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文佳    文章来源：南方都市报

今年是王小波去世十周年，可以预知，媒体和网络又将掀起新一轮的纪念高潮。纪念之主角，与其说是已逝者，不如说是未亡人；纪念之目的，或者寄托哀思，或者抒怀感世，其针对的，永远是自己，是当下。

陈寅恪先生在《清华大学王观堂先生纪念碑铭》中说：“(王国维)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章。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这其中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与其说是表述王国维，不如说是“浇胸中之块垒”。鲁迅在去世前四个月写出《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我以为先生的业绩，留在革命史上的，实在比在学术史上还要大。”这大抵可以看做是鲁迅对自己一生的总结。

中国近百年的作家，生前寂寞，死后备极哀荣者不多，鲁迅和王小波可以算是。鲁迅生前多次慨叹自己的寂寞，而在去世后的几十年间，成为一面旗帜、一尊塑像。王小波生前知音无几，作品的出版屡经坎坷，在死后却产生了一大批粉丝、“门下走狗”。

鲁迅死后，被定义为“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王小波死后，被形容为“浪漫骑士、行吟诗人、自由思想家”。这两种定位，都是“三段论”，三个台阶，步步高，为以后的纪念和阐释定下了基调，画好了圈。

在关于鲁迅的定位中，潜藏着一个价值判断：革命唯大，思想次之，文学老三。然而，对于今日的读者来说，鲁迅的价值，更多体现在他的小说中(其所呈现的单个的人的孤独和脆弱，跨越时代)，而不是他的“檄文”——鲁迅先生留在文学史上的业绩，要远远大于他留在思想史和革命史上的。在关于王小波的纪念中，我们也屡次看到纪念文章侃侃而谈他的随笔、思想、行为和由此构成的隐喻光环，而缺少对他的小说的细致分析、精深认识、精妙阐释，所有的只是非专业的泛泛而谈。可以说，“浪漫骑士、行吟诗人、自由思想家”遮蔽掉了作为小说家的王小波。王小波的《黄金时代》和《万寿寺》，是中国文学在20世纪后半期最重要的收获之一，给中国文学带来了喜剧这一文学体裁——王小波类似于法国的拉伯雷，通过对热情和智力的巧妙运用，开拓了中国文学。

文学批评上有一个说法，“作品完成，作者已死”。从这点来看，如今对王小波的诸多阐释，并没有说明王小波的面目何在，而是说明了当下时代和读者对王小波的需求。

当下的时代，一方面，人们对文学的热情依旧高涨，另一方面，人们对文学怀有诸多不满。中国的当代文学固然有不如意之处，但是对这些“不如意”的分析被简化成体制问题，读者近十年来对文学的诸多指责，实际上和社会大众对社会问题的看法是一致的。读者由此对体制内的作家和作品，产生了不信任感、不亲近感。在这个时候，王小波作为行走于体制外的“放逐者”，身家清白，和固有的文学圈没有瓜葛，其作品的实验性和独特性，使他拥有了一大批乐于模仿并且对这一“放逐”感同身受的粉丝。

近十年的中国社会，大众意识逐步开放，一些普世的理念、“常识”获得传播，传播途径也日益多元化。王小波承担了一部分“普及常识”的作用，充当着二传手的角色。在这个过程中，他的传播功效被放大，既因为其方式通俗易懂，也因为其文采斐然，更因为其优秀小说家身份。作家讲道理比学者讲道理听众多，一方面是作家会讲，另一方面也是因为读者固有的思维习惯，要从文学中寻找思想和教诲。

中国有“诗言志”的说法，流传了几千年，强调文学必须有思想，并且被思想所笼罩。这种说法固然没错，但一统天下，成为衡量、阅读、阐释文学的标准，就会一叶障目。对于个人来说，思想珍贵，尤其是“自由之思想”，是作为单个的人能够屹立的基础。一个时代不能缺少思想者，因为他能够就这个时代提出问题。但读者必须认识到，文学有着它的独特性，它不承担“指路明灯”的角色，甚至也无益于身心健康，仅仅是文学而已，是好看而且百读不厌的小说、诗歌，不是 “时代传声筒”，不是“社会照妖镜”，也不是“思想百宝箱”。

十年一觉扬州梦。王小波去世十年，如果我们对他的认识依旧停留在“思想普及者”这一角色，实际上遮蔽了王小波的价值。王小波卓异并且屹立于这个时代的，是他的小说，不是他的思想。

别管他想的，去看他写的吧！

(作者系资深媒体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