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尔弗斯谈《纽约书评》
盛韵
《纽约书评》以其“毫不遮掩的精英主义”定义了英语世界近半个世纪的智性讨论。《华盛顿邮报》写道：“通过刊登深刻的长篇书评，编辑们对抗了浅薄之风和名流崇拜。”《卫报》称其“学术性强而不迂腐，一丝不苟而不干瘪”。趁游走美国之际，笔者在《纽约书评》的编辑部采访了创始人暨主编罗伯特·西尔弗斯（RobertSilvers）先生。
从1963年创办至今近半个世纪，您觉得《纽约书评》在何种程度上影响了美国知识界和文化界？
西尔弗斯：请允许我先简单回顾一下《纽约书评》的创立过程。《纽约书评》创立于1963年，当时纽约出版界大罢工，我们意识到这是一个好机会，因为没有启动资金也可以办一份刊物——报纸在罢工，所有出版商都很焦急，书出了也没有地方登广告。杰森·爱泼斯坦（JasonEpstein，时任兰登书屋副总裁——编按）想出了一个绝妙的点子，要求所有的出版社都得在我们的新刊上投放一页广告，他们的确也这样做了。于是我、爱泼斯坦夫妇（杰森和芭芭拉）、洛威尔夫妇（罗伯特和伊丽莎白）一起，邀请我们认识的最优秀的作者在三周内写出最优秀的书评，没有稿酬，就是为了说明一份好的书评杂志应该是怎样的。当时玛丽·麦卡锡（MaryMcCarthy）、诺曼·梅勒（NormanMailer）、罗伯特·洛威尔（RobertLowell）、威廉·斯泰伦（WilliamStyron）、杜鲁门·卡波蒂（TrumanCapote）、戈尔·维达（GoreVidal）等许多重要作家都为我们免费写了稿，书评内容从经济、数学到小说不等。报纸一出街马上被抢购一空，我们有了信心，又筹了些钱继续下去，接下来的一期有埃德蒙·威尔逊（EdmundWilson）的“自我采访”，其实每个人都是自己的采访者。
在筹集资金时很重要的一个原则是，我们必须拥有完全的控制权，出钱的人对编辑方针和事务无权插手。所以我们享有完全的自由，只要能付得出印刷费就可以。当时肯尼迪遇刺，越战升级，我们认为这是一次危险的战争，有许多怀疑的观点，而且是在专家中。我们咨询了法国的越南专家让·拉库图（JeanLacouture），而大部分美国人根本不知越南为何物。在信息极度匮乏的情况下，美国开始了一场战争，开始了暴力和杀戮。于是我们站出来反对越南战争，似乎是逆历史潮流而动。我们批评北越共党政权，批评南越西贡政权，批评美国政府。当时美国征兵的广泛程度超乎想象，后来很多反战运动都是从抵制征兵开始的。许多年轻人逃去加拿大，还有许多人进了监狱。我们发表了一篇讲人们有权抵制征兵的文章，引起了很大反响。
要谈《纽约书评》对美国的影响，越战是个很好的例子。当时我们是国内少数几家持续深度报道越南和越战，坚持反战立场，深入分析战争无效的刊物之一。同时我们关注越南的诗歌，因其折射出战争中人的心灵状况。我们还很关注当时其他国家的情况，发表过索尔仁尼琴的访谈，哈维尔的《狱中书简》，亚当·米奇尼克（AdamMichnik）的狱中书信；多年来我们一直关注中国的人权状况，发表过林培瑞（PerryLink）和马若德（RoderickMacFarquhar）等许多作者的相关文章。
在美国，我们会批评共和党的布什，也会批评民主党的奥巴马，因为他承诺给大家的“希望”并没有实现。这就是我眼中的《纽约书评》的使命，我们不是一份听命于某个党派、或是有特定政治立场的刊物。如果一定要说我们的立场，那么，从创立伊始，我们唯一的立刊之本就是捍卫基本人权，我们反对政府的一切欺骗、压制、拷打行径，以及剥夺人们质疑、写作、集会、成立新政党权利的行径。这些都是作为人的基本权利，我们反对压制，对自由思想的压制，对自由写作的压制。
《纽约书评》的第二个重要特征是文章优美，这是我和芭芭拉·爱泼斯坦从一开始就设定的标准。之前我在《巴黎评论》当编辑，芭芭拉在《党派评论》当编辑，我们都喜欢优美的文字。并且，我们觉得作家应该抒写当代事件，比如芭芭拉的作者琼·狄迪恩（JoanDidion）1983年去了南美的萨尔瓦多，当时得到美国支持的当地右翼政府和游击队产生了巨大冲突。狄迪恩描写了内战气氛，以及四处弥漫的恐惧感，任何人都可能殒命街头。她还去了迈阿密，调查古巴流亡者，同样写到了他们的恐惧。狄迪恩是个天才作家，我们都相信文学想象能够敏锐地呈现社会、政治、文化的深层现实，这其中的微妙性能够超越学者的理性分析或是记者的客观报道。《纽约书评》还派玛丽·麦卡锡去了越战中的西贡，发表了奈保尔写中东、南美、印度、非洲的许多文字。小说家、诗人描写当代事件是《纽约书评》从过去到现在的重要组成部分。
有评论说您个人的政治热情决定了《纽约书评》的风格走向。
西尔弗斯：我们每天收到无数图书，也寄出去无数图书，希望能够得到一篇精彩的书评。同时，我每每感到一股历史的强风直面而来，希望能够找到最合适的人来阐释它。比如利比亚局势，我们的一位专家作者撰文，首次指出利比亚的政治格局是由部落决定的，我们还刊登了一张地图标识各部落的势力范围。人人都以为利比亚动荡是卡扎菲和反抗势力的对抗，我们指出这其实是一系列部落之间的竞争，有些部落支持卡扎菲，有些反对，有些中立。
我觉得我们做的很多事是很困难的，而其中最困难的是评论新小说。我们每一期都保持至少有一两篇小说评论，一方面你需要书评作者拥有对小说结构的敏感度；另一方面你又要求作者有小说史的知识，能够指出小说在历史中的位置及其形式发展；由于大部分小说都在写个人经历，父母与子女的关系、创业经历、日常生活等等，书评作者要能对这些私人经历进行同情地理解，并作出道德判断。要具备这些素质，你肯定读过很多烂小说，所以才能指出好小说的伟大之处。现在许多对小说的评论都太肤浅简单，缺乏文学敏感度和知识储备。
除此之外，我们每一期都有艺术、科学、经济、社会学方面的文章。比如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克鲁格曼是我们非常核心的作者，写了很多好文章。
在《纽约书评》上评论过的书，您都会翻阅吗？
西尔弗斯：做我们这一行，有一种危险的陷阱，就是读书读到深陷泥潭不能自拔。这样的话，你就会从早到晚读书，什么事也干不了了。你得有点自律才行。我一般会每本书翻一翻，看看目录、前言、后记、开头，得到一种总体印象。有时候认识的人写的书，我知道很重要，比如菲利普·罗斯的新小说，我会从头到尾读，因为我感兴趣。所以我只读重要的书和自己感兴趣的书。
有时候作者会主动请缨评论一本书，您会让他写吗？您怎么避免朋友之间互相吹捧的书评？
西尔弗斯：我会很感激。我知道有些刊物有内部规定：如果书评人认识书的作者，就不能评论这本书。我会说，在某些领域，比如自然科学、历史学，这条规定没法实施。学术小圈子里大家肯定都互相认识，就算不在一个城市，也经常会在学术会议上碰见。比如说研究二战和纳粹德国的历史学家，有五位特别显赫，他们肯定认识彼此，也会对彼此的新作有评论。我的问题会是，我是否尊重这个人的人格？第二个问题会是，即便他认识书的作者，能够做到客观评论吗？我得评估他是否诚实。至少我认识的作者都很诚实，我信任他们。如果碰到朋友写的书不那么好，他们会说，“我跟他太熟了，没法评论。”或者，“我跟他很熟，但不会影响我的评价。”
您如何保持与那么多作者的交流？会关心每位作者的研究、写作动态吗？
西尔弗斯：对此我总是觉得很内疚，因为我得指望他们自己告诉我他们在干什么。每次我给他们打电话，总是在请他们帮忙。要么是请他们写书评，要么是请他们修改书评，要么是请他们推荐书，要么是请他们推荐谁能写某本书的书评。我觉得我的一生就是在请人帮各种各样的忙。
我们这里有位老编辑经常说：要抓住一个作者的心，得先抓住他的胃。您经常请作者吃饭吗？
西尔弗斯：我也会请作者吃饭，特别是从别的城市远道而来的作者。但是我和作者的物理联系大部分是很遥远的，得通过电话、电子邮件来沟通。还有很多作者，甚至素未谋面。我有几个很勤快的助理，每天帮我处理各种信件，我指示他们回信。如果我自己回信的话，恐怕得从早到晚都在电脑前面打字了。
听说您每天翻阅很多其他刊物，为了发现优秀的新作者，您最看重新作者的哪些特质？
西尔弗斯：最重要的，文章要好。文章好的评判标准很多，比如文字是否优美、清晰、机智，这样的作者会从纸面上凸显出来，你会立刻发现的。许多作者有很多观点，但文字并不好，我们就得进行许多编辑工作，修改字句。
如果一个寂寂无名的年轻作者能写一手好文章，那对我们来说再好不过了。
您觉得《纽约书评》与《泰晤士报文学增刊》、《纽约时报书评》或是《伦敦书评》的最大区别在哪里？
西尔弗斯：我们很不一样。《泰晤士报文学增刊》、《纽约时报书评》希望达到的是一种全面性，他们试图在一定水准上涵盖一切领域的重要书籍。当然我很尊重他们的做法，也知道他们的难处，但我们不会这样，我只发我感兴趣的书评，或是我的朋友、作者会感兴趣的书评。我拿到一本书，会把脑海里那一百多个名字过一遍，谁能写书评？而不是拿到一本书，一定要找到随便哪个人写书评。有些重要的书如果找不到合适的作者，我们就不得不放弃这个选题。更多的是平庸的书，我们的作者不屑于写评论。所以我们肯定会漏掉很多书。
《伦敦书评》最初是我们创办的，但是因为运营成本太高，很快就让它独立了。《伦敦书评》是杰出女性的成就（主编Mary-KayWilmers——编按），书评经常提出精彩而令人振奋的问题。他们发展得很好，有高质量的作者队伍，我们也分享很多作者，比如小说家科尔姆·托宾等等。我不相信独家作者的说法，我不会对作者说：“你只能为我们写，不能为其他刊物写。”
您经常被问到谁来接班的问题，目前有合适人选吗？
西尔弗斯：我能想出一打优秀编辑的名单，要是我明天被车撞了，他们会很乐意成为《纽约书评》的主编的。我想这个问题的实质应该是，如何继续打造一份好刊物。我每天在考虑的都是下一期杂志的内容，有哪些新书，约哪些人写稿，全世界有那么多冲突战乱需要报道、分析，哪些文章可以做头条。下一期，永远是我的优先考虑对象。
美国许多大报都因经营问题关闭了书评、文化版，《纽约书评》经营情况如何？
西尔弗斯：《纽约书评》在1984年卖给了出版商里亚·海德曼（ReaS.Hederman），当他提出收购意向时，我们的确犹豫了很久，因为许多富人觉得经济上拥有了你就有权对你指手画脚。但海德曼承诺，绝不插手书评任何事务，我们拥有一切控制权。你看全世界任何一份刊物，都有一个“谁能对你说不”的问题，有的国家政府能对刊物说不，有的国家股东能对刊物说不，我们要的是“没有人能对我说不”。海德曼兑现了他的承诺，编辑部至今控制着版面内容、人事任免、广告等事宜，这在美国也是很少见的，可以说是一次革命。同时，当你拥有这一切自由，你就没有借口不努力。
我们并没有受到太多经济大环境的影响，因为我们的发行渠道比较特殊，读者定位很精准。我们读者的相当一部分是大学教授和他们的伴侣，可以说我们是一份高校刊物。我们的广告基本上也是各大高校出版社的新书，发行走的是大学书店渠道。今年的广告比去年还略有提升，所以我并不担心经营问题。我们发行量目前在十四万份左右，能保证收支平衡，略有盈余。
您了解海外发行情况吗？
西尔弗斯：海外也有一定数量，不管哪里只要有大学和图书馆，一般都会订阅《纽约书评》，大学里的英语系和政治学系还会单独订阅。我们还有网络版，请作者写博客，更新速度快，读者点击量也很高。几年前我们把历年书评全部电子化，放在网站上。有时候纸版文章有篇幅限制，没法刊登太长的注释，我们会在网络版中保留注释。
我发现《纽约书评》最后两页的分类广告上，有很多交友广告，有些甚至十分色情，作为一份高眉文化刊物，读者对这样的私人广告有什么反应？
西尔弗斯：芭芭拉和我开设了这个栏目，因为经常收到一些“我乃妙龄女子，欲觅成熟佳婿”、“寻找床笫风流人士”的信件，我们就想：为什么不呢？很多报纸不敢登这样的信，害怕牵扯进性诱骗、谋杀之类的犯罪事件，我觉得我们是份成熟刊物，可以信任读者的心智成熟度。有些征友广告写得很巧妙，措辞风趣，很有意思。我们编辑部里有一个年轻人专门负责整理这些信息，如果有合适的回复，就代为转达。他的工作内容高度机密，我们其他人都不许染指。不过几乎每隔五年就有年轻夫妇来编辑部拜访，说是通过我们的交友广告结识后结婚的。然后我们就送他们一份报纸表示祝贺。我也听说过一些老教授通过广告找到了第二春。
2013年《纽约书评》就五十岁了，您有什么计划吗？
西尔弗斯：你这样一说我有压力了，暂时还没什么具体计划。但一定会请作者们一起搞次活动，作者永远是《纽约书评》的核心所在。
采访手记
如果你问美国知识分子读什么刊物，十有八九会说《纽约书评》。美国的文化刊物等级明晰，《纽约时报书评》是给喜爱文化的大众看的，《纽约客》是给时髦文化人看的，《纽约书评》则特供高级知识分子，只有大学书店和精品书店才有卖。作者阵容豪华（随便列举几位：以赛亚·柏林，索尔·贝娄，哈罗德·布鲁姆，乔姆斯基，库切，纳博科夫，奈保尔，托尼·朱特，都是当代文坛和学术界巨擘），内容厚重，一副拒普通读者于千里之外的架势，若是有人要啃这块硬骨头，就会见识什么叫“读书评比读书还累”。《纽约书评》是英语世界少数几份坚持刊登长书评的刊物之一，也是绝无仅有的坚持学术性的刊物，就连读者来信都带脚注。《卫报》说《纽约书评》是“毫不遮掩的精英主义”，可谓精辟。
罗伯特·西尔弗斯自1963年《纽约书评》创刊起便与芭芭拉·爱泼斯坦担任联合主编，2006年爱泼斯坦去世，西尔弗斯独挑大梁。据说他极少接受访谈，每每婉拒各类访谈邀约时都会说：“让报纸自己说话。”不知是因我远道来自中国，还是因共同的朋友科尔姆·托宾先生的介绍，他答应在《纽约书评》编辑部接受我的采访。
《纽约书评》的编辑部在纽约曼哈顿下城格林威治村附近，西临哈德逊河。整栋办公楼似为欧莱雅集团所有，《纽约书评》与护肤品牌契尔氏在同一层楼办公。走进《纽约书评》的办公室，先拿到一份当期报纸，然后看到一整面墙大卫·列文（DavidLevine）创作的肖像漫画，每一幅黑白素描都镶在画框里，成为办公室里最醒目的装饰。列文从创刊起即为《书评》画像，直到2007年视力衰退不得不停止工作。他为《书评》创作了三千八百多幅漫画，那些艺术家、政客、作家在他笔下都成了大头人物，夸张且极具表现力。
会客室与办公区的区隔是一面书墙，政治、经济、文学、宗教、艺术、科学各类书籍填满了书架，还有芭芭拉和罗伯特的几帧工作照。这两位长达近半个世纪的合作关系，是英语文坛的一段传奇佳话。芭芭拉清新文艺，罗伯特威严强势，他们的绝佳组合使得《纽约书评》在时政论辩和文艺评论上都占据了巅峰地位。
西尔弗斯先生精神矍铄，精力充沛，盛夏时节他依然穿着藏青鸡心领毛衣，打着领带。今年八十二岁的西尔弗斯是位土生土长的纽约客，十五岁就进了芝加哥大学，1950年代曾担任《巴黎评论》的编辑。他有四个哈佛毕业的助理，但是年轻人都明白，去《纽约书评》工作是学习和锻炼的平台，但绝不会是事业的终点，因为西尔弗斯不会将真正的编辑工作交给任何人，人们也无法想象少了西尔弗斯的《纽约书评》是什么样。他常常在休息日工作到深夜，在圣诞节下午还给作者打电话谈稿约，他定义了什么叫“责任”，他定义了这份刊物。
说到《纽约书评》的创立，并不全是趁书业罢工之际的一时兴起。早在1960年西尔弗斯担任《哈珀斯》杂志的编辑时，他组织了一期“美国写作”专号，其中小说家伊丽莎白·哈德维克（ElizabethHardwick，罗伯特·洛威尔的妻子）撰文抨击了美国书评的水平之低。她尤其针对出版业龙头老大《纽约时报》，嘲笑它缺乏激情和才华。她的莽撞直言激起了《哈珀斯》总裁的不满，因为他们将大部分广告都投在了《纽约时报》上。哈德维克毫不退让，而西尔弗斯将总裁的声明和她的回应登在一起，文中她形容主流书评好像是“一个收银员那彬彬有礼而冷淡的眼神，她收钱的行为丝毫不影响她的个人生活”。
对主流书评的不满足，使得西尔弗斯和几位朋友开始考虑是否能够办一份刊物，告诉人们什么才是值得读的好文章。机会很快就来了，1962到1963年出版业罢工，《纽约时报》陷入瘫痪。时任兰登书屋副总裁的杰森·爱泼斯坦深谙行业内幕，他知道各大出版社没有地方登广告有多着急，于是请来西尔弗斯担任编辑，洛威尔夫妇邀请熟悉的作者，在三周内整出一份华丽刊物。《纽约书评》试刊号的作者阵容西尔弗斯先生在访谈中已经提到，毋庸赘言。等到《纽约时报》复工时，《纽约书评》已经顺利出版两期，广告的数量已经可以维持长期运营。芭芭拉·爱泼斯坦收到一封哈佛大学古典系教授的来信：“贵刊好似沙漠中的一股清泉！”
头几期的内容基本上是知交好友的应命之作，之后的多年中，几位编辑致力于扩大作者群，努力结识一切符合《纽约书评》水准的作者。据歌剧导演、剧作家乔纳森·米勒（JonathanWolfeMiller）说：“西尔弗斯从不停止工作。他总是在见人，谈话……他有一种无休无止八卦的能力，好像维也纳咖啡馆的闲谈风。然后总能想出绝妙的点子。”《卫报》评论说西尔弗斯特别善于找到话题和作者的完美结合，米勒将之归因于西尔弗斯无止尽的好奇心。西尔弗斯的朋友查尔斯·罗森（CharlesRosen，钢琴家，音乐评论家）曾这样写道：“罗伯特的职业没有湮没他的个性。相反，他找到了办法将他的职业变成一种成为人的基本道路。在他那里，问作者要书评不是一项工作，而是一种真诚的自我表达，他说话时高贵而娴熟，让人觉得深有同感。他让作者们觉得为他写文章不是业务往来或沟通过程，而是一种友情的互惠。”
西尔弗斯在约稿时常常给作者寄送各种直接或间接材料，启发他们的写作。他的作者中有多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库切时常在纽约公立图书馆参与西尔弗斯组织的讲座；奈保尔是《纽约书评》最早的作者之一，也是其中最著名的驻外记者，他的多篇作品都是在西尔弗斯的勉励和支持下写成的。西尔弗斯阅读面极广，除了极为关注政经话题外，他也爱好古典音乐和艺术，每一期《纽约书评》都有相当篇幅评介文化艺术类书籍。
《纽约书评》在知识界的影响力源于对时事的深度分析，越南战争、伊拉克战争、反恐战争，以及世界其他地区的各种冲突，《纽约书评》都会尝试提供在表象之下的深层真实，揭示事件的复杂性。相比人们常说的“美国东海岸自由左派知识分子大本营”，西尔弗斯更愿意强调《纽约书评》的怀疑立场。质疑权威，是一切论辩之始。
文化界对《纽约书评》也有一些批评，因为太过高眉精英，作者们常常互相评论彼此的书籍，以致被讥为“纽约互评书评”。《卫报》评价此类批评不过是酸葡萄心理。
西尔弗斯曾经有位英国女伯爵绯闻女友，但至今单身。乔纳森·米勒说他和办公桌结了婚。
2011-9-2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