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高红梅: 历史·民族·人性——评《针尖上的天使》
历史·民族·人性——评《针尖上的天使》
高红梅
当中国读者还热衷于纳博科夫、索尔仁尼琴等俄罗斯海外流亡作家之时，另一位美籍俄裔作家——尤里·德鲁日尼科夫( Yuri Druzhnikov)已步入中国读者的视野，译林出版社于2010年5月重磅推出了其代表作《针尖上的天使》。其实，这部小说早在三十年前就广受俄国本土和欧美国家的瞩目，并被华沙大学遴选为“20世纪十大最佳俄语小说”。
《针尖上的天使》（Angels on the Head of a Pin，该书中文版已由译林出版社2010年出版，译者王立刚）以“布拉格之春”后处于冷战、停滞阶段的苏联为背景，以中央报社《劳动真理报》主编马卡尔采夫因意外发现装有禁书《1839年的俄国》的文件夹而患上深度心肌梗塞这一悬疑事件为引子，勾勒由中央决策层到普通打字员等各色人等构成的横断面，展现了从1969年2月23日到4月30日苏联社会生活实况与知识分子的精神状态，凝聚了作者对苏联停滞时期的思考。其反思的多层意蕴以及这段历史与作家本人的纠结，成为解读这本小说的一把钥匙。
《针尖上的天使》戏仿履历、登记表材料、证件、秘密会议记录等各式官方文本，并将其与文学叙述部分并置杂糅在一起，隐喻着官方文化与真实人性的对立与扭结，也形成了推动情节发展的张力，为反思提供了足够的想象空间。
1968年8月，以苏联为首的华约联军武装镇压了捷克的“政治民主化运动”，进入1969年的苏联更为彻底地与世隔绝，苏联体制的安全是当局关注的核心，勇于发表异己之见的索尔仁尼琴成为当局严防死守的典型。《劳动真理报》作为苏共中央的喉舌与扬声器，是那个时代的国家符号，其全部宗旨都是为了证明“苏联的停滞状态是最进步的”。政治以国家的名义出现，并且置换了一切，只给人们留下一个违心的空间。政治角色划定了社会角色，并试图将国民的灵魂统一在布尔什维克的红旗下，将知识分子规训成国家意志的奴仆。在制度与个人生活的巨大反差与扭结之下，一部分知识分子的灵魂被割裂了，从而丧失了对自身力量的信念，养成了一种时刻准备妥协的习惯，成了“双面人”。他们表面上忠实于官方意识形态结构，迎合政治的官方标准，然而在安于政治表象的背后，这些制造政治谎言的人，也最早深切认识到停滞时期社会的乱象与悖谬，并在私下里披露出来。拉伯波尔特就是这样一个人物，他不能写看到和思考的东西，也不能做喜欢的事情，但是他却能让自己适应工作环境，变得喜欢并创造性地完成工作，让谎言纯净而不掺和一丝真相。他令自己完全是中间状态，游刃于官方与非官方之间，达成二者的平衡，因为他深谙社会的本质真相以及自己的处境。
《针尖上的天使》虽然着力于苏联停滞时期的历史反思，但是作者却能穿越时空隧道，运用魔幻与现实批判相结合的手法，让生活在十九世纪的德·库斯汀男爵出现在马卡尔采夫和报社记者伊弗列夫面前，进行了历史与现实的对接，从而开启了小说反思历史的另一个维度。
报社主编马卡尔采夫精力充沛，热情高涨，放弃个人尊严与情感，将忠诚献给上司，成为中央委员会大拉套中的使役马，虽然他并没有完全避免道义上的不适，但他在丧失自身独立性和行动能力过程中享受着特殊的乐趣：“在任何情况下永远要按上面需要的方式做事，尽管你个人也可能不同意什么，甚至有不同的看法。”（第4章《马卡尔采夫·伊戈尔·伊万诺维奇》）随着禁书《1839年的俄国》的被发现与阅读，一百三十年前的作者德·库斯汀男爵也突然现身，并与马卡尔采夫展开了历史与现实的对话，使马卡尔采夫的冰山开始摇晃。男爵以民族性格反思国家政治，阐明了对俄国民族性和国家制度的看法。他认为，俄国人是欧洲精神和亚洲天才的可怕混合，其基本思维方式是妄自菲薄加上自大傲慢，由此思维方式而形成的俄国人独特的民族性格，即善于自欺欺人、对自己不知道的东西鄙夷、缺少爱的能力、 无知而又特别有耐性、为了世界霸权的梦想而牺牲自由。就国家制度而言，宗教偏执是俄国政治的主要推动力，政治迷信是俄国社会的本质，政府说话随心所欲并靠谎言生存。这本书如同一颗子弹突然炸响，令马卡尔采夫震耳欲聋，以至于心肌梗塞发作，并周期性地对他及其周围的生活产生影响，常常使他陷入自相矛盾之中。已经被体制完全异化的他突然之间看到了最真实的东西，这真相反而让他的肌体无法承受，精神灵魂开始以破碎的、激烈扭曲的、断断续续的方式飘忽在自我真实的声音里。这个知识分子形象，是作者对苏联当时那种由政治真理、行政行动和社会粉饰所构成的意识形态肌体的解构。
让马卡尔采夫无法想象的是，在他住院期间《1839年的俄国》在报社广泛传播，这本书的翻译者正是自己的下属——报社记者伊弗列夫。伊弗列夫具有独立精神，虽因崇拜被禁的索尔仁尼琴而被提审，但他一直坚守灵魂的自由与真诚，正如全国记录在案的其他两万个地下出版物的传播者一样，似微风拂过这潭死水，似涟漪荡漾水面。就在他被逮捕的一刻，库斯汀男爵奇迹般地出现并被带进了警车里，而在他进到车里之后却消失了。这个情节暗示着虽然伊弗列夫被关进监狱，但男爵的思想却是暴力关不住的。当马卡尔采夫生命即将结束之际，男爵再次现身并召唤了他。马卡尔采夫的肉体消亡了，但最后精神却皈依了男爵，他的灵魂终以真诚坦白的方式而长存了。
德·库斯汀男爵的形象以魔幻的形式贯穿首尾，通过探讨民族性而反思政治，以历史言说现在，在他看来，俄国“从约翰·巴克莱（1582-1621）时期起什么也没有得到改善”。与索尔仁尼琴相比，作者德鲁日尼科夫对历史的反思，并未停留于停滞时期的意识形态层面，而是以此为起点，由近及远，一步步向历史深处延伸。他没有孤立地将苏联作为黑匣子置于俄罗斯辉煌的历史长河中，而是将俄罗斯历史看作一个延续的链条整体。当作家对苏联停滞时期的审视深入到俄罗斯民族性这一历史界域时，就意味着他的探索已经跳出了意识形态的俗囿，获得了更高的历史视域。可以说，通过现实与魔幻的双重时空，作者德鲁日尼科夫在共时与历时的聚合轴上，准确地找到了反思苏联停滞时期的定位，获得了富有洞见的反思成果。
在表述历史反思的同时，作者也不曾忘记在风云变幻的历史图景中搭建个体生命的秀场，还原个体生命的活力与人性的质感，展现个体在历史中无以逃避的生存境遇。马卡尔采夫、拉伯波尔特陷入历史与个体的纠结之中，在劫难逃，只有死亡才让马卡尔采夫重获了自由，而拉伯波尔特却只能以烧毁《1839年的俄国》的方式祭奠内心向往的自由。报社副主编亚古博夫则甘愿殚精竭虑地成为历史舞台上跃跃欲试的政治助推力，以献媚的方式张扬生命的价值。而新一代的年轻人则以青春的激越和叛逆唱响了与父辈不同的变奏曲，在鲍连卡的印象里他的父亲——中央候补委员马卡尔采夫是法西斯分子、妓女，他以有意撞倒两个人的方式给父亲飞黄腾达的仕途设置障碍；而克格勃将军的女儿——娜佳则陷入了爱情的灰色漩涡之中，爱她的男人和她爱的男人都是不幸的，就连她最挚爱的伊弗列夫也未能幸免于难，绝望之中的娜佳自尽殉情，重新获得了自由。小说通过晦暗而又点染亮色的生活画面，不仅展示了时代社会政治理念与个体的冲突，更揭示了特定社会氛围下个体隐秘的心理与个性化的精神，直抵人的灵魂深处。
作者曾在1992年接受采访时说，“天使”喻指了少数和风细雨地呼吁对停滞的苏联社会进行改革的和善之人。其实，作家本人也是其中的一分子。德鲁日尼科夫于1933年4月出生在莫斯科一个艺术之家，耳濡目染于知识分子群落，由于没有狂热吹捧斯大林而被大学拒之门外，历经周折后终于在1955年从莫斯科国立师范学院历史语文系毕业。他当过文学教师、编辑、记者，1971年加入苏联作家协会，却因创作思想与当时苏联极左思潮格格不入，早期作品《怎么就这么不走运》（1971）、《禁止烦闷！》（1974）、《请问吧，小孩》（1974）、《圆钱》等以涉及敏感内容而遭到杂志、出版社的拒绝或者大量删节。1977年，德鲁日尼科夫又因从事地下出版活动而被开除出了作协。在其后长达十五年的岁月中，他的作品都只能在地下传阅或者在欧美国家出版。小说《针尖上的天使》就是由一个美国人把手稿拍成微缩胶卷后，冒险带到美国才得以面世的。他本人一直是苏联当局密切监控与审查的对象，1987年被迫移民国外，先后在维也纳和美国居住。他的人生经历其实也是许多苏联流亡作家的缩影。
《针尖上的天使》创作于1966至1976年的莫斯科，作者以其面对现实的胆识与勇气、超越政治义愤的卓然姿态，再现了被权力话语遮蔽的真实。作品中的种种细节无一不显示着作家与现实的紧张关系，而更令人感佩的是作者以一以贯之的道德立场和人文情怀超越了这种紧张，将自己的苦难泛化为一种民族集体的记忆与经验，将痛苦的人生感受升华为对国家与民族历史的冷静观照，使小说获得了一种宏阔的气魄与超凡的深度，也使其对历史与民族的反思具有了掷地有声、毋庸置疑的品性。
原载：《外国文学动态》2011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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