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楼岁月(二十七)：生产队里开大会

       
     
      说起那个年代的中国农村，我们这一代人都会情不自禁地唱起“天上布满星，月儿亮晶晶，生产队里开大会，诉苦把冤申......”也许你一唱起它，马上会沉醉在星图繁密的浪漫月空里，可是你还来不及举杯邀月，对酒当歌，忽然看到空中划下一道道流星，把你从美梦中惊醒。那“万恶的旧社会，穷人的血泪仇，千头万绪涌上我的心......可怜我这孤儿漂流四方......”幸福和苦难的强烈对比，在凄美又悲恸的曲调中渲染著巨大的张力，让你无语凝噎，伤感如柳永的“杨柳岸晓风残月”。

      一般的“生产队里开大会”，是在田中圆寨这种大土楼时。几乎每星期都有一、两个晚上开社员会议，不是政治话题，就是生产话题和生活话题。开会的地点是在田中圆寨一楼祖堂大厅，或是二楼大厅。每户一人参加的一般生产会议，在二楼大厅就可以。重要的大会，如有公社或大队领导前来指示，全部社员都要参加，就要在祖堂大厅召开，位置不够，就把椅子摆到天井上，或是在祖堂大厅两侧的走廊上。

      我经常代表我们家参加生产队的一般会议。开这种会议，最惨的是生产队长。农家人白天干活累了，谁也不想晚上再开会。所以，老队长总是要挨家挨户地喊人，一个庞大的圆楼，队长喊一声开会大家都听见了，却没几个人理会。

      队长在圆楼喊过之后，还常常要跑到新楼来通知我们这些不住在圆楼的社员。他四十几岁的年纪，共产党员，人很老实，也不识字，个头矮，人又瘦，对我们这些城里人非常客气。他来到新楼后，总是细声细气地通知开会，然后打开他的烤烟盒，小心翼翼地送到你的手上：“阿明，点烟！”一点架子都没有。这也许跟他辈份低有关系吧，队里很多晚辈叫他“阿X兄”。他对我父亲很尊敬，称呼我父亲“XX叔”。他总是非常耐心地教我们做农活，即使我们是做拿着一把不到两斤重的锄草耙子在水稻秧苗间游弋这种轻松的活儿，他也不时吆喝我们“忻掭”(当地话“休息”的意思)。由此我想起很多写文革的文学作品，故意要把生产队长写成那种想沾女知青便宜的恶棍，仿佛女知青没被强奸就写不出知青生活故事。在我的亲身接触的书洋的十个生产大队中，生产队长个个都是老实的农民。所以，如果我写土楼题材的作品，我决不会靠炒女知青被污辱的话题来吸引读者......

      抽过队长的烟后，我总是跟随队长来到圆楼，这时队干部已在二楼大厅点起煤油灯，几个男人来到会场抽烟，女人们更是“散散来迟”。开会讨论生产的时候，总是在吵架，吵得最多的是工分。那时候搞政治评分，不许定额记工分，不许按时计工分，把“包干到组”、“联产计酬”当做资本主义来批判。每次评分，男人有的九分半，有的十分，女人在八分左右，经常是相差半分工分，大家就破口大骂，队长的音量本来就小，看到大家叫骂，只是抽著闷烟，会议也草草收场。有一次，一个男社员被评九分半，他大为不满，说自己干了多少活，怎样出力，为什么没有十分？另一个男社员就对他说，我干的话比你多，我也是九分半，我吃亏更大。那时，谁都说自己好，没办法比较。最常听的话是谁最“尖钻”(钻空子的意思)，谁能捡轻活干却赚高分的的争论，其实半个工分才两、三分钱，两人却能对骂半个小时，越骂烟抽越大，手中卷的烤烟就比那工分还值钱。

      开会议讨论政治话题，就安静多了。少不了读报，听时事报告和忆苦思甜。如果大队公社领导来讲话，很多人只当耳边风，你说你的阶级觉悟，我打我的瞌睡。如果大队公社领导没来，这政治会议更是了无生趣，谁都提不起劲。最有印象的是有一位戴著一顶黑黝黝的鸭舌帽的老贫农，他喜欢在晚饭时喝上几盎酒，然后参加会议。煤油灯下仍然可以看他苍老的脸被酒晕染红，和他和满头稀疏的白发相映衬。他不抽纸卷烟，而是捏著烟杆子，叭哒叭哒地吸著烟听著，一听到不高兴，就抽出烟嘴，往地上呸一口痰，用苍老僵凉的嗓子说：“六○年如果没有刘少奇的三自一包，让我能到过凹开荒种番薯，我早就饿死了。”......他还经常调侃大寨式评分，指责某某干部失职，没有人敢批判他的“反动言论”，因为他说的都是实话。

     在今天看来，“包干到组”、“联产计酬”是很正常的事，但从20世纪50年代到“文革”，却一直被当做资本主义来批判的，多少人为此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很多社员大会是在吊角楼开的（有关“吊角楼”内容请看土楼岁月17：田中文宣队），传达上级重要文件，或是双抢大忙动员报告。从公社党委、大队党支部到青年团、民兵营、妇联领导都要讲话，表决心。会前还要点名，缺席的还要受批评。我对这种大会很反感，有一次开会开到一半溜了，跑去和附近的一个小楼里和几个老人下像棋，后来这件事不知什么原因被公社驻队领导知道了，在下一次社员大会上一位公社干部不点名地批评了我：“有的人开会时跑去车马炮.....”他讲话有点口吃，“车马炮”听起来像“鸡马豹”。我准备挨批，却安然无恙，原来是有的干部为我说好话。后来村里的年轻人不时用“鸡马豹”和我逗开心。

      特殊意义的“生产队里开大会”，就是看戏。大土楼可以装下一村人，如果是放映电影或是剧团演戏，二楼和三楼走廊是最佳“看台”，走廊外围有护栏，每家每户都有一个独立的护栏，连接每个护栏的是竖立的木柱，这样，每家都有一个独立的“看台”，就像室内圆形体育馆的“包厢”，你可以一边品功夫茶，一边看戏。但是在那个百花凋零的年代里，书洋地区除了田中大队文宣队到土楼演出之外，各个大土楼圆寨鲜有千人赏戏的热闹场面。

      不过一些民间的布袋戏或木偶戏班子，总是在偏僻的土楼中偷偷演出。我们下乡演出时，好几次就目睹他们的精彩演出。布袋戏是由艺人以单手或双手操纵造型高50厘米的木偶进行表演，所以也称掌中戏。主要擅长表演两人对打场面，及骑马射箭、飞檐走壁、舞狮舞龙、转碟顶碗等特技动作，尤其是“虎戏”、表演“虎威”、“虎趣”，更是惟妙惟肖，令人拍案叫绝。提线木偶戏（俗称“傀儡戏”）从明初就在土楼山区流行，当地有民谣云：“簇簇人群看出神，登台傀儡似活人，长笛锣鼓紧又密，抬头东方天已明。”木偶制成眼珠会转、嘴会张合和四肢能活动，50年代，在华东区地方戏曲会演闽西木偶戏荣获“特种艺术表演奖”。艺人徐传华还和闽南布袋戏艺人杨胜等一起出国访问演出，得到很高评价，徐传华被誉为“中国木偶表演艺术大师”。他演的《大名府》“过关”一折，曾被拍成电影广泛发行。

      民间艺术的力量是巨大的。一九七九年我在书洋公社文化站工作的时候，不少民间布袋戏和木偶戏班子频频在一些土楼演出，但还不能获得上级文化部门的认可，所以只能在那些偏僻的土楼演。不过也有胆子大的艺人。有一次有人到公社党委汇报，某某戏班子正要到在高溪大队演处，这个大队离公社很近，于是我和一位公社文化干部被派去制止演出。我们在路上把这个戏班子截住，命令他们打道回府，不准演出。我记得那是几个脸上布满像土楼楼墙那样充满沟沟壑壑的中年山民，挑着装道具的大戏笼子，看到我们，那沟沟壑壑怎么也填不尽无奈的尴尬和强掰的笑意。

      我忘记了后来是不是把他们的戏笼扣留，但清楚地记得过后我回到田中村时，田中圆寨的一位老农睁着眼对我说：“阿明！听说你去给人家‘挑戏笼’？那戏好看啊，怎么不能演？”

      不久，民间布袋戏和木偶戏都解禁了。八十年代起，土楼山区“生产队里开大会”，逐渐就演变成看戏的大会了。那几脸上布满岁月沧桑的艺人终于可以坦坦然然地挑着戏笼卖艺了。遗憾的是那时我已经离开土楼，无缘看他们的好戏，我更想对他们说一声道歉，希望他们的手艺不仅可以养家糊口，还因此过上小康日子。

“好几次我在干活还没感到累，”

是否“好几次在我干活还没感到累的时候，”更好？

为力：

你指出的那句话我写得很生硬，改了。

昨天晚上忽然又想起了一个“挑戏笼”的往事，就把它加在这一章了，为了便与读者阅读，把新加的几段文字贴在这里：

      特殊意义的“生产队里开大会”，就是看戏。大土楼可以装下一村人，如果是放映电影或是剧团演戏，二楼和三楼走廊是最佳“看台”，走廊外围有护栏，每家每户都有一个独立的护栏，连接每个护栏的是竖立的木柱，这样，每家都有一个独立的“看台”，就像室内圆形体育馆的“包厢”，你可以一边品功夫茶，一边看戏。但是在那个百花凋零的年代里，书洋地区除了田中大队文宣队到土楼演出之外，各个大土楼圆寨鲜有千人赏戏的热闹场面。

      不过一些民间的布袋戏或木偶戏班子，总是在偏僻的土楼中偷偷演出。我们下乡演出时，好几次就目睹他们的精彩演出。布袋戏是由艺人以单手或双手操纵造型高50厘米的木偶进行表演，所以也称掌中戏。主要擅长表演两人对打场面，及骑马射箭、飞檐走壁、舞狮舞龙、转碟顶碗等特技动作，尤其是“虎戏”、表演“虎威”、“虎趣”，更是惟妙惟肖，令人拍案叫绝。提线木偶戏（俗称“傀儡戏”）从明初就在土楼山区流行，当地有民谣云：“簇簇人群看出神，登台傀儡似活人，长笛锣鼓紧又密，抬头东方天已明。”木偶制成眼珠会转、嘴会张合和四肢能活动，50年代，在华东区地方戏曲会演闽西木偶戏荣获“特种艺术表演奖”。艺人徐传华还和闽南布袋戏艺人杨胜等一起出国访问演出，得到很高评价，徐传华被誉为“中国木偶表演艺术大师”。他演的《大名府》“过关”一折，曾被拍成电影广泛发行。

      民间艺术的力量是巨大的。一九七九年我在书洋公社文化站工作的时候，不少民间布袋戏和木偶戏班子频频在一些土楼演出，但还不能获得上级文化部门的认可，所以只能在那些偏僻的土楼演。不过也有胆子大的艺人。有一次有人到公社党委汇报，某某戏班子正要到在高溪大队演处，这个大队离公社很近，于是我和一位公社文化干部被派去制止演出。我们在路上把这个戏班子截住，命令他们打道回府，不准演出。我记得那是几个脸上布满像土楼楼墙那样充满沟沟壑壑的中年山民，挑着装道具的大戏笼子，看到我们，那沟沟壑壑怎么也填不尽无奈的尴尬和强掰的笑意。

      我忘记了后来是不是把他们的戏笼扣留，但清楚地记得过后我回到田中村时，田中圆寨的一位老农睁着眼对我说：“阿明！听说你去给人家‘挑戏笼’？那戏好看啊，怎么不能演？”

      不久，民间布袋戏和木偶戏都解禁了。八十年代起，土楼山区“生产队里开大会”，逐渐就演变成看戏的大会了。那几脸上布满岁月沧桑的艺人终于可以坦坦然然地挑着戏笼卖艺了。遗憾的是那时我已经离开土楼，无缘看他们的好戏，我更想对他们说一声道歉，希望他们的手艺不仅可以养家糊口，还因此过上小康日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