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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sunlover

#1  中国翻译简史

中国翻译简史


翻译活动在我国可谓源远流长。据史书记载,早在四千多年前的夏朝,我国各部族之间就有了语言的交流。不过当时的翻译活动是以沟通言语为主,即我们现在所谓的口译。我国历史上出现的最早的、具有较大规模的文字翻译活动是佛经翻译。从佛经翻译至今,我国翻译简史大致可分为四个时期(或称为四次翻译高潮),即东汉至唐宋的佛经翻译,明末清初的科技翻译及清末的西方政治思想与文学翻译,“五四”运动后马列主义的引进及俄苏等新文化、新思想的翻译,以及建国后翻译事业的全面发展。

第一时期:

佛经翻译时期。从东汉开始到唐宋时期,历经发生、发展到鼎盛的过程,历时一千多年。东汉时期,桓帝建和二年,波斯帝国(伊朗)安清(安世高)来到中国,翻译了30部40卷佛经,其中最著名的是《安般守意经》。他所译的经文变而不滑,质朴而不粗俗,因而被称为直译的鼻祖。

十六国时期,前秦国王苻坚热心提倡佛教,并将其奉为国教。他请来释道安成立了专门的译经机构“译场”,道安推荐并组织众多译经大师从事翻译工作,其中鸠摩罗什是最知名、成就最大者。他共译了《金刚经》、《法华经》等39部,313卷。译著文字优美、畅达,忠实地再现了原著的道理,具有“天然西域之情趣”。鸠摩罗什开了意译的先锋,译文妙趣盎然,为我国翻译文学奠定了基础。他还进一步完善了译场,原来的译场只有“口授、传言、笔授”三个环节,他增加了“校对”这一环节。译完作品之后写上译者的名字一也是从他开始的。梁启超评价他所译经文为“秦梵两娴,诵写自在,信而后达,达而后雅”。

南北朝时期,应梁武王之聘,一个名叫真谛的印度佛教学者来到中国,译了49部经书,其中尤以《摄大乘论》的翻译、对中国佛教思想有较大影响。

唐朝经济发达、文化兴旺,出现了我国古代翻译界的巨星玄奘(玄奘本姓陈,法号“三藏法师”,河南人,因出身贫苦,13岁出家)。玄奘在唐太宗贞观二年(公元628年)从长安出发去印度取经,经16国、历时4年到达印度。留学印度17年,成为当地最著名的外籍高僧。他曾在印度连续做了18天的道场,从而名振印度。后返回长安,取回佛经600多部,于是便在大慈恩寺内领导几千弟子从事佛经翻译。共译出75部,1335卷经文。他不但把佛经从梵文译成汉文,而且把老子的部分著作译成梵文,成为第一个把汉文著作介绍到国外的中国人。玄奘翻译的特点是直译和意译相结合,他明确地提出翻译的标准“既需求真,又需喻俗”,意思就是译文要“忠实准确,通俗易懂”。50年代有人对照了原文,发现那时就运用了补充法、省略法和假借法等翻译技巧,故玄奘被称为“空前绝后之伟人”。同时玄奘还完善了译场,翻译的职司多至11种:

译主(为全场主脑);证义(译主的助手);证文(看是否读错);度语(口译);笔授(记录下梵文译成汉文);缀文(整理);参译(校对);刊定(去掉重复);润文(从修辞上加以润饰);梵呗(对照原文音调,看译文是否琅琅上口);监护大使(最后审定)。

玄奘、鸠摩罗什,真谛被誉为我国三大佛经翻译家。

梁启超把佛经翻译又分为三个时期:

(1)外国人主译(自东汉至西晋)。译家为安清、支谦、竺法护。

(2)中外人共译,又可分为前后期。前期包括东晋、二秦,译家有鸠摩罗什等,而道安与慧远则是组织翻译的元勋;后期自刘宋元魏至隋,译家有真谛、彦棕等。

(3)本国人译,自唐贞观至贞元。此为佛经翻译的全盛时期,而玄奘是主要的翻译大师。其后则有义净、不空等。

第二时期:

我国翻译史的第二时期始于明朝后期。明万历二十九年,意大利耶稣会教士利马窦来到北京,获准建立教堂。此后至清朝雍正年间,先后有数十名西方传教士在中国各地活动。他们除了翻译基督教经籍之外,还与我国知识分子合作,译介了大量的西方科学著作,包括天文学、数学、物理学和采矿冶金等学科,其中最著名的是利马窦与徐光启合译的《几何原本》与《测量法义》等。直到现在,我们所用的平面、直线等许多几何概念仍是沿用他们的。这些著作对我国近代科学技术和思想的进步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清朝的林纾(字琴南)第一个把西方的文学作品介绍给中国读者,被称为文学翻译的始祖。他曾学过八年《汉书》,八年《史记》。44岁时翻译了第一部小说《巴黎茶花女遗事》,引起社会很大轰动。严复曾说“可怜一卷茶花女,断尽支那荡子肠”。可见当年的译作风靡一时。林纾一生共译文学作品170余部,字数达1200万。其中最著名的有《块肉余生述》(David Copperfield),王子复仇记》(Hamlet),《撒克逊劫后英雄略》(Ivanho)、《黑奴吁天录》(UncleTom's Cabin)等。林纾本人不懂外文,与他的合作者以口述笔记的方式进行翻译,而且他的翻译速度惊人,下笔如飞文不加点,使得许多文人才子大加赞赏。胡适说“林纾译出的速度四倍于我”,康有为写诗云“译才并世数严、林”(严指严复,林即指林纾),茅盾说“除了几个小错误,颇能表达原文”。钱钟书于20世纪60年代重新阅读了林译的小册子,说仍然勾起了童年时代的幻想。“很多都值得重读,与其读‘准确’的译文,还不如读林纾的译文,保留着原文的特色和风格”。

严复(字几道、又陵)是清末另一位著名的翻译家。被称为中国思想史上第一个系统介绍西方学术,提倡用资产阶级思想与文化挽救中国的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严复是福建侯官人,25岁到英国留学,醉心于西方资产阶级的文物制度,阅读了达尔文、赫胥黎等英法资产阶级思想家的著作。他对西洋学问造诣之高、对于西洋社会了解之深,不仅远非李鸿章等洋务派人物可比,就是领导整个维新运动的人物如康有为、梁启超们,也都望尘莫及。严复回国后,曾随当时桐城派大师吴汝纶学古文,造诣很深。其后他潜心翻译,所译作品多系西方政治经济学说。如哲学方面的《天演论》、《群己权界论》;经济方面的《原富》;法律方面的《法意》;政治方面的《社会通诠》;伦理学方面的《穆勒名学》、《名学浅说》;社会学方面的《群学肄言》等。其中,影响最大的是赫胥黎的《天演论》,译出后在中国引起很大的震动。“物竞天择”、“优胜劣败”、“适者生存”等词语流人中国,影响极大。正如蔡元培所说“此书出后,‘优胜劣败’等成为人人的口头禅”。因此梁启超称严复为“介绍西洋哲学的第一人”,“与本国思想发生影响的第一人”。

严复译书的目的性很强,就是为了富国强兵。他的译品,质的方面,很少有人訾议;但量的方面,却嫌其大少。他翻译的特点最重要的就是选择原书的精细,具体有以下四点:

(1)选择原书之卓识。
(2)先认定先后缓急和时势之需要而翻译,故每译一书都含有极深远的用意。
(3)所翻译的书都是他精心研究过的。
(4)所选择的书,均能了悉该书与中国固有文化的关系和与中国古代学者思想的异同。

严复参照古代翻译佛经的经验,根据自己的翻译实践,在《天演论》卷首的《译例言》中提出了著名的“信、达、雅”翻译标准。他写道;“译事三难:信、达、雅。求其信,已大难矣!顾信矣,不达,虽译,犹不译也,则达尚焉。”作为翻译标准,这三个字的提法简明扼要,层次分明,主次突出。因此尽管人们对这三个字尤其是对“雅”字的解释存在着分歧,但许多年以来,“信、达、雅”始终没有被我国翻译界所废弃,有些翻译工作者仍然沿用这三个字作为当今的翻译标准。总之,严复对我国翻译事业是有很大贡献的。

第三时期:

“五四”运动是我国近代史的分水岭,同时也开创了我国近代翻译史。“五四”以后的翻译活动更加活跃,涉及的范围也更加广泛,我国翻译事业的重点开始转向介绍马列主义经典著作和文学作品。陈望道翻译了《共产党宣言》,李达翻译了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和其他马列主义著作。大量的东西方各国优秀作品,尤其是俄苏作品被介绍到中国来,对中国革命的成功发挥了重大的作用。这一时期的文学大家往往也是翻译名家。如鲁迅、瞿秋白、茅盾、郭沫若、朱生豪等。其中鲁迅和瞿秋白是两位杰出的代表。

鲁迅先生23岁开始从事翻译工作,介绍翻译知识和理论。人们称其为“研究西方文学的拓荒者”。他一生共译了200多部作品,字数达300多万,大致与其一生创作的作品相等。正如他自己所说“左手翻译、右手写作”。鲁迅翻译的作品中包括以俄苏为主的14个国家的著作,如裴多菲的作品,易卜生的作品,普列汉诺夫的《艺术论》。果戈里的《死魂灵》,法捷耶夫的《毁灭》等,这些对中国人民的革命起到了雪中送炭的作用。因此他比喻自己是“私运军火给造反的奴隶”,“从别国窃得火来,照亮中国的黑夜”。

鲁迅和瞿秋白两人极力提倡用白话文翻译。其两人关于翻译问题的通讯,为我们提供了一些应遵循的翻译原则。鲁迅主张用直译的方法,目的是为了输人新表现法和保持原作的风貌。在翻译理论上,他针对有人所谓“与其信而不顺,不如顺而不信”(宁错而务顺,毋拗而仅信)的主张,提出了‘“宁信而不顺”这一原则。原意是在信和顺不能两全时,宁可译文不顺也要忠实于原文,决不欺骗读者。鲁迅在翻译工作中,对这一原则身体力行,表现出一贯的高度责任感。瞿秋白对待翻译工作寸分严肃,他主张“把原文的本义介绍给读者,让读者的收益与读原文一样”,强调翻译必须“非常忠实”,追求“精确”。

第四时期:

翻译事业随着新中国的成立起,我国的翻译活动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时期,一直是社会主义新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新中国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中发挥着积极的作用。在翻译理论方面也日益充实完善。尤其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对外政治、经济、文化与科技交流空前发展,翻译事业也跨入了一个极其繁荣的阶段,迎来了第四次高潮。较之前三次翻译高潮,这一次的翻译高潮信息量更庞大,涵盖面更广泛,题材体裁更丰富多样,操作方式更灵活便捷,技术装备更先进,从业人员更众多,理论研究更活跃,人才培训更具规模。世界名著及马列主义文艺理论丛书的翻译工作已基本完成。如果说前三次翻译高潮都是以外文译入中文为主,那么这一次翻译高潮则正在改变中国在翻译上的这种“入超”地位。介绍中国和了解中国的迫切需要,对中译外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这些必将极大地推动我国翻译事业和翻译理论研究不断向新的高度和广度发展,使我国的国际地位逐年提高。


【转自中华历史网上的转帖(文章起始来源及作者不详)。特此致谢!】




因为我和黑夜结下了不解之缘 所以我爱太阳
2007-1-27 17: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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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iaoman

#2  



2016-7-15 00: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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