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给老娘滚出去！”陈素芬脑怒地喊道。她见王守伦睁大眼睛，像是没有听懂她的话似地呆呆地站着，就补充道：“告诉你，我就是饿死，也不吃你的玉米馍馍，也不准你碰我一下。你要是想动武，你就来试一试。你不要以为你的力气大，你就可以为所欲为。我的力气虽然小，也有对付你的办法。你如今是上等人，我如今是下贱人。如果是一命换一命，我一点也不吃亏。”

    王守伦吃过颜惠玲的亏，当然知道陈素芬指的是什么。他不由自主地后退了半步，似乎陈素芬正要扑将过来，抓住他的那两个蛋，要了他的那条富贵命。不过，他对陈素芬的强烈反应也不是十分惊讶。在他最近搞过的女人中，有几个女人最初也张牙舞爪，宁死不从。可是，过不了几天，那些女人捱不过饥饿，只好撕下自己的面皮，跑来找他。王守伦也算是个怜香惜玉的人。只要那些女人屈服了，他就不计旧恶，照样把玉米馍馍递给她们。此时，他就只是对陈素芬宽容地笑了一笑，说：“你好好儿地想一火镰。肚子饿了，遭不住了，就来找我。我说话算话：一天一个玉米馍馍，还可以回大食堂打饭。干一回，再多给你三个玉米馍馍”说完这话，他把那三个玉米馍馍放回衣袋，转过身来，扬长而去。

    陈素芬见王守伦走远之后，蹒跚地走到门口，掩了房门，然后伏在地铺上呜呜地痛哭起来。

    过了好一阵，她渐渐地止住了哭泣，从地铺上爬起来，洗了洗脸，洗了洗已被眼泪湿透了的枕巾，将它晾在门背后的麻绳上。接着，她用清水涮了涮刚才落到了地上的那条蕨根，把它放进自己的土巴碗里。她端着碗，坐在土坑旁的树疙瘩上。土坑里的柴火早已熄灭。她碗里的那几条蕨根也已经冻得冰凉。她怔怔地看着碗里的那些蕨根，却忘记了举筷。她又想起了这一年多来发生的事：


    她的哥哥陈进在接到了她的求援信后，便给当时的县委书记曾世杰打了一个电话，干与了冯东明的案子。不久之后，县委把他调到“红军水库”的工地上去担任副总指挥的职务。据后来被调往县文化馆工作的谭小玉讲，这个副总指挥是正社级。因此，冯东明的官职不仅没有降，反而还升了半级。

    陈素芬对这样的一个结果感到非常高兴。她认为，冯东明已经脱离了危险，不再需要用王春花的名字来保护自己了。她暗自决定，只要见到冯东明，她就要设法让他提出结婚的事来。然后，她就愉快地接受这一建议，投入到冯东明的怀抱中去。

    可是，冯东明去水库工地后就一直没有回过玫瑰坝。陈素芬虽然设法去工地上看过他几次，却总是找不到同他单独谈话的机会。冯东明显然非常忙。同她谈不上几句话，就会有人来找他，同他谈与工程有关的事情。因此，她的那个小小的阴谋遭到了可耻的失败，而冯东明也就一直没有说出求婚的话来。

    当然，冯东明并没有忘记陈素芬母子。只要有人到玫瑰坝来，他总要请这个人带一大包散发着浓烈的汗臭的脏衣物来给陈素芬，请她帮他清洗干净。带这些脏衣物来的人做梦都没有想到，就在这些污浊邋遢的衣服里，竟然隐藏着五六个玉米馍馍。陈素芬不知道冯东明是怎样搞到这些食物的。她也不敢声张。等到夜深人静，她才叫醒王守礼，在黑暗的掩护下，同他偷偷地分享这些同仙丹一样珍贵的东西。

    可惜好景不长。由于她无法理解的原因，陈进突然被撤销了地委副书记的职务，并受到了隔离审查。与此同时，冯东明也被隔离审查了。这两个保护人一垮台，她就从一个饱受恶霸地主欺凌迫害、对旧社会无比痛恨、对新社会无限热爱的乞丐女摇身一变，成了剥削和压迫穷苦农民、对旧社会非常怀念、对新社会刻骨仇恨的地主婆。于是，她被戴上了“漏划地主分子”的帽子，成了一个十恶不赦的阶级敌人。

    对于陈素芬来说，被捆成粽子一样地捱斗，听干部们声色俱厉地训话，被迫干又脏又累的“义务劳动”，都是可以忍受的事。可是，同十来岁的兒子一起捱饿却使她感到难以忍受。每当她见到兒子迅速消瘦的脸庞和跳跃着饥火的目光，她就感到心里一阵又一阵地剧痛。同玫瑰坝的其他饥民一样，陈素芬母子吃过的东西是数也数不清：洋芋苗、小猪草、竹叶菜、酸浆草、青苔、红萍，麻雀、青蛙、田螺、蚱蜢、蚂蚁、老鼠、等等，等等。由于侯亚昆抓私炊抓得厉害，好几次，他们还没有把这些东西煮熟，就赶紧把它们吞进肚子里去了。如果是在过去，那些鲜血、腥气和怪味早就让她呕吐了。如今，这些东西却鲜美无比。这些美味佳肴是很难搞到的。在侯亚昆当权的时候，陈素芬也被赶去同公社社员们一起深翻土地，每天要干十二个小时，很少有时间去搞点东西吃。侯亚昆倒台后，除了阶级敌人们必须参加的“义务劳动”外，王守伦倒是没有强迫她干别的农活了。可是，这时仍然是天寒地冻，除了天上飞的很难抓到的鸟雀之外，其它的小动物都绝了迹，野菜也还没有发芽。她尽了最大的努力，也只能搞到一些草根和树皮。这些东西只能使人暂时减轻一些饥饿的感觉，却不能够提供多少营养。她和孩子一天比一天消瘦。他们的身体也越来越虚弱。如今，她上山去采集草根和树皮的时候走一步就要喘三喘。她担心，再过几天，她就再也爬不动山了。那时候，她就连草根和树皮也搞不到了。

    如果是在旧社会，陈素芬早就带上她的孩子，一只手拿着一个土巴碗，另一只手拿着一根打狗棍，出去挨家挨户地讨饭，以求一条生路。几千年来，那些因为天灾人祸而无以糊口的人走的就是这么一条道路。可是，如今解放了，讨饭就是在党和国家的脸上抹黑，就是盲流，就要受到严厉的惩罚。玫瑰坝也有几个莽汉成功地避开了沿途众多的民兵，企图去县城里要饭。然而，他们刚刚走进龟城镇，就被公安人员捉住。他们被劈头盖脸地痛揍一顿，在拘留所饿着肚子关了一天，然后被五花大绑地押送回来。几次以后，玫瑰坝的人都变老实了。他们即使被饿死，也不敢出去讨饭，不敢去给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的脸上抹黑了。

    正所谓：“屋漏更遭连阴雨。”陈素芬本来就已经走投无路了，现在又来了一个趁火打劫的强盗。王守伦已经明白地表示了想要奸污她的意图。如果她屈服了，王守伦就可以给她和孩子一口饭吃，让他们母子俩继续活下去。如果她不肯屈服，王守伦就要卡住那点“地富汤”，剥夺她和孩子的那点可怜的洋芋片，让她和孩子在通向死亡的道路上加速前进。

很多人奇怪，如果真有成千上万的人饿死，为什么没人造反呢？
我在《独裁教育》那一篇了也涉及到了这个问题。

那个时候要造反恐怕很难。饭碗在基层干部的手里，稍微流露出一点不满就没有饭吃。相反，当“积极分子”却可以多吃到一口饭。这就造成了一种循环——“积极分子”越来越多，“反动分子”越来越少。怎么造反呢？

我插队的地方,就是干部也没吃的,后来大家一起逃荒要饭去了.
这是我的想法:
可是，他更奇怪，为什么在几年“自然”灾害的时候，饿死的成千上万人居然没有造反？恰巧我曾经考虑过这个问题，有一个很肤浅的答案。除了这个民族几千年延续下来的“忍耐美德” 和“忠君”思想，现实的情况也很明显：无物可抢，造反何用？那个时候，方圆上百里，无论城乡，谁家有存粮？吃大户都找不着个地方，就算有胆量铤而走险也无处可去。

我们那个地方是重灾区，死的人在全国最多（绝对数，相对数可能是河南）。我个人认为，坚守大食堂这个共产主义/社会主义的阵地和不准外出逃荒要饭是两个很重要的因素。你们那里还允许外出逃荒要饭，应该是很“右”的了。不过，当时城里人也在挨饿，不知道要饭能不能够活下来。

“忍耐美德” 和“忠君”思想恐怕是没有的。在“旧社会”，饥民铤而走险，揭竿而起的例子很多。“新社会”控制得特别严，阶级斗争的弦绷得非常紧，一有风吹草动，就要“杀一批、关一批、管一批”。那些造反的萌芽还没有形成，就被扼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