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光耀的确是龙，而且是真龙。

拿毛泽东和他来比较，毛不但不是太阳，也不是林彪吹嘘的五百年一个的天才（神），退一万步，毛更不能成土龙，地龙，简直是万年一绝的烂虫，危害众生的毒虫，说是癞蛤蟆也差不多，甚至更肮脏恶浊。他治下的中华民族是吃尽苦头，受尽折磨，忍辱负重，唯一的出路就是除了偷渡就是被宰割在牢狱里。每当我看到那下巴一颗黑痣在天安门城楼上发呆的时候，油然会想起鳄鱼盯住水边的牛羊的模样，几乎是一脉相承。

而李光耀却是修生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豪杰，爱妻子始终如一，爱子女无微不至，爱人民不遗余力，是他将中华文明的精髓展现得淋漓尽致。是唯一中华民族几千年赞美和渴望的没有出现过的贤君。他把一个小小的新加坡，在短短的几十年建设为世界最发达国家，而且是从最恶劣的环境和最穷困的状况起步。李光耀的能力和成效，有目共睹。如果依照老张的推论，他的暴政是将不足千分之二的人迫害坐牢的话，那我们在大陆的人可以想象我们周围一千个人里面究竟是不是有一两个人渣？依我看，远远不止。逃出大陆的包括民运人士，其中有几个算得上正真意义上的圣洁呢？大家不妨从他们获得的捐款取向，可以甄别，至今还在法庭官司里面纠缠。既然这样，那我们为什么要对李光耀求全责备呢？

对此，我对李光耀是充满敬仰和崇拜。我希望自己成为那样的人物，但是，我不能，我没有那样的出生，那样的环境，那样的机会，那样的运气。当我知道新加坡和李光耀是世界声名显赫的时候，是我最先读到尼克松写的《领袖论》，他对李光耀的赞美，说他身居小岛为政却是大国领袖的人才。那是1972年我在中国大陆的工厂车间干活，偷闲阅读到的书籍。因为尼克松来中国，就印发了他的著作。之后，新加坡不时出现在报刊，以及一些李光耀的出场报道，使我对他有了逐步的加深印象。特别在四小龙一度被日瞩目的时候，李光耀和新加坡已经是整体的一分为二的国民形象了。我很遗憾自己出生在世界最残酷野蛮的地方，我一直处心积虑的目的是为了挣扎和逃离。我也无从成为自己对自己负责的人，但这不影响我对这位被日毁誉交加的海外华人充满敬仰和羡慕。

出国以来，所见所闻和接触的西方人中，几乎无不新加坡充满敬仰和赞美，当然，也有罕见的人异议李光耀的强权专制，但我认为瑕不掩瑜，一个毫无资源，连吃水都需要进口的岛国，能在短短的几十年里从又穷又落后又动乱的国家和诸多羣族，矛盾重重中，没有走向动乱和分离，而是在李光耀的“一意孤行”之下，成为一个举世瞩目的声誉大国，令人不可小看的新加坡，远远将曾经杨弃他们的马来西亚国家抛在后面，挺拔为亚洲第一风范的国度，让新加坡自豪，更让海外的华人沾光。从最近西方国家无论是奥巴马，还是基辛格，还是日本首相等等对李光耀的过世极尽荣哀的悼念。可以想见，李光耀是中华民族文化最美的传承者，是中国人的明灯和骄傲。相比之下，毛泽东一生臭名昭著的劣迹，和李光耀的勋业，恰恰反应出中国民族正反两种人物的品质和给国家造成的影响。

本想好好写一篇悼念他的文章，无奈最近忙碌，只好抓点时间再阅读这本我曾经读过的他的回忆录。

（写于赫尔辛基市警局大厅等候办理护照更换的队列座椅。）

我的前护照被中国邮政人员弄丢，久久追问不得，得到的借口是还在芬兰。而我寄的是特快邮件，有网络追询的，7号就离开芬兰，邮政网页上注明清清楚楚。这件事的原因来得荒谬，是中国的地方官员竟然要我的家人出示我的护照才给予办理遗产房屋的继承过户的权利。他们能擅自口出大言，索求我的护照，这看是跨越了国籍权限。

唉！在中国，人人都是毛泽东，都能无法无天，口出狂言。我的弟妹无奈，只有求我。我这一寄，不知道会成为哪个邮电局头目拿去偷渡的最佳桥梁。呜呼！

昨天我匆匆去警署声明护照丢失，今天补办。如果偷到我的护照者，也上网来看到，那你就只要唉声叹气了，很对不起。我的护照你要拿出国境走全世界150多个国家免签证的话，希望你不再报幻想。尽管我估计你的美金花费了不下十万二十万才买得，但属于一本空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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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新馬分家

　　一些國家原本就獨立，一些國家爭取到獨立，新加坡的獨立卻是強加在它頭上的……對新加坡來說，1965年8月9日不是什么值得慶祝的日子。我們從沒爭取新加坡獨立……在居住著l億多馬來印尼穆斯林的3万個島嶼的群島里，我們的華人人口簡直微不足道。新加坡是馬來海洋中的一個華人島嶼。我們在這樣一個敵對的環境里如何謀求生存呢？
　　要不是音樂廣播中途暫停，這一天跟新加坡其他星期一早晨根本就沒有兩樣。上午10點，廣播電台和麗的呼聲播送的流行歌曲突然中斷，大為震惊的听眾听到廣播員庄嚴地讀出一份宣言。這份宣言只有90個宇，卻改變了新加坡人民和馬來西亞人民的生活：
　　“自由与獨立永遠是人民的神圣權利……我，李光耀，以新加坡總理的名義，代表新加坡人民与政府，宣布從1965年8月9日起，在自由、正義、公平的原則下，新加坡將永遠是一個自主、獨立与民主的國家，在一個更公平、更合理的社會里，誓將永遠為人民大眾謀求幸福和快樂。”
　　緊接著是另一份宣言：“奉大仁大慈真主之命。愿真主——宇宙的主宰，得到頌贊……余，馬來西亞首相東姑拉赫曼，獲馬來西亞最高元首批准，謹此昭示，自1965年8月9日起，新加坡不再是馬來西亞的一個州，它將永遠成為一個獨立自主的邦國，從此脫离并不再依賴馬來西亞。馬來西亞政府承認目前的新加坡政府是獨立自主的政府，并將本著友好的精神与之合作。”
　　分家？為什么？怎么那么突如其來？新加坡島成為新馬來西亞聯邦(也包括北婆羅洲地區的抄撈越和沙巴)的一部分，只不過兩年光景。同一天上午10點，在新加坡以北250英里的吉隆坡，東姑拉赫曼正在向馬來西亞國會解釋：

　　“我們最終發現，只有兩條路可走：
　　一、對新加坡政府或新加坡領袖采取鎮壓措施；
　　二、同不再效忠中央政府的新加坡州政府斷絕關系。
　　我們現在采取的是第二條路。”

　　被逐出馬來西亞

　　國會里一片死寂。東姑是在副首相敦拉扎克提出一項議案一讀之后發言的，該項議案要求立即對1965年憲法与馬來西亞(新加坡修正)法案進行辯論。到下午一點半，二三讀辯論完畢，法案送交上議院。上議院的一讀從兩點半開始，到四點半三讀通過。最高元首當天就批准，完成了憲法所規定的程序。新加坡被逐出馬來西亞。
　　按照馬來穆斯林的風俗，丈夫可以宣布“塔拉克”(我休了你)三次，做妻子的卻無權這樣。這期間他們可以重歸于好，他可以娶回她。不過，在他講了三次“塔拉克”之后，就不能再娶她了。馬來西亞“休”了新加坡的時候，國會上下兩院三讀法案，等于宣布“塔拉克”三次。這對伴侶——馬來人占多數的馬來亞和華人占多數的新加坡一直都合不來。新聯邦應該是個真正的多元种族社會還是由土生士長的馬來人支配，對此雙方爭得越來越厲害，以致兩者的結合受到了損害。
　　新加坡注重“离婚”的實質內容而不是法律手續。要分家的話，就要确保條件實際可行，一旦訂下，永不改變。為了确保人們對這次定局不致產生怀疑，同一天早上，新加坡政府特別出版政府憲報號外，刊登了以上兩份宣言。我特地要求東姑在他的聲明上親自簽名，這樣哪怕馬來西亞其他領袖或國會議員不同意，他們也無法改變主意。他照辦了。新加坡廣播電視台台長拉曼從內閣辦事處秘書那里接到了這兩份文件。他決定通過三個不同的波道分別用馬來語、華語和英語播送全文，過后每半小時重播一次。几分鐘后，通訊社便把新聞發布到世界各地。
　　8月9日這一天，我一開始辦公便跟主要的文官，特別是受聯邦管轄的文官舉行一連串會議，通知他們新加坡的部長現在接過控制權了。就在10點正式宣布之前，我會見了能在短時間內召集到的各國使節團成員，把新馬分家和新加坡獨立的消息告訴他們，要求各國政府承認新加坡。
　　在使節團成員离開之前，我把印度最高副專員和阿拉伯聯合共和國(埃及)總領事請到一旁，把致夏斯特里總理和納塞爾總統的信交給他們。當時印度、埃及和印尼一起，是亞非運動的主要成員，亞非秘書處設在開羅。我在信中要求他們承認和支持新加坡獨立，要求印度派几位顧問前來訓練新加坡的軍隊，要求埃及派一名顧問為新加坡建立一支海岸衛隊。
　　午前我到達新加坡廣播電視台錄像室，以便舉行電視記者會。結果出現了事前沒料到的情況。開頭10分鐘左右，記者們提了几個問題，我一一作了答复。一名記者隨后問：“您能不能給我們講講導致今天早上發布宣言的事態發展過程？”
　　我追述了兩天前在吉隆坡同東姑會談的經過。我說：“……每當回顧簽署協議，使新加坡脫离馬來西亞的那個時刻，我們總會感到痛苦，因為我一輩子都相信合并和兩地統一。地理、經濟和親屬關系把人民連在一起……我們稍停一下，你們介意不介意？”那一刻我激動得不得了。20分鐘后記者會才繼續舉行。
　　那不是一次電視直播，因為電視要下午六點才開播，于是我便叫拉曼把這一段去掉。他堅決反對，強調報紙肯定會報道，要是電視廣播把這一段去掉，讓報紙描述這個場面的話，繪人的印象會更糟。在這類事情上，我早已發現拉曼是個精明可靠的顧問。他是在馬德拉斯出生的泰米爾人，有教養，也有學問，已經成了忠心耿耿的新加坡人。我接受了他的勸告。于是，在新加坡和國外，許多人看到我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當天晚上吉隆坡馬來西亞厂播電視台播放了記者會的情形，也有這段插曲。在華人看來，像這樣失去男子漢應有气概的表現，是有失体面的。但是我不由自主。許多英國、澳大利亞和新西蘭的觀眾同情我，也同情新加坡，使人稍感寬慰。

　　深受良心譴責

　　三天三夜的煎熬折騰，使我心力交瘁。從星期五晚上在吉隆坡時開始，我就沒有真正合過眼，已几乎精疲力竭。因任務尚未完成，我盡量克制自己的情感，把精力集中在下一個步驟。一旦宣言公布，心情不再緊張，情緒便激動起來。我深受良心譴責，感到自己辜負了馬來西亞數百万人民，他們是馬來亞的華族和印族移民、歐亞裔，甚至包括一些馬來人。他們同新加坡人民站在一起，抗拒馬來霸權，而馬來霸權正是導致我們發生爭執的根源。也感覺背棄了盟友和支持者，包括來自馬來西亞其他州——沙巴、沙撈越、擯城、□吻、雪蘭莪和森美蘭的政党領袖，我感到慚愧。我們一起組成了馬來西亞人民團結總机构，一直在開會和開展協調活動，以便動員人民，展開主張建立不分种族的社會的運動。我們已著手建立廣泛的聯盟，以便向吉隆坡聯盟政府施加壓力，爭取建立“馬來西亞人的馬來西亞”，而不是“馬來人的馬來西亞”。這不是件容易的事，因為執政的聯盟是受東姑領導的馬來民族統一机构(簡稱巫統)支配的。
　　我也因為不得不向英國首相和澳大利亞、新西蘭兩國的總理隱瞞實情而感到悔恨和內疚。過去三個星期，我不得已只好背著他們暗中策划分家，雖然他們對我和新加坡要求和平解決馬來西亞的种族問題，一直靜悄悄地給予強有力的支持。
　　在我們和敦拉扎克進行談判的三個星期里，這些想法一直在我心中縈繞。只要較量意志力的斗爭還在進行，我就得沉住气。一旦大功告成，激動的情緒再也抑制不住了。

　　華人區歡欣雀躍

　　就在我難受的時候，新加坡華人區的商人卻歡欣雀躍。他們放鞭炮慶祝脫离吉隆坡馬來人的种族主義統治，一些街道因此舖滿了紅色的炮竹屑。華文報《星洲日報》報道，人們放鞭炮慶祝偉大的日子來臨。它以華人典型含蓄方式說：“或許是預祝中元節呢！”隨后加上一句神秘莫測的話：“各人心中有數。”《南洋商報》寫道：“目的如何？心照不宣。”
　　新加坡中華總商會會長孫炳炎對新馬分家的消息公開表示歡迎。他說，第二天會召開董事會會議，討論發動所有注冊商業團体、工會、行會和其他民間團体，聯合慶祝新加坡獨立。他還說：“對于最新的政治發展，商家大多覺得如釋重負。”
　　投資者也感受不到我的痛苦。新馬分家第一天股票市場交易旺盛。當時新馬證券交易所仍然是聯合的，它在新加坡和吉隆坡兩地的交易室，交易量比上個星期几個交易日翻了一番。第二天投資者認定獨立對經濟有好處交易量就更大。37种工業股當中，25种漲了。
　　但是，在市中心，到8月9日下午，街上卻空蕩蕩的。前一天晚上我把宣言行將公布的消息通知了新加坡警察總監黎肯，并把聯邦內政部長拿督伊斯邁醫生的一封信交給他，信中叫他今后听從新加坡政府的指示。黎肯部署了經過特別訓練來應付暴亂的鎮暴隊，以防万一親巫統的新加坡馬來人糾眾鬧事，抗議新馬分家。人們經歷了1964年的兩場華巫种族血腥暴亂，深恐再次出現類似的危險。那天下午，鎮暴隊和鎮暴車出現在大街上，車上有水龍設備，車窗和擋風玻璃都加上鐵絲网，預防暴民扔東西。
　　這一天天气溽熱，是典型的 8月天。傍晚气溫降下來。我相當疲倦，但決定照常運動運動，放松自己。在總統府(以前的總督府)的斯里淡馬錫官邸１前面，我花了一個多小時，在發球練習區揮杆打了150個高爾夫球；心情好了些，吃了晚餐，然后准備會見英國駐吉隆坡最高專員赫德子爵。
　　這一天早上九點半，秘書接到赫德辦事處打來的電話。當時离宣言公布時間只有半小時，秘書回電話說我暫時不能同赫德通話。赫德問下午行不行。我回話建議晚上八點，最后雙方約定7點5O分。
　　7 點50分赫德來到斯里淡馬錫官邸(基于保安理由，我沒住在歐思禮路家中)。10歲的女儿瑋玲當時穿著T恤和短褲正在門廊里玩耍。她跟赫德打招呼，問他：“您想見我爸爸？”由于獨立后，我和他的關系突然變得不明确了，這樣的非正式歡迎，算是得体。就在他從汽車里出來時，我及時走到門廊歡迎他，問他：“您代表誰講話？”他說：“嗯，您當然知道，我是獲任命的駐外專員。”“一點也不錯，您是否獲得特授的職權來跟我談新加坡和英國的關系？”“沒有。”我說：“那就是私下談話，只是聊聊而已。”他說：“要是您喜歡這樣說的話。”事情就這么辦了。
　　事實上，當時我心情一直很沉重。赫德的舉止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風度翩翩，儼然是個受過訓練的英國王室近衛騎兵團軍宮。1956年英國入侵蘇伊士運河期間，他擔任國防部長，在艾登首相辭職之后跟著辭職，以便對那次的事件負責。他是英國上流社會的人物，善于在困難面前挺起胸膛。
　　他為防止新馬分家盡了最大的努力，千方百計地游說東姑和吉隆坡聯邦政府推行一些政策，以促進馬來西亞內部的團結。他以最高專員的身份不斷會晤東姑以及東姑的部長。他和在倫敦的威爾遜首相兩人，對我主張以憲制方式解決吉隆坡和新加坡之間的糾紛，一直給予大力支持。他們成功地堅持了不應動用武力的原則，否則結果會大不相同。但是分家肯定不是他所努力爭取的結果。
　　當時英國有 630OO名英軍、兩艘航空母艦、80艘戰艦和20中隊的飛机在東南亞保護馬來西亞聯邦，但這還是不能戰胜馬來种族主義的勢力。馬來領袖，包括東姑在內，擔心一旦同非馬來人分享真正的政治權力，他們就會被壓倒。問題的症結就在這里。赫德不了解這一點。起初我也不了解，但比他早些看清形勢，因為我花了更多的時間同東姑、敦拉扎克和拿督伊斯邁討論過這樣那樣的問題。我會說馬來語，赫德不會。我也能回顧過去馬來人和非馬來人摩擦對抗的事件，尤其是1940年和1941年當我在萊佛士學院就讀那段時期。我比較了解馬來人。所以1965年 6月底，當我在報上讀到東姑在倫敦患上帶狀包疹的消息時，我猜測他可能再也支撐不下去了。
　　赫德同我談了大約一個小時，我們對話的過程心平气和，雙方都盡力約束自己。他沒指責我，只對我沒把事情經過通知他或他的政府表示遺憾。而我卻感到悲哀，因為如果我事先告訴他東姑要我們脫离馬來西亞，而我所要求的是建立約束性比較小的聯邦，他肯定會站在我的立場上想辦法阻止東姑的。這一來就不能排除發生种族暴亂的可能性。在我們會面的17個小時后，英國政府承認新加坡獨立。
　　赫德离開后，我和內閣部長們通過電話談了又談，就當天的情況交換了觀感，密切關注事態的發展。我怕內閣和國會議員們之間會鬧嚴重分裂，因此我要所有部長都在分家協議上簽名。我知道有几位部長會极力反對分家。
　　但我得繼續管理新的新加坡的事務。當天我大部分時間是跟我的親密同僚吳慶瑞在一塊。內部安全和國防問題得先解決。我決定把內政部和新的國防部并在一起，讓吳慶瑞掌管。財政部由誰來接管？我們選定了林金山。接下來的問題是國際上的承認，以及同能夠協助确保新加坡安全和生存的國家建立良好關系。我們認為人民行動党創始人之一的拉惹勒南應該主管外交部。但是當時我們有點茫然，擔心會出現難以預料的形勢。

　　該怎么生存下去？

　　前途是渺茫的。新加坡和馬來亞只隔著柔佛海峽，由新柔長堤連接起來。兩地向來是由英國當作一個地區統治的。新加坡是英帝國的行政和商業中心。現在我們分了出來，一切都得靠自己。馬來西亞政府正准備教訓我們。他們可能不再讓我們扮演傳統的角色，繼續成為他們出入口貨物以及為他們提供种种服務的中心。所有新興國家都在推行民族主義經濟政策，一切都要自己干，直接同歐洲、美國和日本的主要買客和賣客打交道。在這樣的世界里，新加坡沒有腹地，就連我們的飲用水也來自柔佛州，該怎么生存下去？
　　讓新加坡和馬來亞合并是人民行動党的基本宗旨。只有人口比較多，幅員比較大，才有可能建國。我們從來就不相信一個商業城市國家能生存下去，搞社會主義的國家更不必說。1961年9月，我曾在一次電台廣播里作了這樣的解釋：
　　“沒有一個政党也沒有一個人敢反對合并……合并會實現，不只因為這是人民行動党的愿望，也不只因為這是聯邦聯盟政府的愿望。就像日出和日落一樣，這是不可避免的。兩地在經濟、政治和軍事上縱橫交錯，密不可分，誰也無法長期維持新柔長堤的人為障礙。”
　　“我們單獨生存不了。如果我們延遲合并，人人都會受苦，不管你是工人、小販、書記、技工還是商人。生意會減少，利潤會下降，待遇會降低，工作職位會減少。”
　　一些國家原本就獨立，一些國家爭取到獨立，新加坡的獨立卻是強加在它頭上的。45個英國殖民地舉行了色彩濱紛的典禮，為主權正式由英帝國移交給當地人的政府而慶祝一番。對新加坡來說，1965年8月9日不是什么值得慶祝的日子。我們從沒爭取新加坡獨立。在這之前不到三年的時間里，我們說服了新加坡70％的選民在全民投票中投贊成票，贊成同馬來亞合并。我們說過，一個獨立的新加坡根本無法生存下去。現在，讓新加坡生存下去卻成了吃力不討好的任務。我們如何才能使一批來自中國、印度、馬來西亞、印尼和亞洲其他地區，使用多种語言的移民形成一個國家呢？
　　新加坡是個小島，退潮時，面積只有214平方英里。它是英帝國在東南亞的心髒地帶，所以繁榮發展起來。隨著新馬分家，它變成了一個沒有軀体的心髒。在我們的 200万人口當中．75％是華人。在居住著1億多馬來印尼穆斯林的3万個島嶼的群島里，我們的華族人口簡直微不足道。新加坡是馬來海洋中的一個華人島嶼。我們在這樣一個敵對的環境里如何謀求生存呢？
　　這期間，不但新加坡自1819年開埠以來所依賴的轉口貿易前途難卜，隨著英帝國的瓦解，新加坡維系英帝國方面的戰略价值也跟著消失。英國在新加坡的防務開支占新加坡國內生產總值的20％左右。英國軍部直接給3万名工人提供職業，也間接雇用另外l万名家庭佣人。除此以外，還有應英國軍人需要而產生的裁縫師、店主、酒吧餐館的員工。在新加坡人口增長率每年高達2．5％，使政府在提供職業、教育、衛生服務和房屋方面承受巨大壓力的時候，他們的存在給超過10％的勞動力創造了就業机會。而且這一時期房屋匱缺情況尤其嚴重，經過戰爭歲月的破坏，沒有足夠的房屋可以滿足需求。另外職工會和華校生的激進行為，使新加坡在世界投資者心目中留下不好的名聲。
　　但就這一天來說，我們終于平安度過，這使我松了一口气，感到心情舒暢。半夜過后很久我才上床，人是困倦了，卻不想睡。直到凌晨兩三點我累极了，才合上眼，潛意識里還在同問題搏斗，不時感到心緒不宁。這些問題要怎樣解決？這就是40年來學習、工作和斗爭的最后結果嗎？新力坡的未來展望如何？我將在接下來的另一個40年里，為這些難題尋找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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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
　　１新加坡總統府內的一座建筑物．在1959年至1990年間，是新加坡總理的官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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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鄉野童年

　　小時候，我們取樂的方法很簡單。我們捉蜘蛛，也捉褐色的身体光滑的“叩頭虫”……然而我們的時間卻大部分花在比較粗野的游戲上……這些游戲，能培養一個人的戰斗精神和爭取胜利的意志。我不曉得這是否為我日后從事政治活動預先做好准備，但這對于一個人的生存能力倒是一种很好的訓練。
　　我至今記得最清楚的一件最早的童年往事，就是兩只耳朵被扯著，頭給按在一座房子圍篱內的井欄上。這座房子就在現在的登百靈路。當時我們全家都住在那儿，而我大約只有4歲。
　　我向來很頑皮。那次我把父親一瓶价錢不便宜的4711牌淺綠色芳香潤發油弄得一塌糊涂，气得他暴跳如雷。父親的脾气一向很暴躁。那晚他真的怒气沖天，一手抓住我的頸背，把我從屋子里拉到井邊，然后扯著我的耳朵，把我的頭按在井欄上。我始終覺得奇怪，為什么我的耳朵那么柔韌，竟沒被扯斷，而我也沒掉到井里。50年后，也就是70年代，我在《科學美國人》雜志上讀到一篇文章，解釋說當一個人在疼痛和震惊時，大腦便會分泌出神經縮氨酸，它使人把所獲得的經驗深深地記在腦細胞里，長久不會忘卻。
　　這件事發生之前，關于我在哪里出生、在哪里居住、怎樣成長等情形，我是從父母親那儿听來的。他們講述的經歷，可以從深褐色的舊照片和一些退色的文件中得到證明。母親告訴我，我是于1923年 9月16日在新加坡一座兩層高的大浮腳樓里出生的。這座浮腳樓屬外祖父所有，就在甘榜爪哇路92號，對面是武吉知馬河。那時我母親蔡認娘16歲，父親李進坤20歲。他們的父母在一年前給他們撮合了婚事，雙方都認為這是天作之合。
　　我父親是富家子弟。他經常對我們夸耀他年輕的時候，祖父給他在萊佛士坊兩家第一流的百貨公司——羅敏申和然利直——開了個沒有限額的戶頭。他可以隨心所欲地購買自己喜歡的西裝和別的東西，挂賬就行了。他在圣約瑟書院受英文教育。這是一所天主教教會學校，1853年由德拉薩爾修士創立。据父親說，他修完初級學校文憑課程后，便結束正規教育。這對他自己和我母親來說，是一件終生憾事。后來當世界經濟大蕭條來臨，兩個家族的財產都喪失殆盡時，他因為沒有受過任何專業訓練，只能在蜆殼石油公司找到一份倉庫管理員的差事。
　　對我來說，我們家族的歷史應從曾祖父李沐文開始。他是客家人。客家人屬于漢民族，發源于華北和華中平原，大約在700年到1000年前遷往福建、廣東和華南其他省份。由于南遷較遲，只能擠到土地比較貧瘠、當地人尚未開發的山丘地帶。根据曾祖父在中國故鄉所蓋的一座房子后面的墓碑碑文記載，他于1846年誕生在廣東省大埔縣唐溪村。長大后，搭乘帆船到新加坡來。當年他南來的路線，很可能是先乘小船沿著韓江順流航行12O公里，到最靠近的廣東省港口汕頭，然后從那儿出海到南洋。從此以后，有關他的行蹤便鮮有所聞了。直到19世紀70年代，他和華族少女蕭喚娘結婚。蕭喚娘是一個容家店主的女儿，在新加坡出生。
　　1882年，曾祖父賺夠了錢，決定返回中國祖先生息的村落，給自己蓋一座大宅院，并以鄉紳的姿態出現。可是，曾祖母卻不愿意把子女留在新加坡而獨自到一個陌生的地方。我小時候祖父和姑婆告訴我，他們(祖父當時10歲左右)和曾祖母跑到阿佛路外公家躲起來。于是，曾祖父只好自己回中國。他在中國娶了第二個妻子，蓋了座大宅院，后來還捐了個小官。他叫人給他畫了一幅身著官服的肖像，寄到新加坡來。同時寄來的，還有一幅大宅院的畫。畫里的房子是傳統的中國式建筑，屋頂舖的是灰色瓦片，并有庭院，美麗壯觀。可惜這幅畫遺失了，不過曾祖父的畫像還保存著。
　　我的祖父李云龍(我平時叫他公公)1871年誕生于新加坡。据父親說，祖父在萊佛士書院念到5號，相當于今天的初中。他自己則告訴我說，他离開學校后，找到一份配藥師(不是合格的藥劑師)的工作。過了几年，他改行擔任一艘輪船的事務長。這艘輪船來往于新加坡和荷屬東印度之間，屬于協榮茂船務公司。協榮茂船務公司的東主，正是華裔百万富翁、爪哇糖王黃仲涵。
　　航海期間，祖父在中爪哇三寶壟同祖母邱念娘結婚。當年三寶壟孤儿法庭發出的一份日期為1899年3月25日的荷蘭文文件，同意讓16歲的邱念娘嫁給26歲的李云龍。文件還注明兩人的婚禮是在1899年3月26日舉行的。
　　父親于1903年在三寶壟誕生。換句話說，他是在荷屬東印度誕生的。但是由于祖父來自新加坡，憑著后裔關系，他卻成為英籍民。父親出生不久，祖父便把祖母和孩子帶回新加坡，從此沒有回去。由于祖父得到黃仲涵的信任，錢財便越聚越多。黃仲涵委任他為代理人，負責處理新加坡方面的業務。他几次告訴我，黃仲涵异常信賴他，因此他在1926年可以自行決定從黃仲涵基金撥出15万元，捐給萊佛士學院作為經費。這數目在當時可真不小啊。
　　父親和祖父，哪一位我比較仰慕，那是不言而喻的。祖父很疼我，也很縱容我。父親在家里很注重紀律，所以對我管教很嚴。祖父獲得了巨大的財富；父親只是個富家子，沒什么可以炫耀的。
　　然而在世界經濟大蕭條、家道中落時，祖父所蒙受的打擊特別大。當時，也就是1927年到193O年之間，樹膠价格從每磅8角跌到2角左右。我看他的生意嗅覺比不上外祖父蔡金鼎。這期間，蔡家的資產也蒙受損失。外祖父不但投資在樹膠園，也在樹膠市場進行投机活動。除此之外，外祖父也從事房地產買賣，并擁有几座巴剎和一些店屋，所以他不像祖父那樣一敗涂地。到1929年，父母親從祖父在登百靈路的住所，搬遷到外祖父坐落在直落古樓的一座格局凌亂的大宅子里。不過，每逢學校假期和周末，我總是會去探望祖父。起初是到登百靈路探望他，等到他被迫放棄那座大宅之后，便到馬里士他路去。他跟女儿女婿一起住在這條路上的一棟排屋里。每次去探望他時，他總會給我5角或l元當零用錢。每次我都會住上几天。
　　祖父的生活很西化。這是他在輪船上當事務長，同英籍船長、大副和輪机長日夜相處的結果。他很喜歡我，經常把他的經歷講給我听。這些故事都說明在船上維持紀律是多么重要。比方說，不管熱帶的溫度和濕度有多高，船長和其他高級船員以及擔任事務長的他，用晚餐時都必須穿上衣紐緊扣的白色棉質斜紋外套，餐桌上整整齊齊地擺著盤碟、刀叉和餐巾。從他對本區域航程的敘述中，我相信英籍高級船員給他留下的不可磨滅的印象是：講求秩序、實力和效率。

　　取個吉祥名字

　　我出世的時候，家里請了一位對取名素有研究的朋友，繪我取個吉祥的名字。他建議取KuanYew二宇。這是方言發音，華文寫作“光耀”。但是，祖父出于對英國人的仰慕，給我多加了一個洋名Harry(哈里)，于是我的全名變成HarryLeeKuanYew(哈里李光耀)。我的弟弟金耀和天耀也分別取了教名，前者是Dennis(丹尼斯)，后者叫Freddy(弗雷迪)。當時非教徒華人很少取教名。后來我上學讀書，總覺得自己是個怪孩子，居然取了Harry這樣一個洋名。所以，當幼弟祥耀在1933年出生時，我說服父母親不給他取教名，因為我們畢竟不是基督教徒。他們倒肯接受我的意見。
　　雖然祖父喪失了錢財，不能在生活和衣著上保持時髦的作風，但是他到底還有一些過去留下來的財物。例如那套美觀堅固的家具，是本世紀初葉羅敏申公司或然利直公司從英國進口的；又如那裝上斜角玻璃片的精美櫥柜，可供擺放藝術品；再有那些小櫥和衣櫥，櫥門還刻上代表他姓名的英文字母LHL。有些物件，像我女儿房里的小櫥，一直到今天還保留著。他也保存著裝在美麗的銀色相框里的照片：儀態端正，穿著像個英國紳士，有夾襖、老式領帶、硬領，穿條紋長褲，鞋子上還附有鞋罩。此外，他也是個講究吃喝的人。同他一起用餐簡直是一种享受。祖母善于烹調，燒得一手好菜。她把牛扒炸成褐色，仍保持鮮美多汁，再調以剛磨碎的豆蔻，伴著炸成金黃色但不油膩的薯條一起吃。對油膩，祖父是特別注意的。他給我的印象是：一個奮斗成功的人，也是一個懂得享受人生的人。
　　祖父跟外祖父蔡金鼎正好形成鮮明的對照。外祖父沒受過正規英文教育，也不曾同英藉船長或華族糖王打過交道。他出身低微，1865年誕生在新加坡一個來自馬六甲的福建人家庭里。他是經過一番刻苦奮斗，省吃儉用把錢儲蓄起來之后，看准時机，投資在樹膠和房地產而致富的。
　　他連續娶過三個妻子。頭兩個先后謝世，第三個就是外祖母梁亞順。她是個身材高大、肩膀寬闊健壯的客家婦女，來自荷屬婆羅洲的坤甸。外祖母日常講的是客家話和印尼馬來語。她跟外祖父結婚時，是個育有兩個孩子的年輕寡婦。她的第一個丈夫，在第二個孩子出生后不久逝世。她總共給蔡家生了七個孩子，在1935年离開人間。外祖父則于1944年日本占領新加坡期間撤手歸西。
　　我母親是這樁婚姻的最早結晶。1922年在她15歲結婚時，兩家的財力還算不錯，她甚至有個小丫環陪嫁，作為嫁妝的一部分。這個丫環的工作，包括服侍女主人洗澡洗腳，同時給女主人穿鞋脫鞋。等到我四五歲開始懂事時，所有這些財富的象征，已經消失得無影無蹤了。然而我早年的美好記憶，卻殘留在我的舊照片中——我穿著從英國進口的過度講究的西式童裝，或是坐在价錢不便宜的童車里。
　　外祖父在直落古樓的住家，是一座磚木結构的大浮腳樓，分成兩部分。他和第三個妻子所生的孩子全部住在這座浮腳樓里。我母親作為長女，跟父親和五個孩子占用了一間大睡房。
　　我不肯用功讀書，父母親很擔憂。于是母親給慶喜舅父一項任務，要他每天監督我准備隔天的功課。這樣，每星期三次，晚餐過后我就得跟他一起坐上一個小時。就連當時的我也覺得在几個舅父當中他最沒有學問，可是居然奉派來監督我做功課，那是多么荒謬啊。我也說不出這樣的監督對我有什么好處。可是他畢竟是唯一有空的人，而且又是我舅父——華裔家庭通常是很講究輩分的。
　　在一個傳統的華裔家庭里，結了婚的女儿，同丈夫和子女住在外家，通常不為社會所容。因為女儿的子女屬于外孫，不能成為外家的成員。不過，在來自馬六甲的土生華人當中，女儿住在娘家卻是常有的事。外祖父一家就是一個例子。我們的家庭是一個相當快樂的大家庭。大家和和睦睦地住在一起，有時也免不了會發生摩擦，那多數是由孫儿們的頑皮和吵架引起的。
　　我就是在這樣的環境中同三個弟弟、一個妹妹和七個表弟妹一起長大的。由于他們年紀比我小，因此我經常去跟鄰近村落的華族漁民和馬來人的小孩玩游戲。這個村子就在外祖父住宅對面的一條小巷里，有二三十間用亞答葉或鋅板蓋頂的木屋。平日，村里的漁民在大約200米外的實乞納近海捕魚。捕了一天的魚后，他們會把綴上一個個軟木浮子的漁网挂在我家后面的空地上晒干，然后用一种深褐色的液体染漁网。這种液体是用一种紅樹的皮榨出來的。
　　小時候，我們取樂的方法很簡單。我們捉蜘蛛，也捉褐色的身体光滑的“叩頭虫”。這种虫的習性很怪。當你把它放在火柴盒上按它的背時，它便會磕頭似地敲響火柴盒，發出“托托”的聲音。我們的樂趣就在看誰的“叩頭虫”發出的“托托”聲最大。然而我們的時間卻大部分花在比較粗野的游戲上。
　　我們斗打架魚。我們通常在樟宜路兩旁的淺溝里抓打架魚。抓魚時用的是一种用柳條編制的“畚箕”。筑路工人用它來搬運泥土，我們卻用它來抓魚，然后把魚裝進玻璃瓶子里。打架魚身長25毫米到40毫米，呈深紅和紫色，一被激怒就把鰭張開，展現出耀眼的紅、橙、藍三色，异常美麗。我們把兩個各裝著一條打架魚的玻璃瓶并排放在一起。兩條魚一触目，搏斗的本能便引發出來了。接著，它們仿佛跳起戰舞，拍打著鰭，擺出准備戰斗的姿態。這時候，我們便把這一條倒進另一條的玻璃瓶子里，讓它們廝殺到其中一條慘敗而逃，在惊慌失措中，身上耀眼奪目的色彩頓時消失。打胜的那條魚的主人，把打敗的那條當戰利品，其實并沒有什么戰利品可言，因為它全身傷痕累累，不但鰭被咬斷，連身上的肉也一大塊一大塊被咬掉。經此一敗，它的戰斗精神很難恢复過來。
　　我們也斗風箏。我們用兩根細長的竹片和特別的風箏紙，自己制作互斗用的風箏。要做一只輕盈而能操縱自如，又均衡得當，不會側向一邊的風箏，是需要一定的技巧的。我們把風箏線拉在兩根木杆之間，把摻了碎玻璃的漿糊小心地涂在線上。碎玻璃越粗糙，越呈砂礫狀，涂在風箏線上時，就越有可能割破自己的手指，也越有可能割斷對方的風箏線。斗風箏的目的就在于此。斷線的風箏飄落地面時，誰撿到就是誰的。后來，我在劍橋大學念書時，才得知羅馬法把這樣的風箏稱為“無物主的財物”。
　　我們比賽陀螺。陀螺是從店里買來的，最貴的一种用硬柚木制成，經得起對手陀螺的撞擊，不會留下任何深凹痕。為了增強陀螺的防衛力量，我們用銅制圖釘給陀螺的外表釘一層裝甲，使它能擋住對手的攻擊。
　　我們也比賽彈子。在一片堅實的沙地上，我們挖三個排成一線的洞，以便輪流把彈子彈進每一個洞里。比賽的時候，是用左手的食指和中指把彈子放在适當的位置，然后用右手食指把彈子彈出去。你也可以攻擊對手的彈子。如果彈子靠近洞口，你盡可以用自己的彈子大力把它撞開，最好是把它撞破。便宜的彈子通常是用灰泥做的，也有用水泥和石膏混合做成的。這种彈子一經撞擊，很容易裂成兩半。只有貴的那种，是用堅硬的石塊或是真正的大理石做的。
　　這些游戲，能培養一個人的戰斗精神和爭取胜利的意志。我不曉得這是否為我日后從事政治活動預先做好准備，但這對于一個人的生存能力倒是一种很好的訓練。何況我們并不軟弱，也未被寵坏。當年我沒有花哨的衣服和鞋子，今天我的孫子卻樣樣有。他們所穿的輕便運動鞋，仿照成人所穿的最新款式，鞋后跟還裝上電池和燈泡，能夠發出綠色、琥珀色和紅色的閃光。我這一代人所穿的是簡單的樹膠底帆布鞋，每雙四五角錢，多數是本地鞋厂制造的。后來，霸打鞋公司生產了一种質地較好的膠鞋，每雙一塊錢。每年正二月華人農歷新年到來之前或是年中，如果幸運的話，父母親就會到密駝路的鞋店給我買雙質量很差的本地制造的皮鞋。鞋內底，甚至那未外露的后跟，都是用硬紙板充數的。如果皮鞋給淋得透濕，就會扁松開來。
　　當年的世界比較簡單。我們不窮，也不富裕。我們沒有大量的玩具，更沒有電視机，要使自己富于机智，得靠多閱讀和發揮想象力。這對我們的求知大有幫助。可是當時沒有那么多的圖書可供儿童借閱，而且書的价錢又很貴。我通常購買廉价的惊險小說，并追讀哈里·沃頓和比利·邦特等一伙男童在格雷菲爾斯的奇遇故事。每個星期五，我總是怀著熱切的心情，等待從英國開來的郵船開進丹戎巴葛碼頭。郵船載來英國的雜志和畫報，這些出版物的价錢并不便宜。等我稍微長大時，我便開始利用萊佛士圖書館。每次從那里借來的書，可以閱讀兩個星期。我以兼收并蓄的態度閱讀，但是比較喜歡西部小說，不大喜歡偵探小說。
　　談到度假，我們一家人往往到外祖父蔡金鼎坐落在菜市的樹膠園木屋去，在那里逗留几天或一個星期。我們乘坐牛車從樟宜路前往樹膠園。牛車由兩頭牛拉著，負責赶車的是外祖母的園丁。牛車的木輪用鐵圈箍著，但沒有消震器，所以車子在布滿轍印的泥路上行走時，總是顛簸得很厲害。50年后，也就是在1977年，當我搭乘協和客机，以三個小時的時間從倫敦飛越大西洋到紐約時，我不知道同机的搭客，有誰体驗過乘坐牛車的樂趣。
　　我們三餐吃得比較簡單，也比較健康。當時沒有漢堡包和意大利餡餅之類的快餐，也沒有不健康食物和特許經營的餐館，更沒有外國的小甜餅，有的是本地烘制的糕點。每年一次，母親和阿姨們為了准備農歷新年除夕和往后兩個星期的節慶所需，會一連几天烘制糕餅，然后把一個個玻璃瓶裝得滿滿的。當年也有本地生產的“和和”餅干，是仿制英國亨特利和帕爾默餅干厂的產品。至于英國餅干，只有英國老板和本地富有人家才吃得起。我們都吃得飽，從沒挨過餓。在我記憶中，當年在家里，在漁村里，或是后來(1930年一1935年之間)在直落古樓英校里，都沒見過肥胖的孩子。

　　母親是個勇敢的女人

　　儿時的生活并非完全充滿歡樂。父親偶爾會怀著惡劣的心情回家來，這一般是他在安珀路中華游泳會會所賭21點或其他紙牌輸了錢。他要母親把一些首飾給他，讓他典當后再回去碰碰運气。這時候，兩人會發生可怕的爭吵。父親有時變得很狂暴，但母親卻是個勇敢的女人，無論如何都要保住父母親給她當嫁妝的首飾。她性格很堅強，精力充沛，足智多謀，15歲出嫁太早了。在她那個時代，女人的任務就是做個賢妻良母，多生孩子，把孩子撫養成未來的好丈夫、好妻子。如果她晚一代出生，而且受過中等以上的教育，那她輕易就能成為精明能干的商界執行人員。
　　她窮盡一生的精力撫養孩子，讓他們受良好的教育，成為自食其力的專業人士。為了孩子們的遠大前途，她毅然挺身跟丈夫對抗。我和弟妹們深知她為我們作出了不少的犧牲。我們覺得無論如何不能使她失望，所以盡我們所能，做到無愧于她，更不辜負她對我們的期望。由于我是家中長子，在我稍大時，她便開始跟我商量家庭的重要決定。所以說早在少年時代，我便成為事實上的家長。這倒教會我平時遇事如何做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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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學業競爭的對手

　　每學年有三個學期，期末都有考試。第一學期數學考試成績我高居榜首，考到90多分。但英文和經濟成績最好的不是我，我排名第二，落在一個名叫柯玉芝的小姐后面，分數差了一截。這使我十分震惊。我在萊佛士書院見過柯小姐。1939年由于她是這所男校中的唯一女生，校長叫她在年終頒獎日頒獎，我從她手上領過三本獎給我的書……
　　外祖母對我的教育有她自己的一套。1929年我還不滿6歲，她堅持要我跟其他漁民的孩子一起，到附近一所學校上課。學校設在一棟木屋里，地面是堅實的泥地，屋頂蓋上亞答葉。教室只有一間，里面擺了用木頭做桌面的課桌和長凳。還有個房間，那是骨瘦如柴的中年華文老師的家。學生年齡從6歲到10歲，都用同一种簡單的課本，一齊跟著老師誦讀。按說我們學的是華語，但大概是老師沒受過良好的教育，教的福建話比華語多。事實上他根本沒教，只叫我們跟著他背詞語，也不解釋詞語的意義，即使解釋我們也听不懂。
　　我向母親訴苦，她就向外祖母提意見。但母親當時只是個22歲的少婦，外祖母卻是個48歲的經驗丰富的家長，養大了兩次婚姻所生的九個子女。她決心讓我受一些華文教育，于是把我送到离家一英里，在如切台的浚源學校。我每天走路上學。這所學校像樣得多，是座兩層樓的木結构建筑，大約有10間教室，水泥地面，學生每人一張書桌。每班35到40個學生，6到12歲不等。但是華文課依然叫人頭痛。我在家跟父母講英語，跟外祖父外祖母講巴巴馬來語(混雜華語詞匯和語法的馬來語)，跟漁民子弟朋友講馬來語摻點福建話。學校所教的華文對我來說陌生得很，跟我的生活沾不上邊。老師所講的大部分我听了摸不著頭腦。舅父也幫不上忙，因為他們受的不是華文教育。
　　兩三個月后，我再懇求母親讓我轉英校，這回外祖母答應了。1930年正月我轉到直落古樓英校。學校离我家也是一英里左右，在我家的另一邊。我仍然走路上學和回家，不只走的方向不一樣，學校也有所不同。這是一所政府小學，只用英語教學。老師說話我听得懂，不費多大气力便有所進步。學生多數是華人，有三几個印度人，一些馬來學生是從直落古樓馬來學校轉來的。
　　小學生活平淡無奇。我還記得開運動會時，操場上挂滿彩旗，放著欄架，用喇叭筒宣布优胜者的名字，然后頒獎。我沒得過什么獎。最熱門的体育項目是足球，我光著腳漫不經心地參加。馬來學生是天生的足球員，踢起球來比華族學生強得多，一般体育項目他們也占上風。華族學生學業成績卻比他們好，特別是數學。
　　我從一年級讀起，跳了一級就讀l號，只用六年時間讀完本來要七年才讀完的小學，5號班結業就參加全島會考，爭取進入政府中學１。1935年臨畢業那年我更加用功，考到全校第一名。萊佛士書院錄取了我，這所書院只收最优秀的學生。

　　外祖母患上肺結核

　　但就在前一年，也就是1934年，外祖母患上肺結核，病得厲害。這件事標志著我的童年生活時期結束了。外祖父外祖母住在我們隔壁，外祖母常常咳個不停，晚上隔著板牆也听得到她的咳嗽聲。她越來越瘦，頭發也灰白了。診治外祖母的西醫最后絕望了，說她已時日無多。家人討論該怎么辦。家中受過教育的儿子，年齡最大的是慶和舅父，他同意請馬來巫醫來盡人事。据說馬來巫醫有本事治療病入膏盲的病人。
　　請來的巫醫年齡50歲上下，身材瘦削，留著山羊胡子，兩眼炯炯有神，個性很強。他給外祖母作了檢查后，告訴舅父和舅母們還有辦法。他給了些草藥和符咒，為外祖母禱告。几天后外祖母似乎好了些，也精神起來，但仍然咳嗽。病情好轉后又惡化，反复了四個月，直到同年9月。有一天外祖母情況嚴重惡化，晚上家里人赶緊把巫醫請來。他給外祖母治病的情形我記得很清楚。他讓外祖母俯臥著，掀起她的上衣舔她的背部，每舔一下就吐一口血樣的東西到盤子里)舅父起了疑心，拿起盤子端詳，說那東西像血。巫醫舔了10分鐘后，外祖母沉沉睡去，也許是昏迷了。
　　巫醫告訴舅父，必須安撫鬼神。第二天晚上須在屋前的花園里演馬來戲，還得供奉水果、鮮花和加入姜黃的椰漿飯。供品須放在一艘微型馬來船上面，從實乞納海邊送進大海。兩天后馬來戲上演了，馬來演員在哀怨的馬來笛聲和奇特的鼓聲伴奏下跳起祭舞，看得我目瞪口呆。為什么要這樣做，我莫名其妙，心里不禁恐慌起來，甚至產生不樣的預感，下意識覺得外祖母可能很快就會离開人間。
　　就在同一個時刻，一伙人帶著載了水果、鮮花和椰漿飯的微型馬來船，走到200米外的實乞納海灘。兩小時后，負責督促我讀書的慶喜舅父跟大伙儿一起回來了。他說小船送到海上漂流了60米左右就翻覆沉了下去，巫醫說是鬼神們不高興，外祖母很快就會咽气。第二天，1934年10月9日，晚上9點45分，外祖母去世了。
　　當時我11歲，不大相信別人的看法。后來上中學念物理和化學，讀到西醫西藥創造的奇跡，就對自己所看到的情形產生怀疑。把從外祖母背上舔來的血吐在盤子里，是不是施魔法騙人？但在西醫束手無策之后，巫醫卻能讓外祖母多活四個月。巫醫怎么能在一兩天前就預言她會去世呢？這個謎我始終解不開。因此，每當有人告訴我其他巫醫做了些什么，我總得想一想。
　　外祖母是維系大家庭的紐帶。她去世之前，兩個阿姨出嫁了，搬了出去。由于我將就讀的萊佛士書院坐落在市中心，每天從直落古樓去上學很不方便，父母親這時也決定离開這個大家庭。他們向一戶印度人家租了納福路28號的房子。那是一座新的小浮腳樓，屋腳是磚砌的，也分成前后兩部分，后半部是廚房、儲藏室、車庫和戶外廁所。我們1935年底搬進去。第二年正月書院開學時，我們已經住在市區了。
　　當年萊佛士書院是新加坡最好的英校，現在依然如此。書院是以創辦人命名的。1823年4月，萊佛士在离開新加坡前几天召開了一次會議。他在會上說，新加坡有好几所教儿童讀可蘭經的馬來學校，一所教會學校和三所以不同方言教學的華族學校，由于人力物力不集中，這些學校都辦得不出色。他准備設立一所學府。關于這所學府他曾經說過：“我相信上帝，設立這所書院也許是教化數百万人，改善他們生活條件的方法。”
　　在會上，萊佛士提出了三大宗旨：教育當地高層人民的子弟；為有需要的東印度公司雇員提供學習當地語言的途徑；收集散落在各處的當地文獻和傳統的資料，以便了解當地的法律和習俗，目的在于幫助當地人。
　　他撥出一塊靠近海邊的土地，立即動工建校，但是到1830年校舍還沒建好，就棄置一旁。盡管開始時情況很不穩定，后來在政府支持下，它卻發展成為最杰出的學校，培養了一小批知識丰富的杰出學生，其中好些獲得“女皇獎學金”，到牛津、劍橋、倫敦、愛丁堡和其他英國學府修讀醫學、法律和工程。
　　1936年，我和來自15所政府小學的大約150名高才生進人了萊佛士書院。錄取標准以成績為根据，學生是宗教信仰不同的各民族、各階層的子弟，有些來自馬來半島。早期校長是英國人，辦學方式模仿英國公學。我被分配到一座“宿舍”，就像在寄宿學校那樣。“宿舍”共有五座，全以歷屆校長命名。英國公學有真正的宿舍，學生跟舍監住在一起；萊佛士書院是日間學校，沒有宿舍。盡管如此，校方鼓勵我們建立“宿舍”精神，板球、足球、撤攬球、曲棍球和田徑等運動，都是以“宿舍”為單位進行比賽的。
　　學校的課程大綱，是為應付在英帝國各地舉行的劍橋初級文憑和劍橋高級文憑考試而制訂的。學生分別在15歲和17歲應試。采用的課本尤其是英語、英國文學、英帝國史、數學和地理，是英國殖民地通用的，相信是改編自英國學校所用的課本。所有科目都以英語為教學媒介語。多年后我遇見來自加勒比海或太平洋偏遠島嶼的共和聯邦領袖時，發現他們也用同一課本，接受同樣的訓練，而且能夠同樣引述莎士比亞戲劇里辭藻華麗的段落。
　　中學分四個等級：6號、7號，劍橋初級班和劍橋高級班。我不算太用功，但數學和科學很好，英語基礎很扎實。6號班結束時成績中上，升上7號A班。念7號期間，我不費多大力气也能進入前三名。上課時我還是不太專注，靠偷看坐我旁邊的同學張家良的筆記赶上老師的進度。家良筆記寫得很工整，但會用雙手蓋住不讓我看。他是班上最优秀的學生。當年的級任老師是印度人坎波斯，他在我的成績單上寫下了贊揚与鼓勵的話：“哈里李光耀決心出人頭地，他可能在一生中身居高位。——M．N．坎波斯”

　　全校第一也是新馬第一

　　我升上劍橋初級A班，那是成績最好的班級。級任老師英國人格里夫是個年輕的牛津大學畢業生，長一頭濃密的淺棕色頭發，為人和藹可親，快30歲了還沒結婚，第一次到海外。他沒有种族成見，多半是因為在新加坡這個殖民地生活的時間不長，還不曉得必須跟當地人保持一定的距离。為了保持英國的支配地位，英國人認為跟當地人保持一定的距离是必要的。在格里夫教導下，我的英語進步了許多，成績不錯，在劍橋初級文憑考試里高居萊佛士書院榜首。這次考試由劍橋大學命題，也由劍橋大學改卷。參加這樣重要的考試，在我還是第一次。同年我得了兩個獎，一個是萊佛士書院獎學金，一個是陳若錦獎學金。兩筆獎學金共35O元(海峽殖民地貨幣２)。我買了一輛漂亮的禮里牌腳踏車，有三個變速齒輪，全鏈罩，風光地騎著上學，只花了70元。更妙的事還在后頭呢。我專心致志要在劍橋高級文憑考試中出類拔萃。1940年3月初放榜，我開心得不得了。我排名全校第一，也是全新加坡和馬來亞第一名。澳大利亞籍老師科茨在我最后一份成績單上寫道：
　　“以他的級別來說，李見多識廣，与眾不同，腦筋非常靈活。他充滿熱忱，精力充沛，前途無量。
　　　　　　　　　　　　　　　　　　　　　　　　——C．H．科茨”
　　萊佛士書院的歲月，使我心情歡暢。功課固然應付自如，我也積极參加童子軍活動，打板球，偶爾也打网球、游泳，還參加過好几場辯論。但是我從沒擔任過學長，總學長更不用說。我生性調皮搗蛋，老師往往發現我心不在焉，有給同學寫字條或是模仿一些老師說話的獨特習慣。有位印度籍科學老師講課沉悶，我曾在實驗室里畫下他禿了一大片的后腦袋，給校方逮著。
　　有一回校長麥克勞德處罰我。他為人公正，嚴格執行紀律，鐵面無私。有一條校規規定，學生一學期遲到二次要打三鞭。我是夜貓子，不是什么云雀，早上總是睡不醒。1938年，我在一個學期里第三次遲到，級任老師叫我去見校長。頒獎日我領過多次獎品，也得過多次獎學金，校長認得我。他不是在訓斥我一番后就讓我回去，而是手下不留情。我趴在一張椅子上，隔著褲子狠狠地被打了三下。西方教育家為什么极力反對体罰，我始終不明白。体罰并沒使我和同學們受到什么傷害，實際上對我們也許是大有好處的。
　　不管怎么說，我在學習認真對待生活。父母親告訴我，他們的兩個朋友分別當了律師和醫生，日子過得不錯，自己開業，因此沒受到經濟大蕭條的打擊。父親對自己年輕時不努力感到后悔，极力勸我搞專業。于是我很早便一心要當律師，當專業人士，不替別人打工。

　　其他地方發生了大事

　　在劍橋初級班和劍橋高級班期間，我隱約感到世界其他地方發生了大事。1938年出現了慕尼黑危机，戰爭有一触即發之勢。1939年9月我們正在准備劍橋高級文憑考試時，報上以大字標題報道德軍侵入波蘭，英國政府向德國發出最后通碟。緊接著是宣戰，但那是一場离我們很遠的戰爭。据我所知，在1914年到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在新加坡唯一激動人心的大事是，1915年2月，駐扎在中央醫院附近四排埔由英國統率的印度軍隊嘩變；此外生活一切如常。但是，這一次，隨著事態的發展，戰爭离我們不遠了。我的劍橋初級班級任老師格里夫是飛行俱樂部的活躍會員。他回英國參加皇家空軍。后來听說他在作戰中犧牲了，我心里感到很悲傷。歐洲戰事最触動我的心弦的莫過于此。這位闖勁十足的牛津大學年輕畢業生的死，正像我在電影里看到的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的大無畏的戰斗飛行員一樣。
　　這期間，本地人只需籌款和為飛机工業收集廢金屬，特別是鋁。直到1941年，我們亞洲人還不相信戰爭會蔓延到新加坡。我們應該從這個事件得到更好的教訓。
　　1940年2月劍橋高級文憑考試成績放榜時，戰事已在歐洲全面展開。法國受到嚴重的威脅，即將淪陷。到倫敦去讀法律只能推遲。我的成績在新加坡和馬來亞兩地排名都是第一，獲得當時最受人重視的安德森獎學金，可以進入萊佛士學院。獎學金由約翰·安德森爵士捐贈，他是新加坡數一數二的英國大商行的首腦。獎學金得主每年可以獲得大約900元。獎學金每三年頒發一次，給考試成績最好的學生。1940年這一期歸我。跟其他政府獎學金相比，安德森獎學金多了200元，付了學費、書籍費和膳宿費還有剩余。
　　萊佛士學院是在英國殖民部同意下，由海峽殖民地政府于1928年創設的，設有文科(英語、歷史、地理、經濟)和理科(物理、化學、理論數學和應用數學)。政府為它設計了一批漂亮的建筑物，包括表面看來像劍橋大學和牛津大學的四方院子和回廊，是用混凝土建造的，外層鑲上石塊；建筑設計也考慮到熱帶的气候。
　　學院的每個科目都由一位教授負責，有一兩位講師，大約一半是牛津或劍橋的一等榮譽學位畢業生。教文科和教數學的大多數是這兩所大學的优秀畢業生。教理科的多數來自蘇格蘭各地的大學。由于萊佛士學院不是大學，學生讀完三年的課程沒有學位，只拿到文憑，分為第一等、第二等或第三等。但是教授們采用了牛津和劍橋的講課、導師指導和每星期寫論文的制度，考試和最終的分級可能比多數英國大學還嚴格，情形跟培訓新馬兩地醫生的愛德華七世醫學院一樣。在英國殖民地，人們都了解當地大專學府的文憑和學位必須保持最高水平，這樣才可能在英國獲得承認。因此，印度和斯里蘭卡兩地大學的榮譽學位，水平至少也和倫敦大學相等；即使跟劍橋大學和牛津大學的水准相比，也不遜色。
　　作為獎學金得主，我必須住進宿舍。要适應新情況不容易。為了應付新加坡又熱又濕的气候，建筑師設計了寬敞的宿舍，天花板很高。每座宿舍隔成20個房間，落地窗外面是陽台。房間由2米多高的牆隔開，稍微比人高些，好讓空气自由流通。但這樣一來，聲音就會在2O個住著年輕學生的房間和陽台上方回蕩。寄宿的學生不只來自新加坡，也來自馬來亞各地。
　　我讀第一年的時候，學生都要選修三科。英語是所有文科生的必修科。我集中力量提高自己應用英語的能力，方便日后修讀法律。其次我選數學，因為自己喜歡，能力也不差。最后選經濟，以為能學會如何在商場和股票市場賺錢——多么天真！第一年過后要選一科主修，我選了數學。
　　每學年有三個學期，期末都有考試。第一學期數學考試成績我高居榜首，考到90多分。但英文和經濟成績最好的不是我，我排名第二，落在一個名叫柯玉芝的小姐后面，分數差了一截。這使我十分震惊。我在萊佛士書院見過柯小姐。1939年由于她是這所男校中的唯一女生，校長叫她在年終頒獎日頒獎，我從她手上領過三本獎給我的書。我們后來經常會面。
　　但最重要的是，她一直被分配在爭取女皇獎學金的修讀兩年的特別班里。我感到煩惱万分。整個海峽殖民地(新加坡、檳城、馬六甲)一年只有兩份女皇獎學金，成績最好的兩個學生未必拿得到。我最擔心的是，當局也許不想把兩份獎學金都頒給新加坡學生，而會根据地區平均分配，讓檳城和馬六甲兩地的學生也有机會。這樣就是排名第二也選不上。

　　名聞全校被戲弄

　　在萊佛士學院度過的第一年，不像在萊佛士書院第一年那么順心。當時有個傳統，就是作弄新生，整整作弄一學期。我成績最好，名聞全校。也許由于長得較高，引人注意，一些老生選中我作為戲弄的對象，尤其是一個名叫埃伯特的歐亞裔學生。埃伯特個儿小，皮膚黝黑，精瘦結實，是個令人討厭的家伙。他是個出色的運動員，卻有強烈的自卑感。凡是他有要求我都順從，但他看得出我內心反感，因此覺得格外開心。我從不相信作弄人能加強一個班級或一連的見習軍官的團結精神。
　　我不得不唱歌；不得不循著一個四方格爬行，用鼻子推一粒彈子前進；不得不系一條破舊的綠色領帶，走在新生前頭，舉著一面不像話的綠色旗子。這一切毫無意義，然而我照做不誤。這是我要加入這個既不成熟而且在發展錯誤傳統的學院所應付出的部分代价。第二年輪到我有机會作弄新生，我公開反對，設法勸同學們別這樣做，但不成功。自己當新生時嘗過苦頭，卻發泄在后來人身上，這樣的做法我堅決反對。
　　除此以外，我們上課還得系領帶穿外套。講堂沒有冷气，科學樓的一間西晒教室，成了名副其實的烤爐。汗流狹背坐在風口，准會傷風咳嗽。經常輪番處身于涼風習習的地點和濕熱的房間，我覺得渾身不自在。總的說來，第一年我過得很窩囊。生活在不熟悉的環境里，吃倒胃口的學院飯食，跟19個同學住同一座宿舍，這些都使我有一种失落感。
　　第二年從C座換到位置比較好的E座，房間涼快宜人。但是過去一年心里鬧別扭，又經常傷風咳嗽，肯定影響了學業。記得一個學期末了，我連數學也排不上榜首。盡管如此，1941年3月學年結束時，我的成績依然不錯，理論數學排名第一。但是柯玉芝英文和經濟高居榜首，第三科歷史好像也是這樣。統計是經濟試卷的一部分，我的分數比她稍高。但我很不開心，知道爭取女皇獎學金將面臨激烈的競爭。

　　接触大馬來主義政治

　　過后回顧當年的情形，才發現在萊佛士學院求學的階段是我接触大馬來主義政治的開始。新加坡殖民地政府平等對待本地各民族，本地馬來人慣于接受和其他民族一樣的待遇。1940年6月，我第一次遇到好些在不同制度下生長的馬來人。在馬來聯邦３，尤其是在馬來屬邦４，馬來原住民享有政治和經濟特權，在社會上占有支配地位。在馬來聯邦，萊佛士學院獎學金供非馬來人申請的總共只有五份，馬來人卻有更多份額可供選擇申請；在馬來屬邦也一樣。每年入學的100名學生當中，有20名馬來學生是來自內地各州，獎學金由州政府提供。
　　馬來人團結意識很強。我后來發現，那是由于他們覺得受威脅，怕被充滿活力、刻苦耐勞的外來民族——華族和印族壓倒。有兩個當年跟我同年的馬來同學后來成了杰出的領袖，其中一個是馬來西亞前首相敦拉扎克。敦拉扎克是我英語和經濟課的同班同學，卻跟我談不來。他是彭亨州的貴族，跟其他馬來學生保持著一定的距离，他們都尊敬他。跟我相處得來的是平民，有兩個是學院的板球代表。我童年時期在直落古樓小學和萊佛士書院交上了馬來朋友，馬來語說得流利。但是我很快發現，他們對待非馬來人，尤其是華人的態度跟新加坡馬來人完全兩樣。第二年一個來自吉打州的馬來學生跟我交上朋友，他告訴我：“對我們馬來人來說，你們華人精力太充沛，也太聰明了。吉打州華人太多了，我們受不了這樣的壓力。”他所說的壓力，是爭飯碗、爭生意，在學校和大學里爭名次。馬來人是土著，新來的移民比他們聰明得多，競爭能力強得多，決心也大得多，他們怕高等職位給這些移民搶走。也許由于華人和印度人表現比較好，信心比較足，他們沒有像馬來人那樣的團結意識。他們不覺得受威脅，因此不講團結。
　　有一件事在我腦海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第二學年，學生們對萊佛士學院學生會在舊海景大酒店舉辦常年晚宴的安排感到不滿。非馬來學生向學生會提出了投訴，學生會義務秘書翁姑阿茲毫不客气地作出尖銳傲慢的反應，使他們光火。于是少數學生開始采取行動，要求召開特別會員大會批評他，解除他的職務。但他是馬來人——他后來成為馬來亞大學第一個馬來人校長。隨著征集簽名要求召開特別會員大會的運動進入高潮，馬來學生團結在他周圍。他們表明，如果解除他的職務的話，他們就集体退會。這是對非馬來學生的挑戰。同學們找我，要我第一個起來發言，表明大家對翁姑阿茲的不滿。我沒參加晚宴，跟翁姑阿茲沒什么過不去。但既然沒入愿意做這樣的事，我決定接受他們的要求。大會在一個星期六下午召開，當天很多學生离開了學院，想來是不希望參与此事。留在宿舍的同學出席了，馬來學生全体到會。會場上情況很緊張，种族主義气氛很濃。
　　那是我第一回遇到一面倒親馬來族、反對外來移民的大馬來主義。我不卑不亢地提出了看法，態度堅定。翁姑阿茲發言反駁了有關他粗暴無禮的指責。我當時能感受到，大約80名在場的學生對這次的對抗非常不安。表決時支持翁姑阿茲的馬來票占多數，學生會沒有分裂。不過，非馬來學生覺得他們已經表達了不滿。過后這件事在我腦海中淡忘了，一直到1963年至1965年我們成為馬來西亞的一部分，遇到了類似的問題才記起來。
　　當年是競爭對抗的年代，也是建立永恒友誼的年代。進入萊佛士書院和萊佛士學院對我有利。后來，萊佛士書院最优秀的學生在政府部門和商業机构里表現良好，萊佛士學院的也一樣。
　　關世強在萊佛士書院比我高兩班，是個高才生，數學、英語和華語都很好，會拉小提琴，也是個藝術家。他是新加坡的“通才”，常常有一些發明取得專利。在萊佛士學院的第一年，他在C座宿舍住我隔壁，每天傍晚晚飯前都練他的小提琴。久而久之，我也習慣了這琴聲。盡管他用了弱音器，琴聲仍然越過矮牆在天花板很高的宿舍里回響。他當上了教師，最后出任教育部常任秘書。后來我委任他為新加坡大學校長。他退休后擔任新加坡駐馬尼拉大使，60多歲死于癌症，對我們來說是個重大的損失。
　　我在萊佛士學院結識的許多人，后來跟我一起參加政治活動。其中一個是杜進才，理科生，比我早一屆。他沉默寡言，做事堅定不移，也很勤奮和有條理。另一個是吳慶瑞，他是經濟導師，頭腦一流，不善言詞，寫作條理分明。
　　因此，50年代我開始當律師時，已經有許多朋友和熟人在新加坡和馬來亞兩地的政府部門和專業領域里擔任要職。在新加坡和馬來亞，哪怕彼此不認識，只要出身背景相同，對方就很容易接受你；學校聯系起著很好的作用，馬來人也不例外。在政治活動活躍起來之前，當權力仍然完全掌握在英國人手中的時候，馬來半島內地的馬來人并沒有敵視我。我跟許多內地馬來人交上了朋友，包括兩位審理過我所辦案件的巡回法官。
　　英國殖民地教育制度培育了千分之一最优秀的受英文教育的學生，使他們成為精英分子，自然而然地建立起校友网絡。我們進過類似的學校，讀過同樣的課本，有著某些共同的處世態度和性格特點。這种鼓勵學生通過談吐、作風、衣著和辦事方式來建立聯絡网的學校制度，并不是英國公學獨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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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
　　１當時英校的學制是：小一，小二；1號，2號，3號，4號，5號(相當于小學)：6號，7號，8號，9號(相當于中學)。
　　２由英國殖民地政府在新加坡發行，在英國殖民統治期間，流通于馬來亞和新加坡。因新加坡當時也稱石叻坡，所以它又稱叻幣。
　　３馬來聯邦(FederatedMalayStates，1920—1941)由□叻、雪蘭莪、彭亨和森美蘭四個馬來土邦組成，受英國保護，英國派有駐扎官駐于各邦。
　　４馬來屬邦(UnfederatedMalayStates)由柔佛、吉打、玻璃市、吉蘭丹和丁加奴五個馬來土邦組成。于20世紀初受英國保護，英國派有顧問官駐于各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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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來了日本兵

　　我沿著泥路，最多走了20米，便看到兩個人穿著暗褐色的制服，跟英軍所穿的綠色和棕色制服不同。他們就是我最早看到的兩個日本兵。他們綁著腿，腳穿膠底布靴，大腳趾和其他腳趾隔開，就像他們的涼鞋一樣……我呆了几秒鐘，才想到他們原來就是日本兵，頓時汗毛直豎……
　　1941年12月8日凌晨，這完全出乎意料之外，日本飛机空襲新加坡。當時，街燈居然還亮著，空襲警報也沒響，等到投下的炸彈爆炸后街燈才熄滅，警報才響起來。誰都沒料到日本會發動攻擊。
　　我跟我的同學一樣，認為英國無論如何是不會被征服的。所以，跟全世界作對的德國人吃敗仗，只是遲早的問題。他們入侵蘇聯，勢必陷人泥沼。像其他學生一樣，我們的消息來自新加坡的英文報紙。主要的英文報《海峽時報》為英國人所辦，它的讀者各民族都有。規模和影響力較小的《馬來亞論壇報》只有本地人閱讀。此外，大約還有10份華文、馬來文和印度文報紙，它們的影響力都不大，我也沒閱讀。我的同學都受英文教育，他們當中很少人能夠閱讀這些報紙。作為學生，我們心里所想的不是關于戰爭的問題，而是想著在新加坡如果有人到日本商店光顧，那些抵制日貨的華族愛國分子可能會把他的耳朵割掉。
　　華文報紙對戰爭的可能爆發，倒是讓讀者在心理上有較好的准備。從1940年12月起，《南洋商報》便不斷刊登有關戰爭的不祥消息和評論。1941年10月，它發表一篇分析文章，指出新加坡坐落在馬六甲海峽南端，很可能成為日軍的主要攻擊目標，而且推測日軍為了更靠近新加坡，才揮軍進入越南。l1月該報報道說，進兵泰國，是日軍准備采取的下一個步驟。這份華文報贊同讓戰爭蔓延開來，使日軍遠离中國，越遠越好。由此看來，該報的讀者不像受英文教育的讀者那樣，在心理上毫無准備。

　　危險的征兆

　　可是，快到12月時，一些明顯的危險征兆就出現了。
　　1941年12月1日，總督宣布馬來亞武裝部隊實行總動員。
　　在做動員工作的人當中，有几位是萊佛士學院的教師，包括吳慶瑞，他是海峽殖民地義勇軍團的成員。許多班級宣布停課，我和同學們卻依然一點也不惊慌。我們把這一切當作戰備的一部分。這也可說是一种策略，目的是向日本人表明，如果他們膽敢挑起戰火，那是愚蠢的。
　　1941年12月4日，《海峽時報》的大字標題是“艦隊的到來，產生极大的鼓舞”。原來兩天前，即12月2日，英國最主要的兩艘軍艦——戰列艦“威爾斯王子號”和戰列巡洋艦“驅逐號”——航抵新加坡。我們不禁有些得意洋洋。這兩艘戰艦可以保證英國在遠東不出岔子。
　　政府和報紙忽視日本的威脅，究竟是出于愚蠢或是過于自信？我認為是英國對敵人的力量和本質一無所知。英國人和本地人深信白人有其优越性，黃种的日本人不可能向白人挑戰并得逞。誠然，根据記錄，馬來亞英軍總指揮官白思華將軍的几名副官，曾經要求興建防御工事，例如在新加坡島北部和新柔長堤另一端的柔佛，挖掘戰壕和設立路障。但事實是，誰也不相信日本人會那么魯莽，敢跟英國人較量。如果他們真的動手，定會慘遭痛擊。后來，我們發覺日本人不但准備同英國人和荷蘭人較量，而且還准備跟美國人一較高低時，的确感到莫大的震惊。當時的英國和荷蘭被歐洲戰事拖累，根本無法招架。
　　1941年12月8日凌晨四點，我在古魯尼路萊佛士學院E座宿舍睡覺時，突然間被炸彈的爆炸聲惊醒。戰爭終于開始了。根据第二天報紙報道，日本飛机轟炸新加坡市區，炸死60人，炸傷130人。報紙也刊登了牛車水一帶房屋被炸毀的照片。可是，空襲的新聞只是輕描淡寫，新聞檢查壓制了新聞的報道。后來，我們听說日本飛机也轟炸發巴港的碼頭、三巴旺的海軍基地以及登加和實里達空軍基地。
　　萊佛士學院的學生都异常激動。那些內地來的學生，馬上准備乘火車回家去。几乎每一個人都相信新加坡將成為日本攻擊的主要目標。回到馬來亞鄉下，可以避開日本轟炸机，比較安全。院方和學生一樣不知所措，誰也沒有做過應付這种局面的准備。兩天后，我們听說12月8日那天，日本軍隊已在吉蘭丹州的哥打巴魯登陸。這么說來，馬來亞也難免戰火之災了。
　　不出几天，學院里的學生宿舍几乎空無人影，教師也停止講課。院方要求學生挺身而出，組成醫療輔助服務隊萊佛士學院分隊。我志愿加入這支分隊，每天從納福路住家騎腳踏車到三英里外的學院值勤。當局沒給我們提供制服，其實他們也沒有時間做這方面的准備。我們每人分得一頂頭盔和一塊臂章，上面印著紅十字標志。我們每個月得到少許津貼，大約60元，工作是每天24小時輪班，每六人編成一組。莫里斯·貝克是我這一組的組長。他是一個歐亞裔學生，來自彭亨州的金馬侖高原，比我大兩歲。1940年他跟我一起在C座宿舍寄宿。起初我們一點也不害怕，反而因為英國已經對日宣戰，實際介入真正的戰爭而感到緊張刺激，同時很難抑制內心的興奮。
　　然而對英國來說，戰事并不順利。12月10日，也就是“威爾斯王子號”和“驅逐號”抵達新加坡之后的第八天，它們竟在關丹附近海面被日本轟炸机炸沉。原來這兩艘軍艦向北航行時，沒有軍机掩護。消息傳來，真叫人難以置信。這樣的事怎么可能發生呢？如今還有什么東西可以阻止日本帝國海軍挺進呢？
　　兩艘軍艦被炸沉之后几天，政府醫務局宣布征用萊佛士學院，并把它改設成一所療養院，收容兩艘被炸沉軍艦上傷勢較輕的水兵。身為歷史教授的學院院長戴爾就成為療養院的非專業監督。我們在醫療輔助服務隊里的職務仍然保留著，但是在12月份，再也沒有炸彈掉落在萊佛士學院分隊的救護范圍內，我們也沒有奉召到其他地方去救護和收鹼傷亡者。值班的時候，我時常坐在走廊的圍欄上，眺望夜空和那一道道搜尋敵机蹤跡的探照光束。但是，空襲次數減少了。原來日本戰机集中在北馬前線，只是偶爾南下轟炸新加坡。
　　不久，有些消息從馬來亞傳來。有的說英國部隊在前線潰不成軍；有的說日本軍隊毫不費力地突破英軍的防線，騎著腳踏車沿馬來半島南下，穿過樹膠園，用小船和舢舨在英軍防線后面登陸，迫使更多英軍后撤。大批白人家庭，包括种植園園主、平民和他們的家屬，開始越過新柔長堤來到新加坡。有權勢有地位的亞洲人舉家老小也在逃難，只是他們沒有露面而已。他們可能寄居在親戚朋友家里，要不然就是靜悄悄地從丹戎巴葛碼頭乘船离開新加坡，以免因協助英國人或是捐錢給中國，支持抗戰而遭日本人報复。
　　到了1月，日本軍隊已靠近柔佛。日本戰机也開始夜以繼日地大舉轟炸新加坡。一天下午，我在武吉知馬村第一次救護和收殮傷亡者。醫療輔助服務隊的几支分隊的成員，乘坐由新加坡電車公司巴土改裝的救護車赶到那個村子時，一顆炸彈剛剛掉在警察局附近，有几個人死傷。這是我第一次親眼看到有人流血、受傷和死亡，真叫人心惊肉跳，慘不忍睹。
　　1月31日上午八點左右，莫里斯·貝克和我坐在萊學院行政樓的欄杆上值勤。53年后，即1995年，貝克還記得當時戴爾教授繞過牆角，朝我們走來，准備到他的辦公室去。這時候，突然傳來一聲天崩地裂的爆炸巨響。我們都給嚇得目瞪口呆。接著我脫口而出說：“英帝國的末日到了！”戴爾教授听見我的話，但把頭轉開，繼續往前走。

　　凜然不屈的精神

　　同一天上午，所有英國軍隊都從柔佛撤退到新加坡島。蘇格蘭高原兵是在他們的風笛手吹奏著《高原少年》的樂曲聲中，最后列隊越過新柔長堤的。當時只剩下兩名風笛手執行這項任務，表現了他們凜然不屈的精神。這使我留下終生難以磨滅的印象：英國人面對戰敗的厄運時，依然能夠保持冷靜沉著的態度。英國皇家工兵接著在柔佛那一邊的長堤上炸開一道60米寬的缺口。但是，他們也把從柔佛輸送飲用水到新加坡的大水管炸斷。新加坡攻防戰開始了。
　　我所屬的醫療服務分隊，是在2月8日(我記得是這一天)上午執行最后一次任務。當時，戴爾教授召集所有隊員，并問有誰自愿負起危險的任務。莫里斯·貝克和我，還有其他几名隊員自告奮勇。我們乘坐一輛救護車，沿著武吉知馬路赶到武吉班讓。這里离北面戰線大約七英里。我們到達時，看到眼前的小村庄在蒙受轟炸和炮擊后，陷入火海之中。我們走入一片樹膠園准備進行救護工作時，莫里斯·貝克看到一顆沒爆炸的炸彈，彈尾露出地面。要不是他及時叫我小心，我很可能踩個正著。
　　我們救護一名20歲出頭的華族女郎。她的左股骨斷了，腹股溝還有一道傷口。我們必須用夾板夾住她的大腿。為此，我們不得不把她的中裝褲子脫下，然后給她上夾板。我感到有點不好意思，這是我第一次不得不對一個年輕女郎做這樣的事。她神色茫然，露出震惊的樣子。我們又搜尋到几個傷亡者，然后救護車就高速馳往歐南路中央醫院。
　　一天早晨，我戴著頭盔和臂章騎腳踏車回家時，看到一列軍用卡車停在史蒂芬路。站在卡車旁邊的，是一些身材高大，頭上戴著寬邊澳大利亞軍帽，但臉色异常沮喪的澳大利亞士兵。他們士气低落，而且有點惊慌失措。我停下來問他們前線离這里有多遠，一個士兵答道：“全完蛋了，把這拿去吧！”說著就把手中的武器推給我。我大吃一惊，難道就這樣一點希望也沒有了嗎？我婉言拒絕接受他的武器，并且安慰他說，只有在戰事結束時才能定輸贏。然而對這批澳大利亞士兵來說，這場戰爭他們已經認輸。我不曉得他們經歷了多少個可怕的日子。
　　戰后，我從書報上得知當年有几旅澳大利亞軍隊在乘船前往中東途中，轉到新加坡來。他們剛好在新加坡淪陷前三星期到達，立刻被派往馬來亞內地抵抗日軍，結果很快便被擊潰而撤回新加坡。
　　這時，我父親在巴株巴轄任職的蜆殼石油公司通知他要立刻疏散。巴株巴轄在新加坡以北大約100英里，靠近馬來亞西岸。父親在那里擔任油庫監督。他在新柔長堤被英軍炸斷之前，駕著奧斯汀牌的小汽車回到新加坡。我們仍然希望號稱東方堡壘的新加坡能守得住。我相信仗一打起來不免會有許多死傷，但是，英國人將會挖壕固守，最后我們就會得救。然而隨著日子一天一天過去——到了2月第一個星期以后，日子簡直是一小時一小時地過——我心里越來越覺得新加坡并不是馬耳他，它哪能頂得住日軍的長期圍攻？
　　整個殖民地彌漫著戰敗的气氛。日本軍隊從柔佛發射過來的炮彈造成嚴重的破坏。當日軍的零式戰斗机飛越上空時，英國皇家空軍的水牛式戰斗机連忙起飛，但卻不是要迎戰敵机，而是為了避免在地面被擊毀。原來日本的戰斗机飛行速度快，精巧靈活；英國的戰斗机速度慢，机身笨拙，它們絕不是日机的對手，這是誰都看得出來的。最后一批英國和歐洲平民，尤其是婦孺，從馬來亞擁入新加坡。我們听過一些傳聞，說他們怎樣在丹戎巴葛碼頭爭先恐后地擠上剩下的几條船逃命。
　　1月中旬，新加坡的學校全部停課。當炮聲越來越逼近市區時，我母親同父親討論有關應變的良策。她建議全家搬到外祖父的房子去，那里遠离市區，被炮彈擊中的可能性較小。我贊同并支持母親的建議。我告訴她說，我准備留下來看守納福路的房子，這也方便我繼續到萊佛士學院的醫療輔助服務站值勤。我并不是單獨一個人留下，我們的園丁許忠祜將會陪著我。他身兼人力車夫，從1937年起，我弟妹每天上學放學都由他接送。每次我到萊佛士學院值勤時，他就留在納福路看守房子。我們挖了一個洞，蓋上木頭，舖上泥土，就成了一個防空壕。母親在防空壕里囤積白米、食鹽、胡椒、豆醬、咸魚、罐頭、煉奶以及我們可能長期需要的各种東西。錢不成問題，因為父親奉命撤离巴株巴轄的油庫時，公司方面很慷慨地付給他几個月的薪水，
　　就在日子越來越暗淡的時候，有几次我值完班跑去看電影，好讓自己在看電影的兩三個小時中暫時忘記一切，同時把渺茫的前途拋在腦后。1月底的一個下午，我在國泰戲院看一部喜劇片。戲中有一個場面是一顆炸彈該爆不爆，卻在輕微的“啪噠”聲中破裂開來。原來是一顆“詐”彈。它的外殼裂開時，露出“日本制造”的標志。這是多么不可思議的事啊。在過去兩個月里，新加坡已經領教過日本炸彈和炮彈的巨大威力，而現在我所觀賞的電影，卻把日本人大肆挖苦一番，說他們兩腿成弓形，眼睛向內斜視，所造的船無法在暴風雨中漂浮，開槍不會中的，充其量只能制造“詐”彈。不幸的事實是，從12月8日起的兩個月里，他們卻證明自己的軍事力量能夠跟英國作戰。好几年以后，英國戰時首相丘吉爾在他所著的一本書中寫到新加坡的陷落時說，這是“英國歷史上最嚴重的災難，也是最大規模的對敵投降”。
　　2月10日英軍后撤時，軍方接管了整座萊佛士學院。兩天后，醫療輔助服務分隊不得不宣布解散。起初我留在納福路老家，后來由于炮聲越來越近，我只好到直落古樓和家人住在一起。搬到直落古樓的第二天，我們听到遠處傳來步槍聲，有些比較靠近我們。但是，大炮聲、炮彈爆炸聲和炸彈爆炸聲卻沉寂下來。我覺得很奇怪，便從后門走到L巷去。這條巷子就在漁村旁邊，過去我經常在村子里和童年朋友們玩耍，他們都是漁民的孩子。我沿著泥路，最多走了20米，便看到兩個人穿著暗褐色的制服，跟英軍所穿的綠色和棕色制服不同。他們就是我最早看到的兩個日本兵。他們綁著腿，腳穿膠底布靴，大腳趾和其他腳趾隔開，就像他們的涼鞋一樣。我后來才知道這种布靴使得日本兵的腳趾更能抓住潮濕或滑溜的地面。但是，最叫他們顯得怪模怪樣的，是頭上所戴的鴨舌帽，帽子后面還連著小披風，垂在頸后。他們外形古怪，身材矮胖，卻扛著插上刺刀的長長的步槍。他們身上散發出的一种令人作嘔的惡臭，簡直叫我永遠忘不了。我后來所碰到的許多日本兵，身上都散發著同樣的臭味。那是因為兩個月來他們沿著森林小徑和膠園通道，從哥打巴魯一路打到新加坡，好久沒有洗澡了。
　　我呆了几秒鐘，才想到他們原來就是日本兵，頓時汗毛直豎。幸虧他們正忙著搜尋敵兵，所以不理我只管往前走。我赶緊飛奔回家，把所看到的一切告訴家人。我們連忙把所有門窗關上，天曉得這樣做對我們能起什么保護作用。由于日本軍隊從1937年起在中國干下的种种暴行令人發指，我們最害怕的就是他們在這里重演奸淫擄掠的暴行。幸虧那天一直到晚上，都沒有發生任何值得一提的事。与此同時，英國軍人卻迅速撤往市中心，根本沒進行過什么抵抗。

　　最暗淡的節日

　　第二天，2月15日，是農歷新年。作為一年中最盛大的節日，華人通常都要穿新衣新鞋，還有各种各樣的傳統美食可大快朵頤。可是，這一年的春節，無疑是1819年華人移居新加坡以來最暗淡的一個節日，只听到從新加坡北部和西部靠近市區的地方傳來的戰斗聲，遠處大炮和臼炮炮彈的爆炸聲響徹云霄。不過，直落古樓地區卻一片宁靜。日本軍隊已向市區節節挺進。
　　那天晚上，大炮聲靜了下來。不久，有關英軍投降的消息便傳開來。第二天，有些朋友從市區回來，告訴我們搶劫事件到處發生。英國人和歐洲人的住家被馬來車夫和園丁掠奪一空。這個消息使我們全家人焦慮万分。我們在納福路28號的住家，還有那些囤積的糧食和必需品會怎樣呢？尤其是糧食，我們要靠它度過漫長的歲月啊，保得住嗎？經母親同意，我和許忠祜一起從直落古樓步行八英里左右到納福路。我們只花兩個小時就到達目的地。沿途我看到馬來人從大洋房里拾走家具和其他物件；華族不法之徒則搜掠貨倉，搶走較貴重又不笨重的物品。有一棟破舊的浮腳樓，跟我家隔著兩座房子，里頭住著大約20戶布央族１人家，男子都以當車夫為業。幸虧他們還未對我家動手。在那些大洋房里有更好的東西可拿，何況已是人去樓空，因為這些大洋房的歐洲主人正集中起來准備進入拘留營。我回來得正是時候。
　　英國主人的大洋房和貨倉遭洗劫，象征著一個時代的結束。那些在1945年以后出生的人，的确很難理解這件事的全部含義，因為他們完全不知道英國的殖民制度，如何在1942年2月15日被日本人摧毀。自從1819年萊佛士在新加坡登陸，并把新加坡建立成為東印度公司的貿易站以來，白人的支配地位，從未有人質疑。我不知道這种情形怎樣產生。但是我在1930年入學時，便意識到英國人是大老板。那些像他們一樣的白人，也是老板，有大老板，小老板，但都是老板。他們人數并不很多，不過8O00人左右罷了。他們過著養尊處优的生活，同亞洲人分隔而居。政府官員在環境較好的地區有大洋房、汽車、車夫和許多仆人。他們吃的是上等食物，肉類和牛奶制品居多。每隔三年，他們便請三到六個月的長假，暫時避開新加坡令人困倦的赤道气候，回英國“老家”休養。他們的孩子也回“老家”受教育，決不進人新加坡的學校就讀。這些孩子也過著高人一等的生活。
　　總督是大頭頭，也是老板中的老板。在慶典儀式上，他總是穿上鑲著金色綏帶的雪白漂亮的制服，頭戴頂端裝飾著白色羽毛的盔帽，腰間佩帶一把長劍。白人官員擔任政府中所有高級職位，而且對亞洲人掌握著生死大權。福建人稱呼他們為AngMoh(紅毛)，馬來人則把他們叫作OrangPuteh(白种人)。警察總監、高級警官、醫務局局長、醫院的高級內外科醫生，都由白人擔任。亞洲醫生只能在白人醫生手下工作，即使他們的資格比白人醫生高，也無濟于事。護士長也非由白人擔任不可，雖然她們只能講英語，而且跟不會講英語的病人談話時，必須請本地護士當翻譯；亞洲護士休想有一天能成為護士長。
　　在萊佛士學院，所有教學人員都是白人。有兩名本地最优秀的畢業生，盡管考到物理和化學一等文憑，院方卻只聘用他們當“示范員”，薪水也比白人低得多。而且他們還得考取倫敦大學校外理科文憑，才有資格擔任這個職位。吳慶瑞(后來成為新加坡副總理)是當年最优秀的文科畢業生之一，考獲經濟學一等文憑，可是他所能擔任的職位，只是“導師”，不是講師。
　　萊佛士學院有120名寄宿生，分別住在6座宿舍里。為了督促這批學生遵守紀律和秩序，院方聘請了一個50多歲的英國退休軍士長擔任舍監。雖然他說的是倫敦方言，文化水平也不高，但是他卻領取丰厚的薪金，而且跟他的同胞一樣，過著家惺愜意的生活。在學院當局看來，一名退休的英國軍士長是負責訓導新馬120個最聰明的年輕人的适當人選，況且當時學生方面也沒有意見。他們對這位舍監唯一不敬的是每次听到他說倫敦腔的英語，就禁不住高聲大笑。

　　亞洲的暴發戶

　　日本人籠統地被視為亞洲的暴發戶。不錯，他們比華人、印度人和馬來人更加工業化、更加先進，但是他們要赶上白人，還需要一段長時間。他們制造紡織品、玩具和其他東西。我記得在30年代，我母親經常談起她在密駝路著名的日本商店越后屋所買的一些美麗的府綢。當時密駝路有許多日本商店，越后屋是其中之一。我母親告訴姐妹們，這种日本府綢，可以跟英國的細棉府綢媲美，价錢卻便宜得多。不過，日本制造的玩具，价格雖廉价，樣子卻俗气，而且不耐用，跟英國制造的玩具簡直不能相比。當年在新加坡也有日本西醫和牙醫，他們收費低，醫術也不高明。我始終不明白，什么机遇使他們的學位獲得英國醫藥當局的承認而能夠在新加坡行醫，莫非是報答日本人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代英國人照顧遠東的利益？据說有少數几個日本醫生還算能胜任，但卻沒有一個比得上醫學院的英籍教授。
　　這就是11万名日本兵所占据的馬來亞和新加坡的狀況。當時還有13万名英國、印度和澳大利亞士兵被日軍俘虜。經過70個惊慌、混亂和愚昧的日子，英國殖民地社會終于被摧毀，有關英國人高人一等的神話，也被打破了。英國人以為在日本兵開始炮轟新加坡時，亞洲人會极度恐慌，殊不知他們卻處之泰然，面對傷亡毫無懼色，也沒有惊慌失措。當日本人的炸彈和炮彈掉下來時，躲在辦公桌和工作台底下的，正是白人平民老板。1941年12月16日夜深入靜時，不顧亞洲人的死活，自己偷偷逃离檳城到新加坡“避難”的，也是白人平民和政府官員。英國軍隊在撤退之前，盡量把軍事設備一一炸毀。醫院、自來水厂、發電厂以及其他重要設施雖然保存完好，卻沒有人操作。于是，房屋失火時，沒有消防員出動救火；自來水厂也沒有職員調節供水。管事的白人官員早已逃之天天。白人只顧自己逃命的傳說，使他們在亞洲人眼中淪為自私、膽怯的一群。這些傳說有許多在轉述的過程中，無疑被夸大了而有失公允，但卻有充分的事實以資證明。事實證明白人如果不是比亞洲人更加惊慌失措的話，至少相差不多。亞洲人一向依賴白人的領導，如今白人卻辜負了他們的一片期望。

　　粉碎了优越的神話

　　英國人的霸權本來是建立在优越的科技和組織上的。因為多數亞洲人相信英國人天生优越的神話，并以為要向英國人挑戰是不明智和枉費心机的，使這种霸權得到了進一步的鞏固。可是現在，竟然有一個亞洲民族敢于抗拒英國人，并粉碎了上面所說的神話。沒想到日本人以征服者的姿態對英國人稱王稱霸之后，卻對同屬的亞洲人顯示他們比英國人更加殘暴、蠻橫、不義和凶狠。在日本占領的三年半里，每當我自己或是我的朋友當中有人被日本兵折磨、毆打或虐待時，我們都不禁深深歎息，恨不得英國人早日回來。新馬人民對同是亞洲人的日本人感到失望，幻想破滅了。另一方面，日本人卻恥于跟亞洲人認同。他們認為其他亞洲人都是劣等民族，只有較低層次的文化。相反地，日本人卻是天照大神２的子孫，也是天擇的子民，跟蒙昧無知的華人、印度人和馬來人完全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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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
　　１印尼爪哇和加里曼丹兩島之間的一個小島——巴韋安島(Bawean)上的原住民。
　　２意為“太陽之神”。日本皇室把它奉為天皇的祖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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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逃出檢證關

　　我在忠祜的小房間里度過一晚，便決定到出口處，接受檢證后出去，可是值勤的日本兵揮手要我同一群華族青年站在一起。我本能地覺得不對勁，于是要求日本兵准許我回到估俚間收拾我留在忠祜房間里的東西。日本兵答應了。我回到忠祜的小房間，又躲了一天半，才試著從同一個檢查站出去……
　　我從直落古樓步行到納福路，走了兩個小時，發現新加坡的治安突然間變了樣。英國軍隊已經投降。本地警察，包括華族与印族低級警官和馬來普通警員，都消失無蹤，害怕日本人把他們當作英軍的一部分。日本軍隊還沒開進市區執行任務。目無法紀的人可以為所欲為。
　　大多數人照老習慣過日子，奉公守法，不敢胡來。可是，由于白人老板走了，膽大包天或是走投無路的人就趁机搶劫英國公司的貨倉、百貨商店和商行。他們認為搶走白人的財物，是天經地義無可厚非的事。他們破門進入貨倉、百貨商店和商行，搶走食物和貴重的東西，只要拿得了就拼命拿。搶劫事件連續發生几天以后，日本軍隊才出來維持秩序。為了達到阻嚇的目的，他們胡亂射殺几個搶劫者，把這些人的頭砍下來，放在几座主要橋梁的橋頭和几條大街的交叉路口示眾。
　　其實日本人自己也四處搶劫。最初几天，無論誰在街上行走，身上的鋼筆和手表都會被日本兵奪走。日本兵也以搜查為名，進入屋內，趁机拿走那些可以藏在身上的小物件。起初，他們也把最好的腳踏車推走，不過，几個星期后就不要了。原來他們在新加坡只是短暫停留，隨時會被調到爪哇或印尼的其他島嶼作戰，以便侵占更多的土地。他們不可能把漂亮的腳踏車一起帶走。
　　盡管日本人和華人具有共同的文化傳統，這對華人卻毫無幫助。我回到納福路的第二天，看見几個日本兵在路對面敲打一座房屋的大門。這是李紹茂的家。李紹茂是萊佛士學院理科畢業生，原在海峽殖民地民事服務部門任職。他的侄儿把大門打開，日本兵便徑直走到車房去。他們要的是那輛擦得閃閃發光、亮麗奪目的黑色福特V8型汽車。李紹茂非常愛惜這輛車，每天都清洗車子，把它擦得光光亮亮。他從屋子里沖出來，希望汽車免于遭殃。他處世謹慎細致，為自己擁有的房屋和汽車感到很自豪；他也以自己是個華裔學者為榮。他不懂日語，中文書寫還可以。由于日文當中應用不少漢字，我看到他在一本便箋簿上揮寫，也許是告訴對方他是一個高級公務員，執行公務時需要用到汽車。但是帶頭的日本軍官根本不予理睬。只見這個軍官鑽進車里，把車子倒開出車房，然后駕走。

　　第一次遭粗暴對待

　　我第一次遭到日本兵的粗暴對待，是在去探望阿姨的時候。阿姨住在甘榜爪哇路，剛好在跨越武吉知馬河的紅橋對面。我走近紅橋時，看到一個日本哨兵在橋頭踱來踱去，附近有四五個日本兵圍坐著。他們也許是哨兵屬下小隊的隊員。我戴著一頂寬邊的澳大利亞軍帽。在英軍投降之前几天，許多澳大利亞軍帽到處丟棄，我拾了一頂，心想在今后的困苦日子里，這頂帽子也許可以大派用場，使我免受太陽曝晒之苦。
　　在這批日本兵面前走過時，我盡量做到不引起別人注意，悄悄地往前走。可是，我卻無法逃過他們的眼睛。一個日本兵大聲喊道“過來，過來”，并招手示意我過去。我于是朝他走去。就在我走到他跟前時，他竟揮動步槍上的刺刀，把我戴著的軍帽的邊儿戳穿，然后把它揮落在地上。接著他狠狠地打了我一巴掌，并推我跪下，用穿著靴子的右腳猛踢我的胸部，把我踢倒。我爬起來時，他做著手勢要我沿來時的路回去。我只好從命，總算輕易逃過劫數。還有許多人因為不懂日本人的規矩，走到十字路口或橋頭時沒向日本哨兵鞠躬，就被罰在烈日下跪上几個小時，兩手還得在頭上托著一塊大石頭，直到撐不住倒在地上為止。
　　一天下午，我坐在納福路住家的走廊上，看到一個日本兵在付車費給一個人力車夫。人力車夫不滿日本兵少付車費，要求多給一些。日本兵抓住人力車夫的一條胳膊，把他拉到右肩上，然后以柔道的招式，使勁儿把他拋向天空，再讓他臉朝下摔在地上。事后這個日本兵若無其事地走開。他的殘暴行為使我大吃一惊。一會儿，那個人力車夫爬起來，搖搖晃晃地拉著車子走了。
　　第二天，我在紅橋又上了一課。一輛日本兵搶來的汽車，車頭插著一面小藍旗——這是日本三個軍階當中最低的一級：黃旗代表將領，紅旗代表校官，藍旗則代表尉官——經過哨站時，哨兵立正行禮遲了點，汽車經過哨站后突然煞車后退。一名軍官從車子里出來，向哨兵走去，重重地打了他三巴掌，然后抓住他的右臂，拉到肩上，同樣以柔道的招式，把他拋向天空再讓他臉朝下摔在地上。這個哨兵的遭遇跟那人力車夫一樣。這回我就不那么吃惊了。我開始了解，慘無人道是日本軍事制度的一部分，而且是由軍官對輕微犯規的士兵動不動就拳打腳踢造成的。
　　就在這一天，一個日本軍士和几個士兵來到我家。他們約略看了看，發覺屋里只有我和園丁忠祜兩人，于是認定這所房子可以作為他們一排士兵的宿舍。一場夢厴就此開始。我曾在勿拉士巴沙路讓日本牙醫和護士看過牙齒，他們的衣著都很干淨。在密駝路小雜貨店里的日本男女店員也穿得很整洁。可是來我家里的日本兵，由于衣服不經常洗換，也不常常洗澡，身上散發著一股令人作嘔的臭味。我万万沒想到竟會在自己家里聞到這股臭味。他們在屋子里和院子里走來走去，尋找食物。母親儲存的糧食終于給發現了。日本兵就在院子里生火煮食，把他們想吃的東西吃個精光。我不懂日語，無法跟他們溝通，他們就一面打手勢，一面發出粗野的聲音。如果我不能一下子領會他們的要求，就會被痛罵一頓或挨他們的耳光。這幫日本兵真是奇怪的一群，胡須不刮，頭發蓬松，說的是一种既難听又咄咄逼人的話。他們的樣子使我感到很害怕，以致徹夜不能安眠。幸虧他們天翻地覆地胡搞了三天就走了。
　　當這排日本兵在我家的院子里駐扎時，被俘的英國、印度和澳大利亞的軍人奉命步行到樟宜集中營去。從1942年2月17日起，連續兩天一夜，他們拖著沉重的腳步，從紅橋經過。每次我都一連几個小時坐在走廊上看他們，心情异常沉重。他們當中有許多顯得非常气餒和沮喪，對自己一下子就被打敗，似乎感到百思不得其解。這些殘兵敗將叫人看了很傷心。
　　有些卻令人敬佩，高原兵就是其中之一。我是從蘇格蘭兵所戴的軍帽認出他們的。他們即使戰敗，列隊步行時仍然昂首挺胸，依照軍士長發出的口令，“左右、左右、左、左”，整整齊齊地踏步往前走。辜加兵也跟高原兵一樣，挺著胸膛走，不因戰敗而意气消沉，依然表現出勇敢的精神。我暗自向他們喝彩，他們給我留下終生難忘的印象。正因為這樣，新加坡政府從60年代起，就雇用了一連的辜加兵當鎮暴警察。許多英軍也保持著軍人本色，其他的軍人卻漫步而行。
　　神色最沮喪的是澳大利亞軍人。他們身材高大瘦長，沒精打采地赶路，有許多沒穿上衣，光著身子。要是英軍，如果上衣不見了，軍士們一般還會戴上臂章。澳大利亞軍就不是這樣。不管他們是因為气候炎熱潮濕而把上衣脫掉，還是在戰斗中上衣撕破或丟失，他們個個垂頭喪气，流露出茫然無助的神情。我了解他們的絕望心情。
　　印度軍人的士气很低落，我想也許他們認為這場戰爭跟他們無關。英軍投降后几天，日本人把所有印度戰俘集中在花拉公園跑馬埔。動員他們加入印度國民軍同英國人作戰，爭取印度獨立。戰俘們有一半愿意參加，他們的軍餉和居住條件馬上有所調整和改善。拒絕參加者則受到惡劣的對待。
　　日本兵离開我家之后不久，便傳來消息說，日本人要所有華人到惹蘭勿剎運動場集中，接受檢證。我看到李紹茂和他的家人离開，認為自己也跟著去方為上策。如果我隨后被日本憲兵發現留在屋子里，一定會受到懲罰。于是，我和忠祜一起到惹蘭勿剎運動場去。碰巧忠祜跟其他人力車夫同住的“估俚間”１就在鐵絲网圍篱之內。几万戶人家擠在這一小片天地里，所有出口都有憲兵站崗。
　　我在忠祜的小房間里度過一晚，便決定到出口處，接受檢證后出去，可是值勤的日本兵揮手要我同一群華族青年站在一起。我本能地覺得不對勁，于是要求日本兵准許我回到估俚間收拾我留在忠祜房間里的東西。日本兵答應了。我回到忠祜的小房間，又躲了一天半，才試著從同一個檢查站出去。這一次，我竟莫名其妙地平安通過了檢查站。日本兵在我左手臂和上衣前面，用膠印蓋上一個“檢”宇，意思是檢查過，可以出去了。我和忠祜一起回家，不禁松了一口气。我是有理由感到寬慰的。

　　跟華人算賬

　　我永遠不明白，關系到一個人生死的事，居然在那么反复無常和漫不經心的情況下敲定。我僥幸逃過日軍的檢證行動。這個行動是策划馬來亞戰役的日軍參謀遷政信中佐(中校)下令采取的。他事先征得日軍總司令山下奉文將軍的同意，對新加坡華人籌款支援中國抗日并抵制日貨加以懲罰。
　　在檢證行動中，受害者的受難情況，我們所知道的往往簡單零星。后來，我才知道在我通過的檢查站，那些被隨意拉走的華人，過后被送到維多利亞學校的操場，扣留到2月22日。他們雙手被反綁，由四五十輛各种各樣的羅厘載到丹那美拉勿剎海灘。這里靠近樟宜監獄，离東海岸大約10英里。他們下車后，被綁在一起，日本兵強迫他們走向海面。當他們往海面走時，日本兵便用机關槍向他們掃射。為了确定他們已經死亡，日本兵還用腳踢、用刺刀戳每一具尸体，以及采用其他殘暴的手段。他們不打算埋葬尸体，任由海水把海灘、上的尸体沖上沖下，听其腐爛。几個奇跡般逃出的人，向人們描述了他們逃出鬼門關的惊心動魄的經過。
　　日本人承認他們在1942年2月18日到22日的檢證行動中，殺死6000名年輕華人。戰后，新加坡中華總商會的一個委員會在實乞納、榜鵝和樟宜發現和挖掘了許多大墓坑，結果估計遭日軍殺害的華人，多達5万到10万之眾。1942年2月18日，日本人張貼布告，并派遣士兵到市區各個角落通過揚聲器通知華人，凡是年齡18歲到50歲者，必須到五個集中地點接受檢證。令人膽顫心惊的憲兵還揮舞刺刀，挨家挨戶地把不听命的華人赶到上述地點，連婦孺和老翁也不放過。
　　在理論上，日本軍隊可以借恢复法律和秩序以及鎮壓抗日分子的名堂，對自己的行動進行辯護。但是實際上，他們這么做純粹是一种報复，因為他們不是在激烈的戰斗中采取檢證行動，而是在新加坡投降后才秋后算賬。即使在這項行動過后，日本軍隊還在鄉村地區，特別是在新加坡東部進行掃蕩，殺死几百名華人。這些人都年輕力壯，在日本人眼中是可能鬧事的一群。
　　我回到納福路時，發覺房子給日本兵搞得一團糟，但幸虧未被洗劫，有些糧食還保存著。在跟我家只隔著兩座房子的布央族車夫的“窩棚”里，堆滿了搶來的家具、衣服和小擺設，沒有空間再放別的東西。几天后，母親、父親、三個弟弟和小妹從直落古樓回來。我們一起把房子打掃干淨。我們開始慢慢地感受到在日本占領日子里生活無常的困苦。這就是新加坡人民往后三年半的命運了。
　　英軍投降后兩個星期，我听說日本兵把市區經禧路一帶的房屋用木板圍了起來。這些房屋的業主是歐洲和亞洲商人，他們和家屬不是离開新加坡，就是被關進拘留營。這里原本是一個中上階層住宅區。我騎腳踏車經過時，只見日本兵排著長長的隊伍，沿著經禧圈外的圍欄蜿蜒而行。我听附近的居民說，里頭有許多日本和朝鮮婦女，她們隨軍南來，以便在戰斗間隙侍候日本兵。眼前的景象令人詫异，但見一兩百個日本兵排成長龍，在那儿輪候。這一天，我沒看到一個婦女。但是，有個告示牌上面寫著几個漢字，鄰居們說，寫的是“慰安所”。這种“慰安所”曾經在中國設立，如今則來到新加坡。在本地，除了這一所以外，至少還有四所。我記得有一次騎腳踏車經過丹戎加東路時，看到好大的一所，里頭有二三十棟房子，用木板圍著。
　　當時我不知道日本政府誘拐和強迫朝鮮、中國和菲律賓的婦女，到中國戰線和東南亞戰線滿足日本軍隊的需要。一些荷蘭婦女和遭捕的敵國女性平民也被迫侍候日本軍官。
　　新加坡淪陷后几個月，我在美芝路娛樂戲院觀看了日本人拍攝的攻打新加坡的紀錄片。影片顯示日本軍隊騎著腳踏車，毫不費力地突破英軍的防線，同時用小船迂回繞過英軍的据點。在空中，日本飛机的實力遠超英國；在地面，英國的大炮也不是日本的對手。我知道這套影片是在搞宣傳，但仍難免留下深刻的印象。影片快結束時，看到英軍總司令白思華中將穿著短褲，完全不像一個戰士。在他兩邊各有一個英國士兵，分別拿著一面英國旗和一面白旗。他在山下奉文的參謀官陪伴下，走向武吉知馬路福特汽車厂。接著就是他坐在一張桌子的一邊，同山下奉文面對面的鏡頭。“馬來亞之虎”山下奉文中將，矮胖、粗壯，剪平頭式短發，十足一個日本武士的模樣。他傲視眼前一批英軍將領。白思華骨瘦如柴，衣領跟頸項比起來，顯得特別寬大。他戰敗后并未表現出威武不屈的精神。他的臉頰每抽搐一次，身体每動一下，都反映出內心的緊張与不安。
　　我很為英國人感到悲哀。這是他們在軍事史上蒙受奇恥大辱的一刻。然而在這場戰爭中，雙方軍力并不均衡。英國方面沒有飛机保護他們的戰艦，也沒有飛机可以媲美日本的零式戰斗机，更沒有飛机保護他們的重要設施。日本飛机可以隨心所欲地轟炸英軍的机場和擊毀停在地面的英國飛机。英國軍隊士气低落，被迫棄甲而逃。他們在迅速往新加坡撤退之前，只有在□叻士林河和柔佛麻坡兩個地方堅守過陣地，并設法守住防線。日軍僅圍困新加坡兩個星期，英軍便全面投降了。
　　我這一代人親眼看過日本兵的本色，不會忘記他們在作戰時對死亡所抱的近乎毫無人性的態度。他們不怕犧牲，是可怕對手。他們只需少許食物便能過活。他們挂在腰間的鐵盒里只藏著些白米，加上一些大豆和咸魚。在日本占領期間，我們經常看到日本兵在空地上進行劈刺操練。他們猛刺用麻袋制成的人形靶時所發出的吶喊聲，令人听了毛骨悚然。我深信如果英軍反攻，從馬來亞一路打到新加坡來時，一定會蒙受慘重的傷亡。

　　他們并不是小丑

　　日本軍官的樣子很滑稽。他們的腿很短，有些還是弓形腿，但卻穿起高及膝蓋的皮靴；走路時，拖著腳，仿佛穿拖鞋一般，跟德國軍官走路時高視闊步，气宇軒昂，完全兩樣。他們在孩提時期便穿拖鞋走路，從此決定了他們終生走路的樣子。叫人更覺得滑稽的是，他們所佩帶的武士劍，跟自己的身高比起來顯得太長，所以盡管佩劍有皮索跟腰帶緊扣．他們還得用左手把劍握住，以免拖在地上。起初他們的樣子看來很好笑，几個月后，我對他們的看法就不同了。他們并不是小丑，而是杰出軍人。他們的体型跟歐洲人不同，軍服和武器采自西方，但是他們的作戰素質卻不容置疑。他們作戰時的凶猛，消除了我和朋友們先人為主的印象。以為他們是屬于比人矮半截的民族，只會玩軍隊游戲罷了。經過仔細觀察之后，我敢肯定，單在戰斗精神方面，他們無疑是世界上最杰出的士兵之一。而他們對敵人也無疑是暴虐和凶殘的。
　　對于原子彈是否需要投在廣島和長崎的問題，我絲毫沒有矛盾的心理。如果沒有它們，新馬數十万平民和日本本士的數百万人民，恐怕會死于戰火。
　　什么東西促使日本人變成這樣的戰士呢？日本人稱之為“武士道精神”或“日本精神”。我相信這是有系統地灌輸天皇崇拜思想和民族优越感的結果。他們認為自己是天擇的子民，有能力征服全世界。他們深信在戰爭中為天皇而死，靈魂將會升天并成為神明；他們的骨灰則將供奉在東京近郊的靖國神社。
　　在日本占領下，日子總得過下去。起初人人都不知所措。父親沒有工作，我沒有學院可以就讀，三個弟弟和小妹都失學了。社會活動少之又少，我們覺得危机四伏。可是如果你認識某個當權的人，不論他是日本人，還是跟日本人有關系的台灣籍翻譯員，好處可就多了。這個人可能給你一張便條，上面有他的簽名和印章，證明你是一個奉公守法的市民，保證你是個品行良好的人。每當哨兵要你停下來接受檢查時，這張便條就顯得价值無窮。但是最安全的辦法還是留在家里，避免同當局接触和發生糾紛。
　　有一次我上街，步行兩英里來到勿拉士巴沙路的舊書店。這些書店專門買賣學校課本。途中，我看到國泰戲院(不久前我曾在這個戲院看過一部嘲笑日本“詐”彈的喜劇電影)大門附近圍著一群人。于是我走過去。原來他們正在看一個華人的頭顱。頭顱放在一塊釘在杆子上頭的小木板上，旁邊有一張用華文書寫的告示。我不懂華文，有個懂華文的人說，告示上寫的是，任何人都不准搶劫，否則將會落得同樣的下場。那個人就是因為搶劫被抓而遭砍頭的。無論是誰，如果不守法，將受到同樣的處置。我离開時，對日本人充滿著恐懼感，但与此同時，我想如果把這個場面拍下來，將是一張极好的照片，很适合登在《生活》雜志士。這家美國周刊肯定會不借重金買下這張新舊對比的生動照片，顯示在當時新加坡最現代化的建筑物前面，出現了中世紀時代的懲罰景象。可是，攝影者本身的遭遇，很可能就跟被砍頭的搶劫者一樣。況且我也沒隨身帶相机。就算是有人帶著相机，也不敢拿出來。
　　我是在前往勿拉士巴沙路途中偶然看到這血淋淋的一幕。于是我決定學習華文，希望有一天識了字，能看懂這類告示。在新的統治者手下，我的英文知識已經沒有价值了。學習華文總比學習日文好，華文至少是我自己的語文，而不是令人憎恨的征服者的語文。我買了一本蔣克秋編的《國語易解》。這是一本薄薄的只有30頁的小冊子，教人學習700個基本漢字，包括怎樣書寫，怎樣构成短語。
　　我囫圇吞棗地用兩個星期的時間把這本書讀完，然后再到書店去買第二冊。后來，我買了布連拾街華文學校出版的一套四冊的讀本，程度比前兩本高。我天天學習，而且在往后几個月里，練習寫1200個到1500個字，并設法把它們的意思牢牢記住。但是，我卻一直沒學它們的讀音。華語每一個音節都可以讀成四個聲調，我的讀本每個字的注音都標了聲調，可是，我不懂得怎樣發四聲，也沒有人指導我。
　　面對以上种种困難，我對日文的抗拒心理，逐月減少。我發現日文不光由漢字組成，它有50音表，可以寫成片假名(日語字母的楷書)和平假名(日語字母的草書)。如果在往后几年中，日本人將繼續留在新加坡，成為我的主人，為了避免麻煩和便于謀生，我不得不學習他們的語文。于是，1942年5月我到奎因街日本當局所辦的日本語學校報名，成為第一批學生。課程為期三個月。學生的年齡和學習能力各不相同，其中有些來自中學，有些像我一樣來自學院，其他都是20多歲的年輕工人。我考試及格，獲頒文憑。我覺得學日文比學華文容易得多，因為它沒有四聲。但是在變音和文法方面，日文顯得更加复雜。
　　日文班畢業典禮在皇歷26O2年(1942年)8月2日星期天舉行。日本皇歷是由日本傳說中的第一個朝代建立時算起的。日本人也把所有的時鐘撥快一個半小時，改為東京時間。我們朝東京日本皇宮的方向深深鞠躬，并唱日本國歌《君之代》。
　　接著，神保教授上台講話。他說：
　　“日本擁有30O0年的悠久歷史，日本民族世世代代、不屈不撓地努力……目前還有很多無知的人仍然仰慕英國文化。你們應該設法引導這些人，讓他們熟悉日本的偉大歷史，同時背棄英國文化。”
　　在10月間舉行的第二屆畢業典禮上，軍事宣傳部主任大久保中佐(中校)發表的演講，更加不含糊地肯定日本人的优越性。
　　“有些人妄想英國人和美國人有一天會攻打昭南島(新加坡)，并重新占領這個地方。他們是因為無知，才產生這种妄想。你們應該知道，這种事情是永遠不會發生的。日本絕對不會退出這個地方，也不會在這場戰爭中被擊敗。即使太陽失去光芒，昭南島覆蓋著冰雪，也改變不了”。
　　日本人從來就不相信說話需要留有余地。
　　這一年？月，祖父病重。就在我日文班畢業后三個星期，他便与世長辭了。他逝世前，我到勿拉士巴沙路探望過他好多次。他跟養女住在這條街上。他的境遇使我很難過。這不僅是因為他疾病纏身，而且是因為他活著看到眼前的世界怎樣崩潰和瓦解：英國人和他們所代表的一切，竟然栽在日本人手中。英國海軍、英國船長以及他們嚴明的紀律、卓越的表現和海上霸權，都被樣子古怪的日本人一舉摧毀。他老人家不明白為什么這樣一种邋邋遢遢不起眼的民族，居然能夠打敗相貌堂堂的英國達官貴人。當我眼看著他陷入昏迷狀態的時候，我心里想，如果他在這一切發生之前便离開人間，未嘗不是一件好事。
　　祖父戰前在新加坡這個英國殖民地建立起來的關系如今都失去了。不過，他倒有一個日本朋友，就在他去世后几天，父親便登門造訪。日本占領時期的困苦日子，使父親變得認真嚴肅。他變得更有責任感。他在日本軍部找到一份工作，負責管理石油供應。在他要求下，同時也是出于對我祖父的尊敬，祖父的朋友下田給我在這個日本人當道的新世界里，安插了一份工作。
　　戰爭爆發時，下田被英國人監禁起來，送到印度去。但是他在雙方交換平民時回到新加坡，把戰前的公司恢复過來。這就是下田公司。他把公司遷移到英國人留下的一個大型辦事處，面對著萊佛士坊，這里正是貿易商行的黃金地帶。我在下田公司擔任書記，日常工作是謄寫內部文件，同時負責跟其他日本公司通信聯系。我學習怎樣寫日文書信，并用复寫紙留下書信的副本。我也照皮特曼氏的英文打字指南學習英文速寫打字。
　　戰爭的持續造成紡織品不再是基本商品，貨輪也很難找到。六個月之后，下田便面對紡織品供應短缺的難題。由于紡織品來源少，日本人成立了一個稱為“組合”的行會，以控制紡織品的配給。這一來，下田不得不結束營業。他把職員遣散，心里頭卻老是憤憤不平。
　　下田公司關門后，我在萊佛士坊的另一邊找到一份工作。這次是在一個控制米油糖鹽等糧油和調味品以及煙草、香煙的“組合”擔任書記兼打字員。我的薪金是以軍用票支付的。這种日本鈔票印有椰樹和香蕉樹的圖案，后來便被稱為“香蕉票”２由于票面上沒有編號，因此逐月貶值。我的待遇折合實物，相當于10斤(大約15磅)白米，還有糖、油和香煙，以香煙最值錢。這些配給品比日本鈔票好得多。因為隨著日子一個月一個月地過去，這些東西貨源越來越少，購買時需付的“香蕉票”就越來越多了。

　　當上了編輯

　　我在這個“組合”里工作了八個月左右。1943年末我在《昭南新聞》上看到日本“報道部”(即日本新聞或宣傳部)刊登的一則征聘廣告，要聘請几個英文編輯。當時，“報道部”設在國泰大廈。我前往應征，由一個在美國出生的日本人喬治·竹村主持面試。他長得又高又瘦，皮膚白皙，滿口美國腔英語。在他手下工作的日本人都稱他為Ji—oh—ji。他不穿日本軍官的制服。原來他是日本軍政府里的一個文官，有五顆藍星的官階，相當于大尉(上尉)，他談吐溫和，倒是個正派人物。他對我的英語表示滿意，決定聘用我。我感到高興，總算找到一個英語能派上用場的地方了。我的職務是處理同盟國通訊社發出的電訊，包括路透社、合眾社、美聯社、中央社和塔斯社的電訊。它們是用莫爾斯電碼發出的，由馬來族無線電操作員負責接收。
　　傍晚時分，無線電信號不清晰。由于接收效果差，許多宇不是模糊不清，就是不見宇影。我必須辨認這些字，并根据上下文，把缺的宇填上，就像猜字謎一樣。接著，我把各個戰線發來的電報分別整理成新聞稿，然后從國泰大廈頂層送到底層，由那里的工作人員修改后送去廣播。我從1943年末開始工作，到1944年底為止，前后工作了大約15個月。
　　這期間，我過著頗為反常的生活。我的工作從東京時間晚上七點(新加坡時間傍晚五點半)開始，一直到天亮。無線電接收效果要到東京時間午夜12點左右才會好起來，所以從晚上七點到午夜12點的第一班，工作雖辛苦，卻可以早點回家睡覺。從午夜12點到第二天早晨九點這一段時間，工作分為兩班，當中有兩三個小時的休息。這個時段無線電接收效果比較好，所以較少為漏字或模糊不清的字傷腦筋，可是睡覺的時間卻不正常。
　　然而比工作時間安排更令人感到不可思議的是工作時的心理影響。一連几個小時，我腦子里裝滿了戰爭的消息，而且都是對日本、德國和意大利很不利的。但是，如果我膽敢跟外人談起，將冒天大的危險。國泰大廈底層駐有一支憲兵隊，每一個在“報道部”工作的雇員在憲兵隊里都有一個檔案。憲兵隊的任務就是确保每一個人不會泄漏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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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
　　１早年華族單身勞工的宿舍或集体居住的地方。“估俚”是方言“勞工”的意思，“間”是房子。
　　２在日本占領新加坡和馬來亞期間，由日本軍政府發行，在新馬一帶流通的鈔票。因票面上有香蕉圖案而被稱為香蕉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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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心惊膽顫過日子

　　离職前一天，我在國泰大廈乘電梯下樓時，那位自從相識后跟我很要好的電梯管理員偷偷儿地提醒我要小心，因為我在日本憲兵隊辦事處的檔案已經被取了出來，當局對我特別注意。我不寒而栗，心想究竟是什么事引起他們的注意呢？
　　從1943年末開始，糧食越來越缺乏。日本海軍在中途島之役和珊瑚海之役中，損失慘重。他們已經喪失了制海權。日本的船只屢遭同盟國的潛水艇擊沉。就連白米的傳統出口地泰國也無法把米銷到新加坡。究其原因，如果不是因為日本人不愿意向泰國人買米，就是因為他們沒法子把米運到新加坡來。
　　我們只好把霉爛、虫蛀的陳米同馬來亞出產的白米摻在一起煮著吃，而且還得找替代品以補不足。我母親就像許多人的母親一樣，充分利用我們所能取得的一點玉蜀黍和粟米，以及我們平時連碰也不想碰的蔬菜，如番薯和木薯的嫩葉，加進椰漿煮成菜肴，吃起來倒是很可口。這些食物看起來量很多，卻沒有什么營養，難怪我和弟弟飯后一小時，肚子又餓了。肉類簡直成了奢侈品。牛肉羊肉很少見，豬肉比較容易買到。我們可以自己養雞，可是談何容易，因為我們根本沒有吃剩的東西可以作飼料。
　　在日本占領時期，我母親足智多謀的天賦受到嚴峻的考驗。由于通貨膨脹，我和父親与弟弟金耀的薪水合起來還是微不足道，她便開始搞各种各樣的生意。她出身于海峽土生華人家庭，自小學會烹飪和烘烤。首先她做糕來賣。不久面粉和牛油缺貨，她就改用木薯粉、米粉、碩莪粉、椰漿和椰糖作原料。她也用鮮奶制成煉奶。她是一個烹飪能手。后來我當總理時，她為了打發時間，便給外國人的眷屬，包括外國使節的夫人教有關海峽土生華人的烹飪法。接著她出版了《李夫人食譜》一書，這本書直到她逝世后銷路還很好。
　　市面上樣樣東西都供應不足。汽車從道路上消失了，只剩下日本軍方和平民要員的汽車還在行駛。少數本地人雖有汽車，卻買不到汽油。的士改裝后用木炭和木柴驅動。腳踏車的外胎和內胎不久也用盡，本地制造商只得生產實心的硬胎。用硬胎騎起來，車子顛得很厲害，但總比騎在鋼圈上好得多。
　　到1944年初，我的腳踏車已經靠硬胎轉動了，可也有值得安慰的地方。由于汽車、羅厘和巴士很少，在路上騎腳踏車可以通行無阻。紡織品也很缺乏，于是我們把窗帘和桌布改制成長褲和襯衫。穿短褲也有好處，不但能節省布料，而且穿起來很涼快。當時，電力供應不足，風扇哪里用得上？所有進口貨都變得很寶貴。酒如果保存得好，很受搞黑市買賣賺大錢的暴發戶和日本軍官的歡迎。釀酒厂在本地紛紛設立，生產本地的白蘭地、威士忌，以及用米、木薯、番薯或粟米釀制的華人愛喝的各色雜酒。有些很不錯，有些很難喝，有些喝了會中毒。
　　這期間，通貨膨脹日益嚴重。到1944年年中，嚴重的程度使我不能再靠薪水過活了。解決辦法倒有一個。雖然我平時得到米、油、食物和香煙的配給，但是到黑市去做經紀人卻能有較好的額外收入，而且賺錢也比較容易。由于市面上存積的戰前英國藥品一天天減少，這方面的黑市買賣顯得很活躍，最珍貴的藥品要算是英國梅与貝克公司制造的“磺胺氮苯693”了。其他有利可圖的東西就是尊尼沃克威士忌和軒尼詩白蘭地等名酒，還有密封的50支罐裝英國香煙、首飾、地產和海峽殖民地貨幣。
　　黑市經紀人的活動地點，主要集中在諧街和萊佛士坊附近的珠烈街。1944年我加入了他們的行列，學習怎樣囤積各种物品，尤其是价格低廉的小首飾。買下后，擱上几個星期再賣出去，价格肯定會上漲。如果你有好的關系，錢是很容易賺的。一方面，你會看到過去的中產階層人士，為了活命不得不把祖傳寶物拿出來變賣。我母親認識不少過去富貴人家的太太小姐，她們在新加坡糧食日益匱缺的時候，需要變賣首飾和房地產。像我這樣的經紀人，就會把這些東西賣給另一些人。這些人希望把東西賣給急于把香蕉票轉換成較有長久价值的東西的日本平民，或是把它們送給負責發出合同的日本軍官。
　　生存的關鍵往往在于偶然的机遇。這期間我開始經營一种生意，它改變了我一生的歷程。我在從事黑市買賣時，遇到萊佛士學院的理科畢業生楊玉麟。戰前他在華僑保險公司任職，這家公司設在珠烈街的華廈。我和楊玉麟經常到諧街一家由客家兩兄弟經營的金店去，兩兄弟當中弟弟也是萊佛士學院的畢業生。像我這樣只作小首飾黑市買賣的經紀人，都以這家金店為聚會處。這時，珠烈街的印度文具商巴斯萊兄弟問我能否提供文房所用的膠水，當時市面上正鬧膠水荒，戰前的存貨所剩無几。也許我自己能夠制造一些應市？我問楊玉麟能不能制造，他說能，只要用木薯粉和石炭酸作原料就行。于是我出錢資助這個試驗。
　　玉麟的制造方法是把木薯粉倒入一個橢圓形的大鍋，再把大鍋放進一個熱油滾滾的鑊里。他用的是紅棕油。當時紅棕油到處可以買到，价錢也很便宜。鑊里的油一直保持高溫，把木薯粉烘熱，同時還要不斷攪拌，使木薯粉變成深褐色的糊精，看起來很像美麗的焦糖，連味道也很相像。接著就加水，使“焦糖”溶解而變成膠水。最后在膠水里加入石炭酸，作為防腐劑，以免霉菌在膠水里滋長。膠水制成后，倒人司各脫鱉魚肝油的空瓶子。我發現這种瓶子很多，賣得很便宜。我以“速粘”的牌子，把膠水推人市場。我的一個富有藝術天分的朋友何國和替我們設計了美麗的商標，以白色為底，襯托出淺褐色的文字。
　　膠水一出籠，倒是相當能賣錢，我們便設立了兩個制造中心。一個在我家，有母親和妹妹做幫手；另一個在楊玉麟家里，他的太太和妻姨柯玉芝是得力助手。柯玉芝這女孩子在萊佛士學院讀書時，成績比我好。我再次遇見她，是在騎著硬胎腳踏車第一次到中巴魯找玉麟的時候。我到了那里，她正好坐在走廊上。我問她玉麟在哪里，她臉露笑容，指著角落的一道樓梯。如今我們在不同的環境中會面。她在家里閒著，由于沒有佣人，幫做一些零星家務。制造膠水是另一种零星工作，但有酬勞，只是數目很少。我常去，以了解膠水生產的情況，誰知兩人在往后几個月中產生了友誼。

　　一件非同小可的事

　　到1944年9月，我們之間的友誼發展到我可以邀請楊玉麟夫婦和柯玉芝（現在我叫她“芝”)到大世界一家華人酒樓，參加我慶祝21歲生日的晚宴。這是我第一次邀請她外出。不錯，她是在姐夫陪伴下赴宴的。但是在那個年代，一個女孩子接受邀請，參加一個年輕人的21歲生日宴會，可就是一件非同小可的事了。
　　制造膠水的工作維持了六七個月，到1944年末就停了。這時候，戰事對日本极為不利。商船很少到新加坡來，貿易停頓，商業更是委靡不振，一般辦公室用不著膠水了。我只好停止生產，但卻繼續到中巴魯探望芝，跟她聊天，保持我們的友誼。
　　到了5月，日本軍隊嘗試從緬甸攻入印度，卻在英帕爾和科希馬兩地受挫。史林將軍麾下的英軍和印度部隊堅守陣地，頂住了日軍兩個月的圍攻，反而是日軍給養斷絕。日軍的交通線從東京伸展到泰國、緬甸和印度，英軍方面的交通線卻短得多，何況他們還有空運支援。這一次，可輪到日軍棄甲而逃了。可是，他們一面撤退，一面仍奮不顧身同英軍展開激烈的戰斗。我記得在報上看到新聞說當英軍向曼德勒挺進，并沿著若開海岸南下時，日軍怎樣拼死進行頑強的抵抗。我敢肯定，英軍不久將會以同樣的方式，沿著馬來半島大舉推進，我擔心到時日軍會戰斗到最后一個人。這一來，英軍要收复新加坡，必須同日軍逐街逐屋戰斗到底，造成平民的慘重傷亡。發生這种事情只是時間問題，也許只要一兩年。
　　我覺得最好趁局勢還很平靜的時候离開新加坡。我可以向報道部辭職，沒有人會怀疑我的動机。于是，我請几天假，北上馬來亞。我到檳城和金馬侖高原實地探查，要了解哪一個地方比較安全。我乘火車從新加坡到檳城，再轉到打巴。從打巴到金馬侖高原，我搭一輛運菜的順風車，坐在司机旁邊。在金馬侖高原度過兩晚后，我同樣搭順風車回到打巴。來回的路程很嚇人。為了節省汽油，司机在兩個半小時的行程中，大半時間把引擎熄掉，讓車子沿著陡峭婉蜒的公路滑行。
　　我在檳城的時候住在韓瑞生家里。1942年，在日本占領新加坡大約四個月之后，他把妻子和初生女儿送回檳城，然后寄宿在納福路我家，每月付點膳宿費。我們兩人共用一個房間，成為要好的朋友。但是九個月后，他認為不值得再留在新加坡，便回檳城去了。畢業那年，他是萊佛士學院成績最好的理科生，而且成為當年海峽殖民地常年征聘的兩名公務員之一（他后來成為我們的財政部長)。但是，政府給他的薪水很少，配給品也不夠，總之他所賺的錢不夠養家，便決定回檳城，跟妻女住在一起。
　　我在檳城四處走動時，雖然很少看到軍事活動，但是我不認為那里會平安無事。英軍在南下新加坡時，必然以檳城作為墊腳石。到時，免不了會發生巷戰，雙方的軍隊會逐房逐屋打下去。于是，我繼續前往金馬侖高原，莫里斯·貝克的家就在海拔3200英尺的冷力村。他是我就讀于萊佛士學院時的校友，正跟一些朋友靠儲蓄過活，同時种些蔬菜和塊根作物。我這次旅途的全部費用，就靠半打鋤頭賣來的錢。這半打鋤頭是我從新加坡買來的，脫手時賺了一大筆。這里的農夫正迫切需要這种鋼制鋤頭來干活。我乘火車回新加坡時，買了一籃漂亮新鮮的蔬菜，都是新加坡無法買到的。我花了一天半的時間，一直守著這籃菜。
　　我一回到家，就跟母親商量，我們認定最好是搬到金馬侖高原去。第一步是把納福路的房屋的租用權賣給一批在“組合”工作的日本人。他們付給我們為數相當可觀的6万元香蕉票，好讓我們遷出，把這座租金受統制的房屋移交給他們。接著，我向報道部遞交了一個月的辭職通知。

　　有人跟蹤我

　　离職前一天，我在國泰大廈乘電梯下樓時，那位自從相識后跟我很要好的電梯管理員，偷偷儿地提醒我要小心，因為我在日本憲兵隊辦事處的檔案已經被取了出來，當局對我特別注意。我不寒而栗，心想究竟是什么事引起他們的注意呢？我只好打起精神，准備面對即將到來的盤問。但是，日本憲兵并沒有傳召我去，而是從那一刻起，我開始覺得有人在跟蹤我。不論白天晚上，總有人跟在我后頭。我始終不明白，到底是為了什么。所有可能的原因我暗自一一研究過，唯—的結論是有人向日本憲兵密告我是親英分子，說我把對日本极為不利的戰爭消息泄漏出去，這就是我要离職的原因。每次至少有兩個人出現在維多利亞街我們新搬進來的店屋外面。我們是在遷出納福路的房子之后，搬到這座店屋來的。房東是父親的雇主，也就是亞歷山大路的油供部門。其實它是一個剛翻新的汽油站，地上堆著一桶桶的潤滑油，地下還埋著一個汽油箱。樓上是住房，還有浴室和廚房。
　　為了證實我的确被跟蹤，我叫弟弟金耀和天耀從樓上窗口向下窺視，注意那兩個華人的動靜。他們坐在勿拉士巴沙路和維多利亞街角頭的一張凳子上，兩輛腳踏車就停在附近。后來，我故意騎腳踏車在這個街區繞一圈。我回來后，兩個弟弟證實我一出門，那兩個人也跟著走；我回來時，他們也跟著來。我的心不禁往下沉。我把這情形告訴母親，而且認定我還是不要离開新加坡為妙。如果我嘗試离開，日本憲兵很可能把我拉到憲兵部去，進行嚴厲的盤問。假如我留下來，大大方方的四處走動，從事黑市買賣和制造膠水，過著与世無爭的日子，相信日本憲兵不會找我的麻煩。
　　這种捉迷藏的游戲延續了八個星期左右。偶爾在凌晨兩三點夜深人靜時，一輛汽車突然間從維多利亞街經過，停在這條街和勿拉士巴沙路的交界處。這時候，我一想到日本憲兵可能來找我，心里頭所產生的恐懼感是很難形容的。跟多數人一樣，我听說過日本憲兵拷打人時手段是多么毒辣。他們戴著白色的臂章，上面印著“憲兵”兩個紅字。他們的權力是不容置疑的，就連高級軍官也不敢過問。他們的總部設在史丹福路基督教青年會會所，分部分別設在歐思禮坡、史密斯街和橋南路中央警署。住在這些憲兵部附近的人家說，他們經常听到受害者遭拷打時的哀號聲。日本憲兵料想這些聲音會使鄰近的人家產生恐懼的心理，他們會把內心的害怕傳開去。這是日本政府故意采取的一种方法，目的在于恐嚇當地的老百姓，使他們服服帖帖，易于控制。
　　我跟任何地下組織和傳播同盟國消息的网絡都沒有聯系。我沒有必要秘密收听任何無線電廣播，因為我的工作就是處理西方的新聞報道。我下定決心，如果不幸被捕，我會告訴他們我所害怕發生的事，就是英軍攻占緬甸后，將會著手收复馬來亞”從而揮軍南下攻打新加坡。屆時，日軍勢必作戰到底。因此，我曾打算离開新加坡，到金馬侖高原种木薯、番薯和蔬菜，因為金馬侖不是英軍南下時的必經之道。我將提出證据，說明曾經到過檳城和金馬侖，兩個月后母親和弟弟也跟著去，以證實我的估計，也就是金馬侖是我們舉家遷居的最好的地方。然而有一天，日本憲兵對我的監視突然停止了。前后被監視了兩個月，真叫我心力交瘁。
　　由于缺乏需求，我不再制造膠水了。后來，我跟一個名叫劉友霖的上海人合伙搞生意。他大約三十五六歲，從事建筑業，是個小承包商。他沒有合伙人。我能講日語，他不能。我們能夠從日本公司和駐扎在新加坡的日本部隊那里找到一些零星的工作。為了擴大我們同日本平民方面的接触范圍，我們也跟一個叫做影山的合伙。他是一個日本平民，也是三十五六歲，是“組合”的雇員。由于日本船只不斷被同盟國擊沉，商品越來越少，“組合”里沒有什么事可做，他便決定自行創業，充當日本大公司、軍部和本地供應商的中間人。他和我相輔相成。劉友霖有建筑專長，而且跟我們所需要的二手承包商、木匠、石匠和砌磚工向來有聯系。我們三人合作，生活過得相當不錯。

　　繼續做黑市生意

　　我繼續做黑市生意，凡是可以買賣的東西我都樂意充當經紀人。這些東西包括我上面說過的品目，如西藥、小件首飾、地皮、洋酒、密封的英國罐裝香煙。我搞得很成功，這是一种肯定不會虧本的生意。市面上每一种物品都供應不足，而且越來越少。高通脹意昧著物价永遠不會下跌。但是你必須有資本，才會富上加富。我籌到一些錢，而且很快地就累積了更多錢。我知道手上一有現款，就得把它轉換成比較具有永久价值的東西，要不然手上的錢很快就會貶值。為了急于把香蕉票換成財物，我繪自己買了一張大號的台球桌。經過一番修補，再徐上清漆，換上綠色桌呢，墊平后安放在維多利亞街房子的樓上。1945年三四月，父母親的一個朋友遷出華廈的住房，建議我們租用。我們立刻把它租下。這一來，我便能夠把維多利亞街的房子用作搞生意和娛樂的場所了。說到搞生意，是因為這座房子隔壁，有一間用紅磚砌成的角頭店屋，專賣糕點和面包。我們這些經紀人經常在這里聚會，交換消息，并商定交易。說到娛樂，卻是因為那張台球桌就在這里。這期間，我過的簡直是存在主義者的生活，每過一天，就意味著英軍的反攻又近了一天。這對本地人來說，卻是越來越危險了。可是日子總得過下去，大家依然如往常一般地生活。
　　到了1945年3月左右，數干名身穿麻袋的爪哇勞工，像無主的孤魂，在新加坡街頭游蕩，飽受饑寒交迫流离失所之苦。日本人當初強征几十万爪哇人到泰國修筑泰緬鐵路。到1944年末，由于英軍節節挺進，建筑工事被迫放棄，他們再也沒有什么用處了。日本人用火車把這些爪哇勞工送到新加坡。他們一到丹戎巴葛火車站，日本人便把他們放走，听其自生自滅。日本人根本沒船把他們送回爪哇去。
　　這些勞工异常虛弱，而月被嚇得連向小販攤位拿點別人吃剩的東西也不敢。他們只能從垃圾桶里找點腐爛的食物來吃，夜間則睡在人行道上，每天早晨市政局的垃圾車往往要收拾几十具尸体。這是多么難以想象的事。本地人對他們的處境很同情，卻無法伸出援助之手，因為自己也缺乏糧食。這年頭，每個人只顧自掃門前雪了。
　　同年9月，英國人重返新加坡時，發現還有80O0名骨瘦如柴的爪哇人流落在這里。當年日本人總共從緬甸、馬來亞、爪哇和泰國強征了27万名苦力，送到泰國修筑泰緬鐵路，到1944年8月就死了15万人，占總數的一半以上。流落在新加坡的80O0名爪哇勞工，在絕望中掙扎，隨時會倒斃街頭。當局不得不把他們從躺著的地方帶走，送到醫院接受緊急治療，几個月后，他們才被遣送回爪哇。
　　同年5月，有關德國戰敗和投降的消息傳來了。如今整個戰爭目標轉向日本。每個人都知道，日本戰敗只是時間問題而已。記得我在報道部工作時，編輯過緬甸戰役的新聞電訊。我很擔心老百姓將付出慘重的代价。這又有什么辦法呢？對我來說，只要我嘗試离開新加坡，就會被日本憲兵抓去關起來并受盤問，所以我決定留下來。
　　1945年8月6日，突然間一顆新奇的炸彈在廣島上空爆炸。這個消息只出現在8月l1日的《昭南新聞》上，而且是刊在報頭欄．內容是“日本抗議廣島于上星期一被一种新式炸彈攻擊”。可是，那些收听過英國廣播公司短波廣播的人已經把消息傳開去，說日本遭到一种威力強大、具輻射性的新型武器攻擊。我們都覺得日本的末日快到了。8月15日，日皇向臣民廣播，并宣布日本投降。我們几乎馬上听到這個消息，因為人們變得越來越大膽，許多人收听同盟國電台，尤其是英國廣播公司電台的廣播。這個消息一直到8月20日才刊登在《昭南新聞》上，而且還是在刊載日皇“詔書”全文時才透露出來的。這場戰爭終于在沒有進一步廝殺的情況下結束了。我們僥幸得救，避免了一場如仰光和曼德勒所遭遇的生靈涂炭的浩劫。
　　然而在日皇廣播之后三個星期，還沒有英軍登陸的跡象。英軍原本謹慎地擬定了反攻計划，并准備苦戰一場。現在的這种局面很不正常，跟三年零六個月前英軍投降，日軍尚未有效控制局勢時的情形不同。跟英軍相反，日軍并未被擊敗．士气也不低落。雖然他們感到泄气和慌亂，卻仍然控制著局勢，而且有力量可以傷害我們。當本地人控制不住內心的喜悅公然慶祝日本戰敗時，日本兵經過，往往闖入慶祝場所，把飲酒作樂的人打几巴掌。日軍原本以為英軍會跟他們算賬，并因他們干下种种罪行而予以懲罰。他們也擔心在英軍抵達時，本地人會攻擊日本軍官。据說，有人听到日本軍官的食堂傳來几聲槍晌，原來有几名軍官因不肯接受投降而切腹自殺或是較不痛苦地飲彈自盡。本地人可說很幸運。据我所知，日本人并未殺害平民，也沒有邪惡或殘暴的事件發生。他們不去理會當地的老百姓，直到英軍接管為止。
　　8月22日((昭南新聞))刊登了昭南島厚生科長筱崎護的一篇告市民書。他說：“從這個觀點看來，天皇由于對國民深切愛護，不忍看到他們遭受极度的痛苦，所以當美國、英國、蘇聯和中國政府提出和平建議時，天皇決定接受。
　　“我們日本人深感遺憾，沒有机會進行決戰。但是，由于新式炸彈的動用，如果戰爭繼續下去，將不符合人道精神，也意味著整個世界的毀滅和文明的終結。
　　“我們希望民眾了解，如今戰爭已經結束，每個人應當保持冷靜和循規蹈矩。本政府即將移交給下屆政府。凡屬公眾或政府的財產，都應予保護，任何人都不許偷竊或搶劫。這种行為將是人民的恥辱。每個人都應當在新政府治下，遵守秩序，保持良好的行為。
　　“戰爭結束后，免不了會經歷各种困難，但是全体人民應當同新政府合作，不許制造麻煩。我們再次感謝昭南島人民在過去四年來的真誠支持与合作。”
　　大多數人倒是循規蹈矩，不敢胡來。1941年跟1945年的唯一不同點是，這一次警察出現在街道上。那些涉及拷打或是同日軍密切合作的人，都設法逃走，好多逃到內地躲起來。但是，也有些人深信重返新加坡的英軍會諒解他們的處境，他們當年只是做本分的工作而已。這時候，市面上傳出一些可怕的謠言，例如：巴西班讓的馬來人准備在英軍接管新加坡之前，到中巴魯屠殺華人，据說這些馬來人曾經跟日本人勾結。幸虧什么事也沒發生，倒是發生了不少為報复而殺人的事件。但是社會秩序還算不錯。大舉搶劫的事不曾發生，跟當年英軍投降時的情形剛好相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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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日治時期的教育

　　日本軍管政府的統治方式，是讓你不寒而栗而不必借文明行為來偽裝。嚴懲不貸使犯罪活動几乎絕跡……有人主張對待和懲罰罪犯應該從寬，認為刑罰減少不了犯罪，我從不相信這一套，這不符合我在戰前、日治時期和戰后的經驗。
　　日治時期的三年零六個月，是我一生中最重要的階段，它讓我有机會把人的行為、人類社會以及人的動机和沖動看得一清二楚。沒有這段經歷，我就不可能了解政府的作用，也無法了解權力是進行徹底改革的工具。我親眼看著在殘酷無情的占領軍面前，整個社會制度突然垮了。日軍要求絕對服從，除了极少數人，人人都從命。几乎所有的人都憎恨他們，但是大家都深知惹不起他們，只好調整适應。應變比較慢以及不愿意轉而接受新主人的人就倒霉背運了。他們生活在新社會的邊緣，財富有減無增，地位也下降了。馬上看風使舵，趁机向新主人獻媚的人們，在新加坡這場大災難中發財致富。
　　日本軍管政府的統治方式，是讓你不寒而栗而不必借文明行為來偽裝。嚴懲不貸使犯罪活動几乎絕跡。1944年下半年過后，在物資匱乏、人們半餓不飽的情況下，可以夜不閉戶，犯罪率之低叫人惊奇。家家都有戶主，每10戶設甲長一人。黃昏過后人們開始在區內巡邏，直到天亮。他們拿著棍棒，不過是做做樣子．因為刑罰太重了，沒有犯罪事件可以報告。有人主張對待和懲罰罪犯應該從寬，認為刑罰減少不了犯罪，我從不相信這一套，這不符合我在戰前、日治時期和戰后的經驗。
　　經過最初的震蕩和有過這段緊張經歷后，我意識到．生活非像往常一樣過下去不可。人們要吃飯、要服藥，也需要牙刷、牙膏、衣服、鞋子、自來水筆、墨水、紙等日用品。當時連刀片也難以買到，它變得珍貴了，人們只得把用鈍了的在玻璃杯內緣磨一磨再用。煙草比日本鈔票更值錢。一些專業技術不再那么有用，賺的錢也少了，商業活動也不多。罪犯在軍法下受審，受過英國法律訓練的律師派不上用場、生意少之又少，會計業癱瘓了。但是人們仍然生病和牙痛，醫生和牙醫還是非找不可。盡管藥物和麻醉藥奇缺，醫生和牙醫卻發了財。
　　在日治時期頭10個月里，人們常常看到日軍把英國和澳大利亞戰俘押到市區，命令他們做些諸如裝卸貨物的工作。戰俘們會偷偷溜到咖啡店找食物，店主和家庭主婦送些面包、罐頭、糧食和錢給他們。華人非常同情他們。他們瘦多了，拘留使他們身体衰弱，他們的軍上衣和短褲破爛不堪。到1942年末，戰俘出現的次數越來越少，一年后几乎絕跡。人們相信他們被送到泰國、印尼和日本服勞役去了。1944年末和1945年初他們重新露面，只剩下皮包骨頭，一條條肋骨凸顯可數。他們是到緬甸修筑鐵路做苦工，有的身上只纏著遮羞布，髖骨畢露，到處是潰瘍和傷疤，尤其是手腳。當時雖然缺糧，但還不至于不能讓他們吃飽。他們受到的折磨，比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期世界其他地方的俘虜來得嚴重。
　　我相信日軍殘酷成性，但是他們之所以會虐待戰俘，主要原因是瞧不起投降的英軍和澳大利亞軍，認為他們不像日軍那樣宁死不屈。
　　他們建立一种制度，平民、士兵和學生都得接受精神教育，背誦天皇圣旨，以接受天皇是神的意識。每次舉行紀念或慶祝活動時，報道部的職員都必須出席在國泰大廈天台舉行的集會，聆听最高級官員宣讀天皇敕令：
　　“奉日本祖先天照大神之命，這個物產富饒的國家將永遠由女神的后裔日皇統治。國家將昌盛，日皇統治下的人民將繁榮，与天地共長久；這是上蒼的意旨。”

　　比新主人更囂張

　　日本人雇用了一些亞洲人，他們的表現比新主人更囂張。其中包括新加坡警察部隊里的錫克教徒，共有650人，有警官也有普通警察。他們是英國人從旁遮普招募來的，都是彪形大漢，馬來亞、香港和上海英國租界也聘用他們當警察。他們在森路平民集中營擔任守衛時凶神惡煞、仗勢欺人的惡行無人不知，市面上傳說被拘留的英國婦女也遭他們凌辱。毆打起平民來，他們是警察當中最凶狠的。戰后這批警察全被解雇，送回印度，過后再也不從旁遮普招募警察。警察部隊里現有的裹著頭巾的錫克教徒全是在新馬出生、在本地招募的。
　　行政和管理語言從英語換成日語，對老一輩非常不利。他們學日語并不那么容易。會日語的人，像來自台灣的華人，占盡便宜。他們有的早在日治之前便已來到新加坡，其余是隨同日軍前來。本地年輕人為了找工作，也多少學些日語。多數人有骨气，不跟敵人合作，只想馬馬虎虎混日子，盡量少對敵人奉獻。只有少數人敢反抗，哪怕是暗中反抗。
　　聰明人和投机分子則千方百計地討日本人歡心，為日本人效勞。他們向日本人提供勞工、原料、情報、女人、烈酒和美食，撈到盤滿缽滿。承包商走運了，日本人需要他們供應必需品，建筑承包商也一樣。但富得最快的是領到執照可以在大世界和新世界游藝場開賭場的人，當時物資匱乏，人民情緒低落，英軍可能在三兩年內回來赶走日本人，到時許多人會喪命。在這樣的气氛中，賭博是最好的鴉片。許多人到賭場碰碰運气，把財產輸光；還有很多人到場看熱鬧，消磨時間。
　　人們在賭場里消磨漫長的時光，在簡單的賭博方式里傾家蕩產的情形真叫人吃惊。由于生命沒有保障，賭博大受歡迎。生活本身已成了一場賭博。
　　但正如我所說的，無論你賺多少錢，最重要的是把它變成貨物或舊的海峽殖民地貨幣。谷物和糧食占地方，難以儲藏處理，最吃香的是体積小又容易收藏而一旦英國人回來還有价值的東西。因此隨著香蕉票越來越多地出籠，從1944年開始，英國海峽殖民地貨幣的黑市匯率天天上升。其次是首飾。但要買賣首飾，經紀人得知道什么是真金，24K是多少，18K是多少，得辨認怎樣的鑽石才是色澤好、瑕疵少的上等貨；當然還得了解紅寶石、藍寶石、海藍寶石、貓儿眼和其他次貴重寶石的特點。
　　膽子大的有錢人買房地產。房地產是不動產，漲幅不如黃金和海峽殖民地貨幣。轉讓房地產要通過律師辦理手續，到契約登記局登記。將來英國人回來，宣布轉讓無效的可能性是50％對50％。此外，建筑物也可能被炸毀。結果是英軍沒進攻，轉讓手續沒宣布作廢，建筑物也沒被炸毀。到日治時期的最后階段，德國投降了，日本准會戰敗，人們只要賣12瓶一箱的尊尼沃克威士忌，就能換到足夠的香蕉票，可以買維多利亞街一間店屋。買下店屋的人戰后發財了。

　　槍炮軍刀和暴行

　　三年零六個月的日治時期讓我學到的東西，比任何大學所教的來得多。當時我還沒讀到毛澤東的名言“槍杆子里出政權”。但我知道，關于誰說了算，誰能使人民改變行為，甚至改變效忠對象的爭論，是由日本槍炮、日本軍刀和日本暴行解決的。我說過，他們首先要人們服從，這一點，他們做到了；接著，便是強迫人們作出調整，接受日本人會長期統治下去的前景，讓子女通過接受教育，适應新制度以及新制度之下的語言、習慣和价值觀，使自己變得有用，能找飯吃。
　　最重要的一點就是要我們确認他們是我們理所當然的新主人。道德和公平都無關重要，他們已經胜利了，高高在上地指揮我們。我們必須歌頌日本神祗，贊揚日本文化，模仿日本人的行為。但是這樣的事未必成功。在朝鮮，日本一開始企圖統治這個國家就遇到了頑強的抵抗。朝鮮民族有古老的文化，對自己的歷史有強烈的自豪感，決心反對野蠻的新壓迫者。日本人想方設法壓制他們的本能和習慣，殺害了許多朝鮮人，卻始終挫不了他們的銳气。
　　馬來亞歷史太短，民族太多，社會可塑性太強。一些馬來人受過英國136部隊的訓練，在馬來亞的森林里加入了抗日游擊隊。但是多數馬來人當時希望日本成為他們的新保護者，正如在英國人赶跑了日本人之后，他們希望英國人保護他們那樣。
　　唯一有勇气和信心而且敢于挺身而出反抗侵略者的是華人。他們大多加入了馬來亞共產党，有些則參加了國民党領導的抵抗運動。這兩批人都受到了中國民族主義的激勵，而不是出于對馬來亞的忠誠。正如在戰爭時期他們成了給日本人制造麻煩的根源，后來在和平時期，他們也成了給英國人制造麻煩的根源。
　　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從這時候起到9月底，是英國在全島建立有效統治的過渡時期。整個新加坡是抗日集團的天下。他們用私刑對付日軍的內線、爪牙以及那些曾經殘酷迫害他人的人和嫌疑分子，毆打他們，虐待他們，甚至殺害他們。我還記得當時在維多利亞街和華廈兩處家里，曾听到有人光天化日下在小巷子里被人追逐逃命發出的腳步聲，听到拳打腳踢聲，听到中刀喪命的凄厲喊叫聲。結果是許多漢奸走狗消失無蹤，不是躲藏起來，就是逃到馬來亞內地和南部的廖內群島去了。
　　解放并未為人們帶來期待已久的懲惡勸善。老賬不可能算得清清楚楚，要公平合理需要文件證明和深入調查。單靠原有的人力物力而要把所有戰犯都繩之以法，是不可能的事。無論是日本戰犯還是本地戰犯，人數太多了。他們少數受到懲罰，多數卻逍遙法外。
　　戰犯審訊開始了，但是主要的日本戰犯卻沒受懲罰。下令檢證大屠殺的遷政信大佐(上校)不知去向，以總司令身份批准檢證的“馬來亞之虎”山下奉文中將先被調到中國東北，然后又到菲律賓。1945年他向麥克阿瑟的部隊投降。他在馬尼拉受審，因冷酷血洗馬尼拉的罪名成立，上了絞刑台，而不是因為他批准殺害了5到10万名無辜的新加坡青年。

　　林金山的經歷

　　共有大約260名日本戰犯在新加坡受審，只有100個罪名成立，判處死刑。而數以百計的人曾在新加坡日本憲兵部被扣留和拷問，有一些是我的朋友。林金山就是一個。他在1963年到1980年擔任過內閣部長。以下這段是他為我寫下的1944年的恐怖經歷：
　　“我被扣留在歐思禮坡兩次。第一次在1944年1月，時間是兩個星期；第二次在1944年2月，前后一個多月。有個到過橋北路我的店舖的華族青年，指認我是把錢交給他讓他捐給共產党的人。我分辯說我這個資本家不可能親共，他們用繩子鞭打我，用腳踢我，粗暴地對待我，
　　“我昏了過去，直到有人往我臉上潑水才蘇醒過來。我發現自己被關在一間長6米寬4米的牢房里，牢房里大約有3O個男女。
　　“牢房一角有個抽水馬桶。那是個蹲式馬桶，水是來自高過人頭的水箱。我們不斷抽水，以便從廁盆出水的地方接裝‘清洁’的水。我們喝的和盟洗用的都是這樣的水。患病的話會被送到什么鬼地方，誰也不曉得。同房的一個婦女來月事，叫人受不了。
　　“我們吃的是用舊煤油桶裝的跟爛菜一起煮的稀粥。它使人想起喂鴨子。我吃不下，一吃就吐。“我們一律得蹲下來，沒得到看守許可不能換姿勢。他們是本地小伙子應征當看守，日本人訓練他們待人要殘酷。
　　“一天來了個斷了腳的印度老人。他坐不住，只能在地上爬，拖著受傷的腳。一個年輕的看守軍補１折磨他，把一根木棒扔在地上，他必須痛苦地爬上前撿起木棒，還給軍補。這樣的折磨一直繼續下去，直到印度人痛得几乎暈過去。
　　“被扣留的人當中有個高頭大馬的潮州小伙子，十七八歲，為人樂觀。他原是個軍補，逃跑后給逮著。一天晚上，憲兵隊把他赤裸裸地吊在天花板上，雙手反綁，繩子繞在橫梁上，讓他的腳稍微离開地面。不時可以看到他拼命地伸長腳尖踞地，設法減輕雙臂的負擔。
　　“他們吊了他一整晚，不讓他吃喝。他用粗話高聲叫罵，用潮州話罵日本人。“第二天早上，一個憲兵用藤條鞭打他的背，喊聲和罵聲逐漸變小變弱，成了哀號和呻吟。持續了几個小時后，連哀號和呻吟也越來越弱，最后靜了下來。他死了，還吊在我們面前一段時間。這是給軍補看守和我們的警告。
　　“有一回憲兵用水龍頭向一個男人灌水。肚子灌得脹鼓鼓的之后，行刑者就跳起來坐到他肚子上，那人嘔吐昏迷過去。
　　“每天早上我們一听見橐橐的靴聲由遠而近時，就渾身哆嗦。那就是說有人會受到拷問。一些人一去不回。
　　“我是在地位最高的台灣聯絡官說情下獲釋的。
　　“我在監獄內外看到了日本人的本性。文明禮節，90度鞠躬全都是表面文章。他們骨子里是禽獸。同盟國的胜利拯救了亞洲。”

　　控方辛酸的總結

　　1946年3月18日“雙十事件”２一案在新加坡開審時，主控官科林·斯利曼中校在開場白里對日軍的暴行做了辛酸的總結：
　　“要准确地形容這些人的胡作非為，我非得描述一些行徑不可。這些行徑使人接触到人類最卑劣、最墮落的一面。全案的基調可以歸納為：無法形容的恐怖。
　　“本案從一開始到結束，恐怖無處不在。那是令人毛骨悚然的恐怖，駭人程度始終不稍減。我在諸多證据中搜尋，用心地搜尋，但求能在這些人的所作所為中找出那么一丁點儿，起一些抵消作用，以減輕他們的罪責，使案情不至于是清一色的恐怖与獸行，至少把它化為一場悲劇。最終我承認自己失敗了。”
　　然而戰爭結束后的半個世紀以來，歷屆日本自民党政府、日本各政党的多數領袖、多數日本學術界人士以及几乎所有日本媒体，都選擇閉口不談這些邪惡行徑。他們跟德國人不一樣。他們希望隨著几代人過去，世人會把這些罪行忘得一干二淨，日本當年的所作所為會埋在塵封的記錄里。但是，當他們拒絕向中國和韓國這些鄰國承認這些行徑，拒絕向菲律賓和新加坡這兩個蒙受苦難最深重的東南亞國家承認這些行徑時，人們不能不擔心他們可能會重蹈覆轍。一直到1992年非自民党政府上台時，才有一位日本首相細川護熙對日本過去的行徑表示毫無保留的道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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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
　　１占領新加坡的日軍當局在1943年5月設立的制度。當時征召本地青少年接受基本軍訓，提供軍服与住宿。受訓后，他們在軍中做些瑣碎的事務性工作。
　　２1943年夏末，一些日本船只在新加坡海港被炸毀之后，日本憲兵隊怀疑關在樟宜俘虜營里的平民策划了這次行動，就突擊搜查監獄，逮捕了57人，包括3名婦女。他們被嚴刑逼供，到1944年5月僥幸活著的人才獲釋。由于這次逮捕行動是在10月10日進行的，所以稱為“雙十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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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戰后譜戀曲

　　動身之前，母親千方百計地要我跟華族女子訂下個名分，免得我將來娶個英國妻子回來……母親先后給我介紹了三個背景不錯、社會地位也不差的女子，我卻無動于衷。她們年齡适中，家道丰厚，相貌也可人，就是引不起我的興趣。我有了芝，已經心滿意足了
　　1942年2月15日《海峽時報》出版了最后一期的一大張報紙后，宣布停刊；1945年9月7日复刊。那天第2版有一則加框新聞寫道：
　　“‘東京時間’在馬來亞結束
　　馬來亞將不會再用日本時間……將來使用的是1942年2月15日以前的本地時間，比格林威治標准時間早七個半小時。”
　　恢复使用新加坡的自然時間，加上戰爭爆發時為節省用電開始調快的半小時，使我心情舒暢。
　　兩天前，印度第15軍開抵丹戎巴葛和岌巴港。lO0名通訊員先登岸，他們代表世界各地的報紙和新聞社。隨后是英國軍官和印度軍官率領的印度軍隊；他們全副武裝，以便隨時應付任何突發事件。他們分散到丹戎巴葛和岌巴港各處以及岌巴港對面的火車站，然后開往市區。交通要道還都由日本兵把守著，以确保從港口和哥烈碼頭通往主要道路的交通順暢。我看到第一批印度軍乘坐卡車開到史丹福路，這使人想起1942年參加過戰斗的印度軍。我記得他們在戰爭中表現差勁，排成整齊的行列投降，還有數千人倒戈參加了印度國民軍，我感到不安。
　　一兩天后，清一色的英軍登陸，開進市區，我這才比較放心。那是人們歡騰慶祝的日子。他們覺察到日治時期的噩夢終于結束，好日子就要回來了。种种好兆頭出現了。軍人慷慨地分贈香煙，那是盒裝海軍牌香煙；戰前的存貨賣完之后，三年來人們一直買不到。軍人也帶來优質啤酒、尊尼沃克威士忌和戈登純杜松子酒，這些東西全都流人了市場。我們相信很快就會有大量的白米、水果、蔬菜、肉類和罐頭食品，雖然這樣的情況還要過些時候才會到來。在頭几個星期里，人們歡欣鼓舞，興高采烈，歡迎英國人回來。
　　1945年9月12日，星期三，听說會舉行受降儀式。上午10點半左右我步行到市政局大廈，在對面的大草場上等候。我并沒有白等。只見以日軍總司令板垣征四郎大將為首的七名高級日軍將領，在戴紅便帽和臂章的英國憲兵引導下，從諧街走過來。他們跟許多日本軍官不一樣，不是拖拖沓沓地走，而是一本正經，面無表情，凝望前方。人們吹口哨，發出噓叫聲和嘲笑聲。日軍將領是奉了天皇之命，前來簽署正式降書的。后來人們看到許多軍官承認戰敗，紛紛解除武裝，把武士刀放下排起來，成了戰俘。但走上市政局大廈台階的七名將領，卻代表并未在戰場上打敗的軍隊。他們原本會戰斗到死，使憎恨他們的新加坡人完全相信，他們決不投降，宁可在烈火中跟大家同歸于盡。
　　45分鐘后，英國東南亞指揮部總司令蒙巴頓勳爵亮相了。他身穿白色海軍制服，同行的有海陸軍將領，還有七八名代表同盟國部隊的軍官，包括印度軍官、中國軍官、荷蘭軍官等。他脫下軍帽，向在台階前面組成警戒線的士兵歡呼三聲。

　　過去的生活不复返

　　到了1946年初，人們很快發現，新加坡過去的和平、穩定、自由、舒适的生活已經一去不复返了。市內到處是穿制服的士兵，新開設的咖啡館、酒吧和舞廳擠滿了士兵。戰前的殖民地商行無法立即重新開業，因為原來的英國員工不是已不在人世，就是由于被長期拘留而需要休養。商船沒有定期開來，英國本土貨物也不多。戰前商品流通的情形要恢复過來看來還需要好多年。連過去替政府工作的本地人也回不了辦公室，不少人一直失業。新局面亂成一團。正如在英國那樣，小商販興旺起來。大部分日常買賣仍然在黑市進行。黑市成了自由市場。
　　街上有無數的吉普車和摩托車，卻沒有新汽車和巴士。有軌電車陳舊不堪。路上到處坑坑洼洼。電話用得太久了，線路有故障，聲音不清楚，卻更換不了；電力供應也不足。一切都需要時間才能恢复正常。在淪陷時期的苦難歲月里，我們一直在怀念過去的好日子，生活在期望之中。這樣的期望往往從怀舊開始，高得不切實際，注定會破滅。基礎設施失修了，房地產沒了，人們病了、老了、死了。生活得從現有的低水平繼續下去，真叫人掃興。
　　話又說回來，經過日本軍管政府的恐怖和高壓統治，哪怕英國軍管政府有不少缺點，生活還是好過得多。英國官員和平民看出本地人歡迎他們回來，也以同樣的熱情回報，辦事盡心竭力。許多英國官兵跟同他們打交道的本地人分享軍方的配給品、香煙和洋酒。不少本地人會說英語，了解英國文化，了解英國的政体；連沒受過教育的人也對接触到的英國殖民制度有似曾相識的感覺。
　　“海峽土生華人”早就成了殖民地社會的一部分，對殖民地社會重新出現自然高興万分。他們雖然保留了大部分的華族文化，不少人卻已經不再講自己原來的方言，只以巴巴馬來語交談。早期移民沒把家眷從中國帶來，娶了本地婦女為妻，他們是這些移民的后裔。多數海峽土生華人效忠于英國人，送子女到英校受教育，希望子女將來能在以英語作為行政語言的殖民地當專業人士和政府雇員。最忠心的加入了海峽僑生公會，人稱“皇家華人”，公會的主要負責人受封為爵士。
　　但“皇家華人”只占華族人口十分之一左右，其余是新近到新加坡、說中國話的華人。他們說的不是英語，面是自己的方言，主要是閩南話、潮州話、廣東話、客家話和海南話。他們的子女進華校，學華語。這些人跟英國當局絕少接触，過著自己的生活，到戰后還是跟戰前一樣，沒有融入新加坡社會。
　　他們的效忠對象是中國，不是英國。日本侵略中國之后，進入馬來亞森林同日本人作戰的正是他們，其中多數成了馬來亞人民抗日軍游擊隊員。馬來亞人民抗日軍是馬來亞共產党的武裝組織，他們盼望將來不但赶走日本人，也赶走英國人。日本在英軍反攻之前突然投降，出現了權力真空，麻煩來了。
　　人民抗日軍占領了馬來亞內地一些小鎮，下令當地人筑起拱門歡迎他們，把他們當作抗日戰爭的真正胜利者。他們在當地掌了權。幸好他們沒在新加坡這樣做，但也制造了大混亂。他們身穿形形色色的卡其布制服，頭戴模仿中國八路軍的布帽，在胜利的時刻顯得飛揚跋扈，強行征用房地產。他們成立人民法庭，立即處置各族敵奸。在一次事件中，20名華族探員被逮捕，塞進豬籠等候審訊。
　　抗日軍以商人過去跟敵人勾結為由，向他們勒索敲詐。許多顯要人物被迫向人民抗日軍大量捐獻，以便贖罪。年輕的流氓利用抗日軍的證件，在市區公開敲詐勒索曾經跟日本人打過交道的人。馬來亞人民抗日軍來勢洶洶，加上私會党党徒借机聲稱他們也曾參与抗日，在這种情形下，英國部隊根本無法恢复法律和秩序，局面一片混亂。幸好因交通不方便，大多數的馬來亞人民抗日軍局限于在馬來亞活動。那是他們以前的活動地盤，所以他們在那里較能發揮影響力。

　　抗日軍暗藏武器

　　英國軍管政府宣布，每一個馬來亞人民抗日軍成員交出武器就可以得到350元。從1945年12月到1946年1月，大約6500名抗日軍，包括在新加坡的數百名，上交了武器。1946年1月6日，英國人在市政局大廈外面舉行一個儀式，一小隊抗日軍穿上制服，列隊接受蒙巴登勳爵的檢閱，并由蒙巴登勳爵給16名領袖別上勳章。陳平獲頒緬甸星章(1935。”45)和戰爭勳章，他緊握拳頭回禮。報上當時形容他是共產党游擊隊的司令。官方承認抗日軍為打敗日本作出了貢獻，這就使他們有了地位，借此盡量擴張勢力。与此同時，他們把許多武器暗藏起來，准備將來使用。
　　共產党把一些受英文教育者吸收到正在形成的統一戰線中。一批所謂的知識分子——律師、教師、萊佛士學院畢業生、從劍橋大學回來的學生——組成了馬來亞民主同盟，總部設在橋北路自由舞廳內舞池上方的几個破舊房間里。他們誘騙老菲利普·何亞廉出任主席，使民主同盟顯得体面。他們需要他作掩護，以便利用民主同盟作為外圍組織。老菲利普·何亞廉是個律師，也是我家的朋友，因為認識他，我偶爾會到民主同盟走動。民主同盟成立的意圖看來倒還合法。英國已經宣布組織馬來亞聯邦，包括九個馬來士邦和檳城、馬六甲兩個海峽殖民地，不包括新加坡。那就是說，新加坡會繼續成為英國殖民地。這是不能接受的。民主同盟要求讓馬來亞和新加坡作為一個整体獨立。
　　菲利普·何亞廉協助起草憲法。我雖然看過草稿，卻沒參与其事。共產党方面認為，憲制改革的主張無關重要，他們要的是全部的權力。民主同盟不過是個外圍組織，目的是動員受英文教育者協助他們實現目標。1948年共產党采取武裝斗爭的形式反對英國，民主同盟宣布解散。
　　在日治時期的三年半里，我目睹了人世間許多不公平与荒謬的事。這段教育，戰爭一結束也就完成了。如果說我因此而獲得一張現實生活的大學文憑，那么，新加坡光复后第一年的所見所聞，則是我的研究生課程。這個時期的情形跟我記憶中30年代殖民地時期的情形大不相同。從拘留營出來的英國文官紛紛回國療養，臨時湊合的政府部門由英國軍管政府臨時官員掌管。
　　擔任主管的英國准將、上校和少校都知道，他們的任期只到复員為止。一旦复員，職務會全部解除，得恢复平凡的平民生活。意識到這點之后，許多人盡量利用手中的權力。他們的需要嘛，唉，跟日本軍官沒什么差別——找些便于隨身攜帶的值錢的小玩意儿，到時帶回英國。因此這類玩意儿很吃香。得到好處后，他們發出許可證和提供稀有物資，給本地人一個發財的机會。但他們跟日軍有點不一樣，他們不欺負人，也不壓迫人。
　　日本人下台了，許多房子空置著。我們得离開華廈的住房，維多利亞街的店屋又不合适，母親和我開始物色新居。歐思禮路是個中產階級住宅區，1942年歐洲人离開之后，一度住的是日本平民。我們在歐思禮路38號和40號找到了兩棟一模一樣的房子，兩棟房子里還有些笨重的家具，但都人去樓空。我們決定投標租下38號。我到敵產管理處找主管吳喬治，他是個在爪哇出生的華人，是我家的朋友。他欣然批准讓我們以戰前租金租下這棟房子。
　　歐思禮路38號房子很大，格局凌亂，共有五間臥室，后面還有三間，最初原是工人房。我們租下之后，很快就住滿了人。韓瑞生夫婦攜帶年幼的女儿從檳城回來，成了我們的房客。后來我動身到英國讀法律時，這里熱鬧得很。這條街上其他房子也都住滿了人，因為戰時遭破坏的房子還沒條件修复，而人口卻增加了。人們從馬來亞和新加坡南部的廖內群島回來。許多華人也像我的表親一樣，從印尼逃難而來。
　　父親重回蜆殼石油公司工作，擔任新加坡巴西班讓倉庫主管。這個時候我得決定怎么謀生。到公開市場做買賣，還是不愁沒錢賺。但貨物种類不一樣了，風險也大了，該買進哪些緊俏的貨物賣給軍人，我可不在行。于是便去找主管公共工程的英國軍官們，向他們打听有沒有建筑工程可做。經過兩三次的努力，終于同軍管亞歷山大路日軍貨倉的一個印度旅談成了生意。我跟一個個頭高、身材瘦削的英國少校洽談，他需要工人清理貨倉內的日本貨，然后把英軍的貨物搬進去。我和原籍上海的朋友劉友霖找了10O到150個工人給他，工資是每人每天2元。弟弟金耀當財政，也負責發工資。每天收工時，由軍方點算工人，付錢給我們，再由我們發給工人。還有些建筑上的活儿另外計算。貨倉工作由1945年10月開始，我一直忙到次年5月。新加坡總工會的活動基本上影響不到我們。除了1月30日和31日罷市兩天以外，工人們天天清理貨倉，把新的貨物搬進去。
　　1946年3月的一天傍晚，金耀領了錢准備發給工人，騎腳踏車回家途中，發生了嚴重事故。一輛羅厘行經維多利亞紀念堂時，不知怎的撞到他，拖著他走了好一段路，几乎把他的左臂給扯斷，他的臉部也受了傷。我赶到醫院看他。我們一家人一向相處得很融洽。金耀見到我，問的第一件事是錢有沒有丟失。我听了不由得心痛。那不過是几百塊錢而已，可見他對工作是多么認真。我盡量安慰他。幸好外科醫生替他動手術，一切順利。不過，他痛了几個月，不能走動。

　　到英國去讀法律

　　我一面擔心金耀的情況，一面也想到尚未完成的學業和對芝的感情越來越深。能不能很快在萊佛士學院讀完文憑課程，我并不樂觀。學院至少要一年后才能复課，我還要多花一年到一年半的時間才能畢業，算起來就要浪費兩三年的時間。我跟母親商量，如果動用她的積蓄和首飾，外加我在黑市和包工賺到的錢，家里就負擔得起我和金耀兩人到英國讀法律課程的費用。于是我打消了回萊佛士學院爭取女皇獎學金的念頭，而計划盡快到英國去。
　　1945年10到11月間，我介紹芝認識萊佛士圖書館(國家圖書館的前身)的管理員，使她當了圖書館的臨時雇員。她一家人搬到了德文莎路一座浮腳樓，离我家有一英里，我經常送她回家。有時我們會中途停下來，到歐思禮路圣諾猶太教堂一個安靜的角落坐下來談心。日本憲兵隊的一個分部過去就設在附近。1945年l1月，我手頭寬裕，買了一輛二手汽車。那是一輛戰前的莫里斯牌汽車，換上了來自英軍的部件。后來生意比較好，几個月后我把它賣掉，賺了一筆，換一輛經過修理的戰前的福特牌V8型汽車。在日治時期，這輛汽車很可能是日軍將領使用的。
　　除夕我帶芝到安珀路振裕園參加一個年輕人的社交集會。振裕園是李浚源夫人在海邊的房子。李浚源夫人是海峽土生華人的老前輩，丈夫去世了，非常富有。社交集會結束前，我牽著芝的手走到對著大海的花園。我告訴她我不打算再回萊佛士學院，要直接到英國讀法律，三年后獲得律師執業資格才回來，問她愿意不愿意等。芝問我知不知道她比我大兩歲半。我說知道，還仔細考慮過了，我少年老成，朋友大多比我大。此外，我要的是跟我同樣成熟的伴侶，不是入世未深、需要我照顧的那种；而另外再找到跟我同樣成熟，興趣也相同的女子，可能性很小。芝答應等。我們沒告訴雙方的家長。要他們同意等那么久，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這就是我們相處的方式：勇敢地面對遇到的個人難題，設法解決，既不躲避，也不置之不理。這次求愛終于開花結果。同年，即1946年，我開始策划如何离開新加坡。
　　3月間我寫信給中殿法學協會，附上劍橋高級文憑考試成績。中殿法學協會是英國倫敦四個培養律師的組織之一。不到一個月就接到回信，說我親自報名就會錄取。當時開始有船開抵丹戎巴葛港，載英軍回國复員。我拿著信找讓我包工的英國少校，問他有什么辦法可以讓我搭上一艘運兵船。少校讓我同負責運送軍隊的軍官接洽。1946年5月間，我見了他的一個下屬。我給對方留下了深刻印象，因為當時很少本地人能說流利的英語，語法和用法都不成問題，又不帶濃重的本地口音。我向他解釋了自己的難題，告訴他戰爭中斷了我的學業，耽誤了我五年的時間，如今中殿法學協會錄取了我。我出示中殿法學協會的來信，說我迫切需要坐船到英國去。對方同情我的遭遇，答應幫我的忙。7月間我接到便條，通知說能安排我登上一艘運兵船，在1946年10月送我到倫敦。
　　在忙碌奔波准備离開新加坡的兩個月期間，我跟母親一起到處尋找能頂得住英國冬寒的毛衣。我們在雙溪路結霜橋舊貨市場找到了用得上的大部分寒衣。雙溪路舊貨市場戰前是買賣賊贓的地方，戰后又活躍起來，專門售賣從英軍那里弄來的物品，其中不少是英國當局送給复員回國的英軍的物品。母親買了一個四角有金屬保護套的大木衣箱，把一張地毯、一床被褥、一件外套、兩件運動衣、兩條法蘭絨褲和一套皇家空軍巴拉瑟亞軍服呢大衣全塞了進去。皇家空軍大衣是向諧街最好的裁縫定做的。
　　動身之前，母親千方百計地要我跟華族女子訂下個名分，免得我將來娶個英國妻子回來。有几個學生帶了英國妻子回來，往往鬧得很不愉快，家人不高興，最后不是婚姻破裂，就是小兩口到英國定居，因為他們無法在英國殖民地社會立足。在殖民地社會里，人們如果不是以屈尊俯就的態度對待他們，就是公開冷淡疏遠他們。母親先后給我介紹了三個背景不錯、社會地位也不差的女子，我卻無動于衷。她們年齡适中，家道丰厚，相貌也可人，就是引不起我的興趣。我有了芝已經心滿意足了。后來我決定把真相告訴母親。母親精明得狠，一發現我打定了主意，將來不大可能帶個陌生的英國女子回來，就不再找人了。她對芝的態度變得像個未來婆婆似的友善親熱。
　　我曾經告訴過母親，芝是柯守智的女儿，在萊佛士學院英文和經濟兩科考試成績壓倒我。在我們制造膠水的那段日子，她也見過芝，到過她的家。芝的父親是銀行家，在華僑銀行辦事。他在爪哇出生，就像我父親和祖母一樣。芝的母親是在新加坡出生的海峽土生華人，跟我母親一樣。我們背景相似，在家里使用同樣的語言，傳統習慣一樣，食物也一樣。
　　芝是在美以美女子中學受教育，16歲考完劍橋高級文憑考試進入萊佛士書院一個特別班，准備爭取女皇獎學金，可惜沒爭到。她后來告訴我，她在等待白馬王子。出現在她面前的王子是我，但我不是騎著白馬前來，而是騎著硬胎腳踏車到來。1940年她進入萊佛士學院。我們在晚宴上和野餐時見面。當時我跟她保持一定的距离，因為我讀第一年，适應方面有些困難；此外我也不急于接近女孩子，還不想找對象。我們偶爾在社交場合和講堂碰面，彼此很友善，但關系談不上親密。1943年到1944年，我們在不同的境遇下重逢。經歷了三年半的日治時期，我身心都成熟了，開始用不同的眼光看她。芝關在公寓里做家務，學華語，有書就看，而且隨時可以參与制造膠水的生意。
　　她生長在一個大家庭里，兄弟姐妹共八人，童年在保守家庭里受到充分的照顧，生活很愉快。家道還算不錯，上學、到萊佛士學院和其他地方都有汽車接送。她家很重視舉止得体。搬到德文莎路之后，有一回我從圖書館用電單車送她回家，讓她坐在后座。她母親見了既惊愕又擔憂，狠狠地訓了她一頓：人們會怎么想呢？誰會娶你？不久，她家又搬回巴西班讓，那里离市區很遠。那時多虧我有了汽車，可以開車子繼續追求她。
　　在1946年9月前往英國之前，我們相聚的時間很長。動身前，我叫住在我家的表弟林哈羅德在一兩天內拍下我們一系列合影。我們當時年紀輕，又相互愛戀，渴望把生命中的這個美好時刻記錄下來，作為我离家到英國三年的紀念品。分別后什么時候能重逢，我們不曉得。我跟她一樣，盼望她能回萊佛士學院，贏得讀法律的女皇獎學金，到英國跟我團聚。她是鐵了心跟我，我感覺得到。我也決心不辜負她。
　　1946年9月16日，就在我23歲生日這天，我登上丘納德公司的“大不列顛號”客輪，在甲板上向她揮手告別。她熱淚盈眶，我也不禁掉下眼淚。父母親、弟妹和一些朋友，還有韓瑞生，到碼頭給我送行，祝我一路順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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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從倫敦到劍橋

　　兩星期后，我坐下來寫信給帕里教授，告訴他我決定离開倫敦經濟學院轉到劍橋。我接到他生气的回信：“讓我告訴你，我們拒絕了其他學生，我還想盡辦法勸學院當局錄取你。你的作為顯示我看錯了你，我不該輕易幫助你……”
　　“大不列顛號”是丘納德公司的6．5万吨客輪，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之前，它的航線是從英國的利物浦經大西洋到美國的紐約。從英國南安普敦開到新加坡的客輪都沒它這么大，速度也沒它這么快。這次，“大不列顛號”滿載著回英國复員的軍人，此外大約有40個亞洲人，多數是華人。每個房艙的搭客，比平常收費時分配的搭客多了一倍，但我能搭上這艘船，就感到高興了。离開新加坡17天后的10月3日，船開抵利物浦。
　　沒有人知道我要來，沒人來接我，我連怎么到倫敦也不曉得，又要确保大衣箱和兩個皮箱跟我一起安全地下船。由香港政府贊助留學的香港學生有倫敦殖民部官員接他們，我事前知道了，決定跟著他們坐順風車。列車深夜開到倫敦，接著我坐的士尾隨香港學生到伯爵閣維多利亞同盟宿舍。分配給我的是底層一個地窖似的沒窗的房間，同樣是雙層床舖位，有如在“大不列顛號”輪船上。同房有大約20個非洲學生和加勒比海學生。這又使我吃了一惊。我一向沒在現實生活里見過非洲人，只在照片上看過。他們身上所發出的奇异气味，跟新加坡各民族群体所發出的大不相同。我毫無心理准備，一夜睡不好。
　　第二天早上，我坐地鐵到市區。按照宿舍女總管的指點，在銀行站下車，很快在格雷斯丘奇街找到了有利銀行。我身上有張有利銀行的300英鎊匯票。我開了個戶頭，提出30英鎊，然后直奔中殿法學協會。我把院方來信、劍橋高級文憑、出生證明書和身份證明書(當時新加坡還沒設立護照辦事處)一起交給柜台書記。接著注冊交費，拿到一張證明我是中殿法學協會學生的學生卡。一切手續的辦理方式都很隨便，談不上有什么人情昧。中殿法學協會許多地方都被炸坏了。圖書館設在一所瓦楞鐵皮圓頂、水泥地的臨時房子里，沒有餐廳。給學生的指示并不多。
　　接著我得找住所。我在電話簿里查到基督教青年會的地址，搭地鐵到托特納姆考特路。我向秘書解釋自己處境困難，問他能不能讓我租個房間。他答應了，但只能租三天。分配到的房間只住我一個人，有張單人床，配上洁白的床單；有張小書桌；還有洗臉盆，也有熱水。廁所在外面，是公用的。總的來說，房間陳設簡朴、干淨、實用。這下我輕松多了，馬上搬進去。基督教青年會會所底層有個游泳池。我在新加坡的時候經常游泳，便帶了泳褲到游泳池去。看到蒸气從水里冒起，我滿怀高興，預料水是溫暖的，也許比新加坡的海水還溫暖。我跳進水里，不禁大吃一惊。冰冷的水使我透不過气來，只覺得肺部簡直要爆炸，于是我就盡量快速游動，以促進血液循環。我不曉得在寒冷的气候里，水里的一點溫熱，竟然會在空气中引起冷凝作用。
　　隨后我天天到漢普斯特德一帶找房子，每隔三天就得向基督教青年會要求續租房子。我發現漢普斯特德不是殖民地學生聚居的地方，它离中殿法學協會很遠，卻不像伯爵閣那么邋遢，是個好得多的住宅區。基督教青年會秘書給我最后一次的租期是12天。到期后，我發現菲茨姜道8號有房間出租。菲茨姜道是條美麗靜謐的大路，兩旁都有樹木，走不遠就是瑞士村地鐵站，13號巴士的車站也很近。我搭13號巴士就可以直接到靠近倫敦經濟學院的斯特蘭大街。
　　我還得進人倫敦經濟學院，那不是件容易的事。兩個星期前學期已經開始了，回國的复員軍人要進大學的太多了。我要求見法律系系主任帕里教授，向他解釋日治時期我損失了三年半的時間，這回幸虧搭上到英國的運兵船才能這么快就來到英國。我還不知道原來可以把申請表格先郵寄過來。我拿出劍橋高級文憑考試成績，證明自己是1939年新加坡和馬來亞最优秀的學生，說服他相信，我雖然逾期入學，但要赶上其他同學是完全不成問題的。他同情我，錄取了我。
　　在歐洲六年戰爭時期，几乎所有英國青年都被征召入伍。六七屆學生的學業因此中斷了，他們不得不在完成學業之前當兵。戰前進不起大學的青年，現在有資格申請退伍軍人補助金，結了婚的還可以獲得妻子和子女津貼。他們是從戰場上回來的軍人，態度嚴肅認真，渴望彌補失去的時間，決心取得成功。
　　當時只要講師和講堂排得過來，所有英國大學都盡量招收學生。倫敦經濟學院爆滿了，學生常常連坐的地方都沒有，只能站著。這里通風設備差，冬天想開窗透點新鮮空气的人最不受歡迎，很快就有人前來把窗子關上。在學生過多的情況下，來自殖民地的學生就得排在第二位。他們沒打過仗，沒犧牲過自己的事業，英國學生自然有權优先獲得所有大學的學額。其他學生主要來自白人地區——加拿大、澳大利亞、新西蘭和南非。來自殖民地的少之又少。
　　生活很奇特。倫敦經濟學院像座忙碌的酒店，跟新加坡萊佛士學院完全兩樣。萊佛士學院生活既悠閒又优雅，學生住在宿舍里，可以优哉游哉地走去講堂，或到休息室閒聊。輔導課每次只有兩三名學生參加，最多是四名。倫敦經濟學院卻是座多層建筑物，學生坐電梯沖上沖下，人人都忙著到一些地方做一些事，听課必須分秒必爭。我在倫敦經濟學院听完一堂課．就得沖過斯特蘭大街到國王學院听第二堂，然后搭地鐵或巴士到尤斯頓倫敦大學學院听第三堂。三所學院當中，倫敦大學學院環境最好，因為它离開倫敦中區熱鬧地帶，學院內還有醫院，比較有學院气氛。
　　第一學年初期，倫敦經濟學院大門正廳出現了一個有意思的場面。大約有一個星期時間，代表各個俱樂部——工党俱樂部、自由党俱樂部、保守党俱樂部和社會主義俱樂部——的學生站在貼著俱樂部海報的臨時小窩棚旁邊分派小冊子，招收新會員。最積极地向殖民地學生宣傳的是共產党人，他們成立了“社會主義俱樂部”。我跟所有俱樂部都保持一定的距离，認為最好是慢慢摸索著前進。
　　在“文化震蕩”這個短語出現之前，我也受到了“震蕩”。气候、衣著、食物、种族、風俗、習慣、街道、地理、旅行安排都不同。除了懂得英語和具有少許英國文學知識，以及過去跟英國殖民地官員有過交往以外，其他對我來說一概生疏。
　　現在我一星期花6英鎊租了一間大臥室兼起居室。對一個沒收入的人來說，這是個大數目，幸好還供應早餐。臥室里有個煤气爐，也有個可以拉動的煤气圈。我得把几個先令塞進一個計量表里，才能生火煮飯。做飯成了苦差事，食物一律要配給。可以不用配給票進餐的餐館則貴得很。買來的配給品我不懂得怎樣煮來吃，況且分量也不夠。即使分量夠，我也不曉得怎樣分開一星期食用。我沒有冰柜，那時也還沒有人撰寫有關如何在大臥室兼起居室里的煤气圈上煮東西的書。
　　我有過慘痛的經歷。煮牛奶溢了出來，熏咸肉、牛排和肉塊煎得縮水，在房間里留下濃重的气味，冒著天寒打開窗戶和門通風，几個小時后依然不散。睡衣和布帘都有味道，可怕得很。三所學院餐廳的午餐都使人發膩，難吃得要命。為了換換口味，我有時光顧萊昂街角餐館或它的分店。那里的食物也同樣膩人：冷肉煎餅面多肉少，否則就是用油酥煎的香腸。我只好蘸芥末吃，外加小圓面包和牛油。
　　晚上又冷又寂寞。每天晚上我跟許多英國白領文員一起搭地鐵到瑞士村地鐵站，不必再到殖民地學生聚居區，感覺很好。但在住所里總是孤零零的一個人。由于沒有公共的餐室和起居室，人人都進自己的房間關上門，早上早餐有人送進來或自行解決。家務遇到困難，不知該怎么辦，我便找英國女孩子幫忙，她們是合租頂樓的六個年輕的辦公室秘書。她們教我到哪里買肉，沒有冰柜怎樣讓牛油牛奶保鮮(留在窗沿保凍，放在屋里會發酸)。
　　同學教我把手巾洗了挂在洗臉盆的鏡子上晾干，可以省下6便士，這卻不适用于襯衫和內衣。通常襯衫穿不上一天便會被倫敦的煤煙弄髒。我异常气惱，不為什么大事，而是我在新加坡認為理所當然的小事。在家里我一切需要都有人照顧。飯有人煮，皮鞋有人擦，衣服有人洗，也有人熨，而且要什么就有什么。如今我樣樣都必須自己動手。生活非常累人，外加要花很多時間走路。路走得太多，坐巴士和地鐵時間也太長，我疲憊不堪，沒有足夠的精力坐下來靜靜讀書和思考。
　　一天在倫敦經濟學院上完憲法輔導課之后，我找講師談話，他叫格蘭維爾·L·威廉斯。根据倫敦經濟學院的記錄，他來自劍橋大學圣約翰學院，在那里考取了博士學位。我向他打听劍橋大學和那里的生活情況。他說，劍橋跟倫敦大不相同，是個小鎮，就靠大學生存。那里生活悠閒得多，學生和教師都騎腳踏車代步。听起來很吸引人，我決定去走走。

　　決定轉到劍橋

　　1946年l1月底我到劍橋去，遇到了萊佛士學院的學生黃塞西爾。他進了菲茨威廉宿舍，那是個非院校机构，專門收比較窮的學生，收費也低得多。塞西爾帶我去見菲茨威廉學監威廉·撒切爾。學監的職位相當于一所學院的院長。撒切爾給人印象深刻。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在佛蘭德斯受了重傷，臉上留下疤痕，榮獲了軍事十字章。由于硬顎受過傷，說話受影響。他強烈信奉基督教原則，對發奮圖強的不幸者很有同情心，教師和學生都很尊重他。我把自己的難題告訴了他，不知怎的他喜歡上了我。那年的春季學期定于1947年1月初開課，他表示准備在這個學年錄取我，只要塞西爾愿意讓我住進他的房間。塞西爾馬上答應了。我既感激又喜出望外，回倫敦辦好應辦的事，收拾了行裝。1月初我在國王十字車站坐上火車，大約兩小時后到達劍橋，轉坐的士到貝爾沃路36號塞西爾的住所。
　　兩星期后，我坐下來寫信給帕里教授，告訴他我決定离開倫敦經濟學院轉到劍橋。我接到他生气的回信：“讓我告訴你，我們拒絕了其他學生，我還想盡辦法勸學院當局錄取你。你的作為顯示我看錯了你，我不該輕易幫助你。你的忠實的D·休斯·帕里。”收到信后我決定親自去見他，解釋自己為什么离開倫敦。我到他的辦公室面對他，准備接受應得的處分。我敘述了自己在第一學期所面時的生活問題：從一個小城市，來到一個有几百万人口的大城市，人人都匆匆忙忙地以快得不得了的速度做事，我感到不知所措。此外我也照顧不了自己。
　　他听了我的傾訴，看來相信了我所說的一切。他對我說，我早該告訴他這一切，他本來可以安排我住到宿舍里，我的一切需要都會得到照顧，語气几乎是原諒了我。如今回顧那些歲月，我為自己沒留在倫敦感到慶幸，留下的話日子肯定不好過。但他特別照顧我、我卻辜負了他，總感到后悔。70年代末期他出任倫敦大學校長，我成了新加坡總理，一度想寫信給他，最后認為最好還是忘了過去。也許我是應該寫信的，告訴他我沒忘記他的恩典。
　　不過倫敦也不是沒有优點。對未來的律師來說，這里可以借鑒的地方很多。在倫敦經濟學院的第一學期，政治學教授哈羅德·拉斯基就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跟其他許多以前沒修政治學的學生一樣，听了他的一些課。他個子小，長得不起眼，頭腦卻靈活极了，說話很有魅力。他的馬克思主義的社會主義理論，對許多殖民地學生產生了深刻的影響。不少人后來掌了權，他們自認為從拉斯基那里學來了理論，并根据他的理論推行不恰當的政策，結果搞垮了本國發展不足的經濟。多虧我在執政之前，在能起坏作用之前，就看到了多個經濟体失敗的經驗。從而提醒我這樣做是危險的。
　　在接触這類政治主張之前，我在萊佛士學院第一年上經濟課時，至少是在征稅的課題上，已被灌輸英國社會主義的价值觀。基本經濟教科書是溫和社會主義者貝納姆的著作，公共財政教科書是戰后工党財相多爾頓編寫的。他們所用的術語臆斷一些稅收是進步的，另一些是退步的：所得稅是公平進步的，因為賺得多就得多繳稅，稅率也更高；對食鹽和進口貨征收一律的稅額或征收國產稅是退步的。這些社會主義价值觀損害了英國的經濟成長。倡導這樣的主張的人沒考慮到人性的特點，因為累進稅會扼殺勤奮工作和創造財富的主動性，尤其是扼殺了有本領、有能力這樣做的人。

　　拉斯基的社會主義理論

　　我听過兩三次拉斯基講課，那是我第一次接触社會主義理論，立即被吸引了。世界上每一個人在生活中都應該机會平等，在公平和井井有條的社會里，不應由于人們或他們父母的地位而出現貧富懸殊，這樣的主張我認為是非常公平的。我對不同的种族和人民，都不分彼此。我們是英帝國的一部分，我相信英國人是在犧牲英籍其他民族人民利益的情形下過著优裕的生活。因此，拉斯基和倫敦經濟學院當時所倡導的主張對殖民地學生有吸引力。我們都要獨立，都要保住自己的財富。
　　我當時以為，有沒有財富，主要取決于有沒有領土和自然資源，雨量是否充足，是否有可發展農業的肥沃土地或林地、有价值的礦藏和石油、天然气。只有在掌權若干年以后，我才認識到，新加坡不同种族的表現不一樣，同一個种族內部各類人的表現也不一樣。我嘗試過以好些方式來縮小差距，都不成功，只好逐漸得出結論：起決定性作用的是人──他們的天賦才能，加上受過的教育和訓練，以及他們和他們政府的組織結构。知識和對技術的掌握，在創造財富時是至關重要的。
　　奪取領土的斗爭曾導致后果不堪設想的戰爭，誰也不是贏家。但自從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來，通過國際貿易和交換貨物勞務進行的競爭，使參与的所有國家的產值得到最大限度的增加。為了爭取最高的國民總產值，人們必須在自由市場里相互競爭，同時在大体是自由的市場里跟其他國家競爭。但我不相信在我逗留英國期間，任何殖民地學生都了解這一點。他們以為，取代了离開的英國人，他們會自動富起來。
　　拉斯基的社會主義理論中有不少馬克思主義的分析。馬克思主義者認為，人确實通過擁有更多資本和權力剝削其他人，由于人的產值超過他維持生存所需要消費來的數量，雇主或地主因此可以拿走多余的部分，這個看法我同意。我之所以討厭共產党人，根源在于他們采用列宁主義的方法，不在于他們的馬克思主義理想。日本投降后，我見過馬來亞人民抗日軍在新加坡如何殘酷無情，他們立即向被怀疑當過奸細或出賣過他們的事業的人報复，根本不設法證明對方有罪。甚至他們所穿的制服，所戴的軟布帽，他們的言談舉止傲慢自大、咄咄逼人，也都使人反感。我發現，倫敦經濟學院的共產党人同樣熱心地向人強行灌輸他們的看法，利用一切手段(包括利用准備跟孤獨的殖民地學生交朋友的年輕婦女)，迫不及待地促使人們改變信仰。
　　我也在英國報紙上讀到，蘇聯人曾經利用占領軍，在波蘭、捷克斯洛伐克和匈牙利建立共產党政權。兩件事使我感到反感：捷克斯洛伐克外長馬薩里克被殺害，從窗口墮地“跌”死，共產党人因此可以接管；匈牙利紅衣主教明森蒂挺身為自己的天主教信仰辯護，受到了騷扰，不得不躲進布達佩斯美國大使館避難。劍橋法律學院講師杰克·哈姆森是個天主教徒，他對這些事情气憤得不得了。消息傳來的當天早上，上課時他花了一小時不講契約法，卻大談蘇聯共產主義的邪惡，給我留下了深刻印象，也使我對共產主義更加反感。
　　但是建立平等、公正和公平社會的主張，對所有殖民地學生都有吸引力。英國費邊主義者１建議一步步地走向這個理想社會，那就不必砍富人的頭，不必沒收他們的財富。一切分階段進行，不扰亂經濟，不制造社會動亂，通過征富人一輩子的稅，通過在他們去世時抽重重的遺產稅，便能剝奪他們的財富。這一來，他們的子女就得在跟窮人子女平等的基礎上從頭開始。我當時看不出有什么破綻。我年紀太輕了，不知道英國律師在訂信托契据時巧妙得很，使政府難以征收太多遺產稅。
　　費邊主義方式深深吸引了我。從英國回來后，我訂閱他們的雜志和小冊子多年。但是到了70年代初期，他們的不諳世事使我感到絕望。有一期雜志的內容令人難以接受，那是有關教育的。兩個校長寫了一篇嚴肅的文章說，英國的綜合學校制度失敗，不是因為辦學方法不對，而是因為最优秀的教師仍然在教最优秀的學生。文章認為最优秀的教師應該教最差的學生，后者需要前者教導才能獲得平等，好學生無淪如何都會有好成績。這种強求一致的主張我可受不了，于是不再訂閱他們的雜志。
　　對于馬克思主義，我所獲得的最有价值的教訓，是在1955年到1959年學華語的時候。雄心勃勃的工會親共活躍分子几乎天天午餐時間都到我的辦公室來教我一小時，有時晚上到我家再教。他們用《人生觀》等書名吸引人的小書教我，實際上是在宣傳通俗化的馬克思主義毛澤東思想。但最發人深省的，是跟老師一起讀毛澤東原著。一篇有關共產党人如何摧毀敵人的文章，使我對毛澤東的看法感到不安。文章題目是《關于正确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非對抗性矛盾是人民內部矛盾，對抗性矛盾是敵我矛盾。分析的關鍵是“人民”的定義。根据毛澤東的精确分析，“人民”的定義因時間和形勢而异。例如當中國人民反抗日本侵略者時，反對日本的都是人民，因此國民党是人民。1945年抗戰胜利后，敵人日本被打敗了，國民党在中國掌權，代表民族資本家和地主剝削群眾，國民党成了敵人，反對國民党的都成了“人民”。我讀毛澤東辯證法這個樣本時得出結論，一旦英國人离開新加坡，如果人民行動党執政，我就會變成敵人。毛澤東說：“對敵人不能仁慈。”

　　另一番新天地

　　劍橋就在北海風可以吹到的平坦的沼澤地以南，比倫敦冷得多，也潮濕得多。1946年的冬季是50年來最寒冷的，也是最漫長的。盡管如此，在倫敦待過之后，劍橋是另一番天地。在戰爭剛結束的年代，這個地方上的集鎮宁靜安詳。車輛不多，腳踏車不少，私人汽車只有三几輛，外加一些巴士和卡車。多數大學教師、學院研究生、導師、講師和教授都騎腳踏車，包括菲茨威廉學監本人和一個受人尊敬的、名叫溫菲爾德的在大學執教的律師。后者75歲左右，騎腳踏車動作還挺麻利。大學生活跟萊佛士學院差別不大。
　　我花8英鎊買了一輛腳踏車，二手的，還管用，但跟我1939年在新加坡買的漂亮的禮里牌腳踏車自然不能相比。這是一輛設備十分簡單的腳踏車，20多年來由學生們一手轉一手地傳下來。車把前有個柳條籃子，用來放書籍、學生袍等東西。腳踏車沒有鏈罩，我跟大家一樣，騎的時候用夾子夾住褲管。這里的生活叫人不滿意的地方有的是，可健康多了，也愉快多了——沒有煤煙，沒有塵埃，沒有喧鬧的車輛來往，沒有巴士，也沒有地鐵。我精神振奮了。
　　我很快就适應了新的生活方式。我騎腳踏車到處逛，下雨也不例外。買了件連帽粗呢風雪大衣，這是海軍部的剩余物資。風帽既能保持頭部干爽，又能撩到背后。雖然氈不如羊毛那么暖和，但也頂事。三餐問題不大，自己不再煮了。菲茨威廉的食物還是以英國傳統方式烹調，談不上可口，但比較有營養，有足夠的碳水化合物和蛋白質。深海鱈魚和大比目魚都很老，不像我在新加坡吃慣的近海魚那么好吃。完全沒有配菜。所有菜看都加鹽和胡椒，有如在“大不列顛號”一樣。不時會有奇特的葷菜，像鯨魚肉，腥得不得了，難以下咽，還有罐炖野兔肉，這是英國佳肴，可我始終不喜歡。我在清洁潮濕的沼澤地騎腳踏車，吃得又不差。1952年回新加坡后，蒙蒂羅醫生替我用X光檢查肺部，他通知說我在英國讀書時期患過輕微的肺結核，幸好痊愈了，在X光片里只顯現白色的一塊。無論如何，我還是為能到劍橋讀書而高興。留在倫敦的話肯定好不了。
　　為了鍛煉体魄，我決定參加划船俱樂部。最初不是坐船到河里，而是在河邊練習划槳，坐在一艘不動的練習艇里，接受如何握槳，如何伸展身体往后拉以及把腳放在什么地方的訓練。經過三星期每星期兩次的訓練之后，我便正式划船。第二個定期下河划船的日子，下午有暴風雪，我以為練習會取消便沒去，過后受到了嚴厲的責備。七個船員和舵手都到了，由于我缺席，湊不夠八個人，划不成。我認定英國人必定是瘋了，于是放棄划船，离開俱樂部。從此騎腳踏車從宿舍到講堂听課，听完再騎到菲茨威廉用餐，借此鍛煉身体。
　　法律系第一年預備班學生人數大約只有30人，比倫敦的200人少得多。上大學的多數是前國民服役人員，他們獲得特許，讀兩年便能考取學位，不必三年，因此直接進入第二年。他們是跟我一起讀第二年。在這之前，我得讀第一年預備班，總共要讀三年。所以，第一年跟我在一起的英國學生是直接從中學來的十八九歲的年輕人，我當時已經23歲。還有几個學生來自馬來亞，包括20歲的楊邦孝，他來自吉隆坡(90年代他擔任新加坡大法官)。我第一個學期沒上課，邦孝借筆記繪我。筆記寫得很工整，很全面，對我沒听過的課做了很好的概要記錄。他的筆記是我求之不得的，因為劍橋課程標准所規定的科目跟我在倫敦第一年的課程不一樣。倫敦的水平更高，包括憲制法和契約法。劍橋要學生先了解歷史背景，所以必須修英國法律制度，這在律師考試里是完全沒有關連的。對于羅馬法，倫敦和劍橋的重點也有所不同，但我應付過去了。我非這樣做不可。在大學的复活節假期里，我拼命補完沒學過的功課，赶上了其他同學。到5月第一年淘汰考試舉行時，我已經准備得不錯了。
　　嚴冬過后是愉快的夏天。樹木蔥蔥郁郁，劍橋煥發出新的光彩，學生都穿上顏色鮮艷的上衣，我心情也愉快得多。三個星期后的6月，考試成績在評議會揭曉時，我欣喜雀躍。我和另几名學生考獲一等榮譽。我拍電報把好消息告訴父母。
　　學監只憑我過去的學業成績，就讓我直接進入第二學期，我為沒叫他失望感到高興。同學們都管學監叫比利·撤切爾。我在菲茨威廉停放腳踏車，准備進去吃午餐時，他看見我，停下來祝賀我。我可以感受到他十分滿意。1946年12月我見到他的時候，他告訴我：“李，當你到劍橋來，你是來參加一支特別的隊伍，就像參加近衛騎兵團，不只是參加軍隊而已。你得出人頭地。”我回答說會設法爭取一等榮譽。他嚴肅地望著我說：“李，拿不到可別失望。在牛津和劍橋，你需要有天才的火花，得与眾不同，才能獲得一等榮譽。”當劍橋的考官們認定我与眾不同時，我心中的石頭才放了下來。

　　傳來最好的消息

　　我買了一輛二手摩托車，那是軍方剩余的舊物資，樣子不怎么好看，引擎卻不錯，花了我60英鎊。突然之間，我變得能夠快捷地來來去去。我到劍橋鄉下到處兜風，到那些坐巴士和火車到不了的地方觀光。遇到農民豎立告示牌招請工人來采櫻桃或草莓也歡迎其他人來買的地方，我會停車下來買。6月底芝寫信告訴我，她考到了一等文憑，現在大有希望贏得到英國讀法律的女皇獎學金。我有把握她會贏得獎學金。臨近7月底傳來了最好的消息。芝從新加坡拍來電報說，她獲得了女皇獎學金。但是在1947年10月開始的學年，殖民部找不到任何大學可以讓她就讀，她必須等到1948年。我開始動腦筋，看看如何能使她到劍橋來。
　　我去找菲茨威廉的主管書記巴雷特。他年近50，長得肥胖，既能干又有經驗，來來去去的學生多的是，他都見過了。他知道學監喜歡我。我告訴他，一個新加坡女朋友很聰明，獲得到英國深造的最好的獎學金，想讀法律，不曉得怎樣才能在秋季學期開學前及時進人劍橋。他眨了眨眼對我說：“你知道學監跟格頓學院的女院長巴特勒小姐很熟，如果你能求學監跟巴特勒小姐說情，情形可能不一樣。”既然有這种可能，我當然高興。
　　离新學年開學只有兩個月。我要求見學監。他不但接見我，還愿意幫忙。8月1日他寫信給巴特勒小姐，為了保險起見，也寫信給劍橋另一所女學院紐納姆學院的院長。兩邊都立即回信。紐納姆准備在1948年錄取。巴特勒小姐更積极，准備在1947年10月提供一個特別保留的學額，只要芝具備入學資格。撤切爾寫信繪我，把兩份答复都附上。我赶到設在卡姆河畔銀街附近的考試委員會，告訴他們芝是在1936年參加劍橋高級文憑考試的。他們查出她考試成績优异，是當年名列第一的學生；我拿到了一份查核過的考試成績副本。
　　接著我寫信到格頓學院，要求見巴特勒小姐，她表示愿意見我。8月6日早上，我依約見她。我告訴她，我的朋友柯小姐很聰明，比我還聰明，在萊佛士學院就讀期間曾多次排名第一，名次在我之上。我也說，我遲了一個學期才來劍橋，在第一年淘汰考試中考得一等成績，相信柯小姐也會一樣。巴特勒小姐戴眼鏡，頭發銀白，有點富態，外貌慈祥，待人友善。一個華族青年贊揚自己的女朋友學業成績比自己好，把她給逗樂了，她很想知道這個女孩子是不是那么出類拔萃。同一天我拍電報告訴芝：“格頓學院接受你入學。公函隨后就寄出。現在就做好准備吧。”
　　8月底芝在新加坡登上一艘運兵船。10月初，她終于抵達利物浦。我在碼頭上焦急地等待著。分离一整年之后再見到她，我興高采烈。我們立刻啟程，坐火車到倫敦。在倫敦，事前我已經向一個英國同學借來一輛莫里斯·牛律牌汽車，我駕車載著芝到處觀光，甚至在當天帶她到布賴頓看舖滿小石子的海灘。在倫敦逗留五天后，我把汽車還給同學，兩個人坐火車到了劍橋。

　　學監的回信

　　這時我已經适應了劍橋的生活，雖然老馬識途，但還是遇到新的問題。菲茨威廉的初級導師兼財務總管龐茲分配給我的房間，是在劍橋以南三英里的地方，我嚇呆了。格頓學院是在市鎮的北邊。我千方百計物色离芝比較近的房間，始終找不到。龐茲不講情，我向學監上訴，他的回信語气很慈祥，但不乏一絲冷冰冰的幽默：


　　親愛的李：
　　……你申訴說要去看未婚妻路途遙遠，或者說是妻子吧，因為你顯然希望她會成為你的妻子。實際的路途不像你所說的那么遠，尤其是在愛情提供了動力的時候。我不曉得你有沒有讀過偉大的神話，但你會記得，有位先生天天晚上游過博斯普魯斯海峽，為的是見他心愛的女子。与此相比，到格頓是小事。不幸的是，一天晚上那位先生游過海峽時淹死了，但你是否非得在路上因疲乏而死，我很怀疑。然而如果你能在格頓附近找到房間，我們會盡力跟你配合，發出許可證。所以，如果你想去找找看，就找找吧。
　　順便說說，格頓學院會不會賞識你那么快跟這個少女結婚，我沒把握，因為他們會順其自然，而且是恰當地假定，在愛情的最初的光芒下，人們只會花很少時間讀書。但我太老了，不能對一個男士和他心愛的人提什么忠告。
　　　　　　　　　　　　　　　　　　　　　　　　　 你的真誠的
　　　　　　　　　　　　　　　　　　　　　　　　　W．S．撤切爾


　　一星期后，我在菲茨威廉附近的“哈里斯上尉的馬廄”找到一個房間。哈里斯上尉養馬和獵狐狗，我是他唯一的學生房客。租金很貴，光是床舖和早餐每星期9英鎊，洗澡等其他服務另外算。我別無選擇，方便嘛。隨后兩年我就住在這里，直到1949年夏天离開劍橋。
　　現在可輪到芝面對“文化震蕩”了。冬天她不習慣穿用厚呢絨做的衣服和笨重的大衣，還有那用羊毛襯里的長靴。呢絨衣是用衣料配給票買來的；這些衣物壓得她好不辛苦。何況格頓學院又是在市鎮西北兩英里的地方，她不會騎腳踏車，只好乘巴士去上課。她的方向感一向不算好。今后只好靠她自己去闖了。
　　但是，她運气很好。她接受我的建議，第一年選修經濟學，准備參加第一階段榮譽學位考試。由于她當年在萊佛士學院念過經濟學，功課應該不難應付，所以有閒余時間可以修讀法科。可是，當經濟學研究主任，一個名叫瑪喬里·霍蘭的美國人，發覺芝已經在萊佛士學院念過三年的經濟課程后，認為再讀下去是浪費時間，便叫芝去見她的丈夫哈里·霍蘭教授。當時，霍蘭教授是法學院里權力很大的人物，也是三一學院的特別研究員。他幫芝取得特別通融，即所謂豁兔權，她可以直接參加法科第二：階段的資格考試。這跟另一所受承認的附屬大學的畢業生所享受的优惠待遇相同。然而芝直接修讀第二年的課程，并非一帆風順，她還得适應這里的地理環境、食物、气候，以及諸如羅馬法之類的新科目，還有講師們的奇腔怪調。有一名愛爾蘭講師所講的話，听起來不知所云。
　　經過几個星期的大幅度調整之后，芝對我說，她發現我跟以前完全不一樣。過去我是一個開朗、樂觀的活躍分子，沒有事情能夠難倒我，而且能盡情享受人生的樂趣；現在可不同了。盡管我深得人心，受比利·撤切爾的特別照顧，而且在1947年陽光燦爛的夏季里心情特別愉快，但我卻似乎變成了一個強烈的反英分子，尤其是心中萌生要鏟除英國對馬來亞和新加坡殖民統治的意念。我在倫敦和劍橋的一年里，思想的轉變逐漸具体化。這种變化從1943年日本占領新加坡時期便開始了。如今我所看到的，是英國本土的英國人。我怀疑他們是否能本著新馬人民的利益治理這兩個地區。在新馬的英國人對推動殖民地的進步毫無興趣，他們所在乎的是這些殖民地給他們帶來的高級職位和丰厚薪金。在國家的層次上，英國人所關心的，主要是如何輸出馬來亞的樹膠和錫，賺取美元外匯，以支持百病叢生的英鎊。
　　芝談起我的思想如何轉變之后，我開始自我審察，看看這种轉變到底是怎么發生的。莫非是我在英國勞動階層當中所受的种族歧視引起的？這些英國低層人士，包括男女巴士剪票員、商店女售貨員和餐館的女招待，加上我在漢普斯特德找房子時碰到的几個女房東。好几次，我到瑞士村地鐵站附近接著“空房出租”牌子的房屋詢問時，女房東一發覺我是華人，便說房間已經租出去了。后來，我為了避免再碰釘子，便先打電話告訴女房東說我的名字叫Lee，拼寫起來是一個L加上兩個e，但我是華人。如果她們不愿把房間租給華人，可以當場拒絕，兔去我登門詢問的麻煩。
　　我所碰到的英國上層社會人士，如劍橋大學和中殿法學協會的教授、導師、秘書和圖書館管理員，都很有教養，而且彬彬有禮，樂于助人，只是有點拘謹。英國學生大体上都舉止文雅，甚至很友善，一般都表現得很得体。當然，每一回碰到運動隊伍爭名次，或是大學的校隊隊員和替補隊員爭資格時，种族歧視便抬頭了。亞洲學生几乎不可能加入板球、擻攬球或划船等主要的運動隊伍；划船隊是最受尊崇的。
　　不過，如果說這一切都出于种族歧視，也不盡然。階級制度也是症結所在。對我這個來自年輕而且富流動性的移民社會的人來說，這是另一种奇异現象。即使在白人學生當中，那些出身于著名公學的，也處在有利的地位。至于其他學生，他們之所以渴求學院的院旗，是因為將來可以把它列入履歷表，而且可以作為未來干大事的墊腳石——任何學生只要具有划船校隊隊員的資格，未來的職業便有了保障。同樣道理，一個學生如果當上劍橋學生聯合會主席，便有助于成為工党或保守党選區的未來候選人，或是在這些政党的研究局謀得一職。

　　要考最好的成績

　　我對這些額外的活動不感興趣。我決定集中精力設法考到最好的成績，因為一旦考到第一，我回新加坡時，情況就不同了。另一方面，我很渴望同工党的政治領袖接触，特別是同那些能夠幫助我的人接触。我的愿望是早日結束英國的殖民統治，建立一個包括新加坡的獨立的馬來亞。工党比保守党較為同情英國殖民地的獨立愿望。在我參加的集會中，英國保守党人仍然以低沉、圓潤的聲調，大談“英王与帝國”。我也希望同將來可能在主要政党里頭扮演重要角色的英國學生接触。在我日后同新加坡和馬來亞的殖民當局糾纏不清時，這种聯系自有好處。因此，我抱著濃厚的興趣，開始研究英國的政治制度。
　　英國的國會民主制度，似乎能發揮很好的作用。一場包括經濟、社會和政治等方面的惊人革命，正在我眼前和平地展開。1945年5月，英國選民把丘吉爾和他的保守党推下台，雖然丘吉爾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為英國爭取到胜利。選民把艾德禮和工党擁上台，因為他們答應給英國帶來歷史上最深遠的改革。艾德禮政府履行的綱領，目的在于創造一個福利國，負責照顧英國各階層人士從生到死的福利。可是，反對党卻沒有提出強烈的抗議，也沒有街頭流血事件。只有保守党議員在國會和選區里就人們的負擔能力這一課題展開辯論，聲稱改革應有所節制和按照常識辦事時。才使用激烈的言語。這一點給我留下的印象最深刻。
　　國民保健服務法案于1948年通過后不久，我到劍橋攝政街一家眼鏡店領取所配的眼鏡。我預料這副眼鏡需要五六英鎊。在柜台旁，眼鏡店老板驕傲地對我說，我不需要付錢，并請我在一份表格上簽名。我很高興，心想，這樣一個文明社會，确實能使人民過著优雅的生活。几個月后，我在牙科診所也碰到同樣的情形。至于學院的醫生，他連請我在表格上簽名也省了，因為我已經在他的病人記錄簿里登記了。這又使我留下了极深刻的印象。當然，我是英籍民，有權享受新制度給予的福利。不過，報上的消息說，許多法國人和其他歐陸人士也紛紛到英國看免費牙醫。我想這未免太過分了。但當時法國人的确比英國人窮得多。我對英國人所進行的改革，深表欽佩。
　　給我印象最深的，是制度本身的公平。英國政府創造的社會，使每一個人——不論貧富，也不論是屬于上層、中層或下層階級，都能有相當不錯的生活水准。這期間物資仍然缺乏。戰時開始實施的糧食衣物配給制度，一直延續到50年代中期才由保守党政府取消。但是，茶、糖、巧克力、牛油、肉類、熏肉和雞蛋的配給，卻取消不了。經濟耐用的布料市面上有的是，价格也合理，只是非憑配給票購買不可。
　　當時我年紀還輕，滿怀理想，根本不了解政府的負擔是何等沉重。更糟的是，在這么一個平均主義制度下，每一個人所感興趣的，主要是他能夠從共同資源中得到些什么東西，而不是他應該怎樣工作，為共同資源做出貢獻。其實，個人設法多賺錢，以改善生活條件，在人類進化史上，是進步的動力。我是到60年代掌管新加坡之后，才了解政府負擔的沉重。小如彈丸的新加坡，比英國窮困得多，在想到要如何重新分配財富之前，我面對的挑戰是如何開拓稅源和創造財富。因此，當時根本無法談論重新分配財富的問題。
　　這期間，我從家書和英國報紙的零星消息中，得知新加坡眼看就要發生麻煩了。馬來亞共產党正挑起工潮和引起社會不安。罷工罷市、政治騷亂時有所聞。到1948年6月，馬共開始在內地射殺英籍樹膠園主。馬共游擊隊又回到森林里去，殖民地政府宣布馬來亞進入“緊急狀態”。而在公開的憲制舞台上，根本看不到任何政治力量，只有一些軟弱無力、毫無骨气、受英文教育的領袖，他們巴不得順應和討好英國統治者。我深切感到在我這一代人回到新加坡的時候，我們必須填補這個政治舞台。我于是加人劍橋大學工党俱樂部，并經常參加他們的集會，特別是每逢星期五晚上，工党政府的部長到俱樂部暢談該党向國會提出的各种綱領時，我一定出席。

　　難得的教訓

　　這是一個令人振奮和變革的時代，也是民主社會主義發揮作用的時代。一切都顯得那么開明。工党政府的衛生部長貝文以极端刻薄的言詞，指保守党“連害虫也不如”后，便使國民保健服務法案在國會通過。工党也替地方當局興建了許多房屋，以低廉的租金出租，它們是靠政府大量津貼，才能把租金壓低的。工党也擴大福利的范圍，以确保“安全网”能照顧到所有不足以應付最低生活需求的人家。對我來說，他們的最低生活需求，跟我記憶中新加坡被日本人搞得一窮二白之前的情況相比，簡直是奢侈的享受。這是一個難得的教訓，關系到如何确保社會公正的問題。
　　我這一代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后到英國留學的新馬學生，完全接受了工党政府的公平合理綱領。我們也很向往成熟的英國制度。在這种制度下，憲制傳統和容忍精神，使得權力和財富都在和平中進行基本的轉移。我們把在英國所看到的一切，拿來同新加坡和馬來亞比較。新馬人民大多數沒受教育。報紙軟弱無力，對基本問題一概不理，只管報道重要人物的來來往往。所謂重要人物，多數是白人老板和周旋于他們之間的本地人。總之，新馬的情況顯得落后，前途未可樂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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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
　　１費邊(Fabian)原是古羅馬的將軍，以使用迂回戰術聞名。19世紀80年代在英國興起的以溫和改良手段實現社會主義的思潮，就稱為費邊主義。

第十章　有個奮斗的目標

　　現在我才知道，我已經引起新加坡政治部的注意。我的名字將列在他們的監視名單中，原因不外是我在馬來亞大廈發表過一些反英反殖的演說。他們知道我不是在鬧著玩，而是個立場堅定的人。我想最好他們也知道，在憲制上我的行動是光明正大的，同時我和共產党沒有聯系，也不同情共產党的作為……
　　這期間，我和芝討論了兩人在英國的生活，并著眼于未來。我們認為最好趁12月圣誕假期靜悄悄地結婚，并嚴守秘密，料想如果向芝的父母親征求意見，他們一定會很不高興。格頓學院也未必會贊同；學院的學監就給我寫過信，提醒我這一點。女皇獎學金當局也可能表示异議。但我們都是20多歲的人，已經成熟了，也有自己的想法。我們的一個來自艾文河畔斯特拉特福的朋友不知道我們的真正動机，把當地的一家小旅館介紹給我們，認為那是歡度圣誕假期的理想地點。我們還可以到舉世聞名的莎士比亞劇院觀賞莎翁名劇。然而我們一到達艾文河畔斯特拉特福，便把此行的真正目的告訴當地的婚姻注冊官，并在住上兩個星期后，便依照手續結婚了。我們在前往艾文河畔斯特拉特福途中，曾在倫敦稍作停留，以便我到攝政街給芝買一枚白金的結婚戒指。回到劍橋以后，芝用一條項鏈把戒指挂在脖子上，而不是戴在手指上。
　　盡管生活發生了變化，我們仍然一如往常地努力讀書。我要确保自己能夠達到參加第一階段榮譽學位考試的程度。芝在應付第二年的課程時有點困難，恐怕要到第三年才能見曙光。1948年5月，考試又到來；6月，成績在評議會大廈公布。我在第一階段榮譽學位考試中獲得一等成績。芝在法科第二階段資格考試中，獲得二等成績，她感到很失望。其實，她參加的不是榮譽學位考試，并非真正重要。我安慰她，然后兩人決定到歐陸度假兩星期。
　　我們不想參加團体旅行，自己安排在巴黎逗留五天，再到瑞士逗留一星期，最后一站是威尼斯。
　　巴黎到處積滿污垢，陰沉一片，經過德國四年的占領，情形更糟。幸虧德軍司令決定違抗希特勒的命令，撤退時沒把整個城市摧毀。比起英國人來，法國人顯得很窮。他們不像英國人那樣自豪和有組織。巴黎的公共交通比倫敦差得多，雙節長巴士看起來又古怪又笨拙，轉彎時不容易操縱。交通一片混亂，司机的態度都很粗魯。法國人在搭巴士或到商店柜台付款時，都不會像英國人那樣排隊。他們在車門口推推搡搡，上下車都亂擠一通，甚至他們在說“對不起，先生”時，也使勁把你推到一邊。巴黎的地鐵，票价比倫敦便宜許多。但在1948年那個時候，一般列車都很肮髒，通風設備又差，空气不新鮮。車上的乘客只顧自己，很少替別人著想。在倫敦，男士會站起來把座位讓給女士，年輕人也會讓位給老年人。我离開巴黎時，心里對英國人更加敬佩。在社會准則和政府給人民提供設施方面，法國肯定比英國低几級；所謂設施就是人們現在所說的基礎設施。
　　然而對講究吃的人來說，法國餐是頂呱呱的。牛排的滋味特別美，醬料也异常可口，葡萄酒更是第一流。即使是簡單的涼拌菜，也蠻好吃，例如用又大又紅又甜的番茄為料，加上少許橄欖油和酸醋拌成的那种，如果跟烤牛排和法國面包一道吃，味道再好不過。尤其是法國面包，比英國的松脆，好吃得多。我和芝都不想再吃英國的標准菜肴了。
　　我們乘夜班火車從巴黎到日內瓦去。醒來時，只覺得空气很新鮮，气候涼爽。日內瓦真是個洁淨無瑕的城市。街道上汽車很少，來往川行的有軌電車都很干淨；鮮花正在燈柱的半中腰怒放(不知怎么澆水的)。我們下榻的布里斯托爾旅館(戰前這家旅館的住客顯然都是英國人)，所有的床都舖上美麗的白被單，還有白桌布、白面包，食物更是美味可口，一切都干干淨淨，但是价錢一般比法國要貴。瑞士還是那么純朴，戰爭既沒使物資匱乏，也沒帶來污穢、陰沉的景象。
　　我們從日內瓦往南走，到洛桑和盧加諾。我們越南下，所見的城市就越肮髒。從同行的游客口中，我們得知威尼斯很邋遢，到處散發著臭味。于是，我們決定退掉在威尼斯旅館預訂的客房，而在盧加諾多住几天。我們從一家收費較便宜的旅館轉到另一家叫“輝煌”的旅館。這有什么不好？人生難得有這么一次。我們在盧加諾痛痛快快地過了五天。每天面對著壯麗迷人的湖光山色，享受有效率和周到的服務，又有极合口味的食物，可以用一瓶不到10先令的納夏特葡萄酒送下肚。接待處的職員看著我，問我是不是華人。我說：“是的，不過，我是從新加坡來的。”對方說：“啊，蔣介石。”他不曉得我和中國人之間的區別。我并不以蔣介石為榮，因為他被中國人民解放軍逐出了中國大陸。其實我已料到歐洲人會一成不變地把我看成中國人。我們這几天所過的，依然是有生以來最快樂的假期，觀光，漫步，吃，喝啤酒、葡萄酒和香濱。我發覺瑞士人很守紀律，做事能干有效，又很講究實際，而且待人態度得体，禮貌周到，只是不夠熱情。他們不會要求你幫什么忙，反過來他們自己似乎也缺乏慷慨的本性。總之，他們給我們留下深刻的印象。
　　回到劍橋之后不久，弟弟金耀也從美國到英國來，跟我們在一起。他隨身帶著精美昂貴的尼龍絲襪、可以快速晾干的襯衫以及漂亮的行李——這一切都是在經濟緊縮的英國買不到的。美國看來像個物產丰富的仙境，也像童話中溢流著牛乳和蜜糖的丰饒羊角。因此，我早年對美國的印象是，一個資源丰富、物質條件优越的社會。但是，我卻跟英國人抱著同樣的看法，認為美國人缺乏經古老文明熏陶的高雅素質。他們過于急功近利，過于魯莽急躁，過于雄心勃勃，認為世界上沒有做不成的事，也沒有解決不了的問題。
　　10月，我們開始修讀最后一年的課程。我們井井有條地做功課，并埋頭苦讀。上課听講，撰寫論文，做作業交給督導審閱，也到圖書館讀書，或是在“哈里斯上尉的馬廄”我租用的房間里溫習功課。但是生活并非只是讀書。有時在周末或傍晚，我會騎腳踏車到格頓去，芝就利用校工宿舍里的煤气灶煮些新加坡菜肴。我常常邀請楊邦孝和埃迪·巴克一起去。巴克也是萊佛士學院的同學，剛到英國修讀法科。有時，我把一個星期配給的肉用咖喱煮了一次吃完。芝也用黃油面條、雞肉(取代豬肉)和辣椒粉(取代生辣椒)炒“稞條”，吃起來也蠻可口。
　　這時候，我們的生活已經做了适當的調整，而且同有關各方也建立了良好的聯系。我能夠請劍橋大學一些第一流的法科督導輔導我，他們都是三一法學院的研究員；三一法學院是當時劍橋大學的主要法學院。第一年年底我考獲一等成績之后，就能夠說服他們做我的督導，雖然當時我是菲茨威廉的學生。這些督導來自不同的背景。我最好的督導是特雷弗·托馬斯，他心地很好，腦筋靈活，條理分明。
　　我同几個英國學生結交，他們多數是劍橋大學工党俱樂部的活躍分子，后來在1950年的大選中，以工党候選人的身份參加競選；其余的修讀法學的各种分科，后來成為國際法、比較法和工業法的杰出教授。他們是一批聰明絕頂的青年，也是我的好同伴。
　　1949年 2月，我代表劍橋大學到牛津大學參加模擬法庭的辯論會(正式辯論)，主持法官是塞勒斯先生。其他見習律師似乎抓不到有關法律問題的細微點。我一抓住，塞勒斯先生臉上便露出笑容。他在裁判時，對我贊譽有加。但是，我沒參加過劍橋學生聯合會的任何辯論會。我認為這么早就道出心里話，是不明智之舉。等我們返回新加坡，同朋友們商定所要采取的路線之后再表露也不遲。
　　不過，我在倫敦期間，倒有几次到下議院听演講。有些工党議員對殖民地學生极為友善(反之，保守党議員對殖民地學生的自由愿望往往嗤之以鼻)。伊頓和斯勞區工党議員芬納·布羅克韋常常在威斯敏斯特(英國國會所在地)的大廳里跟我會面，以便把入門券送給我，好讓我到旁听席旁听。工党里有一些著名的演說家。記得1947年我第一次到英國國會旁听時，見識了工党議員斯塔福·克里普斯如何以銳利的言辭，把保守党影子內閣的殖民部大臣駁斥得毫無招架的余地。他是一個頭腦敏銳的人。

　　獲得唯一的特优獎

　　1949年5月，我們參加法科的最后考試。6月成績公布，我相當滿意。我在法科第二階段的榮譽學位考試中，考到一等成績，并獲得那年唯一的特优獎。芝也考獲一等成績。我們拍電報把好消息告訴我們的父母。我本來應該考到更好一點的成績，但一等成績也夠好的了，可以作為我返回新加坡以后展開另一階段生涯的优异標志。根据劍橋大學的規則，一個法科學生在考獲學位之前，必須“完成”至少九個學段，一個學段是八個星期，必須住在學院宿舍或是當局批准的住所。芝在劍橋大學只有六個學段的時間，我也只有八個學段。我們得到特別的豁免，都獲准在6月21日仲夏日領取學位。
　　劍橋大學決心維持悠久的傳統。這种傳統隨著歲月的流逝，越來越顯得奇特，但卻增加了劍橋作為一個古老學術中心的神秘性。在舉行畢業典禮那天，學生以所就讀學院的資歷高低為序，排成一行，然后在導師帶領下，走進几座法學院附近的評議會大廈。他們一進里面，便每次五人，每人握著導師右手的一根手指，由導師逐一把他們帶到身穿禮袍坐著的校長跟前。學生和導師也依照他們獲得的學位，穿上相關的禮袍。等待領取學位的學生身穿短禮服，肩上報著一條綴有白兔毛的垂巾，在背后晃來晃去。導師把學生介紹給校長，校長于是一面說著拉丁語，一面把學位頒授給學生。比利·撤切爾以學監的身份親自帶領我和其他學生走上前去，菲茨威廉的學生因為不屬于劍橋大學的任何學院而排在最后。典禮舉行過后，我們在指導教師和其他同學陪伴下，到評議會大廈外邊的草坪去拍了不少照片。三一法學院几位教過我和芝的法科講師，以督導的身份也到場同我們分享快樂，特雷弗·托馬斯也在。楊邦孝把當時的情景一一攝入鏡頭。
　　接著我們轉到三一法學院托馬斯的套房，開香檳再慶祝一番。另一位講師 T·伊利斯·劉易斯博士也來參加。我們都很親切地叫他 TEL(姓名第一個字母的縮稱)。他教過我們，是個威爾士人。他有副討人喜歡而顯得滑稽的面孔，禿頭，細微的白發散在兩邊，臉上戴著無框眼鏡。他對我和芝說：“如果是男孩子，就把他送到三一法學院來。”
　　1952年我們的大儿子顯龍出世時，我寫信給三一法學院的高級導師，預先給他訂了個學額。可是，19年后顯龍到劍橋大學深造，卻決定進入三一學院，也就是當年牛頓所建立的最优秀的數學學府。在三一學院的优秀導師教導下，他以兩年時間修完三年的課程，并獲得數學一等榮譽學位。
　　在舉行畢業典禮那天所拍的照片當中，我最珍惜的是比利·撒切爾站在我和芝中間的那一張。我沒有令他失望，我的“女友”也一樣。撤切爾給我留下深刻的印象。他為人精明，富有洞察力，而且對手下的學生不借花費許多時間細心教導。有一天，我在他的套房同他一起喝茶時，他指著几個正在特朗平頓街挖掘泥土的工人說，他們在短短三個小時里就喝茶休息兩次，過去和戰爭期間他們的工作態度就不這樣。現在他們不愿意賣力工作，國家是不會進步的。我原本以為他是一個反動的老頭子，但他教的卻是經濟學。几年之后，我得出的結論是，他知道國家的經濟靠什么才會增長。又有一回，他對我說：“你是華人，你們華人有數千年的悠久文化作后盾，這是极為有利的條件。”1949年6月，就在我們快要离開劍橋的時候，一天早晨他邀請我和芝最后一次在一起喝咖啡。他輕拍一下芝的手，然后看著我說道：“他太急躁了。別讓他老是這樣匆匆忙忙。”他對我的性格果然看得很透徹；但他也曉得我這一生有個認真奮斗的目標，而且一日不實現，絕不罷休。
　　既然畢業了，我們就趁机外出度假10天，這一次是乘旅行車到英格蘭和蘇格蘭游覽觀光。但是，我們對法科的研究還沒完成。要在新加坡當律師，單靠劍橋大學的學位是不夠的。我們還得在英國取得普通律師資格或是能到高等法院辦案的律師資格。我們于是加人中殿法學協會。中殿法學協會是英國四個法學協會之一，負責教導法科學生和鑒定學生的律師資格。
　　我們旅行回來便設法住在倫敦，不久找到了一個居住單位，距离菲茨姜道我的舊住所不遠。可是在芝方面，家務和學習總是難以兼顧。于是，我們決定不上法學協會的課，留在康沃爾的廷塔格爾獨自苦讀，准備參加律師資格的最后考試。
　　我們曾經在這個地方的一座庄園舊宅里度過几次假期。這座舊宅由梅勒太大和她的三個儿子協助管理。梅勒太太為人通情達理，樂于助人，對我們的飲食照顧得很周到。整座房屋就住我們兩個人，到了夏天才有其他几個住客。我們舒服地坐在椅子上休息，或是沿著周圍的鄉間小路散步，呼吸新鮮的空气。溫暖、潮濕的西南風吹得我們心曠神情。我們唯一的娛樂就是收听英國廣播公司的國內廣播，所用的派耳牌收音机是我從劍橋買來的，它給我們帶來許多輕松歡樂的時刻。我發覺收音机比電視更能起刺激作用。我們听過好些節目，包括第一系列的“里思講座”，由羅索主講，講題是《權威与個人》。羅素老人的聲音优美，帶點舊式的聲調和發音。他的講話閃耀著智慧的光芒，他能用簡單高雅的詞語表達自己的思想。晚飯后則有《又是這個家伙》的輕松娛樂節目，由托米·漢利主持。他所講的笑話逗人發笑，不下流，有趣，不談性，也沒有雙關語。
　　在運動和消遣方面，我打高爾夫球，大半是一個人打，地點在阿瑟王城堡旅館的九洞高爾夫球場。除了假期以外，這座球場平時空無人影，加以場內多丘陵又多風，像我這樣一個笨瓜，有這么一個球場，正是求之不得。它使我保持身体健康。我和芝花費許多時間尋找打失的高爾夫球，卻往往找到別人打失的，質地比我的好。芝也趁机采摘野生蘑菇，由梅勒太太替我們煮，味道倒是挺鮮美的。

　　馬來亞大廈里的談論

　　我們在中殿法學協會勉強果腹的餐室就餐，食物可就不那么可口了。為了要取得律師資格，我們每個學段必須在協會的餐室“進晚餐”3次，這是所有學生都必須遵守的。換句話說，我們必須乘坐7個小時的火車，到帕丁頓車站。但這也讓我們有机會在布賴思斯頓廣場的馬來亞大廈，會見馬來亞和新加坡的朋友。我們所談的，是留學倫敦的英國殖民地學生所喜歡談論的課題，那就是我們未來的自由斗爭。在我的萊佛士學院同學當中，有些在政治上是很活躍的，如吳慶瑞和杜進才。
　　吳慶瑞是我就讀萊佛士學院時期的經濟學導師。他在倫敦經濟學院修讀理學士課程。杜進才則在倫敦大學攻讀生理學理學士課程。他們和其他几個人組織了一個稱為“馬來亞論壇”的團体，目的是要在學生當中培養政治意識，同時促使包括新加坡在內的馬來亞獨立國早日成立。論壇的成員來自所有种族群体，包括馬來人、華人、印度人和歐亞裔。而論壇本身，既非左，也非右，完全不涉及意識形態問題。它采取反殖立場，但主張非暴力，同馬來亞共產党毫無關系。論壇的成員舉行集會時，往往邀請英國的政界人物、工党政府的初級部長如伍德羅·怀亞特或是保守党和自由党的國會議員來演講。
　　我們大談了一陣子之后，便從馬來亞大廈出來，到大理石拱門，并沿著埃格韋爾路一間一間地到酒廊痛飲一番。英國的啤酒糟透了，談而無味，又帶有濃濃的英國特有的“苦澀”味道。即使經過多年之后，我還是不喜歡英國啤酒。可是當年我們這些窮學生，除了喝啤酒以外，哪里喝得起其他的酒呢？談醇啤酒价錢很貴，威士忌則貴得叫人動也不敢動。我們只好一面喝啤酒，一面暢談我們回到新加坡之后所要干的大事。
　　我离開英國之前，決定同馬來亞共產党駐倫敦非正式代表林丰美接触。林丰美于1934年獲得女皇獎學金，但是后來他對讀書失去興趣，卻被共產主義事業吸引。他參加律師資格考試，從未及格，劍橋大學學位也不曾考到。他留在倫敦，出版一份親馬共的油印小報，叫做《馬來亞箴言報》，內容糟透了，是一种粗糙的宣傳品。但他本人卻是一個意志堅強的家伙。我打電話約他會面，他約我在《每日工人報》辦事處外見面。《每日工人報》是英國共產党的机關報，設在艦隊街附近。我帶著芝一起去。芝認識他，原來芝的哥哥是他的朋友。
　　他真是一個怪人，不直接到我們能夠談話的地方，而是帶我們繞了一個大圈子，穿過狹窄的街道，毫無必要地東轉西轉，最后才在一個工人出入的酒廊兼餐室停下來。這地方顯得很僻陋，而且具有濃厚的無產階級气息。開始時我們講了一些社交上打趣的話，接著我單刀直入問他為什么所有共產党人都把他們統一戰線中的社會民主主義工人一舉吞沒，并且引用共產党人在捷克和匈牙利的所作所為做例子。他极力否認這一點，而且表示這兩個國家的社會民主主義分子加入共產主義陣營，是因為深信共產主義事業比他們的优越。我認為他完全脫离現實，只生活在自己編織的美夢中，而他本人則是這個美夢中的一個偉大的革命家。
　　一兩個月后，我接到新加坡警察總監福爾杰的一封信。他認識我的父母，并且听說我在康沃爾，就邀請我和芝到他在德凡郡瑟斯頓的老家作客。我們在他家住了三天。他所感興趣的，是衡量我是一個怎樣的人；我感興趣的，是同他接触，并且看看戰后的英國殖民地警察首長是怎樣的一個人。我們一起打高爾夫球。我的球藝很差，但卻度過了一個有意義的周末。現在我才知道，我已經引起新加坡政治部的注意。我的名字將列在他們的監視名單中，原因不外是我在馬來亞大廈發表過一些反英反殖的演說。他們知道我不是在鬧著玩，而是個立場堅定的人。我想最好他們也知道，在憲制上我的行動是光明正大的，同時我和共產党沒有聯系，也不同情共產党的作為，因為我們不久就要返回新加坡了。
　　1950年 5月，我們到倫敦去，參加律師資格的最后考試。那個周末，剛好碰到一大批足球迷，我們下榻的旅館，大門小門從早到晚一直砰砰作響，使我們完全不能集中精神溫習功課。但考試結果沒有什么不同。我們必須為不在倫敦而付出代价。因為不在倫敦，我們沒听有關講師講課，而這些講師正是主要科目的主考人。他們根据所教的新個案出考題。沒有人獲得一等文憑。我考獲二等文憑，名列第三；芝則考獲三等文憑。不過一切還算順利。1950年6月21日，我們根据典禮的要求，戴上假發，穿上禮袍，在中殿法學協會的宴會大廳里，獲頒律師資格。生命即將由此進入一個嶄新的階段。
　　想到就要回家，我十分高興。回顧過去四年在英國的生活，我相當滿意快慰。我目睹飽受戰爭摧殘的英國，人民并不因為他們蒙受慘重的損失而淪為失敗主義者，也不因為在戰爭中取得胜利而變得傲慢自大。倫敦市區每一個被炸過的地方，都整理得干干淨淨，殘瓦斷垣都整齊地堆疊在一邊，有些還种上花草灌木，使廢墟顯得不那么刺眼。這是英國人所表露出來的含蓄的自豪感和講究紀律的一部分，
　　英國人對自己人和外國人都彬彬有禮，令人敬佩。給人印象最深的是駕車人士所表現的禮貌態度：你向有權先行的車子揮手示意，對方也向你揮手致謝。這真是一個文明社會。我也很怀念劍橋大學。就在這所大學里，我跟不尋常的一代一起學習。他們都是20多歲的歸國戰士，有些甚至30多歲，結了婚，有孩子。他們親眼看過死亡与破坏，變成很認真嚴肅的人。有些人大難不死僥幸歸來。菲茨威廉就有一個學生因為所駕駛的飛机墜毀，臉部嚴重燒傷，盡管再三施行整容手術，看起來仍然叫人心痛。然而他戰胜了自己。他知道自己臉容毀損變形，頭几次碰面會把陌生人嚇一跳，所以盡量表現出一种自然、自信和毫不自怜的神態。由于不向命運低頭，他的生活過得最有意義，
　　當時的劍橋并不是屬于那些只求玩樂、以華而不實的作風互相炫耀的年輕人的。不錯，校內有几個在和平時期服役剛剛期滿或是豁免服役的青年，但他們是少數，起不了帶頭作用。倒是那些复員后入學的學生，也就是那些帶著丑陋的戰爭傷疤的學生，使戰后的劍橋大學成為一個學習如何收拾戰爭殘局的地方。我有幸跟這一代的英國人一同生活，一起學習。
　　當然，那時候也有過并不愉快的遭遇，主要出自一些不得不為我服務的英國男女，他們也許覺得服侍一個邋遢貧窮的亞洲學生有損尊嚴。有些女房東尤其刻薄和頑固。可也有像廷塔格爾的梅勒太太和倫敦中國協會的管理人杰克遜太太那樣的英國人，她們待我非常好。我負笈英國數年，最難以忘怀的就是杰克遜太太。會所設在戈登廣場的中國協會，是英國政府利用庚子賠款設立的。協會向所有華族學生開放。會所靠近倫敦市中心，我覺得對華族學生最為方便，何況地方又是那么清靜。
　　杰克遜太太對所有學生都很友善，對我一開始便特別和藹。大學放假期間，由于我的地址從劍橋改為倫敦，又從倫敦改為劍橋，再從劍橋改為廷塔格爾，戈登廣場16號便成為我的通訊處，也是我們存放備用皮箱或書籍的地方。我和芝在倫敦沒有家，所以時常到中國協會去。我們可以在里頭用熱水、肥皂和干淨的臉盆洗去身上要命的煤煙灰，一分錢也不必付，只需帶著自己的浴巾就行了。由于協會會所免付租金，所以杰克遜太太也能夠給我們提供上好丰富的下午茶，每人只需付1先令而已。
　　至于不如意的小事有哪一些呢？在戰后初期英國物資短缺的歲月里，如果你不是外國留學生，你無法想象在倫敦租用起居兼臥室兩用的房子，生活是多么困難和不便。房東太太只提供早餐。早餐過后，我和芝便得离開房間，好讓房東太太打掃。我們只好到公共圖書館去讀書，午餐和晚餐則在餐館解決。因此能找到一個清洁宁靜的地方休息和梳洗，簡直是莫大的奢侈享受，何況還是免費的。

　　意想不到的后果

　　1956年，我在倫敦參加有關新加坡前途的憲制會談時，特地到戈登廣場探望杰克遜太大。她看見我异常高興，我又何嘗不是這樣。但我跟中國協會的聯系，卻使我在政治上面對意想不到的后果。好多年后，我在新加坡政治部的檔案里發現一些舊報告，指我和芝經常到中國協會去，以便同來自中國的親共分子打交道。當時，毛澤東在中國內戰中即將取得全面的胜利，緊跟著在1949年10月1日宣布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有一份報告甚至說芝是一個比我還要激進的左翼分子。我對政治部的報告完全失去了信心。
　　我和芝搭乘荷蘭郵船“威廉勒伊斯號”返回新加坡。“威廉勒伊斯號”是來往于南安普敦和新加坡之間最好的輪船，很新，又有冷气設備，所提供的印尼和荷蘭飯食頂呱呱，還有几百名身穿民族服裝的爪哇侍應生殷勤服務。這該是我們告別英國的一次大膽花費。我們住頭等艙的兩個艙房，旅途中始終很愉快。我只有兩次暈船，一次是在船抵大西洋的比斯開灣時，另一次是船在阿拉伯海航行的時候。我吃不下飯，只吃點不涂牛油的烤面包和牛肉干。除此以外，全程是令人難以忘怀的。
　　8月1日，我們抵達新加坡。回到家的感覺真好！我知道我的生命從此將進入一個不同的階段，而且是一個异常不同的階段。很快地就有人使我意識到今后可能面對的危險。雖然我們住的是頭等艙，可是那位系著領結親自上船來的移民官福克斯先生，卻要我安分和識趣。他讓我和芝一直等到最后，才查看我們的護照，然后莫測高深地說：“李先生，我想我們會多了解你的事。”我瞪他一眼，不睬他。他存心恐嚇我，我可不會被他嚇倒！
　　后來，我發現他給我記下的黑點，包括怀疑我在1949年8月到布達佩斯出席世界青年節大會。那年暑假，蘇聯利用匈牙利充當東道主，舉辦這個由共產党組織的大會，設在倫敦的國際學生聯盟則邀請英國的有關團体參加。有些馬來亞和新加坡學生之所以接受邀請，是因為這不過是一個出國廉价旅行的大好机會，只需付回程的火車旅費而已。吳慶瑞、莫里斯·貝克、我的弟弟金耀和其他許多人都去了。然而他們一到那里，林丰美和新加坡一個秘密共產党員約翰·伊巴卻讓他們組成一支代表隊，舉著“馬來亞為自由而戰”的橫幅列隊游行。英國情報人員得到這個消息，考慮到有些人回新加坡之后可能鬧事，便把參加者的名單寄給新加坡政治部，其中包括K．Y．Lee。政治部人員跟我父母親面談，然而由于父母親對我們的行動一無所知，無法作出任何澄清。結果，當局不曉得他們心中的可疑人物是我的弟弟D．K．Y．Lee(DennisKimYewLee)，而不是我——H．K．Y．Lee(HarryKuanYewLee)。
　　不過，在有關我的檔案中，卻有其他的報告使我与眾不同，從而使我成為“威廉勒伊斯號”最后一名辦妥手續下船的乘客。1981年，一名研究員把1950年 6月28日總督府的一份會議文件拿給我看。原來在這次會議上，政治部主任奈杰爾·莫里斯建議在我和芝從英國回到新加坡時，立刻扣留我們。但是警察總監福爾杰，也就是那位不久前邀請我們到他在德凡郡的老家度周末的先生卻不同意。會議記錄還進一步記述總督、英軍總司令和輔政司支持福爾杰的看法。他們認為我們兩人都出身名門，如果逮捕我們，公眾的反應一定很坏。相反地，他們表示如果善待我們，并把我們爭取過去，那就有利無弊。有人認為英國駐東南亞最高專員麥唐納，“就是—個适當的東道主，因為他經常邀請學生共進晚餐”。事實上，我們返回家門几個月后，麥唐納便邀請我和芝到他府上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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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從來沒打算寫回憶錄，也沒有寫日記的習慣，因為我總認為這樣會妨礙工作。
　　卸下總理職務五年后，我的老朋友兼同僚，也就是新加坡報業控股執行主席林金山使我相信，年輕人會喜歡讀我的回憶錄，因為他們對那本收錄我的舊講稿，由報業控股以華文出版的政論集深感興趣。我也為那些只知國家穩定、增長和繁榮的新一代過于自信的態度擔憂。我想新加坡人應當了解，新加坡曾經是、現在還是那么脆弱。當時我們面對种种危險，差點儿就一蹶不振。最重要的是，我希望他們了解廉洁和有效率的政府、社會秩序、個人安全、經濟和社會發展等等，都得來不易。
　　這本書并非正式的歷史記載，而是我生長的地方——新加坡的故事。其間經歷英國殖民統治下的宁靜歲月、戰爭帶來的震惊、日本占領時期的悲慘日子、共產党反對英國人回來而引發的造反和恐怖行動、馬來西亞期間的种族暴亂和威嚇，以及新加坡獨立的風險。這本書記載的是新加坡早期的歷史，到1965年新加坡的突然獨立結束。下一本書我將描述接下來25年新加坡從貧窮到繁榮的漫長和艱苦的奮斗過程。
　　1959年我就職時，許多人尚未出世或年紀還小。他們不會知道，一個沒有天然資源的彈丸小國，是怎么同它的天然腹地分隔開來，并且必須在東南亞民族主義新興國家的冷酷世界里求存。他們認為不到40年光景，世界銀行就把新加坡列為發達國家是順理成章的事。
　　撰寫本書時，許多事情我早巳遺忘，那些回憶需要從國內外的會議記錄、來往函件以及同僚的口述歷史謄錄本中一段段地綴合。雖然那些事情是在過去的歲月中發生的，可是這一系列打點心情的過程，有時候依然使我心潮澎湃。
　　內人芝是我的一個得力助手，給予我中肯的批評。我寫的每字每句，她批閱了無數次。我們之間的爭論數也數不清。她是承辦產權轉讓業務的專業律師。我并不是在起草一份要讓法官細閱的遺囑或產權轉讓書，她仍然要求我把文句寫得准确、明晰、毫不含糊。她是我力量的支柱，數十年如一日地給予我理性和感性的支持。
　　我并沒有刻意去敘述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一部分——內人和三個孩子，只是偶然一提而已。看著孩子們漸漸成長，跟他們的朋友一樣，在新加坡，這個依照我的政策改造的國家事業有成，那确實令芝和我十分欣慰。
　　對我本人和我的內閣同僚而言，在我們從零開始的建國過程中，家庭是我們攜手奮斗的核心。我們要創造一個足以讓我們的孩子和同胞們引以為榮的新加坡，一個所有公民在追求理想的同時，能夠享受平等和有充分机會的新加坡。正是這股亞洲移民社會獨有的精神，推動我們奮勇邁進，排除万難，爭取成功。
　　　　　　　　　　　　　　　　　　　　　　　　　 李光耀
　　　　　　　　　　　　　　　　　　　　　　　　　 新加坡

悼念李光耀先生！

只获得的网络资料，仅仅这些，我拷贝到这里，还将需要继续搜索。

李光耀的一生除了好运，就是聪颖加勤奋，而且从小就是读书苗子，捷足先登。他的悟性很强，立即领会和知道了一个善恶交错的社会里，识别人和明确目标，借鉴优越的社会制度和行政手腕。凭此，他为新加坡国家和人民蒙取到最大的幸福。

以民主的美国和不那么民主的新加坡来比较，作为一个社会中人，你是时时刻刻担心被抢劫和歹徒枪杀的好呢？还是大家都遵守纪律，安安全全的生活，有保障的人生才舒服？我想后者不弱于前者吧。我在美国纽约生活过一段时间，就我所知，在纽约的平民没有被抢劫的简直是凤毛麟角。就这样的角度来看待新加坡，李光耀就更显得难能可贵了。为什么不少人有吹毛求疵的责难他，攻击他，贬低他，甚至有大陆人说他的能力不过是个公社书记水平。我实在不解。

李光耀回忆录  《风雨独立路--李光耀回忆录》                                   序言    从来没打算写回忆录，也没有写日记的习惯，因为我总认为这样会妨碍工作。    卸下总理职务五年后，我的老朋友兼同僚，也就是新加坡报业控股执行主席林金山使我相信，年轻人会喜欢读我的回忆录，因为他们对那本收录我的旧讲稿，由报业控股以华文出版的政论集深感兴趣。我也为那些只知国家稳定、增长和繁荣的新一代过于自信的态度担忧。我想新加坡人应当了解，新加坡曾经是、现在还是那么脆弱。当时我们面对种种危险，差点儿就一蹶不振。最重要的是，我希望他们了解廉洁和有效率的政府、社会秩序、个人安全、经济和社会发展等等，都得来不易。    这本书并非正式的历史记载，而是我生长的地方——新加坡的故事。其间经历英国殖民统治下的宁静岁月、战争带来的震惊、日本占领时期的悲惨日子、共产党反对英国人回来而引发的造反和恐怖行动、马来西亚期间的种族暴乱和威吓，以及新加坡独立的风险。这本书记载的是新加坡早期的历史，到1965年新加坡的突然独立结束。下一本书我将描述接下来25年新加坡从贫穷到繁荣的漫长和艰苦的奋斗过程。    1959年我就职时，许多人尚未出世或年纪还小。他们不会知道，一个没有天然资源的弹丸小国，是怎么同它的天然腹地分隔开来，并且必须在东南亚民族主义新兴国家的冷酷世界里求存。他们认为不到40年光景，世界银行就把新加坡列为发达国家是顺理成章的事。    撰写本书时，许多事情我早巳遗忘，那些回忆需要从国内外的会议记录、来往函件以及同僚的口述历史誊录本中一段段地缀合。虽然那些事情是在过去的岁月中发生的，可是这一系列打点心情的过程，有时候依然使我心潮澎湃。    内人芝是我的一个得力助手，给予我中肯的批评。我写的每字每句，她批阅了无数次。我们之间的争论数也数不清。她是承办产权转让业务的专业律师。我并不是在起草一份要让法官细阅的遗嘱或产权转让书，她仍然要求我把文句写得准确、明晰、毫不含糊。她是我力量的支柱，数十年如一日地给予我理性和感性的支持。    我并没有刻意去叙述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一部分——内人和三个孩子，只是偶然一提而已。看着孩子们渐渐成长，跟他们的朋友一样，在新加坡，这个依照我的政策改造的国家事业有成，那确实令芝和我十分欣慰。    对我本人和我的内阁同僚而言，在我们从零开始的建国过程中，家庭是我们携手奋斗的核心。我们要创造一个足以让我们的孩子和同胞们引以为荣的新加坡，一个所有公民在追求理想的同时，能够享受平等和有充分机会的新加坡。正是这股亚洲移民社会独有的精神，推动我们奋勇迈进，排除万难，争取成功。    李光耀    新加坡  第一章 新马分家    一些国家原本就独立，一些国家争取到独立，新加坡的独立却是强加在它头上的……对新加坡来说，1965年8月9日不是什么值得庆祝的日子。我们从没争取新加坡独立……在居住着l亿多马来印尼穆斯林的3万个岛屿的群岛里，我们的华人人口简直微不足道。新加坡是马来海洋中的一个华人岛屿。我们在这样一个敌对的环境里如何谋求生存呢?    要不是音乐厂播中途暂停，这一天跟新加坡其他星期一早晨根本就没有两样。上午10点，广播电台和丽的呼声播送的流行歌曲突然中断，大为震惊的听众听到广播员庄严地读出一份宣言。这份宣言只有90个宇，却改变了新加坡人民和马来西亚人民的生活：    “自由与独立永远是人民的神圣权利……我，李光耀，以新加坡总理的名义，代表新加坡人民与政府，宣布从1965年8月9日起，在自由、正义、公平的原则下，新加坡将永远是一个自主、独立与民主的国家，在一个更公平、更合理的社会里，誓将永远为人民大众谋求幸福和快乐。”    紧接着是另一份宣言：“奉大仁大慈真主之命。愿真主——宇宙的主宰，得到颂赞……余，马来西亚首相东姑拉赫曼，获马来西亚最高元首批准，谨此昭示，自1965年8月9日起，新加坡不再是马来西亚的一个州，它将永远成为一个独立自主的邦国，从此脱离并不再依赖马来西亚。马来西亚政府承认目前的新加坡政府是独立自主的政府，并将本着友好的精神与之合作。”    分家?为什么?怎么那么突如其来?新加坡岛成为新马来西亚联邦(也包括北婆罗洲地区的抄捞越和沙巴)的一部分，只不过两年光景。同一天上午10点，在新加坡以北250英里的吉隆坡，东姑拉赫曼正在向马来西亚国会解释：    “我们最终发现，只有两条路可走：    一、对新加坡政府或新加坡领袖采取镇压措施；    二、同不再效忠中央政府的新加坡州政府断绝关系。    我们现在采取的是第二条路。”        被逐出马来西亚    国会里一片死寂。东姑是在副首相敦拉扎克提出一项议案一读之后发言的，该项议案要求立即对1965年宪法与马来西亚(新加坡修正)法案进行辩论。到下午一点半，二三读辩论完毕，法案送交上议院。上议院的一读从两点半开始，到四点半三读通过。最高元首当天就批准，完成了宪法所规定的程序。新加坡被逐出马来西亚。    按照马来穆斯林的风俗，丈夫可以宣布“塔拉克”(我休了你)三次，做妻子的却无权这样。这期间他们可以重归于好，他可以娶回她。不过，在他讲了三次“塔拉克”之后，就不能再娶她了。马来西亚“休”了新加坡的时候，国会上下两院三读法案，等于宣布“塔拉克”三次。这对伴侣——马来人占多数的马来亚和华人占多数的新加坡一直都合不来。新联邦应该是个真正的多元种族社会还是由土生士长的马来人支配，对此双方争得越来越厉害，以致两者的结合受到了损害。    新加坡注重“离婚”的实质内容而不是法律手续。要分家的话，就要确保条件实际可行，一旦订下，永不改变。为了确保人们对这次定局不致产生怀疑，同一天早上，新加坡政府特别出版政府宪报号外，刊登了以上两份宣言。我特地要求东姑在他的声明上亲自签名，这样哪怕马来西亚其他领袖或国会议员不同意，他们也无法改变主意。他照办了。新加坡广播电视台台长拉曼从内阁办事处秘书那里接到了这两份文件。他决定通过三个不同的波道分别用马来语、华语和英语播送全文，过后每半小时重播一次。几分钟后，通讯社便把新闻发布到世界各地。    8月9日这一天，我一开始办公便跟主要的文官，特别是受联邦管辖的文官举行一连串会议，通知他们新加坡的部长现在接过控制权了。就在10点正式宣布之前，我会见了能在短时间内召集到的各国使节团成员，把新马分家和新加坡独立的消息告诉他们，要求各国政府承认新加坡。    在使节团成员离开之前，我把印度最高副专员和阿拉伯联合共和国(埃及)总领事请到一旁，把致夏斯特里总理和纳塞尔总统的信交给他们。当时印度、埃及和印尼一起，是亚非运动的主要成员，亚非秘书处设在开罗。我在信中要求他们承认和支持新加坡独立，要求印度派几位顾问前来训练新加坡的军队，要求埃及派一名顾问为新加坡建立一支海岸卫队。    午前我到达新加坡广播电视台录像室，以便举行电视记者会。结果出现了事前没料到的情况。开头10分钟左右，记者们提了几个问题，我一一作了答复。一名记者随后问：“您能不能给我们讲讲导致今天早上发布宣言的事态发展过程?”    我追述了两天前在吉隆坡同东姑会谈的经过。我说：“……每当回顾签署协议，使新加坡脱离马来西亚的那个时刻，我们总会感到痛苦，因为我一辈子都相信合并和两地统一。地理、经济和亲属关系把人民连在一起……我们稍停一下，你们介意不介意?”那一刻我激动得不得了。20分钟后记者会才继续举行。    那不是一次电视直播，因为电视要下午六点才开播，于是我便叫拉曼把这一段去掉。他坚决反对，强调报纸肯定会报道，要是电视广播把这一段去掉，让报纸描述这个场面的话，绘人的印象会更糟。在这类事情上，我早已发现拉曼是个精明可靠的顾问。他是在马德拉斯出生的泰米尔人，有教养，也有学问，已经成了忠心耿耿的新加坡人。我接受了他的劝告。于是，在新加坡和国外，许多人看到我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当天晚上吉隆坡马来西亚厂播电视台播放了记者会的情形，也有这段插曲。在华人看来，像这样失去男子汉应有气概的表现，是有失体面的。但是我不由自主。许多英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观众同情我，也同情新加坡，使人稍感宽慰。        深受良心谴责    三天三夜的煎熬折腾，使我心力交瘁。从星期五晚上在吉隆坡时开始，我就没有真正合过眼，已几乎精疲力竭。因任务尚未完成，我尽量克制自己的情感，把精力集中在下一个步骤。一旦宣言公布，心情不再紧张，情绪便激动起来。我深受良心谴责，感到自己辜负了马来西亚数百万人民，他们是马来亚的华族和印族移民、欧亚裔，甚至包括一些马来人。他们同新加坡人民站在一起，抗拒马来霸权，而马来霸权正是导致我们发生争执的根源。也感觉背弃了盟友和支持者，包括来自马来西亚其他州——沙巴、沙捞越、摈城、吡吻、雪兰莪和森美兰的政党领袖，我感到惭愧。我们一起组成了马来西亚人民团结总机构，一直在开会和开展协调活动，以便动员人民，展开主张建立不分种族的社会的运动。我们已着手建立广泛的联盟，以便向吉隆坡联盟政府施加压力，争取建立“马来西亚人的马来西亚”，而不是“马来人的马来西亚”。这不是件容易的事，因为执政的联盟是受东姑领导的马来民族统一机构(简称巫统)支配的。    我也因为不得不向英国首相和澳大利亚、新西兰两国的总理隐瞒实情而感到悔恨和内疚。过去三个星期，我不得已只好背着他们暗中策划分家，虽然他们对我和新加坡要求和平解决马来西亚的种族问题，一直静悄悄地给予强有力的支持。    在我们和敦拉扎克进行谈判的三个星期里，这些想法一直在我心中萦绕。只要较量意志力的斗争还在进行，我就得沉住气。一旦大功告成，激动的情绪再也抑制不住了。        华人区欢欣雀跃        就在我难受的时候，新加坡华人区的商人却欢欣雀跃。他们放鞭炮庆祝脱离吉隆坡马来人的种族主义统治，一些街道因此铺满了红色的炮竹屑。华文报《星洲日报》报道，人们放鞭炮庆祝伟大的日子来临。它以华人典型含蓄方式说：“或许是预祝中元节呢!”随后加上一句神秘莫测的话：“各人心中有数。”《南洋商报》写道：“目的如何?心照不宣。”    新加坡中华总商会会长孙炳炎对新马分家的消息公开表示欢迎。他说，第二天会召开董事会会议，讨论发动所有注册商业团体、工会、行会和其他民间团体，联合庆祝新加坡独立。他还说：“对于最新的政治发展，商家大多觉得如释重负。”    投资者也感受不到我的痛苦。新马分家第一天股票市场交易旺盛。当时新马证券交易所仍然是联合的，它在新加坡和吉隆坡两地的交易室，交易量比上个星期几个交易日翻了一番。第二天投资者认定独立对经济有好处交易量就更大。37种工业股当中，25种涨了。    但是，在市中心，到8月9日下午，街上却空荡荡的。前一天晚上我把宣言行将公布的消息通知了新加坡警察总监黎肯，并把联邦内政部长拿督伊斯迈医生的一封信交给他，信中叫他今后听从新加坡政府的指示。黎肯部署了经过特别训练来应付暴乱的镇暴队，以防万一亲巫统的新加坡马来人纠众闹事，抗议新马分家。人们经历了1964年的两场华巫种族血腥暴乱，深恐再次出现类似的危险。那天下午，镇暴队和镇暴车出现在大街上，车上有水龙设备，车窗和挡风玻璃都加上铁丝网，预防暴民扔东西。    这一天天气溽热，是典型的8月天。傍晚气温降下来。我相当疲倦，但决定照常运动运动，放松自己。在总统府(以前的总督府)的斯里淡马锡官邸①前面，我花了一个多小时，在发球练习区挥杆打了150个高尔夫球；心情好了些，吃了晚餐，然后准备会见英国驻吉隆坡最高专员赫德子爵。    这一天早上九点半，秘书接到赫德办事处打来的电话。当时离宣言公布时间只有半小时，秘书回电话说我暂时不能同赫德通话。赫德问下午行不行。我回话建议晚上八点，最后双方约定7点5O分。    7点50分赫德来到斯里淡马锡官邸(基于保安理由，我没住在欧思礼路家中)。10岁的女儿玮玲当时穿着T恤和短裤正在门廊里玩耍。她跟赫德打招呼，问他：“您想见我爸爸?”由于独立后，我和他的关系突然变得不明确了，这样的非正式欢迎，算是得体。就在他从汽车里出来时，我及时走到门廊欢迎他，问他：“您代表谁讲话?”他说：“嗯，您当然知道，我是获任命的驻外专员。”“一点也不错，您是否获得特授的职权来跟我谈新加坡和英国的关系?”“没有。”我说：“那就是私下谈话，只是聊聊而已。”他说：“要是您喜欢这样说的话。”事情就这么办了。    事实上，当时我心情一直很沉重。赫德的举止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风度翩翩，俨然是个受过训练的英国王室近卫骑兵团军宫。1956年英国入侵苏伊士运河期间，他担任国防部长，在艾登首相辞职之后跟着辞职，以便对那次的事件负责。他是英国上流社会的人物，善于在困难面前挺起胸膛。    他为防止新马分家尽了最大的努力，千方百计地游说东姑和吉隆坡联邦政府推行一些政策，以促进马来西亚内部的团结。他以最高专员的身份不断会晤东姑以及东姑的部长。他和在伦敦的威尔逊首相两人，对我主张以宪制方式解决吉隆坡和新加坡之间的纠纷，一直给予大力支持。他们成功地坚持了不应动用武力的原则，否则结果会大不相同。但是分家肯定不是他所努力争取的结果。    当时英国有630OO名英军、两艘航空母舰、80艘战舰和20中队的飞机在东南亚保护马来西亚联邦，但这还是不能战胜马来种族主义的势力。马来领袖，包括东姑在内，担心一旦同非马来人分享真正的政治权力，他们就会被压倒。问题的症结就在这里。赫德不了解这一点。起初我也不了解，但比他早些看清形势，因为我花了更多的时间同东姑、敦拉扎克和拿督伊斯迈讨论过这样那样的问题。我会说马来语，赫德不会。我也能回顾过去马来人和非马来人摩擦对抗的事件，尤其是1940年和1941年当我在莱佛士学院就读那段时期。我比较了解马来人。所以1965年6月底，当我在报上读到东姑在伦敦患上带状疱疹的消息时，我猜测他可能再也支撑不下去了。    赫德同我谈了大约一个小时，我们对话的过程心平气和，双方都尽力约束自己。他没指责我，只对我没把事情经过通知他或他的政府表示遗憾。而我却感到悲哀，因为如果我事先告诉他东姑要我们脱离马来西亚，而我所要求的是建立约束性比较小的联邦，他肯定会站在我的立场上想办法阻止东姑的。这一来就不能排除发生种族暴乱的可能性。在我们会面的17个小时后，英国政府承认新加坡独立。    赫德离开后，我和内阁部长们通过电话谈了又谈，就当天的情况交换了观感，密切关注事态的发展。我怕内阁和国会议员们之间会闹严重分裂，因此我要所有部长都在分家协议上签名。我知道有几位部长会极力反对分家。    但我得继续管理新的新加坡的事务。当天我大部分时间是跟我的亲密同僚吴庆瑞在一块。内部安全和国防问题得先解决。我决定把内政部和新的国防部并在一起，让吴庆瑞掌管。财政部由谁来接管?我们选定了林金山。接下来的问题是国际上的承认，以及同能够协助确保新加坡安全和生存的国家建立良好关系。我们认为人民行动党创始人之一的拉惹勒南应该主管外交部。但是当时我们有点茫然，担心会出现难以预料的形势。        该怎么生存下去?    前途是渺茫的。新加坡和马来亚只隔着柔佛海峡，由新柔长堤连接起来。两地向来是由英国当作一个地区统治的。新加坡是英帝国的行政和商业中心。现在我们分了出来，一切都得靠自己。马来西亚政府正准备教训我们。他们可能不再让我们扮演传统的角色，继续成为他们出入口货物以及为他们提供种种服务的中心。所有新兴国家都在推行民族主义经济政策，一切都要自己干，直接同欧洲、美国和日本的主要买客和卖客打交道。在这样的世界里，新加坡没有腹地，就连我们的饮用水也来自柔佛州，该怎么生存下去?    让新加坡和马来亚合并是人民行动党的基本宗旨。只有人口比较多，幅员比较大，才有可能建国。我们从来就不相信一个商业城市国家能生存下去，搞社会主义的国家更不必说。1961年9月，我曾在一次电台广播里作了这样的解释：    “没有一个政党也没有一个人敢反对合并……合并会实现，不只因为这是人民行动党的愿望，也不只因为这是联邦联盟政府的愿望。就像日出和日落一样，这是不可避免的。两地在经济、政治和军事上纵横交错，密不可分，谁也无法长期维持新柔长堤的人为障碍。”        “我们单独生存不了。如果我们延迟合并，人人都会受苦，不管你是工人、小贩、书记、技工还是商人。生意会减少，利润会下降，待遇会降低，工作职位会减少。”    一些国家原本就独立，一些国家争取到独立，新加坡的独立却是强加在它头上的。45个英国殖民地举行了色彩滨纷的典礼，为主权正式由英帝国移交给当地人的政府而庆祝一番。对新加坡来说，1965年8月9日不是什么值得庆祝的日子。我们从没争取新加坡独立。在这之前不到三年的时间里，我们说服了新加坡70％的选民在全民投票中投赞成票，赞成同马来亚合并。我们说过，一个独立的新加坡根本无法生存下去。现在，让新加坡生存下去却成了吃力不讨好的任务。我们如何才能使一批来自中国、印度、马来西亚、印尼和亚洲其他地区，使用多种语言的移民形成一个国家呢?    新加坡是个小岛，退潮时，面积只有214平方英里。它是英帝国在东南亚的心脏地带，所以繁荣发展起来。随着新马分家，它变成了一个没有躯体的心脏。在我们的200万人口当中．75％是华人。在居住着1亿多马来印尼穆斯林的3万个岛屿的群岛里，我们的华族人口简直微不足道。新加坡是马来海洋中的一个华人岛屿。我们在这样一个敌对的环境里如何谋求生存呢?    这期间，不但新加坡自1819年开埠以来所依赖的转口贸易前途难卜，随着英帝国的瓦解，新加坡维系英帝国方面的战略价值也跟着消失。英国在新加坡的防务开支占新加坡国内生产总值的20％左右。英国军部直接给3万名工人提供职业，也间接雇用另外l万名家庭佣人。除此以外，还有应英国军人需要而产生的裁缝师、店主、酒吧餐馆的员工。在新加坡人口增长率每年高达2．5％，使政府在提供职业、教育、卫生服务和房屋方面承受巨大压力的时候，他们的存在给超过10％的劳动力创造了就业机会。而且这一时期房屋匮缺情况尤其严重，经过战争岁月的破坏，没有足够的房屋可以满足需求。另外职工会和华校生的激进行为，使新加坡在世界投资者心目中留下不好的名声。    但就这一天来说，我们终于平安度过，这使我松了一口气，感到心情舒畅。半夜过后很久我才上床，人是困倦了，却不想睡。直到凌晨两三点我累极了，才合上眼，潜意识里还在同问题搏斗，不时感到心绪不宁。这些问题要怎样解决?这就是40年来学习、工作和斗争的最后结果吗?新力坡的未来展望如何?我将在接下来的另一个40年里，为这些难题寻找答案。            注：    ①新加坡总统府内的一座建筑物．在1959年至1990年间，是新加坡总理的官邸。           第二章 乡野童年        小时候，我们取乐的方法很简单。我们捉蜘蛛，也捉褐色的身体光滑的“叩头虫”……然而我们的时间却大部分花在比较粗野的游戏上……这些游戏，能培养一个人的战斗精神和争取胜利的意志。我不晓得这是否为我日后从事政治活动预先做好准备，但这对于一个人的生存能力倒是一种很好的训练。        我至今记得最清楚的一件最早的童年往事，就是两只耳朵被扯着，头给按在一座房子围篱内的井栏上。这座房子就在现在的登百灵路。当时我们全家都住在那儿，而我大约只有4岁。    我向来很顽皮。那次我把父亲一瓶价钱不便宜的4711牌浅绿色芳香润发油弄得一塌糊涂，气得他暴跳如雷。父亲的脾气一向很暴躁。那晚他真的怒气冲天，一手抓住我的颈背，把我从屋子里拉到井边，然后扯着我的耳朵，把我的头按在井栏上。我始终觉得奇怪，为什么我的耳朵那么柔韧，竟没被扯断，而我也没掉到井里。50年后，也就是70年代，我在《科学美国人》杂志上读到一篇文章，解释说当一个人在疼痛和震惊时，大脑便会分泌出神经缩氨酸，它使人把所获得的经验深深地记在脑细胞里，长久不会忘却。    这件事发生之前，关于我在哪里出生、在哪里居住、怎样成长等情形，我是从父母亲那儿听来的。他们讲述的经历，可以从深褐色的旧照片和一些退色的文件中得到证明。母亲告诉我，我是于1923年9月16日在新加坡一座两层高的大浮脚楼里出生的。这座浮脚楼属外祖父所有，就在甘榜爪哇路92号，对面是武吉知马河。那时我母亲蔡认娘16岁，父亲李进坤20岁。他们的父母在一年前给他们撮合了婚事，双方都认为这是天作之合。    我父亲是富家子弟。他经常对我们夸耀他年轻的时候，祖父给他在莱佛士坊两家第一流的百货公司——罗敏申和然利直——开了个没有限额的户头。他可以随心所欲地购买自己喜欢的西装和别的东西，挂账就行了。他在圣约瑟书院受英文教育。这是一所天主教教会学校，1853年由德拉萨尔修士创立。据父亲说，他修完初级学校文凭课程后，便结束正规教育。这对他自己和我母亲来说，是一件终生憾事。后来当世界经济大萧条来临，两个家族的财产都丧失殆尽时，他因为没有受过任何专业训练，只能在蚬壳石油公司找到一份仓库管理员的差事。    对我来说，我们家族的历史应从曾祖父李沐文开始。他是客家人。客家人属于汉民族，发源于华北和华中平原，大约在700年到1000年前迁往福建、广东和华南其他省份。由于南迁较迟，只能挤到土地比较贫瘠、当地人尚未开发的山丘地带。根据曾祖父在中国故乡所盖的一座房子后面的墓碑碑文记载，他于1846年诞生在广东省大埔县唐溪村。长大后，搭乘帆船到新加坡来。当年他南来的路线，很可能是先乘小船沿着韩江顺流航行12O公里，到最靠近的广东省港口汕头，然后从那儿出海到南洋。从此以后，有关他的行踪便鲜有所闻了。直到19世纪70年代，他和华族少女萧唤娘结婚。萧唤娘是一个容家店主的女儿，在新加坡出生。    1882年，曾祖父赚够了钱，决定返回中国祖先生息的村落，给自己盖一座大宅院，并以乡绅的姿态出现。可是，曾祖母却不愿意把子女留在新加坡而独自到一个陌生的地方。我小时候祖父和姑婆告诉我，他们(祖父当时10岁左右)和曾祖母跑到阿佛路外公家躲起来。于是，曾祖父只好自己回中国。他在中国娶了第二个妻子，盖了座大宅院，后来还捐了个小官。他叫人给他画了一幅身着官服的肖像，寄到新加坡来。同时寄来的，还有一幅大宅院的画。画里的房子是传统的中国式建筑，屋顶铺的是灰色瓦片，并有庭院，美丽壮观。可惜这幅画遗失了，不过曾祖父的画像还保存着。    我的祖父李云龙(我平时叫他公公)1871年诞生于新加坡。据父亲说，祖父在莱佛士书院念到5号，相当于今天的初中。他自己则告诉我说，他离开学校后，找到一份配药师(不是合格的药剂师)的工作。过了几年，他改行担任一艘轮船的事务长。这艘轮船来往于新加坡和荷属东印度之间，属于协荣茂船务公司。协荣茂船务公司的东主，正是华裔百万富翁、爪哇糖王黄仲涵。    航海期间，祖父在中爪哇三宝垄同祖母邱念娘结婚。当年三宝垄孤儿法庭发出的一份日期为1899年3月25日的荷兰文文件，同意让16岁的邱念娘嫁给26岁的李云龙。文件还注明两人的婚礼是在1899年3月26日举行的。    父亲于1903年在三宝垄诞生。换句话说，他是在荷属东印度诞生的。但是由于祖父来自新加坡，凭着后裔关系，他却成为英籍民。父亲出生不久，祖父便把祖母和孩子带回新加坡，从此没有回去。由于祖父得到黄仲涵的信任，钱财便越聚越多。黄仲涵委任他为代理人，负责处理新加坡方面的业务。他几次告诉我，黄仲涵异常信赖他，因此他在1926年可以自行决定从黄仲涵基金拨出15万元，捐给莱佛士学院作为经费。这数目在当时可真不小啊。    父亲和祖父，哪一位我比较仰慕，那是不言而喻的。祖父很疼我，也很纵容我。父亲在家里很注重纪律，所以对我管教很严。祖父获得了巨大的财富；父亲只是个富家子，没什么可以炫耀的。    然而在世界经济大萧条、家道中落时，祖父所蒙受的打击特别大。当时，也就是1927年到193O年之间，树胶价格从每磅8角跌到2角左右。我看他的生意嗅觉比不上外祖父蔡金鼎。这期间，蔡家的资产也蒙受损失。外祖父不但投资在树胶园，也在树胶市场进行投机活动。除此之外，外祖父也从事房地产买卖，并拥有几座巴刹和一些店屋，所以他不像祖父那样一败涂地。到1929年，父母亲从祖父在登百灵路的住所，搬迁到外祖父坐落在直落古楼的一座格局凌乱的大宅子里。不过，每逢学校假期和周末，我总是会去探望祖父。起初是到登百灵路探望他，等到他被迫放弃那座大宅之后，便到马里士他路去。他跟女儿女婿一起住在这条路上的一栋排屋里。每次去探望他时，他总会给我5角或l元当零用钱。每次我都会住上几天。    祖父的生活很西化。这是他在轮船上当事务长，同英籍船长、大副和轮机长日夜相处的结果。他很喜欢我，经常把他的经历讲给我听。这些故事都说明在船上维持纪律是多么重要。比方说，不管热带的温度和湿度有多高，船长和其他高级船员以及担任事务长的他，用晚餐时都必须穿上衣纽紧扣的白色棉质斜纹外套，餐桌上整整齐齐地摆着盘碟、刀叉和餐巾。从他对本区域航程的叙述中，我相信英籍高级船员给他留下的不可磨灭的印象是：讲求秩序、实力和效率。        取个吉祥名字    我出世的时候，家里请了一位对取名素有研究的朋友，绘我取个吉祥的名字。他建议取KuanYew二宇。这是方言发音，华文写作“光耀”。但是，祖父出于对英国人的仰慕，给我多加了一个洋名Harry(哈里)，于是我的全名变成HarryLeeKuanYew(哈里李光耀)。我的弟弟金耀和天耀也分别取了教名，前者是Dennis(丹尼斯)，后者叫Freddy(弗雷迪)。当时非教徒华人很少取教名。后来我上学读书，总觉得自己是个怪孩子，居然取了Harry这样一个洋名。所以，当幼弟祥耀在1933年出生时，我说服父母亲不给他取教名，因为我们毕竟不是基督教徒。他们倒肯接受我的意见。    虽然祖父丧失了钱财，不能在生活和衣着上保持时髦的作风，但是他到底还有一些过去留下来的财物。例如那套美观坚固的家具，是本世纪初叶罗敏申公司或然利直公司从英国进口的；又如那装上斜角玻璃片的精美橱柜，可供摆放艺术品；再有那些小橱和衣橱，橱门还刻上代表他姓名的英文字母LHL。有些物件，像我女儿房里的小橱，一直到今天还保留着。他也保存着装在美丽的银色相框里的照片：仪态端正，穿着像个英国绅士，有夹袄、老式领带、硬领，穿条纹长裤，鞋子上还附有鞋罩。此外，他也是个讲究吃喝的人。同他一起用餐简直是一种享受。祖母善于烹调，烧得一手好菜。她把牛扒炸成褐色，仍保持鲜美多汁，再调以刚磨碎的豆蔻，伴着炸成金黄色但不油腻的薯条一起吃。对油腻，祖父是特别注意的。他给我的印象是：一个奋斗成功的人，也是一个懂得享受人生的人。    祖父跟外祖父蔡金鼎正好形成鲜明的对照。外祖父没受过正规英文教育，也不曾同英藉船长或华族糖王打过交道。他出身低微，1865年诞生在新加坡一个来自马六甲的福建人家庭里。他是经过一番刻苦奋斗，省吃俭用把钱储蓄起来之后，看准时机，投资在树胶和房地产而致富的。    他连续娶过三个妻子。头两个先后谢世，第三个就是外祖母梁亚顺。她是个身材高大、肩膀宽阔健壮的客家妇女，来自荷属婆罗洲的坤甸。外祖母日常讲的是客家话和印尼马来语。她跟外祖父结婚时，是个育有两个孩子的年轻寡妇。她的第一个丈夫，在第二个孩子出生后不久逝世。她总共给蔡家生了七个孩子，在1935年离开人间。外祖父则于1944年日本占领新加坡期间撤手归西。    我母亲是这桩婚姻的最早结晶。1922年在她15岁结婚时，两家的财力还算不错，她甚至有个小丫环陪嫁，作为嫁妆的一部分。这个丫环的工作，包括服侍女主人洗澡洗脚，同时给女主人穿鞋脱鞋。等到我四五岁开始懂事时，所有这些财富的象征，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了。然而我早年的美好记忆，却残留在我的旧照片中——我穿着从英国进口的过度讲究的西式童装，或是坐在价钱不便宜的童车里。    外祖父在直落古楼的住家，是一座砖木结构的大浮脚楼，分成两部分。他和第三个妻子所生的孩子全部住在这座浮脚楼里。我母亲作为长女，跟父亲和五个孩子占用了一间大睡房。    我不肯用功读书，父母亲很担忧。于是母亲给庆喜舅父一项任务，要他每天监督我准备隔天的功课。这样，每星期三次，晚餐过后我就得跟他一起坐上一个小时。就连当时的我也觉得在几个舅父当中他最没有学问，可是居然奉派来监督我做功课，那是多么荒谬啊。我也说不出这样的监督对我有什么好处。可是他毕竟是唯一有空的人，而且又是我舅父——华裔家庭通常是很讲究辈分的。    在一个传统的华裔家庭里，结了婚的女儿，同丈夫和子女住在外家，通常不为社会所容。因为女儿的子女属于外孙，不能成为外家的成员。不过，在来自马六甲的土生华人当中，女儿住在娘家却是常有的事。外祖父一家就是一个例子。我们的家庭是一个相当快乐的大家庭。大家和和睦睦地住在一起，有时也免不了会发生摩擦，那多数是由孙儿们的顽皮和吵架引起的。    我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同三个弟弟、一个妹妹和七个表弟妹一起长大的。由于他们年纪比我小，因此我经常去跟邻近村落的华族渔民和马来人的小孩玩游戏。这个村子就在外祖父住宅对面的一条小巷里，有二三十间用亚答叶或锌板盖顶的木屋。平日，村里的渔民在大约200米外的实乞纳近海捕鱼。捕了一天的鱼后，他们会把缀上一个个软木浮子的渔网挂在我家后面的空地上晒干，然后用一种深褐色的液体染渔网。这种液体是用一种红树的皮榨出来的。    小时候，我们取乐的方法很简单。我们捉蜘蛛，也捉褐色的身体光滑的“叩头虫”。这种虫的习性很怪。当你把它放在火柴盒上按它的背时，它便会磕头似地敲响火柴盒，发出“托托”的声音。我们的乐趣就在看谁的“叩头虫”发出的“托托”声最大。然而我们的时间却大部分花在比较粗野的游戏上。    我们斗打架鱼。我们通常在樟宜路两旁的浅沟里抓打架鱼。抓鱼时用的是一种用柳条编制的“畚箕”。筑路工人用它来搬运泥土，我们却用它来抓鱼，然后把鱼装进玻璃瓶子里。打架鱼身长25毫米到40毫米，呈深红和紫色，一被激怒就把鳍张开，展现出耀眼的红、橙、蓝三色，异常美丽。我们把两个各装着一条打架鱼的玻璃瓶并排放在一起。两条鱼一触目，搏斗的本能便引发出来了。接着，它们仿佛跳起战舞，拍打着鳍，摆出准备战斗的姿态。这时候，我们便把这一条倒进另一条的玻璃瓶子里，让它们厮杀到其中一条惨败而逃，在惊慌失措中，身上耀眼夺目的色彩顿时消失。打胜的那条鱼的主人，把打败的那条当战利品，其实并没有什么战利品可言，因为它全身伤痕累累，不但鳍被咬断，连身上的肉也一大块一大块被咬掉。经此一败，它的战斗精神很难恢复过来。    我们也斗风筝。我们用两根细长的竹片和特别的风筝纸，自己制作互斗用的风筝。要做一只轻盈而能操纵自如，又均衡得当，不会侧向一边的风筝，是需要一定的技巧的。我们把风筝线拉在两根木杆之间，把掺了碎玻璃的浆糊小心地涂在线上。碎玻璃越粗糙，越呈砂砾状，涂在风筝线上时，就越有可能割破自己的手指，也越有可能割断对方的风筝线。斗风筝的目的就在于此。断线的风筝飘落地面时，谁捡到就是谁的。后来，我在剑桥大学念书时，才得知罗马法把这样的风筝称为“无物主的财物”。    我们比赛陀螺。陀螺是从店里买来的，最贵的一种用硬柚木制成，经得起对手陀螺的撞击，不会留下任何深凹痕。为了增强陀螺的防卫力量，我们用铜制图钉给陀螺的外表钉一层装甲，使它能挡住对手的攻击。    我们也比赛弹子。在一片坚实的沙地上，我们挖三个排成一线的洞，以便轮流把弹子弹进每一个洞里。比赛的时候，是用左手的食指和中指把弹子放在适当的位置，然后用右手食指把弹子弹出去。你也可以攻击对手的弹子。如果弹子靠近洞口，你尽可以用自己的弹子大力把它撞开，最好是把它撞破。便宜的弹子通常是用灰泥做的，也有用水泥和石膏混合做成的。这种弹子一经撞击，很容易裂成两半。只有贵的那种，是用坚硬的石块或是真正的大理石做的。    这些游戏，能培养一个人的战斗精神和争取胜利的意志。我不晓得这是否为我日后从事政治活动预先做好准备，但这对于一个人的生存能力倒是一种很好的训练。何况我们并不软弱，也未被宠坏。当年我没有花哨的衣服和鞋子，今天我的孙子却样样有。他们所穿的轻便运动鞋，仿照成人所穿的最新款式，鞋后跟还装上电池和灯泡，能够发出绿色、琥珀色和红色的闪光。我这一代人所穿的是简单的树胶底帆布鞋，每双四五角钱，多数是本地鞋厂制造的。后来，霸打鞋公司生产了一种质地较好的胶鞋，每双一块钱。每年正二月华人农历新年到来之前或是年中，如果幸运的话，父母亲就会到密驼路的鞋店给我买双质量很差的本地制造的皮鞋。鞋内底，甚至那未外露的后跟，都是用硬纸板充数的。如果皮鞋给淋得透湿，就会扁松开来。    当年的世界比较简单。我们不穷，也不富裕。我们没有大量的玩具，更没有电视机，要使自己富于机智，得靠多阅读和发挥想象力。这对我们的求知大有帮助。可是当时没有那么多的图书可供儿童借阅，而且书的价钱又很贵。我通常购买廉价的惊险小说，并追读哈里•沃顿和比利•邦特等一伙男童在格雷菲尔斯的奇遇故事。每个星期五，我总是怀着热切的心情，等待从英国开来的邮船开进丹戎巴葛码头。邮船载来英国的杂志和画报，这些出版物的价钱并不便宜。等我稍微长大时，我便开始利用莱佛士图书馆。每次从那里借来的书，可以阅读两个星期。我以兼收并蓄的态度阅读，但是比较喜欢西部小说，不大喜欢侦探小说。    谈到度假，我们一家人往往到外祖父蔡金鼎坐落在菜市的树胶园木屋去，在那里逗留几天或一个星期。我们乘坐牛车从樟宜路前往树胶园。牛车由两头牛拉着，负责赶车的是外祖母的园丁。牛车的木轮用铁圈箍着，但没有消震器，所以车子在布满辙印的泥路上行走时，总是颠簸得很厉害。50年后，也就是在1977年，当我搭乘协和客机，以三个小时的时间从伦敦飞越大西洋到纽约时，我不知道同机的搭客，有谁体验过乘坐牛车的乐趣。    我们三餐吃得比较简单，也比较健康。当时没有汉堡包和意大利馅饼之类的快餐，也没有不健康食物和特许经营的餐馆，更没有外国的小甜饼，有的是本地烘制的糕点。每年一次，母亲和阿姨们为了准备农历新年除夕和往后两个星期的节庆所需，会一连几天烘制糕饼，然后把一个个玻璃瓶装得满满的。当年也有本地生产的“和和”饼干，是仿制英国亨特利和帕尔默饼干厂的产品。至于英国饼干，只有英国老板和本地富有人家才吃得起。我们都吃得饱，从没挨过饿。在我记忆中，当年在家里，在渔村里，或是后来(1930年一1935年之间)在直落古楼英校里，都没见过肥胖的孩子。        母亲是个勇敢的女人    儿时的生活并非完全充满欢乐。父亲偶尔会怀着恶劣的心情回家来，这一般是他在安珀路中华游泳会会所赌21点或其他纸牌输了钱。他要母亲把一些首饰给他，让他典当后再回去碰碰运气。这时候，两人会发生可怕的争吵。父亲有时变得很狂暴，但母亲却是个勇敢的女人，无论如何都要保住父母亲给她当嫁妆的首饰。她性格很坚强，精力充沛，足智多谋，15岁出嫁太早了。在她那个时代，女人的任务就是做个贤妻良母，多生孩子，把孩子抚养成未来的好丈夫、好妻子。如果她晚一代出生，而且受过中等以上的教育，那她轻易就能成为精明能干的商界执行人员。    她穷尽一生的精力抚养孩子，让他们受良好的教育，成为自食其力的专业人士。为了孩子们的远大前途，她毅然挺身跟丈夫对抗。我和弟妹们深知她为我们作出了不少的牺牲。我们觉得无论如何不能使她失望，所以尽我们所能，做到无愧于她，更不辜负她对我们的期望。由于我是家中长子，在我稍大时，她便开始跟我商量家庭的重要决定。所以说早在少年时代，我便成为事实上的家长。这倒教会我平时遇事如何做决定。           第三章 学业竞争的对手    每学年有三个学期，期末都有考试。第一学期数学考试成绩我高居榜首，考到90多分。但英文和经济成绩最好的不是我，我排名第二，落在一个名叫柯玉芝的小姐后面，分数差了一截。这使我十分震惊。我在莱佛士书院见过柯小姐。1939年由于她是这所男校中的唯一女生，校长叫她在年终颁奖日颁奖，我从她手上领过三本奖给我的书……    外祖母对我的教育有她自己的一套。1929年我还不满6岁，她坚持要我跟其他渔民的孩子一起，到附近一所学校上课。学校设在一栋木屋里，地面是坚实的泥地，屋顶盖上亚答叶。教室只有一间，里面摆了用木头做桌面的课桌和长凳。还有个房间，那是骨瘦如柴的中年华文老师的家。学生年龄从6岁到10岁，都用同一种简单的课本，一齐跟着老师诵读。按说我们学的是华语，但大概是老师没受过良好的教育，教的福建话比华语多。事实上他根本没教，只叫我们跟着他背词语，也不解释词语的意义，即使解释我们也听不懂。    我向母亲诉苦，她就向外祖母提意见。但母亲当时只是个22岁的少妇，外祖母却是个48岁的经验丰富的家长，养大了两次婚姻所生的九个子女。她决心让我受一些华文教育，于是把我送到离家一英里，在如切台的浚源学校。我每天走路上学。这所学校像样得多，是座两层楼的木结构建筑，大约有10间教室，水泥地面，学生每人一张书桌。每班35到40个学生，6到12岁不等。但是华文课依然叫人头痛。我在家跟父母讲英语，跟外祖父外祖母讲巴巴马来语(混杂华语词汇和语法的马来语)，跟渔民子弟朋友讲马来语掺点福建话。学校所教的华文对我来说陌生得很，跟我的生活沾不上边。老师所讲的大部分我听了摸不着头脑。舅父也帮不上忙，因为他们受的不是华文教育。    两三个月后，我再恳求母亲让我转英校，这回外祖母答应了。1930年正月我转到直落古楼英校。学校离我家也是一英里左右，在我家的另一边。我仍然走路上学和回家，不只走的方向不一样，学校也有所不同。这是一所政府小学，只用英语教学。老师说话我听得懂，不费多大气力便有所进步。学生多数是华人，有三几个印度人，一些马来学生是从直落古楼马来学校转来的。    小学生活平淡无奇。我还记得开运动会时，操场上挂满彩旗，放着栏架，用喇叭筒宣布优胜者的名字，然后颁奖。我没得过什么奖。最热门的体育项目是足球，我光着脚漫不经心地参加。马来学生是天生的足球员，踢起球来比华族学生强得多，一般体育项目他们也占上风。华族学生学业成绩却比他们好，特别是数学。    我从一年级读起，跳了一级就读l号，只用六年时间读完本来要七年才读完的小学，5号班结业就参加全岛会考，争取进入政府中学①。1935年临毕业那年我更加用功，考到全校第一名。莱佛士书院录取了我，这所书院只收最优秀的学生。    外祖母患上肺结核    但就在前一年，也就是1934年，外祖母患上肺结核，病得厉害。这件事标志着我的童年生活时期结束了。外祖父外祖母住在我们隔壁，外祖母常常咳个不停，晚上隔着板墙也听得到她的咳嗽声。她越来越瘦，头发也灰白了。诊治外祖母的西医最后绝望了，说她已时日无多。家人讨论该怎么办。家中受过教育的儿子，年龄最大的是庆和舅父，他同意请马来巫医来尽人事。据说马来巫医有本事治疗病入膏盲的病人。        请来的巫医年龄50岁上下，身材瘦削，留着山羊胡子，两眼炯炯有神，个性很强。他给外祖母作了检查后，告诉舅父和舅母们还有办法。他给了些草药和符咒，为外祖母祷告。几天后外祖母似乎好了些，也精神起来，但仍然咳嗽。病情好转后又恶化，反复了四个月，直到同年9月。有一天外祖母情况严重恶化，晚上家里人赶紧把巫医请来。他给外祖母治病的情形我记得很清楚。他让外祖母俯卧着，掀起她的上衣舔她的背部，每舔一下就吐一口血样的东西到盘子里)舅父起了疑心，拿起盘子端详，说那东西像血。巫医舔了10分钟后，外祖母沉沉睡去，也许是昏迷了。    巫医告诉舅父，必须安抚鬼神。第二天晚上须在屋前的花园里演马来戏，还得供奉水果、鲜花和加入姜黄的椰浆饭。供品须放在一艘微型马来船上面，从实乞纳海边送进大海。两天后马来戏上演了，马来演员在哀怨的马来笛声和奇特的鼓声伴奏下跳起祭舞，看得我目瞪口呆。为什么要这样做，我莫名其妙，心里不禁恐慌起来，甚至产生不样的预感，下意识觉得外祖母可能很快就会离开人间。    就在同一个时刻，一伙人带着载了水果、鲜花和椰浆饭的微型马来船，走到200米外的实乞纳海滩。两小时后，负责督促我读书的庆喜舅父跟大伙儿一起回来了。他说小船送到海上漂流了60米左右就翻覆沉了下去，巫医说是鬼神们不高兴，外祖母很快就会咽气。第二天，1934年10月9日，晚上9点45分，外祖母去世了。    当时我11岁，不大相信别人的看法。后来上中学念物理和化学，读到西医西药创造的奇迹，就对自己所看到的情形产生怀疑。把从外祖母背上舔来的血吐在盘子里，是不是施魔法骗人?但在西医束手无策之后，巫医却能让外祖母多活四个月。巫医怎么能在一两天前就预言她会去世呢?这个谜我始终解不开。因此，每当有人告诉我其他巫医做了些什么，我总得想一想。    外祖母是维系大家庭的纽带。她去世之前，两个阿姨出嫁了，搬了出去。由于我将就读的莱佛士书院坐落在市中心，每天从直落古楼去上学很不方便，父母亲这时也决定离开这个大家庭。他们向一户印度人家租了纳福路28号的房子。那是一座新的小浮脚楼，屋脚是砖砌的，也分成前后两部分，后半部是厨房、储藏室、车库和户外厕所。我们1935年底搬进去。第二年正月书院开学时，我们已经住在市区了。    当年莱佛士书院是新加坡最好的英校，现在依然如此。书院是以创办人命名的。1823年4月，莱佛士在离开新加坡前几天召开了一次会议。他在会上说，新加坡有好几所教儿童读可兰经的马来学校，一所教会学校和三所以不同方言教学的华族学校，由于人力物力不集中，这些学校都办得不出色。他准备设立一所学府。关于这所学府他曾经说过：“我相信上帝，设立这所书院也许是教化数百万人，改善他们生活条件的方法。”    在会上，莱佛士提出了三大宗旨：教育当地高层人民的子弟；为有需要的东印度公司雇员提供学习当地语言的途径；收集散落在各处的当地文献和传统的资料，以便了解当地的法律和习俗，目的在于帮助当地人。    他拨出一块靠近海边的土地，立即动工建校，但是到1830年校舍还没建好，就弃置一旁。尽管开始时情况很不稳定，后来在政府支持下，它却发展成为最杰出的学校，培养了一小批知识丰富的杰出学生，其中好些获得“女皇奖学金”，到牛津、剑桥、伦敦、爱丁堡和其他英国学府修读医学、法律和工程。    1936年，我和来自15所政府小学的大约150名高才生进人了莱佛士书院。录取标准以成绩为根据，学生是宗教信仰不同的各民族、各阶层的子弟，有些来自马来半岛。早期校长是英国人，办学方式模仿英国公学。我被分配到一座“宿舍”，就像在寄宿学校那样。“宿舍”共有五座，全以历届校长命名。英国公学有真正的宿舍，学生跟舍监住在一起；莱佛士书院是日间学校，没有宿舍。尽管如此，校方鼓励我们建立“宿舍”精神，板球、足球、撤揽球、曲棍球和田径等运动，都是以“宿舍”为单位进行比赛的。    学校的课程大纲，是为应付在英帝国各地举行的剑桥初级文凭和剑桥高级文凭考试而制订的。学生分别在15岁和17岁应试。采用的课本尤其是英语、英国文学、英帝国史、数学和地理，是英国殖民地通用的，相信是改编自英国学校所用的课本。所有科目都以英语为教学媒介语。多年后我遇见来自加勒比海或太平洋偏远岛屿的共和联邦领袖时，发现他们也用同一课本，接受同样的训练，而且能够同样引述莎士比亚戏剧里辞藻华丽的段落。    中学分四个等级：6号、7号，剑桥初级班和剑桥高级班。我不算太用功，但数学和科学很好，英语基础很扎实。6号班结束时成绩中上，升上7号A班。念7号期间，我不费多大力气也能进入前三名。上课时我还是不太专注，靠偷看坐我旁边的同学张家良的笔记赶上老师的进度。家良笔记写得很工整，但会用双手盖住不让我看。他是班上最优秀的学生。当年的级任老师是印度人坎波斯，他在我的成绩单上写下了赞扬与鼓励的话：“哈里李光耀决心出人头地，他可能在一生中身居高位。——M．N．坎波斯”    全校第一也是新马第一    我升上剑桥初级A班，那是成绩最好的班级。级任老师英国人格里夫是个年轻的牛津大学毕业生，长一头浓密的浅棕色头发，为人和蔼可亲，快30岁了还没结婚，第一次到海外。他没有种族成见，多半是因为在新加坡这个殖民地生活的时间不长，还不晓得必须跟当地人保持一定的距离。为了保持英国的支配地位，英国人认为跟当地人保持一定的距离是必要的。在格里夫教导下，我的英语进步了许多，成绩不错，在剑桥初级文凭考试里高居莱佛士书院榜首。这次考试由剑桥大学命题，也由剑桥大学改卷。参加这样重要的考试，在我还是第一次。同年我得了两个奖，一个是莱佛士书院奖学金，一个是陈若锦奖学金。两笔奖学金共35O元(海峡殖民地货币②)。我买了一辆漂亮的礼里牌脚踏车，有三个变速齿轮，全链罩，风光地骑着上学，只花了70元。更妙的事还在后头呢。我专心致志要在剑桥高级文凭考试中出类拔萃。1940年3月初放榜，我开心得不得了。我排名全校第一，也是全新加坡和马来亚第一名。澳大利亚籍老师科茨在我最后一份成绩单上写道：“以他的级别来说，李见多识广，与众不同，脑筋非常灵活。他充满热忱，精力充沛，前途无量。——C．H．科茨”    莱佛士书院的岁月，使我心情欢畅。功课固然应付自如，我也积极参加童子军活动，打板球，偶尔也打网球、游泳，还参加过好几场辩论。但是我从没担任过学长，总学长更不用说。我生性调皮捣蛋，老师往往发现我心不在焉，有给同学写字条或是模仿一些老师说话的独特习惯。有位印度籍科学老师讲课沉闷，我曾在实验室里画下他秃了一大片的后脑袋，给校方逮着。    有一回校长麦克劳德处罚我。他为人公正，严格执行纪律，铁面无私。有一条校规规定，学生一学期迟到二次要打三鞭。我是夜猫子，不是什么云雀，早上总是睡不醒。1938年，我在一个学期里第三次迟到，级任老师叫我去见校长。颁奖日我领过多次奖品，也得过多次奖学金，校长认得我。他不是在训斥我一番后就让我回去，而是手下不留情。我趴在一张椅子上，隔着裤子狠狠地被打了三下。西方教育家为什么极力反对体罚，我始终不明白。体罚并没使我和同学们受到什么伤害，实际上对我们也许是大有好处的。    不管怎么说，我在学习认真对待生活。父母亲告诉我，他们的两个朋友分别当了律师和医生，日子过得不错，自己开业，因此没受到经济大萧条的打击。父亲对自己年轻时不努力感到后悔，极力劝我搞专业。于是我很早便一心要当律师，当专业人士，不替别人打工。    其他地方发生了大事    在剑桥初级班和剑桥高级班期间，我隐约感到世界其他地方发生了大事。1938年出现了慕尼黑危机，战争有一触即发之势。1939年9月我们正在准备剑桥高级文凭考试时，报上以大字标题报道德军侵入波兰，英国政府向德国发出最后通碟。紧接着是宣战，但那是一场离我们很远的战争。据我所知，在1914年到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在新加坡唯一激动人心的大事是，1915年2月，驻扎在中央医院附近四排埔由英国统率的印度军队哗变；此外生活一切如常。但是，这一次，随着事态的发展，战争离我们不远了。我的剑桥初级班级任老师格里夫是飞行俱乐部的活跃会员。他回英国参加皇家空军。后来听说他在作战中牺牲了，我心里感到很悲伤。欧洲战事最触动我的心弦的莫过于此。这位闯劲十足的牛津大学年轻毕业生的死，正像我在电影里看到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大无畏的战斗飞行员一样。    这期间，本地人只需筹款和为飞机工业收集废金属，特别是铝。直到1941年，我们亚洲人还不相信战争会蔓延到新加坡。我们应该从这个事件得到更好的教训。    1940年2月剑桥高级文凭考试成绩放榜时，战事已在欧洲全面展开。法国受到严重的威胁，即将沦陷。到伦敦去读法律只能推迟。我的成绩在新加坡和马来亚两地排名都是第一，获得当时最受人重视的安德森奖学金，可以进入莱佛士学院。奖学金由约翰•安德森爵士捐赠，他是新加坡数一数二的英国大商行的首脑。奖学金得主每年可以获得大约900元。奖学金每三年颁发一次，给考试成绩最好的学生。1940年这一期归我。跟其他政府奖学金相比，安德森奖学金多了200元，付了学费、书籍费和膳宿费还有剩余。    莱佛士学院是在英国殖民部同意下，由海峡殖民地政府于1928年创设的，设有文科(英语、历史、地理、经济)和理科(物理、化学、理论数学和应用数学)。政府为它设计了一批漂亮的建筑物，包括表面看来像剑桥大学和牛津大学的四方院子和回廊，是用混凝土建造的，外层镶上石块；建筑设计也考虑到热带的气候。    学院的每个科目都由一位教授负责，有一两位讲师，大约一半是牛津或剑桥的一等荣誉学位毕业生。教文科和教数学的大多数是这两所大学的优秀毕业生。教理科的多数来自苏格兰各地的大学。由于莱佛士学院不是大学，学生读完三年的课程没有学位，只拿到文凭，分为第一等、第二等或第三等。但是教授们采用了牛津和剑桥的讲课、导师指导和每星期写论文的制度，考试和最终的分级可能比多数英国大学还严格，情形跟培训新马两地医生的爱德华七世医学院一样。在英国殖民地，人们都了解当地大专学府的文凭和学位必须保持最高水平，这样才可能在英国获得承认。因此，印度和斯里兰卡两地大学的荣誉学位，水平至少也和伦敦大学相等；即使跟剑桥大学和牛津大学的水准相比，也不逊色。    作为奖学金得主，我必须住进宿舍。要适应新情况不容易。为了应付新加坡又热又湿的气候，建筑师设计了宽敞的宿舍，天花板很高。每座宿舍隔成20个房间，落地窗外面是阳台。房间由2米多高的墙隔开，稍微比人高些，好让空气自由流通。但这样一来，声音就会在2O个住着年轻学生的房间和阳台上方回荡。寄宿的学生不只来自新加坡，也来自马来亚各地。    我读第一年的时候，学生都要选修三科。英语是所有文科生的必修科。我集中力量提高自己应用英语的能力，方便日后修读法律。其次我选数学，因为自己喜欢，能力也不差。最后选经济，以为能学会如何在商场和股票市场赚钱——多么天真!第一年过后要选一科主修，我选了数学。    每学年有三个学期，期末都有考试。第一学期数学考试成绩我高居榜首，考到90多分。但英文和经济成绩最好的不是我，我排名第二，落在一个名叫柯玉芝的小姐后面，分数差了一截。这使我十分震惊。我在莱佛士书院见过柯小姐。1939年由于她是这所男校中的唯一女生，校长叫她在年终颁奖日颁奖，我从她手上领过三本奖给我的书。我们后来经常会面。    但最重要的是，她一直被分配在争取女皇奖学金的修读两年的特别班里。我感到烦恼万分。整个海峡殖民地(新加坡、槟城、马六甲)一年只有两份女皇奖学金，成绩最好的两个学生未必拿得到。我最担心的是，当局也许不想把两份奖学金都颁给新加坡学生，而会根据地区平均分配，让槟城和马六甲两地的学生也有机会。这样就是排名第二也选不上。    名闻全校被戏弄    在莱佛士学院度过的第一年，不像在莱佛士书院第一年那么顺心。当时有个传统，就是作弄新生，整整作弄一学期。我成绩最好，名闻全校。也许由于长得较高，引人注意，一些老生选中我作为戏弄的对象，尤其是一个名叫埃伯特的欧亚裔学生。埃伯特个儿小，皮肤黝黑，精瘦结实，是个令人讨厌的家伙。他是个出色的运动员，却有强烈的自卑感。凡是他有要求我都顺从，但他看得出我内心反感，因此觉得格外开心。我从不相信作弄人能加强一个班级或一连的见习军官的团结精神。    我不得不唱歌；不得不循着一个四方格爬行，用鼻子推一粒弹子前进；不得不系一条破旧的绿色领带，走在新生前头，举着一面不像话的绿色旗子。这一切毫无意义，然而我照做不误。这是我要加入这个既不成熟而且在发展错误传统的学院所应付出的部分代价。第二年轮到我有机会作弄新生，我公开反对，设法劝同学们别这样做，但不成功。自己当新生时尝过苦头，却发泄在后来人身上，这样的做法我坚决反对。    除此以外，我们上课还得系领带穿外套。讲堂没有冷气，科学楼的一间西晒教室，成了名副其实的烤炉。汗流狭背坐在风口，准会伤风咳嗽。经常轮番处身于凉风习习的地点和湿热的房间，我觉得浑身不自在。总的说来，第一年我过得很窝囊。生活在不熟悉的环境里，吃倒胃口的学院饭食，跟19个同学住同一座宿舍，这些都使我有一种失落感。    第二年从C座换到位置比较好的E座，房间凉快宜人。但是过去一年心里闹别扭，又经常伤风咳嗽，肯定影响了学业。记得一个学期末了，我连数学也排不上榜首。尽管如此，1941年3月学年结束时，我的成绩依然不错，理论数学排名第一。但是柯玉芝英文和经济高居榜首，第三科历史好像也是这样。统计是经济试卷的一部分，我的分数比她稍高。但我很不开心，知道争取女皇奖学金将面临激烈的竞争。    接触大马来主义政治    过后回顾当年的情形，才发现在莱佛士学院求学的阶段是我接触大马来主义政治的开始。新加坡殖民地政府平等对待本地各民族，本地马来人惯于接受和其他民族一样的待遇。1940年6月，我第一次遇到好些在不同制度下生长的马来人。在马来联邦③，尤其是在马来属邦④，马来原住民享有政治和经济特权，在社会上占有支配地位。在马来联邦，莱佛士学院奖学金供非马来人申请的总共只有五份，马来人却有更多份额可供选择申请；在马来属邦也一样。每年入学的100名学生当中，有20名马来学生是来自内地各州，奖学金由州政府提供。    马来人团结意识很强。我后来发现，那是由于他们觉得受威胁，怕被充满活力、刻苦耐劳的外来民族——华族和印族压倒。有两个当年跟我同年的马来同学后来成了杰出的领袖，其中一个是马来西亚前首相敦拉扎克。敦拉扎克是我英语和经济课的同班同学，却跟我谈不来。他是彭亨州的贵族，跟其他马来学生保持着一定的距离，他们都尊敬他。跟我相处得来的是平民，有两个是学院的板球代表。我童年时期在直落古楼小学和莱佛士书院交上了马来朋友，马来语说得流利。但是我很快发现，他们对待非马来人，尤其是华人的态度跟新加坡马来人完全两样。第二年一个来自吉打州的马来学生跟我交上朋友，他告诉我：“对我们马来人来说，你们华人精力太充沛，也太聪明了。吉打州华人太多了，我们受不了这样的压力。”他所说的压力，是争饭碗、争生意，在学校和大学里争名次。马来人是土著，新来的移民比他们聪明得多，竞争能力强得多，决心也大得多，他们怕高等职位给这些移民抢走。也许由于华人和印度人表现比较好，信心比较足，他们没有像马来人那样的团结意识。他们不觉得受威胁，因此不讲团结。    有一件事在我脑海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第二学年，学生们对莱佛士学院学生会在旧海景大酒店举办常年晚宴的安排感到不满。非马来学生向学生会提出了投诉，学生会义务秘书翁姑阿兹毫不客气地作出尖锐傲慢的反应，使他们光火。于是少数学生开始采取行动，要求召开特别会员大会批评他，解除他的职务。但他是马来人——他后来成为马来亚大学第一个马来人校长。随着征集签名要求召开特别会员大会的运动进入高潮，马来学生团结在他周围。他们表明，如果解除他的职务的话，他们就集体退会。这是对非马来学生的挑战。同学们找我，要我第一个起来发言，表明大家对翁姑阿兹的不满。我没参加晚宴，跟翁姑阿兹没什么过不去。但既然没入愿意做这样的事，我决定接受他们的要求。大会在一个星期六下午召开，当天很多学生离开了学院，想来是不希望参与此事。留在宿舍的同学出席了，马来学生全体到会。会场上情况很紧张，种族主义气氛很浓。    那是我第一回遇到一面倒亲马来族、反对外来移民的大马来主义。我不卑不亢地提出了看法，态度坚定。翁姑阿兹发言反驳了有关他粗暴无礼的指责。我当时能感受到，大约80名在场的学生对这次的对抗非常不安。表决时支持翁姑阿兹的马来票占多数，学生会没有分裂。不过，非马来学生觉得他们已经表达了不满。过后这件事在我脑海中淡忘了，一直到1963年至1965年我们成为马来西亚的一部分，遇到了类似的问题才记起来。    当年是竞争对抗的年代，也是建立永恒友谊的年代。进入莱佛士书院和莱佛士学院对我有利。后来，莱佛士书院最优秀的学生在政府部门和商业机构里表现良好，莱佛士学院的也一样。    关世强在莱佛士书院比我高两班，是个高才生，数学、英语和华语都很好，会拉小提琴，也是个艺术家。他是新加坡的“通才”，常常有一些发明取得专利。在莱佛士学院的第一年，他在C座宿舍住我隔壁，每天傍晚晚饭前都练他的小提琴。久而久之，我也习惯了这琴声。尽管他用了弱音器，琴声仍然越过矮墙在天花板很高的宿舍里回响。他当上了教师，最后出任教育部常任秘书。后来我委任他为新加坡大学校长。他退休后担任新加坡驻马尼拉大使，60多岁死于癌症，对我们来说是个重大的损失。    我在莱佛士学院结识的许多人，后来跟我一起参加政治活动。其中一个是杜进才，理科生，比我早一届。他沉默寡言，做事坚定不移，也很勤奋和有条理。另一个是吴庆瑞，他是经济导师，头脑一流，不善言词，写作条理分明。    因此，50年代我开始当律师时，已经有许多朋友和熟人在新加坡和马来亚两地的政府部门和专业领域里担任要职。在新加坡和马来亚，哪怕彼此不认识，只要出身背景相同，对方就很容易接受你；学校联系起着很好的作用，马来人也不例外。在政治活动活跃起来之前，当权力仍然完全掌握在英国人手中的时候，马来半岛内地的马来人并没有敌视我。我跟许多内地马来人交上了朋友，包括两位审理过我所办案件的巡回法官。    英国殖民地教育制度培育了千分之一最优秀的受英文教育的学生，使他们成为精英分子，自然而然地建立起校友网络。我们进过类似的学校，读过同样的课本，有着某些共同的处世态度和性格特点。这种鼓励学生通过谈吐、作风、衣着和办事方式来建立联络网的学校制度，并不是英国公学独有的。注：①  当时英校的学制是：小一，小二；1号，2号，3号，4号，5号(相当于小学)：6号，7号，8号，9号(相当于中学)。 ②  由英国殖民地政府在新加坡发行，在英国殖民统治期间，流通于马来亚和新加坡。因新加坡当时也称石叻坡，所以它又称叻币。 ③  马来联邦(FederatedMalayStates，1920—1941)由吡叻、雪兰莪、彭亨和森美兰四个马来土邦组成，受英国保护，英国派有驻扎官驻于各邦。 ④  马来属邦(UnfederatedMalayStates)由柔佛、吉打、玻璃市、吉兰丹和丁加奴五个马来土邦组成。于20世纪初受英国保护，英国派有顾问官驻于各邦。                        第四章 来了日本兵    我沿着泥路，最多走了20米，便看到两个人穿着暗褐色的制服，跟英军所穿的绿色和棕色制服不同。他们就是我最早看到的两个日本兵。他们绑着腿，脚穿胶底布靴，大脚趾和其他脚趾隔开，就像他们的凉鞋一样……我呆了几秒钟，才想到他们原来就是日本兵，顿时汗毛直竖……    1941年12月8日凌晨，这完全出乎意料之外，日本飞机空袭新加坡。当时，街灯居然还亮着，空袭警报也没响，等到投下的炸弹爆炸后街灯才熄灭，警报才响起来。谁都没料到日本会发动攻击。    我跟我的同学一样，认为英国无论如何是不会被征服的。所以，跟全世界作对的德国人吃败仗，只是迟早的问题。他们入侵苏联，势必陷人泥沼。像其他学生一样，我们的消息来自新加坡的英文报纸。主要的英文报《海峡时报》为英国人所办，它的读者各民族都有。规模和影响力较小的《马来亚论坛报》只有本地人阅读。此外，大约还有10份华文、马来文和印度文报纸，它们的影响力都不大，我也没阅读。我的同学都受英文教育，他们当中很少人能够阅读这些报纸。作为学生，我们心里所想的不是关于战争的问题，而是想着在新加坡如果有人到日本商店光顾，那些抵制日货的华族爱国分子可能会把他的耳朵割掉。    华文报纸对战争的可能爆发，倒是让读者在心理上有较好的准备。从1940年12月起，《南洋商报》便不断刊登有关战争的不祥消息和评论。1941年10月，它发表一篇分析文章，指出新加坡坐落在马六甲海峡南端，很可能成为日军的主要攻击目标，而且推测日军为了更靠近新加坡，才挥军进入越南。l1月该报报道说，进兵泰国，是日军准备采取的下一个步骤。这份华文报赞同让战争蔓延开来，使日军远离中国，越远越好。由此看来，该报的读者不像受英文教育的读者那样，在心理上毫无准备。    危险的征兆    可是，快到12月时，一些明显的危险征兆就出现了。    1941年12月1日，总督宣布马来亚武装部队实行总动员。    在做动员工作的人当中，有几位是莱佛士学院的教师，包括吴庆瑞，他是海峡殖民地义勇军团的成员。许多班级宣布停课，我和同学们却依然一点也不惊慌。我们把这一切当作战备的一部分。这也可说是一种策略，目的是向日本人表明，如果他们胆敢挑起战火，那是愚蠢的。    1941年12月4日，《海峡时报》的大字标题是“舰队的到来，产生极大的鼓舞”。原来两天前，即12月2日，英国最主要的两艘军舰——战列舰“威尔斯王子号”和战列巡洋舰“驱逐号”——航抵新加坡。我们不禁有些得意洋洋。这两艘战舰可以保证英国在远东不出岔子。    政府和报纸忽视日本的威胁，究竟是出于愚蠢或是过于自信?我认为是英国对敌人的力量和本质一无所知。英国人和本地人深信白人有其优越性，黄种的日本人不可能向白人挑战并得逞。诚然，根据记录，马来亚英军总指挥官白思华将军的几名副官，曾经要求兴建防御工事，例如在新加坡岛北部和新柔长堤另一端的柔佛，挖掘战壕和设立路障。但事实是，谁也不相信日本人会那么鲁莽，敢跟英国人较量。如果他们真的动手，定会惨遭痛击。后来，我们发觉日本人不但准备同英国人和荷兰人较量，而且还准备跟美国人一较高低时，的确感到莫大的震惊。当时的英国和荷兰被欧洲战事拖累，根本无法招架。    1941年12月8日凌晨四点，我在古鲁尼路莱佛士学院E座宿舍睡觉时，突然间被炸弹的爆炸声惊醒。战争终于开始了。根据第二天报纸报道，日本飞机轰炸新加坡市区，炸死60人，炸伤130人。报纸也刊登了牛车水一带房屋被炸毁的照片。可是，空袭的新闻只是轻描淡写，新闻检查压制了新闻的报道。后来，我们听说日本飞机也轰炸发巴港的码头、三巴旺的海军基地以及登加和实里达空军基地。    莱佛士学院的学生都异常激动。那些内地来的学生，马上准备乘火车回家去。几乎每一个人都相信新加坡将成为日本攻击的主要目标。回到马来亚乡下，可以避开日本轰炸机，比较安全。院方和学生一样不知所措，谁也没有做过应付这种局面的准备。两天后，我们听说12月8日那天，日本军队已在吉兰丹州的哥打巴鲁登陆。这么说来，马来亚也难免战火之灾了。    不出几天，学院里的学生宿舍几乎空无人影，教师也停止讲课。院方要求学生挺身而出，组成医疗辅助服务队莱佛士学院分队。我志愿加入这支分队，每天从纳福路住家骑脚踏车到三英里外的学院值勤。当局没给我们提供制服，其实他们也没有时间做这方面的准备。我们每人分得一顶头盔和一块臂章，上面印着红十字标志。我们每个月得到少许津贴，大约60元，工作是每天24小时轮班，每六人编成一组。莫里斯•贝克是我这一组的组长。他是一个欧亚裔学生，来自彭亨州的金马仑高原，比我大两岁。1940年他跟我一起在C座宿舍寄宿。起初我们一点也不害怕，反而因为英国已经对日宣战，实际介入真正的战争而感到紧张刺激，同时很难抑制内心的兴奋。    然而对英国来说，战事并不顺利。12月10日，也就是“威尔斯王子号”和“驱逐号”抵达新加坡之后的第八天，它们竟在关丹附近海面被日本轰炸机炸沉。原来这两艘军舰向北航行时，没有军机掩护。消息传来，真叫人难以置信。这样的事怎么可能发生呢?如今还有什么东西可以阻止日本帝国海军挺进呢?    两艘军舰被炸沉之后几天，政府医务局宣布征用莱佛士学院，并把它改设成一所疗养院，收容两艘被炸沉军舰上伤势较轻的水兵。身为历史教授的学院院长戴尔就成为疗养院的非专业监督。我们在医疗辅助服务队里的职务仍然保留着，但是在12月份，再也没有炸弹掉落在莱佛士学院分队的救护范围内，我们也没有奉召到其他地方去救护和收硷伤亡者。值班的时候，我时常坐在走廊的围栏上，眺望夜空和那一道道搜寻敌机踪迹的探照光束。但是，空袭次数减少了。原来日本战机集中在北马前线，只是偶尔南下轰炸新加坡。    不久，有些消息从马来亚传来。有的说英国部队在前线溃不成军；有的说日本军队毫不费力地突破英军的防线，骑着脚踏车沿马来半岛南下，穿过树胶园，用小船和舢舨在英军防线后面登陆，迫使更多英军后撤。大批白人家庭，包括种植园园主、平民和他们的家属，开始越过新柔长堤来到新加坡。有权势有地位的亚洲人举家老小也在逃难，只是他们没有露面而已。他们可能寄居在亲戚朋友家里，要不然就是静悄悄地从丹戎巴葛码头乘船离开新加坡，以免因协助英国人或是捐钱给中国，支持抗战而遭日本人报复。    到了1月，日本军队已靠近柔佛。日本战机也开始夜以继日地大举轰炸新加坡。一天下午，我在武吉知马村第一次救护和收殓伤亡者。医疗辅助服务队的几支分队的成员，乘坐由新加坡电车公司巴土改装的救护车赶到那个村子时，一颗炸弹刚刚掉在警察局附近，有几个人死伤。这是我第一次亲眼看到有人流血、受伤和死亡，真叫人心惊肉跳，惨不忍睹。    1月31日上午八点左右，莫里斯•贝克和我坐在莱学院行政楼的栏杆上值勤。53年后，即1995年，贝克还记得当时戴尔教授绕过墙角，朝我们走来，准备到他的办公室去。这时候，突然传来一声天崩地裂的爆炸巨响。我们都给吓得目瞪口呆。接着我脱口而出说：“英帝国的末日到了!”戴尔教授听见我的话，但把头转开，继续往前走。    凛然不屈的精神    同一天上午，所有英国军队都从柔佛撤退到新加坡岛。苏格兰高原兵是在他们的风笛手吹奏着《高原少年》的乐曲声中，最后列队越过新柔长堤的。当时只剩下两名风笛手执行这项任务，表现了他们凛然不屈的精神。这使我留下终生难以磨灭的印象：英国人面对战败的厄运时，依然能够保持冷静沉着的态度。英国皇家工兵接着在柔佛那一边的长堤上炸开一道60米宽的缺口。但是，他们也把从柔佛输送饮用水到新加坡的大水管炸断。新加坡攻防战开始了。    我所属的医疗服务分队，是在2月8日(我记得是这一天)上午执行最后一次任务。当时，戴尔教授召集所有队员，并问有谁自愿负起危险的任务。莫里斯•贝克和我，还有其他几名队员自告奋勇。我们乘坐一辆救护车，沿着武吉知马路赶到武吉班让。这里离北面战线大约七英里。我们到达时，看到眼前的小村庄在蒙受轰炸和炮击后，陷入火海之中。我们走入一片树胶园准备进行救护工作时，莫里斯•贝克看到一颗没爆炸的炸弹，弹尾露出地面。要不是他及时叫我小心，我很可能踩个正着。    我们救护一名20岁出头的华族女郎。她的左股骨断了，腹股沟还有一道伤口。我们必须用夹板夹住她的大腿。为此，我们不得不把她的中装裤子脱下，然后给她上夹板。我感到有点不好意思，这是我第一次不得不对一个年轻女郎做这样的事。她神色茫然，露出震惊的样子。我们又搜寻到几个伤亡者，然后救护车就高速驰往欧南路中央医院。    一天早晨，我戴着头盔和臂章骑脚踏车回家时，看到一列军用卡车停在史蒂芬路。站在卡车旁边的，是一些身材高大，头上戴着宽边澳大利亚军帽，但脸色异常沮丧的澳大利亚士兵。他们士气低落，而且有点惊慌失措。我停下来问他们前线离这里有多远，一个士兵答道：“全完蛋了，把这拿去吧!”说着就把手中的武器推给我。我大吃一惊，难道就这样一点希望也没有了吗?我婉言拒绝接受他的武器，并且安慰他说，只有在战事结束时才能定输赢。然而对这批澳大利亚士兵来说，这场战争他们已经认输。我不晓得他们经历了多少个可怕的日子。    战后，我从书报上得知当年有几旅澳大利亚军队在乘船前往中东途中，转到新加坡来。他们刚好在新加坡沦陷前三星期到达，立刻被派往马来亚内地抵抗日军，结果很快便被击溃而撤回新加坡。    这时，我父亲在巴株巴辖任职的蚬壳石油公司通知他要立刻疏散。巴株巴辖在新加坡以北大约100英里，靠近马来亚西岸。父亲在那里担任油库监督。他在新柔长堤被英军炸断之前，驾着奥斯汀牌的小汽车回到新加坡。我们仍然希望号称东方堡垒的新加坡能守得住。我相信仗一打起来不免会有许多死伤，但是，英国人将会挖壕固守，最后我们就会得救。然而随着日子一天一天过去——到了2月第一个星期以后，日子简直是一小时一小时地过——我心里越来越觉得新加坡并不是马耳他，它哪能顶得住日军的长期围攻?    整个殖民地弥漫着战败的气氛。日本军队从柔佛发射过来的炮弹造成严重的破坏。当日军的零式战斗机飞越上空时，英国皇家空军的水牛式战斗机连忙起飞，但却不是要迎战敌机，而是为了避免在地面被击毁。原来日本的战斗机飞行速度快，精巧灵活；英国的战斗机速度慢，机身笨拙，它们绝不是日机的对手，这是谁都看得出来的。最后一批英国和欧洲平民，尤其是妇孺，从马来亚拥入新加坡。我们听过一些传闻，说他们怎样在丹戎巴葛码头争先恐后地挤上剩下的几条船逃命。    1月中旬，新加坡的学校全部停课。当炮声越来越逼近市区时，我母亲同父亲讨论有关应变的良策。她建议全家搬到外祖父的房子去，那里远离市区，被炮弹击中的可能性较小。我赞同并支持母亲的建议。我告诉她说，我准备留下来看守纳福路的房子，这也方便我继续到莱佛士学院的医疗辅助服务站值勤。我并不是单独一个人留下，我们的园丁许忠祜将会陪着我。他身兼人力车夫，从1937年起，我弟妹每天上学放学都由他接送。每次我到莱佛士学院值勤时，他就留在纳福路看守房子。我们挖了一个洞，盖上木头，铺上泥土，就成了一个防空壕。母亲在防空壕里囤积白米、食盐、胡椒、豆酱、咸鱼、罐头、炼奶以及我们可能长期需要的各种东西。钱不成问题，因为父亲奉命撤离巴株巴辖的油库时，公司方面很慷慨地付给他几个月的薪水，    就在日子越来越暗淡的时候，有几次我值完班跑去看电影，好让自己在看电影的两三个小时中暂时忘记一切，同时把渺茫的前途抛在脑后。1月底的一个下午，我在国泰戏院看一部喜剧片。戏中有一个场面是一颗炸弹该爆不爆，却在轻微的“啪哒”声中破裂开来。原来是一颗“诈”弹。它的外壳裂开时，露出“日本制造”的标志。这是多么不可思议的事啊。在过去两个月里，新加坡已经领教过日本炸弹和炮弹的巨大威力，而现在我所观赏的电影，却把日本人大肆挖苦一番，说他们两腿成弓形，眼睛向内斜视，所造的船无法在暴风雨中漂浮，开枪不会中的，充其量只能制造“诈”弹。不幸的事实是，从12月8日起的两个月里，他们却证明自己的军事力量能够跟英国作战。好几年以后，英国战时首相丘吉尔在他所著的一本书中写到新加坡的陷落时说，这是“英国历史上最严重的灾难，也是最大规模的对敌投降”。    2月10日英军后撤时，军方接管了整座莱佛士学院。两天后，医疗辅助服务分队不得不宣布解散。起初我留在纳福路老家，后来由于炮声越来越近，我只好到直落古楼和家人住在一起。搬到直落古楼的第二天，我们听到远处传来步枪声，有些比较靠近我们。但是，大炮声、炮弹爆炸声和炸弹爆炸声却沉寂下来。我觉得很奇怪，便从后门走到L巷去。这条巷子就在渔村旁边，过去我经常在村子里和童年朋友们玩耍，他们都是渔民的孩子。我沿着泥路，最多走了20米，便看到两个人穿着暗褐色的制服，跟英军所穿的绿色和棕色制服不同。他们就是我最早看到的两个日本兵。他们绑着腿，脚穿胶底布靴，大脚趾和其他脚趾隔开，就像他们的凉鞋一样。我后来才知道这种布靴使得日本兵的脚趾更能抓住潮湿或滑溜的地面。但是，最叫他们显得怪模怪样的，是头上所戴的鸭舌帽，帽子后面还连着小披风，垂在颈后。他们外形古怪，身材矮胖，却扛着插上刺刀的长长的步枪。他们身上散发出的一种令人作呕的恶臭，简直叫我永远忘不了。我后来所碰到的许多日本兵，身上都散发着同样的臭味。那是因为两个月来他们沿着森林小径和胶园通道，从哥打巴鲁一路打到新加坡，好久没有洗澡了。    我呆了几秒钟，才想到他们原来就是日本兵，顿时汗毛直竖。幸亏他们正忙着搜寻敌兵，所以不理我只管往前走。我赶紧飞奔回家，把所看到的一切告诉家人。我们连忙把所有门窗关上，天晓得这样做对我们能起什么保护作用。由于日本军队从1937年起在中国干下的种种暴行令人发指，我们最害怕的就是他们在这里重演奸淫掳掠的暴行。幸亏那天一直到晚上，都没有发生任何值得一提的事。与此同时，英国军人却迅速撤往市中心，根本没进行过什么抵抗。    最暗淡的节日    第二天，2月15日，是农历新年。作为一年中最盛大的节日，华人通常都要穿新衣新鞋，还有各种各样的传统美食可大快朵颐。可是，这一年的春节，无疑是1819年华人移居新加坡以来最暗淡的一个节日，只听到从新加坡北部和西部靠近市区的地方传来的战斗声，远处大炮和臼炮炮弹的爆炸声响彻云霄。不过，直落古楼地区却一片宁静。日本军队已向市区节节挺进。    那天晚上，大炮声静了下来。不久，有关英军投降的消息便传开来。第二天，有些朋友从市区回来，告诉我们抢劫事件到处发生。英国人和欧洲人的住家被马来车夫和园丁掠夺一空。这个消息使我们全家人焦虑万分。我们在纳福路28号的住家，还有那些囤积的粮食和必需品会怎样呢?尤其是粮食，我们要靠它度过漫长的岁月啊，保得住吗?经母亲同意，我和许忠祜一起从直落古楼步行八英里左右到纳福路。我们只花两个小时就到达目的地。沿途我看到马来人从大洋房里拾走家具和其他物件；华族不法之徒则搜掠货仓，抢走较贵重又不笨重的物品。有一栋破旧的浮脚楼，跟我家隔着两座房子，里头住着大约20户布央族①人家，男子都以当车夫为业。幸亏他们还未对我家动手。在那些大洋房里有更好的东西可拿，何况已是人去楼空，因为这些大洋房的欧洲主人正集中起来准备进入拘留营。我回来得正是时候。    英国主人的大洋房和货仓遭洗劫，象征着一个时代的结束。那些在1945年以后出生的人，的确很难理解这件事的全部含义，因为他们完全不知道英国的殖民制度，如何在1942年2月15日被日本人摧毁。自从1819年莱佛士在新加坡登陆，并把新加坡建立成为东印度公司的贸易站以来，白人的支配地位，从未有人质疑。我不知道这种情形怎样产生。但是我在1930年入学时，便意识到英国人是大老板。那些像他们一样的白人，也是老板，有大老板，小老板，但都是老板。他们人数并不很多，不过8O00人左右罢了。他们过着养尊处优的生活，同亚洲人分隔而居。政府官员在环境较好的地区有大洋房、汽车、车夫和许多仆人。他们吃的是上等食物，肉类和牛奶制品居多。每隔三年，他们便请三到六个月的长假，暂时避开新加坡令人困倦的赤道气候，回英国“老家”休养。他们的孩子也回“老家”受教育，决不进人新加坡的学校就读。这些孩子也过着高人一等的生活。    总督是大头头，也是老板中的老板。在庆典仪式上，他总是穿上镶着金色绥带的雪白漂亮的制服，头戴顶端装饰着白色羽毛的盔帽，腰间佩带一把长剑。白人官员担任政府中所有高级职位，而且对亚洲人掌握着生死大权。福建人称呼他们为Ang Moh(红毛)，马来人则把他们叫作Orang Puteh(白种人)。警察总监、高级警官、医务局局长、医院的高级内外科医生，都由白人担任。亚洲医生只能在白人医生手下工作，即使他们的资格比白人医生高，也无济于事。护士长也非由白人担任不可，虽然她们只能讲英语，而且跟不会讲英语的病人谈话时，必须请本地护士当翻译；亚洲护士休想有一天能成为护士长。    在莱佛士学院，所有教学人员都是白人。有两名本地最优秀的毕业生，尽管考到物理和化学一等文凭，院方却只聘用他们当“示范员”，薪水也比白人低得多。而且他们还得考取伦敦大学校外理科文凭，才有资格担任这个职位。吴庆瑞(后来成为新加坡副总理)是当年最优秀的文科毕业生之一，考获经济学一等文凭，可是他所能担任的职位，只是“导师”，不是讲师。    莱佛士学院有120名寄宿生，分别住在6座宿舍里。为了督促这批学生遵守纪律和秩序，院方聘请了一个50多岁的英国退休军士长担任舍监。虽然他说的是伦敦方言，文化水平也不高，但是他却领取丰厚的薪金，而且跟他的同胞一样，过着家惺惬意的生活。在学院当局看来，一名退休的英国军士长是负责训导新马120个最聪明的年轻人的适当人选，况且当时学生方面也没有意见。他们对这位舍监唯一不敬的是每次听到他说伦敦腔的英语，就禁不住高声大笑。    亚洲的暴发户    日本人笼统地被视为亚洲的暴发户。不错，他们比华人、印度人和马来人更加工业化、更加先进，但是他们要赶上白人，还需要一段长时间。他们制造纺织品、玩具和其他东西。我记得在30年代，我母亲经常谈起她在密驼路著名的日本商店越后屋所买的一些美丽的府绸。当时密驼路有许多日本商店，越后屋是其中之一。我母亲告诉姐妹们，这种日本府绸，可以跟英国的细棉府绸媲美，价钱却便宜得多。不过，日本制造的玩具，价格虽廉价，样子却俗气，而且不耐用，跟英国制造的玩具简直不能相比。当年在新加坡也有日本西医和牙医，他们收费低，医术也不高明。我始终不明白，什么机遇使他们的学位获得英国医药当局的承认而能够在新加坡行医，莫非是报答日本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代英国人照顾远东的利益?据说有少数几个日本医生还算能胜任，但却没有一个比得上医学院的英籍教授。    这就是11万名日本兵所占据的马来亚和新加坡的状况。当时还有13万名英国、印度和澳大利亚士兵被日军俘虏。经过70个惊慌、混乱和愚昧的日子，英国殖民地社会终于被摧毁，有关英国人高人一等的神话，也被打破了。英国人以为在日本兵开始炮轰新加坡时，亚洲人会极度恐慌，殊不知他们却处之泰然，面对伤亡毫无惧色，也没有惊慌失措。当日本人的炸弹和炮弹掉下来时，躲在办公桌和工作台底下的，正是白人平民老板。1941年12月16日夜深入静时，不顾亚洲人的死活，自己偷偷逃离槟城到新加坡“避难”的，也是白人平民和政府官员。英国军队在撤退之前，尽量把军事设备一一炸毁。医院、自来水厂、发电厂以及其他重要设施虽然保存完好，却没有人操作。于是，房屋失火时，没有消防员出动救火；自来水厂也没有职员调节供水。管事的白人官员早已逃之天天。白人只顾自己逃命的传说，使他们在亚洲人眼中沦为自私、胆怯的一群。这些传说有许多在转述的过程中，无疑被夸大了而有失公允，但却有充分的事实以资证明。事实证明白人如果不是比亚洲人更加惊慌失措的话，至少相差不多。亚洲人一向依赖白人的领导，如今白人却辜负了他们的一片期望。    粉碎了优越的神话    英国人的霸权本来是建立在优越的科技和组织上的。因为多数亚洲人相信英国人天生优越的神话，并以为要向英国人挑战是不明智和枉费心机的，使这种霸权得到了进一步的巩固。可是现在，竟然有一个亚洲民族敢于抗拒英国人，并粉碎了上面所说的神话。没想到日本人以征服者的姿态对英国人称王称霸之后，却对同属的亚洲人显示他们比英国人更加残暴、蛮横、不义和凶狠。在日本占领的三年半里，每当我自己或是我的朋友当中有人被日本兵折磨、殴打或虐待时，我们都不禁深深叹息，恨不得英国人早日回来。新马人民对同是亚洲人的日本人感到失望，幻想破灭了。另一方面，日本人却耻于跟亚洲人认同。他们认为其他亚洲人都是劣等民族，只有较低层次的文化。相反地，日本人却是天照大神②的子孙，也是天择的子民，跟蒙昧无知的华人、印度人和马来人完全不同。注：①印尼爪哇和加里曼丹两岛之间的一个小岛——巴韦安岛(Bawean)上的原住民。②意为“太阳之神”。日本皇室把它奉为天皇的祖先。第五章 逃出检证关    我在忠祜的小房间里度过一晚，便决定到出口处，接受检证后出去，可是值勤的日本兵挥手要我同一群华族青年站在一起。我本能地觉得不对劲，于是要求日本兵准许我回到估俚间收拾我留在忠祜房间里的东西。日本兵答应了。我回到忠祜的小房间，又躲了一天半，才试着从同一个检查站出去……    我从直落古楼步行到纳福路，走了两个小时，发现新加坡的治安突然间变了样。英国军队已经投降。本地警察，包括华族与印族低级警官和马来普通警员，都消失无踪，害怕日本人把他们当作英军的一部分。日本军队还没开进市区执行任务。目无法纪的人可以为所欲为。    大多数人照老习惯过日子，奉公守法，不敢胡来。可是，由于白人老板走了，胆大包天或是走投无路的人就趁机抢劫英国公司的货仓、百货商店和商行。他们认为抢走白人的财物，是天经地义无可厚非的事。他们破门进入货仓、百货商店和商行，抢走食物和贵重的东西，只要拿得了就拼命拿。抢劫事件连续发生几天以后，日本军队才出来维持秩序。为了达到阻吓的目的，他们胡乱射杀几个抢劫者，把这些人的头砍下来，放在几座主要桥梁的桥头和几条大街的交叉路口示众。    其实日本人自己也四处抢劫。最初几天，无论谁在街上行走，身上的钢笔和手表都会被日本兵夺走。日本兵也以搜查为名，进入屋内，趁机拿走那些可以藏在身上的小物件。起初，他们也把最好的脚踏车推走，不过，几个星期后就不要了。原来他们在新加坡只是短暂停留，随时会被调到爪哇或印尼的其他岛屿作战，以便侵占更多的土地。他们不可能把漂亮的脚踏车一起带走。    尽管日本人和华人具有共同的文化传统，这对华人却毫无帮助。我回到纳福路的第二天，看见几个日本兵在路对面敲打一座房屋的大门。这是李绍茂的家。李绍茂是莱佛士学院理科毕业生，原在海峡殖民地民事服务部门任职。他的侄儿把大门打开，日本兵便径直走到车房去。他们要的是那辆擦得闪闪发光、亮丽夺目的黑色福特V8型汽车。李绍茂非常爱惜这辆车，每天都清洗车子，把它擦得光光亮亮。他从屋子里冲出来，希望汽车免于遭殃。他处世谨慎细致，为自己拥有的房屋和汽车感到很自豪；他也以自己是个华裔学者为荣。他不懂日语，中文书写还可以。由于日文当中应用不少汉字，我看到他在一本便笺簿上挥写，也许是告诉对方他是一个高级公务员，执行公务时需要用到汽车。但是带头的日本军官根本不予理睬。只见这个军官钻进车里，把车子倒开出车房，然后驾走。    第一次遭粗暴对待    我第一次遭到日本兵的粗暴对待，是在去探望阿姨的时候。阿姨住在甘榜爪哇路，刚好在跨越武吉知马河的红桥对面。我走近红桥时，看到一个日本哨兵在桥头踱来踱去，附近有四五个日本兵围坐着。他们也许是哨兵属下小队的队员。我戴着一顶宽边的澳大利亚军帽。在英军投降之前几天，许多澳大利亚军帽到处丢弃，我拾了一顶，心想在今后的困苦日子里，这顶帽子也许可以大派用场，使我免受太阳曝晒之苦

　　文章很長，未及細讀，請教唐兄，新加坡是否有可能擴大版圖？

谢谢唐夫转来的文！

嗯，大概唐夫这段时间太忙，转来的文，太长太密密麻麻了。没有段落。我进来几次，想读读此文，总是有点望而生畏。眼睛有些受不了。

对不起啊，唐夫，我是不是在鸡蛋里面挑骨头啊？

“李光耀，汉族客家人。新加坡华人，祖籍广东梅州市大埔县高陂镇党溪乡。自幼就接受英式教育，12岁（1935年）时考入当地顶尖的英校莱佛士书院（初中部），18岁（1940年）时考入原校的高中部，但在日军占领新加坡后中断学业。战争结束后，李光耀荣获大英帝国女王奖学金，并开始赴英国留学。

在留学英国初期，李光耀就读于伦敦经济学院，并在学习时受到导师拉斯基的社会主义理论影响，逐渐展现反殖民统治倾向，但在之后却一直以“反共者”著称。他曾在他的回忆录中表示，“之所以讨厌共产党人，根源在于他们采用列宁主义（领袖集权）的方法，不在于他们的马克思主义理想。””——网络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