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转载]任不寐：洒满“香水”的现代性——关于电影《香水》的精神解析
任不寐：洒满“香水”的现代性——关于电影《香水》的精神解析
电影《香水》（及小说Das Parfum）最后一幕预告了迄今为止的影评浪潮。作者Patrick Suskind（1949- ）现在成了主任公Grenouille——他将《香水》洒向信息时代的城市广场，下面是如醉如痴的现代观众和后现代精英。透过Grenouille的当代经典领袖姿态和画面，Patrick Suskind正在自己的山洞里怪笑：说的就是你们！不过并非完全出于附庸风雅，Chicago Sun-Times 上署名Roger Ebert 的评论表达了观众那种普遍的震撼之感：This is a dark, dark, dark film, focused on an obsession so complete and lonely it shuts out all other human experience. You may not savor it, but you will not stop watching it, in horror and fascination. 换句话说，人们看见了作品的“深刻”之处，却不知道这深刻是什么。
道理很简单，Patrick Suskind从灵魂的起源地出发，费尽心机地挖苦了当代性的精神背叛，而荧屏下面的头颅恰恰是这文化风潮的内在部分。住在柏拉图洞穴里面的人无法审视后面的光照，已经离家出走数百年并且完全淡忘了精神家园的浪子，无法分辨任何关于家乡的记忆。在冥冥之中，心灵被深刻怀乡之情搅动起来，遗憾的是，她却不知道那是一种乡情。她感受到了电影叙事中一种否定性的力量，她却不知道究竟什么连同自己一同被否定了。她感到在Grenouille里面，在他对面群交的人民里面被嘲笑，她却不知道自己究竟被嘲笑了什么。《香水》是中世纪向现代社会射出来的一只冷箭，每个人都有中箭的感觉，却在“某些别人”中箭的想象中，将这种痛苦转移为纯粹娱乐。于是某些影评甚至成为一种精神自卫，New York Daily News的作者 Jack Mathews 试图用常见的那种否定性口吻回应作品对自己的否定：This is a crazy, gorgeous, disturbing, darkly comic horror story about an early-18th-century Frenchman born in a Paris fish market without any odor of his own but with a sense of smell that would make a pack of bloodhounds wail with envy.
柏拉图对文学的警惕值得一提，文学评论以及影评毕竟是对次一等级的“事实”的比喻，或者说，是对比喻的比喻。所以文艺评论毕竟不是接近真相和宣告真理的最佳途径。在这个前提之下，电影《香水》的精神隐喻、特别是其宗教隐喻，值得挖掘、解析，并让它在现代性身上留下深刻的划痕。
Patrick Suskind是一位德国作家，在柏林墙推倒之前，小说《香水》于1985年问世，并引起轰动。电影《香水》则于2001上映，由此也将柏林墙两边的现代世界同时掠为观众，或者视为被告。毫无疑问，这是一部超越政治意识形态的作品，它是对所有现代意识形态的文学否定。德国一直是东西方文化的碰撞点，英语文化的肤浅和法语文化的愚昧在这里同时被抵制。而在《香水》中，“法国巴黎”，当时世界文明的中心，近代精神和现代性的发源地，成了作者精心策划的主人公的投放地。时间更说明问题：Grenouille出生于1738年7月17日，那是法国大革命前的一个“热月”（Chute de Robespierre），地点是法国最肮脏的菜市场。
不理解十八世纪就无法理解《香水》。当代世界任何一种文化都是十八世纪精神的精神产儿，Patrick Suskind试图从起源上追述现代精神沦陷的历史渊源。Grenouille是现代性的化身。现代精神（以启蒙精神为标志）出身底层，资本主义及其私生子纳粹主义、社会主义带着对中世纪贵族秩序和教会精神的刻苦仇恨和嫉妒顽强而出。十八世纪蒸气机和理性从两方面将Grenouille取代基督。现代性是一种伪基督或敌基督，他在用法国式暴行摧毁教会统治的同时，又用英国式的老谋深算将理性上升为上帝。Grenouille演绎了这样一种精神轨迹，在其中，伊丽莎白和列宁，洛克和希特勒在广场上举起了同样的手臂，其共同标志是：非基督教。Patrick Suskind在Grenouille身上，天才地展现了现代性——或者说这两百年来的非基运动——绝对内在困境。这种困境可称为现代精神的二律悖反：一方面，Grenouille自身毫无味道，另一方面，Grenouille对味道有着惊人的敏感并疯狂收集别人的味道，因此毁灭了26位女孩的生命而成为杀人凶手。这一二律悖反讲述着现代性的荒诞逻辑：没有灵魂的反而迷恋灵魂，否定信仰的上升为信仰——无神论成为最强大的有神论，理性成为伊甸园以来最大的假神，成为最纯粹的人本迷信活动。他伪装成并不关心灵魂的事，然而现代社会的一切意识形态无不以疯狂攫取和占有他人的灵魂为己任，并以广场取代帐幕，“公共人物”在那里将自己打扮成神，群众成为献祭和牺牲。Patrick Suskind洞穿了法国起源的这场无神运动：人作为神的被造物，即使否定神的存在，也必然以更疯狂的方式归向“神”，成为神的化身，或者成为祭司，而他者成为人的被造者，成为人的奴隶。
若理解这种宗教隐喻，仅仅理解十八世纪是不够的。十八世纪不过延续了文艺复兴的伪上帝运动，这是敌基督力量对基督教文化的连续清算。正是由于当代性已经丧失了对圣经的阅读能力，所以它无法理解《香水》以圣经上的相关信息为基础进行的文化阐释。Grenouille的鼻子或他特别发达的嗅觉，是整个故事的主线。然而这种隐喻直接建立在创世纪2章7节的经文上：“耶和华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将生气吹在他鼻孔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名叫亚当。”神创造万物和创造人最大的区别是，人通过“鼻孔”接受了“灵魂”，因此使人成为具有上帝形象的存在，一个象上帝因此必然追找上帝的祈祷者，一个凹陷者。在出埃及记3：21节，神在圣经中给自己一个独特的名字，אֶהְיֶה אֲשֶׁר אֶהְיֶה（I AM THAT I AM，和合本翻译“我是自有永有的”）。中文的翻译似乎比英文的翻译更值得推荐，因为它将希伯来原文可能包含的两种时态同时翻出来了。不过简单说，区别于任何宗教关于神的定义，在这里，神是“是”并只有神才是“是”。而人是小于“是”的，是小于“一”的。勉强用佛教的逻辑讲，人是“宇宙灵魂”的一部分，自由就是超越部分与整体之间的界限。Grenouille的鼻子提醒人们人的属灵来源，而Grenouille的无味提醒人们人的堕落，不仅否定神，而且否定自己的神圣起源。但不仅仅由于原罪，也由于“原创”，他必然是一个寻找来源，或对对灵魂的事极度敏感的“人”。这个无神论者开始将鼻子从纵向转向平面（原罪使人神隔绝），转向他人（“原创”保守人仍然是灵魂追问者），试图从邻居那里找到灵魂的家园，以象征性地回归“创世纪”。
无神论的鸦片工厂首先是从改变“香水”用途开始的。理解“香水”的隐喻同样离不开作者的圣经知识。出埃及记 30章34-38节关于“香”的律法说：耶和华吩咐摩西说，“你要取馨香的香料，就是拿他弗，施喜列，喜利比拿，这馨香的香料和净乳香各样要一般大的分量。你要用这些加上盐，按作香之法作成清净圣洁的香。这香要取点捣得极细，放在会幕内，法柜前，我要在那里与你相会。你们要以这香为至圣。你们不可按这调和之法为自己作香，要以这香为圣，归耶和华。凡作香和这香一样，为要闻香味的，这人要从民中剪除”。香代表着灵魂或神对对灵魂的排他主权，对这一主权的顺服也意味着香代表着祈祷，而神是祈祷唯一的倾听者（诗141:2；路1:10；启5:8；8:3,4）。这一律法“应验”在马太福音 26：7-13节：“有一个女人，拿着一玉瓶极贵的香膏来，趁耶稣坐席的时候，浇在他的头上。门徒看见，就很不喜悦，说，何用这样的枉费呢？这香膏可以卖许多钱，周济穷人。 耶稣看出他们的意思，就说，为什么难为这女人呢？她在我身上作的，是一件美事。因为常有穷人你们同在。只是你们不常有我。她将这香膏浇在我身上，是为我安葬作的。我实在告诉你们，普天之下，无论在什么地方传这福音，也要述说这女人所行的，作个纪念”。香也代表着基督的义（诗45:6-8；歌3:6；赛61:10；林后2:14-16）。在这种关系中，神是唯一的。在现代性的精神结构里，人取代神成为人的灵魂收集者，祈祷倾听者和精神奴役者，以及生命之主。电影中那26个被害者意味着13这个数字所代表的灾难在现代性中被双倍放大了，而主人公成了最后的受害者。从这种意义上，现代性就是一场伪基督运动，而后现代是伪之大者。他首先通过双元革命和极权运动屠杀了无数生命，后成为一种彻底的精神自杀。“魔鬼从起初就是杀人的”，这一启示或者正是作者下笔的动机之一。
不过Patrick Suskind的卓越之处，是他看到了这场巴别塔运动起源于法国启蒙时代，并将“否认灵魂存在却疯狂追求灵魂、弃绝神却疯狂自以为神”的悲剧主题或犯罪史生动展现出来了。马克斯·韦伯（Max Weber，1795~1878年）谈到启蒙“理性”（Rationalization）问题时说：“在启蒙辩证法中，理性作为宗教凝聚力的替代物而发挥作用”，然而荒谬是，“理性”却是以否定宗教为出发点并自我确证的。这一精神病症是所有现代人类精神的共性：“祛魅”同时上升为“信仰”。当科学和理性一脸庄严地宣告没有神的时候，他忘记了自己已经公然成为“是”，尽管他不过是臭轰轰菜市场上因寻找食物有幸找到“物质第一性”的一个可怜虫而已。
启蒙精神是以“光”(Enlightenment) 和“是”（אֶהְיֶה）为两面旗帜的。一个通样有限的罪人，突然从巴黎的菜市场站起来宣布自己里面有光了，并且宣布因为自己是“是”，或者比别人成熟，因此有资格照亮他人，启蒙草丛下面“他们那些猪”。启示真理宣告的“神就是光”，神就是“是”，这些角色全部被现代性包揽了。然而他们开出的条件是，他人必须向这新“是”山呼万岁。在这一长串新真理代言人名单中，法国的孟德斯鳩 (Baron de Montesquieu, 1689-1755)、伏爾泰 (Voltaire, 1694-1788)、讓-雅克·盧梭 (Jean-Jacques Rousseau, 1712-1778) ，以及英国的洛克 (John Locke, 1632-1704)和德國的伊曼努爾·康德 (Immanuel Kant, 1724-1804)最为著名。当然，相关的重要人物还包括此前的笛卡尔（Rene Descartes，1596~1650年）和后来的黑格尔（Georg Wilhelm Friedrich Hegel，1770~1831年）等人。他们反抗权威，他们认为每个人都必须自行找寻问题的答案而成为权威。他们坚信人的理性，而这种坚信本身却毫无理性可言，他们反对理性以宗教为基础，而他们自己成了“第一基础”。启蒙运动要“启”群众的“蒙”，启蒙者却不过是同需要启蒙的罪人。笛卡尔和黑格尔先后强调人的主体性（黑格尔：“现代世界的原则就是主体性的自由”；笛卡尔：“我思故我在”），这种主体性的傲慢甚至毒害了特别反感黑格尔的克尔凯郭尔及后来的宗教哲学。站在后排的还有蒂利希(Paul Tillich,1886-1965)，他谈到启蒙运动四个基本概念是自主性(autonomy)﹐理性(reason)﹐自然(nature)以及和諧(harmony)。他们在真理问题上，特别是在真理的客观性方面，表现出过分的主观偏离。换言之，他们把人的主体性与启示真理（圣经）的外在性等量齐关，这就开辟了一条特别的“灵恩”路线，并为否定教会权威的神圣基础提供了合法性。不仅如此，他们同时向东方哲学的虚无观念（如外在信仰改造为内在“心学”）打开了“融通”之门。尼采这样的精神怪胎连接着前现代的东方和后现代的西方，连接着18世纪的“我思”和二十世纪的“我在”，是合乎逻辑的。
对于Grenouille来说，理性并不仅仅在于其“主体性”，而在于其“社会性”。换言之，启蒙精神并非彻底的个人自由主义者，他要把自己的自由建筑在“社会”这一他者的反应之上。“巨人”的自由就是捆绑他者的非自由。人若想成为神，不能自有永有，几必然将他者视为自己定义的材料。人成为人意味着别人成为献祭。
所以Patrick Suskind似乎比康德更了解“启蒙是什么”。“要有勇气运用你自己的理智！”也许再没有这句话更缺乏“理智”的了，更重要的是，康德隐藏了这句名言里的宾语：“要有勇气运用你自己的理智于他者”，于是这个他者就成了Grenouille的猎物和受害者。Patrick Suskind应该首先赞成Ernst P. W. Troeltsch（1865~1923年）的意见：十八世纪是人类真正现代时期的开端和基础，启蒙运动是现代性精确的思想纲领和理念总结。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1926~1984年）在《何为启蒙》中也说：“启蒙”作为今天我们在很大程度上仍然依赖的政治的、经济的、社会的、体制的、文化的事件的总体”，不过，Patrick Suskind显然是在否定的意义上对待启蒙运动的；在现代性的原初之幕上，不仅有卡尔·巴特（Karl Barth）所说的情况：“所谓人文主义理念，指的是这样一种理想的生活，这种生活存在于理性的人在一个理性的世界中支配一切的统治，进一步则是人的全面统治”；而且更有另外一面：人的全面统治也意味着人的全面被人统治，因为人支配一切也意味着被一切支配——人不可能支配一切，于是结局只能是被一切支配。Grenouille的结局说明了这一点：他以收集他者灵魂为己任，结果自己被他者“收集”。人在现代世界成为城市猎人，与其说他需要主体性的自由，不如说他需要他者来实现自己这种伪自由。没有神，就没有自由。于是无神论者唯一的自由道路就是走向奴役的道路：他妄想将这他者献为自己自由的工具，结局则是这个猎人成为更多猎人的猎物。
《香水》的结局无疑是双关性的。那位伪基督自己的身体被动地成了他者“最后的晚餐”，被一群女人分吃殆尽。这一幕首先可以使人想起1794年7月28日，羅伯斯比爾、聖鞠斯特等二十二位启蒙之神被送上斷頭台，之後雅各賓派被處死刑者也超過百人。而在这之前，同样著名的是1791年—1794年巴黎設置的斷頭台，三年内羅伯斯比爾斬首反革命份子6萬—7萬人頭。斷頭台遺址即今日巴黎市中心協和廣場。电影《香水》里最后那个群交和杀人的城市广场成了现代性的隐喻，无论在北美还是在欧洲，无论是在中国还是非洲，上面的精神领袖在广场上举行着同样的仪式，煽动、杀人并被人群分吃。这是十八世纪200年来现代文明的自我献祭和自我牺牲。英国那里的所谓保守传统似乎延缓在这场自杀运动的冲击波，然而今天真相已经大白：大西洋同样丧失了味道，正和远东一起联合建造香水加工厂。香水工业迈进了全球化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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