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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转载]刘亚洲:那个叫周恩来的人

爸爸:

  还记得你临出国前发生的那件事吗?

  你要远行,当大使。我们几个姐妹为你打点行装。你嘱咐:一定要把那本和砖头一样厚的照相簿装上。那当然,爸,相簿里夹着你一大段风流。

  两个姐姐打开相簿。照片老极了,你却年轻极了。法兰西的胸膛上,一大群不知好歹的中国青年指点江山呢。最多见,你与他--周恩来伯伯,你们当时的领袖,也是今天的。

  大姐翻看照相簿,忽然问二姐:

  "我问你个问题:你说毛主席和周总理,谁长得漂亮?"

  我的心砰砰跳。好大姐,这问题问得辣。可是我不能不承认,这问题是没法招架的,尤其是女孩子。他们除了是领袖,不也是男人么?而且是那么英俊的男人。好几次,我也朦朦胧胧地有过那种感觉:中国怎么就给两个美男子统治了呢?但我从不愿往深里想。有层纸隔着。这纸被大姐一指头捅破了。

  二姐沉吟道:"周总理漂亮。"

  我想我应该同意这话。不过,若叫我回答,会沉吟更长时间。你很难给这两个人评分。年轻时,他们全都潇洒得令唐伯虎显不出一点光彩。今天,一个胖了,虽然绝不是那种无节制的胖,(这种胖能赢得一百个好形容词如魁梧~伟岸等等)但毕竟不那么动人了。

  大姐却说:"周总理长得美,毛主席长得好。"

  "为什么这样说?"

  "周总理是苦相"

  我一惊。

  "我看不出来。"二姐说,"人人都说周总理是中国第一男人。"

  爸,恰在这时,你走进来。姐姐们的话被你听到了,你大怒。

  "统统给我闭上臭嘴!"

  你怎能不怒?这两人的名字都高高地写在天上,神圣得不可以再神圣,我们偏偏把他们当普通人议论,太不敬了。

  整整一下午,你的脸就没放晴。晚饭时,你不提此事。我们都哑着,你一个人说,竟把阴天说成了暴风雨。一碗饭在你手里抖得凶。你狠狠朝地下一掼,满地开花啊。

  当晚你走了。虽然我觉得愧对你,但那个话题太诱惑我。不开口,没问题,可思想呢?第二天,我打扫你的房间。桌上有他的像。我望着他,他也望着我。一百分,我暗暗叫道,绝对一百分。这张面孔由于完美而生动,又由于生动而完美。看着他绝对是一种高级享受。我无法把眼睛移开。这张面孔无论从哪个角度看都甜得很,怎么会苦?

  我忽然想到,大姐是不是拐了个弯来赞美这张脸呢?它完美的到了一个极端,便折回来了。太好了就是不好,太甜了就会苦。好看的脸和难看的脸都会毁灭,正如皇帝和乞丐都会毁灭一样。但乞丐算老几?皇帝可比你爸爸还爸爸。丑面孔皱了,谁可惜?假如一张好莱坞的面孔皱了,那震撼,你试试?人还是不要太完美才好。神可以。用石头做的大卫和维纳斯不知道衰老。

  这想法让我心疼了。

  我把想法告诉大姐,她冷冷一笑:

  "算啦。你玩儿完。"

  怎么,我错了?

  爸,你走的第二年,中国这座火山喷发了。红彤彤的岩浆搜索着每一个角落。上到天空海洋,下到夫妻的双人床和街头的公共厕所,没一处不被它征服。才几年功夫,革命的改朝换代已演了好几次,因为革命不会疲倦。革命一贯伟大,这次革命特别伟大,伟大得使十月革命变成了小弟弟,马克思如果活着看到它,一部《共产党宣言》准得改写。

  他和他们一样,穿上了军装。他穿军装不好看。尤其把清洁工人式的军帽往头上一压,飘洒俊逸的风度逃了个干干净净。然而那是个穿军装的年代。七亿人民有六亿半是斗士,不武装起来怎么行?何况,雄师百万,他是几个排头兵中的一个。

  穿上军装的他变得陌生了。我才发现,他好瘦。而在那几年中,他几乎是势不可挡地瘦下去。排头兵有一群男女呢,革命给了他们荣誉也给了他们油水。瘦的胖了,胖的圆了。好几个人低下头去根本看不到脚尖。他却像一片枯叶。

  他还像过去那样爱笑,但不知是什么缘故,笑得很硬很干,缺乏水分。有些情况下甚至把脸上笑出两道刀刻般的皱纹。我这打赌这笑是苦的。爸,从你的照相簿里,我太首熟悉他的笑。在一大堆毛主席接见红卫兵的电影里,好几次出现他给林彪让路的镜头。他笑着把林彪推到那以前是属于他的位置上。他的笑是苦的,但惊心动魄。

  他脸上常常出现一种古怪的神情。我说不上来那是什么。有点像……有点像吃肥肉。一次,一次,电视转播一场群众大会。他刚讲完话,江青阿姨突然振臂高呼:"向总理学习,向总理致敬!"一片山呼海啸。他立即也举起胳膊。"向江青同志学习!向江青同志致敬!"又一片山呼海啸。相互学习致敬嘛,怎么像打架?好在不分胜负。

  我把我这些观察大姐,她丢了三个字给我:

  "及格了。"

  拉拉杂杂写了这么多,你看腻了吗?但我刚要进入正题哩。不过,我首先要请你原谅,因为我把这件事对你隐瞒太久。但那也是没办法的,军令如山。爸,你想象不到吧,这两年,我一直和他在一起。

  两年前,七四年,革命走进中年。革命肥得要死,他却瘦得要死。革命吮吸了他每一滴血。偏偏癌症又来凑热闹。崩溃,而且是全面的。死神只隔着一堵墙。他不得不住进三0五,医院专门成立了一个医疗组,我是组员。

  接他入院那天,我去了。从我走到他身边的那一刻起,不,是我来到医疗组的那一刻起,就感到了一种强有力的悲剧气氛。医护人员在研究他病情时极其小心地避开那些心惊肉跳的字眼,神情就像打碎花瓶的小女孩。往往三句话不到,泪水已是汪汪。

  我们帮他收拾好东西。我跟在他身后走出他的办公室--中南海西花厅。走到门口,他停下,转身。他长久地望着这间上世纪的小屋,目光柔柔的。他在用目光抚摩屋里的一切。

  我听见他的秘书悄声对我们组长说:

  "昨天总理一再说,他舍不得离开这儿。这办公室他用了25年了。"

  我低头不敢看他。

  刚住进医院,他工作得好凶啊。倘若全国都像他那样工作,共产主义不知要提前多少时候到来。入院3第三天,政治局在怀仁堂开会,毛主席也要参加,会议定在下午三点,可一点半他就去了。

  工作人员正在布置会场。他恰恰是冲着这一点来的。他以妈妈式的耐心察看温度,光线,音响等。最后他问:

  "主席的座位在哪儿?"

  "那里。"工作人员指着一张椅子。它完全与众不同。

  他走过去,在椅子上坐下,起来,又坐下,又起来。

  可以了,我心里叫道,真的可以了。你一片苦心可鉴。只是。你叫我们今后怎么做人呢?打破脑壳,我们也学不了你优秀品德之万一。毛主席要坐的椅子你都要提前坐一坐,是怕它舒适不到家?还是怕阶级敌人破坏安个炸弹怎么的?

  牛,一个念头忽然从我脑海里跃起。细心如此,善良如此,也只有这个称号能当得起了。

  但马上我心头一紧。牛的命太苦。一辈子被压迫在最底层,还只配吃草。

  见到大姐时,我讲了我的看法,最后说:

  "看来你对了。他一生辛劳的命。"

  大姐说:

  "你差一分才良好。"

  爸,革命在开水中洗澡,灵魂杀进油锅又杀出来,全国一台大戏--China版的希腊神话。希腊神话是一笔美丽得发昏的糊涂帐。正因为糊涂才美丽。越糊涂越美丽。演员都不穿衣服。

  早就隐隐听说有人不愿与他同坐一条板凳,却不相信。他待人像绵羊般善良,律己更严得不可思议,虽说面孔过于漂亮了点,但并不具侵略性,不容他,能容谁?来到他身边后,才知道一切是真的。

  那天,他在医院里会见泰国总理克立。我在旁边。会见快结束时,他们谈到战争与和平,他说:

  克立总理,你回国后告诉所有的人,特别是你的儿子和孙子,中国永远不会侵略泰国。

  克立总理从衣袋里取出一张很长的纸条,递过来。

  "请您亲手写下您的诺言。"克立总理说,"我要拿回去复制九百万份,把它挂在我的儿子和孙子们以及泰国所有人的脖子上……这将是我一生中最宝贵的财富。"

  我被深深地震动了。他大笔一挥,人间就会多一段佳话。

  他端坐着望着克立,目光深不可测。良久,才开口:"我手抖得太厉害,写不下来。"他接着补充一句:"我病太重。"

  我好失望啊。你不写,但你可以写。你埋葬了一个传奇。我望着你,你的目光有些奇怪。蓦的,我一抖。我从你眼睛捕捉到了……你猜是什么?……忧虑。它来得顶不是时候。它是修饰你那豪言壮语的吗?如果是,你怕谁听到?或怕谁看到?你,七亿好汉的总理,跺跺脚泰山就得矮一截,这个太阳底下你怕谁?

  他们道别。克立总理说:

  "可以问最后一个问题吗?"

  "请。"

  克立含笑注视着他,确切说,是注视他的前胸。

  "这次访问贵国。"克立说,"我发现了一个小小的变化:人们几乎都不戴毛主席像章了。"

  我立刻把目光投向我病人的胸前。我相信屋里的人都这么做了。那里,一颗缩小了的太阳放光芒呢。

  我们无一例外地都沐浴过这小太阳的光辉。

  "一九七一年我来北京时,"克立说,"每个人都戴着像章。"

  "这是你的问题?"

  "不,"克力的笑容有些神秘,"问题是关于阁下您的。文化大革命开始时,人们都戴毛的像章,而您只戴‘为人民服务’的纪念章,即便是七一年革命最热烈的时候您也如此。而现在人们都不戴像章了。为什么您还戴?您又为什么把‘为人民服务’的纪念章换成了毛的像章?"

  话语亲切柔软,像棉花。棉里一把针。但观察力是一流的。

  他脸上没有任何表情,说:

  "克力先生对中国的像章很有兴趣。我知道你想要我这枚像章,送给你了。

  他闪开了。

  但我无法闪开。克力残忍地撕碎了什么。像章虽小,背后竟藏着一大片沧桑。在中国,他不是第一个戴毛主席像章的人,但他肯定是把像章戴带最后的一个人。我想我完全理解了大姐。

  果然,这次我说完我的看法,大姐说:

  "优秀。继续深造。"

  七六年在门外。他虚弱已极,正一寸寸死亡。把新日历挂进他的病房,不禁一阵心酸。肯定翻不完了,但究竟能翻几页?革命的锣鼓更急促得分不出点儿。他的冤家们朝气勃勃,大有向终点冲刺的劲头。人的舌头是有毒的。报纸也有毒。一篇杀向孔老二的的文章硬说那书生的胳膊负过伤,每天吊在胸前。作者的口气就像亲眼见了一样。大年三十,一个老人来看他,说:"小心广播。"我在门外听见了这话。

  当晚,例行治疗时,广播来了。是诗歌。诗歌是匕首,这是鲁迅说的。广播员的声音使你想起烈士在刑场上的演讲。鹏程展翅九万里,翻动扶摇羊角。吓倒蓬间雀。土豆烧熟了,还有牛肉。不须放屁,试看天翻地覆。

  一个人不放屁,另一个人就要天翻地覆了?我虽不大懂诗歌的含义,但能感受到那热腾腾的杀气。门外,候着记者,要从我们口里挖情况。软刀子终究比钢刀有勇有谋。我的心绪坏到了极点。

  我一直不敢看他。我在想象着一头刚被展览的雄师。偷偷望他一眼,大惊。他在笑呢。再仔细看,笑得很真实,很暖和,是春天里的笑。

  我离开了病房,记者们扑过来。

  "总理听完广播,有什么反应?"

  "他笑了。"

  半夜,我听见病房里有响动,悄悄走进去。屋里没开灯,但很亮,因为月亮扒在窗户上。我来到他床边。他倚床坐着,眼睛在闪闪发光。有人猛地在我心里割一刀。我请清楚楚地看见他脸上有两行泪。

  我慌了,想逃跑,但抬不动腿。他哭了。太阳休息了。他把眼泪留给了黑夜。这是地地道道的男儿泪。我问:

  "您怎么啦?"

  太安静了,似有许多危机潜伏着。片刻后他缓缓说:

  "我老了。"

  一句话,叫我泪下。我凝视着他。月亮亮得可怕,像是用灯假扮的。他实在是老得不像样子了。头发似白不白,是一种弱的色调,不像有些人索性白个痛快,顶一头雪。皮肤像揉皱的纸。胡子长了,但不齐,因而显得无精打采。你瞧他过去那一把令人心惊的大胡子。胡子的兴衰便是男人的兴衰。我曾奇怪毛主席为什么从不长胡子。

  突然他剧烈地喘起来。我说:

  "躺下。"

  他摇头。

  "能扶我再坐高一点么?我不想躺着,真不想躺着。"

  我把他扶起来一点。我坐在床边的沙发上。现在我得仰着望他了。他个子不高,被人仰望的机会不多,比毛主席少多了,但从这个角度看他,也是极有气势的。他脖子太细,几乎撑不起那颗坚强的头颅,好几次我觉得那头颅会偏向一边,但没有,边使头颅显得更坚强不屈。望着望着,我忽然生奇想。我想到了圆明园,那一片伟大的古代废墟,圆明园是残废了,可它一直撑着不躺下,昂着一颗不屈的头。

  我见到大姐,又把这些事告诉了她。她说:"笑,全世界跟着你笑;哭,只有你一个人哭。"

  "那么。"我说。"至少有一个人陪他哭。那是我。"

  大姐望着我,沉默好大一会儿,说:

  "我给你讲个故事。一对法国兄弟去吃饭。桌上有两块牛排,一大一小。哥哥立即把大的放进自己盘里。弟弟说‘你真没礼貌,竟取了大的那一块。’哥哥问:‘如果是你的话,你会取哪一块?’弟弟说:‘当然是小的那一块。’哥哥笑了:‘那么现在你既然得到了,还抱怨什么?’"

  爸,到此坚决停笔。

  女儿小欣

  一九七六年一月二日

  小欣:

  噩耗比你的信早到两小时。他走了。

  我撕了你的信,你撕了我的心。他走了。竟这样走了。

  他走了,谁留下?我,你。一个国,半个家。一场革命,几条路线。

  我突然觉得留下来的一切都很无聊。真的很无聊。包括我,但不止我。别说我,不信,你……你到我们大使馆招待所去看看那支不争气的足球队。在国内抢了冠军的足球队到这里访问,丢光了球也丢光了脸。他是昨天死的,而昨天,他们几个球员逛超级市场,见商品像山一样堆着,却没售货员,便抓些东西塞进口袋里,结果被摄影机拍了个痛快淋漓。刚才警车把他们送到使馆,一路笛声,叫得人心里发毛。

  他走了,也好,省得为这些没出息的后代气白头。

  咦,写这些做什么?

  打开电视,全是他。无疑他是属于世界的。那个漂亮的女播音员空前的严肃。去年这国家的总统死了她也没这样,讣告念得轻飘飘的。你们总统算老几?什么演戏的,卖唱的,饭馆里端盘子的,谁来了兴趣都能干。还走马灯似的换个不休息。我们可只有一个。

  紧接着,电视打乱正常节目,播中国特辑,混蛋透顶,一上来就侮辱人。故宫里皇帝的宝座从各个角度拍照,简直像拍模特儿。它才半个多世纪没人坐。画外音: "中国皇帝总是在五更也就是凌晨四点半时上朝,表面上时勤奋早起的意思,骨子里是要利用天蒙蒙亮是那一股神秘繁荣气氛,使百官群臣看不清他。因为他也许是小个子,也许是单眼皮。天大亮了,他也就下朝了。要看清他,总要等他死后……"这叫什么"中国特辑"?真想一刀砍了它。

  小欣,我心已乱极。

  (大段涂抹。停笔,第二天又接着写)

  新华社用传真发来了他的遗像。我几乎不相信自己的眼睛。好一个雄姿英发的伟丈夫。他拿足了劲,挺胸,头向右后侧昂着,饶是不为五斗米折腰的气概。这是他什么时候照的?难道他知道要用这张像做遗像,竟全力以赴照得如此虎虎有生气?他这种姿势是我在巴黎就熟悉的,但久违了。那时候他照相总爱摆成这样,还问我:

  "瞧,是不是一副不朽的模样?"

  这句话实在就够不朽了。

  我凝视着他的遗像。这张脸优点太多了。第一次见他时那该死的念头又不自禁地冒出来:他不像中国人,他有点像地中海那一带的人。强有力的轮廓,抖动的线条,狠狠甩向一侧的黑发。杰作。令雕刻家喝彩。他比任何人更了解这一点。

  塞纳河边,我们一大群男学生讨论完学校里哪个姑娘最美,试图也议议男的谁第一。他说:

  "第一就在这儿坐着哩。"

  这话说得多年轻。于是,他随随便便就得了第一,虽然相貌是没有第一可言的。

  我们统统年轻呢。第二天,我有意说他:

  "你就是瘦了点。"

  "那是因为在干革命。"他正色道。片刻后又补充:"吾貌虽瘦,天下必肥。"

  如今天下肥得像猪,他却走了。

  他走得太匆忙。我们曾相约,一起走。他怎么不等我?他忘了么?不,我也忘了,我忘了近三十年。可现在我又想起来了。慢着,千万等我,我这就去拿汽车钥匙。

  一街全是汽车的洪流。十丈红尘隐隐骚动着。向前向前。要冲跨历史,划破时间。时间被划破了,喊着痛,退了回去。退到四十年前。

  凯旋门下,我俩散步。一辆"雪铁龙"突然发了羊癫疯,嗷地一声窜上人行道。他眼疾手快,猛拉我闪开。我正心惊,他笑道:

  "一辆汽车朝两个天才撞来,差点把咱们撞死。"

  "我不是天才,"我说,"但如果和你这个天才一起死,我会极端荣幸的。"

  "那我们将来一起死吧。"他大笑着来拉我的手,摇曳。忽然目色又变得严肃了。"听明白了,是将来。我们要活好久呢。"

  "多久?"

  "八十岁不过刚刚及格!"

  "八十岁?太长了。"我摇头。"别人会说你怕死。"

  "错!这个世界上,我最不怕的东西就是死。不过睡个长觉嘛。其实你本来就是睡着的,被你母亲唤醒,要陪她一阵子。活的时候一声‘我来也!’死的时候一声‘我去也!’实在没有什么了不起的。"

  豪迈啊。谁听了不震动?当时我就觉得他不是在讲话,而是在大把大把泼洒青春。今天,青春拜拜了。他没有及格。我在想他在革命的最后一刹那是否豪迈了一下呢?大豪迈如果没有,小豪迈有没有?

  夜深了。我跌跌撞撞地从办公室回卧房。大使馆已成悲惨世界,每一个角落都躲着哭声。他们用眼泪来给他送行呢。我也要送送他,但不用眼泪,用酒。

  我把四瓶茅台放在他遗像前,一律开启。他在笑。他一定闻到酒香了。只有他明白我为什么要用茅台,又为什么要四瓶一起上。他是爱酒的。不,不要反驳我。我知道他后来不大喝酒了,但他委实是深深爱着酒的。我斟上酒,对他说:

  "权当咱们又来遵义啦。"

  遵义遵义,这个命里注定该万岁的城市。在那儿他主持开了一个会。舵手兼导师毛主席在会上脱颖而出。于是,这场江山代有人才出的革命便再也阻挡不了了,直到人民从此站起来。

  那也是一个深夜,就在遵义城外出茅台的地方,我们喝酒。我弄来四瓶,但只有一个杯子,只得合用。茅台不好惹,才两杯我就落荒而逃。我说:

  "就是性太烈。"

  "我喜欢!"他说。

  他一杯接一杯地饮。十二杯后,他脸红了,我劝他:

  "可以打住了。"

  他深深地望着我。一刹间我觉得那双眼睛真像是李白的。他一口又吸干一杯,说:

  "你知道吗?茅台性极烈,浓度又高。如果一个人喝了过量多的茅台,饭后再点起一支烟卷,那他马上就会爆炸!"

  他突然加重语气,吓我一跳。显然是为了证明他的话不错,他划着一跟火柴,又倒一杯酒,把火柴伸进酒杯,轰地一声,一团火陡然蹦起,呼吸间,酒被烧光了。他年轻的脸在火焰中闪闪发光。

  他又接着喝。我默默为他记数。四瓶茅台一古脑见底。好家伙,他共喝了二十五杯。我深信如果还有,他还能喝。没二话,海量。李白充其量也就是这个水平了。你瞧他偏无半点醉意,意气愈发昂扬。

  忽然"刷拉"一响,他又划着一根火柴。我大惊。他哈哈大笑,惊飞树上一窝宿鸟。

  往事如昨,此身已是人天两隔。我斟一杯,倒一杯,二十五杯儿都随风递给他了。最后一杯。我把它点着。火好旺,灭得也快。我望着连火的痕迹都没有剩下的杯子,眼泪再也控制不住了……

  (以下被水浸过,模糊一片)

  早晨,大使馆屋顶的国旗缓缓降了下来,可只过了一个小时,又爬上去了。北京十万火急令:不降旗,不开追悼会,不接受唁电。人们哭声更悲更大,因为意志的被奸污。使馆的对面就是人家的议会大厦和财政部,那一大片建筑,呼啦啦地降了半旗。相比之下,我们这面满旗显得多小气多滑稽。

  来吊唁的人军团般的不可阻挡。左中右在这儿真正实现了大联合。一个移居此地的国民党退役将军也来了。不过他并未忘记自己的身份,临走时说:"假如我们在内战中把周恩来弄到我们这边来,今天被放逐台湾的也许是毛,而我们就会在北京了。"

  北京又令:关闭使馆。宣传橱窗里不准挂像。硬是要抹得干干净净。使馆有人发议论:"家里出叛徒了?"一位对我国极友好,毕生以研究中共党史当饭吃的教授坚决要求进使馆吊唁。给我们一封信,开口就称呼:"叛徒们……"

  果真生了叛徒?不是常说我们身边睡着一个苏联秃子吗?莫非这家伙醒了?那倒好办,斗呗。八亿人口不斗行吗?革命的刀枪有二十多年不见血了,渴了,磨一磨,先从叛徒开始试刀。这是他说的。

  二七年我们在上海跌了个大跟头后叛徒们多臭美呀。我曾与他一道惩治叛徒。有个叛徒先后出卖了八名重要的同志,终于被我们擒拿。八条命,一塘血,我们只赏了他一颗子弹。我向他请示尸体如何处置。他喝道:

  "挖个坑埋了!坑要八米深,八米!"

  现在我真想再给谁掘一个八米深的坑。我决定见那位教授。

  他第一句话就说:

  "中国只有巴掌大,连个周恩来都容不下!"

  他在我办公室一坐,侃侃而谈。仔细听,他在给我上党史课。小欣,你不是说中国是台戏吗?我们是唱戏的,他是看戏的。我们一举手一投足他都看得清清楚楚。他在剥橘子。剥中国这颗橘子手法纯熟。他的话是鸦片烟。明知有毒,可令人舒服得全身骨头咔咔响。只是有一句话使我心里别扭了一下。他说:

  "他一贯忠心耿耿。历史上可以有王明路线,张国焘路线,甚至可以有什么什么路线,可绝不会有周恩来路线。"

  我竟想:那为什么?不太不公平了吗?他本来也是天之骄子啊。

  教授大发一通议论后,走了。这番演说仿佛用完了他全部的精力。他低着头,走得很慢。我们送他。走到大使馆门口,他又回过头来。他的眼睛红红的,用极其沉重的语调说:

  "他……他连个孩子都没有……"

  我心头一酸,忙转过脸去。

  (以下又是涂抹,无结尾)



是非是我非我
2008-1-4 2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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