狄马：做独立的人，但不要强迫他人勇敢

作者：狄马 文章来源：作者博客 更新时间：10/29/2012

       莫言获得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后，好多朋友私信问我，对此事有何看法？我说，让文学的归文学，政治的归政治。尽管我对莫言抄讲话、给重庆写赞美诗、在法兰克福书展上伙同政府官员退出书展，也充满鄙夷，但说到底这是一个文学奖，不是一个人权奖。如果一个国际性的人权奖，颁给一个如此缺乏勇气，且生性怯懦的人，我们当然要抗议；但诺贝尔文学奖不论怎么说，也是个文学奖。

       文学和政治有没有关系？当然有，否则，人们就不会拿这些政治色彩很强的事来责难一个作家了；但文学和政治的关系是间接的，不是直接的。一个作家的政治立场并不必然影响其专业水准（北村语），就像海德格尔曾参加纳粹，但不能否定他的哲学成就，德国当时除爱因斯坦、劳厄等科学家外很多世界一流的科学家都效忠过元首，文学史上品质低劣，但才华出众的作家也多了去了。曹雪芹就没有对大清朝的腐败发表过异议，但并不影响《红楼梦》的伟大。李白也曾写诗吹捧第一夫人“杨玉环”，但谁也不能说他的诗写得不好。莫言在现实中可能是个软蛋，但不影响他的小说写得好。

       这么说并不意味着，我喜欢莫言和他的小说。相反，我对这类被体制豢养得已失去是非，对社会正在发生的深刻裂变缺乏基本判断的人，一点都不欣赏。莫言小说中那种无节制的描写和炫丽得令人头晕的语言也不符合我的趣味。但我知道，我的趣味是一回事，瑞典文学院的那18个老汉的趣味又是一回事。我不能因为我喜欢那种朴素而深刻的作家，就说莫言的文学水准达不到诺奖要求的水平。

       我也不能以一种“政治正确”替换另一种“政治正确”。如果我们对以往意识形态捆绑文学的做法很反感，那么从我们开始，就不要再以另一种意识形态来要求任何一个作家了。只要这个作家的言论没有“明显而现实的危险”，他的行为没有对别人造成直接的、令人可以觉察得到的伤害，社会为了更大的自由，就应当容忍，包括那些令我们厌恶的观念和行为。一个人因为糊涂的言论和胆怯的行为给人留下极其厌恶的印象，和因侵犯他人的权利应当招致谴责，是有本质区别的。我认为，截至目前莫言的言行，都可称得上软弱，那些自我辩解的言论，甚至可以说透露着一种“农民知识分子”的狡黠，但很难说他侵犯了别人。当我在网上看见莫言为重庆唱红打黑写的赞歌，抄写讲话后的诡辩，我觉得有种叫轻蔑的东西击打着我的灵魂，但我知道，那是因为我对他的过多期望造成的，而不是他要恶意伤害我。细看他做过的那些引人非议的事情，对社会其实并不具有明显的直接的伤害，非要说伤害，只能说在推想的意义上，伤害了部分爱他的读者对他的期待。

       有人说，你这说法太宽容了。莫言作为一个作家，一个公众人物，对社会具有引领的作用，榜样的力量。这种帮腔帮忙的言行会使好多年轻人缺乏道义感和负责任的能力。但这种“引领”只是象征性的，社会既没有特意规定，莫言就没有明确的义务。一个人要如此浪掷自己的名声，我们就只能随他去。再说，一个本来名声显赫的作家因为自己的糊涂和软弱，引来明显贬多于褒的非议，这算什么榜样呢？如果真是榜样，也是个坏榜样。还有人评论说，莫言作为一个知识分子，应当对社会发出更多的批评才对。但在我看来莫言不是知识分子，像他这类依靠体制谋得饭碗和地位，又靠写作获得名声的作家，从来都不是任何一种意义上的知识分子。他们就像皇权时代的文人一样，写小说只是为了“求功名，取富贵”。指望这些对宪政民主一无所知，完全缺乏现代观念和思想方法的人担负起批评社会的义务，不是赶鸭子上树，就是驱母猪驮粪。指责他不懂知识分子的独立性，就像指责孔夫子不懂英语一样愚妄。

       结论是，我们要做一个独立的人，但不能强迫他人勇敢。一个人的成功与国家的崛起、世界影响力的提升无关。自己能做的事自己做，自己做不了的也不能强求他人。如果我们觉得莫言做得不够好，我们力争做得更好，就够了。我们可以呼吁、甚至邀请别人同我们一道，但尽量避免道德绑架。有那义愤填膺的功夫，不如自己站起，做一个自由的人。

       2012年10月19日草就于长安饮马窟

欣赏，赞同。

　　不欣賞，此文的社會作用是蠱惑人心。說莫言是“农民知识分子”，那是對“农民知识分子”不瞭解。請看陈桂棣和春桃，他們才是中國的农民知识分子。別把“农民知识分子”當貶義詞使好不好？先做人，再做知識人。

大致读了读，赞同文中的几乎全部观点，其中多数是我本来就想说的。

不同意。莫名其妙的标题，莫名其妙的文章，似乎是八面玲珑（承认文学与政治有关），又好像是在绕口令。认为他“不够格得诺奖”与“强迫他勇敢”之间，五毛钱的关系都没有。

没要强迫他人勇敢，当初有人指责莫言（还是他人？）不为刘晓波说话，我还在这里为他说话。
他不勇敢是一回事，而为1000元人民币抄写毛讲话又是另一回事，那叫猥琐。
举李白和曹雪芹，更是莫名其妙。李、曹得诺奖了吗？
既然承认文学与政治有关，那就这样简单地一句话：不否定莫言的文学成就，但获诺奖不应该仅仅是文学成就，在文学成就上还有人格方面的。

　　我說了，此文的要害是蠱惑人心。正如楊兄分析，文章似是而非，故弄玄虛，讓人找不到北，於是作者的目的就達到了。

狄马是我尊重的来自陕西乡村的年轻思想者。他的持平之论，深得我心。我们即使远处海外，尚且不敢太过勇敢（除非你不想回国探望父母手足），岂能强求一个指望体制吃饭、养家的人（莫言），作鱼死网破之争？杨林兄与XYY的激愤都甚是可疑。

拒绝抄(或者找一个理由搪塞掉)，也需要多少勇气？也会有多少危险？有人做到了，也有人事后作了令人可以接受的道歉。
可疑，可疑什么？

抢占道德高地是海外某些华人的一惯态势。抄毛也为我所不屑，但要求莫言的思想高度，和刘晓波一样，未免苛求。莫言作品，多有对极权和暴力的批判，此为大节；抄毛相对而言，为可囿之过。

　　對於“大節和小過”的討論，請回憶這句話：“至于莫言的作品，承载了多少普世价值，闪烁着多少人文光芒，具有多少悲悯情怀，我是看不出太多的。”(http://yidian.org/view-thread-20360.html)

　　對莫言不能苛求，可以理解，我自己也說過類似的話，但是為文開脫，甚至頌揚，就是另一回事了。如果再深得海外人士之歡心，那就很有問題，不再是“不激憤”可以一言蔽之，需要重新評估。

　　現在讓我來告訴你，甚麼叫“激憤”。請看這一篇：
http://news.hexun.com/2012-11-01/147505142.html或
http://news.163.com/12/1101/15/8F82RM5B0001124J.html#fr=email

我对莫言的作品，从语言的角度来讲，至今并没有改变看法。但对其作品的思想容量，有了新的看法。能够自我推翻，表明我至少不固步自封。莫言获奖，对中国社会的全面进步，积极与正面的意义大于消极和负面的意义。

　　是否讀了此文，便有了“自我推翻”？

我之自我推翻，来自自省，非关一小文也。

莫言得诺贝尔文学奖，让人联想到中国运动员获得奥运金牌。《每日电讯报》有篇评论说，中国运动员非同一般，他们是庞大机器中的齿轮或者生产线上的模型。国家包办运动员的生活、收入等一切方面。澳大利亚有运动员要自己筹款，去伦敦参加奥运会比赛，美国运动员得了金牌，回国后打算卖掉，以筹备大学学费，中国运动员不用考虑这些，因为国家全包了。
     所以，有西方运动员抱怨，跟中国运动员同台在奥运上比赛是悲哀的，“我们上小学，他们在训练；我们上中学，他们在训练；我们上大学，他们在训练；我们和家人在一起，他们在训练；我们在恋爱、旅行，等等，他们在训练。”
     莫言这种被体制豢养的作家，不用考虑谋生、生计问题——因为国家对他们的生老病死全包了，甚至活得还很滋润。 这种被体制包养、依附于体制的作家，也许能写出好的小说，有资格获得文学类的世界级奖项，包括诺奖，但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还是“寄生虫”、一个非正义的体制的帮忙和帮闲，等专制大厦倾塌的那一天，那么将痛悔、痛哭且无地自容。而西方国家的作家，首先要考虑谋生、生存、生计问题，然后才有时间写作。在这一点上，如果说奥运比赛金牌某种程度上是不公平的，那么，诺贝尔文学奖，对于西方作家来说，跟共产国家的作家协会豢养的作家去竞争，也是不太公平的。

正考虑写我对莫言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思考， 我们不能因
懦者夫无罪，去取消对勇敢的追求，我们不能对在专制体制下作家的宽容，而不去
对真和对开拓者的 尊敬，我们不能因反对毛泽东的文艺为政治服务，取消作家对对
人性的思考，对民族苦难的关注，对时代风云变幻的记载，对专制的反抗。

而且莫言得诺贝尔文学奖的过程充满了很多使用了一个人无法达到的动用大量人力和
财力的疑问。

我的前一个帖子本来还有一句话“我所尊重的人有一些，宝林兄就是其中之一。但我不会因为尊重而失去批评的眼光”。结果后来修改，怎么给弄丢了。

我从几个网站看，那些反批评的人，经常把批评莫言的人说出两个极端。第一个极端，指责批评莫言的人把莫言“全盘否定”；第二个极端，就是你这个帖子里表现的，说批评莫言的人“要求莫言的思想高度，和刘晓波一样”。我们没有把莫言“全盘否定”，没有否定他的文学成就，只是认为还不够获诺奖。得诺奖的人，除了文学成就，还应该有人格的考量。我们也没有要求“莫言的思想高度，和刘晓波一样”，没有要求他为08宪章签名，甚至没有要求他为刘晓波说话。我们只是认为他不该抄毛讲话，不该在法兰克福的书展上退席。那些做到了的人，其“思想高度”，并没有“和刘晓波一样”。

　　寶林兄弟寫過許多好文章，我也喜歡讀。請繼續寫。苟不故步自封，當勿因噎廢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