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忆兰考忆韩村
故道，沙丘，泡桐，枣林，……。
那也是一个初春，寒气尚未退尽，可风沙已经来临。一九六九年四月一日，一列客车缓缓驶入陇海线上一个不起眼的小火车站。狂风夹着细沙，将这小小的车站连同火车都吞没了，三米之外不见人影，一片天昏地暗。列车停稳以后，从车上下来了十几个高中初中学生和一堆行李，这是一批来自东海之滨的上海知青。
在上山下乡的热潮中，我们没有选择江西云南等吃大米的地区，有的甚至于放弃了进工矿去农场的机会。之所以选择兰考，完全是被人民日报的长篇报道“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所感动，同时也感到自己应该为这穷困的地方改变面貌尽一点绵薄之力。然而，这毕竟是一些在大城市出生长大的青年，尽管也到过市郊参加三秋三夏，也作了到兰考吃苦的思想准备，对这片土地上的穷苦仍然估计不足。在我们到达的第一天，老天就先来了一个下马威，细沙打在脸上微微作疼。乡亲们用架子车拉着行李，顶着风沙把这批在他们眼里看来是娇嫩的上海书娃娃接到了韩村－就在此地，焦裕禄同志在兰考树立起第一面红旗“韩村的精神”。
韩村离兰考县城只有二里地，村子就坐落在陇海铁路南边，自然条件却是整个兰考县中最差的村落之一。这小小的村子当时只有二十八户人家，占地面积却倒有千余亩。可这千余亩地不是白花花的盐碱地，就是淡土色的沙质地。这里曾是中华民族政治文化经济的中心，繁华富裕。黄河孕育了中原大地，黄泛又毁了这一带的富裕繁华。豫东，鲁西南，皖北成了自然条件极差的三角地带，兰考则是这片荒瘠地块的典型。我们来到此地，想要寻找一点古文明的痕迹，然而除了当地农民所说的许多土话中的词汇之外，很难想象这里曾是繁荣昌盛的中心地区。
现实生活是严酷的，摆在我们面前的首要问题是过好生活关劳动关。第一年头，正好在春季遭旱灾，秋粮又被淹没。初夏时分，我们带着上海买的镰刀去割麦，一到麦地都傻了眼。麦子像三毛头上的头发稀疏可见。长得最高的才一扎高，一个麦穗上面十来个瘪瘪的麦粒，也不知道里面究竟有没有籽。不要说种子收不回来，就是当柴火烧也只够烧顿把饭。麦根是扎在沙土中的，一拔就起，根本无须镰刀。这样的场景，教农民如何能鼓起劲来？麦季是无指望了，只能抢着护秋。但马上到了雨季，阵阵暴雨又把一百多亩高粱全给吞没。黄河河床的底面比开封的铁塔最高处的海拔还要高，这地里的水又能向何处去排放？农民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老天把口粮从手中夺走，颗粒无收。
农民靠国家给的返销粮糊口。每人每月十公斤半，得花钱买。虽然只需要二元多一点人民币买这口粮，然而对每个工分值二厘四的农民来说，相当于一个技术最好劳力最强的农活一把手干上一千天的报酬。一般的妇女和半大孩子则要赶上二千天才能换得着一个月的口粮钱。买回的返销粮中，高粱面算是上好的，每次总要搭卖二成到一半的红薯干。总要首先把红薯干中看上去白一些的拣出来，因为这些用水煮煮煮烂了就能吃。剩下的不是发黑就是发霉，只能打磨成粉与高粱面掺和了做窝窝头。知青国家照顾，每月有二十二公斤半。所以知青还能放开肚子，就着蒸馍水吃上两三个高粱窝头，在农民眼里已是十分幸福的事儿。
一年到头，差不多总要有七八个月是不沾一点蔬菜的。而荤腥则是到过年和婚丧大事是才能闻见到肉气味。农民常常是连买盐的钱也没有，更不用说买白糖。喂上一头猪，也难养到六十五斤重，但到过年则总可以卖上六七十块钱，这一家就算是富裕户。想喂只鸡也因无饲料而无法圈养，因而也很少有鸡蛋拿到集市上去卖。每年当春暖时节，柳枝一发芽，大伙儿就高兴啦。因为这就能见到一些“青头菜”，说白了就是些嫩叶花芽。可以做榆钱儿馍，槐花“角子”（类同于包子，只是杂面皮槐花馅），稀稀晃晃的杂面面汤中漂着的星星点点柳叶，这些都是当时的美味佳肴。
在兰考的第一年，我们没有沾过一点白面。打第二年起，老天照应，每年多少能收一些麦子磨点白面。农民舍不得把这些难得的白面全吃了，一般收麦全家狠狠地吃一顿捞面条。在我住的房东家，有个八九来岁的孩子，一顿能吃下三大碗捞面条。碗是山海碗，每次都堆得像个小山似的，吃完后小肚子鼓得像现在到处可见的老美胖肚皮。其实这捞面条根本还抵不上上海的阳春面，没有油花没有味精，有的只是一点点盐一点点蒜泥。当时许多农民还不知道味精是何物。吃完这一顿收麦之后的白面，剩下本来不多的麦子留下少许以备不时之需和过大年做馍能掺和些白面，其余的就全拿到集市去换成高粱面大豆等杂粮，为的是先要喂饱肚子。
民以食为天。吃饱肚子尚且困难，穿衣住房则更加必须把标准降低到最低限度。幸好，盐碱地上还能种出棉花。农民穿的主要是自织的土布。小闺女们最向往的是每年夏天能扯上一段洋布，做一件花布衫。在那个一切都一统的年代，我们这些大都市去的知青也没有什么像样的衣服，可在她们眼里都是极好的布料。那年冬天集中去挖河，每到晚上睡觉前，总要让我们知青把穿得已旧只剩下涤纶丝的的确凉衬衣摩擦几下子，让那“魔术衬衣”发出“噼里啪啦”的响声报出几个小火花。当这个时候，一天的劳累都忘了，大家就像欣赏节日焰火一样，笑声划破旷野的寂静。男人的衣服更是简单，脱了棉的就是单的，再没有更多的花样。
尽管生活穷到了极点，然而房子总是要盖的。辛苦了一辈子，那时候最大的愿望就是盖上三间大瓦房。当时的造价是八百到一千元人民币。这对于面对黄沙盐碱的韩村农民简直是天文数字。只有少数有能耐在外谋个职业每月有个三十来元收入的农户才有指望。我们十来个上海知青，男生都住在队部腾出的大瓦房里，女生则分住在两家农民腾出来的房子里。我们三个住的是一间曾经做过灶间的土坯茅草房，墙和屋顶都已被熏得墨黑，木格窗棂用纸糊上，而门缝是绝对糊不严实的了。冬天抵御不住严寒，就去外面拾回一些柴草烤烤火。然而往往柴草太湿，弄得满屋子浓烟呛得人受不了。最终还是得把门打开驱散烟雾，然而没等烟雾散尽，那一丁点儿的暖气则早就跑光了。春天起风刮沙的日子里，四处透风的小屋往往一夜过后，被子上铺满薄薄一层细沙。到了常下暴雨的夏秋季节，这多年失修的茅草小屋更是屋漏偏遭连夜雨。记得最清楚的是那年夏天，一夜倾盆大雨。我的床下半段不断地承接着屋顶漏下来的“酱油汤”－雨水带着多年集聚的烟灰成了棕黑色的汤水，一个人只能蜷缩在上半截。雨越下越大，床上终于没一处能存身。同屋的两位伙伴也是一模一样，大家只好各自找了一个尚能滴不到雨水的地方坐在小板凳上，呆呆地听着外面的风声雨声。熬到下半夜，人已十分困倦。刚合上眼，此时只听见“啪”地一声，原来东山墙被雨水浸透，早已疏松的土坯开始大块大块地脱落。稀烂的泥巴块掉落在靠墙的床上箱子上，半夜三更的我们只能眼巴巴地看着东山墙的小窟窿一点一点地扩大成能看见东方鱼肚白的大窟窿。熬到凌晨，雨总算停了，可山墙也塌了一大半。我们三长吐了一口气，总算天亮啦，屋顶没有倒下来。白天生产队长领着一帮子人帮忙抢修了这间危房，让我们能继续住下去。
可不能说兰考韩村就只有穷就没有宝。韩村的宝贝是十分适宜种植的枣树花生。我曾在枣林里看枣在花生地里收成。可是在那个以粮为纲的日子里，生产队每年栽几棵枣树种几亩花生都要到公社一级去批准。尽管土地闲着，也不能去种。否则，即使你是贫下中农，身上也会长出资本主义尾巴。真是宁长社会主义的草，也不要资本主义的枣。
韩村的经历对我来说，是十分重要的人生阅历。离开韩村，离开兰考，当过钳工上过大学，又考上了研究生。九年之后，我特地到韩村去看了大爷大娘。就是现在，我也是经常关心着我的兰考我的韩村。听到那爱滋村并不在兰考那一带，心里放下了一块大石头。现在，我那房东大娘家应该不单是有洋车洋机，不单是满足于白面大米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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