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恒先生》      高尔泰
　　
万万想不到，苏恒先生会要写诗，而且写得那么好。这份惊奇，是我最强烈的人生体验之一。
　　
先生出生于川西平原偏僻乡村里一个贫苦的农家。能进城上大学，得益于革命带来的变化。成为一个有信念的共产党员，真诚的马克思主义者，不是偶然的。脉管里旋流着土地耕植者的血液，读书刻苦用功，做学问踏实严谨，讲课改作业一丝不苟，执教三十年，桃李满天下，成为一个大学问家，名教授，不是偶然的。
　　
先生个儿不高，瘦弱文静。任教于四川师范大学，在中文系当系主任。川师是老学校，中文系是大系，有不少著名的老教授，学术底子雄厚，积累下来的人事矛盾也多，尖锐复杂。先生领袖群伦，沉着稳健。世事洞明，人情练达。历次政治运动，都能履险如夷。组织信任，人缘又好，加之学问素养众望所归，当上系主任，也不是偶然的。
　　
先生治文艺理论。用马列毛观点处理文艺问题。理论框架虽小，学问知识渊博，纵横古今，无一字无来处。数据翔实，逻辑严密，如同带着枷锁跳舞，沉重中愈见功力。从年轻时写到六十五岁退休，著作等身，从未受到过批判，更不是偶然的。
　　
在那非常时代，只有平安是福。先生可谓福人。这福，来自他的清醒和稳健。我在南京大学之前，曾在川师五年，备受先生关爱。生活上的照顾和工作上的支持都无微不至。我说话随便；他为我担忧，常劝我注意安全。同时又很体谅，替我化解了不少批评和指控。一切的一切，我都感激铭心。但为人处事，总也学不到他的境界。被逮捕监禁，逃亡海外，也只能说性格就是命运。
　　
在海外听说，先生得了失语症，说不出话来。看过许多中西名医，也曾上网求诊，都无效。漂泊天涯，爱莫能助，只有空着急。转眼八年，先生病还没好，已经七十多岁。上个月底，收到他一封信，说他近年写了一些诗，朋友们力劝他出版。大诗人石天河先生主编此书，问我可不可以给写个序。还没来得及回信，又接到责任编辑的信，催序。
　　
先生写诗，我很困惑。先生是理性的，而诗是感性的。先生清醒冷静实际，而诗有梦幻的成分。先生遵循逻辑，而诗在逻辑之外。何况先生年事已高，而诗是青年的艺术。所谓的诗人气质，那种异乎常人的感觉方式和思维方式，常常会随着那个多梦的年龄消失。普希金三十多岁，就说自己已经过了写诗的年龄。龚自珍也是，中年已怯才情减。杜甫自称老去诗篇浑漫与，梦想着焉得思如陶谢手的时候，才五十岁左右。那些由于习惯到老还在写诗的人，大都把诗变成了哲理。哲理可以为文，但不可以为诗。以文为诗者众，我想先生也是。但是一个共产党员，一个马列毛主义者的哲理，能变成怎样的诗呢？总不至于是“东风催，战鼓擂”吧？我又想，也许是律诗和绝句，玩儿平仄对偶的吧？能从中获得乐趣，有益健康就好，我赞成。然则，那又何必出版？谁会要看？这个序言，又能说些什么？
　　
困惑中收到诗稿。只看了几首，我就明白，我想错了，全都想错了。意外地，我在诗中，看到了一个和那从不高声说话，镇定自信安祥从容的苏恒完全不同的苏恒。这个陌生的苏恒瑟瑟地颤栗着，几几乎缩成了一个点儿，发出恐怖的绝叫：
　　
有很多很多的眼睛
　　
从不同的方位盯着我
　　
不分白天黑夜
　　
形成浑浊的漩涡
　　
我的心被扔进漩涡
　　
瞬息就不见了
　　
假如把它找回来
　　
痛苦比眼睛更多
　　
心被扔进漩涡，瞬息变成了眼睛，自己也盯上了自己。那一片歧路的风景，颇像达里画的《内战》，胳膊揪住大腿，牙齿咬着耳朵。在那种状态下，他当然不能写诗。内战的时期很长，几乎贯穿他的一生。因此他没有诗。现在他既老且病，但却找回了那失落的自我。于是“痛苦比眼睛更多”，成了他激情和灵感的源泉。
　　
也许直白了一点，也许传统了一点。但我所受到的震憾，不亚于读卡夫卡的《地洞》。我相信，卡夫卡笔下那个无名动物在经营它的地洞的时候，原始意象中必然也漫天世界重叠着无数的眼睛，就像先生在那个人们互相窥探、互相监视，互相督促改造的人间天堂里所意象到的。
　　
从这些诗句，我想到了他那些论着。周延得天衣无缝，不怕你深文周纳。当其写作，他活脱就是卡夫卡笔下那个无名动物在经营它的地洞。这本来是一件十分奇怪的事情。更奇怪的是，想象不到的是，这个动物还有另外一双眼睛，在一个没有人看得见的角落里，冷峻地和意象地，审视着这个奇怪。
　　
没有人看得见。他自己也看不见。意象的能力是一种感性动力，属于深层心理，属于无意识的世界。不借思维，不通过语言的中介，跨越逻辑公式的平面，更不受意识形态的钳制。它的表现，常常连本人都意想不到。是那些“忧来无方人莫知之”的东西；是那些“才下眉头却上心头”的东西；是那些闪烁明灭重迭交加有如水上星光的东西；是那些固执地静静地漂浮着而又不知不觉地变得面目全非的东西；是那些骚动不安时隐时现似乎留下什么又使我们惘然若失，所谓“来何汹涌须挥剑，去尚缠绵可付萧”的东西。
　　
先生不是反叛者，不是异议人士。相反，他是一个真诚的共产党员，对那个政权感情深厚。他不是要反对什么，见证什么，他只是写出了自己的切身体验。没有目的，没有理由。那些在理性框架内禁锢了一辈子，年复一年地积累起来的无名痛感和无名苦感，互相推挤、涌动，形成一种压力，迫使他不得不写。这样，他无心地撞上了诗。
　　
我不知道，什么是诗人觉醒的契机，以及他怎样地找回了心。总之他终于感到了痛苦，带着荒诞和幽默，逃进了诗。痛苦是一潭深渊，但诗人力求进入。因为那不能进入的状况，也像是一潭深渊。一方面，痛苦愈甚则水的张力愈大，力求把他推开。但是那另一潭深渊中的恐惧和惶惑也是一种强劲的张力，力求把他推入。这种在两者之间挣扎的处境，是时代赠送给文学的礼物。诗人和作家们为进行伟大创造所付出的代价，就是接受这一礼物。
　　
除了写作，没有出路。卡夫卡说诗和祈祷是伸向黑暗的手。我说不，是伸向光明的手，是向着光明的逃亡。在《遗嘱》、《困惑》、《嘴》和其它一些诗中，我们都听到了这同一种内在逃亡的足音。同样急促，同样没有出路。例如：
　　
嘴
　　
声音的枪口
　　
装着各种子弹
　　
我倒下了
　　
血肉化为泥土
　　
白骨还在阵痛
　　
坟前缀满鲜花
　　
是谁送的
　　
我仍然害怕
　　
当但丁看到地狱里鬼魂们互相撕扯互相咬啃的情景，恐怖得发抖。假如他看到，咬死鬼魂的鬼魂们怎样地带着悲哀的表情，庄严肃穆地被咬死者送上一束束洁白的鲜花，又当如何！苏恒之所以比但丁看得更深，是因为他不仅是观察者，而且是参与者。不是见证历史，他自己就是历史。
　　
历史和历史的见证都不是诗。诗是一种心灵的悸动，从时代的重心吸取能源，也起搏于时代的重心，不由自主。是深层历史学转化为深层心理学，以致一个人的灵魂能摇撼另一个人的灵魂，也不由自主。假如有一个人读了苏诗感到恐惧，悲哀，或者羞耻，那并不是诗人的过错。你不能因此指责他搞政治，或者想改造世界。恰恰相反，他没这个心。
　　
党员、系主任、理论家的苏恒，必然和诗人苏恒相克。这是一种理性结构和感性动力的矛盾。思想，尤其是理论，都具有结构性。加上意识形态的框架，就会凝固成监禁自我的牢狱。诗人的自我愈是强大，他那个隐藏在无意识深处的黑暗世界愈是深邃广袤，他要求突破这个牢狱的感性动力也就愈活跃。不知不觉地，也许是偶然地，这种动力和结构、或者说力和阻力碰撞出来的火花，点燃了他的激情和灵感。以致他，在一个狭小的牢狱里梦游了一辈子之后，过了七十岁突然觉醒，感到窒息，不由得像小孩子一样哭叫起来。
　　
只是想要哭叫，没有别的目的。这个心理动力，是在六十多年（童年除外）的人生体验中暗暗地、一点一点地积累起来的。在听惯了自由世界的靡靡之音，正在为人类精神生态的一般规律所困惑的时候，看到这些诗，看到一个衰病老人，在没有出路的处境中突然焕发出如此强大的青春活力，雄词脱手坚如铸，谐语生花粲欲飞，不由得既惊且喜。但是惊喜之余，终不免一丝凄凉。
　　
那些被压在车轮子底下的活人，那些被禁锢在刚硬沉重的物结构中的桀傲不驯的灵魂，当然不会知道，任何痛苦的吶喊，任何带着血丝的声音，都早已在自由世界富裕而高雅的人们中间引起厌烦。当然更不会知道，主流文学界对于这种吶喊，早已表示了公开的奚落。我想他们即使知道，也仍然不得不吶喊。因为这是一种天籁，一种自然，如奔浪崩雷，疾风迅雨，无法在乎什么。　　

欣欣，我别的不多说了，从这篇，常书鸿先生，高林这三篇中，可以看出他的文风，他的为人，和我们谈过的一些疑问。

《常书鸿先生》   高尔泰
　　
听到常书鸿先生逝世的消息，很难过。忙乱中一直想写点儿什么，谈谈我对他的尊敬与感激，歉疚与惭愧。
　　
先生早年留学法国，油画作品频获国际大奖，名盛一时。看到流落海外的敦煌艺术，深受震撼，遂与雕塑家妻子一同回国，决心献身于敦煌艺术的保护和研究。在争取到必要的支持以后，于1944年战火纷飞之际，在敦煌莫高窟成立了“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带着一批人，骑骆驼进去，到那里当所长。
　　
黄风大漠，生活困苦，工作更是艰难。雕塑家妻子受不了，终于离他而去。1949年共产党接管政权以后，将该所易名为“郭煌文物研究所”，任命他继续当所长。他的第二任妻子，画家李承仙是所里的党支部书记，被任命为付所长。不久，他加入了共产党，成了政协委员和全国人大代表。
　　
我同他无亲无故，比他小三十多岁。只是在书报杂志上看到过他的事迹，留下印象。1962年，从劳教农场出来，举目无亲，四顾茫茫。除了一卷破烂铺盖没有别的家当，除了四处找打零工没有别的出路。蓬首垢面，走在路上同乞丐没有两样。在靖远县城一家供驴马车歇脚的小客栈里，伏在炕上，给他写了一封长信，谈我对艺术、艺术史和敦煌研究的看法，毛遂自荐，要求到研究所工作。
　　
当然只是试试，没抱多大希望。信封上写着敦煌文物研究所常书鸿先生收，连个寄信人的地址都没有。也不知道他能不能收到。没想到，他居然，认真仔细地看完了这封信。然后同甘肃省公安厅联系，调阅了我的人事档案。然后又着人找到一些我的画、我以前发表的文章和别人批判我的文章看了。然后给公安厅打电话，说他想用我，问有什么意见。接电话的人叫东林，回答说，只要你们那边没困难，我们没问题。
　　
果然，问题出在文化教育系统。我的右派身分，开除公职劳动教养的历史，都成了我去敦煌的障碍。这事卡了很久。但先生决心大，争取到文化部付部长徐平羽的支持。公安厅给我摘了右派帽子。说好开除以前的工龄不算，以重新参加工作论处，问题才解决了。从此我的人生之路，拐了一个大弯，前景开阔起来。
　　
先生兼任兰州艺术学院院长，那时正在兰州。我去敦煌以前，约我谈过两次，我才知道这些曲折。他说，国家忙了这几年，现在宽松了，百废待兴，敦煌研究也要重新上马，正是亟需人才的时候，没想到事情还是这么难办。他说，要感谢公安厅那两个人，没有他们的鼎力相助，许多问题就解决不了。我说，也要谢谢徐平羽。他说，那还不大一样，他不过说了句话。要用人么，说句话也是应该的。　
　　
他说，你到那里，先要做大量的洞窟调查，积累起足够的卡片。佛经深奥多义，要尽可能吃透。要熟悉西域交通史和瓜沙地方史，许多经卷文书不能不看。我看你的信，少年气盛，锋芒毕露，怕你急于求成，没这份耐心，你要注意。画画也一样，敦煌壁画有敦煌壁画的基本功，不是用写生技巧画得很像就行了的，要参透，也得扎扎实实，下几年工夫。功夫是急不来的，你要沉得住气。
　　
一到敦煌，就没有这种同先生谈话的机会了。都忙得不得了。先生雄心勃勃，要筹办一系列国际性学术会议，纪念莫高窟建窟一千六百周年（366－1966）。光是准备论文，就不许从容，何况还要临摹，还要编辑出版《敦煌全集》。形势的发展要求突出政治，百忙中又加上一个开创新洞窟、创作新壁画的任务，纳入了纪念项目。文化部拨款数百万元的石窟加固工程已经上马，铁道部派来的三百多名建筑工人，正在紧张地日夜施工。杂事很多，先生常年在外奔走，来也匆匆，去也匆匆。难得见上一面，见了也难得多谈。
　　
年龄的差距，社会地位的差距，领导和被领导的关系，都妨碍我和先生更深地交往。这很自然，也很正常。许多比我早来几十年的人，也是这样。几十年来政治运动不断，先生和他的夫人作为所里的领导人，执行党的政策，每次都少不得要整一些人。人就那么些，运动次数一多，就几乎都得罪完了。日积月累的怨恨，平时看不出来。文革一到，一齐都爆发了。
　　
大家成了革命群众，先生成了革命对象。把我这个右派分子调进敦煌这件事，成了先生反对革命的证明。我的问题都成了他的问题，因为我是他弄来的。大家以此为突破口，揭发出他更多更大的“罪行”。先生被打翻在地，被称为老牛鬼，李承仙被称为大蛇神，敦煌文物研究所被称为常李夫妻黑店。我则被说成他们的黑帮死党。开他们的斗争会时，有时也拉我陪斗。我当然也要挨打，但比起他们挨的，要少得多也轻得多了。
　　
打他们打得最凶的，不是那些挨过整的人，而是那些他们一手培养提拔起来的人。以往出国办展览，先生都要把一个姓孙的带在身边，后来又送他到北京中央美院雕塑研究班深造。每次斗争会，此人都要哭着问他，用这些小恩小惠三名三高拉拢腐蚀青年是什么目的。答不上来就打。他个儿高大，出手无情，有次一挥手，先生就口角流血，再一挥手，先生的一只眼睛当场就肿了起来。肿包冉冉长大，直至像一个紫黑色的小圆茄子。革命群众惊呆了，一时间鸦雀无声。
　　
同在全国各地一样，所里的革命群众，也分成了互相对立的两派。两派都忠于毛主席，指责对方不忠。比忠心也就是比凶狠，对先生争相批斗，轮流抄家。他俩被赶到一间狭小的废弃库房食宿。为寻找罪证，他家里的地面被挖得孔连孔，顶棚撕得七零八落。有些事不说要打，说了对方也要打。身上旧伤没好，又加上许多新伤。先生满口的牙，被打得一个不剩。那是最困难的时期，后来揪出来的敌人越来越多，日子才逐渐轻松一些。
　　
那天先生眼睛被打，伤势骇人，怕会瞎掉，半夜里溜进他们的小屋，看望了一下，才放心。回来睡不着，想了些话，押了个大致的韵，蒙着灯抄好，第二天夜里，送了过去:
　　
呈常书鸿先生
　　
昔年此地荒凉绝，寒日苍茫驼铃哀。
　　
山连大漠势欲沉，黄沙簇拥古楼台。
　　
十里危岩走狐兔，千壁丹青生霉苔。
　　
尊前别却繁华梦，先生辛苦万里来。
　　
野蔬充膳甘尝藿，卧听檐马忆佩环。
　　
惨淡经营白发生，茫茫去日如飞埃。
　　
大匠心事在笔端，不知祸从天上来。
　　
党祸株连及童稚，万人为鱼网不开。
　　
弟子入室搜荩荚，书成蝴蝶画成带。
　　
千古荒诞难遭遇，好戏过后欲看没。
　　
毁誉要须千载定，谁能一夕计成败。
　　
笑指山前风景异，雕拦石级通崔嵬。
　　
况复文章千古事，名山一卷有异代。
　　
华夏正声入画图，尺纸千金藏四海。
　　
凭寄语，劝加餐，诗情画意未可灰。
　　
且向冰天炼奇气。隐几萧条待春回 。
　　
李承仙说，先生看了，直流眼泪。眼睛好起来时，他给我回了个信，说事情弄成这样，当初真没想到。一生追求真理，终于坚信马列，虽受冤枉，并不后悔。他说，老牛鬼这个称呼不坏，牛是善良的动物，“但得众生皆得饱，不辞羸病卧残阳”，正是一个共产党员应有的品质。我回信说，众生不饱，有目共睹。是谁致之，亦有目共睹。以小民为敌国，是这个政权的本性，事情弄成这样，是其原则推行到极端的结果，也应有目共睹，伏维先生三思。先生回答说，你们年轻人，不了解中国近代史，没经历过旧社会的黑暗，看问题容易简单化。事情不是这么简单的。
　　
在莫高窟，即使是最恐怖的时期，秘密联系也不难。毕竟是沙漠中的一个孤岛，毕竟全所只有四十九个人，加上家属老小，总数也不到一百，平时都冷冷清清。文革中他们大叫大喊，也只在中寺院内一阵一阵，外面四周也还是冷清。大串联时，他们去走遍全国，只留下少数人看家，就更冷清了。说话仍不方便，但是约定一个地点，放置个信件是不成问题的。利用写信之便，我们有时通报一下情况，有时谈谈看法，想说什么说什么，也是一大愉快。这些信件，有的长篇大论，有的只是个便条。其中一些，保存至今。事过境迁，读来伤心。
　　
那时我们的工资都被冻结了，每人每月只给三十元人民币“生活费”，平时连肉菜都不敢吃。1968年初，旧历年大除夕那天，先生和李承仙邀我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到他们的小屋里去，一同过个年。打开铁皮炉子上的沙锅，居然有一只鸡。热气蒸腾，浓香四溢。我惊喜之余，忽又惊恐：气味关不住、又传得远，如果引起注意，招来突击检查，后果不堪设想。有一阵子，我们研究商讨，如果来人，在这屋里怎么躲藏。发现哪里都藏不住，只得带上一只鸡腿，匆匆离去。留下一张字纸，给他们开开心。这篇只为两个读者写作的东西，底稿也保存至今：
　　
明年的新闻──拟预言
　　
一月零日　　　毛主席下令对苏联实行军管，军管组驻在位于中苏边境之赤塔。因此苏联的革命中心，亦已由莫斯科转移到赤塔云。
　　
一月一日　　　苏联《文学报》改名《卫东》杂志，复刊发行。刊文揭露托尔斯泰在雅斯那雅波梁纳放债收租，剥削农民的事实，并注销租契照片若干，使人看后，肺都要气炸了。该文编者按指出，列宁撰文纪念这个大地主，是严重的路线错误。
　　
六月六十日　　湘潭中学全无敌战斗小组在席吕塞尔要塞的夹墙里搜出大量信　件，证明马克思和恩格斯企图通过一个叫梅西金的坏蛋，前往西伯利亚勾结一贯为沙皇效劳因而获宠的车尔尼雪夫斯基，真是卑鄙无耻到了极点。
　　
九月二十五日　为了迎接中国国庆，日本革命委员会和古巴革命委员会相继成　立。成立大会都拍了给毛主的致敬电，称为最最最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人民日报》先后发表《红太阳照亮了富士山》和《加勒比海的春潮》两篇社论，表示祝贺。
　　
十二月二十日　纽约红卫兵抄家抄得黄金无数，决议在纽约港口被砸烂了的自　由女神像原址，树一毛主席金像代之。
　　
十三月三日　　牛津、剑桥、哈佛等校联合庆祝教改胜利，介绍经验云：基本教材是毛选四卷加农场劳动。
　　
百月五日　　　国际科学家协会举行学毛选模范授奖大会。给哥白尼、达尔文、　爱迪生、爱因斯坦等人发奖。因为一切创造发明，都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成果。有人建议给马克思也发一奖，正在研究中。有人建议给香港马会的常胜马发奖，以别有用心罪被捕。
　　
这些文字，不是经历过文革的中国大陆人，看了会莫名其妙。可在那时，它确实使我们三个，快乐了小小一阵。
　　
1968年，先生的批斗会少了，除有红卫兵来串联，临时举行现场批斗之外，大都是监督劳动。先生脊椎受伤，不能站立，劳动时只能用两块老羊皮包住膝盖，两手撑地，跪着爬行。给他的任务，是喂猪。所里有一头约克夏，养在伙房后院里，先生每天爬去，跪着把猪食切碎拌匀煮熟，打到面盆里，端下锅台，再端起往前放一步，爬到跟前，端起再往前放一步，再爬到跟前，这样一端一爬，一端一爬，到猪跟前，倒给猪，再往回爬，端第二盆。猪一饿，就要吼叫，听到的人就要朝先生吼叫。为了满足猪的要求，先生一天到晚，不停地来回爬。院里堆着煤，以致身上乌黑，日久他乌黑的形像，成了伙房后院景观的一部份。
　　
宰猪的那天，先生没事了，叫他来同我一起，给窦占彪做小工，在戈壁滩上汽车路沿途建造语录碑。我们的任务是备料，把土坯、水泥、石灰等等装上马车，送到工地。先生不能做，也无需做。但在毒日头四下烤得发烫的戈壁滩上跟车，也够受。他似乎并不在乎，很豁达。还说他晚上喂猪的时候，想起了李白的诗句：“跪进雕菰饭，月光明素盘”，相与大笑。但是接下去，他又说，两个儿子从兰州来看望他们，所革委会始终不让见面，他和李承仙两个，真是难过死了。
　　
车子出了山门，先生沉默了很久。透过打碎了又用橡皮胶布粘起来的眼镜，望着无边的大漠，他说，我们来的时候，还没这条路。我们是从老君庙那边，骑骆驼进来的，在第三洞前面下去。要什么没什么，难得很。但是看到那些壁画、彩塑、经卷，又高兴得很。后来说到张大千。他说张不知道爱护壁画，他很生气。张这个人很聪明。学得很快，变得很快。一变，学来的就变成自己的了。毕加索临摹非洲部落的原始艺术，马蒂斯临摹儿童画和阿拉伯图案，都有这个本事。所以他们画画不吃老本，到老都在变，也难得。我说张的有些泼墨山水很好，但是他的人物画很俗，特别是他的仕女画，一股子脂粉气。先生说，脂粉气不等于俗气，有俗气的脂粉气，也有不俗的脂粉气。我们挑好的看就是了。
　　
这种谈话机会，以前从未有过。那些日子独个儿赶车走戈壁，在悠长得令人打瞌睡的道路上来回复来回，寂寞得够了，先生也来，我大喜过望。他在杂乱骯脏的大院里，煤堆炉渣泔水缸之间一天到晚曲折爬行，也憋得够了。能到这赤裸辽阔的大野上来呼吸呼吸新鲜空气，大声地说说话，也是求之不得。没想到那天晚上，好心的窦占彪给管生产的孔金提意见，说常书鸿这么大年纪了，这么炸辣辣的太阳，放到戈壁滩上晾着晒，中风死了，谁负责？第二天先生没来，到伙房拣菜去了。
　　
1969年，处理了我们几个的案子：常书鸿戴反革命帽子，开除党籍，开除公职，留所监督劳动。李承仙开除党籍，工资降六级。我工资降三级。不久，酒泉地区革委会从敦煌抽调了几个人，到酒泉去办农业学大寨展览。其中有我。我在酒泉时，妻子李茨林在下放地敦煌农村死去，留下一个三岁的女儿高林。我回来办完丧事，把孩子带到酒泉，不想再回来了。
　　
在酒泉听说，有个叫韩素音的外国女人到中国来，向周恩来提出，要见常书鸿。常、李因此都被解放了，恢复党籍，恢复工作，恢复名誉，补发工资，住院疗伤。上级责令拨款，为他们突击修复和装潢那被破坏得一塌糊涂的住宅，以便“接待外宾”。事后先生客居兰州，成了新闻人物。听说，由于他在国外的影响，和周恩来的关照，许多党政军要员都去同他结交，连西北的最高领导兰州军区政委冼恒汉，也都是他家的常客。我知道传言不足尽信，但是也很希望，能通过他的关系，改善一下自己的处境。我想标准是统一的，他们判罪比我重，都没事了，我干吗还有事？我想，只要他给哪个主管提一下，问题就解决了。此外，也想同他们谈谈心，舒解一下郁积在心头的悲哀和痛苦。向干校请了个假，带着孩子坐火车，上兰州去找他们。
　　
开门的是李承仙，满面笑容。见是我们，一楞，眼睛里闪过一丝尴尬，和思考。紧接着又满面笑容，让进屋里，让在长沙发上坐下，摆出糖果、茶，叫高林吃糖，说所长在打电话，一会儿就来。我看大圆桌上铺着白台布，放着杯盘酒瓶，保姆出出进进，就问有事吗，李说不要紧你先喝口茶，然后坐近了，放低声音，问我那些信，还有诗呀什么的，都还在么。我说在呢。她问在哪里。我说在酒泉。这时先生健步走出，换了眼镜，镶了假牙，穿上了钢背心，神采奕奕，看上去年轻了许多，亲切地微笑着，坐在我对面。李承仙又问，在酒泉哪里？我说锁在箱子里。她说那太危险了，你得赶紧把它烧了。先生也说，留着后患无穷，还是烧了好。我唯唯。其实那包东西，就在我内衣的口袋里面。我记得那一楞，心里不痛快，没拿出来。
　　
李搬出几大本照片簿，都是他们新近和国际国内名人，党政军领导的合照，或豪宴，或壮游，或亲切交谈。其中有一本剪报，贴满关于他们的报导。他俩陪着我看，告诉我这个是谁那个是谁。我翻了几下，站起来，抱上高林，说，我们走吧。他俩异口同声，说，走啦？不多坐会儿啦？李边说边跑去拿了一袋奶糖，塞给高林，说，今天真是不巧，马上有客人要来，不然的话，吃了饭走多好。先生说，下次吧，下次来了，在这里吃饭。我叫高林把糖放下，孩子不肯，紧紧抱在怀里。我夺下来，扔在桌上，几步走出去，砰的一声带上门，把自己都吓了一跳。
　　
走在街上，越想越气：没问我境遇怎么样，没问我到兰州来干吗，几时来的，住在哪里，也没问李茨林怎么没有一起来。文革中茨林到莫高窟探望我时，给他们送药品、送小报（各地红卫兵油印的小报）、送食品，他们都喜欢她，见了很亲热。我想这次，起码会问一声她。我就要给他们谈谈她，她的善良真诚，她的不幸遭遇，她的逝世。我很想很想，有人能听我谈一谈她，但是他们没问，我更无从提起。坏毛病难改，火车上写了四句《又呈》，一回到酒泉，就给他们寄了过去：
　　
画图海内旧知名，
　　
卅载敦煌有遗音。
　　
如何闲却丹青手，
　　
拼将老骨媚公卿？
　　
几个月后，在酒泉地区招待所，我遇见一个人，叫吴坚。文革前是甘肃省委宣传部长，被打倒以后，没再起得来。先生当艺术学院院长的时候，他是院党委书记，两人无话不谈。从他那里，我才知道，先生处境并不好。吴说，咫尺侯门深似海哪，道道多了去了，他一介书生，只那么一点道行，能玩儿得转么？现在党内反对周恩来的势力很大，都是暗的。打个周恩来牌，有时候反而不利，他还莫明其妙。吴说，你知道吗，你那次去，把他吓得不行。你想，要是冼恒汉来了，面对面一个衣服破烂、脸色阴沉的家伙，他老先生怎么个圆转法？你不光是文革里面的问题，你还有五七年的问题哩，怎么个圆转法？
　　
吴坚走后，回想当时，老两口在那么紧张的心情中能让我待那么久，已经很迁就了。我想，假如我是一个通情达理的人，他们当会以实相告，要求我暂先回避一下。他们没那么做，已经很体谅了。突然登门，把别人吓得不行，急得不行，自己还气得不行，这岂止是麻木和横蛮而已，简直就是“近之则不逊，远之则怨”。先生于我有深恩厚泽，何至于怨之不足，还要恶言相向？我想我真是个浑蛋。我想，纵然他不再理我，这份愧疚也去不掉了。
　　
七十年代末，右派平反，我得以“归队”。在北京中国社科院哲学所，接到先生的一个电话，约我到台基厂外交部招待所他的住处，见个面，谈谈。几年间，他和李承仙都老了许多，眼袋下坠，皮肤松弛，透着一股子疲劳劲儿。我问身体怎么样，他们都说还好，只是容易累些。一直想回敦煌，一直回不去。不是上级不许，而是打倒他的那些人不许。甘肃省任命了一个姓段的，当敦煌文物研究所的所长。此人曾因断袖之癖受过先生的处分，对先生怀恨在心。长袖善舞，先生不敌，只能客居兰州和北京，回不了敦煌。
　　
我劝先生算了，别回敦煌去了。我说人生如逆旅，安处是吾乡。已经七十多岁，能放松休息最好，何必非要到一个敌对的环境里，去没完没了地拼搏求存呢？先生不这么认为，他说生命不息，奋斗不止。他把毕生的精力都贡献给了敦煌，就这么胡里胡涂被赶了出来，怎么想都不得安心。这些年来，他频频上书中央，要求重回敦煌，都没有下文。胡耀邦上台，曾下令调查此事。调查旷日持久，对方另有说辞，缠来缠去缠不清。调查报告一厚本，最后各打五十大板了事。
　　
那份委屈，那份痛心疾首，可以想见。转眼十几年又过去了。五年前，先生在北京去世。听到消息时，我正在美国洛杉矶西来寺，为佛教宗师星云上人作画。不知道李承仙的地址，无从拍发唁电，到大雄宝殿敬了一柱香，合掌祭奠。希望那袅袅上升的轻烟，能把我的感激与思念，歉疚与忏悔，传达给先生的在天之灵。
　　
在永恒的彼岸，一切的一切都烟消云散了。愿先生安息。

[ Last edited by 三秀 on 2006-4-2 at 16:44 ]

看下面这首诗：

画图海内旧知名，
卅载敦煌有遗音。
如何闲却丹青手，
拼将老骨媚公卿？

他是一个也不放过，一刻也不访过，从头至尾要求人完美。他做到完美了没有我不知道。“拼将老骨媚公卿”这一句太狠了。

[ Last edited by 三秀 on 2006-4-2 at 17:34 ]

简杨，你给的高尔泰的领客我会去读。他文字非常好，这点是我们的共识。其他再说。谢了。

我不完全赞同文如其人。个性差异很大，有人个性比较直率实在，文如其人也就多一些。文人之文品和人品这个题目太大，没仔细想过。

反正这些贴子都会被删除掉，让Sunlover等改进网页，我们在这里聊会天儿吧。元好问谈过人品和文品的问题。

(ZT)张志强：元好问《论诗三十首》简析

第六首 心画心声总失真，文章宁复见为人。高情千古闲居赋，争信安仁拜路尘！

　　这首绝句通过评论西晋太康诗人潘岳批评、嘲讽潘岳做人做诗的二重性格。元好问从诗写真情出发，鄙视诗写假话，言不由衷的作品。潘岳的作品描绘自己淡于利禄，忘怀功名，情志高洁，曾经名重一时，传诵千古。但是他的实际为人，却是躁求荣利，趋炎附势，钻营利禄，谄媚权贵的无耻小人。因此元好问认为，扬雄说的“心画心声”，以文识人是不可靠的，会“失真”，即言不真诚，言行不一的问题。识人，不能只观其文，还要看是否言行一致，心口如一。

　　所谓“言为心声”、“文如其人”，不能绝对化，因为人的思想感情是复杂的、充满矛盾、发展变化的，有时也会出现假象。这样就要善于分析复杂的矛盾现象，善于识别假象，才能获得正确的认识。诗歌史上诗与人不统一的现象不独潘岳，元好问的针砭是深刻的。

没错，以文断人非常不全面。不过因文爱上作者却时时发生，特别是年轻的女孩子。女孩子很好骗的，怎么样，咱们合伙去骗一个^0^

用杜侠就行：)

不行不行，绝对不行，咱不写爱情小说，就在‘情品’上先输了一着。怎能俘获芳心？叹！

哈哈,你们俩这儿聊上了,有意思.


这段我看了.那句诗虽然写得太刻薄,倒是心情的真实写照.难得他还把这段往事写出来,追述自己愧疚之情.真是性情中人也.

想骗小女孩呀?还是要简阳.那篇"大丈夫不可一日无网",哄了多少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