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　帆

水城等“抗日志士”欣赏不了艺术，读不懂色戒所呈现的复杂的人性，只知道欣赏脸谱化的样板戏，本来也只是欣赏水平的问题。性质恶劣的是，他们要强迫其他所有的人同他们一样，只看样板戏，否则就是汉奸或有汉奸嫌疑。水城等“抗日志士”在现实生活中对同事，朋友，家庭成员也是如此专制吗？且让我们剥开他们好看的爱国画皮，看看里面包裹的是什么。

先引一段水城的话：

“……反观张杜撰的王佳芝，既无强烈的爱国热情和抗日动机，又莫名其妙地参加极具危险的暗杀行动，临到头上却又被色诱财迷，终遭杀身之祸，非但难以让人同情，反而让人觉得活该。”－－《再谈色戒》水城

如果王佳芝真是如水城描述的那样不堪，糊里糊涂，莫名其妙地参加抗日活动而被杀，是不是就是活该呢？

三十年代的中国，千千万万的同胞挣扎在生存线上。他们中间的大多数，在日本人的铁蹄下，选择的是为生计为家庭而活着。用“抗日志士”的语言就是苟且偷生。当他们一脸麻木地被抓去活埋，机枪扫射，赶下长江，在水城的眼里，更没有爱国壮举，是不是更是活该被杀？

如果在水城等“抗日志士”的眼里，平凡的庸俗的个体的生命（小我）如此微不足道，那么他们的“抗日”（所谓大我）为的是什么？仅仅由于慷慨激昂的自我煽情，就可以渺视其他的生命吗？

这让我想起《水浒》。李逵去劫法场，看见义结金兰的兄弟就要被斩，立时钢牙咬碎，虎目圆睁，轮动两把开山大斧，朝着人群，如砍瓜切菜一般，冲将过去……

为了自己所谓的‘义’，就置黎民苍生的性命于不顾，这不是现代恐怖主义是什么？水城等“抗日志士”可能不是那个操刀去进行侵略和实施恐怖的人，但在他们说 “活该”的时候，他们已经与侵略者和恐怖实施者成了道义上的共谋。

他们所谓的爱国，其实只是一层画皮。内里是专制，残暴，是对平凡生命的渺视。

水城等“抗日志士”对小资特别地鄙夷。孰不知中国比较兴盛的时代，都是小资辈出的时代。中国积弱，祸患不断的时候，正是高呼“大我”口号的愤青猖獗的时候。美国人从来不喊美国人站起来了，他们只说个人的权利，自由得到了保障。而中国的情况却不同。不管是阿Ｑ，瘪三，还是狗剩，都可以，而且喜欢隔了大半个地球，对着美国高昂地喊“我们站起来了”。喊这样一句话，不要成本，不付代价，自我煽了情，还感觉高了别人一等，所以人人爱喊。但是在具体的现实中呢？当面对大权在握的单位领导和广泛的腐败和社会不公时，他们中间能挺直腰板说“站起来了” 的，几乎没有。凤毛麟角的几个胆敢站起来直面社会不公，为民族的苦难呐喊的人，还常常被“抗日志士”骂作汉奸。［见“一百年来中国已然站著，李安他们依然跪著！” http://my.cnd.org/modules/wfsection/article.php?articleid=18005 ］

然后他们还进一步把黑手伸进文学艺术。在他们的眼里，文学必须是政治的工具；英雄人物出场，从说话到姿势，都要摆出一个亢奋的样子；作品必须明是非，分美丑，弱智也能一眼分辨谁是坏蛋，谁是好人。如果这样，离经叛道的《红楼梦》还能够成为中国文学的颠峰之作吗？大半个世纪以来，中国政治对文学的残害还要由他们来继续吗？

国家，政治与社会之外，文学的维度要远远地宽广。如果文学“不能关注人类普遍的困境，结果会越来越偏执，越来越贫乏。”［刘再复“思想者十八题”，二十一世纪文库］。“我的文学创作必须远远超越现实政治，不作政见的传声筒，把文学变成政治控诉或呐喊，只能降低了文学的品格。文学不屈从任何功利，也包括政治功利。”［高行健“思想者十八题”，二十一世纪文库］张爱玲是自私的，冷漠的，但这不妨碍她成为文学上的一道风景。

对中国祸害最巨，对中国文化摧残至深的，不是ｐｅｔｔｙｂｏｕｒｇｅｏｉｓｉｅ的小资，而是披着爱国画皮，高呼着“大我”口号，行专制，残暴之实的愤青。

参见：“再谈色戒”——水城
http://my.cnd.org/modules/wfsection/article.php?articleid=180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