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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夫

#1  [转载] 秦城监狱里的高干娇妻

秦城监狱里的高干娇妻(一)  

2014-11-11 15:56:58|  分类: 转载 |举报|字号 订阅


                   秦城监狱里的高干娇妻(一)

  王光美出身大家,毕业于辅仁大学,父亲曾任民国总长,抗战胜利后从北平军调处转赴延安,是刘少奇在中共胜利入城之际续娶的第四任妻子。毛泽东和刘少奇在对待夫人态度上风格不同。1950年代到1960年代前期,江青尚处于政治舞台边缘,只是担当毛主席秘书一类角色。由于毛泽东除建政初访问苏联外从不出国,江青也无机会对外展示其第一夫人风采。王光美却时常随刘少奇出国访问,尤其以1963年出访东南亚四国最为风光,从而招致江青嫉恨。
  文革之前的“四清”运动中,刘少奇更是放手让王光美在河北省抚宁县桃园大队抓蹲点,推广“桃园经验”。凡此种种皆为犯忌之举。王光美回忆,“四清”运动期间,一次在中南海春耦斋舞会上碰到江青,江青对王说:“我现在身体不好,下不去了。你身体好……”妒意溢于言表。文革初期刘少奇被打成“内奸、工贼、叛徒”并含冤身亡后,王光美被株连,罪加一等关入秦城,备受折磨。一种传言是王光美曾被判死刑,毛泽东“刀下留人”。原周恩来传记组长高文谦考证,事实是专案组曾建议对王“永远开除党籍并惩处”,没有说明惩处是生刑还是处决,专案组牵头人江青批示“拟同意”,留下了处决可能性。周恩来批示“应判刑”,或有针对之意。毛提出“保存活证据,对将来有利”并批示“暂不宜判刑”。同时高文谦披露,江青曾私下对毛要求处王光美死刑。1978年12月22日,王光美获释,而一年零八个月以前,江青已经进入秦城受审。

  参与审判江青案件的法官王文正,记录了这一起“换房”戏剧的落幕:1980年的一天,法官们正在秦城监狱预审室里观看预审江青的录像,一辆轿车开进秦城大门,车上走下一位女同志,在有关人员引导下,向预审室走来。进屋之后,她静静地坐在一旁同法官们一起看预审江青的录像,看得很认真。

  录像结束之后大家看清,原来这是王光美。出狱两年后,她故地重游,特地来观看昔日加害者在秦城的录像。王热情地同法官们打招呼,看上去精神不错,但刚才看录像的激动似乎还未平息,眼眶里含有泪光。王光美环顾一下这间昔日她也曾受审的房屋,对法官们感慨道:“一场文化大革命搞了10年,我却在这里被关了12年,比一场文化大革命的时间还长啊!”

  落幕之后,尚有尾声。1980年11月20日下午3时,北京正义路一号,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第一次开庭。审判庭楼上会议室设有闭路电视,供党和国家领导人在此观看实况。审判台下有前国家主席刘少奇夫人王光美、贺龙夫人薛明和罗瑞卿夫人郝治平三人坐在前排中间的旁听席上,观看了江青被两名女法警押上被告席的一幕。王、郝二人,都是秦城的前“房客”。薛明也曾因与江青的过节,在贺龙过世后受到拘禁。

  江青和王光美的秦城戏剧有一个前奏,即牵涉林伯渠夫人朱明的“匿名信事件”。

  1954年,随毛泽东在浙江的江青收到一封匿名信,从上海发出,由浙江省交际处转江青,使用华东文委信笺,内容是写江青1930年代在上海的风流史和被捕变节的历史问题,内容非常具体,警告江青不要为所欲为。江青接信非常恼火,曾对浙江省公安厅长王芳哭诉。因写信人深知江青1930年代的历史及党内上层情况,江青推断此人必是党内高干或文化界名人,或是他们的夫人。当时浙江省公安部门由王芳主持立案侦查,称为“18号案”,多人受到怀疑,但未破案。

  一直到1961年,一次偶然的事情中,查明了给江青写匿名信的人,是林伯渠的妻子朱明。

  林伯渠去世之后,朱明给中央写信,反映有关林伯渠死后一些遗留问题,主要是希望对林伯渠遗体不要火化,容许土葬,并强调林伯渠既是共产党员也是同盟会员,可以区别对待。此信被用于与匿名信查对,两封信笔迹一模一样。朱明承认匿名信是她写的,并立即服安眠药自杀。虽然朱明自杀身亡,但是在“文化大革命”中,朱明仍被定为“反革命分子”。朱明的自杀当时震动甚大,内幕不明,直到近年王芳回忆录出版才披露真相。

  朱明亦是一位延安女性,原名王钧璧,生于1919年。出身大家,多才多艺,抗战之初背叛家庭投身革命。延安整风中,身在中央党校三部的朱明以一篇《从原来的阶级中解放出来》的反省教材被树为改造典型。在这篇文章中,朱明大胆袒露自己在一系列重大政治问题的看法上与党相左,譬如对共产党、毛泽东曾有怀疑、对共产党宣传“国民党假抗战”的反感、认为蒋介石才是中国领袖等,以此将自己树为王明“右倾”路线的反面典型,揭示自己世界观和灵魂的知识分子劣根性。她经过“抢救”成为“新人”的转变历程,成为整风成效活生生的例子。学者高华在《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中引用了朱明的反省作为分析样本,认为朱明反省的最大特点是坦率性、深刻性与广泛性,堪称标准的反革命百科全书,为毛泽东对知识分子的论断提供了充足论据,因而成为样本,应该是在诱导启发之下写成的。

  1945年,朱明嫁给了年届60岁的林伯渠。同为舍弃家庭奔赴延安且嫁给高干的“娜拉”,她何至对江青有如此恶感,以致写匿名信,令人回味,也足见江青在延安结怨甚深。一个旁证是,贺龙的妻子薛明也因为贬斥江青,在贺龙身故后仍受到批判关“牛棚”。薛明亦是一位延安女性。

  粉碎“四人帮”后,中共中央组织部对朱明的问题重新进行了审查,并做出结论:朱明“给江青的信的内容没有错误,原定其为反革命分子是错误的,纯属冤案,应予平反昭雪,恢复名誉”。

  延安整风的反省标本和1950年代的匿名信,是朱明在历史上留下的两次痕迹,即使是官方出版的林伯渠传记中,在介绍林伯渠的婚姻内容中,朱明也仅在1946年出现过一次,近似史铁生在《务虚笔记》中所说革命历史中被抠掉的“人形空白”。

  另外一起与秦城有关的“匿名信事件”则发生在陆定一夫人严慰冰和林彪夫人叶群之间。

  严慰冰入狱是由于检举叶群的“匿名信事件”。严与叶群早年并无利害冲突,同样出身于大家,严慰冰父亲早年加入中共,她考取中央大学后随母奔赴延安,在抗大毕业;叶群则为国军少将庶出之女,在一?二九运动中接近中共,以后到达延安。二人同为延安名媛,各自嫁给高干,严慰冰相比下更为根正苗红。1949年之后二人工作亦无交集,却由于出身和做派不同,令严对叶群产生了难以抑制的恶感。

  严慰冰妹妹严昭称,1942年延安开展整风,在清查历史档案时,发现叶群有隐瞒历史、虚报党龄等问题。严慰冰得知消息,曾向叶群所在单位马列学院党组织反映。后来叶群和林彪结婚,此事未再追究。1943年,叶群在中央医院生了第一个孩子,正好严慰冰也在住院。叶群经常要吃鸡汤,曾要警卫员头顶鸡汤泅水过延河,更引起严慰冰反感。

  叶群在延安时期的生活做派,陶铸夫人曾志的回忆录中亦有提及,称她在整风期间情绪受到打击,生活上弄得乱七八糟,在洗脸盆里大小便,甚至尿在曾志的脸盆里。林彪寄给她的新白布,她撕碎了打草鞋,曾志对林彪找了这么个人感到奇怪。

  1949年后进城,叶群作风未变,要权要官,一次次提级,成了林彪办公室主任,在军队颐指气使。严慰冰则一直任教员,早年对叶群的意见更形深化。

  根据林彪部下邱会作回忆,严慰冰对叶群的恶感,还来自于延安时期陆定一曾追求过叶群。在严慰冰的揭发信里,还说叶群在延安时期男女关系混乱,曾是在“抢救运动”中被处决的王实味的情妇,引得林彪出面作证叶群是处女,也没有跟王实味等恋爱过。

  严慰冰的匿名信中痛骂叶群,当然也涉及林彪。公安部门多方查对笔迹未获,以后却由于严慰冰与叶群在友谊商店购物时相撞,受到叶群叱骂而气愤难平,向总政写信反映,信到了林彪手里被看出笔迹,严慰冰因而被隔离审查。

  关于笔迹被发现的经过,尚有另外的说法,称当时林彪在外地,不可能辨认严慰冰笔迹。秦城监狱管理员何殿奎称陆定一对他口述,一次严慰冰的匿名信放在陆定一办公桌上,被秘书看见,认出是严慰冰笔迹,因此事发。为查清陆定一与匿名信的关系,公安部以考查的名义,安排陆定一到南方旅游,在此期间匿名信照旧出现,因此说明陆定一与此事无干。但此后陆定一仍旧受到牵连,在康生和林彪力主下打入监狱。此前,严慰冰已经被投入秦城受审。严慰冰的三个妹妹也被关押在秦城同一监区。

  陆定一在出狱后曾说过:“严慰冰之所以写匿名信,是因为她患有精神病,把握不住自己。许多人不相信,因为她除了与我吵架和写匿名信外,处理其他事情还是正常的。我曾请教过北京一家医院的神经科主任,了解到确实有这样一种精神病,在许多事情上表现很正常,对某些特殊事件,表现很不正常。严慰冰得的正是这种病。”

  严慰冰发病的由来,据说始于“三反”。1952年开展“三反”、“五反”,领导运动的人企图把严慰冰和徐特立(中共“五老”之一,当时任中宣部副部长)的儿媳打成“大老虎”,整了她们两人的材料,开中宣部全体工作人员的大会,要她们交代问题,又不让她们申辩。后来经过调查,她们都没有问题,但受过这样的刺激,严慰冰就得了精神病。

  “匿名信事件”尚有一段插曲。由于严慰冰写信使用“王光”“黄玫”的化名,又声称“咱俩是同学,谁也知道谁”(王光美早年曾与叶群在北京女师大附中同班同学),从而牵扯了王光美,一度成为笔迹重点排查对象。文革结束后,王光美和儿子刘源曾接受访谈专门谈此事,称严有挑拨之嫌。此事亦在吴法宪的回忆录中提及。

  叶群、严慰冰、王光美同为抛弃显宦家庭出身奔赴延安的知识青年。五四时期,鲁迅曾针对妇女解放提出“娜拉走后怎样的问题”,认为她们或者堕落,或者回来。到了延安时期,娜拉问题以投入革命阵营、嫁给老干部“修成革命果”而得以解决。但她们随之也成为依附组织与丈夫的“革命人”,陷入党内斗争的漩涡。

  匿名信事件可称是奔赴延安的“娜拉”们修成正果之后的一段“夫人公案”。在秦城中,王光美与严慰冰同在201监区二层中段女监,王光美曾从零星听到的声音,猜测邻居可能是严慰冰。

  秦城中的夫人一族尚有彭真夫人张洁清、罗瑞卿夫人郝治平、李立三夫人李莎(丽莎)、潘汉年妻子董慧、瞿秋白遗孀杨之华以及饶漱石前妻陆璀等人。与严慰冰的牵连丈夫、王光美的遭忌下狱不同,这几位都是受到丈夫牵连,出于审查和“保密”需求。

  李莎(俄文名丽莎)是旧俄一位农场主之女,父亲在苏俄革命后不久被契卡抓捕,在车上吞下藏在戒指里的毒药。李莎早年在远东边区出版社做校对看到政治小册子《反对李立三主义的斗争》,第一次接触到这个中共领导人的名字。后来在莫斯科上工农速成班期间与李明(李立三)相识。此时李立三已经历四次婚姻,生有两男三女。1935年二人结婚,此后李立三因为与王明的矛盾未能及时回国,1938年被关进内务部监狱,这里也是索尔仁尼琴牢狱生涯的头一站。在“老大哥”的监狱里,李立三曾遭受橡皮棍打头和关“小号”的惩罚。李莎前往各所监狱排队探寻,后来终于在塔岗卡监狱得知李立三下落,定期前往送钱物。当时李莎自己被开除团籍,哥哥也被判刑劳改修运河。1939年叶若夫被处死,肃反落潮,贝利亚着手纠偏,李立三在年底被释放。二人艰辛熬过了卫国战争,生下女儿英男。1945年延安“七大”上,毛泽东亲自提名将已被共产国际开除党籍的李立三选进中央委员会,随后回国,李莎也辗转前往中国。在东北,李莎和孙维世有交往,并曾当叶群的俄文老师。此后,李莎在北京俄文专科学校任教。中苏关系破裂后,李莎受到内部审查,查无实据,于1964年加入了中国国籍。

  李立三在1949年后任劳动部长和全国总工会常务副主席,却在1951年因为主张工会独立于行政、保护工人利益的“工团主义”被批判为“社会民主党”,1954年被免去劳动部长,变为李雪峰手下的中央书记处第三办公室副主任。1956年的“八大”上,李立三就自己的历史问题再次做了检讨。此后不久,毛开始将李立三与饶漱石、王明、张国焘等人相提并论。中苏交恶后,李莎问题也成了李立三的嫌疑。面对周恩来和康生的谈话压力,这位“左倾”代表人物显出了自己人性的一面,写信给周恩来为李莎申辩,以早年在苏联坐监狱时李莎的忠贞为由,坚持“我们是患难夫妻,不能离婚”。

  文革来临后,李立三被打成彭真死党,又在1967年开始的“揪叛徒、特务”风潮中受到揪斗,被打成“里通外国”分子。1967年4月20日,李立三和李莎在批斗会后被分别带走,李立三握着李莎的手说了一句“保重”,二人就此永别。两天之后,拘押中的李立三在午饭时间服用安眠药自杀身亡,留下遗书给毛泽东称:“我现在走上了自杀叛党的道路,没有任何办法去辩解自己的罪行。只有一点,就是我和我的全家没有做过任何里通外国的罪行。”李的遗体以“自杀者李明”名义火化,骨灰以“无人招领”为名和一些所谓盲流的骨灰深埋于北京东郊。一位中共早期最高领导人的人生如此谢幕。

  李立三的女儿李英男对笔者称,父亲虽然留下了遗书,但死亡并非没有疑点。李立三处于警察和红卫兵的严密监控之下,致死的上百片安眠药不可能自己觅得。从家中被带走时,李莎给他的安眠药只剩下几片。遗书字迹颤抖,显示出是在极大的心理压力下写成。服药后过了大半天,李立三才被送到医院。这一切都像是要刻意导向李立三表面上的自杀。在以后打击“五?一六”分子的运动中,周恩来曾在华北局提出要调查李立三死因,此后不了了之。平反过程中,李英男和母亲一起向中组部反映了对李立三自杀的怀疑。李英男分析,父亲的不得不死,可能和康生有关。在生前不久,李立三在一封写给毛泽东回顾自己在苏联经历的信中,提到1935年在苏联的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中,有人想推选王明为中共领袖,李立三不赞成此事并向康生汇报过。李立三在给毛的信中说,此事康生知情。康生最忌讳别人提起他在苏联紧跟王明的历史,这封信发出后不久,李立三就服药身亡。李英男得知中央文革有人说“李立三是活的档案袋”。

  类似的情节发生在冯仲云身上。冯仲云被打成苏修和朝修特务,在批斗中身死,冯忆罗认为死因之一是“六三指示信”的内情。1936年初,由于国际形势导致共产国际的政策变化,王明、康生主持的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以两人名义向东北抗联下达了“六三”指示信,要求他们扩大抗日统一战线,停止反对地主,并在“满洲国”内寻求利用灰色工会等形式合法活动,避免决战“等待更大事变”。这封指示信当时引起了抗联领导人之一、也是冯仲云战友赵尚志的反对,双方互相以“左倾”“右倾”相指责,赵尚志以后被开除党籍,成为抗联历史上聚讼不已的公案。

  一直到1985年,仍需经中央党史工作领导小组成员胡乔木、杨尚昆、薄一波批示同意,由中央党史办冯文彬、韩光主持召开东北抗日联军历史问题座谈会,召集在世的东北抗联“老人”统一思想认识,会议重点是把王明、康生个人的“右倾”与“六三指示信”的统一战线策略分开。冯忆罗说,1949年后冯仲云曾经问过康生“六三指示信”的问题,康生当时说跟他没关系,是王明拿给他例行签字的。冯忆罗认为,父亲的这一次询问,触及了康生的忌讳,有可能最终导致了他的丧命。

  如同江青上海时期历史的知情人难于幸免,康生在苏联时期紧跟王明历史的见证人亦难逃清洗,李立三、冯仲云、师哲等人即是例证。

  李立三自杀后,李莎被当作李立三与苏联之间“里通外国”的“特务上级”押入秦城,被单独监禁八年,狱号77(注:李莎记忆如此,或许前面尚有两位年份编号)。她不知道李立三的死,也不知道自己的两个女儿和多位好友也被在“李立三特务集团”的名义下送进秦城。和严慰冰一样,李莎受到了夜间车轮提审、连续训话,希望通过口供将早年在工运中有过交游的“李立三特务集团”与“刘少奇司令部”归并起来。因未得下文,李莎被专案组多年挂起来。1975年,李莎被放出秦城狱门,遣送到山西运城,1978年底才回到北京。1979年李立三获得平反,李莎回到北京外国语大学教学直到退休。在一封晚年给胡耀邦的信中,她自称将“结草衔环”报答“立三同志的祖国”。

  在秦城中,李莎与王光美囚室比邻,出狱平反后王光美曾看望李莎,感谢李立三没有乱供所谓刘少奇充当斯大林间谍的问题。

  李莎的案件牵连了好友葛拉尼娅,她和李莎一样来自苏联,是中共早期高干、原四方面军政委陈昌浩的夫人。

  葛拉尼娅出生于苏联的白桦林村庄中,卫国战争期间来到莫斯科当纺织女工,正像是《莫斯科不相信眼泪》的原型,但她此后的命运迥然不同。葛拉尼娅在莫斯科外文出版社公寓当临时女佣,遇到了来莫斯科养病的陈昌浩。陈昌浩自西路军失败之后严重受挫,被送往苏联治病。葛拉尼娅接受了比自己大20岁的陈昌浩的求婚,二人生有一子。1949年之后,葛拉尼娅随陈昌浩归国,结识了李莎,成为密友。陈昌浩原在中央编译局工作,1957年反右中被贴了大字报,以后在青岛疗养院一住数年,不问家小。看不惯此事的李立三曾写信规劝陈昌浩。

  中苏关系交恶后,发生了一件蹊跷事。崇文门附近有一家代客加工毛衣的个体编制户,款式花色多样,手艺不凡。李莎和葛拉尼娅慕名前往,在此偶遇亦来加工毛衣的苏联大使馆夫人。葛拉尼娅将此事告诉陈昌浩,不料陈昌浩将此写成材料,诬告李莎和苏联大使夫人在毛衣店秘密接头。并称李莎是“修正主义分子,常给苏联大使馆送情报”,并“带坏了葛拉尼娅”。葛拉尼娅因此和陈昌浩大吵一架。此后不久,陈昌浩提出离婚,理由是葛拉尼娅是修正主义分子,“竭力追求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官司打到了法院,判决离婚并均分财产。

  文革爆发后,陈昌浩成了本单位的“造反派”,但不久后被人挖出历史问题,打成“牛鬼蛇神”,1967年11月被迫害致死。葛拉尼娅在李莎入狱后不久被逮捕,送入秦城监狱。被捕之时,葛拉尼娅出于惊慌,蓬头垢面在大街上振臂高喊:“斯大林万岁!”在秦城度过八年后,葛拉尼娅被释放,精神已经失常,陷入幻听幻视,认不出前往探监的儿子。晚年葛拉尼娅思念家乡的黑土和白桦林,带着儿子回到莫斯科,没想受到戒备驱逐,不许其儿子儿媳居留,葛拉尼娅只得举家返回中国。这次经历对她打击很大。几年后,葛拉尼娅全家迁往澳大利亚,去了一个和自己毫无关系的“第三国”,度过了残年。

秦城监狱里的高干娇妻

女囚在秦城监狱中鲜为人知的经历

令人感慨万千
   秦城监狱是中国最著名的监狱,文革期间,曾关押大量中共高级官员,其中有一部分是女囚。关于秦城监狱的这段历史,作家木木在《秦城监狱中的女人们》一文披露,陆定一夫人严慰冰、周恩来养女孙维世等女囚在秦城监狱中鲜为人知的经历。“那是真正的人间地狱。每天夜晚,半夜三更的时候,汽车叭叭地响起来,那是又一批犯人被送了进来。犯人进来的时候脸上蒙着黑布,被牵着分到各个牢间…” 文革终结了,可文革期间残害无辜的秦城打手并没有因为文革的终结而受到清算,那个秃子就仍在秦城上班,偶尔还要到公安部去办事。就在那天去公安部时,他被火眼金晴的严慰冰赶上了。秦城监狱没有女看守,却不乏女犯。文革期间的秦城女犯,大多是女人送进去的。有本事在秦城监狱私设公堂的女人当然不是普通女人。这样的女人全中国只有两个,即“第一夫人”江青和“准第一夫人”叶群。 陆定一夫人严慰冰,无疑是秦城女犯中骨头最硬的一个。严慰冰因写匿名信辱骂叶群,于1966年4月28日关进北京市看守所,是文革期间所有女政治犯中第一个身陷囹圄的。林彪叶群不时查问审讯进展情况,林彪甚至在案组报送的材料上,批了一句令人心惊肉跳的话:“我要把严慰冰杀十次!” 严慰冰既然受到如此“青睐”,专政部门当然要给她最高“礼遇”。看守所派了六个女警官、六个男警官监管严慰冰一人。1967年2月11日清晨,严慰冰被押往秦城。 关于秦城监狱,严慰冰有这样的回忆:“车进监狱,换穿黑色囚衣,原先旧时衣着丝毫不见面了。” “住的是单身囚室。一进囚室,那巨大的铁栅栏自动锁上了。一个胖看守对我说:‘你!这死囚!硬不低头伏罪。如今,先要把你的威风打掉!这叫先整态度。’他随即用手铐锁住我的双手,一面唠叨着:‘这叫自动铐。老老实实沾光些,若是乱动、乱折腾,便越咬越紧。’又说:‘你不知道年月日吧?可以告诉你:今天是1967年2月11日。’还说:‘从今起没有你的姓和名,6707是你的姓名…只许你规规矩矩!不许你乱说乱动!’” “监狱领导下命令说:‘你!案情严重,态度恶劣!不配享受政治待遇!规定: (一)不准晒太阳;(二)不准洗澡;(三)不准阅读书报!…’” “那是真正的人间地狱。每天夜晚,半夜三更的时候,汽车叭叭地响起来,那是又一批犯人被送了进来,犯人进来的时候脸上蒙着黑布,被牵着分到各个牢间。我在99号,这是一个6平方米的斗室,水泥地潮湿冰凉,床离地只有七寸高,用不了多长时间就会得关节炎和风湿病。一个水泥的抽水马桶,水管的总开关在外面,如果看守人中认为有必要熏你一下的话,只悄悄地将总开关关上,里面就一滴水也没有。” “动辄得咎。看守带着卫兵不论白天黑夜可以随便打开囚室门,用棍子猛打我;或者在三九寒天要我光着脚板在水泥地上罚站,一站就是一个上午,下肢抽筋、发麻…” 就在秦城监狱,严慰冰巧遇好友孙维世─可惜是只闻其声而未见其人。孙维世是周恩来的养女、著名的艺术家,她深知江青在上海的底细,延安时期孙维世与江青同台演出话剧《血祭上海》,才气过人的孙维世大压江青的风头。作家黑雁南在《十年动乱》一书中说,江青曾亲口讲过:“青年艺术剧院的孙维世,在延安,她凭着当时的姿色,夺走了我热恋的一个才子。” 1968年3月1日,孙维世被莫名送进了秦城监狱。那是1967年夏秋之间的一个早上,从严慰冰的隔壁─100号的窗口,忽然传出一曲“女声独唱”。她爬在自己窗口下面一听,是用俄文唱的苏联歌曲《祖国的英雄》。歌唱者是谁呢?难道是外国人不成?严慰冰没听出个究竟。以后,每天早上或傍晚,这个歌声就会昂然而起。严慰冰懂得一点俄文,也熟悉这支歌曲。有一次,她就用中文和着这歌声一起唱起来。这一下激怒了看守,他用脚梆梆梆地踢门,大叫道:“混帐,不许唱歌!”又冲进囚室,要以“闹监罪”给严慰冰上紧铐,严慰冰只好不唱了。隔壁的歌声却没有哪天中止过。终于有一天,严慰冰听出来了,那是孙维世的歌声。事情是这样的:这天,发给她们的“饭”是长了白毛、发了霉的窝窝头,“菜”是一勺子看不见菜叶子的汤,泥沙倒有一半之多。严慰冰一看就恶心:这样的东西吃下去非拉肚子不可。但还不能不吃,若因吃不下去而倒掉饭菜,轻则挨打,重则挨紧铐。严慰冰只好假装吃着,趁看守不注意时,把窝窝头捏碎,塞在床铺下,上厕所时再偷偷扔掉。可是隔壁的歌唱者却不能忍受了,她大声叫喊着:“这不是人吃的,这是喂狗的,给你们,拿去喂狗吧!” 随着喊声,一个窝窝头从她的窗口飞了出来。一听这说话声,严慰冰从头凉到脚─她原来是孙维世呀!严慰冰与孙维世可熟悉了,战争年代从陕西到河北,两人在一个队伍里,一路上边谈边行军,形影不离。现在在秦城监狱,两位知己竟然又成了“邻居”。 孙维世这一闹,大祸马上从天而降──立即被拖出去毒打。大概是伤势太重,从此严慰冰就再也没听到过她的歌声。过了几天,看守叫严慰冰到隔壁的100号囚室打扫卫生,严慰冰还想:这可是与孙维世见上一面的好机会。可到隔壁一看,办室已空空如也。100号囚室是隔离间,是牢中牢,安有两道铁门,一道是大铁门,有两三寸厚,门一关上就“哐当”地一响,在空洞的房间里久久回荡,阴森恐怖。第二道铁门是铁栅栏门,自动锁,关起来哗哗作响,没有钥匙谁也别想把门打开。 这屋里连床也没有,人只能睡在地上,水泥的马桶上没有水管的开关,里面都是大小便:洋灰墙上印着斑斑点点的黑色血迹。孙维世是转移走了,还是死了? 严慰冰一看这景象,不敢再往下想。后来才知道,那一次孙维世的确是被打死了。 在严慰冰眼里,囚室如死地,审讯室就比死地更惨酷了。据她回忆,审讯室完全是隔离的。不管里面怎样惨叫,外面是一点动静也听不到。审讯时,主审官先宣布三条纪律:第一、必须正面回答问题。比如问你是不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你必须回答是,不许说不是。第二、不许不回答问题。就是不许拒绝回答审判官提出的问题。 第三、不许做小动作。即不许咳嗽、不许打喷嚏、不许搔痒、不许喝水…在审讯时,犯人必须首先立正。这种立正的姿势很奇特,两腿不许并拢,要绷得直直的。两臂也要伸得直直的。对于老年人来说,这种姿势是很难做到的,因此不知吃了多少苦头。有时也可以坐一会儿,可是只要有一句话回答得不好,马上又要立正,或者就是拳打脚踢。严慰冰的几颗门牙就是被秦城监狱的打手们打掉的。 严慰冰记得审讯时的惨象:“也许是许久没有见阳光,也许是窝窝头、老菜帮子熬汤、臭腌菜…营养太差的缘故,我的头发大把大把地被揪落下来,散落在我的面前。” “我挣扎着想把身边的头发拣在手里,伸开十个指头在地上抓。姓张的和那瘦子使劲踩我的手背,他们穿的是军皮鞋。不仅踩还使劲地搓揉。我六个手指的皮肉被搓烂了,鲜血淋淋…” 拳打脚踢之后,犯人还不能躺下,否则就会说是装死,马上把犯人从地上拖起来往墙上撞,一下、两下、三下…然后,那鲜血淋漓的手,竟被戴上反手铐。狱吏们以虐为乐,居然称之为“苏秦背剑”。 陆定一在秦城监狱也曾遭受“苏秦背剑”的刑罚,即一只手绕过脖子伸到背后,另一只手弯到背后,尔后把两只手铐到一起。严慰冰则被反铐了40多天,手不能拿到前面来,吃饭时用口去咬。1978年12月,在狱中熬了十多年而不死的严慰冰终于获释,告别了被她称作是“人间地狱”的秦城监狱。出狱时看守还威胁她:“里面的事情不许讲出,谁要讲出去,就让他再进秦城监狱。” 但这已经吓不倒严慰冰了,于是我们才能得知这样的一段故事。在秦城,严慰冰见惯了看守张牙舞爪的嘴脸。但个别典狱长反倒比较通达。严慰冰出狱时,典狱长王剑一对她礼遇有加,请她喝香茶,听苏州评弹。并送她一本书,在书的扉页上题字: 严慰冰同志留念!坚强不屈   王剑一  1978年12月×日 多年的秦城生涯,给严慰冰留下了难以平复的精神创伤。刚出狱时,她完全不能走路。也不能见亲人和熟人,一见到他们,就控制不住自己的神经,整夜整夜地失眠。听见汽车叫,因为汽车的喇叭声会使她神经反射地想起秦城监狱来新犯人的情形。晚上睡觉时,监狱里的铁门声、开骂声、惨叫声经常在她耳边回响。经过了漫长岁月的休养调整,她的精神状态才逐渐恢复正常。 严慰冰不仅是夫妻双双被进秦城监狱,几个妹妹也都被株连关进了秦城监狱。时入秦城六年之后,严慰冰才被允许洗澡。她的身上简直长了一层壳。淋浴间是逐个分隔的。当她被押进浴室时,瞥见门口一双塑料拖鞋。她大吃一惊:那不是严昭的拖鞋嘛? 严昭是严慰冰的二妹,任周恩来的外事秘书。严慰冰入狱之后,虽然渴望与二妹相聚,但从来不曾为二妹担忧。她一直以为二妹还在周恩来身边忙碌呢,做梦也想不到,严昭竟和她在同一天被捕──她在上午,严昭在下午。在马蹄形的女牢里,严昭被关在52号囚室,与姐姐严慰冰仅仅相距47个囚室,姐妹俩却咫尺天涯。 严昭曾这样记述她眼中的秦城风景线:秦城白杨噪暮鸦, 西风黄叶何处家;苦怜杜鹃寒风泣,长门遥隔棠棣花。 在鸽子笼似的水泥囚室里,严昭每天都要正襟危坐在离地仅八寸高的木板床上。看守不许她靠墙。有一回,她以为看守没注意她,就在墙上靠了才一分钟,哪知道仍被发觉,恼怒的看守竟用强力水龙头朝她的床铺喷射,把她的全身连同被子喷了个透湿。正是数九寒天,严昭冻得浑身哆嗦。好不容易熬过五个昼夜,总算用自己的体温烘干了衣被。 一次次受审,一次次毒打。但面对酷刑,严昭从不屈服。 通达而乐观的严昭,把自己的铁窗生活安排得井井有条:把床和马桶之外那两个多平方米的空地当作运动场,练习跑步,以至练双腿噼叉。她千方百计要来三厚册《辞源》,花费五年时间读完了这部1650万字的巨著。她注意到装牙粉的小纸袋印着红、绿、黄三色,她就把小纸袋一个个积攒起来,用手撕成花瓣形状,用饭粒贴在墙上,让死灰色的囚室中绽放着红的牡丹、绿的兰花和黄的菊花。她常常诗兴大发,把心中的思念和愤怒填进诗词,多达千余首。她甚至为自己的诗词谱曲,写出了《念故乡》、《要是有那么一天》、《常相忆》等二十来支歌曲。尽管狱卒不许她唱歌,她仍然天天唱,唱《囚徒之歌》、《国际歌》、《延安颂》、《在太行山上》…一唱歌狱卒就要打她,但越打她越要唱。 1975年4月28日,经受9年煎熬的严昭,终于告别了秦城。出狱之际,严昭拿起笔,极为流利地在释放证上签字,还能自如地讲话,使审讯官目瞪口呆──原来,她在狱中天天晚间都要用手指在肚皮上练字,并且常常自问自答。所以说话写字一点不比常人差。老四却没有这么幸运。 老四严平被捕时,丈夫陆永进正在几百公里外的“五七干校”接受“改造”。家里只有三个孩子,最小的4岁,最大的也才12岁。父母双双跌落深渊,12岁的大女儿当起了家。可狠心的造反派后来又把大女儿调到距南京20公里的大厂镇当工人,一个星期才能回一次家。每次离家之前,大女儿总要为弟妹们做好下一个星期的馒头,然后他们自己拿去央求邻居热一下,将就着咸菜吃,真是如同乞丐。几年过去了,孩子们长得很快,却没有人为他们添置新衣,始终穿着妈妈入狱前添置的衣服。衣服实在太短,露出半尺皮肉。被子也是小时用的,只能曲着身盖。 老四朝朝暮暮思念着苦命的孩子。每当夜深,总要情不自禁地连声呼喊:“小红啊──牛牛啊──小兰啊──”,喊得无限凄凉。她只有在这样大喊几声之后,才能一边抽泣着,一边慢慢睡去。 在秦城无端关了8年,老四才被释放。这时,她已经得了精神分裂症。 老三严梅青也永远失去了健全的身心。她一天到晚坐着冥思苦想:“我13岁就到了延安,在革命队伍里长大,我犯了什么罪?为什么要把我关进秦城监狱?”她被关了9年,因为周恩来的干预而获释,出狱时已经变成了哑巴,不会讲话了。 花开花落,峰回路转。严家四姊妹后来一一获释。秦城监狱给她们的恐怖记忆,却永远也无法忘却。严昭出狱之后,为了提醒自己永远牢记秦城之苦,弄了些黄连,用三层纱布包裹,做成一个黄连袋。每周星期天的早上,严昭起床后,便要取出黄连袋,大喊一声:“严昭,你忘了秦城的苦吗?”然后她又大声回答:“不,严昭没有忘!” 言毕,严昭把黄连袋抖几下,让黄连苦末撒进嘴里。这,成了严昭每周星期天必做的“早课”。 严昭无子无女,丈夫张非垢于1958年病故。周恩来送花圈悼念张非垢时,曾不无爱怜地对严昭说:“老二,你真是红颜薄命哪(严朴是周恩来老部下,交情极深,所以严家几姊妹均奉周恩来为父执,周恩来也视若己出,常常不直呼其名而以“老大”、“老二”……相称)。”严昭出狱后一度独居于北京西城,故而一连做了好几年的“早课”竟无人察觉。 后来,严慰冰担心老二寂寞,把她请到自己家里住。虽是客居,每逢星期天,老二的“早课”仍照做不误──她把那袋黄连一起带了过来。 老二做“早课”时,严慰冰要么买菜去了,要么浇花去了,所以最初的几回“早课”,严慰冰一无所知。 但是,终于有一天,老二的“早课”被严慰冰很偶然地撞见了。“严昭,你忘了秦城之苦吗?……不,严昭没有忘!” 严昭说罢,正虔诚地往嘴里撒黄连末,忽地从背后爆发一阵大笑。老二一惊,回头看,原来姐姐就站后面打量她。 两个人靠着阳台栏杆谈了起来。“老二,你想卧薪尝胆哪?” “是的。我要一辈子记住秦城。” “不过……”严慰冰想了想说:“光记住有什么用呢?一打口号还不如一个行动。” 从此,严慰冰每天一大早就离开家了。老二以为她是去散步,也不在意,照常做“早课”。一天,严慰冰“散步”回来,手里拿了个小马扎。老二大惑不解:“姐,你散步还带马扎?”严慰冰一脸的神秘:“带个马扎好,走累了,坐着歇歇。” 一晃,半个月多过去了。半个多月中,严慰冰没“旷”过一次工,天天都是早出晚归。有一天,直到吃中午饭了,她还没回家。老二这才开始担心:她会不会有什么病,需要天天去医院检查,却故意瞒着大家? 下午,严慰冰终于回来了。一见到严昭,她兴高采烈,竟然照着京剧的台步,在家里踱了起来。老二不明底细,问她:你这是怎么啦?严慰冰忍不住放声大笑,笑够了,才向老二道出原委:她又做了一次“基度山”。原来,严慰冰的所谓“散步”,是哄家里人的。实际上,这半个多月她一直在搞“侦察”。每天一早她就来到天安门广场东侧的公安部门口,在树阴下放好小马扎,坐在那里,一言不发地仔细打量着每一个到公安部上班的人。她恨透了秦城监狱那帮打手,特别是其中一个秃顶的家伙。这秃子曾“用那硬烟灰缸专捶我的后脑瓜,好一顿毒打。末了,他使劲把我往墙角推,我被摔出老远,摔倒了。三个门牙被打断了。嘴唇破裂了,满口是鲜血。我把血吐在审讯室地上…” 严慰冰对此刻骨铭心。但在严昭搬来住之前,她并没有想到要采取什么行动。见到了严昭的“早课”,她怦然心动:光记住有什么用?必须让那些恶棍付出代价。她说干就干,第二天就开始寻找那个打手。不知道打手的名字,没有关系,秦城监狱属于公安部,山不转路转,总有一天他会去公安部办事,就去公安部门口等他。严慰冰猜得一点不错,文革终结了,可文革期间残害无辜的打手们并没有都因为文革的终结而受到清算,那个秃子就仍然在秦城监狱上班,偶尔还要在一个月内到公安部去一两次。就在那天去公安部联系工作时,他被火眼金睛的严慰冰盯上了。 看到秃子那熟悉的身影,严慰冰心中一阵狂喜:半个月的辛苦没有白费,这小子终于给我撞上了。但她仍然不动声色,从从容容地继续守候在大门口,等秃子出来时“复核”一次,免得万一看错了人。一直等到中午。那小子饭饱酒足之后,慢悠悠地从公安部大楼踱了出来。刚走到大门口,严慰冰出其不意地跑到他面前,大喊一声:“邵名正,你还认得我吗?” 邵名正吓了一跳,看见面前站的是昔日“专政对象”严慰冰,他完全没有了“专政机器”的凛凛威风,一张麻脸刷地变得煞白。 严慰冰向公安部负责人反映了秃子助桀为虐的暴行,秃子终于受到了惩罚。正所谓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时间一到,必然要报。



天意从来高难问,况人情老易.....
2015-1-5 16: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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