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之殇，可谓国殇
余杰
作为一名北大毕业生，一说起今天母校的情形来，我便不禁黯然神伤。两年前，当北京大学被英国《泰晤士报》的一份大学排行榜评价为亚洲排名第一的高校时，有多少北大教师为此而欢呼，多少北大学子为此而骄傲，仿佛北大真的比日本东京大学、早稻田大学、韩国首尔大学、香港大学、香港中文大学、香港科技大学等亚洲名校更加优秀。然而，在我看来，这种欢呼和骄傲不过是一出荒诞剧罢了。这半个多世纪以来，北大没有出过一个诺贝尔奖得主，北大没有出过一个有分量的思想家和先知型的知识分子，北大的教授和毕业生没有写下过任何一本影响世界的巨著……北大给中国、给世界交出的是一份可耻的白卷。今天的北大，早已背离了蔡元培校长“兼容并包，思想自由”的传统，早已沦为一座没有活力和生机的、阴森森的集中营。当坚持说真话的新闻学院副教授焦国标被解聘时，当报考北大法学博士的甘怀德揭露招生过程中的黑幕时，当作为学子们心灵家园的“一塌糊涂”和“燕南网”被关闭时，当北大历史上最著名的信息中心“三角地”被突然拆除时……绝大多数北大师生都报以死水一般的沉默，连一点微澜也没有。
如今，权势和金钱在北大畅通无阻，北大自觉地充当了官与商的奴才。看看校园里横行霸道的豪华轿车，看看正在拔地而起的五星级大酒店，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课堂上教授们讲授的“干货”越来越少，愿意阅读和研究“无用之书”、“无用之学”的学生也越来越少。金钱的气味弥漫在未名湖的每一丝空气里，权力的欲望充满了这座校园的每个角落。当年，蔡先生在北大的就职演说中，一针见血地指出：“大学生当以研究学术为天职，不当以大学为升官发财之阶梯。”他毫不留情地批评当时的学生“毕业预科者，多入法科，入文科者甚少，入理科者尤其少。因做官热心，对于教员，则不问其学问之浅深，惟问其官阶之大小；官阶大者，特别欢迎，盖为将来毕业有人提携。”“徒旨在做官发财，宗旨既乖，趋向自异；平时则放荡冶游，考试则熟读讲义；不问学问之有无，惟事分数之多寡。试验既终，书籍束之高阁，毫不顾问。敷衍三四年，潦草塞责。文凭到手，即可籍此活动于社会”。这番话，语重心长，可谓“爱之深，责之切”。好在当时的北大师生大都天良未泯，遂在先生的感召之下发奋图强、潜心学问。即便在抗战南渡的那些缺衣少食的日子里，依然“读书不忘救国，救国不忘读书”。乃锻造出北大在二十世纪上半叶的辉煌成就。
相比于一九四九年之前北大的光荣历史，今日北大的退步真堪称一日千里。如今，北大并不缺少钱，北大的钱实在是太多了；北大并不缺少社会的关注，北大简直就是中国人一张珍贵的脸面；北大并不缺少优质的生源，北大每年收纳全国半数左右省市区的状元，生源之佳连哈佛耶鲁也望尘莫及。那么，今天的北大缺少的究竟是什么呢？北大缺少的是灵魂，缺少的是正气，缺少的是宽容，缺少的是自由，缺少的是自信，缺少的是张扬学术独立胆识，以及关心社会弱势群体的良心。面对再度沦丧、乌烟瘴气的北大，正如学者冉云飞所描述的那样，简直就要让蔡校长愤然从香港华人公墓中挺身而起了——“九十年前蔡先生对旧北大的批评，拿来移赠今日中国之大学，是如此的贴切，贴切到令人伤心。当时仅是北大之坏，现在是中国大学之殇。士之无耻是为国耻，大学之殇，可谓国殇。”
北大之殇，可谓国殇。北大从中国最好的大学沉沦为中国最坏的大学，我还来不及为母校写一篇悼词，这一转换便如此迅速地完成了。帮助北大完成这一转换的，有诸多在北大占据要津的显贵和闻人。时下北大颇为走红的学者名流，有声称“民主是个坏东西”的政治学教授潘维，有鼓吹“法治不适应中国的现实”的法学家朱苏力，有坚持“反右、文革就是好”的文学教授孔庆东，有高呼“腐败是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的经济学家张维迎等人。这北大之“四大怪”，可以合在一起打一桌精彩的麻将了。这些人的奇谈怪论显然不是随意为之，而是仔细揣摩了当政者的心思意念炮制出来的。只要能够博得当政者开怀一笑，他们不惜触犯众怒、不惜违背常识、不惜留下千古骂名，也要用晦涩的理论和美妙的话语，将邪恶的思想包装起来，四处发表和传播，能蒙骗一个被侵害与被凌辱的同胞便算一个，能换来一个“南书房行走”的出入证便算一个。
不得不承认，今天的北大不再是一个“传道、授业、解惑”的教育机构，不再有一心向学的莘莘学子和清晨的琅琅书声。大小官员都将北大作为一台疯狂转动的赚钱机器，人人都想来分得一杯羹。在北大的各院系中，“见钱眼开”的，尤以时人趋之若骛的光华管理学院为最。北大之坏，光华首当其冲。北大校方挑选和任命光华的院长的时候，不是看其学术水准，不是看其管理能力，不是看其服务意识，不是看其献身精神，乃是衡量其究竟可以给学校赚来多少钱——尽管他本人所获得的是大头，缴纳给学校的是小头，至于这钱是否合乎法律、道德以及职业伦理，作为收钱者的校方和作为挣钱者的院方，均不作进一步之考量。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北大藏龙卧虎，仕途之难，更是难于蜀道。作为“过五关，斩六将”的光华管理学院院长，张维迎对此自然是心有戚戚焉。四十出头便满头华发，这院长可不是一般人可以当得稳当的。
光华之坏，坏在为腐败张目，为贪官帮腔，为奸商护航；光怀之坏，坏在培养了一大批不讲良心的经济动物，让经济学更加声名狼藉；光华之坏，坏在将北大当作洗钱机器和摇钱树，以北大百年的清誉换取一夜之暴富；光华之坏，坏在甘为批量生产假冒伪劣产品的基地，光华的富豪班和官僚班，有几个学生是真正听了课、写了论文的？把教育当作生意，是对教育的羞辱和对商业的扭曲。然而，张维迎却乐此不疲。既然光华是一台永不停止的印钞机，那么谁阻碍了这台机器的运转，谁就得被棒打出门去。
近日，经济学家邹恒甫、何志毅先后被张维迎逐出北大，两人以及其他员工均发表公开信谴责张维迎的土皇帝作为，而北大校方和张维迎至今不作任何回应。但是，通过部分媒体和网络，张维迎的庐山真面目逐渐浮出水面。他表面上是教授，实际上是奸商；他控制的诸多研究中心、研究所，其实被用作洗钱工具。他不是为人师表的教育家，而是惟利是图、惟权是用的官僚。审计长李金华掀起了“审计风暴”，偏偏就是没有审计过光华“一塌糊涂”的帐目。一般而言，违法乱纪者会将黑金投入到黄赌毒等领域，如今黑金居然进入教育和学术领域，自有大学以来，没有比这更大的耻辱了。
近年来，光华管理学院自身也蜕变为一个惟院长马首是瞻的独裁单位。北大精神的传承者、历史学家傅斯年，在就任台湾大学校长的时候曾经指出：“大学是一个教授集团，不是一个衙门，按大学法，校长虽然权力甚大，然我为学校前途计，决不能有极权主义的作风。”今天的校长、院长和系主任们偏偏反其道而之，将大学及院系由“公器”变为“私器”，校园是民主的死角，职称是操纵傀儡的长线，哪个教职员工敢不俯首帖耳！张维迎是其中一个典型的代表：他自认为具有超凡的赚钱能力和过硬的政界后台，遂在北大为所欲为：视教授为奴仆，视学生为蚂蚁，顺我者昌，逆我者亡。名为学院院长，实为黑帮老大。大部分教授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瞠目结舌，道路以目，直至被扫地出门，方才道出真相来。
我在网上发现，在致张维迎的公开信中，案例中心主任何志毅直接将其形容为“流氓”，在这近年来教授与学阀之间的冲突中亦较为罕见。何在信中指出：“与你这等卑鄙肮脏品行的人实在无道理可说，我十年为光华做的贡献被你抹煞，处心积虑免掉我案例中心主任职务，案例中心是我和近五十位工作人员呕心沥血十年的成果，你的这种作为将使他们面临失业！这种不顾事实、不负责任的霸道的免职程序，根本不符合北京大学对于虚体研究机构的管理程序！……我为光华有你这样的流氓‘院长’感到耻辱，为学院内部的四分五裂、文化破坏、人心涣散、师资流失、声誉下降感到痛心。有人劝我向你低一下头，我可以向任何光华的院领导低头，但对于你这个流氓，我绝不低头！”言辞虽过于激愤，亦可见张在北大的作为何等不得人心。但不得人心，似乎也并不影响其学阀的地位。
大学变衙门，北大是先锋，光华是先锋中的先锋。鲁迅曾经在厦门平民学校成立会上说：“没有什么人有这样大的权力：能够教你们永远被奴役。”哪里有奴役，哪里便有抗争；哪里有黑暗，哪里便有对光的渴求。案例中心的四十八名员工在联名信中指出：“光华管理学院的张维迎在成为院长后，疯狂打击报复在他没有当上院长时所有和他意见不一致或不支持他当院长的老师及院聘工作人员。……张维迎出于私人恩怨免除何老师的职务，于情理不合，完全无视我们全体员工与何老师的共同心血，也完全不符合北大‘兼容并包’的精神（当然，张一直就没有北大人的特质）。对于张维迎这种恶劣的报复行为，我们坚决支持何老师！我们将用一切可能的法律、媒体力量，维护我们自身的利益，我们将保留向上级领导申诉及召开新闻发布会公布内幕及真相的权利，坚决和张维迎这样披着学术外衣的无耻之徒战斗到底！”从此信件中可以看出，北大内部极度缺乏民主机制，五四运动的摇篮居然成为斩钉截铁的一言堂。在西方大学中，解雇一名教授或职员，乃至开除一名学生，都是一件极其慎重的事情，需要经过学校董事会的再三讨论，而不能由校长、院长一人拍板。在决定作出之后，学校内部还有一套严格的申诉机制，当事人的意见有充分陈述的机会。今天，连一群高级知识分子也被迫在网络上发表公开信，被迫成为曲线维权者和上访者，可谓斯文扫地，最高学府不复有最起码的尊严。而肉食者依然傲慢待之，以鸵鸟政策应付。王夫之说过，士之无耻，可谓国耻。如今，北大被丑闻缠身，不是国耻又是什么呢？如今，北大之魂的湮灭，不是国殇又是什么呢？
“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如今，北大的楼堂馆所越来越富丽堂皇，北大的学术成就却越来越“不足为外人道也”。一个个的学官、学阀、学商，像蛀虫一样将北大蛀成一个虚有其表的空心萝卜。独立学者冉云飞指出：“现在的大学教授、博导无耻者不少，学生势利也与老师有一拚。教授、博导没有独立的人格，以傍官员大款为荣，学生也不问一个教授、博导有无学问，只管他是不是学官，因为学官可以为他将来就业打下基础，这些事在今天的大学已经是公开的事实。”环视今日之域中，已无一所名副其实的大学，只见一个又一个以土围子包裹起来的衙门。北大如果希望从沦陷中得以光复，就必须接受国家的审计，彻底洗涤黑金，回归学府的本来身份，放弃公司化经营的歧路；也必须“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首先从光华开刀，首先将害群之马张维迎罢免，还教授以尊严，复北大之清誉。那么，北大校方及教育部，有没有决心如此行动呢？
□ 《观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