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法国哲学关于人性的四次论战
高宣扬
五十多年来，法国哲学界围绕着“人”的概念以及人性问题所展开的激烈争论，可视为具有一千多年历史传统的西方人文主义思想面对社会文化条件的深刻变化所开展的一场理论革新。
在近五十多年的法国思想生活中，由于整个社会及文化体系发生了一连串的剧变和危机，自然地引发了关于“人”的概念及其理论体系的激烈辩论。这些论战实际上是法国和整个西方社会文化激烈变动和内在矛盾激化的理论表现。首先，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及战后的近二十年里，法国思想界开展了以“人的自由”为中心的论战。以萨特、西蒙娜·德·波伏娃、梅洛-庞蒂、加缪等人为代表的存在主义哲学家，依据现象学的方法，并灵活运用弗洛伊德主义的潜意识理论和马克思主义的“异化”辩证法，在批判传统人性论的基础上，提出了“存在先于本质”的论纲。其次，当萨特等人的存在主义人文主义充斥社会和文化界的时候，以列维-斯特劳斯为代表的结构主义以及由德里达和福柯为代表的解构主义，在20世纪40年代后期至80年代，根据语言的基本模式及其在思想过程中的运作逻辑，针锋相对地提出了“无主体的人”和“人的消亡”的新论题，试图把萨特等人所发动的批判传统人性论的思想运动进一步深化，从根本上颠覆传统人性论的“主体中心主义”原则及其与现代知识、权力、道德之间的相互依存策略。再次，随着西方社会迅速转向“消费社会”和全球化阶段，后现代主义历经多年隐蔽而缓慢的发展，终于在结构主义和解构主义的基础上，提出“非人”概念，强调社会制度及文化再生产的“不确定性”原则，试图彻底颠覆传统文化及其人性论基础。最后，在世纪转折的历史关键时刻，为了总结20世纪的理论研究成果并为新世纪文化重建做好理论上的准备，法国哲学界从20世纪90年代至今，再次展开关于人性的论战。新时代科学技术，特别是电子数码信息和生化基因工程技术的突飞猛进，全球化、生活环境和生存时空的风险性和不确定性的急剧增高，多元文化再生产的复杂前景，以及国家与种族关系的全面重组，使人性问题展现在崭新的视野内。
法国哲学界连续半个多世纪关于人性的争论，是西方思想界关于人性的长期历史论战的延续，也构成了法国哲学界以及人文社会科学界理论及方法论更新过程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论战进程及成果，成为哲学和人文社会科学各理论派别进行重组的重要动力，也成为当代法国哲学及人文社会科学发生理论典范转折的重要基础。同时，当代有关人性论的论战，又直接地同整个西方社会及文化的根本变化紧密相关，反映了西方社会变革、思想文化变迁以及道德价值观的新发展动向。
一、存在主义：人的存在先于其本质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由萨特等20世纪第一代法国哲学家所开创的理论革命进入了关键时刻：这是从传统阴影下走出、迎向崭新的全面创造时期的历史转折点。
在当代法国哲学发展的第一阶段，哲学思考面对的是西方社会的三大危机：希特勒政权的出现、文化和科学危机以及严重的异化现象。这三大危机使“人及其自由”的问题成为哲学家们思索的焦点。一系列社会危机和科学技术发展所造成的人的生存异化，也促使人越来越感受到无法掌握自己的命运，人的自由本身受到了威胁。西方传统人性论及人权论遭遇到前所未有的挑战。
作为向传统形而上学开战的先锋，萨特认为，个人存在的自由一方面取决于个人的选择，另一方面又受制于时代和环境。因此，自由是矛盾的，具有两面性：就自由同环境不可分割的联系而言，“偶然性是最根本的”。也就是说，是环境决定你的自由，它是无可选择的。但自由归根结底又是个人选择的结果，因为人毕竟是有意识的存在，人可以、也必须以自己的意识选择自己的自由。选择或不选择，都是一种选择，因而也都是自由的。萨特强调，个人自由与个人对他人、对社会“负责”的言行密切相联。人的自由脱离不开他的伦理责任，脱离不开他对社会所承担的“介入”的义务。但“介入”，就首先意味着“敢于负责任地进行主动的创造”。所以，萨特才说：“人的自由先于人的本质、并且还使人的本质成为可能；所以，人的本质悬挂于它的自由之中。”
为了维护个人生存的自由，萨特受胡塞尔和海德格尔的影响，直接向传统形而上学开刀，径直转向个人的“在世生存”，反对将理性置于至高无上的地位，而将希望寄托在“自为”的个人所选择的自由上。在同伽洛蒂和卢卡奇争论时，萨特明确地说：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我为人下赌，不指望神”。他强调指出：“人是以其出现而造就一个世界的存在。”
从萨特对自由的探讨中，我们看到，他所讨论的人，是充满矛盾的生存物。人追求自由，但又意识到，自由的实现是无时无刻不受到各种环境限制的。然而，人作为生来自由的有意识的生存物，又必定顽固地追求绝对的自由。这是人的悲剧，也是人的烦恼，但同时又表现了人的可贵之处。人宁愿在烦恼中度过，也不要没有自由的生活。而且，尽管存在着种种困难和障碍，人始终都要不惜代价地追求自由。萨特比他的同时代人都更深入和执著地寻求自由的道路。
与萨特一起从现象学和存在主义出发探索人的“在世生存”及自由的哲学家，还有西蒙娜·德·波伏娃、梅洛-庞蒂、加缪、保罗·利科等人。正如伯尔纳特·亨利·列维所说，20世纪是“萨特的世纪”。问题在于：萨特本人所属的时代以及他所执著的主体意识哲学，使他所寻求的自由始终无法跳出主体意识和理性的范围，而当萨特始终坚持现象学关于纯粹意识的意向性的首要地位之时，实际上仍然使自己陷入传统理性主义的圈套。这就决定了萨特等人所主张的自由，只能是意识想象的自由，是从属于理性的自由；或者，如同他自己所说，只能是一种“虚无”。
萨特对自由的哲学探索所得出的结论，不但不能彻底解决实际问题，而且也同他本人的实践存在很大的矛盾。这就决定了萨特哲学的命运：他很快就在20世纪70—80年代，在风起云涌的思想变革的浪潮中，被新一代思想家所取代。
二、结构主义和解构主义：无主体性的人
福柯、德里达和德勒兹等人，从对生活世界和知识论述的解构入手，注重于人的肉体和精神本身所给予的具体条件，从欲望、感情、意志、个人能力、身体状况以及身体和世界的相互关系等，更深入地探讨人及其自由的可能性。
当代法国哲学对人及其自由的探索，在萨特之后表现出三大特点：第一，与实际的“生活世界”紧密相关，从现实的生活世界的社会制度及其一系列规范对人的约束出发。第二，集中批判传统理性主义及逻各斯中心主义，不再考虑理性的规定，而是在理性的限制之外，探索人的自由的各种可能性，显示其逾越理性的特征。第三，从脱离现实的、虚幻的想象出发，甚至在必要时，通过返回历史的途径，探索自由的限度。
当萨特探讨人的自由之时，列维-斯特劳斯、乔治·巴塔耶和拉康等人，就已经着手在语言的结构及其运用中，在肉体及其感性欲望的自然展示范围内，探索和发现人生存的奥秘。对他们来说，要探索自由，首先要尝试突破理性的限制；而突破理性和各种规范的界限，就意味着必须突破语言本身给人带来的界限，深入到语言之中，揭破语言本身的结构，在语言中探索人的自由的可能性，探索创造的可能性及审美性。同时，必须与传统思想特别是基督教道德所倡导的对肉体进行宰制的各种禁欲主义划清界限，使自由一方面彻底超越现实和理性的范围，另一方面又重视肉体和最基本的感性欲望的展现。
结构主义者和解构主义者从两方面深入探讨人及其自由问题：一方面，他们继承和发扬从列斐伏尔开始的日常生活研究和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研究无意识的传统，更广泛地结合现代社会的日常生活现象及其矛盾，揭示现代人在肉体和精神、日常生活和消费文化中自由的双重矛盾性；另一方面，拉康、福柯和德里达等人，干脆摒弃抽象的个人自由目标，宁愿采取更具挑战性和更积极主动的“逾越”实践，作为实现个人自由超越的主要途径。
德里达和福柯等人，都蔑视各种限制人自由的“界限”。对他们来说，所谓自由，就是逾越界限，就是向各种“极限”挑战。人最根本的特点，就是不断以创造精神建构独特的“自身”。人是一种要不断追求新自由的生存物。但什么是自由？德里达和福柯都说，他们对“自由”这个词和概念，就好像对“人”这个概念一样，始终都保持着警惕性和距离。他们清醒地意识到：社会上存在的各种“自由”，始终都是以这样或那样的代价，以个人失去其自身的真正身份的先决条件而实现的。他们所理解的自由，并不是受到一般社会法制和规范所限定的“主体的自由”或“意识的自由”，也不是现代社会所给予的自由，因为一切“主体的自由”和现代社会的自由都是以主体化过程中所必须遵循的法制和规范作为标准，以牺牲自身的自由、使自己顺从于规范为代价而实现的。
福柯强调指出：人性的问题，不应该受制于抽象的主体性概念，而应该具体地探讨人的“生命”，特别是“受尽当代权力和技术折磨的身体”的命运，从它们的历史遭遇中寻求人自身的生存美学。
于是，由萨特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所掀起的个人自由问题，终于在结构主义和解构主义崭新的哲学视野中，转换成为新一代哲学家无限探索审美生存的创造性游戏。
三、后现代主义：“人”的“非人性”
如果说，启蒙运动所开创的“现代性”曾经向人们许诺过“自由”和“解放”的话，那么，近三百年来的“现代性”的历史，给人类带来的仅仅是西方近代自由民主制范围内的“守法的自由”和“理性的自由”。事实证明了这种自由的内在矛盾性：它一方面确实给予了个人远比中世纪多得多的自由，但另一方面又使人陷入一系列现代“自由”法制、规范和规则的枷锁中，强制人们变成福柯所说的那种不折不扣的“温驯的人”。福柯、利奥塔等人的贡献，就是结合现代社会发展进程的现实，论证了现代自由的有限性及其对人生活自由权的侵犯。
利奥塔、福柯等人并没有把自由问题孤立起来讨论，而是结合当代国家政权及现代民主制的实际进展状况，揭示了现代自由对人性摧残的必然性。他们把现代国家的滥权现象当作最关键的问题来讨论。自然权利论思想家当初对现代国家政权所作的限制承诺，随着现代国家机器的发展而逐渐彻底地泡沫化。
对现代社会及其人文主义基础的批判，到20世纪80年代后，进一步发展成为波澜壮阔的“后现代主义”思潮。所谓“后现代”，本来是孕育于“现代性”内部、而又不断进行自我超越的社会文化力量。对现代性的批判，乃是后现代主义自我形成、自我超越的一个内在动力和重要条件，也构成后现代主义的一个重要特征。所以，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基本内容，实际上就是对现代性本身的无止境批判，特别是对现代性的人性论核心原则的彻底颠覆。
利奥塔所提出的“非人”概念，在20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期间，震荡了整个法国思想界和文化界。1995年，法国高中毕业国家考试的哲学试题，就是“关于非人性的哲学基础”。在他的启发下，全国学术界围绕“非人性”的论题，热烈讨论古希腊悲剧家索福克勒斯的悲剧《默黛》以及雪莱夫人的科学幻想小说《弗朗根斯坦》等优秀作品，试图通过最生动而深刻的故事情节，分析人性中隐含的“非人性”性质及其可能和实际的社会文化效果。
这一探讨促使理论家们深刻反省潜伏于人性深处的“善”与“恶”的真实性质及其相互关联性。人们看到：不只是人性中的善恶之间始终存在紧密相连性；而且，真正的善本身，也丝毫离不开恶。尽善尽美的女神默黛，只有通过其六亲不认的残酷恶行的最大限度的展现，才能全面表现她崇高的善与美，彻底揭露恶本身的“深不可测性”以及人性的“极端复杂性”。由此，哲学家们进一步批判启蒙思想家“单相思式”的理性主义，并对人性在现实和可能双重条件下的演变形式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同时，对人性与非人性相互复杂关系的探讨，也启发和推动了人文社会科学家和文学艺术家在更为广阔的视野下，展开更富有想象力的多元化的创造活动。
四、克隆人阴影下的多元文化的人
如果说，自20世纪中叶开始的人文主义争论是直接由法西斯现象所引发的，那么，80年代末至90年代，柏林墙的倒塌、苏联和东欧国家的剧变、消费社会和全球化的膨胀、恐怖事件及大规模自然灾害的连续发生、电子数码技术的泛滥、基因工程的滥用等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更加剧了20世纪末以来包括法国在内的西方思想界的人文主义论战。
目前，法国哲学界所进行的人文主义新论战，主要有三条主线相互交叉、相互争论：第一条主线是由解构主义和后现代主义延续下来的思路。最近二十多年来，特别是福柯于1984年去世之后，主要以利奥塔和德里达为代表，重点探索了新的社会文化条件下人的条件问题。在这方面，他们所阐述的新人文主义，与1968年学生运动发生前后的基本观点有很大的区别。他们以西方法制的“死刑”以及现代“人造基因”技术的“非人性”为范例，强调人性中的“动物性”，主张“宽容”。德里达还针对西方自由主义者利用苏联及东欧国家剧变而对马克思主义者进行无节制的“反攻倒算”的状况，发表《马克思的幽灵》，批判人文主义的虚伪性和残暴性。德里达等人的论点，立即引起德国哲学家哈贝马斯和施罗德奈克的回应。
第二条主线是法国原有的现象学运动的延续。由于新的生活世界的转变以及法国现象学理论和方法的重新调整，在人的问题上，也出现了有别于胡塞尔和海德格尔等现象学创始人的人文主义的新观点。当然，法国现象学运动在新阶段的进一步分化和多样化，也使现象学对人的问题的新探索出现了多种论述方式，并在现象学运动内部产生了激烈的争论。
站在最前列的，是现象学家列维纳斯。正当西方社会面临伦理道德的严重危机，多数西方思想家深感西方道德及其哲学、宗教和文化基础本身已经过时而无能为力之时，列维纳斯以坚定的立场，几十年如一日，以人性为基本论题，坚持进行道德伦理的哲学重建，试图深刻反思20世纪两次世界大战的悲惨教训，并在当代消费社会和电子数码文化泛滥的历史时刻，创建一种以尊重“他人”为核心的新道德哲学，一种他称之为“第一哲学”的伦理本体论体系。
因此，列维纳斯有关人性的著作，都是围绕着对“他人”的伦理关系，论述他人存在的绝对性及无限崇高性，强调人性就是“对他人负责”。即使在谈论神学和犹太教传统时，列维纳斯的立足点仍然是每个人对他人的绝对责任心。他认为，他人的存在是无可忽视的最高原则，这就如同神对于人的存在的绝对性一样。正因为这样，列维纳斯把伦理学当成“第一哲学”。
与列维纳斯始终站在一起，利科重提了“责任心”的伦理基本概念，批判全球化、欧盟扩大以及基因技术所带来的道德衰败。他的理论旨趣，使他不但批评胡塞尔单纯进行主观意识的现象学还原的主观观念论，而且也强烈批评海德格尔关于“此在”（Dasein）的“人生在世”的“短程迂回”的缺点。在利科的现象学的新人观中，明显地显示出以下特征：人的主动创造性，始终不可能逾越处于绝对地位的神的超验性；有限的人，尽管具有这样或那样的文化优越性，始终避免不了“可错性”和“可有罪性”。因此，人在其不断重复的文化思想创造中，始终必须参照永远优先于他的“象征性原始结构”，从中一方面领会绝对的神的启示，另一方面理解“历史前结构”所凝聚的丰富人类经验。
另一位杰出的现象学家米歇尔·亨利也发展了他的“自我奉献”的现象学人观，强调人生命的自律和自我生产能力的“无限性”。更具代表性的现象学新人观，是由让-吕克·马里翁所提出的。他在现象学领域中，通过“捐赠”问题，开辟了关于人的存在的本体论探究的新方向。
第三条主线是原本就明显与结构主义、解构主义和后现代主义采取根本对立立场的自由主义学派，以吕克·费里、阿兰·雷诺、弗朗索瓦·弗列、阿兰·芬基尔克劳德为代表。他们充分利用上述全球化等重大社会历史事件的有利条件，一方面提出了适应于新时代发展要求的新自由主义的人文主义，另一方面也趁机批判原来存在的解构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人观。在这方面，他们尤其借助于对海德格尔历史档案的全面揭露，重点将解构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反人文主义倾向，同海德格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法西斯政治立场联系在一起加以批判，从而掀起了一场震荡法国及整个西方学术界的批判海德格尔的新运动。
在上述三大主线之外，仍然还有一大批思想家，以其各自独立的见解，在新的视野中探讨21世纪人性的发展可能性。
首先值得一提的，是社会学家兼哲学家埃德加·莫兰。这位思想家，面对新世纪人类文化重建的紧迫任务，从关切青年一代的教育问题入手，提出一系列颇有见地的观点。他认为，讨论人性不应是抽象和不着边际的，而是要从最实际有效的教育问题出发。为此，莫兰在他的《为了进入21世纪》一书中，一方面把西方的人性问题放在人文和教育危机的背景下，集中批判教育领域的腐败和衰落，及其对下一代的危害，另一方面又依据时代的变化，提出拯救人性颓废的切实的教育改革方案。
与此同时，社会学家和人类学家也积极参与世纪转折时期的人性探讨。年轻的社会学家罗耐在他的《数码符号的生化人：展望第三千禧年》一书中，从宏观和微观各个不同的角度，从自然、历史、文化及人本身的遭遇，分析在当代制造“克隆人”的基因技术和数码符号技术威胁下的人类未来命运。他认为，21世纪的世界文化和思想，不但极其复杂，而且也具有高度变动性和灵活性。这对于人类来说，既有积极意义，也有消极和悲观后果。当代文化对人及社会整体的干预和改造的效率，达到了令人难以想象的地步；而受到现代文化干扰、改造和破坏的社会与世界本身也正以不可预测的变化反过来影响着人的生存；自然也影响着哲学的发展。如果说就连人本身，也可以通过生命遗传工程来制造的话，如果说连人的精神品质和道德意识也可以通过生命遗传工程加以设计和改造的话，那么，人性本身也可能遭受生命遗传工程的全面宰制，变成可以数码化和程序化的东西。
在欧盟扩大的新形势下，法国哲学家关于“克隆人”的未来的讨论，实际上也是整个欧洲哲学家所共同关心的问题。德国的哈贝马斯在他的著作《人性的未来》中也指出：在当代科学技术的干预下，未来的所谓人性，将不再是真正属于人内在本质的东西，而是科学技术发明的产物。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所能提出的疑问，只能是克隆人的哲学思维能力及其效果问题。受到法国关于人性辩论的影响，德国的燕斯·莱斯以《一种被制造的人即将诞生》为书名，揭示基因技术所制造的“克隆人”可能带来的伦理危机。为了应对人性的危机，法国和欧洲议会支持成立“科学伦理最高咨询委员会”，邀请最有声望的思想家和科学家，以人性的名义，探索现代科学技术发展的伦理原则。
关于人性的论战至今仍在继续，今后也必将随着社会文化发展所引发的问题而持久地开展下去；其动向，确实值得各国哲学家共同关注。
【转自大樗树网站，文章起始来源及作者不详。特此致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