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简扬的《驴年》和湘平的《归去来兮》都看完了。还是觉得自己不会写评，就写写我读后的感想吧。

简扬说李佑生是个边缘人，活得不痛快。边缘人这个说法，现下是听得很多了，说的似乎就是象我们这样出国的。在国外总有无根的感觉，总有挥之不去的乡愁。回到国内又成了乡巴佬，还处处看不惯。两边都让我们觉得没有归属感。

小说的好多情节和描述，都不难让人看到这种边缘人的苦衷和无奈。对这些，湘平的文章里已经说了不少。我想说的，是这篇小说让我感到的另一层东西，另一种无奈。

我看李佑生的失落，更象是一个人，或者更具体的，一个男人，由于心中那一份残存的梦想的破灭而感到的失落和迷惘。

“李佑生没结婚那阵儿，喜欢开着车沿河慢慢行驶。。。。坐在车里，他心里既安静又茫然，却不舍得把车开走。河水荡漾着两岸住家的灯光，象他从北京地铁的玻璃上看到的光芒，忽明忽暗。”“他停在河边，不知道是时间死了还是自己死了。当他的车用散步的速度从那里离开时，后海惆怅的气氛又一次在河水里荡漾。河光象丝绸一样，冷冷地在他心上抖动。”

他对那条河的情有独钟，还有他几次碰到徐瑶的时候感觉到的那种似有似无的香味儿（“突然，他觉得自己嗓子里的那块棉花象有了煮玉米的甜香，一股气味缓缓地从他身后飘了过来。”），都有点象征性，象征着他心里的一丝纯情，一点梦想，一块还没有最后枯死的绿洲。

在家里，是现实得不能再现实的生活。面对王蔚然那样“象一块砍下的木头，干得除了棱角什么都不剩了”的女人，是不可能有梦的。但那时，他至少还有薛琴--“他多次在睡梦中梦见过薛琴”。而当他真的见到了薛琴，却发现她已经跨过了她自己，“愤怒地控诉着的，不是他当年的无情，却是另外一个人”。 从此以后，他梦里的那个薛琴也不复存在了。

薛琴这个人，就象湘平说的，塑造的很好。她很现实，也没有忘记旧情。只是，她是完全沉浸完全投入在现实里面了。那对她来说，也许是好事。不是说，人越简单就越幸福吗？但那样的她，与李佑生梦中的她是大相径庭了。在他梦里，那间有着绿草鲜花的温室，是她和他共同撑起来的，没有了她，那间绿室就轰然倒塌了。

倒是徐瑶让他想起久违了的香味，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她却正是那个暗算他的人。这里徐瑶自陈做案的动机，和她欲言又止的一些肢体语言，都可能是作者内心流露的对当今社会弱势群体的同情。而对李佑生来说，就这唯一让他感到温馨的花香，非但不存在，更已成了致他于死地的迷药了。

还有什么比彻底的梦碎更令人伤心的呢？

说到这里，想起多年前的一件事。

那一年，国内一位曾一块插队的朋友来看我。然后一起开车去看一位也是那时认识的，快二十年没见的老朋友。那位朋友比我们大好多。当年我们是知青，他已经是北京下放的医生了。他有一位女儿，比我们小好多，非常天真活泼，人见人爱。现在女儿长大了，也出国了。这次，他们夫妇是来女儿家帮她带孙女的。

多年不见的老朋友，相见甚欢。女儿还带我们去纽约玩了一天，看了世贸大厦。

分手的时候，这位朋友对我说了一句话，让我颇为震撼，至今难忘。

当我要跨进车里的时候，他对我说：“你一点没变，真的。”他看着我，“可我女儿变了，变得我都快认不出来了。”他脸上闪出一丝微笑，“你可千万不要变成那样啊。”

那些话我当时还不怎么去想它。倒是近几年，当我越来越懂得男人的梦是怎么回事的时候，竟越来越多地想起来。

他的女儿并没有变坏，还是聪明热情，只是变成了一个精明实际的小妇人罢了。

边缘，可以是介于国内、国外，也可以是介于理想、现实之间。我们是怎样的一种边缘人呢？

我真的不会评论。要是我的感想和简扬写此小说的初衷相去很远，那就把这些文字看作是一个读者的非常个人化的诠释吧。

第一次发贴，不知发得地方对不对。要是错了，请多包涵啊。

谢谢广玉兰！

这次我们都是在学习。苦中有乐嘛。读、写、评等，是一个循环，好象能让我们的思维更清晰些。

这个好。我想简杨会喜欢。

谢谢玉兰！(我不太喜欢JJMM的，但愿不冒犯)

还没读过“简扬《驴年》和湘平《归去来兮》”，(今晚就读)。只是你的“这种非常个人化的诠释吧。”令我难以平静。

每个人的心中都有“ 一丝纯情，一点梦想，一块还没有最后枯死的绿洲。”

这也许是平庸生活的亮点。要好好呵护这种情怀......

广玉兰同志真是一点也没有变！

我上CND时刚好看到她的《旧拖鞋》登出来，觉得写得真好--可惜那是她在那里的farewell piece，后来再也没有看到她的新作。读了这篇，真的像老八所说：好！

广玉兰,请把你的茫茫大山贴出来.那是我最喜欢一篇文章之一.

边缘，可以是介于国内、国外，也可以是介于理想、现实之间。我们是怎样的一种边缘人呢？

玉兰，
看了你这一篇，我得再去看一遍“驴年”了。

玉兰JJ的评论深化和扩展了简杨原著的主题。

玉兰JJ，欢迎你对我的<原罪>多多提意见。我是边写边贴，你的评论对我会很有帮助的。先谢了。

广花儿，何处归去来兮？上次见你在驴年马月，有好一阵子了。

“你一点没变，真的。”

广大姐，谢谢你如此用心读“驴年”。说实话，看了你和湘平的文章之后，我的第一感觉都是“怔了一下”。因为写的时候，有的想法很明确，有的并不明确，有的只是潜意识。但当时很清楚的一点是，无论如何自己是再也回不去了，十几年在异国的经历看似平静，但实际天翻地覆。那些有过的梦最好就让它们彻底死掉。薛琴问李佑生：“你连一个小姑娘的把戏都看不透，我和经纬怎么放心你去做生意？”时代飞快发展，我常常发现，自己和国内的人相比，已经变成“海外遗少”了。

嘿。我跟咱广大姐失散好久了。


我至今还记着广大姐跟克拉克.盖博的那个合影，唉，嫉妒盖博啊。

露西说的好，生活平庸与否，是可以在于自己的。

不用JJMM的，叫名字就挺好。还没谢谢你的花呢。

老尚是第一次打招呼吧。很喜欢你的文字。

老八和斋主也一并问好。真的是好久了。你们也一点没变。

文章好，可别对我抱太大希望。我只会说感想，不会评的。

也问为力、凡草和欣欣好。等有时间了就把《茫茫大山》贴出来。

令胡兄弟别来无恙。

简扬，

我们和国内的人相比，是“边缘”了。但是，梦是自己的，和回不回国无关。国内的朋友，本来就灵犀相通的，现在也还是。至于国内的社会，我的心情和你一样。

归去来兮话《驴年》

湘平

从国內返回澳大利亚，脑子还没能从“今夕何年”的恍惚中回过神来，就看到了简杨的新作《驴年》。一口气读完，不觉哑然失笑。

驴年，是十二生肖周期之外的子虚乌有的年份，驴年发生的事也就是那些你“爱信不信”的邪乎事。开卷之首，作者就借直接导演这场驴年闹剧的出租车司机张小路之口对文题作了如上的阐明注释，颇有《红楼梦》卷首的“假语村(贾雨村)言”之妙。于是就引出了这个发生在一位从加拿大回北京的同胞身上的匪夷所思的故事。

《驴年》是从一个男人的视角来见闻、经歷这个飞速变迁的世界。我饶有兴味地注意到，简杨近年的多篇力作，包括获奖小说《倒敘哀情》和《一条汾河门前过》，都是从男性的角度来观察世界、敘述故事。她对异性人物心理的解剖之细发掘之深，笔触之老练成熟，语言之詼谐幽默，足见其功底，比起她的其它描写女人的篇章(如《回首夕阳红尽处》，《夏天在维多利亚》等)毫不逊色。

此番回国，我虽然没有书中主人翁李佑生的那种传奇经歷，作者描述出、主人公感受到的那些天地之间的景象、街头巷尾的见闻﹐有的似曾相识，有的还歷歷在目。天空中“找不见”却“无处不在”的炙人的太阳﹔“疯狂”的路况和“困兽”似的车辆﹔老弱病残的街头卖艺者﹔倒卖发票的妇女，以及许许多多人们见怪不怪了的“邪乎事”。我不得不感嘆作者对生活的细致的观察，入神的描绘。

李佑生是一个事业上生活中有些失意的男人。怀著由于失业和隨之而来的家庭生活不和谐的烦恼，他回国探亲访友，同时试图在北京寻求自己可能的发展空间。他与自詡为“作家”的出租车司机、自称为大学生的女孩萍水相逢﹐与大学同学兼初恋情人以及许多同学老友相聚。又被人“用美人计”引入陷阱，险遭讹诈，於是发生了一幕幕令人兴奋、使人尷尬、叫人惊嘆、最终有惊无险的“邪乎事”。隨著故事的发展，他的失意苦恼、他的困惑尴尬、他的愚蠢可笑、他的诚实善良都跃然纸上。

从李佑生的视角中，我们认识了三个有不同性格特征的女人：他的妻子王蔚然，大学同学加初恋情人薛琴，自称为大二学生并充当了一场并不高明的骗局中的诱饵的徐瑶。

李佑生的婚姻原本普普通通。和许多生活在这个时代社会背景之下的同龄人一样，这样的婚姻可能谈不上多少爱情，有的也许只是多年共同生活中建立的，习惯成自然的亲情。“他们结婚多年，除了没有孩子外，生活几乎是美满的。”然而，平静生活的塌陷始于他的失业。失业对一个男人(尤其是中国男人)的打击恐怕是摧毁性的。与其说他失业后妻子的態度发生了根本性变化，毋宁说事业上的失意使他自己变得自卑脆弱敏感。在这样一个无法体现自身的社会价值、缺乏自信的男人眼里，对方的一个普通的眼神都是对他的讽刺嘲笑，一句平常的话语都使他感到受伤。事实上，李佑生在梦境中虚擬出的妻子的尖刻口吻就和梦醒后妻子在电话中的真实言谈形成鲜明对照，反映出他在压抑心态和落寞情绪之下将家庭矛盾的放大与升级。作者著力刻划了李佑生对妻子从心理的隔膜到生理的反感，为他后来对初恋情人的先是期待隨后失望，和对陌生女子的好感和热情作了铺垫。

李佑生的初恋情人薛琴是一个性格上很有时代特色的女子。作者用夸张的手法，朔造了一个乍一看有些可笑，细读却很有几分可爱的栩栩如生的人物。她善良热情开朗，拿得起放得下，在这个扑朔迷离快速变迁的时代，能较快的从一段段逝去的感情中跳出来，保护自己少受伤害，亦化解对他人的怨恨，欣然地向前走，去寻找新的生活。她的表现也许根本不符合中国传统女人的规范，也完全出乎李佑生的预料想象之外。然而﹐面对发生在薛琴身上一系列令人眩目的变化，李佑生由衷地感嘆：“你这样活著真好。我希望我能象你一样。”这又何尝不是我们众多读者的感嘆？

徐瑶是《驴年》故事中的主线人物之一。这个貌似单纯的女孩实际上复杂而耐人寻味。在李佑生这样一个青春已逝生活失意的男人眼里，她最初几乎是天仙般美丽可人。她的美丽清纯的外表因而成了引诱李佑生入圈套的诱饵。从故事的结局显而易见，她与李佑生在地铁中的一再“不期而遇”实际上是有计划有预谋的刻意安排和表演。而在旅馆房间的那一幕又表明她似乎还很“嫩”，良知尚未泯灭，在陷害別人的关键时刻犹豫不前心存不忍。令人啼笑皆非的是，她和张小路声称，采用如此低劣的手法只是为了选择一个“好人”来“借”一笔钱。即使在李佑生被欺骗陷害之后，她在李的眼里也并没有变成魔鬼﹐仍然显得有几分“无辜”，这也正表达了作者自己交织着的“恨其不争，哀其不幸”的复杂情绪。这种作法真如她自己所说，是为了给弟弟筹钱上大学吗？在故事的结尾，作者给读者留下一个“信不信”的悬念。那么，他们有罪还是无辜﹖值得憎恨还是同情？《驴年》留给我们更多掩卷之后的沉思。

谈到对许多当今中国社会现象“信不信”的问题，我不妨借题多说几句。几年前，我携两个十来岁的儿女回国。每每看到路旁的老幼残疾人乞丐，孩子们总向我要了零钱去施舍。当我一时无法给他们时，他们定会在回程时早早准备好零钱去寻找那个乞丐。然而，有一次，我们见到一位穿著整洁的十八、九岁少女跪在街旁，身前一张纸上写明自己是大学生，因无钱交学费而求乞。同行的在国內工作的侄女鄙夷地说：“不要相信她，这是假的，她只是为了钱。”我却宁肯相信这是真的。国內交不起学费的工农子弟有多少﹖尽管用乞討的方式来解决显得有些极端。我问孩子们：“象你们这样衣食无懮，父母理所当然地供你们上学的孩子，肯让自己丟了作人的尊严﹐仅仅为了几个钱而跪在地上求乞吗？”我也相信，这个社会的确有人为生计所迫而走上了犯罪道路。面对这类社会现象，我们这些在某种程度上超然于这个社会之外，又无时无刻不在关注着这里发生的一切的海外游子，即无法熟视无睹，又根本无能为力。

面对国内纷繁复杂的社会现象，李佑生在“留”和“归”问题上的徬惶犹豫患得患失举步不前。这种感受在很多游子生活中的某个阶段都出现过，因而在我们心中引起同感共鸣。我们中的许多人，得志也罢，失意也罢，不管是否认真地考虑过“海归”，在潜意识里却都这样那样的比较。当初或许出于政治社会的原因，或者由于工作家庭孩子的缘故，我们选择了不归。然而，每当事业上生活中受到挫折时，每次回国见到事业有成的同学同事老友，心灵常常会受到冲击，感到失落。我曾经由衷地向国內同学感慨：“你们才是干事业，我只是在养家糊口过日子。”然而，另一方面，当你认真地考虑“海归”，试图將自己置身于这个与二十年前相比已经面目全非的社会环境中，去安家立业，去工作生活，你不由得怀疑自己是否真能适应，转而庆幸自己“好在并不一定需要回来”，好在还有“退路”(李佑生语)。

总之，简杨尝试将文学之笔触伸向了一些具有普遍意义、值得深入探索的社会问题,《驴年》展现了一代海外游子创业之艰辛，生活之无奈和归国之尴尬。笔者写到这里，正值移民加拿大的美加双料博士蒋国兵自杀身亡的消息在网上引起广泛注意和讨论，这个极端的例子正是此文一个血写的注脚。这是一个值得我们海外的写手去大声疾呼吶喊﹐深入探索发掘的课题﹐虽然文学之“杯水车薪”远无法从根本上解决这样的社会问题。

稍感遗憾的是，作者对于男主人公事业上的失意和求职中的挫折而造成的更具普遍意义的心理压抑发掘不够，而将其主要矛盾简单归诸于婚姻问题。此外，人们对于高学历、高职位的知识女性(所谓“女强人”)在家庭生活中的角色总有一种概念化的偏见，作者对王蔚然着墨不多的刻划和渲染，似乎没有脱离这种概念。

小说的结尾，在现实生活中进退维谷、归留两难的李佑生希望能永远待在高架桥上，远离大地红尘中的千桩烦恼、万般无奈。其实﹐在当今世界上，想逃遁红尘的又岂止一个李佑生？《驴年》写出了我们这一群的困惑与无奈。

玉兰，握手致意。我把我那篇搬过来凑个热闹。

你对李佑生的心态分析更深刻更贴切。要不咱俩联手综合成一篇吧？

玉兰你提到的“边缘”，还有一层年龄因素吧？我们这一代人已是“中老年”的边缘，二十多年前国内的一切是和我们的青春相联系而铭刻在我们的记忆中。如今青春不再，物人两非，过去的记忆就成了我们今天的“梦”。

作者反复强调的徐瑶身上的那股“香味”，我一直以为是从描绘徐小路车里的“香味”时埋下的伏笔，以示两人之间的关联和共同阴谋，不知对不对？

湘平好。

我理解的梦，是一种追求，一种执著。年轻时有梦，是常事，年老了还有梦，是难得。

过去的记忆不是梦，是堆砌我们生命金山的砖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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