他们高调的主权论下，自己的民众失去了人权，甚至在天灾人祸中悲惨地死去。

有人常常用“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来形容主权和人权之关系，认为没有了主权何来人权？其实，正好应该从相反的方面来理解，如果没有人权，要主权干什么？人权是皮，主权才是毛。是先有了人类，后来才有了主权国家，国家是用来保护人的人权的。人权不是用来牺牲去维护主权的。这里我们可以更进一步分析一下海外华人华侨成群结队去保护圣火，去表达爱国热情，去向西方人传播“西藏问题是主权而不是人权”的事例。这些要向西方人传播“主权和人权之关系”的华人华侨很多都拥有了澳洲国籍，也就是他们已经宣誓效忠了英国女王，明确一点说，他们现在是生活在英国女王辖下的“主权国家”，那么再普通不过的常理就是：他们应该维护澳洲国家的主权，对不对？可是，他们可以随便上街，去向自己所在的主权国家的国民和政府宣扬自己热爱中国，以及表达维护中国国家主权的意愿。请问，作何解释？——这就是人权高于主权的极端例子。在法国的华人华侨（包括为数不少拥有了法国国籍的）之所以可以冲上街头抗议法国总统的言论而不必担心自己被坦克车驱散，不是因为你宣讲的主权如何威力强大，而是作为人——不管你是哪里的人，你的人权给了你上街游行示威和表达意见的权力。

恰恰是在西方这些拥抱了“人权高于主权”的国家，你可以自由上街，表达你对主权的看法和认识，试问，在某些国家，例如北朝鲜和缅甸，你连这个基本的人权都没有了，主权对你还有什么意义？把它当成躲在被窝里偷偷意淫的崇高对象？

四、中国民族主义的飙升对中国是祸是福？

◎　中国是经济全球化的得益者

◎　善待世人才符合“国家/民族利益”

◎　民族主义狂热祸国殃民

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经济建设日新月异，经济总量一跃而居全球第三、第四位，财政税收高达5万个亿人民币，外汇储备超过1万个亿美元，很多人都称之为“经济奇迹”。这种经济成就正是拜经济全球化之福。中国的“改革开放”，改革存量进展有限，开放增量则是大展宏图。而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中国的对外开放，正好赶上经济全球化的大潮和发达国家的产业大升级和大转移。靠外资、外贸和外来技术使整个国民经济焕然一新。用经济学家陈志武的话说，是国际上“成熟的工业技术和有利于自由贸易的世界秩序”使对外开放的中国恰好“搭上全球化的便车”。（《对改革路径的再思考――陈志武教授访谈》）。

按照当代中国自由主义者的价值判断，不存在公民利益之上或公民利益之外的“国家利益”或“民族利益”。保护和增进国家民族的利益，也就是保护和增进公民们在经济、政治和文化等方面的具体权益，而不是打着国家或民族的旗号去伤害公民的权益。但是，真正认清并增进民族国家的利益，绝非易事。在毛泽东时代，中国的“强国梦”被党国意识形态和毛泽东的个人野心扭曲为打肿脸庞充胖子式的虚荣，曾经作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中坚或旗手来开罪所有本来可以友好往来的先进国家，也曾经为充当第三世界的“老大哥”和代言人而浪费无数资源去支持很多无赖的独裁政权，教训至为深刻。在改革开放时代，在淡化意识形态同时而突出“国家利益”，本来是一种进步。但是，那种以酷烈排外（实为“排西方”）主义为特征的民族主义并未完全消失，经济及综合国力的倍增又迅速助长了朝野上下的一股民族主义的“虚骄之气”。

顺便提及，我们早就指出，中国反对“西化”是一本自欺欺人的糊涂账。中国人，特别是中国政府，从上个世纪三十年代以来就一直高喊反“全盘西化”。但是，除了自由民主，西方的一切都被那些口口声声反对“全盘西化”的人们移植到了中国。（冯崇义：《“全盘西化”辩》）。“第三世界”在经济、政治、科技、教育各方面取得的所有成就，基本上都是“西化”的成果。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第三世界”各国的民族主义，却恰恰是以反西方和反“西化”为基本特征。这种民族主义在对外关系中严重危害本国的国家和民族利益，至少有三种表现形式。其一，因为盲目排外而长期中断与世界主流文明国家在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的正常交往，既丧失了巨大的经济和贸易利益，也封杀了“第三世界”各国学习先进的制度和文化而获得进步的机会。其二，在狂热的民族主义支配下不惜以武力争夺区域优势地位或区域霸主地位，使这些国家陷入无穷的灾难，例如伊朗和伊拉克之间的战争、伊拉克与科威特之间的战争、叙利亚与黎巴嫩之间的战争。其三，为西方国家右翼势力提供口实和把柄，使这些右翼势力的强硬态度和政策得以在一些西方国家的国内政治中占上风。这一项也是以当今的穆斯林世界最为明显。当今穆斯林世界的狂热民族主义者和恐怖主义者都自以为他们的所作所为是捍卫民族利益。然而，恰恰是他们的极端民族主义言行严重地损害这些穆斯林国家的民族利益，既使西方世界的“鸽派”无法与这些穆斯林国家保持友好的交往，也使西方世界的“鹰派”得以占据上风并有充分的借口对这些穆斯林国家进行制裁，甚至于沉重的军事打击。恐怖主义者及支持他们的极端民族主义者博得了不向西方低头的“民族英雄”的称号，或者成全了他们“烈士”的功名，但这些国家的广大民众则长期在贫困和没有人权的处境中为他们的“英雄”赎罪，付出惨痛代价。

我们认为，健康的民族主义必须以自由主义为基础。一旦跨越人权、自由、平等、民主、和平、理性等超越民族界限的普世价值，民族主义不仅在内政中成为专制主义的帮凶，而且会轻而易举地滑向排外主义、沙文主义、种族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现代中国的主要政治势力（国、共两党）高扬民族主义而疏离自由主义、甚至利用民族主义来打压自由主义，这无疑是中国现代化事业的重大挫折。（冯崇义：《国魂，在国难中挣扎：抗战时期的中国文化》，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在国共两党政治势力的支配之下，民族主义的浪潮淹没了中国人对自由民主的追求，改变了中国人原来以英美为师融入近代民主潮流的大方向，转而走上了“以俄为师”的歧途邪道。

从那以后，国共两党所学习的不再是主流正脉的西方，而是非主流的、反西方的“西方”。现代化模式在中国的这种急剧转换，在很大程度上是受到西方列强对中国的侵略行径和苏俄宣布放弃俄国在华所有特权的诺言这正反两面的刺激。受民族主义激情支配的中国人，已无法将西方列强的侵略行径和西方捷足先登的自由民主制度及相应价值区分开来，因为反对西方列强的侵略、满足民族主义的诉求，而将从西方历史中发源的自由民主制度和价值也疯狂抵制。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朱学勤将“病态民族主义”（或“狂热的民族主义”）同“民粹主义”一起称为中国五四运动以来两个精神“病灶”。（朱学勤：《五四以来两个精神“病灶”》，李世涛主编：《知识分子立场：民族主义与转型期中国的命运》，时代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第500-513页）更有甚者，中国经过抗日战争而获得民族解放和民族独立之后，以抵抗外来侵略为特征的中国民族主义便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此后中国政府和民众却继续沉迷于民族主义。建国六十年了，还时时让中国人沉浸在国歌里那种“中华民族处在最危险关头”的情境中，这无疑对中国民主化事业危害甚大。

回顾这场被奥运圣火点燃的差一点烧遍全球的爱国激情，大家不难发现，在中国人互相辱骂和伤害的时候（“汉奸”和“爱国贼”成为最流行的词语），西方从政府到民间都保持了高度的沉默，而高度的沉默背后则是高度的统一。这在意见多元化的西方是极其罕见的，不排除原因之一就是这次席卷全球的中国人的民族主义几乎让所有记住历史的西方人不约而同地想起了1936年的德国奥运会。

一位与会的学生代表发言中提到，我们保护奥运火炬非常成功，去了六千多中国留学生和华人华侨，但让人失望的是，西方主流媒体报道中很少提及这些巨大的规模和取得的成功，而是找那些抗议和冲突镜头报道。用了很少的时间报道中国人的爱国热情。

这位留学生的问题是实在的，事实确实如此。但一个生活在西方的留学生应该很清楚西方媒体的报道方式，他不会像中央电视台一样几乎用所有的时间报道取得的成绩，而是集中报道有冲突的事件。这并不只是针对中国，看看他们如何报道自己的政府、总统和总理，就很清楚了。作为一个留学生，如果真不适应，可以继续住在只有CCTV的国度。

至于说西方主流媒体为什么用这么少时间报道中国人的爱国激情和大规模的游行，而且很少评论，这里就不能不提了。这正说明西方媒体的职业操守和政治正确，而不是相反的偏见。就我们所知道，中国留学生和华人华侨把澳大利亚首都变成五星红旗的红色海洋，不但引起了澳洲政府的高度警惕，而且也有越来越多的澳洲民众表达了严重关注。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澳洲的媒体为了吸引观众，推波助澜，煽风点火，很容易煽动起澳洲人的排外和反亚情绪，要知道，澳洲国民至今超过半数认为中国人和亚洲人涌入自己的国家太多了。正是基于这种情况，澳洲媒体对报道作了轻描淡写的处理，不愿意触动旧伤新恨。

在杨恒均接受澳洲主流媒体采访时已经获得澳洲当地人群的反映，当时杨恒均对澳洲主流媒体明确表示，作为一名刚刚从大陆过来的中国人，我批评留学生的行为也许没有什么，但你们如果采取煽动性的报道方法，使用冷战思维，让全世界生活在自由国家的人想起冷战中战败的铁幕那一边还剩下几个国家的话，那将不是中国人之福，也不是澳洲人之福。杨恒均也同时请他们把这一意见传达给澳洲联邦政府。

好在中国政府中的有识之士也意识到事态严重，及时介入，最终能供成功地把青年们的爱国热情引导上“做好自己的事就是爱国”的途径。同时，中国政府在多方面向世界展示了一个不那么愤怒的中国，包括立即恢复与达赖的谈判，以及日前中国代表团与罗马教皇接触，获得高度赞扬和肯定，教皇热情地希望中国奥运会顺利召开。中国人成功地向世界展示了笑脸和音乐，而不是仇恨。这些都或多或少地反映出当今中国政府的一些执政新思路。

五、全球化时代如何安置民族主义与爱国情怀？

◎　全球化的价值基础是自由主义

◎　民族主义激情在全球化时代不合时宜

◎　将民族主义的次等价值放到次等的位置

民族与民族主义互为因果。民族因为民族主义的出现而成型，而只要存在民族，就会有民族主义。当今世界的民族主义有专制主义的民族主义(despotic nationalism)和自由主义的民族主义(liberal nationalism)之分。自由主义的民族主义以人道主义和人权为基础，以民主宪政和多元文化为治国理念，以解放个人与开放社会为奋斗目标。专制主义的民族主义则以特殊主义和国家主权为基础，以专制特权与大一统为治国理念，以国家富强为目标。

正像其他国家一样，民族主义和自由主义在中国也曾相辅相成。正是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感激发一代又一代中国知识分子热烈拥抱自由观念和制度去争取国家民族的富强；也正是民族地位平等、主权在民、公民权利等这些自由主义因素将现代理性的民族主义与传统的民族主义及非理性的民族主义区别开来，自由主义成为民族主义理性化的前提。

不过，归根结底，自由主义和民族主义是性质不同的意识形态，它们有不同的出发点，遵从不同的逻辑，走向不同的归宿。自由主义以人类个体为出发点，遵从“普世主义”的逻辑，目标是人类所有个体的自由幸福；民族主义则以民族群体为出发点，遵从与“他者”不同或敌对的“特殊主义”的逻辑，对同类的关爱有着鲜明的边界，目标是本族本群的优势。可是这样说，当我们以汉民族为主的民族主义在全球发酵的时候，一些从事藏独的藏人也同样是打着“民族主义”的大旗——以藏民民族为中心的民族主义大旗，其中有些不同意达赖温和观点的藏独甚至扬言要为民族独立搞自杀式袭击。由此可以看出，他们的民族主义一点也不亚于到西方首都挥舞五星红旗的中国留学生和华人华侨。

中国现代民族主义是在西方帝国主义侵略中发展起来的。西方列强（包括从东方加入这一队伍的日本）给中华民族带来了百年屈辱，为了捍卫自己的尊严和洗雪民族的耻辱，中国人进行了拼死的抵抗。因而可以理解，中国现代民族主义充满着对西方的疑忌与仇恨。在很多情形下，被强烈的民族主义蒙住眼睛的中国人甚至没有将西方的帝国主义侵略政策同西方的自由主义价值观区别开来，荒唐地将两者等量齐观，将一些率先在西方孕育和发展起来的人类普世价值连同帝国主义一起来抵制和打击。其实，自由主义不仅是推动近代以来西方社会以高于别处的速度向前发展的基本因素，同时也正是形成“民族国家”最重要的因素。正是因为落实了主权在民的自由主义原则，才造就了西方现代公民以及公民们对民族和国家的自觉认同。（冯崇义：《在民族义会主义和自由主义之间困惑的中国现代知识分子》）

【会议后记：这次会议上，数十位来自各行业的华人华侨发言，他们对什么是爱国以及如何爱国各抒己见，妙语连珠，不时引来全场热烈的掌声和笑声。与会的留学生代表、参入组织上次留学生前往堪培拉支持奥运火炬的留学生代表作了发言，系统阐述了对冯博士主题演讲的看法，提出了诸多不同的批评意见。随后还有四位留学生代表发言。虽然大家意见分歧比较大，但会议始终在和谐的气氛中进行。这让人感慨万分。试想，这次爱国热情激起燃烧至今，卷入其中的外国人不超过三个，而愤青的愤怒和辱骂，知识分子的冷嘲热讽几乎都是冲着中国同胞自己人来的，也亏得有些人竟然说出中国人空前大团结的废话，其实是空前的分裂。然而，国人的分歧在哪里？虽然出现了“汉奸”和“爱国贼”，可是在我们看来，真正不热爱自己的民族和国家、国民的人并不多，分歧在于什么是爱国爱民，如何才是爱国爱民。这些问题也许一时无法解决，然而，如果中国人能够坐下来，好好沟通，也许就是解决一切问题的开始。何况，既然我们能够和日本人不再延续仇恨，和“人面兽心”的达赖进行会谈，把手伸到罗马去紧紧握住“披着宗教外衣”的教皇的手，我们为什么不利用奥运会的机会，在自己的国土上，来一次和解，来一次沟通，来一次真正的和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