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革命前夕的中國

轉自網絡/作者臧山

　　由於王岐山的推薦，《舊制度與大革命》一書竟然在中國賣斷市。「當改革開始之後，舊制度剩下的部分就更讓人難以忍受。」這是書中最令人印象深刻的一句話，正是這句，讓兩百年前的法國大革命與當今的中國聯繫了起來。

　　「那是最美好的時期；那是最墮落的時期；那是智慧的歲月；那是沒有開化的歲月；那是信仰堅定的時代；那是懷疑一切的時代；那是陽光明媚的季節；那是黑夜深重的季節；那是滿懷希望的春天；那是令人絕望的冬天；人們擁有一切，人們一無所有；人們直入天堂，人們直墮地獄……」

　　這是英國作家狄更斯《雙城記》全書開篇首句。每次談到法國大革命，這段文字便不由自主地從記憶中浮現出來。《雙城記》寫的正是法國大革命時期的故事，它描寫了大革命時期法國巴黎和英國倫敦兩個城市的貴族們和平民們之間的故事，他們的精心算計、暗室策劃的陰謀、血腥的暴力運動，以及，人類無私的愛。

托克維爾和狄更斯

　　托克維爾沒有狄更斯那麼藝術和文學，這位學者型的貴族官員研究了法國的大量文獻，寫出了《舊制度與大革命》一書。該書在一百多年之後才被世人重視起來，而尤其是在當今的中國，因為新任中共政治局常委王岐山的推薦，竟然在中國賣斷市。

　　「當改革開始之後，舊制度剩下的部分就更讓人難以忍受。」

　　這是《舊制度與大革命》最令人印象深刻的一句話，其實也是整本書的核心結論。而正是由這句看似十分簡單的句子，兩百年前的法國大革命與當今的中國聯繫了起來。

　　托克維爾在書中告訴我們，大革命之前的法國，是改革走得最遠的歐洲國家，舊的封建貴族制度只剩下一具空殼，新的「中央集權體制」已經漸漸取代了中世紀的國家結構。法國平民，尤其是農民，不但比歐洲其他地方的民眾生活更好，也有更多的政治權利（比如有三級議會），和更受保護的私人產權（比如平民土地繼承權）。同時，法國平民還承受了更少的貴族壓迫，有更少的賦役和更多的人身自由（比如可以自由遷移到巴黎）。但法國人終於比他們的歐洲鄰居們更早開始了暴烈的革命，他們顛覆了政府，剷除了貴族和僧侶的特權，甚至還砍掉了國王路易十六和王后瑪麗的頭顱。

　　托克維爾告訴我們，路易十六可能是當時歐洲最開明的帝王，他不但凡事親歷親為（這點很想崇禎皇帝），而且對公共輿論十分在意和關心，也往往會向民意低頭讓步。

　　但他終於還是掉了腦袋，而比他血腥和暴虐百倍的普魯士君主卻沒有。

　　法國是歐洲文藝復興的中心之一，也是現代人文主義的搖籃。法國最著名的科學家、哲學家和藝術家，幾乎都是在波旁王朝時期出現。印刷技術的發展，到18世紀初已經導致書籍和報刊的蓬勃發展，法國人急切地要實踐他們的理想，夢想建立一個更為完美的社會。法國公知們儼然取代了教會，成為新興中產階級（以及下層民眾）的精神核心，他們的片言隻語被廣為傳遞。

　　無論從什麼角度考量，我們都不得不把那時候的法國與現在的中國進行比較。

總是要還的

　　共產主義在中國實踐的前30年，建立了一個類似中世紀歐洲的社會模式。平民缺乏私有產權、迷信權威、缺乏個人自由。鄧小平的改革開放，對這種模式進行了部分的改良，中國經濟成長，個人自由有限增加。但中國共產黨的改革，並未帶來全中國人民的感恩戴德。近年以來，中國人痛恨共產黨及其體制的表現越來越明顯，也越來越無法忍受尚未改革的那部分舊體制的內容。不遠處黑沉沉的烏雲，預示著一場中國大革命即將來臨。

　　中國共產黨中的左派人物，認為中國現行的制度是一種「完美體制」的退化版本，他們拒絕任何繼續的改革。而右傾人物，則認為改革必須繼續，最後完善過渡。他們稱這種過渡是「中國特色」。但中國民眾卻和當年的法國人一樣，已經無法忍受。最關鍵的，是中國民眾已經失去了對當局者的信心，正像當年路易十六和他的波旁王朝開明專制一樣，中共的任何政策、任何言論都被中國民眾以最大的惡意加以猜度。

　　「不改革比改革風險更大」，中共18大之後的新領導層這樣警告黨內同僚。我們大概可以翻譯成為「左派的政策比右派的政策風險更大」。在我看來，這種風險的差別不到百分之一，因為積惡難返，正如江湖上的流行語，「出來混，總是要還的」。過去60多年中共的種種行跡，無論改革還是不改革，最後必然會被清算和償還。

　　毛澤東在〈愚公移山〉一文中曾說，中共的努力最後必然感動天神，這天神就是全中國的老百姓。而現在天神很生氣，後果很嚴重。原來有人提出「天滅中共」，倒是有毛先生的毛式解釋。

中共難以帶領走出風暴

　　中國人恐懼即將到來的革命，還不僅僅是中共高級官員，甚至不只是中共內部。過去兩年中國出現大量的資本家移民以及資金外逃，其實也正是中國中產階級嗅到了暴風的前鋒。而且他們認為，即將到來的中國革命，必定會比法國大革命暴烈百倍。這一點，必須歸功於中共六十年的教育，唯物主義加唯力主義，使得中國人崇尚強權和力量，迷信暴力可以解決天下所有問題。

　　吉拉斯在《新階級》中說過，共產黨這個新階級，「既缺乏中世紀貴族的高雅和寬容，也缺乏資本家的勤簡。」共產黨階級的特點，因此可以這樣發過來描述：低俗、小氣，卻又懶惰和奢侈。這樣的統治群體，如何可能走出風暴？

　　狄更斯生活在法國大革命時期，他厭惡蔑視貴族的欺詐，同時也痛恨絕不寬容的革命暴力。在潛意識中，狄更斯以為只有比物質更高級的東西才能救度人類。在《雙城記》中，卡爾頓愛慕查爾斯的妻子露西。但當查爾斯被大革命法庭判處死刑被處決的前夜，卡爾頓偷入巴士底獄把查爾斯替換出來，讓他偷渡到英國和妻子團聚，而自己代替查爾斯上了斷頭臺。

　　在西方世界，「愛」是一個即世俗又超越的概念，很多時候，「愛」更接近中文語境中的仁義和慈悲。中國人想要走出惡性革命循環，恐怕也必須從形而上的境界找到支點。但這卻是很難很難很難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