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战国诸子百家大全
在中国思想史上，春秋战国无疑是一个虎气腾腾的时代。其后两千多年，无论是在文化还是思想方面，都不曾超越那时的辉煌。
春秋战国时代，正是中国封建文化的发祥期，这一时期的思想文化便奠定了两千多年封建社会的基础。尤其是在思想、文化领域内产生的诸子百家学说，对中华民族几千年灿烂文化有着极其深远的影响，为千秋万代留下了极其宝贵的财富，为人类文化做出了极其巨大的贡献。
春秋战国时代，是我国古代社会大动荡、大变革、风云变幻的时期。社会经济、政治、思想文化都在激烈而又复杂的阶级斗争中发生很大的变化。在剧烈的社会变革中，各诸侯国的阶级关系不断出现新变化，不同的阶级与阶层的代表人物，对社会变革发表不同主张，于是“诸子百家”便应运而生。
正如《汉书·艺文志》中所说“诸子十家，其可观者九家而已。皆起于王道既微，诸侯力政，时君世主，好恶殊方，是以九家之术蜂出并作，各引一端，崇其所善，以此驰说，取合诸侯”。当时王室衰微，诸侯争霸，学者们便周游列国，为诸侯出谋划策，到战国时代形成了“百家争鸣”的局面。
“诸子”，是指这一时期思想领域内反映各阶层、阶层利益的思想家及著作，也是先秦至汉各种政治学派的总称，属春秋后才产生的私学。“百家”表明当时思想家较多，但也是一种夸张的说法。
主要人物有－孔子、孟子、墨子、荀子、老子、庄子、列子、韩非子、商鞅、申不害、许行、告子、杨子、公孙龙子、惠子、孙武、孙膑、张仪、苏秦、田骈、慎子、尹文、邹衍、吕不韦等。
百家争鸣，反映出群星璀璨般的各种不同学说流派互相争辩的异常活跃局面，其灿烂、其多彩，在我国学术史上、文化史上、思想史上写下了光彩夺目的一页！
关于对诸子百家的派别归类，司马谈列举了六家，“乃论六家之要指曰：易大传：‘天下一致而百虑，同归而殊途。'夫阴阳、儒、墨、名、法、道德，此务为治者也”（《史记·太史公自序》）。《汉书·艺文志》中的刘歆《七略》的诸子略分为十家：儒、道、阴阳、法、名、墨、纵横、杂、农、小说。除去小说家不谈，所以称“九流十家”。
诸子百家中，儒家创始人孔子因继承三代中原文化正统，在诸子百家中脱颖而出。以致儒家学说不仅在诸子百家中地位显著，而且还成为传统文化的主流、核心内容，对中民民族精神形成产生了无与伦比的影响。事实上，我们可以说，儒家并非通常意义上的学术或学派，儒家学说是华夏民族的文化精华，也是华夏固有价值系统的一种表现。它已渗透传统文化的每一根毛细血管之中，极大地影响着中国文化的每一个领域。凡是从中国土壤里产生的学说思想、宗教派别，甚至是外来文化、外来宗教，都不能避免带上儒家文化的痕迹。于今而言，犹不止此。儒家思想亦对世界文化还产生了永久的影响（我们知道，日本和“四小龙”推崇儒学也是在它们已实现或者基本现代化后，为解决现代化所带来的信仰危机、道德滑坡问题而采取的补偏救弊措施。所谓“东南亚文化圈”，基本上就是以儒学为主体的文化构成模式。它有力地推动了东南亚的社会文明与进步。随着历史的发展，儒家伦理正在进入西方国家）。
由于春秋战国时期的分裂局面，各个学派在建立时大都有一定的地域性，如邹鲁（山东曲阜）是儒、墨的发祥地；三晋（山西翼城）是法家的温床；南方是道家的摇蓝；而燕、齐（河北北部、山东临淄）是阴阳家的诞生地。
诸子所以说是政治学派的总称，是因为其各家的基本宗旨大都是为国君提供政治方略。儒家主张以德化民；道家主张无为而治；法家主张信赏必罚；墨家主张兼爱尚同；名家主张去尊偃兵。汉代以后，墨家和名家成为绝学，农家独立成一门技术性学科，阴阳家演化为神秘的方术。因此对后来大一统王朝政治产生影响的只有儒、道、法。
诸子百家的许多思想给后代留下了深刻的启示。如儒家的“仁政”、“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恕道”；孟子的古代民主思想；道家的辩证法；墨家的科学思想；法家的唯物思想；兵家的军事思想等，在今天依然闪烁光芒。便是那“诡辩”的名家，也开创了中国哲学史上的逻辑学领域。我们可以、也应该鉴借儒家的刚健有为精神，来激励自己发愤图强；鉴借儒家的公忠为国精神，来培育自己的爱国情怀；鉴借儒家的“以义制利”精神，来启示自己正确对待物质利益，鉴借儒家的仁爱精神，来培育自己热爱人民的高尚情操；鉴借儒家的气节观念，来培育自己的自尊、自强的独立人格；也鉴借墨家的“兼爱”、“尚贤”、“节用”；道家的“少私寡欲”、“道法自然”；法家的“废私立公”，等等思想。
追本溯源，取其精华，自然大有裨益。
墨家
先秦学派之一，创始人墨翟，世称墨子，这也就是墨家之名的由来。
《汉书·艺文志·诸子略》中说：“墨家者流，盖出于清庙之守。茅屋采椽，是以贵俭；养三老五更，是以兼爱；选士大射，是以上贤；宗祀严父，是以右鬼；顺四时而行，是以非命；以孝视天下，是以上同；此其所长也。及蔽者为之，见俭之利，因以非礼，推兼爱之意，而不知别亲疏。”。“清庙之守”，意思是管理庙中事物，演习郊祀或其他祭祀礼仪。春秋初的尹佚，便是“清庙之守”。据说他的传人史角居于鲁国，墨子曾前往学习。
墨家理想人格讲究“任侠”，“墨子之门多勇士”（陆贾《新语·思务》）说明了墨家理想人格的崇侠尚武，而“墨子服役百八十人，皆可使赴火蹈刃，死不旋踵”（《淮南子·泰族训》）则说明了墨家理想人格的侠肝义胆。
《淮南子·要略》载：“墨子学儒者之业，受孔子之术。“可见墨子是从儒家分出来的。墨子并对儒家学说进行了批判和改造，从而树立起自己的一面旗帜，在战国时成为与儒家相抗衡的引人注目的“显学”。“世之显学，儒墨也”（《韩非·显学篇》）。而经过汉代董仲舒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墨学由显学逐渐变为绝学。
墨子其人 ——
关于墨子的生平身世，西汉太史公在《史记·孟子荀卿列传》的末尾提到：“盖墨翟宋之大夫，善守御，为节用。或曰并孔子时，或曰在其后。”所以后世对他的生平身世一直争论不休，有说是宋人，有说是鲁人。
墨子“好学而博”（《庄子·天下》），并且是个以天下为己任、立志救民于水火中的大好人。孟子对他这种“士志于道”的精神还是十分赞扬的：“墨子兼爱，摩顶放踵利天下，为之”（《孟子·尽心上》）；庄子也由衷得称赞：“墨子真天下之好也，将求之不得也，虽枯槁不舍也，才士也夫！”（《庄子·天下》）。
墨子的手工很巧，据说他用木头削成的车轴，能承受六百斤重的物体；用木料拼成的木鸟，能在天上飞一天；还比当时的巧手公输盘更早的发明了云梯等等。由此可见，这位墨子还是一位发明家、科学家。
不过墨子许是为了巩固自己学说，而提出世上有鬼，还教人敬事鬼神，进而形成了一种落后的宗教观，也因此，到东汉哲学家王充写《论衡》一书时，遭到了王充的狠狠批判。但无论如何，墨学在中国古代思想史上无疑占着极重要的位置，墨子本人也是一位极杰出的优秀人才。
《墨子》其书 ——
战国末期，墨家后学将该派的著作汇编成《墨子》一书，《墨子》一书是墨子言行的忠实写照，又称《墨经》或《墨辩》。
此书文风朴实无华，但部分内容诘屈聱牙，以致两千来年，很少有人问津。直到近代，才有学者认真解读这本古书，才发现早在二千多年前墨家便已有对光学（光沿直线前进，并讨论了平面镜、凹面镜、球面镜成像的一些情况，尤以说明光线通过针孔能形成倒像的理论为著）、数学（已科学地论述了圆的定义）、力学（提出了力和重量的关系）等自然科学的探讨，可惜的是，这一科学传统也因此书在古代未得到重视而没能结出硕果。但这一发现，震动了当今学术界，使近代人对墨家乃至诸子百家更为刮目相看。
墨家思想 ——
该派思想，主要反映在《墨子》一书中。尚贤尚同是《墨子》一书的基本政治纲领。墨子认为“尚贤”（任人唯贤）是为政之本，这种平等思想直接冲击宗法世袭制。
他又提出“天下有义则治，无义则乱”，应“一同天下之义”，即制止天下动乱，必须选举贤能的士、卿、大夫、天子来一同天下，为万民兴利初害，这就是“尚同”。
墨子言功利，和杨朱的“为我”大相径庭，他说的利，不是利己，而是普天同利，这种建立在理想国上基础上的功利主义，是《墨子》一书的基本道德观念。
墨学是代表小生产阶级说话的，具有一定的人民性。因此墨家反对剥削，崇尚劳动。提出“赖其力者生，不赖其力者不生”，“不与劳动”的，就不能“获其实”。
《墨子》一书政治观点和道德观念形成的共同基本核心思想，便是墨子提出的“兼爱”（兼相爱），“兼爱”是墨家学派的主要思想观点。其它非攻、节用、节葬、非乐等主张，也都是由此而派生出来的。墨子的“兼爱”，是对孔子思想体系的基本观念的“仁”的改造。墨子提倡“兼相爱”，就是说无差别地爱社会上一切人。
思想鉴借 ——
关于墨家学说的现实价值，如鉴借墨家的“兼爱”思想，它要求人们平等互爱，也互相援助，突出了互利互助的精神；如鉴借墨家的“尚贤”思想，这“贤”主要是指有道德、有学识的人才，这一道德价值取向，对于激励人们加强自我修身、力争成为贤者有积极作用；如鉴借墨家的“节俭”思想，墨家的这一“节俭”思想于今而言，依然具有针对性，更值得我们提倡。
法家
春秋时期，诸侯势力渐盛，建立在氏族血缘基础上的贵族宗法制度开始瓦解，维护宗法社会等级秩序的礼乐也逐渐失去其统摄力量。周王室虽是名义上天下君王，但诸侯各自为政，欲成为当代霸主，于是富国强兵，就成为春秋战国学术的主旋律。
法家是先秦诸子中颇具影响的一个学派，如果说儒、墨在春秋战国时期是思想学术的“显学”，那么，法家当时则是在政治上独步天下。
现代的学者描述传统政治的特点，有几种说法：儒表法里，儒法互补，儒道互补。这可见法家对历代王朝的巨大影响。《史记·太史公自序》中司马谈将其列为六派之一，《汉书·艺文志》中刘歆将其列为九流之一。
法家代表人物 ——
法家人物有管仲、李悝、商鞅、申不害、慎到、韩非等人。主要代表有两人，一位是李斯（？--公元前208年），战国时楚人，拜荀子为师；另一位是法家思想集大成者韩非（约公元前280年--前233年），战国时韩人，也师从荀子，口吃。
法家著作 ——
法家的文献流传至今的主要有《管子》（作者不只一人，系战国至汉代间人托管仲之名而编撰）八十六篇，今存七十六篇。《商君书》（为商鞅及其后学者的著述合编）二十九篇，今存二十四篇。为韩非所著（或有少部分他人的著作混入）；《韩非子》（为韩非所著，或有少部分他人的著作混入）五十五篇，今俱存。
法家大概发展 ——
早在公元前536年，执政于郑的子产将刑法铸在金属鼎上，公布于众，“三月，郑人铸刑书”（《左传·昭公六年》）。之后，李悝在魏国提倡“尽地力之教”；吴起在楚国“明法审令”；申不害在韩国“内修政教，外应诸侯”，都相继公布刑法，以及战国早期，商鞅在秦国实施变法，这些政治家有几位便是后来的法家先驱者。当时，孔子、孟子为推行儒家的“内圣外王”而奔波于列国终不得展其志时，李悝、商鞅、申不害等一干法家人物则位极人臣，实现着他们富国强兵的夙愿。更有齐国名相管仲，曾以最初的法家理念托起了春秋时第一个强大的霸主齐恒公。在从春秋争霸到秦并六国的过程中，法家学说就政治层面而言，远较其他各家的影响大。直到西汉景帝时晁错仍然代表着法家在政治舞台上施展着影响。西汉武帝尊儒以后，法家的影响逐渐式微，作为严格意义上的法家就从政治舞台上消失了。
法家政治主张 ——
法家学说强调“法”（就是法律、法令，是要求臣民必须遵守的）、“术”（术就是权术，是君王控制驾驭臣民的手段和策略）、“势”（势就是权势，包括地位和权利，是君临臣民的客观条件）。法家人物对这些各有侧重，商君任法，申子用术，慎到重势，而韩非则结合了法、术、势，所以说他是法家思想集大成者，韩非子也是最早提出君权至上以及“三纲”的法家。
由于法家是“因时立法，因事制礼”的，所以，法家人物及各自的思想亦有别，如，《管子》提倡社会分工，甚至鼓励消费（侈靡）；而《商君书》主张重农，抑制工商。又如《韩非子》中提倡君主专制；而《管子》中则反对独裁。
法家余话 ——
《汉书·艺文志》中有一段评论说：“法家者流，盖出于理官。信赏必罚，以辅礼制。《易》曰‘先王以明罚饬法'，此其所长也。及刻者为之，则无教化，去仁爱，专任刑法而欲以致治，至于残害至亲，伤恩薄厚。”（按：法家这一流的思想，是出于古代掌管诉讼的官员，不欺地按规定进行奖赏，严格地按法律进行惩罚，以此来辅助礼制。《易经》上说‘上古圣明的君王用明正的刑罚来整肃法纪'，在这方面是法家的特长。到了一些严厉刻薄的人用这套办法来立身处世时，就忽略了对社会的教化与引导，背离了仁爱的原则，专靠严刑峻法来试图达到天下大治，甚至出现了残害至亲、忘恩负义、以怨报德那样的事情）
法家思想鉴借 ——
法家思想于今，也有可鉴借处。如“废私立公”的道德追求，在这点上，所有法家人物都达成了共识。“废私立公”是和我们现在所说的“大公无私”的公私观是一致的，是最高尚的公私观，它曾把我们民族的“利他”精神，推到了最高位置，对后世及及现在都有着十分积极的意义。如《管子》中提到“四维不张，国乃灭亡”，齐法家所说的“四维”（礼义廉耻）作为四大传统美德，到了今天也依然有它们的独特价值。通俗、简单来说，“礼”指文明礼貌；“义”指正义行为；“廉”指廉洁奉公精神；“耻”指指的是要有羞耻感。这些思想，到了如今，我们自应正确重申其价值，并加以弘扬！
兵家
《左传·成公十三年》云：“国之大事，在祀与戎。”战争是古代社会的重要内容。在战争中，我国学者总结战争的经验教训，研究战争的理论策略，这种学问叫做兵学。我国先秦时期研究兵学的理论有《司马法》、《孙子兵法》、《孙膑兵法》等。其中以《孙子兵法》最为有名，并具有代表性。
兵家先秦汉初研究军事理论、从事军事活动的学术派别。其主要代表人物有：春秋末孙武、司马穰苴，战国孙膑、吴起、尉缭、公孙鞅、庞煖、王廖、兒良、魏无忌、赵奢、白起，汉初有张良、韩信等。
《汉书·艺文志》承刘歆《兵书略》著录，分为兵权谋家、兵形势家、兵阴阳家和兵技巧家，共著录５３家，７９０篇。今存兵家著作有《孙子兵法》、《司马法》、《孙膑兵法》、《吴子》（今存六篇为后人伪作，原书已佚）、《六韬》、《尉缭子》等。在古代典籍中，比较明确具体地谈论兵家的见诸《汉书·艺文志》与《隋书·经籍志》。《汉书·艺文志》指出：“兵家者，盖出古司马之职，王官之武备也。《洪范》八政，八曰师。孔子曰为国者‘足食足兵’，‘以不教民战，是谓弃之’，明兵之重也。《易》曰‘古者弦木为弧，剡木为矢，弧矢之利，以威天下’，其用上矣。后世耀金为刃，割革为甲，器械甚备。下及汤武受命，以师克乱而济百姓，动之以仁义，行之以礼让，《司马法》是其遗事也。
自春秋至于战国，出奇设伏，变诈之兵并作。汉兴，张良、韩信序次兵法，凡百八十二家，删取要用，定者三十五家。诸吕用事而盗取之。武帝时，军政杨仆捃摭遗逸，纪奏兵录，犹未能备。至于孝文，命任宏论次兵书四种。”《隋书·经籍志》指出：“兵者，所以禁暴静乱者也。《易》曰‘古者弦木为弧，剡木为矢，弧矢之利，以威天下’，孔子曰‘以不教民战，是谓弃之’，《周官》大司马‘掌九法九伐，以正邦国’，是也。然皆动之以仁，行之以义，故能诛暴静乱，以济百姓。下至三季，恣情逞欲，争伐寻常，不抚其人，设变诈而灭仁义，至乃百姓离叛，以致于乱。”兵家对冷兵器时代军事理论的各个方面颇有研究。他们善于总结战争的得失利害，提出各种计谋以致胜，分析战争与社会政治经济的关系，考察影响战争胜负的各种因素，其中包含着丰富的朴素辩证法思想。认为“兵者，诡道也。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孙子兵法·计篇》）。主张根据战争的具体条件决定自己的策略，“故兵无常势，水无常形，能因敌变化而取胜者谓之神”（同上《虚实篇》）。看到了在战争过程中对立双方的力量是不断变化发展的，制定策略不能固执一识而不变。中国兵家研究军事理论和战争规律，其出发点并不是为了发动战争，其基本观点认为战争既能带来一定的功利，也要给社会造成危害，所以而不主张战争。
兵家的鼻祖是吕尚，即姜子牙，东海海滨人。吕尚因为在周初做过太师，尊称“师尚父”，因而得名“吕尚”。曾在渭水垂钓，而得文王访贤，立为周之国师
农家
农家是战国时期反映农业生产和农民思想的学术派别，称为农家，《汉书·艺文志》列为“九流”之一，并注录其代表人物和著作如《神农》二十篇、《范胜之》十八篇等，但多佚失。清代马国翰、洪颐煊有部分辑佚。对于农家，文献有所间接反映。《汉书·艺文志》说：农家者流，盖出自农稷之官。播百谷，劝耕桑，以足衣食，故八政一曰食，二曰货。孔子曰“所重民食”，此其所长也。及鄙者为之，以为无所事圣王，欲使君臣并耕，誖上下之序。《孟子·滕文公上》载有许行其人，认为贤明的统治者应该“与民并耕而食，饔飧而治”。许行是战国时期楚国人，农家，据载他有学生数十人，均穿粗布衣，以打草鞋、织草席来维持生计。其基本主张为人人必须劳动，即使国君也不应例外。反映了中国古代社会中农民的一种理想。从《汉书·艺文志》的叙述看，先秦农家可以分为两派：一派其学说的内容带有“官方农学”的色彩；另一派学说则带有“鄙者农学”或“平民农学”的色彩。无论是带有“官方农学”色彩的农家，还是带有“鄙者农学”色彩的农家，其学说均应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关于社会政治的主张，另一方面是关于农业科学技术的知识。如《管子》中《地员》，《吕氏春秋》中的《上农》、《任地》、《辩地》、《审时》等篇，反映了先秦农家对农业科学的认识，以及农家对农业生产技术的总结。现存的属于先秦时代的农学文献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是讲农业技术及其原则原理的，以《吕氏春秋》中《上农》、《任地》、《辩土》、《审时》四篇为代表；第二类是讲土和水的，如《尚书·禹贡》、《管子》中的《地员》篇和《度地》篇等；第三类是讲农时的，如《夏小正》、《礼记·月令》、《吕氏春秋·十二纪》等。
小说家
小说家，是先秦与西汉杂记民间古事的学派。
《汉书·艺文志·诸子略》载：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涂说者之所造也。孔子曰：“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焉，致远恐泥，是以君子弗为也。”
小说家著作有《伊尹说》二十七篇，《鬻子说》十九篇，《周考》七十六篇，《青史子》五十七篇等等，均已佚。今据存目观之，小说家著作体例似外史、别传、笔及之类，其立说托诸古人者有《伊尹说》、《鬻子说》、《师旷》、《务成子》、《天乙》、《黄帝说》；杂记古事者有《周考》、《青史子》、《虞初周说》、《百家》等共十五家一千三百八十多篇。
刘歆列九流十家，惟小说家不在九流之列，影响甚小。然而小说家反映了古代平民思想的侧面，却是其它九流学派都无法所能代替的。
【转自中华历史网上的转帖(文章起始来源及作者不详)。特此致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