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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责备贤者

中国文化另一个使人伤心欲绝的现象是：“《春秋》责备贤者”。发扬这种学说的孔丘先生，真使人捶胸脯。他阁下对人生有深度的了解，对做人道理，也有不可磨灭的贡献，全部《论语》，堆满了格言。他向当权派提供了统御之术，并向大家伙保证，如果用他那一套统治小民，江山就成了铁打的啦。这一套当时颇不吃香，但经过董仲舒先生奋勇地推荐，西汉王朝皇帝刘彻先生采用之后，果然发生强大威力。不过他阁下理论中最糟的是“责备贤者”，他阁下为啥产生了这种畸形观念，我们不知道，可能是勉励“贤者”更上一层楼吧。君

不见父母打孩子乎，孩子哭得肝肠寸断，可是老头却气壮山河曰：“你是我的儿子，我才打你呀，别人的孩子三跪九叩叫我打，我还不打哩。”无他，俗不云乎：“打是亲，骂是恩，不打不骂是仇人。”你是贤者，我才表演自由心证兼诛心之论；你如果不是贤者，而是地痞流氓不入流下三滥，请我责备你，我都不屑责备你。
　　
责备贤者的原意是不是如此，不敢确定，即令是如此的吧，结果也难逃“天下没有一个是好人”的厄运。勉励“贤者”更上一层楼当然是善意的，但在实践上，自由心证兼诛心之论一齐爆发，一定产生“责人无已时”的绝症。这绝症就是挑剔没有完，好像百步蛇的毒牙，咬住谁谁就得四肢冰冷，隆重地抬到太平间。盖人性是较弱的，都有犯错的时候，都有犯滔天大罪的可能，都有胡思乱想把不稳舵的局面，柳下惠先生也会想别的女人，孟轲先生也会为目的不择手段。
　　
对恶棍连咳嗽一声都不敢（往自己脸上贴金的懦夫不好意思说“不敢”，只好说“不屑”），对“贤者”却挑剔个没完。人是一种会犯错的动物，也是一种会做出不可告人之事的动物，努力挑剔的结果，每一个人都成了虎豹豺狼。于是乎，存心坏蛋到底的朋友有福啦，永没有人责备他，不但没有人责备他，遇到“德之贼也”，还原谅他，猛劝责备他的人适可而止哩。而力争上游的朋友，反而永远受不完的抨击。这种“责人无已时”的毒牙，只有一个后果：逼得人们感觉到，做好人要比当恶棍困难得多。
　　
中国社会是一个恍惚万状的社会，有时候恍惚得连自己屙的是啥屎都不知道。《淮南子》上有一则故事，只简单几句，恭抄于后：
　　
人有嫁其女而教之者，曰：“尔为善，善人疾之。”对曰：“然则当为不善乎？”曰：“善尚不可为，而况不善乎？”
　　
《世说新语》上也有一则故事，也只简单几句，也恭抄于后：
　　
赵母嫁女，女临去，教之曰：“慎勿为好。”女曰：“不为好，可为恶耶？”母曰：“好尚不可为，其况恶乎？”
　　
这些话使人听啦，比没有听还糊涂，说了半天，到底说的是啥？懂的朋友请举手，我就输他一块钱。可是司马师先生的小老婆羊徽瑜女士（史书上称为“景献羊皇后”、“弘训太后”）却叹曰：“此言虽鄙，可以命世人。”既然鄙矣，就不能命世人；既然命世人矣，就是至理名言，不能算鄙。不过不管怎么吧，老太婆对女儿指示的结果，并没指示出一条应走的路。我想这种不知道屙啥屎的心理状态，似乎仍与“责备贤者”有关。老人家教训子女，当然不好意思鼓励他心黑手辣。但也不能昧着天良鼓励他力争上游，盖中国传统文化是专门用“责备贤者”的毒牙咬力争上游的。你再贤都没有用，俺仍能把手伸到你被窝里，大喜过望呐喊曰：“他屁股上有个疤呀。”结果你不但贤不起来，反而弄得一身臭。
　　
“责备贤者”与“嫉妒”在本质上是一样的，都是在鸡蛋里找骨头，但形式上却不相同，“责备贤者”因有美丽的外套，所以就更恶毒、更害人。呜呼，我们给“贤者”的爱太少，而只一味地责备，责备，责备，责备，责备。
　　
孙观汉先生有一句使人感慨的话，那就是：“中国社会上，赞扬的话总是等人死了才说。”盖在中国社会，对活人的赞扬几乎绝迹。嗟夫，天底下最容易的事莫过于责备人，挑别人的眼，只要一开口，就好像从悬崖上栽下来的飞车，停也停不了，停也停不住。阁下看过《所罗门的宝藏》乎，两位财迷被土人捉住，绑到广场，表演砍头。甲先生知道再过一个小时，就要日蚀，乃吓唬酋长老爷，说他法力无边，可以把太阳吃到肚子里，如果把他宰啦，天上就永远没有了太阳。酋长老爷半信半疑，甲先生说，他可以先露一手教他们瞧瞧。酋长老爷下令暂缓执行，看他能耐如何，于是他就念起咒来。呜呼，他会念啥咒？只不过他阁下乃水手出身，可以用丑话连续骂三天三夜都不重复一个字。于是，你瞧他口没遮拦吧，阴阳顿挫了一个小时，天昏地暗，太阳果然被他吃到肚子里，不但救了老命，还捞了不少宝贝。
　　
中国传统文化似乎专门培养这种水手本领，责备起人来，如果不用胶布赶紧贴住他的嘴，他的丑话就永远没有句点。再加上摇头摆尾，挤眉弄眼，就更勇不可当。可是你要请他老人家赞扬一位他最佩服的人，他准张口结舌，想上三天三夜，也想不出有谁值得他赞扬的，即令有人值得他赞扬，他也想不出用啥话去赞扬。

一切绝症都渊源于中国文化中的爱心太少，孔丘先生之道，不过“忠”、“恕”而已，独缺少爱———当然啦，抬起杠来，不但其中有爱，而且爱还多得受不了。不过，“忠”、“恕”中的理智成分似乎要浓些，爱的成分似乎淡如云烟。

虚骄之气

有些人似乎害着翘尾巴疯，一谈到美国，尾巴就翘起来曰：“美国的文化太浅！”（也有说“没有根基”的，也有说“没有深度”的，反正他们那玩意没啥。）美国文化是不是浅，是另一个问题，即令他浅啦，我们才更不好意思。好像书香世家的破落户，披着麻片，蹲在破庙里，仰仗着别人残茶剩饭过日子，却号曰：“俺祖父大人当过宰相，他祖父大人不过是一个掏阴沟的。”不但不满面羞愧，想想自己为啥穷，反而洋洋得意对方出身不高。呜呼，真是奇事处处有，只有中国多，这句话应该是别人挖苦我们，而且谁要是这么一提，都得

打上一架！现在自己却往外猛冒，实在是虚骄过度，一时转不过弯。
　　
虚骄只是晕晕乎乎的自满──自我陶醉，自我意淫，蒙着被子胡思乱想。孔丘先生当年费了好大的劲，才发明了“古”的种种，然后托古改制。现代中国同胞不费吹灰之力，就有个美利坚合众国摆在眼前，可以看得见，可以摸得着，还可以钻到里头研究研究，体验体验，为啥还用虚骄之气，把这个活榜样拒之于千里之外？
　　
我们并不是说美国好得像一朵花，如果美国真好得像一朵花，他们就用不着三作牌和监狱啦。但有一点却是绝对可以提供我们学习的，那就是他们的生活方式。美国人有一种很厉害的武器，以堵任何一个国家（包括硫磺坑出来）留学生的嘴，那只是一句话，曰：“你认为美国这也不好，那也不行，但你觉得美国的生活方式怎么样？”大体上说，美国是一个自由民主的社会，有最广最强的公道。
　　
虚骄之气最大的坏处是自己给自己打堵墙，把自己孤立在水桶里，喝得尊肚跟柏杨先生尊肚一样的奇胀，于是就再也灌不进别的东西，顶多灌一些洋枪洋炮铁甲船。至于更厉害更基本的文化———教育、艺术、礼义、做人的道理，和处世的精神，不要说再也灌不下去，简直望一眼都会皮肤敏感。
　　
我们也并不一定要效法美国，效法效法德国，效法效法日本，也是自救之道。第二次世界大战，德国和日本复兴之快，真是可怕。中国同胞研究他们所以这么快爬起来，发现了很多原因，若马歇尔第四点计划焉，若韩战焉，若他们的工业基础焉，听起来有这么一个印象，好像他们复兴都是靠的运气。呜呼，大家似乎忘了一点，战败后的德国和日本，固然成了三等国家，可是他们的国民却一直是一等国民，拥有深而且厚的文化潜力。好像一个三头六臂的好汉，冬的一声被打晕在地，等悠悠苏醒，爬起来拍拍屁股上的灰，仍是一条好汉。而我们这个三期肺病的中国，一时站到世界舞台上，不可一世，可是被冷风一吹，当场就连打三个伟大的喷嚏，流出伟大的鼻涕，有人劝我们吃阿司匹林，我们就说他思想偏激、动摇国本，结果一个倒栽葱，两个人都架不起。
　　
提起来效法别人，脸上有点挂不住，大丈夫固应该顶天立地，轰轰烈烈，让别的小子又羡又妒。问题是，这种场面，在汉唐之时，确实是有的，可是时背运停，洋大人纷纷崛起，打也打不过，骂也骂不赢，只好往事如烟。现在惟一的办法只有学学他们那一套，而且也只有这一条路可走，如果靠一口虚骄之气，像河西走廊那位老太婆一样，一股劲直往炕沿伸既丑又臭的小脚，以表示过去缠得好、缠得妙，则只有走另外一条路，该路是一条抵抗力最小的路，直通死亡之谷。
　　
虚骄之气使我们产生一种错觉，认为我们绝不会亡，理由是汉民族最富于同化力，证据是我们已亡过两次啦，一次亡给蒙古，一次亡给满洲，结果还不是来个鹞子翻身，把侵略者打得夹着尾巴而逃？———满洲似乎还要惨，连尾巴都无处夹。这理论和证据可增加我们的自信，但并不能保证以后就不再亡。有一点要注意的，再伟大的民族，当他没有灭亡以前，他是从没有灭亡过的，而该民族在绝种以前，也是从没有绝种过的。然而他们竟灭亡啦，也竟绝种啦，是虚骄之气塞住了尊眼，迷糊了心窍，对内在外在的危机，有一种叶名琛先生式的情意结，认为危机根本不是危机，于是乎危机兑了现，哭的是千万小民和后代子孙。当希腊祖先张牙舞爪，光着屁股，初到希腊时，克里特岛已有灿烂辉煌的文明，不但知道用铁，还有高度的艺术成就。然而，只不过两百年光景，克里特人在后起之秀的希腊人征服之下失了踪。五千年前，南美洲的印加帝国的宫殿，现在还在秘鲁荒山中发现，从那些宏丽的建筑上，可看出他们文化程度之高（当印加帝国登报招标盖那么好的房子时，中国人还是野蛮民族，在茹毛饮血哩）。可是他们而今安在哉？
　　
柏杨先生说这些，可不是专门泄气，而是我们要认清，竞争是无情的，天老爷并不会因为中国有五千年文化，而特别派六丁六甲，谒者功曹，像保护唐僧一样保护中国。趁着还活在世界上，应该赶紧锻炼锻炼，把尊肚里的脏水吐出来（吞点泻盐拉出来也行），多吃一点有养分的东西。现在我们哀悼那些在历史上被灭了亡、绝了种的民族，不希望有一天别的后生也来哀悼我们，千言万语一句话：“勿使后人复哀后人也。”

恐龙型人物

———跳出影子，似乎是中国人第一要务。
　　
吾友赵宁先生，在他的专栏中，指出大多数中国人都生活在自己的影子里，明明是一只小猫的，一看影子那么庞大，就自以为是只老虎。呜呼，赵宁先生诚目光如炬，不过，柏老得补充补充，盖自以为是只老虎，那还是日正当中的影子，如果是日落西山的影子，则不仅仅自以为是只老虎，因为斜照的影子更为庞大，他简直还自以为是头恐龙，一个喷嚏，地球

都会震动哩。这种恐龙型人物，满坑满谷，触目皆是，马路上、商场上、房间里、衙门里，以及每一个行业的每一个角落，都会碰到。重则碰得你命丧黄泉，轻则碰得你膀胱发紧，小便频仍。
　　
十二年之前，台北上演一部好莱坞电影（片名已忘之矣，好像是《圣杯》，不敢确定），最精彩的一段是江湖郎中表演空中飞人。他阁下本来有一套精密设计的装备，那是一对结实的轻金属翅膀，绑在两臂上，就可跟鸟一样满天乱飞。可是当他一上台面，面对皇帝老爷的隆重介绍和黑压压一片群众的欢呼，就忽然尾大起来，翅膀也不要啦，一直奔向楼梯，往塔上爬去。害得他那美丽妻子，在后面苦苦地追赶哀号，告诉他没有翅膀不行。江湖郎中不但不听，反而认为连自己老婆都唱反调，都拆自己的台，是可忍，孰不可忍，就暴跳如雷，用脚猛踹娇妻攀登而上的玉手，几乎把她踹下跌死。但她仍尾追不舍，一直到了尽头，江湖郎中把盖子一盖，娇妻只好掩面痛哭。接着是江湖郎中高立塔顶，群众的狂热使山摇地动，他的信心更如火烧，张开双臂，仰面向天，朗声誓言：“没有翅膀，照样可以飞。”于是，姿势优美，凌空而下，只听扑通一声，跌成肉酱。
　　
──跌成肉酱的后果是祸延娇妻，上自皇帝，下至观众，一致认为受了欺骗愚弄，这种跳塔自杀的节目，人人都会，有啥可看的。他们鼓噪起来，眼看就要暴动，皇帝老爷不得不下令要江湖郎中的妻子继续去飞。她当然不会飞，但在枪尖围逼下，只好含泪爬上楼梯，为她丈夫的虚骄，也付出一团肉酱的代价。
　　
这是历史故事啦，现实的场面是，今年（一九八○年）二月，“中华航空公司”一架飞机，在马尼拉降落时，机长吴黉先生，就有这种膨胀镜头。闻见思先生在台北《中央日报》上说他：“艺不高而胆大”，恐怕太过于客观，盖在主观上，他已到了江湖郎中阶段，认为没有翅膀，跟有翅膀没有分别，只要信心坚定，就是武功高强。他早已发现降落的高度不对劲，但他的自尊心不允许他重来一次。反而收回油门，放下襟翼和起落架，更使用减速板，使飞机降得更快。等到接近跑道尾巴时，下降的趋势更勇不可当，鼻轮和两个主轮，三点式同时重重落地，一声响亮，刹那间翅膀折断，引擎脱落，大火冲天，飞机化成灰烬。四位最倒霉的乘客烧死，三十九位次倒霉的乘客受到轻重之伤。
　　
──吴黉先生一个人虚骄，四十余人遭难。比起江湖郎中只不过夫妻两人断送残生，似乎更价值连城。
　　
就在吴黉先生表演一手之后的次月──三月，司机老爷许万枝先生，也有表演。他开的是游览车，满载“国立台湾师范大学堂”的学生，作毕业旅行。行驶途中，车掌小姐照例介绍她自己和司机，当介绍许万枝先生时，称赞他是最好的司机。许公龙心大悦，而且为了表示他确实与众不同，就在危险万状的山路上，放下方向盘，举起双手，向大家抱拳，一方面答谢服务小姐的推荐，一方面向大家展示他优美的驾驶技术，已到了神奇入化之境，虽不用方向盘，照样可以开得四平八稳。当他抱拳的刹那，全车人都出了一身冷汗，有人更喊出声音。但许公神色自若，并且对那些喊出声音的胆小鬼，嗤之以鼻（有没有像江湖郎中踹娇妻那样踹了乘客几脚，报上没有记载，不便瞎猜），盖那太伤他的自尊心啦。于是，到了梨山附近，左撞右撞，终于把车子撞到万丈深渊，十七位大学生死亡。

──无论如何，许万枝先生仍是第二流的司机。他跟吴黉先生不同，吴黉的虚骄，只断送别人的生命。而许万枝先生的虚骄，却用自己的生命殉葬。上面几件壮举，柏杨先生都没有亲身参加，只有一件事，我却是荣膺男主角的。那就是，我老人家请吴基福先生诊治眼疾，最初的几个月，每天都需要静脉注射。我既不好意思每天往返八百公里去高雄打针，只好把针剂带回台北，在柏府附近找到一家私人诊所，每天前往挨戳。该诊所的那位女护士，秀色可餐，被秀色可餐捉住手臂乱搞，本也心甘情愿，可是她阁下跟许万枝先生的功夫一样，同是天下高手，许先生可以不用方向盘开车，护士小姐则可以不用眼睛注射。她总是一面注射，一面跟她的男同伴猛聊，聊到得意之处，还咭咭呱呱，前仰后合。我恳求曰：“老奶，请你看着点，这可不是耍的呀。”她的玉容就像挂着帘子似的，刷的一声拉下来曰：“这有啥好紧张的，我闭着眼睛都能注射。”忽然一阵剧痛，我就哎哟，她曰：“我打针打了整整十年，从没有出过错，你这个老头，怎么还像孩子这么难伺候。”回到家里，左臂一片铁青。第二天再去，指给她看，她曰：“没啥，没啥，用热毛巾一敷就好啦。”只好换打右臂，回到家里，这条不争气的右臂也跟着一片铁青。一个月下来，她谈笑风生不辍，而我老人家的两条胳膊几乎成了两根木炭。

──一个女孩子的虚骄，柏杨先生就得为她赎罪。幸亏我注射的不是含有剧毒的六○六，如果是六○六，当场就在她玉足前满地打滚矣。
　　
恐龙型人物最大的特征是生活在日落西山斜照下的影子里。眼看太阳就要没啦，影子也要没啦，但他却觉得一切都是永恒的。一个人只要驾了一阵飞机，就自以为可以直起直落。只要开了一阵汽车，就自以为双手凌空，仍能转弯抹角。只要当了几年护士，就自以为闭着

眼睛就可以找到静脉血管。
　　
于是，一个人只要有了一点钱，他就觉得神通广大，所有的人都得向他朝拜。手里稍微有点权，他就虎视眈眈，随时准备教对方领教领教他手里的玩意。只要出了两本书，他就成了文豪，全世界都得向他欢呼。只要当上一个主管，不管是二三流的或七八九流的，他的能力就跟着高涨，职位比他低的家伙，都成了猪八戒的脊梁──无能之辈。只要弄到一个学位，不管是青蛙妈死脱，或跳蚤打狗脱，他就以为连对同性恋都是权威。只要会说几句英文，如果不在谈话中夹几个字，屁眼都能憋出黑烟。只要认识几个洋大人，那就更不得了啦，更得随时随地亮出招牌。
　　
──至于柏杨先生，自从巷口摆地摊的有一天看我教敝孙女唱：“月奶奶，明光光，打开后门洗衣裳。”赞扬我是伟大的声乐家之后，我就觉得台湾这个小岛简直容我不下，每天早上都把铺盖卷好，准备出洋去当贝多芬的教习（我最近就要写一大文，揭发贝多芬《田园交响乐》十大谬误，读者老爷拭目以待可也）。中国有五千年悠久的历史和庞大的国土，中国人理应见多识广，充满深厚的气度和胸襟，却有这么多恐龙型人物晃来晃去，好像参加恐龙竞技大会，各显各的神通。跟我们深厚的文化背景，如此地相悖，实在教人越想越糊涂。沾沾自喜和浮夸肤浅，只有使一个人陶醉在自己的影子里，惹人生厌生畏，自己却再不能吸收任何新的东西，再没有长进。大多数人都如此，中国殆矣。

至少是近百年来的事，中国人走两个极端，不是沮丧自卑，就是盲目自傲，而很少能有自尊。呜呼，跳出影子，别当恐龙，祛除虚骄，应是中国人的第一要务。

你这样回答吗？

“你认为是什么样的观念，影响中国人生活形态最大？”我接着问。
　　
司神父直截了当针对我所盼望听到的主题，说：
　　
“我认为造成中国社会落后，有一个原因来自中国人受儒家思想的影响太大。孟子说：‘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这句话支配了中国知识分子的思想和行为，使中国人的知识无法实验，知识和技术无法运用在日常生活上。而西方的学者往往是手拿钉锤、斧头的人。在西风东渐之前，中国学者，是不拿工具，不在实验室中做工的。西方的知识、技术，却在实践的过程中，获得不断的修正和突破。而中国人纵有聪明的思考力，精于算术，很早能发明火药、罗盘、弓箭，却没有办法推动科技，发展机械文明。因为，在儒家思想影响之下，高级知识分子的领导阶层，轻视用手做工。机器的发明与运用，只限于末流的平民阶段，大大地阻碍了知识的发展。”

你这样回答吗？(3)

我承认这是中国士大夫阶层的特征。
　　
“身居领导地位的知识分子，高高在上，和大众生活脱节，知识的断层，使中国人思考与行为分家，严重地妨碍中国社会的进步。”
　　
司神父提起一位已故的中国考古学家李济先生，他说：“其实，以上这个见解，是李先

生说的，我只是同意他的意见而已。”
　　
李济先生当年在河南安阳，亲自参与挖掘古物出土，结果被人误当做干活的粗人的经验，使他说了上面一段话。而司神父在山西大同一带，做民俗、歌谣、语言的研究工作时，由一位乞丐带着他深入民间，到处寻访。他曾经用一个制钱换一句俚言的方法，向围绕在他四周的中国孩子，交换俚语。而当地的人，对他这种行径，视作怪诞，甚至把他当做一个疯子。所以，司神父觉得中国人的学问，完全被儒家士大夫的传统观念架空。
　　
“另外，阻碍中国变成一个现代化国家的原因，是缺乏法治和民主的观念，”司神父继续他的话，“中国的法律，从很早开始，有唐律、宋律、明律、清律，但，基本观念只有一种，就是犯罪法，也就是人触犯了法律，应接受什么样的刑罚。而罗马法基本上有二：一是公民法，让人民知道，天生下来自己有什么权利。另一才是犯罪法，让人民知道，触犯了刑案，得受什么处罚。这二者相辅相成，既保护自己，也保护他人。所以，人民对法律产生重视和遵守的心理。
　　
反观中国，在西化之前，人民对自己的权利毫无概念，甚至连一己的性命，都认为是君王所赐，更遑论其他。传统中国社会中，权势假道德之名行使统治，领导阶层称为民之父母，人民只知道服从权威，完全没有现代法治的观念，这是基本上很大的错误。
　　
在这种单轨法律统治之下，中国人不知道法是可以保护自己的规则。所以，对法律只有产生畏惧、逃避，甚至枉法、违法，基本上是因为不知道尊重法律的缘故。”
　　
司神父下了一句断语：“在现代化的社会中，孔子那个时代‘以德化民’的政治理论，完全没有立足余地。”停了一会，司神父看我保持沉默，他继续说：“一个国家在上述那种单轨法律治理下，五千年之久，不是一代、两代就能改变，因为人民一下子还不能去掉根深蒂固的思想。所以，也不能怪人民，这实在是历史文化累积的结果。譬如，今天的中国人仍然对民主毫无概念。”
　　
“我们已有选举和立法机构。”我说。
　　
“民主是现代化国民的生活方式，人民必须知道怎么样做一个国民。受了苦要知道怎么样去奋斗、争取，不是只坐着等政府来改善。我最常听到中国人民对不合理的事的抱怨是：‘没有办法！’对空气污染如此，对交通紊乱也如此，一切都‘没有办法’！”
　　
司神父感慨地说：“归根究底是，中国人民并不真的想改善！”
　　
“请你再说说，”我说，“中国人受了那么多苦难，专制、腐败、战争、贫穷、外侮、内乱，层出不穷，是不是这些阻碍了中国的进步？而且，世界上别的国家受难之后，很快能复兴，为什么中国不能？”
　　
司神父思如泉涌，情感澎湃，表现出他对中国观察之深，对中国人寄望之殷。听到我提出这个问题，他一口气提出了下面几个看法。
　　
他认为中国复兴得慢，起码有几个原因———
　　
第一，中国人只有家的观念，没有国的观念，中国人的美德、忠诚、爱心、保护力，都以家为目标，一切努力，到此为止。
　　
司神父说：“中国人的心目中，国家是一部收税的机器，也是一部剥削人民的机器。因为，在上位的人不管人民是怎么过活，他本身是这部机器的受益人；在下位的人民，是这部机器的被剥削者，他没有办法抗拒剥削，变成一种恶性循环（Vicious Circle）。”
　　
“你会不会太悲观了一点？”我问：“你不觉得我们在进步？”
　　
“也许是有点悲观，但大致上说来，我觉得中国进步得太慢。至少，中国人对国家的观念，到目前仍是一成不变，”司神父心情沉重，说，“中国有些在上层领导的人物，本身是个好人，可是，他们就是不懂别人是怎么活的。这种上下层人物不能沟通，是很可悲的。又有些人，从贫穷出身，但，一旦当权之后，不但不再设身处地，站在原来自己那个阶层发言，甚至，故意不提自己的出身，反而认为穷人是懒惰、活该。”
　
　司神父引用自身一个例证，说明中国人很怕面对自己的弱点。他从书架上拿出一叠资料，翻出一篇台北一位名诗人杨君的诗，拿给我看。“我知道他，杨君是他写诗的笔名，他姓王，曾经在台大……”我的话未完。
　　
“这是一九七六年，他在西雅图华盛顿大学时写给我的诗：《献给一位比利时汉学家》。因为，他当时需要一份教职，要我介绍他到华盛顿大学任教，本来他对我很尊敬，也很感激。但，有一回，他在课堂上讲授诗歌，他的学生对他的讲法有疑问，转来请教我，而我的讲法和他有所抵触，从此，他就不再理我了。这次在我来台湾之前，曾写信给这位先我回台任教的诗人杨君，他竟不回我的信，那么，使我觉得他以前的献诗是一种伪造的作品。”司神父一面说，一面摩挲着杨君写给他的诗，我接过来，看到诗句中说———

你这样回答吗？(4)

你看到每棵树都在长大繁荣枯萎
　　
而且互相支持着护卫着
　　
我感觉得到，这位曾经受过司神父推荐的中国诗人杨君，已经在司神父的心中枯萎了。

　　司神父忽然振作地说：
　　
“我们再来谈国家问题吧。”
　　
“第二，中国文明发展到清初，达到了极点，自以为四海之内，惟我独尊，闭锁的心态使中国对外来的一切，毫无心理准备去接受，老大与僵固，封锁了中国人向外学习的能力。
　　
第三，中国人被船坚炮利的事实说服，发现必须向西方吸收科技时，中国在内政上矛盾与冲突百出，在派人到西方学习科技的主张上，也缺乏一套统一的政策。和日本相比较，日本可就有计划得多。他们一旦认定这是生存之道，马上选派最好的人才，到西方去深造。”
　　
“我亲眼看到那时被派到比利时的中国留学生，”司神父说，“有些资质不好，通不过考试，被学校淘汰，却从此居留下来，中国政府没有想办法更换。日本则不然，日本在选派人才时，十分严格甄选，一旦在外成绩不佳，马上另派人来替换，而且，学成之后，一定要回国建设。中国的留学教育，就缺乏这样一套有效的办法。”
　　
“第四，中国民族性不如以色列强悍，中国人一切听天由命惯了，以色列人则还击力（fight back）很强，遇到苦难，他们会挣扎，要对方付出代价。中国人是‘算了，算了’。一句话，一笔勾销。
　　
第五，中国人不知道法治为何物，德国人则向来惟法是从，对纪律之重视，举世无匹。所以，希特勒只是因缘际会，在优秀的日耳曼人身上，建立自己的功勋，并不是他本身有多大能耐，而是人民训练有素。正因此，二次战败后的德国，很快就找到自己复兴的轨道。中国人的‘没有办法’，与德国人的‘守法’，正好相反。
　　
从以上五点来看，中国人之所以复兴得慢，实在是有以致之。”
　　
司神父结束了纵横的议论，久久无语。
　　
“你知道吗？”在沉默了一阵之后，司神父说，“我是一九三七年到中国来的。在我来中国之前，很早就对中国好感与好奇。我十四岁时，第一次读到利玛窦到中国的故事，种下了我日后到中国的种子。另外有件事，使我对中国人困惑不解，更促成了我亲自到中国来的动机。”
　　
司神父曾经读到一篇报道《赛珍珠（Pearl Sydenstricker Buck）在纽约》，应中国留学生邀宴的文章。赛珍珠在筵席间当场宣布，她准备把中国古典小说《水浒传》，翻译成英文，向西方人介绍中国文学时，在纽约的中国留学生顿时提出异议，这些留学生认为把中国下层社会的黑暗面，打家劫舍、杀人越货、吃人肉等残酷的暴行，介绍到外国去，无疑是一件丢中国人脸的事，他们希望赛珍珠翻译一本描写中国人纯洁无邪的书。司神父对这些留学生的意见，感到异常震惊，他说：
　　
“他们是高级知识分子，却持这样的看法，认为《水浒传》是中国人的耻辱，难道不知道世界上无论什么地方的人，都有情欲，都有人性的黑暗面？有谁会因莎士比亚写邪恶的人物、淫荡的女子，就会轻视英国的文化？因此，这些中国留学生给我的印象是，他们自欺得厉害。这种‘自欺’（Self-delusion），实在是中国人的好面子，喜欢蒙骗一切真相的根本原因。”
　　
“中国人有没有优点？”我想从另一个角度，看看这位外国人对中国人的评价。
　　
“当然有，”司神父首先举出了“忠心”（loyalty），“和中国人相处，开始时他们很多疑，但一处久了之后，他们对人非常忠心。”
　　
“什么叫‘忠心’？”我问。
　　
“譬如，他们会竭尽所能来帮助你，为你服务，保护你。中国人当他们一旦和你成为真正的朋友时———虽然，那往往要经过很长的时间，他愿意无条件为你做许多事，且不求回报。
　　
其次，中国人很富于外交能力。中国人天生就富口才，个个是外交家。即使目不识丁的文盲，他们都有很强的说服力，他都有令人难以拒绝的本领，使你为了说一个‘不’字，感到很不好意思。”
　　
“那算是优点吗？”我问。
　　
“起码，那是一种性格的特质（Quality），”司神父说，“中国人的忍耐力是惊人的，是巨大无比的。”看过中国农村贫苦生活的面目，体验过中国人近代纷乱迭起的变迁，司神父说，“我没有看过比中国更能吃苦的民族。”
　　
“另外一点，”司神父继续说，“中国人对知识学问充满了崇仰，学习被看做很重要的事。”
　　
“柏杨说，中国人喜欢上学，却不喜欢读书，”我提出质疑，“你以为如何？”
　　
“中国人的确喜欢上学，对学习甚至崇敬般感动，但，他们的动机我还不清楚。”
　　
在语言学和甲骨文中钻研数十年，跻身于中国学术界最高阶层──中央研究院的司神父说，“在中国，绝大多数时候，我都和中下阶层的中国人相处，偶然才和上流社会的中国人打交道。我发现上流人士中，有许多正派、高尚又仁慈的人，然而，有一项不变的事实是，这些上流人士对中国传统社会体制中产生的严重不公，毫无知觉──这种社会体制目前仍持续保持。虽然，他们有时慈悲为怀，但，身为高级知识分子，他们对这种不公应负责任，应采取变革，竟毫无概念。从头到尾，他们一贯的想法，就是不要任何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