朴素而完美的叙事经验 — 全面理解契诃夫
李建军
在十九世纪的俄罗斯大师中，契诃夫无疑是像托尔斯泰、果戈理和陀思妥耶夫斯基一样伟大的人，不同的是，他的伟大具有亲切、家常的性质，具有亲人一般温暖、朴素的气质。在契诃夫身上，你看不到任何居高临下、盛气凌人的东西。相反，你感受到的，永远是诚恳而谦虚的态度，是忧郁而善良的情思。
别尔嘉耶夫说：“俄罗斯人总是有对另一种生活，另一个世界的渴望，总是有对现存的东西的不满的情绪。……朝圣是一种很特殊的俄罗斯现象，其程度是西方没见过的。朝圣者在广阔无垠的俄罗斯大地上走，始终不定居，也不对任何东西承担责任。朝圣者追求真理，追求天国，向着远方。”（别尔嘉耶夫：《俄罗斯思想》，第194页，三联书店，1995年）他还准确而骄傲地指出：“宗教问题折磨着伟大的俄罗斯文学。关于生活的意义问题，关于从恶与苦难中拯救人、人民和全人类的问题在艺术创作中是占优势的问题。俄罗斯作家没有停留于文学领域，他们超越了文学界限，他们进行着革新生活的探索。他们怀疑艺术的正当性，怀疑艺术所特有的作品的正当性。19世纪俄罗斯文学带有宗教的性质，作家们希望成为生活的导师，致力于生活的改善。”（同前，第80页）
显然，契诃夫身上并没有其他俄罗斯作家那样的很强的宗教气质。托尔斯泰认为：“纯粹就艺术而言，契诃夫比他有才气。但契诃夫写作没有宗教精神，不引导人们走上真理之路。”（什克洛夫斯基：《散文理论》，第200页，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4年）从这一点上看，他甚至是反俄罗斯的：如果说别的俄罗斯大师都抬头仰望星空，更关心如何从宗教信仰的高度叙述灵魂的罪孽与拯救，那么，他则低了头望着大地，深情地凝望着大地上的草原、河流，谛听着远处传来的夜鹰和鸫鸟的啼叫。平民的出身和早年的不幸，使他更关心的是世俗的现实生活，使他对生活中的残缺和苦难，有刻骨铭心的体验，对人性中的庸俗和丑陋的一面，有深入的观察和认识。他多以身边的世俗生活中的人生世相作为写作的资料，但却能赋予它们以丰富的诗意和人情味。他更感兴趣的是，如何通过切实的手段，改变现实生活中那些“小人物”的教养和气质，所以，虽然不像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等俄罗斯大师那样站在上帝之国俯视人间的苦难，但是，他仍然“引导人们走上真理之路”，在精神上仍然具有别尔嘉耶夫所说的俄罗斯作家最根本的特点，那就是关心“生活的意义”，“进行着革新生活的探索”，“致力于生活的改善”，“希望成为生活的导师”。同样，面对残缺和问题，契诃夫也向人们提出“怎么办”、“怎么活下去”一类的问题，只是，他的问题多是此岸的，而不是彼岸的；是世俗意义上的，而不是宗教意义上的——假如想了解这一点，你只须读读他的短小精悍的《我们的行乞现象》就够了。
从严格的意义上讲，契诃夫并不是一个哲学家。他缺乏像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屠格涅夫和赫尔岑等人的学养和思辨能力。因此，在像别尔嘉耶夫的《俄罗斯思想》那样的著作中，你很难找到契诃夫的名字。当然，这与他过早去世有极大的关系。四十四岁就离开这个世界，确实太早了，——对于许多人来讲，那正是思想开始成熟的年纪。也许正是因为看到了这一点，爱伦堡才怀着高度的敬意和沉重的惋惜替他辩解：“安东·巴甫洛维奇总共活了四十四岁，最后几年，在重病中，住在雅尔塔与世隔绝。（四十四岁时托尔斯泰还没有开始写《安娜卡列尼那》、陀思妥耶夫斯基还没有开始写《罪与罚》、冈察洛夫还不是《奥勃洛莫夫》的作者。如果斯丹达尔四十四岁时便死去，那么他只会留下《阿芒斯》和几篇论战性的文章）。”（爱伦堡：《捍卫人的价值》，第112页，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
没有拯救世人的宗教家的痛苦，没有洞明世事的哲学家的激情，年轻气盛的契诃夫便将“艺术”当作自己的宗教。他毫不含糊地表示必须在“艺术家”和“专家”之间画出一条明晰的界限。他在1888年10月27日写给苏沃林的信中说：“艺术家呢，应当只评断他自己懂得的事；他的圈子跟其他每个专家一样的有限制，这是我一再说过而且永远这样主张的。……您要求艺术家对自己的工作要有自觉的态度，这是对的，可是您混淆了两个概念：解决问题和准确地提出问题。只有‘正确地提出问题’才是艺术家必须承担的。”
契诃夫是诚实的，他确实只写了自己“懂得的事”。他以尖锐但又不乏同情、冷静但又不乏诗意的方式叙写人物的灵魂——写他们的悲哀和卑微，写他们的愚騃和粗俗。正像伍尔夫所说的那样：“他对于心灵极感兴趣；他是人与人关系的最精巧微妙的分析者。……这些小说总是向我们揭示某种虚伪做作、装腔作势、很不真诚的东西。某个妇女陷入了一种不正当的关系，某个男人由于他的不人道的环境条件而堕落了。灵魂得病了；灵魂被治愈了；灵魂没有被治愈。这些就是他的短篇小说的着重点。”（弗吉尼亚·伍尔夫《论小说与小说家》，第244－245页，上海译文出版社，2000年）她说，“的确，灵魂就是俄国小说中的主要角色。在契诃夫的作品中，灵魂是细腻微妙的，容易被无穷无尽的幽默和愠怒所左右”。（同前，第246页）其实，她还应该指出这样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那就是，契诃夫所写的虽然是纯粹现实生活中的俄罗斯“小人物”的“灵魂”，虽然比其他俄罗斯大师笔下的“灵魂”具有更多的世俗色彩，但也似乎更贴近大地，更令人觉得熟悉和亲切，——就此而言我们完全可以说，谦逊的契诃夫在另一个向度上改变了俄罗斯文学的精神气质，丰富了俄罗斯文学在心情态度上的内在构成。
不仅如此，契诃夫在提高小说的写作技巧和修辞水平方面，为俄罗斯文学乃至世界文学做出了巨大的无可替代的贡献。英国小说家毛姆说：“今天，没有一个人的小说在最好的评论家心目中占着比契诃夫更高的位置。事实上，他已经把所有的小说家都挤到一边去了。赞赏他，是你有鉴赏力的证明；不喜欢他，就等于承认自己是外行，是庸人俗子。他的小说自然而然成了青年作家的典范。”（《毛姆随想录》，第114页，百花文艺出版社，1992年）他说的没错，契诃夫的小说的确是达到完美境界的“正典”（Canon），而包含在这些作品中的经验，则意味着启发人们如何正确地写作的方法和奥秘。
那么，契诃夫的小说在技巧上到底有一些什么样新鲜而完美的经验呢？它是这样一种伟大的修辞经验和写作策略：赋予简洁的语言形式与朴素的叙述方式以神奇的力量，努力让人物在生动的故事和真实的生活场景里，显示自己的性格和内心世界；让读者通过客观的形象和画面与人物相遇，既感受到丰富的诗意情调，又体会到作者的心情态度；同时，在他的小说中，如诗如画的景物描写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境界，发挥着巨大而丰富的修辞功能。爱伦堡高度评价契诃夫的“全新”的写作技巧：“他不是在证实什么，甚至也不在讲述，只是让你看。他把中篇小说从冗长的开场白、说明性的尾声、主人公外形的详尽描写，以及必不可少的经历叙述中解脱出来。……他的描写，用语简练，是和他的处世态度有关，他不希望表现象征的世界，而是要写现实的世界。”（《捍卫人的价值》，第108页）；契诃夫也用比喻，但是他的比喻不是那种炫奇弄巧、过于聪明的比喻（这种比喻，我称之为“曲喻”，每每显得出人意料、跨越度很大，像钱钟书的比喻），而是一种朴实的让人觉得熟悉和亲切的比喻（这种比喻，我称之为“直喻”）。爱伦堡称契诃夫的比喻是“最简单的日常生活中的比喻”。他还极其精彩地比较了契诃夫式的比喻描写与屠格涅夫式的比喻描写的不同：“譬如闪电，他写到：‘有人似乎在左边的天空划了一根火柴。’（屠格涅夫写雷雨便是另一种样子：‘……天空上不断闪烁不太明亮的长长的带着分杈的闪电，说闪烁，不如说颤动，尤像一只将死的鸟扑腾翅膀。’）安东·巴夫洛维奇有一次说，对于海的最好形容，是他从小学生作文本里找到这么一句：‘海很大。’”（同前，第109页）是的，在简单和朴素里追求丰沛的诗意，这就是契诃夫小说写作的一个重要经验。1899年1月3日，契诃夫曾从雅尔达写信对给高尔基，批评他缺乏“节制”和“优雅”：“人花费最少的活动量而做到某种明确的动作，那就是优雅。可是您却使人感到花费得太多了。……风景描写是有力量的；您是真正的风景画家。可是您常把风景比做人（拟人化），例如海呼吸，天空瞧着，草原安然自得，大自然低语、说话、发愁等，这类用语使得描写有点单调，有时候显着太甜，有时候却又含糊不清；风景描写的鲜明和显豁只有靠了朴素才能达到，像‘太阳落下去’、‘天黑下来’、‘下雨了’这类朴素的句子就是。这种朴素是您本来就有的，而且达到了强烈有力的地步，这在别的任何小说家那里却是少有的。”（《契诃夫论文学》，第267－268页）是的，在朴素、简单的形式里体现出优雅而丰富的美，这就是契诃夫小说技巧和经验的秘密所在。
然而，尽管契诃夫的作品体现出成熟的个人风格，达到了近乎完美的高度，包含着令人陶醉的魅力，具有令人赞叹的人性深度，但是，他的作品却是几乎从一开始就受到尖锐的质疑，他的独特的写作经验也遭受到严厉的批评。1888年，诗人普列谢耶夫在致契诃夫的信中说：“我从各色人等那里多次听到对您的责难之辞，他们说从您的作品里看不出同情谁与憎恶谁……有人认为这是出自主观的愿望，有意的含蓄。另外一些人则认为是冷淡主义，无动于衷。”——这也难怪，许多俄罗斯读者更熟悉、更喜欢的是那种以鲜明的方式显示作者的强烈情感和尖锐思想的作品，就像他们更喜欢喝烈性的伏特加一样。
对于这样的责难，契诃夫在1888年10月4日写给普列谢耶夫的信中说：“我怕那些在文章里寻找思想倾向的人，怕那些把我看做一定是自由主义者或保守主义者的人。我不是自由主义者，不是保守主义者，不是渐进论者，不是修士，不是旁观主义者。我想做一个自由的艺术家。我痛恨以一切形式出现的虚伪和暴力……我心目中最神圣的东西是人的身体、健康、智慧、才能、灵感、爱情、最绝对的自由——免于暴力和虚伪的自由，不问这暴力和虚伪用什么方式表现出来。”其实，同年5月30日，他就在写给苏沃林的信中说过类似的话：“我觉得不该由小说家来解决像上帝、悲观主义等问题。小说家的任务只在于描写怎样的人，在怎样的情形下，怎样说到或者想到上帝或者悲观主义。艺术家不应当做自己的人物和他们所说的话的审判官，而只应当做它们的不偏不倚的见证人。”
遗憾的是，这样的解释并没有帮助他把自己的意思表达得更准确、更清楚，不仅如此，他同时发表的一些幼稚的、极端的怀疑主义观点和不可知论观点，更加强化了人们对他的写作方式的误解。在1888年10月4日给苏沃林的那封信中，他在说小说家只应做“不偏不倚的见证人”的时候，就曾近乎随意地表达过自己的不可知论思想：“……写文章的人，特别是艺术家，现在总该承认：这世界上没有一件事情弄得明白……”后来，他还多次表达过同样的思想。例如，1888年6月9日，他在写给列昂捷夫的信中说：“我不会骗人，就直截了当地声明：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件事弄得明白。只有傻瓜和骗子才什么都知道，什么都懂。”同年10月9日，他又在写给格利果罗维奇的信中说：“政治方面、宗教方面、哲学方面的世界观我还没有；我每个月都在更换这类世界观，因此我不得不只限于描写我的人物怎样相爱，结婚，生孩子，死掉，以及他们怎样说话。”虽然这是一个只有二十八岁的青年的诚实而又幼稚的思想，但是，他的这些思想，常常被误解性地夸大为他终生信持的美学信条和人生信念。人们似乎没有注意到，年轻的契诃夫有时不仅不相信自己的哲学，而且还常常被灵魂深处的那些迷离情绪和混沌感受所苦恼、所折磨。1889年5月4日，他就写信给苏沃林，叙说自己的苦恼：“我的热情太少，此外我还犯了一种精神病：已经有两年了，我无缘无故地不喜欢看见自己的发表出来的作品。而且对评论冷淡，对文学方面的讨论冷淡，对诽谤、成功、挫折冷淡，对巨额稿费冷淡——一句话，我变成十足的傻瓜了。我的灵魂里有一种停滞状态。我用个人生活的停滞来解释这种停滞。我并没有绝望，也没有厌倦，也没有害忧郁病，而只是忽然间不知什么缘故对一切东西都变得不大有趣味了。必须在自己身子底下放上点炸药了。”
显然，在这些信里，契诃夫一方面拒绝接受别人对他的批评，为自己辩护，一方面又坦率地表达了自己的困惑和痛苦。虽然他以自己一贯的诚实态度和明确无误的方式给我们提供了结论，但是，他的结论并不十分可靠，换句话说，他的这些答案其实不过仍然还是问题而已。他过于草率地表达了自己对小说的理解，过于简单地陈述了自己的写作经验。这样，他就向我们提出了一系列我称之为“契诃夫难题”的问题：“不偏不倚”的准确内涵是什么？一个小说家真的能做到这一点？在文学的领域，真的存在一个“艺术家”和“专家”的不可跨越的界限吗？面对“解决问题和准确地提出问题”，“艺术家”真的就只能选择后者，而不能对前者有所作为吗？
就契诃夫写作的实际情形来看，这些问题显得多余而虚假，因为他从来就不是一个“不偏不倚”的作家，从来就不是一个冷漠的“艺术家”和“专家”，恰恰相反，很多时候，他以他特有的方式明确无误地显示着自己的所爱与所恨、激情与梦想；不仅“正确地提出了问题”，而且还巧妙地暗示给人们如何去“解决问题”。
但是，从另一个角度讲，回答这些问题又很有必要。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知道，从近代以来，“纯艺术”就成了许多艺术家和作家的精神信仰。那些信奉唯美主义、直觉主义、形式主义、表现主义及神秘主义等美学理论和艺术主张的人，都像克罗齐一样，断然否定艺术的“实践的判断”和“价值的判断”，认为“艺术对于科学、实践、道德都是独立的”，而伦理层面的“真诚”，“也与艺术毫不相干”（克罗齐：《美学原理·美学纲要》，第62页，外国文学出版社，1983年）我们还知道，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中国已经形成了一种把文学从社会学意义和伦理学意义的价值世界抽离出来的创作倾向。他们追求所谓的“纯文学”和“美文”。他们毫不羞愧地逃避现实，回避罪恶，过度自恋地关注自己，沉湎于对欲望放纵和暴力施虐的疯狂叙写。而那些把“先锋”和“后现代”变成新的口号和旗帜的作家和批评家的一个共同特点，就是将“艺术性”和“审美价值”当作一种纯粹的无依待的东西来追求，好像这世界上真的存在一种与人的生存痛苦和生存理想毫无关系的“美文学”和“纯文学”似的。
契诃夫是大师，他的小说作品，正像毛姆所说的那样，不仅“在最好的评论家心目中占着比契诃夫更高的位置”，而且“自然而然成了青年作家的典范”，因而，他的理论也会对人们的文学观念和写作方式，产生巨大的影响。尽管他事实上并不是一个“唯美主义”者，但是，他的关于小说的通信里确实有着把“艺术”与思想和价值评断分离开来甚至对立起来的倾向。这不仅容易给人造成一种错觉——他是福楼拜在美学上的同志，是王尔德在趣味上的盟友，是罗伯－格里耶和罗兰·巴特的“零度叙事”的先驱，而且，还会使那些偏执的追求所谓“纯文学”幻影的人，从他那里获得错误的信息——这个世界上确实存在一种“不偏不倚”的只限于“描写”的属于“艺术家”的小说。
契诃夫的要求小说家“不偏不倚”的理论，曾经受到韦恩·布斯的质疑。他在影响巨大的《小说修辞学》中指出，虽然契诃夫“勇敢地为中立性辩护，但是，只写了不到三句话就暴露了自己的倾向性。……他以这种方式，在他所谓的客观性里一次又一次暴露了最富有激情的倾向性。”（《小说修辞学》，第75－76页，广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布斯的批评无疑是正确的，但也是简单的：他没有说明契诃夫的理论与创作事实上的不一致，没有向人们指出，契诃夫的作品所包含的经验远比他的那些被简单表达的理论要可靠；没有说明契诃夫与福楼拜等人在本质上的不同；没有揭示契诃夫的小说理念和经验的真正价值。
事实上，从整体上来看，契诃夫的强调“客观”的小说写作理念，包含着许多极有价值的观点。我们必须小心地把他的书信中的随意的判断，与那些真正有价值的思想区别开来，有必要联系他的作品，来阐释他的完美的写作经验。
不错，契诃夫确实强调“客观”，他因此受到严重的误解甚至尖锐的批评。他的好友苏沃林就批评他的这种“客观态度”是“对善和恶的漠不关心”，是“理想和思想的缺乏”。但是契诃夫所说的“客观”，不是自然主义式的，而是小说学意义上的。契诃夫说：“……您骂我客观，说这种客观态度是对善和恶的漠不关心，说它是理想和思想的缺乏等。您希望我在描写偷马贼的时候应该说明：偷马是坏事。……要知道，为了在七百行文字里描写偷马贼，我得随时按他们的方式说话和思索，按他们的心理来感觉，要不然，如果我加进主观成分去，形象就会模糊，这篇小说就不会像一切短小的小说所应该做到的那么紧凑了。我写的时候，充分信赖读者，认定小说里所欠缺的主观成分读者自己会加进去。”（《契诃夫论文学》，第186－187页）显然，在这里，“客观”意味着对人物的尊重和对读者的信任，有着一个小说家的积极的追求和真诚的愿望：朴素、真实地写出活的人物和好的作品。
契诃夫之所以强调“客观”和“艺术性”，是因为他深刻地认识到了过分“主观”的态度对小说写作的害处。因此，他要用“客观”之盾，抵御一切叙事的“主观态度”任性的侵凌。他批评谢格洛夫说：“……您主观极了。您不应该描写您自己。真的，您要是在他的路上摆上一个女人，把您的感情放在她身上，那就好得多。”（《契诃夫论文学》，第75－76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他在1888年10月4日写给普列谢耶夫的信中告诫他：“应当丢开廉价的说教。”他无数次地强调“冷静”甚至“冰冷”对于写作的意义。他在1892年3月19日写给阿维洛娃的信中说：“您要描写苦命人和可怜虫，而又希望引起读者的怜悯的时候，自己要极力冷心肠才行，这会给别人一种近似背景的东西，那种痛苦在这背景上就会更明显地露出来。……是的，应该冷心肠才对。”还有一次，他对布宁也说过同样的话：“只有当你感到像冰一样冷的时候才可以坐下来写作。”当然，正像布宁评价这句话时所说的那样：“这是一种特殊的冷。”这种“冷”只当它出于更好地表现人物的需要时，才在作者的内心获得了存在的理由。事实上，这种“冷”并不意味着缺乏怜悯心的冷酷或者冰冷，因为契诃夫曾经批评冈察洛夫，认为他的《奥勃洛莫夫》的“主要的毛病是整个长篇小说充满冷，冷，冷”，因此，“我从我那半人半神的作家（指‘伟大的作家’）的名单上勾掉了冈察洛夫”（《契诃夫论文学》，第156页）。同时，这种“冷”也不意味着作者缺乏正常的心态和健康的人格。契诃夫在写作的时候，努力让自己冷静，但这并不妨碍他做一个善良而热情的正常人。在布宁看来，契诃夫“是个不可多见的灵魂高尚、有教养、很文雅（就这些词最好的意义讲）温和而敦厚的人，并且具有非凡的真挚、质朴、亲切、富有同情心和非常正直这些特点。”（《回忆契诃夫》，第521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
契诃夫的“客观”是一种进行真正意义上的小说写作必不可少的科学精神。契诃夫在写给罗索里莫的信中说：“由于熟悉自然科学，熟悉科学方法，我总让自己小心在意，凡是在可能的地方总是尽力用科学根据考虑事情，遇到不可能的事情宁可根本不写。……我不属于那种用否定态度对待科学的小说家，我也不愿意属于凭自己的聪明推断一切的小说家。”（契诃夫：《契诃夫论文学》，第285－286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强调这种科学精神，在恶劣的主观主义大为流行的当下具有尤其重要的意义。长期以来，在我们中间，流行着对文学与科学的关系的许多似是而非的认识：科学的任务是求真，文学的使命是求美；科学依靠的是推理，文学依赖的是想象；科学必须服从规律的制约，文学则享有无限的自由。凡此种种，不一而足。这些貌似精辟的观点，其实多是靠不住的谬见。事实上，在文学和科学之间，并不存在不可凌越的壁垒森严的界限。文学固然需要飞扬的想象，但它更需要赋予想象及事象以真实性和意义感。而没有基本的科学气质和科学态度，任何人都无法发现事实，也无法获致有价值的思想。一个小说家固然离不开想象和虚构，但是，只有当他同样重视事实，换句话说，只有当他具有必要的科学意识和科学气质的时候，他才能准确地把握生活，才能深刻而生动刻画人物。巴赫金说：“任何创作总为自己的对象以及对象的结构所决定，因此不能允许有任意性，实质上不是杜撰什么，而只是揭示事物本身的内容。人们可以得出一个正确的思想，但这思想有它自己的逻辑，因此不能杜撰出思想，也就是说不能从头到脚地造出它来。”（巴赫金：《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第105页，三联书店，1988年）他讲的是与契诃夫的小说写作理念完全契合的真理。
事情很清楚，契诃夫之所以强调“客观”和“艺术性”，之所以一再强调“简单”和“朴素”的价值和意义，就是因为在他看来，只有把作者的廉价的、随意的、做作的“主观态度”剔除干净，小说才会获得更多的诗意，才会更美、更有力量。他对列依金说：“情节越简单越好，而您的情节就简单，有生活气息，不花哨。”（《契诃夫论文学》，第86页）他批评一位同时代的作家虽然“是一个很好的人”，但是，“他非常喜好滥调、可怜的字眼，夸大的描写，相信缺了这些装饰就不行。他感觉到别人作品里的美，知道短篇小说的首要魅力就是朴素和诚恳，然而他在自己的短篇小说里却不能做到朴素和诚恳：他缺乏足够的勇气。”（同前，第90－91页）他在1888年12月30日致苏沃林的一封长信中说：“我极力朴素地表现我的人物，不耍花招，而且毫不怀疑读者一定会从一句话当中了解我的人物，会重视关于嫁妆等的谈话。”
那么，契诃夫反对以任何方式在小说作品中表现作者的态度、心情和价值观吗？显然不是。在契诃夫的优美的小说作品中，我们就可以毫不费力地看见他的“态度”和“立场”。他自己似乎也不相信存在所谓的“不偏不倚”。1888年10月7日或8日，他在信中对普列谢耶夫就说：“您有一回对我说：我的小说里缺乏抗议的因素，我的小说里没有同情，也没有恶感。……可难道在这篇小说里我不是从头到尾都在对虚伪提出抗议吗？”一两天后，他又写信对普列谢耶夫说：“我觉得人们尽可以责备我贪吃，责备我酗酒，责备我轻浮，责备我冷淡，爱责备什么就可以责备什么，可是单单不能责备我有意露出或者不露出自己的本心。……我从来也不躲躲藏藏。……要是我同情我的女主人公，思想开明、念过书的奥尔迦·米哈依洛芙娜，那我在小说里也不掩盖这一点，而且这一点似乎十分明显。”事实上，尽管契诃夫表现在作品中的心情态度，是克制的和内敛的，选择的是诗意的象征的技巧和手段，引发的也多是读者丰富的复杂的感受和评价，但是，我们还是能够清楚地感受到契诃夫的态度，还是能够明白地了解他的愿望：他希望我们从自己的作品中看到什么、收获什么。而在高尔基看来，在契诃夫的作品中，作者的态度从来就是水清月白、显而易见的：“他憎恨一切庸俗、肮脏的东西，他用一种诗人的崇高的语言和幽默家的温和的微笑来描写了人生的丑恶，很少有人在他那些短篇小说的美丽的外表下面，看出那个严厉斥责的含意来。……在安东巴夫洛维奇的每一篇幽默小说里面，我都听见一颗真正仁爱的心的轻轻长叹——这一声寂寞痛苦的叹息是为着怜悯人们而发的……”（高尔基：《文学写照》，第109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
看来，我们有必要区分两个不同的概念：“主观态度”和“心情态度”。在小说作品中，“主观态度”有时候是一个消极观念，导致的后果是对人物的不尊重，对细节真实的忽视，对事实的歪曲，而“心情态度”呢，则是作者的正常、真诚的情感和思想的自然流露，在小说中它意味着作者的倾向、愿望、立场和价值观。主观态度是简单的、粗糙的、外在的，而心情态度则是复杂的、细腻的、内在的。主观态度与小说的情节事象是冲突的，而心情态度则是小说的整个形象体系的水乳交融的构成部分。契诃夫反对的，是消极的主观态度，但从来不反对小说家在作品中表现自己的心情态度。爱伦堡说：“可能有一些作家比契诃夫更有才干，但是在世界文学中却没有人比他更诚实、更有良心和更真实，这也就是读者为什么对他的爱经久不衰的缘故吧。”（爱伦堡：《捍卫人的价值》，第87－88页，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在我看来，爱伦堡强调和赞扬的就是契诃夫身上的积极的“情感态度”：正是他的这种令人陶醉的诗意情调和美好品质，使他的作品在读者身上激发出了高尚而深沉的爱的情感。
是的，在契诃夫的小说中，我们可以强烈地感受到他对人物的情感态度。对《万卡》中的九岁男孩万卡·茹科夫和《瞌睡》里的十三岁的小保姆瓦丽卡，他充满了温柔的爱意。对《苦恼》中的车夫姚纳、《歌女》中的帕莎和《风波》中的家庭教师玛申卡，他表现出的是强烈的同情。在《一个文官的死》、《胖子和瘦子》、《查问》等作品中我们分明可以看到契诃夫对权力的腐败、对权力导致的精神扭曲和内心恐惧的批判态度。在《套中人》、《变色龙》和《普里希别耶夫军士》中，我们可以看到他对病态的奴隶人格尖锐的嘲讽。在《第六病室》中，我们看到的是一个愤怒抗议的契诃夫，他不满，控诉，诅咒，显示出对令人窒息的专制和黑暗的彻底而决绝的批判精神和挑战姿态——他在用尖锐的形式揭露俄罗斯的可怕的现实，预言它的不祥的未来。在《站长》、《丈夫》、《磨房外》和《冷血》我们看到的则是契诃夫对无耻的贪欲和可怕的冷漠的斥责。在《跳来跳去的女人》中，作者一方面嘲笑了奥莉加·伊万诺夫娜的虚荣心和小市民习气，但他同时通过对照赞美了平凡而伟大的奥西卡·德莫夫——科罗斯捷列夫评价他“有那么大的道德力量”：“这是一个善良、纯洁、仁慈的灵魂，不是人，是水晶！”其实，这完全可以看做是作家自己的评价和态度。
即使在《吻》、《宝贝儿》和《薇罗奇卡》这样的作者的态度看上去似乎很淡漠的作品中，我们依然还是能够看到作者对人物的惆怅、伤感心情的深刻理解，对他们的无助、盲目的生活的深切体察。他跟自己的人物一起痛苦，一起承受内心的希望和绝望带来的欢乐和煎熬。例如，在《薇罗奇卡》中，当薇拉倾吐着她的爱情，当她向奥格涅夫诉说自己的痛苦的时候，契诃夫的心情与她一样难受。她说：“我受不了这种永远不变的安宁和没有目标的生活，受不了我们那些没有光彩的、苍白的人，他们彼此十分相像，就跟水滴一样。他们亲热，和善，那是因为他们都吃得很饱，没有受苦，没有斗争……我倒巴不得住到又大又潮的屋子里去，跟人们一起受苦，受工作和贫困的煎熬。”某种程度上讲，薇罗奇卡的话，就是契诃夫自己的话。他反对那种庸俗的、懒惰的、利己的、缺乏目标感的生活。他心目中的理想生活是另外一种完全不同的生活。
契诃夫曾在著名的《尼·米·普尔热瓦利斯基》一文中，以一种充满热情和力量的语言，表达了他对那种生活以及追求那种生活的人的赞美：“在我们这个病态的时代，在懒惰、生活的苦闷、信仰的缺乏正在侵袭欧洲社会的时候，在到处盛行对生活的厌恶和对死的恐惧这二者古怪地结合在一起的时候，在甚至最优秀的人也无所事事，借口缺乏明确的生活目标而为自己的懒惰和放荡辩护的时候，建功立业者就像太阳一样必要。他们是社会上最富有诗意和生活乐趣的中坚分子，他们鼓舞人们，安慰人们，使人们变得高尚。他们的人格乃是活的证据，向社会表明除了那些为乐观主义和悲观主义进行争论的人，由于烦闷无聊而写些不高明的中篇小说、不必要的方案、廉价的论文的人，以否定生活的名义放荡堕落的人，为混一口饭吃而做假的人以外，除了怀疑主义者、神秘主义者、心理变态者，耶稣会教徒、哲学家、自由主义者、保守主义者以外，还有另一种人，一种建立功勋、信心坚定、目标明确的人。如果文学工作者所创造的正面典型是有价值的、能教育人的资料，那么，生活本身所提供的同一种典型的价值就无从估计了。在这方面，像普尔热瓦利斯基这样的人就特别宝贵，因为他们的生活、业绩、目标、精神面貌的意义就连小孩都能理解。事情永远是这样：人站得离真理越近，就越是单纯，越是容易被人理解。普尔热瓦利斯基在中亚细亚度过自己的最好岁月究竟为的是什么，这是容易理解的；他甘于遭受种种危险和困苦的目的是容易理解的；他在远离故土的异乡去世的凄凉情景，以及他打算在死后继续自己的事业，用自己坟墓使得荒原充满生命的两种愿望也是容易理解的……读着他的生平事迹，谁也不会问：这为的是什么？这是什么缘故？有什么意义？大家只会说：他是对的。”（《契诃夫文集》，第13卷，412－413页，上海译文出版社，1999年）
事实上，契诃夫就是文学领域的普尔热瓦利斯基。他首先是一个伟大的人道主义者，其次才是自由的艺术家；首先是一个追求正义、真理的知识分子，其次才是一个医生、一个小说家。他声援为含冤负屈的德莱孚斯辩护的左拉，认为“左拉整整长高了三俄尺；从他那封抗议信上似乎吹出一股清新的风，每个法国人都体会到：谢天谢地，人间总算还有正义，如果人们判决无辜的人，就有人出头打抱不平”（《契诃夫论文学》，第259页）。还在1897年2月6日致苏沃林的信中说：“无论怎样判决，左拉在审判以后仍旧会感到生活的快乐。他的老年会是美好的老年，日后他死的时候良心会平静，至少也会轻松。……不管左拉怎样冲动，他在法庭上却仍旧代表法国的健全思想：法国人因为这个缘故才爱他……”同样，正因为是真正意义上的俄罗斯知识分子，契诃夫才长途跋涉，历尽艰险，到萨哈林岛考察流放犯的生活状况，写出了令人震惊的《萨哈林岛（旅行札记）》。
利哈乔夫说：“对于知识分子来说，具有巨大意义的正是教养。一个人越是具有知识分子的本性，他就越是追求教养。”（利哈乔夫：《解读俄罗斯》，第483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我们在契诃夫身上，在他的作品中首先看到的，就是他的教养。我们应该了解他身上体现出来的优雅的教养。这是一种几乎较少被强调的伟大的品质，而正是这一品质构成了他的作品的更为内在的价值。
写作的具有重大意义的教养，就是清楚地知道写作是一种为人类生活的完美化和文明化服务的事业，因此，作家要自觉承担起启蒙者和领路人的责任，或者，用契诃夫1892年11月25日写给苏沃林信中的话说，作家必须具有一种“共同的标志”：“凡是使我们陶醉而且被我们叫做永久不朽的、或者简单的称为优秀的作家，都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共同标志：他们在往一个什么地方走，而且召唤您也往那边走；您呢，不是凭头脑，而是凭整个身心，感觉到他们都有一个什么目标，就像哈姆雷特的父亲的阴魂也自有他的目标，不是无故光临，来惊扰人的想象力一样。……其中最优秀的作家都是现实主义的，按照生活的本来面目描写生活，不过由于每一行都像浸透汁水似的浸透了目标感，您除了看见目前生活的本来面目以外就还感觉到生活应当是什么样子，这一点就迷住您了。可是，我们呢？我们啊！我们也按照生活的本来面目描写生活，再往前一步也动不得了。……”（《契诃夫论文学》，第217页）。他反对萨左诺娃来信中所表达的轻视“高尚而遥远的目标”的“绝望的哲学”：“谁真心的认为高尚而遥远的目标对人如同对牛一样多余，认为‘我们的全部苦恼’就在于寻求那些目标，谁就只得吃喝睡觉，或者等到这些事干腻了，就索性跑过去，一头撞在箱子角上。……”（同前，第220页）
现在，我们知道了，契诃夫的小说经验并不是几个简单的教条，并不是由“不偏不倚”的“客观”和无动于衷的“冷漠”构成，并不是只强调追求所谓的“艺术性”。从全面和完整的意义上讲，在契诃夫的朴素、“客观”的形式下面，还有一个伟大的意义世界，还有一种伟大的心情态度，其中充满了一种生活启示录式的世界观和目标感。无论他的行为中，还是他的作品中，都有一种引领人和净化人的巨大力量:不要自私，不要虚荣，不要贪婪，不要粗暴，不要贪图享乐，不要崇拜权力，而是，要尽一切力量过上有尊严、有意义的生活，就像他自己曾经做过的那样：“把自己身上的奴性一点一滴的挤出去”，然后，“在一个美丽的早晨醒来，觉得自己的血管里流的已经不是奴隶的血，而是真正人的血了”（《契诃夫论文学》，第141页）。阅读他的作品，接近他的思想，我们也许仍然会遭遇他曾经体验过的痛苦，也许还会面对曾经折磨过他的问题，但是，在那些与生活的意义、目标相关的重要的问题上，他的思考和回答，都是诚实的、可靠的，我们会说：“他是对的”，就像他当年在纪念普尔热瓦利斯基的文章中最后所说的那样。
(原载《十月》2005年第5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