厚望——哪年哪月中国才能获得诺贝尔文学奖？！
·洛 陀·
哪年，哪月，中国才能获得诺贝尔文学奖？！
你在乎吗？在乎，又不在乎。仅仅对于诺贝尔奖，我不在乎。但对于表征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文学，屹立于世界之林的诺贝尔奖，我在乎。
中国，泱泱大国，幅员东西一万里，历史上下五千年，人口十三亿，古代世界四大文明起源地之一，考古成绩、出土文物层出不穷。这样的国家，居然没有得到诺贝尔文学奖，公正吗？合理吗？公正，不公正；合理，不合理。
首先，我们的文学太艰深，过去世界上除了少数的汉学家，谁认得这些艰深的方块字？！我们在这方面吃了亏，对文学的传播有影响。过去国家贫穷、落后，人家不来关心你。即使有惊世巨作，翻译得太迟、太差，只能令人扼腕叹息。据了解，我国文学泰斗鲁迅先生的作品，上世纪７０年代才由杨宪益先生翻译问世，惜乎鲁迅先生已经于１９３５年仙逝了。巴金的《家》《春》《秋》三部曲，被人翻译得支离破碎，不堪入目。
自１９１９年五四运动开始，中国现代作家群蓬勃兴起，但是在不到一百年的时间里，能宽松地自由写作的时间大约不到五十年。英气勃勃、多才多艺的闻一多，被蒋介石的特务暗杀了；从国外兴冲冲归国的老舍，虽然千方百计地写作，著作也是同辈人中最丰硕的，但在受尽侮辱后，抱着“士可杀，不可辱”的心态，投身太平湖自尽了；沈从文，１９８７、１９８８两年都被诺贝尔文学奖评选委员会看好，但就在１９８８年１１月即将召开评奖委员会之前的８月逝去了，他是我国离诺贝尔文学奖最近的一位作家，凭借的是他在３０－４０年代创作的一批作品：《边城》、《长河》、《湘西散记》等等，虽然他在５０年代后的近４０年里没有创作，改了行，研究古物、古代服饰了，但大家没有忘记他的遗世巨著，人们读起他半个世纪前的作品，依然感到闪闪发光。据悉，他写《边城》时呕心沥血，字斟句酌，每天平均只得４００字，足足写了半年多才问世。作家的灵气、才气充溢在７万字的短篇小说里，人们至今读来仍感到清新、隽永，这样的作品是不朽的，它会长远地铭记在人们心上。惜乎，从文先生的一生多么坎坷，被人送上一顶“反动文人”的桂冠后，他不敢再写作，从此与文学脱离关系，还曾经在北京家中割腕自尽，是堂弟张中和发现及时才得救的。后来还当过历史博物馆的讲解员。如果他能够在漫长的岁月中得到宽松的写作环境，还不知道将有多少名篇问世，而斯时斯地，在中国哪里有美好的创作土壤？！这能赖人家吗？！
２０世纪４０年代蜚声上海的青年女作家张爱玲，以她的《金锁记》《沉香屑》《倾城之恋》《十八春》以及《红楼梦》研究专著《红楼梦魇》，成为今日中国最优秀最重要的作家之一，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中，有着不能替代的独特位置和特殊的艺术价值。许多人称《金锁记》是“中国从古以来最伟大的中篇小说”，把她与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相提并论，认为张爱玲并不比他们逊色，可见其影响之大之深。即使半个世纪已经过去，她的作品仍然吸引着千千万万的读者，“张迷”大有人在，这决不是偶然的。
如今，创作的环境比过去宽松多了，二十多年来，一批新的作家正在兴起，他们不断蓄积着力量，且日渐成熟。其中贾平凹是一个怪才、鬼才作家，他多产，如：《浮躁》《废都》《白夜》《怀念狼》《高老庄》等长篇小说，《油月亮》等中篇小说，都在文坛上掀起了一股清新、鬼灵之气。但是他的《废都》却遭到了非议，成为一个事件，却也成全了他，据说《废都》的正版、盗版，在世界总共发行了一千余册，几乎遍及全球。法国驻华大使亲临西安给他颁发了法国的一个文学作品大奖（贾不上法国或北京领奖，只好上门颁奖了）。说《废都》淫秽，《金瓶梅》淫秽吧，受禁半个多世纪，中国的淫秽灭绝了吗？开禁以后，中国的淫秽是否又因为《金瓶梅》而增多了呢？其实现在只有研究《金瓶梅》的人才看它，年轻人是不看的。因此绝不是这个原因才使《废都》遭殃，现在许多 “黄片”、“黄网”，要比它现代得多，刺激得多，影响大得多。我认为更深层的问题是某些人将自己对号入座，深受刺痛。
除了贾之外，还有一群作家正在向诺贝尔文学奖冲刺，他们中间的杰出代表有：王蒙，王安亿，李锐，余华，莫言，张炜，残雪，苏童等，他们是中国的希望，在今后的一、二十年将会有突破性的进展。如余华的《许三观卖血记》，有鲁迅先生《狂人日记》之势，直逼“三农”问题，读后催人泪下，令人深切感到，中国的农民真苦，中国的农村真落后。在许三观的村中，每个农民身上都有一张银行存折，这是血银行的“卖血存折”啊（卖一次血得３５元），它陪伴农民度过了一切困难，家里缺粮了，就用它去买粮；孩子下乡插队，想向队长打通关节，就用它去买肉、打酒、买烟；孩子生病住院，用它付住院费、医疗费－－－－。这张存折无所不能，是农民的救命卡。作者只描写了许三观这一个农民的家，却折射出了一支庞大的农民卖血大军，还由于农村医疗条件的落后，引起了各类感染和艾滋病的爆发。从深层来看，暴露了中国农村很不简单的社会问题。余华以其作家的敏锐揭示了这个问题，读了他的小说，令人掩卷再三，心酸落泪。
不久前，中国出身的华裔法国作家，高行健，以他的作品《灵山》《一个人的圣经》《有只鸽子叫红唇儿》等小说及一些剧作，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作品的大部分描写的是中国国内题材。一位中国作家作过评论，大意是：“高行健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像他这样的作家并不少，但是比他写得更好而没有获奖的作家则更多”。
为什么我一开始就说过不在乎，这与那位作家的评论是相通的。并不能说获得诺贝尔奖的作品一定是当代第一，决不是这样的。但是那些真正的当代文学大师应该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如果评论公正的话。
瑞典诺贝尔文学奖评选委员会对中国何时、何人能够获奖也是十分关切的，其中一位评委马悦然先生是一个中国通，他是评委中唯一的一位汉学家，对中国文坛非常熟悉。不久前他写了一本书《另一种乡愁》，并请中国作家李锐作序。李写的序言题为：《心上的秋天》。两人可称为忘年之交，相互了解很深，友谊真挚。马先生已经八十有余，李瑞则五十挂零。马先生的中国妻子已先他而去，他把中国视为第二故乡，如今的心情像秋天，正是收获季节的心情。他经常来中国，多次去山西，考察了李锐下放插队六年之久的吕梁山区农村，了解了当地农民的生活、风俗、语言，也了解了农民的贫穷、落后，他对李锐的作品如《后土》《旧址》《天上有块云》等反映吕梁山区农民生活的作品作了追本求源的考察，以加深对中国农村和农民的了解。他把李锐的这些作品都翻译成瑞典文出版，可见他是很欣赏李锐的，对他寄予厚望。按照中国人的说法，他对李锐进行了重点培养，用心良苦。你说他这样做，公平吗？合理吗？我认为我们不必计较这些。马老的心情，我们领了。我们要依靠的是包括李锐在内的一个作家群体。就像中国体育界的健儿们正在为２００８年奥运会作准备，决心力争获得全胜一样，中国的文学创作也应该屹立于世界之林。我相信我们一定能够成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