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东四子  

那是一九六八年。无法无天的红卫兵们在杀光异己而转向自相残杀的时候，毛主席一个最新指示便结束了他们的历史使命。在“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圣旨纶音驱使下，千万年青人，犹如过江之鲫，黑鸦鸦地涌向乡村、农场、草原、边疆。他们在广褒无际的风雨中，洗涤着自己娇弱的躯体，磨跞着自己骚动的头脑，冷却着自己青春的火焰，演绎着自己生活的故事。“知青”这个专用名词，在中国近代史里，构成一道怪异悲苍的风景线。

随着几声沉闷的汽笛，三艘破旧的客轮载着上千名知青缓缓地离开了扬州码头。尽管运河两岸还在锣鼓喧天，红旗招展，船舱里年青的脸庞上却都充满了古怪与茫然。船行了一天之后，我们十二个知青，八男四女，又沿着一条泥泞的小路，深深浅浅，跌跌撞撞来到兴化水乡的一湾小村。大队部里昏暗的煤油灯下，几张桌子，几条长凳。桌上布列着农村待客的盛宴：八大碗。我们在毛主席慈祥目光的注视下，狼吞虎咽地进了这“蜕变”的第一餐。

兴化多水，河网如棋盘。我们这个小村被水隔成三处。十二个知青亦平分，我们一组在河西，四个女孩在河南，至于剩下的那四个，便是本文的主人公们:河东四子。称其为“子”，来自于四子之一 -- 颜子的建议。他说，名字太长，一下子难记。不如学古人，姓氏之后加“子”，又好听有好记。

于是乎，这个偏僻的小村里便多出了这一帮“天涯浪子”，在这里留下几段平凡、浪漫，而且夹杂着几许辛酸的故事……

颜子

颜子尚古。要不是后来颜子因“收藏四旧”被公社民兵抓去一事，我们还真不知道他对古物痴迷到不要命的程度。说实话，颜子和我们厮混在一起，真有点委屈。他是老高三的学生，长了我们四五岁，也不知道怎么就和谭子、金子、骚子他们分在一组。中等个，瘦精精的脸，说起话来慢条斯理的，罩着一件儿中式棉袄，扣儿襻的一丝不苟，怎么看都像是个旧社会里的帐房先生。

到了兴化的第二天晚上，我携着二胡到河东。颜子曾在昨晚的饭桌上告诉我，他会弹琵琶，也会拉二胡。我在扬州中学的“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混过一年，拉个“大海航行靠舵手”“抬头望见北斗星”还凑合，一到“北京有个金太阳”就露了怯。如今有颜子为师，何其幸哉！

当我毕恭毕敬地呈上我的二胡，满心等着他赞扬几句时，却听到一句凉透脚心的考语：“这也叫二胡？！”

天哪。记得当年磨蹭我家老爷子，要买一把二胡时，老爷子勉强了许久，才掏了银子。竹竿、竹筒、蛤蟆皮，拢共就花了一块一毛一。那把破二胡陪伴了我多少炎热的夏夜，也没少惹得被噪音污染的邻居们半夜三更地朝我家院里扔石头。俗话说，七年笛子十年萧，拉好二胡折断腰。拉了一个夏天，水平一点儿没见长，可这二胡倒比我先驼了背，“只识弯弓射大雕”了。插队前，每个知青发十四元安置费。头次拿到这么多钱，心里的第一个念头就是买一把好二胡。这事儿只能先斩后奏，要请示老爷子一准儿玩完。到国庆路的民乐商店，牙一咬，心一狠，买了一把七块三：笔直的杆儿上曲着弯月，黑漆漆的筒儿上蒙着蛇皮。回到家，先软软地款款地告诉老妈。当老妈拐弯抹角地给老爷子递上这事儿，老爷子看着我垂眉敛目的可怜相，骂了一句：“妈了个巴子，败家子儿”，也就应付过去了。好吗，我花了这么多的钱，动了这么多心思，竟然一点不入颜子的法眼，说什么“这也叫二胡？！”

颜子并不理睬我的沮丧，转身拿出一个黑平绒裹套着的物件。他小心翼翼地解开套上的红绒绳，从里面拎出一把闪着冷艳紫光的东西。“这才是二胡”，颜子平静地说。

“二胡的优劣，关键在用料。料分三品：红木、乌木、紫檀。紫檀是上品，乌木次之，红木为下。同一品里，还有讲究。如红木，老红木就远比新红木好。选料不但要入品，还要看质地，要无痕无节，纹理细腻。下来就是蒙皮，一是要蟒皮，二是鳞的大小要均匀。蟒鳞不能太粗，太粗音则空泛；又不能太细，太细声则发涩。琴弓要用五年以上的江苇竹，弓毛要选内蒙古的白马尾。再加上松节木雕的码子，雪蚕丝捻的弦子。有了这几条，才算是把二胡。”

听听，颜子的这番议论，真叫你服的没脾气。看看自己手里的这把“二胡”：杂木、蛇皮、塑料弓。唉，要不是花了老子一半的安置费，真恨不得一把给撅了。你瞅人家那琴，那才叫上品。

“不！”，颜子道：“我这把琴是极品。”

“这把琴，琴托、琴筒、担子(琴杆)都是紫檀，却是最上等的紫檀：沉香檀。一般的树一年长一轮，这种料，五年才一轮。我爷爷说，七年桑，十年槐，沉香还在土里埋。一棵碗口粗的沉香檀要长八百年。它入水即沉，不伸不缩不跷不裂。你看这龙头，制这把琴的师傅硬是刻坏了八把刀子。这琴的弦轴是金丝楠，琴筒的镂空蛔纹用的老黄扬。这张蟒皮是我从一把上百年的老三弦上揭下来的，浸透着前辈艺人手上的油和汗。这样的蟒皮叫做熟蟒，有灵气，有悟性，远远胜过才揎出来的生蟒。我前面说的那三品都有价，而这把琴，无价！”

颜子端详着手中的二胡，脸上流露出一丝疼爱，眼神里透着一丝悲哀。静悄悄的茅草屋里，传出娓婉凄凉的“江河水”，如哀如怨，如泣如诉。你仿佛看见一位面色苍白的美丽少妇，忽而泪洒江边，泣不成声；忽而忆及往事，百感咸集；忽而怒向苍天，悲愤欲绝。这支曲子被颜子演绎的夸张而不狂乱，惨淡而不萎靡。琴声未了，谭子便在一旁嚎啕大哭。弄得人人心里苦唧唧悲戚戚的。

毕竟年龄上有差异，颜子平日里不大和我们多罗嗦。上工归来，要么躲在自己的小屋里鬼鬼祟祟的，要么到村外的高岗上乱转悠。说起那片高岗子，村里人都有些神魔鬼道的。岗子上有五座丈把高的大坟堆，连绵相依，问谁都说不出个所以然，只知道爷爷的爷爷的辰光就在那儿了。环绕岗子的那条河有一个很引人遐想的名字：“采花沟”，据说村里曾不止一个姑娘淹死在那里。岗子上闹鬼妇孺皆知，小丫头小小子一闹觉儿，就惹来一通“再哭，再哭把你扔到乱坟岗子采花沟去。”

有一次，我们几个知青到县城洗澡，来回六十里，半夜三更归来，路过这高岗子。平时白日里上工，没少走过这条路，一条五尺宽的土坝连着村里，一座三根毛竹拼的小桥通着县城。那知我们颤颤巍巍地过了小桥就“迷”了路。那天夜里黑得瘆人，我们一人一把电筒，只能照见脚下一点儿亮。明明看着经过了那五座坟，没走多远，眼前又是那阴沉沉的五座坟。我们转了不知多久，一会儿朝前，一会儿向后，既找不到那通往村子的土坝，也找不到曾经过的小桥，只见那五座坟云笼雾罩地时隐时现。

颜子不亏是老大哥，见识多：“人走路，一脚长一脚短，我们肯定在打圈。干脆沿着河边走，不相信找不到那条坝。”于是，我们以那五座坟为起点，沿着河边的田埂，深一脚浅一脚，还吼着“打虎上山”壮胆。忽然，我们之中号称狗胆包天的金子发出怪异的声音：“乖乖咙利咚，撞鬼啦！”我们一哆嗦，几团绿荧荧的鬼火忽上忽下忽左忽右地漂浮，五座坟又黑黝黝地出现在眼前。谭子一声尖叫，仰八叉地跌下去，手电筒飞上了天。骚子一屁股坐在田埂上：“要死要活吊朝上，老子不走了。”我们挤靠成一团，嘘着气，浑身冒冷汗。大约过了半个时辰吧，河对面闪乎闪乎地过来一盏马灯，我们一起大声呼喊，才发现是河东宋大爷，一大早儿去大队猪场熬猪食。宋大爷在对岸用马灯给我们引路，不过两三分钟的工夫，那条土坝就明晃晃地出现在脚下。虽然这次遇“鬼”的经历有惊无险，我们却再不敢半夜过“采花沟”了。

有谁知道，就在那“采花沟”边的五座坟旁，颜子出了事。

那已经是插队一年多后的夏天。队里开“农业学大寨”誓师大会，公社书记来动员，要我们大队挖掉那五座坟，把地连成一片，以利于农业机械化。尽管队里的老人家们畏惧神灵对此举颇有微言，还是挡不住革命需要党的号召上级指示。几个天不怕地不怕的光棍楞头一马当先，抡着大锹上了坟头，逗得村里的一帮光屁股娃儿们跟着推波助澜，一群狗儿们也摇着尾巴追着撵着撒欢。

傍晚时分，金子扯着嗓子喊我们：“见棺材喽，狗日的一个棺材像半间屋那么大呦”。几乎全村人都涌到高岗子，五座小山一样的坟堆儿被夷为平地，中间一个五米方圆的大坑，半截儿浸着水，耸立着一个乌突突阴森森的大棺材。这时天已麻黑，乌云四布，平地里突然窝起一股子旋风，透着一煞子鬼气，大队长抖了一个机灵，大声道：“都走啦，都走啦。回屋，关门，睡觉。”

后半夜，正睡的香甜，谭子、金子和骚子哆哆嗦嗦地敲醒了我们：“颜子被抓走了”。我们大吃一惊。一问，连他们也不明就里，只知道大队民兵营长带着几个民兵半夜里巡逻，发现高岗子上一点光忽亮忽灭，挺像电影里特务在发信号，掩过去一看，颜子像个泥猴子，嘴里叼着电筒，正拿着铁锹橇棺材，于是五花大绑地送到公社去了。第二天，公社来了两人，把颜子的东西都挑走了，丢给队里一句话，颜子是个不好好改造的狗崽子，竟在文化大革命取得伟大胜利的今天还敢偷盗隐藏“四旧”，要送县。

颜子被抓，我们几个知青像丢了个主心骨儿，整日里无精打采的。谁料到才过了两日，颜子就回来了。跟着颜子一同来的是一位头戴红五星的解放军和一个长着山羊胡子的老头，他们没进村，停在高岗子。我们本来就提心吊胆的，看到当兵的，更不敢靠过去，站在“采花沟”这头儿远远地望着。他们围着那大棺材转了几匝儿，和大队书记咕咕哝哝地咬了一会儿耳朵，便扬长而去。后来，颜子告诉我们，来的是县革委会的军代表，那老头是个什么文史馆的，说这棺材“没什么”，要我们再埋了。

颜子好生生地给放了，我们挺纳闷儿，问他，他只笑笑，什么也不说。一个多月后，颜子接到县革委会的通知，借调他到县淮剧团，演革命现代样板戏。那天正是中秋，我们杀了八只鸭子，打了三斤瓜干酒，给颜子饯行。

说起那八只鸭子，还透着一丝邪乎。早春，我们两个知青组合买了八只鸭秧子，黄绒绒的小身子，粉红的小嘴儿，在我们脚下转来转去，还真惹人怜爱。谁知半个月后，这八只鸭子一股脑儿的失了踪，我们打着船，寻遍了村周围的河河沿沿沟沟坎坎，楞是一根儿鸭毛也没找着。一晃七八个月过去了，从未再见到鸭子的踪影，我们也渐渐忘记此事。就在我们为如何给颜子饯行而犯愁时，金子兴冲冲地跑到我们组，二话没说，拽着我就上了“采花沟”。“采花沟”的一个小水湾里，八只灰麻色的鸭子正依偎在一起，幸福地沐浴着夕阳金黄色的余辉，有一声没一声地“嘎嘎”着。我俩弄了一条船，挥着竹蒿子，一袋烟的工夫，八只鸭子一网打尽。这鸭子们已经“野”了，无法再饲养，干脆一刀杀了，一举两得，既给颜子送了行，我们也美美地打一回牙祭。

酒过三巡，颜子话多了。他告诉我们，押到县里，审他的就是来我们村的那位军代表。军代表看到颜子的一堆“四旧”里裹着一把二胡，问颜子会不会拉淮剧。颜子说只要有谱子什么都行。军代表拿出一段淮剧娃娃腔，颜子抖擞精神，一点不打顿儿地从头拉到尾。那军代表顿时眼睛发亮，来了情绪，要颜子给他伴奏，扯着喉咙吼起来。一段接一段，从“我们是工农子弟兵”到“临行喝妈一碗酒”，从“要学那泰山顶上一青松”到“甘洒热血写春秋”，直到军代表唱哑了嗓子，颜子也就从囚犯成了上宾。军代表说，他正在负责组建县淮剧团，要参加省里“样板戏”汇演，颜子可以进乐队。军代表问颜子为什么橇棺材？颜子说，好奇，想看看是什么朝代的，如果是古物，要向上级汇报，不能让老乡们随便糟蹋了。就这样，军代表找来县文史馆里一个扫地的老头，鉴定了一番，结论是，挺古老的，搞不清年代，先埋了以后再说。

颜子的遭遇让我们羡慕不已，这好事儿怎么就轮不到咱爷们？颜子笑道：“光有机遇没本事也是白搭。我若不会拉二胡，保不定还关在县里呢。我爷爷说，人一定要有一技之长，才能处世立命。尤其像我们这些出身不好的，祖上留下点古董，以前还能换几个钱，可红卫兵说抄就抄了，最终还要靠自己的本事挣碗饭。”

我们几个“革干”、“革军”出身的知青对颜子的话很不以为然。我和金子都当过红卫兵，没少抄过别人的家。颜子口口声声的古董不就是“四旧”吗，如今还有个屁用？我们在红卫兵纠察队看管过抄来的“四旧”，成堆的古书字画儿，不就撕来叠飞机作高帽子吗；一筐筐翠玉珠宝的，不就当成石头子儿夹在弹弓里打麻雀吗。

“你们那是造孽。”颜子脸涨红的像猪肝，瘦干干的脖子青筋直暴，手里的酒杯滴滴洒洒。

“这也怪不得你们，你们还太小，不懂啊！如果你们真把我当作老大哥，就听我一句：迟早有一天，古董还会值钱，而且比原来更值钱！你们不要嫌我有铜臭，或者什么资产阶级思想。说个大道理，收藏古董实际上是保护我们渊远流长的古代文明。要不是我要走了，我也不敢给你们说这些。索性放一回胆子，让你们看看我的收藏，就算是对牛弹琴吧。”

颜子进了他的小屋，捧出来一个小樟木箱子，抖索索地打开锁，把他的宝贝儿一件件摆在我们这一群“醉牛”面前。十几枚锈迹斑驳的铜钱儿，二个花花绿绿的玻璃瓶儿，一方乌突突的石头块，一把黄灿灿的竹片子，还有几件我们说不出名道不出姓的小物件儿。

我们还当是什么宝贝，就这些烂玩艺，真让人不起眼。

颜子醉意醺醺，舌头打着卷，也不管我们懂不懂，一样一样地抚摸着，这是“秦半两”，结着“栗子壳”；那是“汉五铢”，锈着“枣皮红”；乾隆年间的水晶鼻烟壶，绘着仕女山水的内画；肇庆老坑的端砚，长着白赤黄三只鹳儿眼；酸枝木透雕的扇骨，镶嵌着玳瑁夜光螺...，一直说到我们七倒八歪，鼾声四起。

第二天一早儿，颜子上路了。我们送他过“采花沟”。没有了那五座坟的高岗子显得有些萧杀，颜子站在那里，双掌合十，默默地呆了一会儿，那片平平的坟地上长满着绿茵茵的山芋。

谭子

谭子爱诗。说他“爱”诗是因为他张口闭口总要引上那么一两句诗一样的东西，我们一下子听不懂，他就会露出一副不屑的模样，弄得我们好生惶恐，好生惭愧。

谭子皮肤很黑，人也很瘦，鼻粱上架着一付咖啡色眼镜，文质彬彬的，挺有点诗人气质。春节回扬州，到他家去玩，认识了他爸爸，一个豆制品厂的会计，也像谭子那样，又黑又瘦，说起话来有点儿神经质。他家房子不大，却显着古老，堂屋的墙壁都镶嵌着木板。正面挂着毛主席画像，画像下面供着一叠红宝书，爿着一个歪歪斜斜的“忠”字。与一般人家不同的是，毛主席画像两旁挂着一付绫裱的对联：

百世泽长流，开天辟地荧日月
三阳东有兆，乘风破浪定乾坤

谭子不无得意地对我说：“这对联是我爸作的，暗含主席的名字。”

堂屋两侧发黄的木板上左一处右一处白乎乎的粉笔印儿，朦胧可见“秦淮晓月随入梦，维扬夜雨细无声”的字句。看上去，谭子爱诗乃属家传。那天，他爸爸强拉着我喝酒，两杯酒下肚，他们爷俩就醉的语无伦次。他爸爸拽着我的手说：“老弟，人生何处不相逢，酒逢知己千杯少。来，来，干杯。我这儿子可就托付给你了。”谭子在一旁歪仄着笑道：“爸，你喝高了。我和李子平辈论交。慨以当慷，忧思难忘。何以解忧，惟有杜康。李子，干杯！”

谭子他妈长得人高马大，带着谭子的五个弟弟妹妹们在另一张小桌上吃饭。桌上的菜大都是缺胳膊断腿儿的豆制品，素鸡、腐竹、千张、茶干。她一边给孩子布着菜，一边骂骂咧咧：“干杯，干杯，干你个头。满嘴的豆腥味，掉个什么文。哼，老母猪冲天叫，冒充高射炮。少灌点黄汤子，有本事多弄几个钱来，不比那劳什子强？背枪子的，望什么呆？吃饭！”

谭子他爸苦着个脸：“唯女子与小人难养也。”

谭子爱古诗，爱得拘泥。他作古诗讲究得很，一定要“平仄”什么的。我学他，也五个字一行，七个字一行的写了不少。可我写的“诗”经常被他贬得一塌糊涂，要么“平仄”不调，要么“失黏失对”。日子长了，我也略知了一二，想报复一下，挑挑他的不是。我说这句应该是“平平仄仄平平仄”，你写成“平平平仄仄平仄”，错啦。他一翻白眼：“懂不懂？一三五不论，二四六分明。”没辄，再挑吧。好不容易又找到一句，只有一个平声，这次可逮住了，不但“平仄”不对，而且是“犯孤平”，乃诗家大忌。他又翻翻白眼：“看看下一句，只有一个仄声，这叫‘拗春体’，下句救上句。”我也不知究竟谁是谁非，反正谭子是“墨索里尼，总是有理”。

不知道“文人”是不是都这份儿德行，说得好听点是“情绪化”，说得难听就是“神经兮兮”。谭子就有点神经兮兮的，他会为读了一首诗、听了一首歌而抱头痛哭，惨不忍睹。譬如他喜欢缠着颜子拉一段“病中吟”，颜子拗不过他，可没拉几句他就捂着脸跑了出去。我们抄来“知青之歌”，缠缠绵绵的，本来骚子的男中音唱得挺撩人，可搭上谭子尖细的呜咽就变得了无生趣。高岗子上挖坟时我写了一首打油诗：“野草覆黄土，朽木掩枯骨，谁想百年前，生龙又活虎”。给谭子看了，他发痴发呆，热泪长流，隔天眼睛还红肿肿的。可另一方面，他也会促狭地捉弄人，而因此笑得喘不过气来。

一天晚上，我们都坐在河东宋大爷家屋前的空地上抽旱烟。宋大爷家的两个远房侄子，一个叫宋银元，一个叫宋美元，也和我们一起凑热闹，胡天海地的瞎聊。这哥俩都二十郎当岁，父母在"三年自然灾害”时饿死了，小哥俩要了几年饭，才保住小命。家里穷，没钱娶媳妇。弟弟美元到江西帮工割稻子，拐回来一个赣南小姑娘，明铺暗盖地合了房。家里就一间草屋，哥哥银元没地儿睡，铺盖一卷上了河工。可这不是长久之计，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哥俩儿轮换着外出打工，那江西小媳妇也就“共产共妻”了。这事儿村里人人知道，动不动指着银元美元，问小媳妇怀里咂着奶头的孩子谁是他爹。今个正轮到他哥俩换班的时候，一人捧着一大斗碗大麦碴子山芋粥，蹲在地上，呲溜呲溜地转着边喝，不时地同我们瞎掰咧。

银元说：“知道不？‘文攻武卫’上天了。”我们一头雾水，不知道他说的个啥。银元看我们没反应，补充道：“公社话匣子里说的，还会唱‘东方红’哩”。谭子斗然哈哈大笑，扑倒在骚子身上，我们一楞神儿，也大笑了起来。“什么‘文攻武卫’，那是‘人造卫星’”，骚子一口旱烟呛得直咳嗽，边笑边纠正。

银元脸上有点讪讪的：“唉，还是知青能。要上点学，也不逊你们。农民苦，老天爷派的，命中注定！”银元话音刚落，谭子尖细的笑声又冒出来，揉着肚子半天才缓过气，指着银元美元说：“你们穷的不是命，穷的是名。你瞧你俩的名字”，谭子用旱烟锅敲着美元手里的大斗碗，像说快板儿似地：

宋银元、宋美元，
银元美元都是钱，
哥俩白白把钱‘送’，
不怨名字反怪天？

说罢又笑绝在地。我们虽然也陪着笑，心里却觉得谭子有些尖酸刻薄，拿人家老实人咂味儿。

也许是先天不足，也许是后天营养不良，谭子的身子骨够薄弱的，动不动会晕过去。队里不敢给他派体力活，就让他晒个草，看个场，轰个麻雀，一年下的工分连个口粮都挣不回来。逢年过节的，我们回扬州，他一个人留在队里，那是因为连船票都打不起。他爸爸一个人赚的那三十几块钱要养活七八口子，谭子即便回去，他妈妈也不会给他好脸子。我们知道他家穷，没钱买肉，就时不时地给他捉点田鸡、河蚌什么的补补，可这些玩艺儿没酱没油的怎么做都不好吃。自打那次在高岗子“遇鬼”后，谭子愈发病重了。他不止一次地告诉过我，他真见过鬼，那鬼是他死去多年的外祖父，不说话，光向他招手。他常常一个人坐着发呆，自言自语，哭一阵儿，笑一阵儿，让你瞅着汗毛直竖。

秋里，大队结了几条船，披红挂绿地到公社粮库交公粮。我们男知青都上了船，把谭子也捎上了，不让他撑篙摇橹抗笆斗，只靠在船头一堆稻草上打草把子。公粮入了库，我们打道回村。河东小队的小队长拿着簸箕把仓底的稻子扫出满满两笆斗，路过代销店时换了两挂子肥肥囊囊的猪肉。这是每年交公粮的保留节目，用“仓底子”换肉，然后大家美美地撮上一顿。谭子打的草把子立马儿派了用场，把一座土坯炉子烧得红旺旺的。小队长切着肉，一边嚷嚷：“嘿，都来瞧呀，五指膘，比得上河西张寡妇那团腰”。

肉下了锅，香气四溢，几条船上的老少爷们都拢了过来，鼻子糗糗地，一个个迫不急待。才烧到六成熟，小队长就揭了锅，顺手还加了一瓢河水，说是去去火。既无筷子也无碗，且不管烫不烫，大家伙伸着手往锅里捞，油糊淋拉的大肥肉块亮晶晶的，吃起来嘎支嘎支带着响儿，可真过隐。不少日子没见荤，嘴巴里都淡出鸟儿来，我们几个知青一点儿不比农民们逊色，一晃儿那一锅半生不熟的猪肉就被抢了个底儿朝天。

谭子唆着手指头，吟道：

无竹无肉半年长，
乍遇佳肴措手忙。
饥肠不辩生滋味，
入口饶馋二分香。

看上去意色阑珊，兴犹未足。

我们唱着歌，摇着橹，兴高采烈地回村。还没到“采花沟”，一个个就觉得肚子咕里咕噜不对劲儿。小队长把橹一扔，掳下裤叉子，连稀带屁地喷薄而出，还不好意思地解嘲道：“妈妈的，吃滑肠了。”不一刻，船帮上撅出一排白晃晃的屁股，弄得满川河道都是臭气，船尾的涟漪里泛着黄浆，水波上漂浮着油花子。这一来，谭子打的稻草把子又派了一回用场。怪得很，我们都拉得不亦乐乎，谭子却像个没事人似的，一只手捂着鼻子哧哧地笑，另一只手左一扬右一扬地给我们扔稻草把子。

回来的第二天，金子夹着铺盖到了我们组：“没法住了，没法住了”。原来谭子半夜里开始上吐下泻，竟然虚弱地出不了门，全呕在自己的小屋里，整个茅草房里腥酸恶臭，怪不得金子躲到我们这来了。两天后，美元家的江西小媳妇来找金子，说你们得想想办法，再不谭子就要死了。

我们喊上大队“赤脚医生”到了河东，知青屋里静悄悄地，门大敞四开，几只麻雀在桌肚底下飞来跳去，看来骚子也逃出去避难了。谭子的小屋里一片漆黑，还散发着一股酸腐气。我们点起煤油灯，看到谭子鬼一样佝偻在床上，满脸青煞，眼窝像两个黑洞。“赤脚医生”给谭子打了两针葡萄糖。谭子含着泪，拉着我们的手：“我想回家，我想回家。”

我们扎了个担架，抬着骨瘦如柴的谭子到了县城，打了张船票，送谭子回了扬州。那年年底，我回城进厂当了工人。忙乱过一阵，就去看谭子，他爸爸说谭子恢复得不错，已经返回兴化了。不久，我收到谭子从村里写来的一封信，里面夹着一首凄凉的诗：

寒夜惊残梦，
孤飞雁远闻。
遥知方向失，
更惜伴群分。

独影空随月，
悲声报与君。
乡音难托寄，
望断万重云。

五年之后，我读完大学，留校当了老师。一天下班回到宿舍，门口守着一个黑瘦瘦的身影，是谭子。他还在兴化的那湾小村插队，至今都七年了。二十多岁的谭子看上去像是个五六十岁的老头，行动迟缓，眼神木然，当年那份儿潇洒的诗人气质荡然无存，只是还带着那副咖啡色的眼镜，眼镜腿儿上缠着乌灰的白胶布。他要我帮个忙，写一封信证明他患精神病，这样才能办理“病退”回扬州。

这是我最后一次见到谭子。他走了，带着我给他的五元钱，五斤粮票，还有那封证明他有精神病的信。

骚子

骚子好色。骚子本姓“邵”，他从“邵子”到“骚子”的转变，不过就几分钟的功夫。那还是头一天的饭桌上，我们正闷着头狼吞虎咽，谭子突然冒了一句：“韶年才领春风意，几度门墙沾雨花？”吟完，谭子朝着邵子努努嘴。我们抬眼看去，邵子正偏着头，半颌着嘴，目光呆呆地盯着邻桌的一位女生，嘴角还挂着一涎口水。那丫头长的白白净净，身材高挑，半张小脸藏在煤油灯的暗影里，抿着嘴笑。

一滴口水落在手背上，邵子猛一回神儿，看到我们都盯着他，而且笑的很暧昧，用手一抹嘴，说道：“人到兴化心就花，人到盐城不想家。”嘿，接的倒挺合辄压韵。邵子的这两句，是老辈儿流传下来的民间俚语，说是兴化、盐城一带世风放纵，男女不禁。也就凭着这句话，邵子的发音变了味--骚子。

骚子平时大大咧咧，说起话来有点儿大舌头，但却长的个一表人才，白白的皮，高高的个，一双眼睛整日价贼兮兮的。知青才下来，队里照顾，不摊派重活，让我们跟着一帮妇女、小孩们挖胡萝卜。没过多久，河东的大姑娘、小媳妇就和他厮闹熟了，没里没外地跟他混开玩笑。就连那些拖皮挂肉的老农妇们，也喜欢在他身上抓挠几把，拿着大胡萝卜往他裤裆上乱栽。

兴化离扬州就几百里，可两地的方言差异甚大，和老乡们说话经常是连讲带比划。骚子学会的第一句方言是“疼"，而这个字的发音类如“痛”。可别小瞧了这个字，其含义不是一句两句就能解释清的。按照颜子后来的考证，林黛玉的弱柳扶风谓之“疼”，薛宝钗的雍容华贵谓之“疼”，秦可卿的温柔可人谓之“疼”，史湘云的天真豪爽也谓之“疼”。总之，女孩儿美的让人窒息是“疼”，小鸟依人是“疼”，活泼可爱是“疼”，鲜花解语还是“疼”。这一个“疼”字好生了得、包罗万象，把一切对女孩儿的赞美尽囊其中。记得有一次公社放电影“英雄儿女”，当王芳身着朝鲜服，敲打着长鼓，扭着腰肢翩翩起舞，台下顿时响起一片咂嘴声，“疼！真疼！”又有一次放“列宁在十月”，面对着一排丰乳细腰的小天鹅们翻飞的大腿，老乡们还是那一句顶一万句的赞美，“真疼！”

然而，骚子对这个“疼”字不甚了了，他用起这个字来有些随意，有些散漫。不仅住在河南的那几个女娃长得“疼”，就连他们组养得那只芦花鸡也“疼”，隔壁宋大爷家那只老黄狗也“疼”。害得颜子谭子们直皱眉头，嘴里嘟囔着：“暴殄天珍。”

其实，骚子最“疼”的还是华子，也就是他“一见钟情”的那个白白净净的苗条姑娘。我们男生都是姓氏后面加个“子”，挺风雅的。但女娃们也姓氏后加“子”，就太钢硬了，显不出女孩儿的妩媚和娇柔。骚子说：“女娃的名字‘疼’在最后一个字上，这个字后加‘子’肯定好听。”于是，我们就有了“华子”、“婷子”、“琳子”和“丘子”。这最后一个“丘子”着实让我们为难了一番，因为这丫头单名一个“兵”字。叫“兵子”吧，难听。叫“丘八子”吧，更难听。还是骚子一锤定音：“就叫‘丘子’吧，反正她长得也不太‘疼’。”

看上去我们是一帮五大三粗的小伙子，一个个装着老成，其实也不过才十七八岁，一帮嘴上刚长出绒毛的大男孩子。那年头还挺封建，和女娃儿说话总挂着一脸的尴尬。可是毕竟青春发育，对异性充满了朦胧，萌动着好奇，看到河南那几个女娃们小脸儿嫩嫩的，小乳房挺挺的，小腰儿细细的，小屁股扭扭的，不知怎么地，总忍不住用眼梢多瞟上几眼。女娃们也撇清高，对我们带搭不理，喜欢自己咬着耳朵叽叽格格地乱笑。下乡一年了，男女生交往并不多，除了到公社开会，大家结个伴儿，搭个腔儿，平日里都显得生分的很，迎面遇着都绕道走。当然，骚子和华子是我们中的例外。男生里面，骚子算是最早熟的了。女娃里面，华子算是最大方的了。没见骚子费什么事，华子那高挑的倩影就频繁地出现在河东的茅草房里，扫个地，洗个衣服，烧个饭，把个骚子伺候得美滋滋的。我们看着骚子和华子眉来眼去地，心里腻腻歪歪，也不知道是羡慕还是嫉妒。要不是华子那丫头得人缘儿，对我们每个人都细声细气的那股温顺劲儿，真不知道会不会告他们一个“作风不正派”。

别看骚子表面上大大咧咧，他很有点小聪明，不但女娃们哄得转，连大队的几个头儿们也被他小马屁拍得足足的，一个劲夸他能和贫下中农打成一片，要推荐他上县，参加“学毛选积极分子”大会。骚子的这份儿小聪明，我们都看不上，嫌他一股子小家子气。可是，他的小聪明落到你头上，你还真得服气。我就曾被他耍弄过，为此还输了一包“经济”牌香烟。

要知道插队时最难熬的是傍晚，吃过饭，没事儿干，守着一盏麻亮的煤油灯，心里就有点儿凄凄惨惨。为了解闷儿，我们引进了各种游戏，打四十分，下象棋，成语接龙，猜谜语，也学会了喝酒、抽烟，吹牛皮。一天晚上，大家聚在我们组，海阔天空地吹着世界革命，一会儿“亡我之心不死”的苏修，一会儿“霸权主义”的美帝，一会儿“同志加兄弟”的越南，一会儿“天涯若比邻”的阿尔巴尼亚。吹着聊着，谭子突然岔了一句，问谁能记得国家名字最多。别的不敢吹，我自认为地理学的不错，信口说当然是我，怎么也可以写出几十个。骚子一旁咧着大嘴说：“李子你别牛逼，有种咱们比比”。嘿，要是别人，我还得思量思量，可这是骚子，压根儿就看不上他，凭他那两把牙刷子，还敢跟我叫阵。“比就比，得有个东道，赌一包烟。”

两人摊开纸和笔，挠着头，托着腮，一个一个国家地写。谭子金子一边摆着象棋，一边劝骚子早缴枪，别浪费时间，哥儿们还等烟抽呢。没一刻儿，骚子捂着肚子喊疼，要拉稀，扯了张纸奔出去。我且顾不上他，脑子里翻着国境线，越南、老挝、柬埔寨，不丹、缅甸、孟加拉，...，然后又神游到了五大洲，埃及、伊朗、伊拉克，坦桑尼亚、赞比亚，...，不一会儿，纸上就涂满六十多个国家的名字。骚子急冲冲地跑回来，还夹带着一股子臭气。此刻我已经黔驴技穷，坐在一旁看骚子写。你看他一会儿提提裤子，一会儿抹抹鼻子，竟然马不停蹄地写满一纸。“数吧”，骚子笔一撂，双手杈在脑后，显得胸有成竹。真他妈怪啦，我写了六十七个，骚子竟然写了六十九。再数一遍，除了“埃塞俄比亚”写了两次，怎么数都比我多一个。我疑惑地看着他，谭子金子也目膛口结，这小子果真有名堂，难道平日里真人不露相？没法儿，痛痛快快认输，把一包“经济”烟贡给骚子。

几天后，谭子提议玩新游戏，对三字联，前两字既要关联又要互对，他自己先出：“夫妻档”。这太容易啦，我马上接“子弟兵”。颜子对上“手足情”。金子大拇指一跷，来个“哥俩好”。我们哄堂大笑，谭子捂着肚子，喘着气，连说金子胡对八对地，不上路。轮到骚子，他抓耳挠腮，憋了半晌，冒出一句：“姐妹花”，紧接了一句：“真疼”，弄得我们又一次忍俊不住，哈哈大笑。

一圈下来，谭子说我再出个人名联，法国总统“蓬皮杜”。这是他妈什么上联，大家想了半天，无从下手。我突然灵机一动，来个恶作剧：“塞拉西”。谭子问我作何解，我反问道：“你的下联是什么？”谭子说：“要我对，就对‘曾思玉’(注：当时武汉军区司令)。这是谐音对，‘烹皮肚’对‘蒸鲥鱼’，都是淮扬名菜。”金子在一旁不服气：“馋疯啦，你才胡编瞎造哩。”谭子一笑，没理他，追问我的下联什么意思。我说：“你‘肚皮’都‘蓬’起来了，还不是吃的涨气，闹肚子，所以我对你一个‘赛拉稀’，而且是工对，你的是总统，我的是皇帝”。大家都笑起来，唯独骚子晕头懵脑，一个劲地问：“什么皇帝？谁拉稀？”

听到骚子的问话，我一下子就觉得有哪儿不对劲，仔细一捉摸，几天前比写国家名字时，我明明记得骚子的纸上有“埃塞俄比亚”，而且重复了一次。他既然知道这个国家，焉能不知不久前毛主席才接见过的塞拉西一世是这个国家的皇帝？我马上问道：“骚子，非洲有个国家叫个什么‘俄比亚’。你才写过，说说是什么‘俄比亚’？”这一榔头把骚子打懵了，连说“忘了，忘了。”我说：“你狗日的当时把这个国家名字连写了两遍，怎么会忘？”他赖皮赖脸笑着：“真忘了”。金子可不吃这一套，一把按住骚子的胳膊：“好小子，敢诈我兄弟的烟，老实交代，你玩的什么鬼？”骚子无奈，只好交代。他哪里是去拉肚子，一路小跑回到河东，翻出“新华字典”，找到附录里的国名表，把自己不知道的国家名字一个劲地狂抄，都写在手心上。回来时，有意到粪缸边砸了一土坷瘩，沾点屎气。他摸鼻子提裤子的作态都是在偷看手心里的字，可可地把我们这一帮人都蒙在鼓里。

骚子的把戏露了馅儿，金子逼他赔两包烟，一包算还我，一包算输我。骚子被迫，喊来“半截吊”，给他两毛钱，要他到邻村的代销店买烟，还许他买一块糖，作跑腿儿钱。

半截吊是大队会计的小儿子，今年也就十一二岁。这小子自小就有个毛病，不喜欢穿衣裳，只要不贼冷，一天到晚精屁股浪当。要照如今的说法，他算是个“低能儿”，鼻涕拉乎的，话都说不清。有年冬天坐在队里的犁上玩泥巴，那冰一般的钢铁他浑然不觉，猛地一起身，犁头上沾落着他的半截小鸡巴，从此村里人便喊他“半截吊”。虽然半截吊浑沌沌的，却有个没过门的媳妇。兴化乡里好结“娃娃亲”，文化大革命也没革掉这种风俗。大队会计可是村里的“高干”，没来由地还巴结不上呢。那邻村代销店的老板娘是个寡妇，拖着个半大不大的小丫头，除了自己和我们大队会计有一腿，还把个女儿也赔了进去，给半截吊说了媳妇。

骚子每每都让半截吊去买烟，心里存着个恶作剧，让那不安分的丈母娘和没过门的小丫头媳妇瞧瞧这个一丝不挂的傻女婿，看看那挂在胯前葡萄似的小雀雀。骚子大概再也没想到，他那一点点坏念头也会遭报应，自己的一条小命也差点儿丧在半截吊手里。

那是插队第二年的秋天，骚子和华子已经打得一团火热，每晚河东河南的两边窜，真个如胶似漆，如糖似蜜。老乡们像看西洋景似的，说他俩嘴对嘴，膀子吊膀子，花里胡哨，只有你们城里人才这么干，要是咱们，来真格地，犯不着夜地里瞎转悠，不如找个野处去斗逼，又煞火又解气。

那天晚上，我们和金子正吃着饭，半截吊光着屁股撞进来，气喘吁吁，舔着鼻涕要找骚子。我们告诉他骚子不在，他赖着不走，傻不痴咧地盯着我们手里的襁面饼。我撕了半块递给他，问他有没有去过河东。半截吊啃着饼子，唔唔囔囔应着，说河东河南都打过晃，找不到骚子。金子问他找骚子干嘛。半截吊眼珠子翻翻，想了一刻儿，说是找骚子去抓兔子，他在河边扣住了兔子。金子一听来了神儿，“走，我帮你抓。”我们也正吃饱了没事儿，抄起扁担、杈子，拿着电筒出了屋。

半截吊一边引着路，一边结结巴巴糊里糊涂地告诉我们，他给邻村代销店媳妇家送黄豆，回来路上，见到野地里一只灰兔子，左追右撵地没了影。路过“采花沟”的坝子，看见河边水泥船摇摇晃晃，船上没人，一头的保险仓盖儿开着，里面还有“唧唧”的声音。半截吊想那一定是兔子躲在里面，蹑手蹑脚上了船，一把扣上仓盖，还锁了销子。你瞧，说半截吊傻吧，人家还真能干个聪明事儿。

我们一行到了“采花沟”，大坝上静悄悄的，水面映出一轮白苍苍的月亮，田野里传来秋虫们的悲鸣，远处的高岗子弥漫着一层薄薄的雾。金子一哧溜下了坝，一个健步跳上船，打开仓盖，拿着电筒往里面照：

“妈妈的，不得个命啦，死人啦。”

我从没听到过金子如此惶恐的声音。几个人都跳上船，伸着头往仓里看，骚子和华子不省人事地躺在里面，仓口还冒着一股呛人的农药味。我们七手八脚地把他俩弄出来，平放在大坝上，你看着我，我看着你，再看看衣杉不整昏迷不醒的骚子和华子，一个个不知所措。几分钟后，我们平静下来，分头去找人。不一会儿，大队干部来了，赤脚医生来了，河南的女知青们也来了，大家围着骚子和华子，连连呼唤着他们。

突然，骚子动了一下，喉咙里咕噜着，嘴角冒出一堆白沫。而可怜的华子再也没有醒，苍白的月光下，一张汉白玉般的小脸，平和而安祥，似乎还在作着梦，梦里和我们细声细气地说着话。

华子死了。致她于死地的是保险仓里残存的剧毒农药。照理说水泥船的保险仓是不准打开也不准存放东西的。但每年队里都用那保险仓作调制农药的容器。虽然药已经用完了，里面还散发着令人窒息的气体。骚子和华子想找一块自己的小天地，以为保险仓开着盖儿就不会有危险，以为可在里面悄悄地偷尝人间的禁果，却没想到那个有残缺的孩子把摇摇晃晃的船误认为兔子隐身的地方，把男欢女愉的呻吟当作兔子“唧唧”的叫唤，他无意识地带来了死神，把一对情人活生生地密封在地狱般的保险仓里。

几天后，河南的琳子哭着找到我们，说华子的尸体无人认领。琳子抽泣着告诉我们，华子的生母早已去世，后妈待她一直很坏。前两年华子的生父也中了风，瘫在床上连话都说不出来。华子那恶毒的后妈回了话：大姑娘偷汉子，不知羞耻，死了活该。真令人难以想象，华子这么一个清秀娇美温柔可爱的姑娘，还藏着这么一段凄凉可叹的身世。为了可怜的华子，也为了她是知青的一员，我们联名给公社送了一封信，公社拨来一口杨木棺材。

华子被埋葬在高岗子上，她那年轻美丽的躯体将永远陪伴着这抔黄土，这条小河，和这湾偏僻的乡村。我们全体知青在高岗子上给华子开追悼会，骚子一直没露面，不知道躲在哪里。

第二天，河东的银元告诉我们，骚子昨晚在华子的坟前跪了一夜，哭了一夜，今早和美元搭伙儿去了江西。

金子

金子擅吹。金子的口头禅是:“这个问题有三点...”。可他只要打开话匣子，那便是三点之中套三点，一个时辰下来，还没回到开始的第二点。要论起来，金子和我还算是世交。我家老爷子从部队离休到地方，负责安置的副市长就是金子他爹。俩人一聊起来，竟然同是四野林彪的部下，同一个纵队。虽然那时未曾相识，但毕竟是同一马勺里搅过的战友，时日不多，俩老爷子便形同莫逆.

金子学习不好，从小没少挨他老子的拳头和棒子。一挨揍就往我家跑，动不动就劝我和他一起离家出走，到部队当兵去。

插队前，反正学校都关了门，我们就几乎天天粘在一起。夏日里，几个小哥儿们踢踏着塑料拖鞋，套着大裤叉子，赤着膊，勾肩搭背到大运河，一个猛子从大桥上扎下去，一泡就是一天。光玩水没什么意思，真正好玩的是“镖船”。运河上行船如梭，有轮船、水泥船、机帆船，有划浆的小乌蓬、摇橹的大梢板，还有像火车一样十几条货驳首尾相连由一条火轮拖着走的船队。我们就像一群泥鳅，在船间游弋。遇到轮船来了，迎头冲上去，一把镖住挂在船舷的救生圈，霎那间身体就飞了起来，人在浪花上旋转，那滋味、那感觉真是难以言传。

我们之中，金子是最出色的。不管轮船多快，他总能及时地靠上去，准确无误地抓住个什么。有时抓住缆绳，人在浪尖上颠出各种花样，有时抓住船帮，一个翻身鱼跃上甲板。他这一手可不光是为了显耀，而且很有实用价值。夏天的运河上几乎天天都有运西瓜的机帆船。金子便是个盗瓜的祖宗。你看他黑溜溜的一条身影，像水蛇一般滑上甲板。等船上的人刚有反应，拎着大竹篙子赶上来，三五个绿油油的西瓜已经飘浮在几丈外的水面，金子也像一缕轻烟似地消失在船尾的浪花里。

入了秋，金子也学我，参加了“毛泽东思想宣传队”。一天到晚的手上拎着把破二胡，吱吱纽纽像杀鸡，害得金老爷子整天价捂着耳朵骂娘。金子说：“这里面有三点。第一，我拉的是‘东方红’，这是在歌颂伟大领袖毛主席。你骂我，说是像杀鸡，这说明了三个问题。第一，是技术问题，第二是感情问题，这个第三吗，是个立场问题。当然，我拉得不好只是技术问题，不是感情问题，更不是立场问题。技术不好有三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吗，我练习的时间还不够多...”话还没说完，结局可想而之，金子又被打得离家出走，躺在我床上，一边揉着屁股，一边和我左三条右三点地策划当兵去。

一天，金老爷子来我家下棋，一进门就先骂了一通娘，说如今光他妈造反革命，连大街上的路灯都没人管了，黑灯瞎火地害得他差点儿摔了一交。接着又说金子文静多了，每天晚上带着二胡外出练习，看来是懂事啦。金老爷子的话差点没让我一口气憋过去。如果金老爷子仔细查看一下他家大门洞里的破芦席卷儿，就会明白为什么“今夜二胡静悄悄”。那里藏着一杆金子从市体委里偷来的气枪，每天晚饭后，金子装模作样地拿着他那把连两根弦子都断了的破二胡，嘴里一边说着“我走啦”，手上一边“狸猫换太子”，拎着气枪出了门。我知道，此刻的金子，怕是正带着院里的几个小泼皮，一条街接一条街地“扫荡”着路灯哩。其实，遭殃的何止是路灯，附近农家养的猪们，屁股上都多多少少遭受过金子的实弹演习。

由于金老爷子是个挂起的走资派，金子的当兵梦到底没作成。动员上山下乡时，我们都自愿报了名。不是觉悟高，而是青春骚动，一天也不想闲呆在家里。金子和我不在同一所中学，无法编在一个知青组。他又想和我鳔在一起，于是，加入了颜子他们这一组，总算插在同一个大队，尽管他与颜子他们以前并不熟悉。

下来没多久，金子就和谭子闹了矛盾。本来一个知青小组合一个米缸，烧一锅饭，大家围着一盆子烂咸菜，可着肚子吃。可谭子觉得金子吃得太多，又太快，别人一碗没吃完，金子已盛第三碗，显见自己吃了亏，便提议分家，各开各的伙。颜子骚子表面上不置可否，明眼人都看得出他们对谭子的赞同和默许。于是，拿来一个大号茶杯，一杯一杯地用尺子刮，平平地分了四枕头套子米。最后米缸里还剩下不到二两，谭子倒出来，用尺子划拉成四小堆，要大家自己挑。颜子骚子不声不响，把跟前的那几钱米掳到自己的袋儿里。金子甩手一胡拉，“妈妈的，小气鬼”，把面前那堆米喂了鸡，然后拎着自己的米袋子，抗了一捆子棉花桔儿，跑到我们组来搭伙。

金子能吃，也能干，强劳力干的活他都要试巴试巴。拉犁、揽泥、割稻、挖河，凡是别人能干的他都拧着脖子上。可是这小子却没长性，什么活干不了几天就犯腻味，缠着队长换个活干干。要说金子什么事儿都没长性也不十分正确，他想当兵的念头就一直没断过。下乡几个月后，“珍宝岛”打了起来，中苏边境顿时硝烟弥漫，全国老百姓也被鼓噪的同仇敌慨，恨不得与“苏修”决一死战。金子兴奋异常，大队部的那份“人民日报”每天都被他揉得稀烂，字里行间地抠消息，巴不得仗越打越大，最好来个世界大战。那些天，金子没事就篡裰我，一起到东北，奔赴“反修”第一线，宁肯马革裹尸为国捐躯，也比在这儿默默无闻地“修理地球”强上百倍。可说归说，做归做。当不了兵，怎么可能上前线？还得一日三顿饭，大锹扁担轮着转。

一天中午，金子来吃饭，低着个头，板着个脸，像是谁欠了他三吊钱。盘问之下，才知道他下工归来，发现组里养的小母鸡少了两只，留着一地鸡毛和血迹。眼见着这两小母鸡快生蛋，就这么不明不白地丢了命，他心里憋着气，一门的心思要查出谁是“黑手”，血债要用血来还。

当晚，金子晃晃悠悠地进了我们的茅草屋，屁股后面牵条线，线上拴着半根猪骨头，尾随着河东宋大爷家的那只老黄狗。金子反扣了门，怀里掏出一卷拉秧趟子用的尼龙绳，又细又扎实。他一边打着套，一边要我们找扁担。我们知道金子抓住了“黑手”，也知道他脑子里打得什么鬼主意，一个个又紧张又兴奋。紧张的是怕被人发现打上门来，兴奋的是这条狗足够我们狠狠地解解馋。我问道：“没人看见？”金子回答：“放心吧，兄弟。”也就分把儿钟，一条扁担斜架在门楣和内墙之间，金子一个活套套在老黄狗的脖子上，尼龙绳绕过扁担，双手一拽，老黄狗就上了天，两条腿登了两登，连声叫儿都来不及，舌头就挂了半尺长。半夜里，老黄狗被剥了皮，狗皮里包着内脏和一块大土坯，金子和我悄悄地出了村，扔在“采花沟”的一片芦苇荡子里。狗肉我们没敢烧，得避避风头，买了二斤大粒盐，一股脑儿地和狗肉一起塞在腌菜缸里。

除了金子，河东的另三子对此事一无所知，金子也觉得天衣无缝，听着隔壁宋大爷漫街价地呼喊叫骂，他装得若无其事，还假惺惺地跟着操几句。可是，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那天金子到河西，光顾得注意前后有没有人，却没想到半截吊在小桥下尿尿浇蛤蟆，瞪眼儿看着老黄狗跟着金子屁股后面，一颠一颠地追骨头。

两天后，骚子气极败坏地闯到我们组：“金子快跑，宋家的人来揍你了”。我们冲出大门，看到河东银元带着几个楞头崽儿，挥着杈子扁担，气势汹汹地赶过来。金子大呼一声：“狗是老子杀的，有种来找我”，接着低声对我说：“好汉不吃眼前亏，快溜！”撒丫子朝“采花沟”跑去。银元他们没冲着我们来，撒开一条线围追金子。金子在麦田里窜来窜去，终于被围到河沿上。他看看眼睛发红的银元手握杈子一步一步地逼上来，振臂高呼：“毛主席万岁！”，转身一个猛子扎到河里。

银元他们被金子的举动吓了一跳，站在河边发愣。我们也赶到河边，只见水上一圈圈越荡越大的涟漪，半天看不见金子的踪影。那才是四月份，河水还冰凉刺骨，我知道金子的水性好，但仍有些担忧，抽了筋可就麻烦大了。十分钟过去了，半个小时过去了，也就三丈来宽的河面，硬是看不到金子的身影。银元和几个楞头都发了慌，生怕出了人命，一个劲地向我们解释，只想吓唬金子，而不是真要打他。

一天一夜过去了，金子还没露面。不要说别人，连我都犯了急，半个大队的劳力上了河堤，沿河寻了二三里，也没找到任何迹象，生不见人死不见尸。我真害怕了，连夜赶回扬州。金子家对此事毫无知晓，我讲了事情经过，金子妈妈霎时泪眼模糊，拉着我就要奔兴化。金老爷子大手一摆：“不许去！这小王八羔子，死不了！”我只身返回乡下，金子是泥牛入海无消息。公社来了人，把银元传去问了一通，说是人命关天，吓得银元当晚就逃了江西。

一晃就是半个月，我们都变得浑浑沌沌，提起金子来就唉声叹气。那天晌午，我们正在“采花沟”打秧，远远地看到坝子上过来一个人，遢着个肩，甩达着手，穿着一身绿军装，走一步跳两步，一副猴样。我从那走路都没个正型的身影上一下子就看出是金子，这小王八羔子回来啦。

晚上，我们给金子接风，他一边嚼着狗肉，一边告诉我们，他扒火车去了“珍宝岛”，还差点儿被当作“偷越国境犯”关了大牢。多亏他遇到的那个边防团长曾是金老爷子的部下，留他住了几天，给金老爷子去了电话，按照上级指示，“不准当兵，遣送回家”。

金子没出事儿，人人都舒了口气，河东宋大爷还登门来道歉，要金子放过“犯浑”的银元们。村里老乡们更是添油加醋，把金子描绘的神乎其神，说他是个“水濑子”，能在河底走路，一个时辰不换气。

转眼夏天到了，我们都忘了“珍宝岛”，一门心思地摸鱼摸河蚌。摸河蚌得有点技术，先潜到河底，双手缓缓地摸索河泥，一旦发觉有条寸把宽的小沟，便顺着游过去，十有八九，一个河蚌在等着你。村里人把河蚌叫作“河歪”，嫌腥气，没人摸。看到我们喜欢吃，告诉说，要摸就要到“采花沟”，那儿的河歪都是“老逼歪歪”，一个足有半个锅盖。然后又一脸色迷迷地补充到，摸的时候要当心，别让老逼歪歪夹住了，回不来。虽然老乡的语言有些夸张，有些粗俗，但“采花沟”的河歪确实大，十几个河歪就把我们的木澡盆压得吃了水，一个河歪就刮出一斗碗黏塌塌软唧唧的河歪肉。河歪壳儿都被老乡要走了，拿回家当瓢用，舀水舀猪食，又顺手又结实。

河南的女娃们看到我们天天傍晚在“采花沟”里栽猛子，一个猛子下去就捧出一个大河歪，不由地也动了心，穿着曲线毕露的游泳衣，嘻嘻哈哈地来到了“采花沟”。这在村里可是个爆炸性新闻，老乡们不懂什么叫“游泳”，更没见到过游泳衣，看到那几个女娃光着滑溜溜的膀子，露着白花花的大腿，绷着鼓囊囊的奶子，乐得直舔舌头直咂嘴。不一会儿，坝子上站满了男女老少，捧着碗吃饭的，叼着烟袋抽烟的，坦着胸脯喂奶的，拎着木桶挑水的，一个个笑呵呵地看着“女知青洗澡”，指指戳戳地议论着“这娃白”，“那娃疼”。

女娃们下了水，学我们翘着两条腿往河里钻，扑腾扑腾地打着花儿，还叽叽喳喳乱叫唤。有女孩儿一起戏水，我们都来了劲，个个显威逞能，仰蝶蛙爬一齐来，把个“采花沟”折腾得翻江倒海。突然，坝子上传来呼喊声，我们静下来，踩着水，看见岸上老乡们指着河心，七嘴八舌地嚷嚷。金子一掳脸，说声“不好，有人沉了”，像一条梭子鱼，箭一般地游过去，一头扎进水底。我们一同跟过去，只见水面上翻出一朵浪花，金子侧着身，肘弯里揽着一个人，刷刷地朝岸边游去。上了岸，我们才看出被救的是琳子，一头秀发披散着，嘴里咳着水，一只白生生的小脚上夹着一只大河歪。金子捧起琳子的纤细的足髁，一发狠，把河歪活生生地掰开。琳子含着泪，缩回了脚，妩媚地朝金子一笑，柔柔地说了一声“谢谢”。

琳子的这一笑把金子的魂儿勾出了窍，几天里神魂颠倒，就像是摸了小尼姑的阿Q，有了那么点“滑滑的”感觉。从此三天两头在我耳边三点套三点地瞎叨叨，点点不离“我家二妹子”。“二妹子”是金子对琳子的昵称，显得特暧昧，特亲切。说实在话，金子真还有眼力，女娃里尽管华子长得苗条秀气，要论“疼”还数小巧玲珑的琳子。一张小脸吹弹的破，一双毛眼撩人的魂，一抬手一投足都含着灵气，一颦眉一楚目都透着消息。省里来了知青慰问团，到河南小队观摩插秧，一群男团员全围着琳子那条垄转磨儿，两个记者端着海鸥照相机，左一张右一张，嘴里还赞叹着“扬州出美女”。

自打金子犯了单相思，一看见琳子就像个瘪茄子，平日里那张能说会道的嘴也像是抹了浆子。我看他可怜巴巴地，托华子给琳子捎个话，问琳子有没有那个意思。琳子倒也回的快：“你救了我，我谢谢。只要没回城，一辈子不谈朋友”。我对金子说：“人家是婉言谢绝，你就拉倒吧，不要癞蛤蟆想吃天鹅肉，撒泡尿自己照照，就你这模样找个丘子都算便宜”。金子失了恋，骂了一声“资产阶级臭小姐”，一犯邪上了水利工地，一去就是一年。从河工回来后，人变得沉稳了，干干脆脆地告诉我三条：第一，一定要离开农村，第二，一定要当兵，第三，一定要找个比琳子更漂亮的老婆！

那年年底，金老爷子被“解放”，当了个工程筹备组的总指挥。一上任，就开了一个小后门，把金子和我招了安，回城当工人。离开的头晚，我到了河东，知青的茅草屋里冷清清的，颜子进了县淮剧团，谭子回扬州养病，骚子去了江西，只剩下金子一个人，躺在床上睁着大眼，呆呆地盯着结满蛛网的屋顶。

我俩打了二斤酒，拆了两包烟，守着熏的漆黑的煤油灯，一会儿高兴，一会儿伤感，半醒半醉地度过了我们知青生涯的最后一晚...。

奇怪了, 斋大哥这么好的小说怎么没人顶?
棒啊! 真正的生花妙笔! 斋哥, 那都是真的吗? 那么些好玩好听让人悲乐莫名的事儿都给您碰上了?

这篇充分展示了斋哥的文字个性. 用的是文学的语言和感觉. 活泼, 鲜亮, 远距离地对那个奇怪荒唐的时代进行一种欣赏玩味式的调侃.

大家都说”背面”好, 我眼笨心拙, 一时看不出来. 不敢批评. 只想说, 我试了几次, 不能终篇.

我也很喜欢斋主这篇。轻松有趣，不像背面那么沉重。

或许当小说读不至于太沉重。早年我是当做传记读的。

还是土干明白。
能够举重若轻，风风趣趣嘻嘻哈哈地把那个年头的故事讲出来，这是真本事。文字的表达，其实和人的心态有关。

斋主本来是中国的栋梁之材，加拿大拣了个便宜。看看如今中国的这些封疆大吏，没有一个人赶得上斋主的，这是中国的悲哀。

同样是描写小人物于恶劣环境下的生存，“背面”写恶，“四子”写善。两相对比，
“恶”明显地比“善”更深刻。

这里，四男子四女子都很善，却善得大同小异，进而有些失真了。

〉〉斋哥, 那都是真的吗? 那么些好玩好听让人悲乐莫名的事儿都给您碰上了?

立蒙，老哥当年插队，河东的四位知青就是“颜、邵、金、谭”。但是，故事有真有假，即便是假的，也是发生在别村的。真正的颜子会拉二胡，也会琵琶，但没有我吹得那样神。谭子确实喜欢做诗，骚子也有点好色。只有金子这个人，河东没有他，其原型是我的一个好朋友，在另一个公社插队。

文章妹子，土干弟妹，凡草妹子，八爷、尚爷、太阳情人，谢谢你们的帖子。太阳情人说的对，我也觉得，写恶容易，写善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