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几个农民朋友 — 老德明
那是我成了“臭老九”的时候，为了“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我似乎再没有资格在中心小学工作，就被分到后山冈小学去了。
我的家安在一个祠堂最后边的一间厢房里，跨出房门便是大厅，大厅左右厢房里住着的除了幺金奶奶、兆源奶奶两个五保老人外，就是老德明一家了。老德明并不老，也还不到五十岁，只是他妻子要比他小十多岁，相比之下，从他们结婚开始，人们就把德明叫成“老德明”了。德明的大儿子叫承保，德明的妻子就是承保妈了。承保妈十六岁当妈妈，所以我认识他们一家的时候，三十六岁的妈妈跟二十一岁的儿子都长得年轻，几乎象姐姐和弟弟一样。他们家还有大妹承凤、弟弟承明、承根和小五。
老德明是生产队长。不识字。他为生产队去南京买东西，用了十块钱，就用烟头在香烟包装纸上烫一个洞，又用了一块钱，就再烫一个小一点的洞，回来数数香烟包装纸上的大洞和小洞，再数数剩下的钱，把帐对了，竟分毫不差。
他要养活五个孩子，手头总是缺钱用。承根在我班上读书，有一天说要买橡皮，闹着一定要当天买，不肯等两天，我一再劝说他也不听。老德明就叫他守着老母鸡下蛋。鸡蛋到手，承根拿到小店里，换了七分钱，买了三样东西：橡皮一块，2分钱；最次的烟2支，2分钱，给爸爸；萝卜响（南京乡下把萝卜干叫成萝卜响）若干，3分钱，全家人的早饭菜。开学的时候承根要交书本费，当然没有钱，我对老德明说，没事，你先让他到学校来吧。老德明说，也好，我以后还你鸡蛋吧。一学期的学杂费和书本费，需21个或22个鸡蛋来换，他总是叫承根三个、两个地陆续拿给我，拿到最后，总是多给我一个，我推辞不要，他说：“鸡蛋是自家母鸡生的，又不是钱。”赶集的日子，他拿些鸡蛋呀、草绳呀、自己扎的扫把呀什么的带到街上卖，手里有了钱，总要给我带回一条鱼或者一刀肉，他指着这些荤菜对我说：“你不能看着我们不吃，你也不吃，你还有孩子！”他总是把带回来的菜放在小篮子里，挂在我的门框上，我放学回来就能看见，篮里还放一张小纸条，是叫承保写的鱼或者肉的价钱。我拿了菜，就把钱还给他，万分地感谢他。他看我不安的样子，就笑着说：“帮你带了菜，也帮我节约了钱。不然，在街上，说不定就用掉了。”生产队杀猪或者做豆腐的的日子，老德明也总是叫人把猪肝留给我，把豆腐留给我，这种时候，是不收我钱的，他说，“老师是我们队的人”。
我真的成了生产队的人！那一年，学校办到贫下中农家门口不说，还把教师的户口迁到了生产队，吃生产队的口粮。秋天，我一个人分到了几百斤稻谷，几百斤山芋，面对这些稻谷和山芋，我束手无策。老德明不声不响帮我把稻谷挑了去轧成米，还筛过，把白米送到我家里。还有米糠，他也要给我。我说米糠我不要了，给你家养猪吧。老德明还说，“米糠很值钱的，我把钱还你”，弄得我鼻子酸酸的，差点流出眼泪，不知该怎样表达我的谢意。我把山芋全部送给他家，老德明再三说“不可以，不可以”，但我也一再坚持送给他。为了表示答谢，从此承凤或承根就要送热山芋来给我吃，后来，我也就自己去他家取。于是，那一个冬天，几乎每天早晨和傍晚，我都拿他家的一碗热腾腾的山芋当饭吃，大锅里的山芋又软又甜，一边还有一点“糊”，香极了。吃不了的山芋切成小块，放到太阳下去晒，晒到半干，说软却硬、说硬又软的时候，鲜甜鲜甜，象蜜枣一般可口。
至于劳动，是“臭老九”“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重要课题，星期天和节日要劳动，寒暑假要劳动，农忙更要劳动。老德明是队长，谁做什么，都由他分派。他总是叫我到场上看鸡！稻、麦、豆在场上去看鸡还好说，就是场上只晒了一些稻草，也还是派我去看鸡，再说所谓看鸡，那就是只须拿一根竹竿，不时地晃晃，把贪嘴的鸡赶走，那是并没有什么复杂也不需要出大力流大汗的。有时，我在太阳下晒得暖洋洋的，就会不好意思地说：“还是让我去田里做活吧。”老德明却说：“你是老师，我只想你们把书教好，我们又不少你这个劳动力。”
又是雨季。
在雨季，我不能不想起老德明，想起三十年前同老德明做邻居时我经历过的一个雨夜。
我的“家”和老德明家同在一个祠堂大厅的厢房里，老德明家在我家隔壁。我的四四方方的不过十来平方米的小屋，门是朝西的，朝着祠堂的大厅；朝北的一边墙外就是老德明家的菜地；东、南两边墙都与老德明家靠着，那只是一垛矮砖墙，大约比一个人的身高只高出有限，上边只用芦帘相隔，所以是隔开视线不隔音的。我的屋里，西墙边上堆了柴火，有一人多高。柴堆前北墙边就是一个独眼小灶头。东墙放着书桌，南墙边是床。除此之外供人活动的地方就绝不超过两个平方米了。当时我带着青儿，生活在那里。
大约是1969年春夏之交的季节，有一天夜里，大雨下个不停。我早早地哄青儿睡了，自己在床边的书桌前工作。桌上的煤油灯火闪烁不定，每一次雷都似乎要把它震灭，雨声哗哗不断。我心里害怕，说要工作，却没有心思，老是要从书本上抬起头来，凝神听听雷、听听雨，希望它们的节奏会有改变。雷声时有时无，隔一会儿哗啦啦轰隆隆响上一个，震得灯火摇曳，连屋子都似乎要崩塌；大雨却始终一股足气地下着，没有一点起伏。
忽然在哗哗的声音中有了滴滴答答的伴奏，屋子漏了，在灶台边。我取过一个搪瓷盆，放在地上，雨滴掉在盆里“当当”地，还怪好听的。但是，好听的“音乐”很快就成了很大的烦恼，不一会儿，屋顶上漏雨的地方多起来，书桌上、灶台上、门口地上有七八处，都被雨水打湿了，脸盆、茶缸、饭碗都派上了用场，连抹布、旧衣服都拿来放在漏雨处，接着漏下的水滴。当当、答答、滴滴、扑扑、笃笃，和着不知疲倦的哗哗雨声，搅得心烦，不知今夜还会发生什么事，不知今夜该如何度过。老德明隔着墙在叫我了，“漏了吧，没事的，我屋里也漏了。老师，你睡吧，有什么事我会叫你的。”我也真想睡了，时间早在不知不觉中过去，此刻已经过了午夜，我想，睡着了就不会再觉得烦恼了。可是，床上也开始有雨滴了，我想把床移开漏雨处，只是无论如何不可能，结果，一张小床斜斜地搁在地中央，左边、右边都有小盆接着漏下的雨水，有时漏下的雨滴偏了，就落在床沿上，被褥也就被溅起的水沫浸湿了。总算把青儿安置到了“安全”处，我让他斜斜地躺在床上，自己和衣靠在床头，听着屋里屋外的雨声，老德明再一次在隔壁大声呼叫，安慰我，叫我睡觉。他说，“房子不会坍倒的，你放心，等雨小一点，我会去想办法。”有了这样的保证，我真的安心了许多，渐渐忘了我的烦恼，走进了风和日丽的梦乡。
被一声霹雳惊醒的时候，我不自觉地翻身下地，象要逃命似的。谁知道，两只脚踏进了水里，凉凉的，激得我立刻清醒过来。屋里已经积了水，高过脚裸，鞋已经漂到不知哪里去了，有一个白色的搪瓷盆在油灯照亮的一方水面上漂着，打着转。我不禁惊呼“德明，德明，屋里进水了！”隔壁传来含糊不清的应声，不知是怎么回事。我侧耳倾听，忽然听到屋顶上哗啦哗啦的，象有人在上面，也象有人正在对我说话，但听不清楚。屋顶上哗啦哗啦的响声持续了大约十来分钟，屋里滴滴答答的漏雨声却渐渐停了。又过一会儿，老德明在隔壁又喊了起来：“屋子不漏了吧？我就去想办法开沟，屋里的水也会退的。不要慌！”我才知道是他和承宝在大雨之中到房顶上排了瓦，清了瓦楞沟。他和承宝又一次冲进大雨，现在，声音就在北墙外，不知道他们怎样挖土开沟。我睁开惺忪的双眼，看看手表，还只是凌晨三点多。青儿睡得很香，只是脚边的被子已经湿了，油灯光能照亮的地面有限，鞋子仍然不见，我只得蜷缩在床头，闭了眼睛，无奈地等待，等待雨停，等待天明。
迷糊间，老德明的声音又从隔壁响起来：“老师，老师，屋子里的水怎么样？”屋里的水？哦，屋里的水在退！“在退！在退！”我禁不住大声喊，声音中透出极大的兴奋。老德明又说：“睡吧，睡吧，很快就要天亮了。”把灯举在手里照照地面，我看见屋里的水向着北墙脚流去，退得很快，我很快又看见，我的鞋有一只停在了小灶边，一只却被一条桌腿挡住，就留在书桌边。不知是看见了鞋让我心安，还是看见屋里的水在退让我心安，总之，我敌不过一夜的疲劳，真的想入睡了。这时，德明家的老式时钟敲响了四点。
卯前阵气势宏大，却因为屋子不漏了，屋里地面也不再积水，随着黑夜的渐渐消退，心中的烦恼和恐惧也渐渐淡了。天将明了，雨还在下。
早饭做不成，因为灶和柴都是湿的。老德明又叫承凤来叫，让我带着青儿到他家随便吃一点。德明家门背后地上，湿漉漉的蓑衣、沾满泥水的铁锹和丢在那里的两件脏衣服，无言地讲述着他们父子昨夜挖沟排水的故事。早饭时同德明谈大雨，才知道，他把一部分水引向了他家的地窖，冬天可以装几千斤山芋的地窖，现在装满了水。
早饭后，我把青儿托给承宝妈，自己赤了脚拿了书包，准备到学校。哪知道祠堂门口聚集着左邻右舍，都望着眼前的一片茫茫在七嘴八舌地议论。原来，门前的一大一小两个池塘，已经连成了一片，大塘里原来是清洁的水，供淘米洗菜的，现在同饮牛、洗粪桶的小塘里的脏水混在一起，门前台阶下就是一片浑浊的黄泥水，从门口一直到一百多米外的小山坡前，什么路、什么沟、什么石头、什么牵牛桩都不见了，所见之处都是水，村庄就是一片大水面和漂浮水面的一些孤独的房子。看着门外广阔的水面和仍然密集的雨点打落其上溅起的许多水花，我心想“今天学校上不起课来了”的时候，一条大鱼竟跳出水面，跌到脚边来。承宝眼疾手快，一把抓住。德明说：“反正上不了课，我们给老师烧鱼吃。”这是一条大鲤鱼，有三斤重。
在后山冈这样当“生产队员”，过“贫下中农的生活”，在清苦之中，就有了许多甜蜜，日子也就过得很快了。当我的女儿小梅出生以后，我就把青儿放在了老家，把小梅带在了身边。
无独有偶。小梅跟着我住在后山冈的时候，遇到了一场罕见的大雪。
1971年的冬天来到了。不知不觉中学校就要放寒假了。
我早已把学校的工作处理完，只等这一天早上发了成绩单，就可以带着小梅回家了。不料想早上起床一看，屋外白茫茫一片，夜里下了一场大雪，天亮了，雪还在无声地下。到大门外看天，一团团的棉絮般的雪，密密麻麻，飘着，打着转，我眼前花花的；看地，看不清村庄里的小路，也看不清原来那些小坑、石头、树桩，到处一片白，平平整整地，干干净净地。我想学生是不能到学校来了，便裹起头巾，埋下头，钻进大雪，一家家送了学生的成绩单。
我走了两个村，到过了几十家学生家里，发了成绩单，叮咛了该叮咛的，嘱咐了该嘱咐的，可回到祠堂的大厅，便全没有了我的自信。站到阶沿上看着雪，我不知该不该抱着小梅走进大雪去。正在我犹豫不决、神情忧伤的时候，老德明来了，他说：“还愣什么？我们快走！”老德明拿一双草鞋给我，叫绑在鞋子上，又挑了一副担子来，把小梅放进一头箩筐里，把我的两个包，放在了另一头，担子的绳子上挂了两件旧衣服，象小帐子一样，正好把青小梅和包遮了个严。
我们就这样上路了。老德明在前边走，我在后边跟着，他不时回头看我，看我是否跟上。雪下有石头、有坑洼，他就提醒我。雪很厚，可以把脚背淹没，一路没有别人的脚印，也没有赶路的人影。每走一步都要费很多力，背上出汗了，又热又冷。听着老德明肩上的担子有节奏地嘎吱嘎吱响，我尽量跟上他的脚步。两个人在大雪中就这么走着，只听到他提醒我的简短话语和担子嘎吱嘎吱的声音，在静静的大雪中，走完了我很难忘怀的六里路。
老德明把我送到街上，公共汽车已经停开。他找到一辆军车，是赶在大雪严寒封冻之前购买给养的，说了许多好话，他终于叫解放军同意让我搭车，我就乘了这军车赶进城里，踏上回家的火车。
后来才知道，这场大雪之后，交通中断了半个月，直到寒假开学前三天，才恢复了正常的班车。
……
我同老德明做邻居前后将近五年，他的故事很多，我对他的想念是同样的多，绝不是几千个字可以表达。屈指算来，老德明如今该七十八九奔八十岁了，是真正的老德明了。德明，你还好吧？后山冈还好吧？富起来了吧？……
让我以最诚挚的祝愿结束这篇文字：愿老德明健康快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