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几个农民朋友 — 大宝妈
乡下一个三界小学民办的刘老师请了产假，中心校叫我去代她的课。这个小学校建在圩埂上。开学那天，我一早就去，开开门窗，把教室扫了，把黑板擦了，等学生到校。放学的时候，早有一位老妈妈在等我，把我拉到圩埂下她的家里去。老妈妈说，“我一看就知道，你这个老师好。刘老师老是叫小学生给她做事，你这个老师反过来帮学生打扫教室，你是真的老师，她是赤脚的老师。”这就是我和大宝妈认识的经过（她的大儿子叫大宝，村上人都叫她大宝妈，我也就这么叫她）。她拉我到她家吃饭，听我说街上还有个儿子，由一个老太带着，所以我必须每天回街上去住。她又热心地说：“把儿子带来，我给你领。你们一起住我家好了。”
从此，她经常来旁听我给孩子们上课，到中午，就把我拉到她家去吃饭，给我讲她家里的一切事。老聋子（她这样称呼她的丈夫）如何如何，大儿子如何如何，二儿子又如何如何，老三才十四、五岁，正在中学里读书，有关这老三志茂的读书问题，是她对我讲得最多的话题，她以为，既然我是老师，对她儿子读书是可以发表权威意见的。比如她问我：“学校怎么老是劳动，不上课？”常常使我不知怎样回答才好。下雨的日子，她一定要留我住在她家，说一个人在雨里走圩埂，走一步滑一步的，要走六、七里路，很叫她不放心。我留了下来，她拿出一条新被子给我盖，说是“三面新的”，全是托毛主席的福，才有今天。起初我不理解这“三面新”的意思，听她反复说了，才知道面子新、里子新、连内里的棉絮也是新的，这才称得上“三面新”的被子，这是过去几十年里大宝妈从来没有盖过的。要不是我来她家住，她也舍不得拿出来用的。她口口声声说“托毛主席的福”，口口声声说“没有毛主席，哪有这里外三新的被子”。她把“老聋子”“赶”到偏屋铺上睡觉，把我留在她的床上。夜里，有跳蚤，咬得我背上起了一个个疙瘩。大宝妈点起灯，抓跳蚤，又一声声地说“可怜可怜”，又用她粗糙的手掌摸这些疙瘩，为我搔痒。我俩几乎一夜没有睡安稳，但是，同床共枕这一夜，深深地感动我，留下永远的记忆。
我在这圩埂上的三界小学工作不过两个月，但大宝妈对我的关心却延续了几年。我到后山冈之后，她还来看我，冒着风雪送来狗肉给我吃。寒假之前，她来了，带来了许多炒米，一定要我带回家让我妈妈尝尝，她说：“老姐妹把这样好的孩子放到我们农村来，啊，可惜我没有同老姐妹见面的机会。”又说：“毛主席教育得好啊！”寒假后，她的大儿子结婚，我还应邀参加了他的婚礼。不幸的是，不久大宝妈患脑瘤，开了刀。当她除了头巾给我看刀疤的时候，还是不停地说：“托毛主席的福”。毛主席给她的第二次生命，延续了不过半年，大宝妈离开了人世。
同大宝妈认识一场，印象里最深的就是她真诚地说“托毛主席的福”。我并没有为她做什么事（她并没有自己的孩子在学校读书），甚至也没有为三界小学的孩子做什么特别的事，但是大宝妈却一眼认定了我，对我象亲人一样。我知道她一直认为她是“托毛主席的福”认识了我，可是，她不知道，我认识了她，正感到温暖和幸福呢。时间过得飞快，一下子过去了十年，或者更长的时间，我早已回到了家乡工作，生活节奏快得令人跟不上，忙着应付日常事务尚且吃力，根本没有怀旧的时间和情绪，更不可能沉湎于往事的时候，竟意想不到地发生了两件事，且都跟大宝妈有关。第一件是志茂带着他的新婚妻子来看我，送喜糖给我吃。他说，那时候他还小，但他知道我是他妈妈十分看重的，所以他自然也十分尊重我，现在他结婚，不可能告诉妈妈了，他一定要来告诉我。第二件是有一个在苏州读商校的青年学生是三界村上的，他自告奋勇地帮志茂为我带来一只盐水鹅，这是他们家乡的特产。这青年从苏州来我家，至少也要用一个小时，回去又要一小时，再坐下谈谈，不是要化半天时间吗？我们过去又并不相识，年龄又相隔三十多岁，不是很乏味吗？我问到他这个问题，他说：当年你在三界小学工作的时候，我还在吃奶，什么都还不懂。后来，常常听村上人说起你，我就想这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总想看看，想认识。去年秋天，我考进了苏州的学校，跟老师靠近了，才有了今天见面的机会。青年的来访，令我回想大宝妈对我的亲情；青年的来访，是大宝妈给我的奖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