歸去來兮話《驢年》
--讀簡楊的中篇小說《驢年》

湘平

從國內返回澳大利亞，腦子還沒能從“今夕何年”的恍惚中回過神來，就看到了簡楊的新作《驢年》。一口气讀完，不覺啞然失笑。

驢年，是十二生肖周期之外的子虛烏有的年份，驢年發生的事也就是那些你“愛信不信”的邪乎事。開卷之首，作者就借直接導演這場驢年鬧劇的出租車司机張小路之口對文題作了如上的闡明注釋，頗有《紅樓夢》卷首的“假語村(賈雨村)言”之妙。于是就引出了這個發生在一位從加拿大回北京的同胞身上的匪夷所思的故事。

《驢年》是從一個男人的視角來見聞、經歷這個飛速變遷的世界。我饒有興味地注意到，簡楊近年的多篇力作，包括獲獎小說《倒敘哀情》和《一條汾河門前過》，都是從男性的角度來觀察世界、敘述故事。她對异性人物心理的解剖之細發掘之深，筆触之老練成熟，語言之詼諧幽默，足見其功底，比起她的其它描寫女人的篇章(如《回首夕陽紅盡處》，《夏天在維多利亞》等)毫不遜色。

此番回國，我雖然沒有書中主人翁李佑生的那种傳奇經歷，作者描述出、主人公感受到的那些天地之間的景象、街頭巷尾的見聞﹐有的似曾相識，有的还歷歷在目。天空中“找不見”卻“無處不在”的炙人的太陽﹔“瘋狂”的路況和“困獸”似的車輛﹔老弱病殘的街頭賣藝者﹔倒賣發票的婦女，以及許許多多人们见怪不怪了的“邪乎事”。我不得不感嘆作者對生活的細致的觀察，入神的描繪。

李佑生是一個事業上生活中有些失意的男人。怀著由于失業和隨之而來的家庭生活不和諧的煩惱，他回國探親訪友，同時試圖在北京尋求自己可能的發展空間。他与自詡為“作家”的出租車司机、自稱為大學生的女孩萍水相逢﹐与大學同學兼初戀情人以及許多同學老友相聚。又被人“用美人计”引入陷阱，险遭讹诈，於是發生了一幕幕令人興奮、使人尷尬、叫人惊嘆、最終有惊無險的“邪乎事”。隨著故事的發展，他的失意苦惱、他的困惑尴尬、他的愚蠢可笑、他的誠實善良都躍然纸上。

從李佑生的視角中，我們認識了三個有不同性格特征的女人：他的妻子王蔚然，大學同學加初戀情人薛琴，自稱為大二學生并充當了一場并不高明的騙局中的誘餌的徐瑤。

李佑生的婚姻原本普普通通。和許多生活在这个時代社會背景之下的同齡人一樣，這樣的婚姻可能談不上多少愛情，有的也許只是多年共同生活中建立的，習慣成自然的親情。“他們結婚多年，除了沒有孩子外，生活几乎是美滿的。”然而，平靜生活的塌陷始于他的失業。失業對一個男人(尤其是中國男人)的打擊恐怕是摧毀性的。与其說他失業后妻子的態度發生了根本性變化，毋宁說事業上的失意使他自己變得自卑脆弱敏感。在这样一個無法體現自身的社會价值、缺乏自信的男人眼里，對方的一個普通的眼神都是對他的諷刺嘲笑，一句平常的話語都使他感到受傷。事實上，李佑生在夢境中虛擬出的妻子的尖刻口吻就和夢醒后妻子在電話中的真實言談形成鲜明对照，反映出他在压抑心态和落寞情緒之下将家庭矛盾的放大与升级。作者著力刻划了李佑生對妻子從心理的隔膜到生理的反感，為他后來對初戀情人的先是期待隨后失望，和對陌生女子的好感和熱情作了鋪墊。

李佑生的初戀情人薛琴是一個性格上很有時代特色的女子。作者用夸张的手法，朔造了一个乍一看有些可笑，細讀却很有几分可愛的栩栩如生的人物。她善良熱情開朗，拿得起放得下，在這個扑朔迷离快速變遷的時代，能較快的從一段段逝去的感情中跳出來，保護自己少受傷害，亦化解對他人的怨恨，欣然地向前走，去尋找新的生活。她的表現也許根本不符合中國傳統女人的規范，也完全出乎李佑生的預料想象之外。然而﹐面對發生在薛琴身上一系列令人眩目的變化，李佑生由衷地感嘆：“你這樣活著真好。我希望我能象你一樣。”這又何嘗不是我们众多讀者的感嘆？

徐瑤是《驢年》故事中的主線人物之一。這個貌似單純的女孩實際上复雜而耐人尋味。在李佑生這樣一個青春已逝生活失意的男人眼里，她最初几乎是天仙般美麗可人。她的美麗清純的外表因而成了引誘李佑生入圈套的誘餌。從故事的結局顯而易見，她与李佑生在地鐵中的一再“不期而遇”實際上是有計划有預謀的刻意安排和表演。而在旅館房間的那一幕又表明她似乎還很“嫩”，良知尚未泯滅，在陷害別人的关键时刻猶豫不前心存不忍。令人啼笑皆非的是，她和张小路声称，采用如此低劣的手法只是为了选择一个“好人”来“借”一笔钱。即使在李佑生被欺騙陷害之后，她在李的眼里也并沒有變成魔鬼﹐仍然显得有几分“無辜”，这也正表达了作者自己交织着的“恨其不争，哀其不幸”的复杂情绪。這种作法真如她自己所說，是為了給弟弟籌錢上大學嗎？在故事的結尾，作者給讀者留下一個“信不信”的懸念。那么，他們有罪還是無辜﹖值得憎恨還是同情？《驢年》留给我们更多掩卷之后的沉思。

談到對許多當今中國社會現象“信不信”的問題，我不妨借題多說几句。几年前，我攜兩個十來歲的儿女回國。每每看到路旁的老幼殘疾人乞丐，孩子們總向我要了零錢去施舍。當我一时無法給他們時，他們定會在回程時早早准備好零錢去尋找那個乞丐。然而，有一次，我們見到一位穿著整洁的十八、九歲少女跪在街旁，身前一張紙上寫明自己是大學生，因無錢交學費而求乞。同行的在國內工作的侄女鄙夷地说：“不要相信她，這是假的，她只是為了錢。”我卻宁肯相信這是真的。國內交不起學費的工農子弟有多少﹖盡管用乞討的方式來解決顯得有些極端。我問孩子們：“象你們這樣衣食無懮，父母理所當然地供你们上學的孩子，肯讓自己丟了作人的尊嚴﹐僅僅為了几个錢而跪在地上求乞嗎？”我也相信，这个社会的确有人为生计所迫而走上了犯罪道路。面对这类社会现象，我们这些在某种程度上超然于这个社会之外，又无时无刻不在关注着这里发生的一切的海外游子，即无法熟视无睹，又根本无能为力。

面对国内纷繁复杂的社会现象，李佑生在“留”和“歸”問題上的徬惶猶豫患得患失举步不前。这种感受在很多游子生活中的某個階段都出現過，因而在我們心中引起同感共鳴。我們中的許多人，得志也罷，失意也罷，不管是否認真地考慮過“海歸”，在潛意識里卻都這样那样的比較。當初或許出于政治社會的原因，或者由于工作家庭孩子的緣故，我們選擇了不歸。然而，每當事业上生活中受到挫折時，每次回國見到事業有成的同學同事老友，心靈常常會受到沖擊，感到失落。我曾經由衷地向國內同學感慨：“你們才是干事業，我只是在養家糊口過日子。”然而，另一方面，當你認真地考慮“海歸”，試圖將自己置身于這個与二十年前相比已經面目全非的社會環境中，去安家立業，去工作生活，你不由得怀疑自己是否真能适應，轉而慶幸自己“好在并不一定需要回來”，好在還有“退路”(李佑生語)。

总之，简杨尝试将文学之笔触伸向了一些具有普遍意义、值得深入探索的社会问题,《驢年》展现了一代海外游子创业之艰辛，生活之无奈和归国之尴尬。笔者写到这里，正值移民加拿大的美加双料博士蒋国兵自杀身亡的消息在网上引起广泛注意和讨论，这个极端的例子正是此文一个血写的注脚。這是一個值得我們海外的寫手去大聲疾呼吶喊﹐深入探索發掘的課題﹐雖然文學之“杯水車薪”遠無法從根本上解決這樣的社會問題。

稍感遗憾的是，作者对于男主人公事业上的失意和求职中的挫折而造成的更具普遍意义的心理压抑发掘不够，而将其主要矛盾简单归诸于婚姻问题。此外，人们对于高学历、高职位的知识女性(所谓“女强人”)在家庭生活中的角色总有一种概念化的偏见，作者对王蔚然着墨不多的刻划和渲染，似乎没有脱离这种概念。

小說的結尾，在現實生活中進退維谷、歸留兩難的李佑生希望能永遠待在高架橋上，遠离大地紅塵中的千桩煩惱、万般無奈。其實﹐在当今世界上，想逃遁紅塵的又豈止一個李佑生？《驢年》寫出了我們這一群的困惑与無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