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几个农民朋友 — 老葛
“把学校办到贫下中农家门口”的年代，我在湖熟镇工作，也从镇里的中心小学“下放”到了贫下中农家门口。先是在后山冈，又到前山冈，前山冈村的另一个名字是叫和进大队。我在和进七年制学校任教六年级语文，兼班主任。
学校办在一个小山包上，四周都是农田，离最近的前山岗村有四、五百米的样子，别的村庄则远些、更远些。当时我的女儿刚出生，白天，一个烧饭的老太帮我看看，夜里，我自己照顾，星期六星期天的晚上，往往是我和孩子两人在这个小山包上。一天半夜，窗子被拍得乓乓响，我被惊醒的时候，从煤油灯昏暗的光圈里看到一个压扁的鼻子在窗上，黑糊糊的窗外一张陌生的脸张着嘴在对我喊叫。惊恐中，幸亏我及时地看到了他的红领章和帽子上的红星，意识到屋外的人是解放军。原来他在演习中，他敲响我的窗，惊醒我的美梦只是为了问路。我给小战士指了路。后半夜却无论如何不能再入眠。第二天，住在村上的女学生葛银凤晚饭后出人意料地来到学校，说是来陪我睡觉的，我不同意，再三劝她回家，可是她坚持要留下来。银凤说，昨晚解放军也到村上问路，她爸爸老葛联想到独自在学校还带着孩子的我，怕我害怕，要她来陪老师，“这是爸爸吩咐的，一定要来陪的。”这一陪，陪了差不多一年，直到银凤毕业，我也调离了前山岗。
老葛大名葛纯才，生产队长，贫下中农管学校的班子成员，学校的兼职教师。他长得高大粗壮，声音洪亮，如同当地贫苦农民一样，为了省钱又省事，剃了光头。从春天到夏天，总是穿一件白褂子，变化只在于天气凉一点的时候，褂子的扣子是扣着的，随着气温变化，这褂子的扣，少扣几个，或者全部不扣，或者干脆只把褂子披在肩上。白褂子洗了又洗，补了又补，褂子旧了，扣子的襻烂了，于是有几个扣子想扣也扣不住的，不过，白褂子还是白褂子，直到秋天，还穿在老葛的身上。一直到天气实在凉了，须穿棉衣的时候，他才换上一身黑棉袄。老葛家银凤是我班上的学生干部，又能歌善舞，是学校文艺宣传队的骨干，除了晚上，白天里跟我接触也很多，为了种种原因，我到她家去“家访”的次数也就很多。他家有六个孩子，老大和老四是男孩，其余全是女的，银凤是他家老二，是女孩子中最大，在家能帮妈妈做许多事。她每晚到学校里来，家里的事全丢给了妈妈，我为此总是不安，但老葛和他的老婆也总是笑笑，坚持要银凤为我做伴。
我不久被调到后山岗小学，跟前山岗虽然不远，毕竟是离开了一段路，银凤也毕了业，跟老葛一家见面的机会少多了。麦收之后有一天晚上，老葛忽然自己到后山岗来，从一个纸包里取出一段白布，说要麻烦老师给裁一件褂子。老葛身上的那件褂子，还是半新的，怎么就又要做一件了呢，我一边给他量体裁衣，一边好奇地问：“走亲戚吗？”老葛竟答道“是，走亲戚。”过了几天，我的好奇心驱使我去前山岗银凤家玩。当时我还担心老葛会给银凤找婆家，心想如果我猜对了，可以适时地做做他们的工作，可不能让这个能读书的女孩子早早出嫁。其实我的担心是多余的。我到银凤家的时候，老葛不在，银凤妈在我打听老葛的时候，高兴地说：“他去看女儿了。”又补了一句“看我们的小七”，她看我不明不白的样子，就又说，“反正今天老葛不在家，我告诉你吧，你只要以后不对老葛讲就行。”银凤妈的故事是这样的：
六零年，我家添了小七，也是个女的，可是，我们还是都把她喜欢得不得了。一天，我到小店买盐，碰到一个女的在那里大声讲话，哭亲人的样子。旁边围着一群人，七嘴八舌乱嚷嚷。见我来了，有人说，老葛家的来了，问问她有没有办法，问问她肯不肯。那女人就转过脸，一把抓住我的手，连连说“帮帮忙，帮帮忙”。原来那女的是南京郊区人，帮他们村上一家姓张的联系抱养一个小孩，今天来抱孩子，这边这一家却变卦了，死活不肯让她把孩子抱走。她说，郊区那要领养孩子的人家，是种蔬菜的，家里条件好得很，男的还是生产队长，夫妇二人结婚已经十年，一直没有生养，盼孩子，想孩子，现在要领一个孩子，把小床什么的都准备好了，忽然这边变卦了，可怎么交代。旁边那些看热闹的人里，有一个插嘴说：“老葛家的，你帮帮忙吧，你反正有七个孩子，送一个给人吧。”于是大家跟着说好，那女人也叮住不放了。我不假思索地说“好啊，我家小七送你，要不要？”我就这样把小七送了人。老葛开会回家，已经是两天之后，发现家里少了一个人，听说已经送了人，就没有再开口，只是一个劲地抽烟。
老葛小时候，父母没有力量养他，于是他被送到舅舅家放牛，混碗饭吃。他深知小孩没有娘的痛苦，他怎么忍心将自己的孩子送人，再受他过去受过的苦呢？老葛不吃饭，也不问队里的事。我很后悔，直骂自己办事太草率。只得赶到南京郊区去，再把小七要回来。小七要回来了，小衣服、小毛巾、小被子都是新的，那家说，既然留不住孩子，这些东西留着又有什么用，所以都给我带了回来。本来。这件事也就结束了。谁知道，大约过了一星期，郊区那张队长家的女主人找到我家来了，说她丈夫老是想着孩子，吃不下也睡不着。队里的事也放松了，成天唉声叹气。她就想来认个干亲，如果我们老葛同意，让他们当小七的干爸、干妈，来人还带了许多小碗、小勺、奶瓶之类的东西来，说是那一天我没有带回来，她就给带来了。老葛听了，没作声，又躲到一边去抽烟。我也不好说什么，只是连连说：“大妹子，对不起，大妹子，对不起。”而来人却说：“大姐，是我对不起你，是我对不起你。”留客人吃了饭，客人就匆匆回去了。人走了，老葛却又上了心事，又不吃饭，不问事了。
这样心事重重地过了三、四天，忽然有一天早上老葛说：“我已经带口信叫郊区那张队长来，今天要买些菜，不能亏待了人家。”我见老葛的脸仍然是阴着的，不知道老葛要干什么，心里砰砰乱跳。张队长夫妇也不知道来了会发生什么事，怕有纠纷，把小舅子也叫了来。见面已经是中午，没说什么话，就上饭桌，老葛一杯一杯地敬酒，张队长就一杯一杯地喝，两个人都喝了个大红脸。直到一桌菜吃得差不多了，酒瓶也空了，老葛才把手伸过桌子去握住张队长的手，大叫一声：“张大哥，我把小七交给你啦！”一桌的人都呆了，想说什么的时候，老葛又说：“什么也别说了，什么也别说了！”他把大家的嘴都堵住，一边说一边站起来，又说：“回去还有许多路，早早地动身吧！”说完，转身到队部去了，他说他已经有好多天没有去队部了。就这样，银凤的小妹妹送了人。
银凤妈松了一口气总结似的说：“不是老讲阶级感情吗，老葛就是为了阶级感情。”从此，老葛多了一家亲戚，每年走动一次。银凤妈又说，“现在，小七已经上学了，该懂事了，多走动不好，不能让孩子知道，不能影响了孩子对领养爸爸、妈妈的感情。”
这事留给我很深的印象，虽然后来我从未对老葛当面提起过，却始终不能忘怀，几十年过去了，还能想起银凤妈给我讲故事时的神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