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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宝林

#1  [转载] 她把毛泽东时代的苦难告诉世界

转贴者留言: 此文采访者高伐林是我的湖北老乡和朋友;作者依娃曾是伊甸文苑文友。祝贺她完成这一大著。此访谈还未细读,先转贴在此。程宝林



她把毛泽东时代的苦难告诉世界

高伐林  2014-01-26

依娃《寻找大饥荒幸存者》(明镜出版社)。
  当近54万字的《寻找大饥荒幸存者》一书在明镜出版社出版之际,我受《新史记》杂志委托,采访该书作者依娃,她给我发来这样一段话,是自我剖白,也是自我期许:“寻找真相,即求索真理。我写作的力量来自于正义和爱,我爱这些受过世间最深刻的苦难的人。最真实的记录苦难,这是一个作家应该具备的道德和勇气。”
  而依娃在该书中献给大饥荒幸存者、见证者的献辞,更是一首感人至深的诗篇:
    让我握住你的手
    听你叙说五十多年前的遭遇
    那时候,你们的粮食哪里去了
    那时候,你们每天吃什么
    那时候,你家饿死了谁
    那时候,你去哪里要饭
    那时候,你怎么活了下来
    告诉我,饿死的人叫什么名字
    告诉我,他(她)死的时候多大
    告诉我,他(她)最后说了什么话
    告诉我,他(她是)怎么埋葬的
    告诉我,把记得的都告诉我
    亲人,想哭就哭吧
    有我给你抹去眼泪
    亲人,想说就说吧
    有我坐在你对面的小凳上倾听
    死去的他们,是我的亲人
    我将为他们修建文字的纪念碑
    活著的你们,也是我的亲人
    我将把你们的苦难呐喊给这个世界
“野生作家”的饥饿基因
  高伐林:依娃女士,祝贺《寻找大饥荒幸存者》的出版。感谢您不辞劳苦,不畏艰辛,跋山涉水,寻访记录。这部作品,凝聚了您的汗水,更沉淀了大饥荒受难者、幸存者的血泪,这对于我们探寻、反思半个世纪前中国大地上那场骇人听闻的惨剧,增添了实实在在的证据。
  请先谈谈您的经历好吗?
  依娃:我的经历一言难尽。
  我1965年出生在陕西省富平县一个农民家庭,我是长女。
  高伐林:哦,陕西富平,那也是习仲勋、习近平的家乡了。
  依娃:记得小时候吃得最多的是包谷和红薯,常年没有油、没有糖。我很瘦弱,身体不好,因为营养极端不良,一个小姑娘满脸长黄疮,流脓流水,还得了贫血。
  我不到七岁的时候,没有任何人对我说,父亲就把我领到千里以外的姑妈家,从此以后我就被过继给他们,成了“城里人”,背上书包上学了。但是我不是一个优秀的学生,成绩很一般。上了初中,因为语文老师的表扬,喜欢上了写作文,就梦想当个作家。
  1980年,我只有15岁,我的养父养母在两、三个月内相继去世,我就必须自己工作养活自己。我进了一家银行,成天数钱算帐,我很不喜欢干,1989年辞去了工作,南下海南。1993年随丈夫来美定居。
  很遗憾,我没有上过一天大学,但是我也不是很羡慕,我觉得我可以自己看书、自己学习。这么多年,我一直爱好阅读,就像吃饭喝水一样不可缺少,书籍就是我的老师。写作之路也是经历过无数退稿、失败、停笔、困惑……并非一帆风顺。
  从小离开父母和过早地失去大人的呵护,让我的内心世界敏感而丰富,我的大学,就是生活和苦难。所以我自称“野生作家”——不是哪个文学院培养的,美也好,丑也好,我就是我。
  高伐林:您认为,自己的家庭出身对您写作“大饥荒”这一选题,起到什么作用?
  依娃:我是一个农民的女儿,这是事实,却是我这一辈子都羞于说出口的话。不像朋友们说父亲是高干、是医生、是教师、是工程师……那么感到自豪、荣耀。农民,在中国就代表著贫穷、愚昧、无权、受压、被歧视,是社会最低等的人。我觉得很丢人,我怕别人看不起我。
  正是因为贫穷,娃娃多,让我从小失去父母亲。我一直非常抱怨我的父母,我觉得他们不爱我,为什么把我送给别人?等我长大了,反覆回想起很多往事,我明白了这一切都不是他们的错,虽然他们模样是人,也会说话,但是他们在那块土地上只是像牲口一样劳动,吃不饱穿不暖。我父亲一辈子吃的都是红薯、包谷,经常犯胃病,所以他才64岁就去世了。特别是我看了杨继绳先生的《墓碑》,感觉上了一大课,知道了我为什么从小到大不敢告诉别人,我的父亲母亲是农民。终于有了这一天,我明白了,他们的苦从何而来、我的屈辱感从何而来。
  因为从小被领养,我和母亲的关系一直有隔阂。渐渐的,我发现我活了40多岁了,却并不了解给我生命的母亲,对她的过去和历史、感情和内心一无所知。我小时候妈妈总说:“我是叫花子”、“我是叫花子”。我根本没在意。
  对母亲身世的强烈兴趣和不断挖掘,是这本书的“导火线”。也可以说是命中注定,无法逃避。我感到了书和人的宿命。到今天我更是相信,因为饥饿母亲20岁还没有来月经的身体,一个饥饿的子宫孕育出的一个小生命,她并给予我饥饿的基因,就是为了有一天写出她的故事,写出众多幸存者的记忆。
  母亲不知道,我也不知道,但是上帝知道。
寻访大饥荒幸存者,就是寻自己的根
  高伐林:您是从什么时候、受到什么触动,决定寻找、采写大饥荒幸存者?
  依娃:很多年以前,我只知道“三年自然灾害”“苏联逼迫我们还债”。
  首先要感谢研究大饥荒的前辈杨继绳先生,治学十载,写出百万字巨著《墓碑》,内容翔实、证据确凿,分析透彻,《墓碑》也可以说是在这个研究领域立起了一座丰碑,已翻译成五、六种文字出版。最初看到这个书的售书广告时,我根本不相信饿死人,更不相信饿死3600万人这个惊人的数字,我想作者是别有用心,诬蔑党,讨好老外。但我还是很好奇,买了一本,起先不喜欢看,因为这种专业学术著作,不是数字,就是图表,很枯燥乏味,放了一年多。后来我好好地拜读了两遍,一字一句,还做了重点笔记。这部著作对我起著启蒙和指导的作用。我非常钦佩杨继绳先生的道德勇气和学术精神,他说连坐牢的准备都做好了,《墓碑》也是为自己提前立个碑。

依娃与杨继绳合影。
  此外,还有我本人家庭的缘故。从五年前开始,我的脑子里,像一棵棵小苗长出来一样,冒出了一个个问号:我的母亲从哪里来的?那里是什么景象?甘肃老家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她们逃荒路上是怎么走的?我产生了非常强、非常强地去知道的欲望。
  我就想和母亲回一趟她的老家,回一趟她出生的地方,她成长的地方,她逃离的地方。我从没有去过,我渴望回去一趟,关于母亲和她代表的家族的一切,我就会知道得更丰富、更切近。我觉得,我和那块土地肯定是联系在一起的。但只有回去一趟,那儿才能真正属于我,我也才能真正属于那儿。
  2011年7月,从甘肃老家回来后,我反覆思考了好几个月,才决定采写大饥荒——我被它给粘住了、缠住了,身不由主。
  高伐林:中国大饥荒惨烈的省分和地区很不少,您集中写了甘肃和陕西老乡的故事。您是根据什么选择这些调查地点的呢?为什么这些人能够进入您的视野?
  依娃:我最初也考虑过走访四川、河南、安徽、山东、广西等地,后来发现不切合实际,花费和时间就不说了,最主要的是,我不认识那里的人,怎么能尽快得到他们的信任?于是我放弃了“花钱乱跑白费力”的设想。
  选择甘肃,因为甘肃是我母亲的老家,秦安县是我最早、也是比较容易的切入点。我还有一些亲戚在秦安的乡镇,他们提供了不少帮助。通渭县本来有一个好朋友,说好带我去乡下采访。但是他提前“暴露了”,被有关方面警告,我不能给他增加更多压力和麻烦。刚巧我有一个本家远亲在通渭,我就去了——通渭饿死了1/3人口,被中央列为“通渭问题”,因此是很有挖头的,一家饿死几个人在那里是“正常”的,十个人有八个人见过人吃人。天水地区是甘肃大饥荒的重灾区,饿死了一、二十万人,通过记录片导演胡杰的介绍,我认识了一些当地人,他们很热心,很支持我的采访工作。
  甘肃逃荒妇女遍布陕西各县,这也是我采访的一个重点。家人、朋友都很积极地帮我四处打听,用汽车、三轮车、摩托车带我去采访。
进门是初识,出门成亲人
  高伐林:您这个考虑是对的,您与调查对象有比较相近的背景,才便于理解他们。
  依娃:我是个历史的小学生,口述历史的初级探索者。我是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总结经验。
  高伐林:您这样说,是谦虚的,不过,从您的书也可以看出您确实是在实践中摸索和总结。口述调查的专业性其实是很强的,有一套学术规范,时间、地点、人物姓名和身分这些要素都要介绍清楚,得到的材料才可作为口述史料,放心使用。您在初期可能缺少经验,有的要素交代得不够清楚,越到后来就越完整准确了。请问,您是怎么向这些农民们调查的呢?
  依娃:我去采访,得带两个录音笔,好几枝笔,两三个笔记本。我一般都是和受访者单独在一个房间里谈,这样让他们觉得没有压力,因为有时候妇女会谈到自己的婚姻问题,老人们会骂村子里的坏干部;同时谈话也不致于受别人插言搅扰、打断思路。
  有时候受访者会把话题拉远,我就把话题再问回来,自己要懂得掌握控制,让对方尽量敞开地、畅所欲言地说,不去打断、不去评论,更不要表现自己。其实,就是当一个专注的好听众,看著他们的表情,对视著他们的眼睛,听他们说,把自己的苦难都讲出来。尽量从不同角度多提问题引导他们叙述。因为每个人的经历、感受都不一样。
  常常让我自己都很惊讶:进门,彼此是陌生人;到离开的时候,我们拥抱握手,无所不说。那些老奶奶、年长的妇女拉著我的手就喊:“亲人呀,见到你就见到亲人了。”给我装上花生、鸡蛋、水果等,把我当成来串门的亲戚。所以,我不是觉得我是在工作、是在采访、在搜集资料,而是来看望我的亲人,听亲人讲述他们的经历,我要把我的父母兄妹的苦难写下来,记录下来。不写,我对不起他们对我的信任和热忱。
  这三年多,我走访了甘肃和陕西十几个县,采访了近200人,录音200多个小时,有照片800多张,包括搜集到一些珍贵的老照片,还有幸存者的手迹等等。我希望以后捐献给有关学术机构保存。
  高伐林:从这部书来看,我觉得您的照片还可以照得更多,留下更丰富的影像资料。您采访了近200人,才有800多张照片,似乎不够,让我觉得有点遗憾啊。除了幸存者本人,还有家人与亲友邻居,家内外、村内外环境,死难者的坟茔墓碑,当年的用具、遗物……这些都有历史价值,都能让没有经历过大饥荒的后来人和研究者,更直观地感受那个浩劫年代。
第一次采访顺利吗?是采访家庭成员吗?
  依娃:第一次采访,可以说是非常顺利,其实那时候还没有写作大饥荒的想法。就是想多了解大饥荒、饥饿、饿死人是怎么回事。我就给住在纽约的作家张方晦先生打电话,他说:“你想知道饥饿,算你找对人了。”记得那是2011年9月11日,我坐上从波士顿到纽约的长途巴士,找到张先生,他很健谈,谈了他作为历史反革命子女“被移民”到甘肃戈壁滩的经历——500多人,半年就饿死了100多人,让我非常震惊。
  高伐林:就这样一发而不可收了?
  依娃:我得老老实实回答,我本来对历史和政治根本没有什么兴趣,从来没有就任何主题,采访过任何人。这个调研和写作,让我脱胎换骨,完全变成了另外一个人。做不做?有没有能力做?怎么做?都是我最初挣扎、考虑、徘徊的问题。在决定做这件事情以后,有很长时间,我非常焦虑,寝食不安,就担心能不能找到受访人:到哪里去找?找到了他们敢不敢说?愿不愿说?会不会说?如果没有大量的幸存者口述,我根本不可能写出一本书。
  高伐林:这种调查,难度特别大。第一,您的课题非常敏感,就很难得到当地政府的支持帮助;第二,大饥荒毕竟过去了50年,即使是当年十来岁的孩子,现在也年过花甲,年代久远,记忆难免模糊;第三,这个课题决定了您的调查对象文化水平肯定不高,记忆、表达能力都受到相当大的限制。
  依娃:是的,有些朋友和搞研究的前辈对我说:“和农民说话,很不容易,他们也说不清楚。”“农民不敢说,看你拿出录音机、笔记本就不说了——这不是他们的错,是中国历年的政治运动把人搞怕了!这很可悲。”还有人出主意:“你雇人去采访,这样比较实惠,花钱少。”我也想过在媒体上刊登启事、电话采访。但是,我发现,真正的老年幸存者,根本不上网、不看报也不与外界交流,甚至没有电话。我知道,那些办法都不可行,挖掘历史的真相没有捷径,不可能“多快好省”“大跃进”。我必须自己去农村,尤其是去穷山僻壤,去一个个寻找,去一家家面对面,亲自问、亲自听、亲自记。

依娃的“叫化子”母亲牛淑英。
他们的苦难让我揪心
  高伐林:为什么这些幸存者能够信任您,对您打开心扉呢?
  依娃:过去我回家,和父母没有话说,和村里老人、年青媳妇、儿时伙伴都“没有共同语言”——我觉得他们又不看书,又不懂文学艺术……但是大饥荒让我和家人、和村里人,和这些素不相识的老人连接在一起了。我从书上所读到的大饥荒,和他们所经历的大饥荒叠印到一起。我不太喜欢用“同情”这个词,“同情”有居高临下、有施舍的意思在里面。我觉得我和他们是同样的人,没有区别。如果我生活在那个年代、那个地方,我可能就是一个饿得什么都吃、甚至活活饿死的人。渐渐的,我也总结出来一些与他们尽快心贴心的技巧:到乡村,我不化妆,穿著尽量朴实,尽量缩小和农民之间的距离。在农民家里,人家端水给我就喝,哪怕那个杯子显得并不够干净;人家让我吃饭就吃,哪怕有时那个饭看上去很粗糙;人家让我上炕坐,我就脱鞋上炕,哪怕那个炕相当简陋——包括坐的姿势,我都很注意,不坐高处,不坐沙发,不当客人。我给自己的定位就是:我是他们的孩子,我回来探亲了。我叫这些老人家“爷爷”“婆”(奶奶),谈到这里,想到他们,我的眼泪会忍不住流出来。我更喜欢用“爱”这个字,我爱这些受过大苦大难的人,他们的苦难让我非常心疼,常常流泪不止。这些老人称呼我“这个娃娃”,“这个女子”,虽然都是第一次见面,但是我们之间没有距离。他们愿意给我说一辈子都没和自己孩子谈过的话,只是因为我问,我听,我总是拉住他们的手,有时给他们擦去眼泪……我想知道他们所受过的一切苦难。死去的人是我们的同胞,不是和我毫无关系的人。在寻觅大饥荒幸存者的过程中,我也寻觅到了自己。我是谁?我是什么人的后代?我应该为他们干什么?……回到他们中间,就如同种子回到了土地,让我觉得很厚实,让我重新发芽生长。

依娃在甘肃省秦安县魏店乡双石南岔村,和大饥荒幸存者郭九子老人交谈。
这本书是他们写的
  高伐林:您这种感情非常可贵。那么,您作为一位调查者,对他们的回忆,如何判断真实程度,如何把握自己的整理加工尺度?
  依娃:我发现文学和历史的性质与功能有根本区别。文学是虚构,在揭示历史真相的时候,不能采取文学的手法。我相信,这些幸存者说的都是真话,他们的眼睛、表情、面孔告诉我都是真的。我的观点是:我没有权利改变他们的话,没有权利美化、修改、润色他们的语言,没有权利把他们的苦难经历拿来编造成生动的、好看的、离奇的故事。我必须尊重他们,这是他们说的,是他们遭遇的,是他们记忆的、是他们要留给这个世界的。那么我就原原本本地记录下来,按照原始面貌呈现出来。比如他(她)的脸上布满皱纹、带著忧愁辛劳,我就不可给他们涂脂抹粉,让他们好看一点。我认为真实最重要,完全不需要什么“魔幻主义”“超现实主义”“黑色幽默”,大饥荒已经是全人类历史上最“魔幻”、最“黑色幽默”、最“超现实”地残酷了,天才的作家也编造不出来这样一部超大规模的人类悲剧。
  他们说什么,我就写什么,对他们的话本身,不做加工修改。我所做的,是删去一些与主题无关的话、重复的话,有些要调整一下顺序——老人家说话一时说这个,一时说那个,跳跃性比较大。我就做些调整,让读者能理解时间、事件的顺序;还得做一些方言土语的解释,还有,牵涉比较重大事件和说到的人物,要订正一下。其实,主要都是他们说,我记录。从这个意义上,这本书是他们写的——这69个幸存者写的,是从120多位幸存者的口述中挑选出来的。
简直不是人干的工作
  高伐林:调查过程中,您听到了大量各种各样的事例。最让您受到震撼的事例是什么?
  依娃:让我最为震撼的是苟应福老人的全家遭遇,我在《全家死光》这一篇里记录了他的回忆。他本来是一个大家庭,竟饿死了16个人:父母、哥哥、哥哥的孩子、伯伯、婶子、堂弟兄……都全饿死了。他没有饿死,因为他出门干活去了。这样的惨事,让我不敢相信,不能接受!简直是毛骨悚然。不只如此,他的妻子家也饿死了三个人,一共就是19个人。 但是他们讲述的时候,没有恨,没有怨,没有怒,甚至没有悲伤、没有眼泪,那么无奈无助……他们现在居住在破旧的老屋里,政府没有任何补助。
  还有宋宏任老人说三妈饿得吃队长小孩拉下的大便,老人亲眼看见的;他的父亲打老鼠吃,也让我非常震撼。牛耀干老人亲眼看见有人饿昏在地,还未咽气,就有人割他的肉。我不敢想像那样的惨景。但是作为一个调研人员、一个作家,我强逼自己去问那些异常残酷的细节——很难启齿啊,但是我还得问:“内脏呢?只留下骨头吗?是煮著吃,还是烧著吃?……”这简直不是人干的工作!不过,我从来没问过:“你吃过人肉吗?”这个太残忍,不可以问啊,不能让他们再次受到伤害。吃人肉的人没有罪!只有那些剥夺人与生俱来的吃饭权的人,那些逼迫人吃人肉的人有罪!
  高伐林:你一定也得知了很多让您愤怒的事例。
  依娃:有啊!让我愤怒的是不把人当人!比如通渭县鸡川镇,到了夜晚,干部就来挨家挨户用封条封门,或者锁上。第二天生产队长再来打开——这是关牲口吗?人就是干活的牲口吗?让我愤怒的,还有那些专门关没有粮食的农民的“劳改队”,大队小队都有“劳改队”,老人、妇女都抓去打,有些人就被打死在“劳改队”里。还有,严重侵犯妇女尊严的搜身,对她们腰里、腿里,甚至裤裆里都搜。95岁的三婆说:“只有屄里搜不出来,其他地方都能搜出来,连我的三寸脚里面都搜,看有没有藏下粮食。”干部还到厕所的大便里检查有没有谷粒。最可恶的是,公社大队都三令五申,禁止饥饿到极点的灾民出门逃荒,到处设关卡、拦阻站、收容所,有些被打骂,有些人饿死在收容所。有些妇女在陕西有了孩子,还被强行送回来,血肉再次分离,政府还诬蔑她们和陕西男人“非法同居”等等。
  高伐林:在陕甘这样比较边远贫穷、交通不便的地区采访,困难更多了一重。
  依娃:调研不是喝着茶,吃着点心,舒舒服服就能完成的工作,我有这个思想准备,但是有时候去的地方的条件之艰苦远超过我的预想。
  高伐林:您最艰苦的采访是哪一次?
  依娃:最艰苦的一次,是去我老姑牛俊娣家,她住在深山老林。我家人都劝我不要去,说上山的路非常难走,很危险。但是老姑生病了,不能来我家和我见面谈,我又非常想采访她,就还是决定和我的母亲一起上路了。一路上换了三、四次车,到了山下面,等待老姑的孙子庆涛来接,一个年纪只有18岁的小伙子,他开了一辆三轮车来,带著铁链子。我开头不知道他拿链子干什么?后来才明白,原来山路太滑,需要轮胎上绑铁链子。那是我这一辈子走过的最颠簸、最泥泞、最可怕的山路,因为都是黄土路,下过暴雨后,大坑小洼,根本过不去。我们只有下来,往山上爬,庆涛一个人想办法再把车开出来。大概开了一个多小时,我们才到了老姑家,那里真的是深山老林,只住了六户人家,夏天还得烧炕,因为太阴冷了。那一趟虽然辛苦艰险,但是我去了,我看了,我做了。

依娃的老姑牛俊娣。
“饿死人了,但不能说”
  高伐林:读您的书可以看出来,幸存者让您印象深刻。
  依娃:对,很多幸存者令我印象深刻。但还有另一类让我印象深刻的,书里难以涉及:有一个老人,86岁了,我说请问大饥荒的事情,他就生气了,拿起板凳就走。嘟嘟囔囔地说:“饿死人了,是饿死人了,但那个不能说,不能说。”我不知道他是害怕,还是维护党的利益?还有一个老人,我一问,他就委屈地哭开了:“我不说,说这个就是说我们的党不好,我们的党的确好啊,我不能说。”但是后来,他也慢慢地说开了。那是在医院里,我采访别人,他口里说“不说”,又忍不住讲了很多当年经历,说到自己饿得一顿吃了六、七碗包谷汤,惹得我和他儿子哈哈大笑,老人也笑了。有好几个老人都问:“说了这个,有没有什么后果?”“说了可能对社会不好。”让我备感辛酸:他们家都饿死了亲人,他们自己吃了那么多苦,却仿佛自己做了亏心事,像罪犯一样惊恐害怕。
  高伐林:要是您的采访对象都是这样,您的难度可就太大了。
  依娃:幸亏不是。在甘肃天水采访刘春花。我和她素不相识,但是因为有朋友介绍,我俩一下子就说到主题。她简直是黄河开闸滔滔不绝,语言生动,记忆清楚,没有任何顾虑和遮掩,遇到这样的受访者真是很幸运!她说到伤心处痛哭流涕,抹一下眼泪继续讲。我也跟著哭,集中精力听她说。她的先生进来倒茶,叫我们吃饭,都被她“骂”出去。我们一共谈了五、六个小时,是我整个采访中最长的一次,也是苦得让人难以相信的一次。我笔录成《一个反革命女儿的历史》,最初写了4万多字,最后删去2万字。在那个年代这样一个小姑娘的遭遇并不出奇,只是作家们往往没有给予关注,就是关注,往往也变成“终于得到了温暖和幸福”这样的老套故事。

甘肃省秦安县65岁的受访人刘春花。
  还有一次,在一个亲戚的商店,我就和来店里的顾客聊,他们都很爱说话,问什么说什么,现在大多数人也不害怕了。那一天我与男男女女六个人聊过,收获丰富,简直“发大财了”。其实聊天、拉家常、随便谈是口述历史的最佳状态。也有很遗憾的采访。2012年,我从天水市坐汽车到静宁县。一位胡先生起先说得好好的要带我去采访,但我到了那儿,他却改变主意,说他是共产党员,又说村干部不在,又说他要出门打工。面露难色,不愿带我去采访。人生地不熟,我也没办法,坐了五、六个小时的车回到秦安。遗憾中的收获是,看到了曾饿死100多人的村子。要采访,也得做好失败的思想准备。2013年回国的一次采访也失败了。是去陕西的户县,别人提供给我的信息说是“月阳村”,我和妹妹开车去,用汽车的导航仪寻找,到了那儿却不是我们要找的月阳村。又绕了一圈,还是找错了村子,白费了半天时间。我不甘心,第二天打电话给妹妹的一个朋友带我去,想他的开车技术好,先给这个朋友的孩子买了礼物,又请他吃饭,然后上路去找,好一番费力,却又回到昨天错误的村子,连村里人都认得我们了。打了不下十个电话后才弄清楚,这里有一个“月阳村”,还有一个“月阳坡村”,我们要找的其实是后者,但是介绍人没有说清楚。乡下的路狭窄,路边多草多刺,把妹妹朋友的汽车也给划了。加上又跑了大半天,朋友禁不住发起火来。那天那个受访人也不太愿意说,采访结果很不理想。回来的路上,还停下给朋友赔礼……但是,不错过一个采访线索,是我的态度。哪能每次都顺利呢。这些挫折,也都算不了什么。
饿死与“被饿死”
  高伐林:国内外许多学者如杨继绳、丁抒、贝克、冯客等对大饥荒的研究,对您有什么启发和借鉴?
  依娃:几年来,我几乎搜集到了全部这方面的专著,只要知道了,我就设法去买,有的是邮购,有的是托人从香港、台湾买。我第一个采访的研究者是《金桥路漫》的作者张大发——我是从《墓碑》中了解到这本书的,就专程去甘肃通渭拜访他,请教他,受益匪浅。杨继绳先生是一个很严肃、很谦和的学者。在华盛顿大饥荒国际研讨会上第一次见到他,我对他说:“感谢你写出《墓碑》。”丁抒先生的《人祸》我也拜读过,他是研究大饥荒的先行者,上个世纪90年代就指出,大饥荒并不是所谓“三年自然灾害”,而是地地道道的“人祸”。我很喜欢贝克的《饿鬼》,他是一个老外,却采访了很多亲历者、幸存者,资料生动而扎实。《毛泽东的大饥荒》作者冯客,我对他做过一次采访,他的一个观点是:“我发现,你可以把一个人打死,但是更方便的你可以让他饿死。饿死和被饿死有一个很大区别,饿死就是没有食物吃,就饿死了。但被饿死,就完全不一样,是有食物,但是我不给你吃。饿饭扣饭,就是把粮食变成武器,粮食就是武器。吃公共食堂后,粮食成了征服控制农民的武器。把人活活饿死,这就是杀人。”他研究出来的饿死人数字为4500万。我从他们的著作中得以对大饥荒有一个全局的了解。比如发动大跃进的起因、庐山会议风云、粮食政策、死亡人数等等,都有了清楚的概念。3600万至4500万,那不是冷冰冰的数字,是人,是一个个活生生的人啊!他们从宏观上披露和研究,我是从对一个个的个体生命的关注著手,不研究数字、百分比等等。我要写出一个人、一个妇女、一个家庭在大饥荒中的遭遇、经历、心理历程——不只是吃或者死。我是写“人”,写他们的痛苦、感情、血泪。
“就怕杏叶大的手”
  高伐林:张纯如写南京大屠杀等多个人间惨剧,加剧了她的抑郁症。您在写作过程中,一定也很压抑、很痛苦?
  依娃:是的。我在这本书的封底上写道:“这不是一本书,是饿亡者的累累尸骨、是幸存者血海泪河,是活人饿鬼们的控诉和悲鸣。”这本书是用我的眼泪浇灌出来的,用我掏心挖肺般的疼痛熬煎出来的。我这么说,不是夸张,更不是为了推销。这确确实实,是一次呕心沥血的、牢狱般的、自虐式的写作过程。一个作家必须敢于面对人类的苦难,最真实地记录苦难,才对得起“人”这个有尊严的称呼。多少次,我再听录音、整理采访记录,泪水不知不觉地流出来。我又一次听见受访人因为家里父亲、母亲等亲人被饿死而哭,我也泣不成声。我听到一个妇女,当时只有六、七岁,父亲偷了生产队的豆子,因为害怕被批斗,半夜吊死在房梁上,她就睡在一边的炕上。录音里,她哭得说不下去……还有一次,我听到一位嫂子说:“不怕簸箕大的口,就怕杏叶大的手。”意思是,当一个孩子伸出小手说:“妈,我饿得很,我要吃馍。”可母亲给不了,眼看着孩子活活饿死……我就想,我也是一个母亲,我怎么办?人世间最悲惨的事,莫过于一个母亲眼见着自己的孩子活活被饿死!我一下子崩溃了,嚎啕大哭了一场。

貝克的《餓鬼》中译本(姜和平翻译)由明鏡出版社出版。
  这个写作的过程,是一个受折磨的过程。让我很自闭、不愿意和人说话,经常陷入一种悲伤、难过的情绪之中。但是,他们的苦难,又给我无限的力量,让我坚持写下去。不然,对不起死去的人、活著的人。我在心里说:“我要和你们一起受苦,我就当我饿死了,又活了,我要写。”感谢上帝安排让我做这份“苦差”!
总要有人说出真相
  高伐林:您的采访和写作这么艰难,有没有争取得到什么机构的资助?您有助手吗?
  依:我是个调研个体户,没有学历、没有职称、没有资金、没有团队、没有助手,用英文说就是“one man boss”,没有任何机构或个人给予任何资助。曾经有一个受访者问过我:“你是不是拿了美国人的钱来调查?那我可不说。”我说我的英文很烂,没有深交一个美国人。我的亲戚也问过我:“你写完一本书,能挣多少钱?”我说:“不挣钱。”他不解:“那你写书干什么呢?”2012年我见到中国学者姚监复老人,他也问:“那你的经费怎么办?”我说:“我自己出。”他说:“你们家一把手(丈夫)支持不支持?”我说:“还好,还好。”我所有的回国机票、车费、食宿费、答谢介绍人、资助穷苦老人……都是由我和家庭开支,三年来整理、写作期间的生活费用都是依靠家庭默默的支持。我2012年一年没有去商店买过衣服,一是节省,二是没有心情。我的想法是:我不和饿亡者算帐,不和历史算帐,我做我应该做的事情而已。我对人的爱支撑我完成这项本来“不可能的任务”。我要做那个喊出“皇帝没有穿衣服”的孩子!很多时候,人需要的不仅是知识和学问,而是真诚和正义,还有爱!
  高伐林:中国有大饥荒,外国也有大饥荒;中国60年代有大饥荒,更早的时候,例如40年代也有大饥荒。您在调查和写作时,是否比较过中外大饥荒、古今大饥荒的异同?
  依娃:在准备、调研和写作过程中,我阅读了大量中外有关大饥荒的研究专著,还观摩了很多记录片、访谈录等等。对前苏联的大饥荒、北韩的大饥荒、1942年的中国河南大饥荒有所了解。我很难用三言两语来做比较。这里我引用一下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马迪亚•森的话:“人类的饥荒史的一个重要的事实是,没有一次大饥荒发生在有民主的政府和出版自由的国家。饥荒发生在古代的王国,发生在当代的专制社会,发生在原始部落,发生在现代技术官僚独裁的国家,发生在帝国主义统治的殖民地经济,发生在一党专制的新兴独裁国家。但是,那些独立的、实行定期选举的、有反对党发出批评声音的、允许报纸自由报导的、和能够对政府决策正确性提出质疑的、没有实行书报检查的国家,从来没有一个发生过饥荒。”
  杨继绳先生也说:“造成大饥荒的政治体制,利用政权的力量,强制地掩盖、抹杀中国人对大饥荒这段历史的记忆。我写的《墓碑》在中国大陆不能出版……有人对此十分恐惧,诬蔑《墓碑》是‘反动黄色书籍’,下令收缴。”
  今天调查、研究大饥荒,是因为没有人承认,没有人谢罪,没有人赔偿。那些千千万万的饿魂还在中华大地上飘荡。没有一处纪念碑,没有一座纪念馆,不能出版《墓碑》这样的研究成果,还有孙经先、杨松林之流在极力否认大饥荒,为统治者造假史;夹边沟饿死了2000多位知识分子,竟有作家说是什么“亲娘打孩子”……  因此,抢救历史,抢救记忆,抢救真相是我们这一代人的责任。
  高伐林:本书出版了,您有什么新的计划?
  依娃:感谢明镜出版社出版本书,我觉得此时出版意义重大。2013年是毛泽东诞辰120周年,毛左们大肆纪念,歌功颂德,国内最近出版了一本书《总要有人说出真相》,作者杨松林,全面否定大饥荒,振振有词地问:“谁亲眼看见饿死3000多万人了?”说是户口搞错了等等。我也送上这一份“大礼”!关于大饥荒研究方面的专著还是比较少,专家学者的著作虽然已经有几本了,但是像这样跋山涉水、在民间多处采访的幸存者口述,可以说这是第一本。
  一场饿死几千万人的人造大饥荒,千卷万言都不够记录和控诉。虽然我个人的能力很有限,我还是想继续调研、写作下去。目前正在写作第二本书,采访资料已经有了,是关于大饥荒中的逃荒妇女儿童境遇的专著。我希望留下一部妇女儿童逃荒史,也希望得到何频先生和明镜出版社的继续支持,共同留下历史见证人的记忆和声音。
  让我们共同记住伦理学家马格利特的一句话:“忘记与自己有亲密关系的人的不幸是伦理的背叛,忘记与自己并没有多少关系的人类的非正常死亡是道德感的丧失。”
  高伐林:这句话说得很深刻。感谢您坦诚地谈出这么多肺腑之言!


2014-10-10 15: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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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宝林

#2  

向良知作家依娃表达我的敬意和祝贺!前几年听她说过在筹备这样一本书,现在已经出版了!这是灵魂写作的典型例子!


2014-10-10 16: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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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夫

#3  

我的舅舅




你那残缺的肢体
给生命划上
弯曲的省略号

你来人间的选择
在罪恶之泽
从无奈到寂寥

回到太空的瞬间
我在你身旁
静听外婆凄嚎

每一年秋雨绵绵
我总想问你
天国需否号票

一 命途多舛


舅舅没留下任何遗物,即使相机问世以来,他也没有沉浸到暗室的机会。甚至入土的坟山,也被无数次开垦,栽种,挖掘,以及乱七八糟的折腾,又做了赚钱的公墓,农家八宝山。舅舅早就土遁于无影无踪,只是我心目中的词汇时时晃动。当我写了外公外婆之后,他像一颗闪现的星辰;最是读到巴尔扎克的《邦斯舅舅》,我会自然而然想到我的舅舅。

他没有邦斯那奇丑无比的宽脸和麻点,更没有漏勺窟窿映出斑斑黑点坑洼。相反,他五官端正,身材中上,皮肤白皙,炯炯有神的黑亮眼珠闪烁,可以将万事万物聚焦于此镜头。如果早生三百年,舅舅是当仁不让的风流傥绸才子;要晚生五十年,也许是样板戏里必不可少的人选。像邦斯舅舅那脸该长骨头的地方却是明胶般软塌塌的肉,应凹陷的部分,偏又鼓起肉乎乎的疙瘩,这模样和我的舅舅没法比。别离之后,我的回忆,有时清晰耀眼,像是被岁月的河流打磨为闪烁的光团。

每当妈妈絮絮叨叨说起舅舅小时候,十分激动又万分遗憾,让我想象出他那聪明伶俐,欢快活跃的神态。上学蹦蹦跳跳,回家静静书写,坐如钟,静如松,身杆挺直,一支毛笔滚圆紧握如橼,沾上浓墨,一点一笔,一丝不苟,字体清亮悦目。他朗朗背诵人之初子曰论语,敏捷回答课题,对人礼貌敬重,做事有条不紊。他的各项成绩总是名列前茅,为先生(那时候的称呼)欣慰,同学羡慕,受外公外婆宠爱。我依稀想到舅舅的金璨璨岁月。要是没有被命运严酷的摧残,他有自己的学业,事业,专业,有自己的家庭,如果依然健在,他有比外公更好的机遇:他可能是学者,也许是技师,或许是专家,即是再平庸,也有天伦之乐的人生。如果舅舅健在,而今快到八十岁了,他应是慈祥的外公或敦厚的爷爷。遗憾的是,舅舅一生连小和尚喜欢“老虎”的资格都没有。女人?也许连他的梦都不屑进去过。

舅舅名大昌,这名字取得恰恰相反,出生在中国,患病在二战国难当头时候。
“唉!你舅舅嚰,那时候你外公生意走旺,他发蒙(指初受教育)就上好学校,读书比哪个都得行(好)。要不是他九岁那场病而患了绝症,是要个人来比的哟!”在兵慌马乱的年头,空袭的日子,医病和读书算很奢侈的待遇,舅舅没有这样的机会。国难当头,外公失业,家景转逆。舅舅从此成了废人。妈妈说起舅舅那回忆的神色,和我看到的舅舅是判若两人。

舅舅在一场大病中高热不退,昏迷中抽畜,患上终身残疾病症--癫痫,俗语叫母猪疯,羊癫疯类。自从病后,他的左足掌凸起,右手萎缩内弯,对称性扭曲,整个手腕到指头好像完全麻木。从我醒事起看他走路,就似醉汉似摇摆,下足一踮一踮,手腕比周恩来丢人的动作更难看。这病阵发突然,倒地昏迷,浑身颤抖痉挛,并有口沫满嘴,令人见而恶心,恨不避而远之;发作更不分时间地点场合,只要眼睛一定,一翻白,人形像散架似的软软下垮,不向后一倒,就朝前一扑,不省人事的失魂落魄,被魔鬼抽打似的。经过一两小时的折腾,渐渐无声无息,而后如大梦谁先觉,平生我自知。看自己身上或地上有口溢的泡沫,以及肮脏的衣服(颤动摩擦所以),才意识到那是“自由自在”。据医学界分析,癫痫是大脑细胞异常放电,引起反复和短暂的功能失调,表现为运动,感觉,意思,精神等等失控。现在全人类有五千万患者,中国约有九百万属此。试想,如果患者走在悬崖边,在水边,在工作机器旁边发作,会怎样?舅舅走了十年后,我当知青(当年被毛挥手赶到乡下干农活并美其名曰的城市“知识青年”的缩称)时见到我生产队里有个十七岁的青壮小伙子,是独生子,也患有此病,发作时独自在田间干活,倒在淹脸的水坑里被呛死。那时我想到舅舅,该这样离世。

本来,患癫痫也非恶运。在历史上因此称为圣病,有通灵之能。比如:苏格拉底,亚里士多德就患成哲学巨子;释迦牟尼,保罗,穆罕默德患出三大宗教;亚历山大的癫痫让三大洲顶礼膜拜,圣女贞德有此病而挽救了百年战争即将“亡党亡国”的法国。不知牛顿醒悟了万有引力定律,是不是因此而得;诺贝尔为之成了世界伟人,拿破仑患得患失的癫痫让欧洲颤抖,这些声名显赫的豪杰,莫不与癫痫结缘。遗憾我的舅舅生长在中国。成不了伟人倒罢了,即使做凡人,也混淆了人间和地狱的界限。


二 五十年代

在国凋民弊的上世纪中叶,人们平常的衣服除了破旧,还有补丁在肩背和肘膝,有的补得看不到最初布料,破破烂烂混身,千疮百孔,衣不遮体。舅舅的衣服从来是外婆手工缝制,还不至于。但那年头的布料都是纯棉青蓝二色,染料极差,稍微洗上几次,色泽就像画家洗笔随水而去,剩余浅淡的泛白底料。而且缩水特别大,买回一尺布,下水之后捞起来,恐怕只有九寸而已。印象中舅舅的裤腿总达不到脚躶,衣袖距离手腕也远,这不影响他手里时常有根小棍作笔,随时写写画画。尽管他识字不多,但仍然好学不倦。凡有空余时侯,从垃圾堆拾来的费旧报纸,有趣的短文撕下来珍藏,他常坐在小木凳上,把那纸页依托在残缺的手背,聚精会神盯住,嘴唇不停颤动,对文字咀嚼体会入迷。每当他看我背着书包,蹦蹦跳跳,去去来来,眼珠里流露出羡慕的意味像一汪泉水。偶尔,舅舅会手拿个纸条走近我,很谦卑的说:“喜啊,你看这个字读什么?给我说说嘛。”双喜是外婆给我取的名字,家人就简称为“喜”。我有时会让他如愿;有时不值一顾,只顾自己玩耍。幼年的我不理解舅舅,醒事以来看他就是那样。什么叫痛苦,绝望,那时对我来说,比天方夜谭还玄。这时说对不起,还有更多的愧对,那是永远无法弥补的内疚。

舅舅活着的年头,社会封闭比棺材还牢固。那年头除了假话不缺,假笑不缺而外,什么都缺。为了燃料,平民无不挖空心思寻找能炊锅助燃的东西,有上山挖煤,掘地下灰色泥土,那其实没有多少热量,伴随定量供应的煤,在两餐之间,不需要火又让炉灶不熄的苟延残喘之用。有的下河捞柴,长江里有东西都很下流,让人“心明眼亮”,奋不顾身。当然,死尸除外,谁见谁就逃之夭夭。陡涨洪水的夏天,从青藏高

原奔腾而来的雪山融化之水,一路冲波逆折,总要折出些名堂,比如死狗活猪在江心移动,也令人想背诵毛语录就兴高采烈,还争先恐后跳河游去,不打架就算阿弥陀佛。伐木放杷的季节,有冲散的小木,引起弄潮儿向涛头立的争夺,又是好戏。当然,孤寡老幼无力挖掘,游泳更不会,就身背背蒌,手持竹菝梳,到山林里梳理湿润的落叶和松针,翻山越岭干一整天,运气好也许满蒌,背回家来在空地上铺开晒干,可以辅助木材燃烧几天。我的外婆曾经常这么干,那时候她五十多岁,还带我去这样周游山林。毛年代的平民百姓,所有生活用品被限制到最低限度,打老婆的壮汉倒可无忧无虑,出手超脱。一个穷字熬煎的芸芸众生,什么都缺就对什么都贪婪,什么都物尽其用,吃饭至余,碗里绝不会留下一粒,嘴巴之还有吧哒一阵的“弦外之音”。偷窃工厂索取公物是人们普遍的业余爱好,顺手牵羊是醒世恒言,人人会得滚瓜烂熟,做得唯妙唯俏。初到芬兰,一次在教堂碰到位印度牧师与之聊天,他说对中国印象难忘,是初入广州进厕,才完事一转身,行李箱便不翼而飞。“碗恶吐米泥吃,假死特!(一两分钟而已)”说得他自己都笑了。我也笑,有点不自然。我的舅舅因为自身缺陷,无法获得那些本领,唯一能干的活就是每天挎个小篮出去拣垃圾纸屑,拾煤炭花(重庆话指一种没有燃尽的煤渣),那是他的专职。

那年头的煤炭实在令人青睐。煮填肚皮的东西,全靠它的热量。在限制供应的岁月,公共开水店或小工厂的锅炉,工人把煤渣掏出,装进小推车往垃圾堆倾倒,长江沿岸有的是垃圾场,高堆如山,长年累月,祖祖辈辈的成绩,拾渣人菌集在那里等候,见到煤渣一来蜂拥而上:掏,刨,抓,拣,挤,压……多少般武艺都要使尽,争先恐后,你抓我抢,不顾尘灰滚烫,只要有点黑色,或透过烧成灰白的渣面看见深色,就如获至宝。大的有万金油盒盖般体积,小的如豌豆胡豆可比。拾渣人三三两两,头尾相连,奋不顾身。用手掏扒,像大海捞针,目光竣竣注视着每粒可用的烧残灰渣。想象在扬尘中的“群雄”争先恐后之为,把恶臭肮脏的垃圾堆当在怀仁堂那么喜气洋洋。舅舅是残废人,在弱肉强食的社会,谁都可以欺负他,论打架,他连站立都不稳,安份也不能守己。那样的场合,摩擦冲突必不可少。舅舅有时回来伤痕累累。无法预料是癫痫发作误打了别人的报复呢,或是垃圾堆恶斗被欺辱,或被人恶作剧而已。这病使他偶尔产生幻觉,对身边的任何人在他那瞬间看来是向他攻击,本能的反抗,让对方大惑不解,无缘无故被他出手 -- 哪怕是轻轻一下 -- 随之而来的报复,让舅舅的皮肤红肿青紫,要多少天才消退。

无煤渣可拾的时候,他到处周游去拣废报旧刊等凌乱的纸张,凑合起来半斤八俩的能买到三分两分钱,存积下来,珍藏在墙壁夹缝,那是他的世界银行,精神延安。然而,这仅有的慰藉也遭受破坏,被我和弟弟玩耍时不经意当为哥伦布发现了美洲似的暴富,那是无聊中在墙壁图画时,发现破损处的篾块里面有东西露馅。取出来看,哇!是纸卷的钱,一毛,一分,两分,五分等新旧不同。诱惑使我们犯了摩西十戒。当年的一两元人民币,可以买付扑克好玩,再买半斤带壳花生咀嚼,再吃上几颗酱色糖果,一飨口福,买一叠小画片那是小孩子的赌具,再看半小时的小电影(一种小木盒子里面的动画片,街头摊贩设立为儿童玩耍的游戏)搪塞平常的不足。我和弟弟美美的享受了整个下午,舅舅积年的辛劳一挥而去。“你是不是把我的钱拿了?”他再找不着的时候问我,那目光的深邃,比X光照得很厉。我们扭捏难堪,语焉不详。这罪恶今生今世已无法偿还。醒悟已“时过境迁”,与舅舅天人两隔。愧对于这无法描述的罪孽,只有忐忑不安(就像现在写此)。唉!人之初,性本善否?


三 时难年“慌”

自从钱学森为了迎合圣意,为毛泽东的狂妄助势,还信誓旦旦宣言,以太阳能之熵定论,亩产是可以无限上升的“科学”(他迄今还有脸活得滋润养眼,不觉人间有羞耻,以及无数冤魂等待他在地狱)态度之后,我的舅舅倒了大霉。至今提起“1958年”这个年代数字,不知多少人依然噩梦连翩。举国疯狂的炼钢,“六亿神州尽顺摇”而来的强迫谎言,谎报粮食产量,缺粮之灾风声鹤起。最先由市民小道风闻,然后是处排队购物,能吃的都拼命抢购。这消息不久获得印证。各地市州府领旨:所有食物油盐和大米定量;农村干部要想方设法追缴公粮。叫“人民勤务员”的干部闻风而起,吊打捆绑在农村遍地开花,敢抗拒到底,就送交法办,那是死刑的另词。在城市,无业人员定量为每月大米18斤,学生21斤,工人如我父亲身高一米八的青壮大汉也只有28斤,重体力劳动者如石匠炼钢工人有最高定量有45斤粮。那年头的米历经存放多年(毛泽东总想打战,深挖洞,广积粮是他的一生秘诀,新米入库存十年而出),其中稗子老鼠屎夹杂之多,可以想见,这样的米有什么营养?天明白。水果是天外之物,官方说苏联要债都给TMD去了,估计拖欠日期从上世纪二十年代初到后来对抗美国,陷朝鲜于水深火热之战的武器消耗等通通算钱,再加利滚利。说白了,是毛一伙为进紫禁城做皇帝,从年青时候到半老年代,从列宁到斯大林那里拖欠的钱财,都要与此无关的老百姓流血掉命偿还。灾难,像遮天的黑云,密布在九百六十万公里上空。蔬菜凭票供应只有豆腐,每月仅有半斤。食盐每家一斤或半斤,菜油也然几俩由当官的随便规定,随时变更。开什么狐群狗党会议那月可能有二俩或半斤猪油,有时以家户算,一至三人之家为一个级量,三到五人略加,五到七人再加。国庆(殇)节或春节稍有加量。那年头,各种各样的号票,印得花花绿绿,指头般大小,苦了老眼昏花的外婆,数不清的票证,比钱还宝贵的纸条,令她焦头烂额。各种各样的票证厚厚一叠,丢了要命。每次听到公布领票排队之后,又是人挤人的隔夜等候购物,商店门开,就壅塞不堪,似抢如夺。而每天的报刊杂志都说世界有三分之二的人没有过上这么美好的天堂生活。很多人读到这样的文章就热泪盈眶,恋毛泽东比断臂山人还绰绰有余。不知雀雀能不能翘得老高。

拖到1960年,是饥饿的巅峰时期,农村大面积死人和人吃人的传闻,像惨烈的阴风吹遍“天堂”。以前抢购或通夜排队侥幸获得的食物早已告罄,饥饿像刀叉割裂人们的五脏六腑。除了当官的和相当级别的大右派(如章诒和写的《往事并不如烟》里,她父亲那等职位者,有特别餐馆供应,时时吃个痛快)而外,为了打战,国库储满的粮食只供军人吃得爬趴滚打,绝不对民众开仓放赈,谁敢这么做(叫破坏战略部署,直到毛泽东咽气,他究竟部署了些什么鬼名堂,迷藏?)扼杀无论。中国所有下层人都生活在严格的定量中,人人每餐分米蒸饭,每粒都不能分享。千奇百怪,数量繁多的要命号票,直到毛为僵尸后才得已善终。

按照粮食的定量,舅舅每餐二俩,碰到月大那三十一天,实际每天只有五俩余。除此而外,什么吃的都没有。家人中他平常就能吃,好像他的疾病特别帮助消化。即在定量粮食之前,有时外婆偶尔也会吵他会吃不会做。舅舅回嘴说:我是病生坏了嘛,哪个愿得的哟。唠叨归唠叨,舅舅依然有狼吞虎咽的特长。但饥饿来临的致命打击,使他的身体无法忍受,渐渐垮掉。饿到无法忍受,他软绵绵的拖声哑气,绝望而微弱的无力咕噜:“奶奶(他总这样叫外婆),我饿……我…..饿….我,啊!….饿!…。”他的脚腿肿得不行,在矮凳上,他常把裤腿拉上,用没有残废的那只左手拇指往下掐,腿杆皮肤被压出一个深坑,像静止的漩涡,黄黄之后慢慢变成竹青,渐渐泛白,好久才恢复。舅舅看着,等待,又来二下,三下……。其实,我们也饿得水肿发黄,那年头的人非肿不可。水肿不消的,越容易死,稍微多吃点就能保命,偏偏泽东毛不许,宁愿在库房里给老鼠享受。每当舅舅我在旁边时,他会诉苦似的侧起头脸说:“喜,你看,是啷个(怎么)的嘛,这还要得唛!”他翻来覆去就那几句话。在舅舅生命的旺年,嗜心的熬煎分分秒秒缠住他。从此,再也没有气力从事他力所能及的活,每天一踮一瘸摇摆出门,残废弯曲的只手腕上挎着篮子,去拣回煤渣辅助燃料。那年头的煤炭也是宝,偶尔断炊,得烧家具做饭(为此父亲就烧毁了几张凳子)。那时候很多工厂都关闭,工人被“动员”回老家农村去当农民,结局还是见阎王。

舅舅的体力不支了,常常斜靠在门边,无声的萎靡,无神的发呆,清清的口水从他嘴角流出,充满他的口腔,然后吐在地上,一会一大口。他的眼眶深深下陷,成天不知所以。偶尔在吃饭时侯他会陡然冒火:“我不吃了,这点东西喂猫都不够,吃了当没有吃。”说罢将饭碗端起来一摔,气急败坏,就坐在一旁不赌闷气。急得外婆不轻不重的打他一下,赶忙把破碗捧拢,又骂又吵,弯腰埋头朝地佝偻着身躯,外婆看东西吃力,小小的眼睛在地上寻找每一颗饭粒,然后用清水洗干净,再倒在舅舅碗里,放在桌子上。发完脾气之后的舅舅呆一会,好像明白做了错事,重新回到桌上,独自把连沙带泥的饭风卷残云入口,然后是嘴唇久久卷动,舌头伸出来上下左右旋转,好像嘴边还有一粒。


四 冥冥而去

终于,舅舅倒床不起,成天蜷曲在他那谷草铺篾席的(那年头的普遍床具)单人床上,有时动一下,不动就像条木块,干瘦的躯体,只有骨头架,手臂细如竹竿,胸骨高高的凸出,除了起来解手和吃点食物,他成天躺着。有时外婆带我到山上去挖掘一种叫蕨棘的野草根,那种可以泡水之后磨浆过滤,有乳白的豆花状,用以填肚皮。尽管如此,但上山到野外找食物的人太多,能吃的野草类也很快绝迹。舅舅越来越不行,只能在床上吃点稀饭,起来时偏偏倒倒,不慎就摔跌。外婆看守他,无声的擦泪,伴在她的口边,嘴唇默默颤动,不知是在诅咒那年头,或是祈祷上天。舅舅的生命像烧尽的枯草,似熄又燃。最后那几天,外婆一边喂舅舅米汤,一边忏悔哭诉:“儿呀,妈不该生你呀,你不该来这个人世。我不是对你不起,是这年生不好呀,哪个都没得法哟,都在这么过的,你熬下去嘛,熬出头了就好。政府只给那点粮食呀,你怪妈不给你吃饱,我把你生下来养到今天,妈也只有弄个(这样)了,你二辈子投胎去当干部,莫生错病,莫恨妈呀……”舅舅没有反映,他叫饿的声音慢慢变小,变弱,无声。要救他活命,只需要增添一点粮食,但那时候人人都在死亡边沿,谁也束手无策。我们傻呆呆望着舅舅,不知所措。

最后那天,外婆横下心来对我说:“喜,你看舅舅,经佑(伺候)他,要是他喊喝水的话。我去上趟街。”说罢外婆开箱倒柜找东西,捞出个小布包捏在手心,癫癫巍巍迈开小足,一手撑着门框,老态龙钟的身躯一趔一趔迈步门下石坎,身影一闪转消失了。我以为她出门要办事,或去领什么票证,买别的东西(其实街头早就死气沉沉,户户关闭,一切都销声匿迹,各种各样的标语口号在墙头惨淡飘零),但不知她跑去街头排队买(那年头叫法)高级饼饼,想依次延缓舅舅生命。那时,聪明的政府很有聪明的办法,特殊的糖果限制在特殊商店里销售少许,价格是正常年代十几倍或几十倍。一块比掌心还小,不到两公分厚的饼饼售价为人民币两元到八元之间。那年头工人月薪三五十来元极其普遍,饿极了将全月薪可以付出一顿就吃完,然后等死。谁敢说句不满话,立即抓捕,或枪毙。那三年的治安比今日的北朝鲜还好。外婆本来不多的那点积蓄,她结婚的金首饰(只许卖给国家,私人买卖黄金,要被枪毙)等因此掏尽。那天看舅舅临危,外婆实在顾不得了,不知是不是找出最后那颗戒指或耳环去换钱,再排队很久之后终于买到,然后小心翼翼藏进怀里,她以为舅舅吃下这样的灵丹妙药,就万事大吉。


此时此刻,我只是傻乎乎的守在床边,等着外婆,也看舅舅,一会问他也不见动静,我终于等到他的嘴唇一动,眼帘张开之后再闭上,就没有动静了。我问:“舅舅,你要喝水吗。”仍然不动,我以为他不想喝,还想睡。心里只有七上八下的恐惧,巴心不得外婆立即回来。这时,只有寂静的,阴沉沉的天色从窗外斜照进,破朽的篱笆木房里,家具堆积,舅舅的床和外公外婆等三张在卧室里凹型摆放,外婆睡中间的大床,外公和舅舅各睡小床,外婆床前不到一米处,是她和外公结婚时购置的梳妆桌,宽约80公分,长有1米2吧,小时的我看起来是很大的家俱,两边有层层抽屉,猪肝色彩的生漆面已经剥落大半,台面上凌乱瓶罐摆放两边,只有那一直照着外婆-- 从青春美丽的容貌到衰老如皱披满白发 -- 的小镜还几十年如一日,规规矩矩放在正中,半明半暗。那是外婆每早拿起来看看,又放下才开始梳头的岁月硬盘。

此时此刻,室内阴森,令我毛骨悚然。生命是多么脆弱啊,可怜的舅舅,他那无神的眼帘最后一张,嘴唇最后一动,其实是无声的告别:“喜,我走了,给外婆说,我不能等,奶奶……。”他冉冉而去的那瞬,我惑然不觉,他像青烟,光氲,无形的轻影脱离了躯体到另外世界,那才是他的归宿,那是没有屈辱,没有绝望,没有差别的世界,那里没有歧视,践踏,蹂躏……。终于,门前有了声响,外婆未现就话语先到,“喜!舅舅喝水了吗?”她不等我回答,用手在怀里掏,一个掌心大的糖饼,油腻腻的包装纸被细心层层打开,越来越小。外婆的面容出现罕见的兴奋,她端起的水杯递给我,用双手分拌糖饼小块如指头大小,往舅舅口里塞,同时气呼呼吵骂:“你这个不昌盛的东西,吃嘛,妈费不尽的力才给你买来,你还要折磨我好久哟!”

忽然一下,外婆木然!她像突然被重击之后的那么木然。接着,她立即摇摇舅舅的嘴巴,仍然不动,又摸摸舅舅的颈项脉搏,再把手靠近舅舅鼻子。糖饼大小块都从外婆手心掉下,她的身体像触电那么软软,像一座大山嘣裂,撞在床沿再倒下。我吓傻了,把手里的水杯一扔,去拉外婆,先是听到她吟吟唔唔的哭鸣,慢慢升高,越来越大,变为江河激流般号啕大哭,突然停住,没有声息……,一下又像断裂的竹竿,哗啦一下,声嘶力竭的惨叫,喷泉似的眼泪像滔滔滴滴,从她那小小的眼眶里不断涌下。外婆双手伸上,又扑下,坐在地上的身子,像式微的风扇叶片慢转。嚎啕哭声叙述如长篇咽咽连续,对床上一动不动的舅舅,一会大骂:“儿呀,儿哟,你这个不昌盛的东西,好狠心呀,就弄个(这样)舍了你的妈走了,你呀,你呀,你是我前世的冤孽哟,你是来收账的,你要我赔你,我争(欠)了你的呀,你哟……你哟…….卡弄长(比喻大约半尺数量)个,我血咕淋裆(流血)把你生出来哟,一趴屎一趴尿,一口奶一口水把你养大,你就是弄个的报答我的唛,我哪辈子得罪了你哟,来折磨我几十年,你今天才把账收满呀,你呀………,儿呀………儿也………!”

绝望,痛心,疾首,外婆的头直往床沿上撞。我不知所措,狂啸的外婆和冷僵的舅舅,一个纹丝不动,一个捶胸顿足,以及我站在一傍像木偶。外婆的声音已无法形容,那声吟、惨叫、嘟咙、沉默,叙述、唠叨、而后又嗥叫………,那是低沉后稍微得啜气后的剩余气息。

那是我第一次见到死亡。

生命的最后时刻,舅舅无声无息而逝,像断流的溪水失去最后一滴,像灰烬的蜡烛燃到熄灭一瞬,像冥冥的萤火忽忽一闪,冉冉而去。三十六个春秋,聪明,伶俐,活泼可爱的童年,苦难丛丛久治不愈的少年,寂寞,孤独而又无奈的中年,一挥间,戚戚惨惨中因饥饿而去。我从来没看到舅舅的哭泣,他受尽人间的欺凌,毒打,病魔,他默默忍受命运,直到无息的生命终结。

那是片躏乱的民宅,邋遢歪斜,像密集堆放的积木,乱撒在长江边上,那沿江南岸的弹子石地区,贫民区域的潦倒,与嶙峋的山势,河流,愁云惨雾,构成一幅悲惨世界图案。只有街上墙壁飘零的标语口号,和假打的漫话,伴随昏沉沉的天空,在窗外压抑着大地,萎靡的光线从门前偷偷进来之后,又悄悄的逃向黑暗。

发狂的外婆已经有气无力,疲惫万分,她斜撑身体,头偏靠在床沿,眼泪已经流干,憔悴干枯,心力接近衰竭。外婆一只手拿手帕,一手杵地,最后就麻木似的呆痴,如浪般回忆在她破碎的内心激烈流淌。那碎片糖饼落在地上,那是外婆急匆匆买的生命依赖资源。外婆裤衣全是灰泥,那年代的房屋室内多是泥土整平。我在傍发傻,拉她不睬。床上的舅舅,肢体渐渐冷却,那卷曲残手斜靠在被子外,左面那只永远不能伸直的腿将被子顶高,破旧的蚊帐扭成一卷,在他身体上成降落伞状铺开。


五 罪魁祸首

卜伽丘在《十日谈》里描绘1348年后的意大利:“染病的男女,最初在鼠蹊间或是在胳肢窝下隆然肿起一个瘤来,到后来愈长愈大,就有一个小小的苹果,或是一个鸡蛋那样大小。一般人管这瘤叫“疫瘤”,不消多少时候,这死兆般的“疫瘤”就由那两个部分蔓延到人体各部分。这以后,病征又变了,病人的臂部、腿部,以至身体的其它各部分都出现了黑斑或是紫斑,有时候是稀稀疏疏的几大块,有时候又细又密;不过反正这都跟初期的毒瘤一样,是死亡的预兆。……大多数病人都在出现“疫瘤”的三天以内就送了命;而且多半都没有什么发烧或是其它的症状。”

相比之下,1960年中国人就没有这么好运气,死神不会在三天内要人送命,而是三年,一千多个日子,从1959年初到1961年之后,这么漫长的折磨,以分分秒秒的时间刺激肠胃的痉挛收缩,把人的细胞以分分秒秒的速度杀死几个,让每根神经分分秒秒的颤抖或断裂几次,如此悄悄扼杀比卡伽丘说的黑死病的手段来得更加残忍。最先,毛泽东以吊儿郎当听到走卒心知肚明的谎报,便开始沾沾自喜,以为如意胜算,以为粮多得吃不完,异想天开库房不足就格外开恩,赐民于每天进食四顿之幸,更利于万众歌功颂德,顶礼膜拜。晋惠帝曾因大臣说民饥无米,深为不解:“没有饭吃,为甚么不吃肉粥呢?”较之於皇毛真是一丘之貉,彼此心领神会,千秋一脉。千千万万民众被活活饿死,为泽东毛一念之间,比根头发还轻松。尤为荒谬的是,灾民於绝境时,他拒绝任何国家的援助(而后的唐山地震也然),让西方人道组织束手无策。陈香梅回忆录说到她当时为美国(或联合国)的援助成员组长,驻守香港,渴望援手,但毛却要想打战严防,极少数灾民冒死逃跑出境者获救。而今,这段历史被毛家子孙后代和信徒肆意篡改否定,妄图淡化於无。更有荒唐者在网上瞎说八道那几年,以颠倒黑白,信口雌黄为由。千万人死於泽东毛1956年去苏联看铁厂来灵感,一念之间“挥斥方遒”要举国炼钢,田地的庄稼成熟也不许农民收获。在中国如此经典的灾难,东方红,太阳升,烤人烈火,陷人海深。舅舅生于不幸,长于不幸,死于不幸,我不知道他有多少悔恨。相比之下,而今英国著名空间天文物理学家史迪芬.霍金坐上牛顿的位置,如果他活在中国怎样?他远比我的舅舅身体更差。反之,如果舅舅活在西方,特别是我生活过的芬兰又会怎样?中国人,为什么要被帝王与贪官污吏所瞎编乱造,阳奉阴违的词汇迷惑癫痴,失去做人的尊严和意义呢!

六 后事如烟

外公那天下班回来早,可能有预感,当他一出现在门口,就明白究竟。儿子的生命垂危,是他成天的忧虑。外公站在床边,静看舅舅,给他牵牵衣袖,把那残废的手肘摆放好。老人突然像蹲塑像一动不动,很久才缓和过来,他自言自语的嘟咙,劝慰外婆:“儿去了,哭有啥用,去了,去了也……好。”那声音从他喉咙里,像旋转九曲回肠弯道的烟雾。说罢,外公扭头过去,坐在床沿,眼框深深内陷。随即,他掏出口袋里的旱烟袋烟杆,抽得啪啪的响,那阵阵飘逸而出的烟雾散开,像要追踪舅舅而去。

无论何等的哀痛,丧事还得办理。万般不由人,一切都是命。外婆节哀之余,还私下请了个因秘密传闻而知,从前干道士活儿的人给舅舅开路(那时属于反动行为,很怕被人告发)。这是种传统的佛道祭祀死者的活动,念送超度亡灵之经,助其离开凡尘。那天来了个骨骼高大而又面黄肌瘦的中年人,在屋子里才开始披起一件袈裟,一手持碗,一手拿毛刷,念念有词,不时手动刷舞。若干年后我读到《西藏生死書》,作者索甲仁波切在书中描绘人死后的中阴阶段时说灵魂的变异:“這種意生身的形狀類似生前的肉身﹐但沒有任何缺點﹐而且是青壯期的俊美肉身。即使你在這一世殘廢或生病﹐在受生中陰階段仍然會有完美的意生身。”这使我浮想联翩,但愿当时舅舅的离世,会那么健康英俊而完美的飘去。反之,看道士的动举时候,面对舅舅的生涯和死亡,就那一瞬,我幼小的朦胧心灵里产生了对谎言的顿悟和抗拒,对这个伪新社会充满敌意,对毛泽东祸国殃民的卑孽行径有了剥骨见髓,抽筋剥皮的识别。
逆反心理由此而生。奇怪的是,这位道士的独生子在十几年后成了我的友人,同进一厂,同住一室,因他与工友打架受厂长偏袒欺压,成为导火线而引我起来为全厂所有的工人呼吁,为之罢工对抗。为之改变了我的人生,牢门由此向我张开。更为我离开黄土地,漂流天涯,周游世界立下心志有了不顾一切,独往独来的胆气。是不是舅舅暗中助我?冥冥中的五维空间,谁也说不清楚。

将舅舅装进棺木,移动到正屋里摆停,依照外婆的意愿,一盏菜油灯昏暗摇曳,放在舅舅的额头附近,她说这样才能让他知道去向,停上七天才合(阴)理。没有人的时候,我和弟弟妹妹都不敢去那间屋子。那个夜晚,父亲叫我去灶台拿火柴,位置就在摆放舅舅的棺材附近。我心惊胆战的绕过去,谁知越怕越出乱子,当我不得不侧身挪过狭窄的角落,一下失去重心摔倒,跌扑在舅舅头部的棺木上面,隔那薄薄之板下面是舅舅的脸面,吓得我一身鸡皮疙瘩直涌。

外婆听到什么响声,急忙由卧室赶出来看。第二天舅舅被移动到最后面一间小小的空屋,那是和坎上的邻居之间的两米宽,约四五米长的空地,将本来的房顶延伸,右面邻居屋抵拢壁,左面用点什么薄板或篾席遮挡而成。那小屋平常堆放点陈年的旧物,做了临时太平间以后,总显得有点阴森森的。

最后那天我上学去了,舅舅的棺木抬走时,外婆哭成什么样我不知道。但那空屋里停放过舅舅的地面,在头部位置下面还留着煤灰,薄薄的铺开,白白的一片。不时,外婆会用指头癫癫萎萎的摸索,口中念念有词告诫我:“喜啦,你别来这里哟,舅舅还要回来的,他要过奈何桥,还有鸡脚神护送,还有……。” 最初,外婆每天要去看那片地上,不时自言自语:“儿哟,你回来哈儿(一下)嘛!看看你的妈呀。”

舅舅从此永别了,今生今世,他没留下如何遗物遗迹,如何蛛丝马迹;一如命运没有给他任何机会一样,从无到有,由有到无。在那标语口号见墙就贴的自以为天堂的社会,舅舅没有得到一分一文的帮助,没有得到一丝一毫的同情,没有就业的机会,没有做人的尊严,舅舅除了被自身的疾病折磨,还要被讨弃,被欺凌,被毒打,直到活活被饿死。人生於他,说冷酷已是远远不够的了。他不知道为什么?也许,他最知道为什么。而今,舅舅只是我心目中的词汇。透过这个曾是动态的名词,舅舅活灵活现的一生,寄托在我的文字,老天有灵,让舅舅获得一丝慰籍,那是对我回忆中愧惭的补偿。多年后,外公走了,外婆也走了,而今年老力衰,神智萎靡的母亲,早年的心绪可能已随她飘零的白发消失殆尽。家人中,也许只有我还想到去世四十年多的舅舅,想到我与他朝夕相处在短短几年的生命河流中,他曾羡慕我背上书包出门的深邃目光,他曾提着篮子一踮一蹶出门而后带伤回来,他曾挤压自己那水肿的小腿皮肤而发出莫可名状的抱怨,以及他曾渐渐的冷却的身体……,以及最后外婆的声嘶力竭,顿时颓然倒地……!

人生是多么玄妙的棋局啊,谁也不能把握自己,把握未来,把握命运。如果还有来生,我仍然希望有这样一个舅舅,能如愿以偿的话,他可以患上同样的癫痫,但绝不可以生活在那样的国度。

末了,我期望,我幻想,我祝愿舅舅之灵,将追随这些文字,在太空里翱翔,追随一丝丝金色!

2008-09


2014-10-10 2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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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夫

#4  

我经历过那个年代,我亲眼看看到舅舅的饿死经过,我们也都面临死亡,人人都骨瘦如柴,胜过今日的非洲饥民。那时候的日子,总是在想食物,想吃,饥肠辘辘。很遗憾的是,毛泽东这个犯下剧烈的反人类罪大恶极者,还没有得以清算。当局仍然为他涂脂抹粉。


2014-10-10 2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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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雪儿

#5  



引用:
Originally posted by 程宝林 at 2014-10-10 08:29 PM:
转贴者留言: 此文采访者高伐林是我的湖北老乡和朋友;作者依娃曾是伊甸文苑文友。祝贺她完成这一大著。此访谈还未细读,先转贴在此。程宝林



她把毛泽东时代的苦难告诉世界

高伐林  2014-01-26

依..

洋洋五十余万字的纪实作品,不仅要有一种责任,还得要有毅力。采访本身就是一个艰难的过程。祝贺依娃女士!


2014-10-11 03: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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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yy

#6  

  讀了,很感人。依娃此舉艱苦卓絕、意義非凡。

  伊甸文苑應為曾經擁有依娃這樣的“資深文友”而自豪。

  唐兄寫舅舅,更是第一手資料。



千江漁翁,泠然御風。手揮無絃,目送歸鴻。
2014-10-15 15: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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